小说叙事研究的论文综述

这个问题最好是去图书馆解决 《外国文学研究》（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评论》都是较为全面的查索工具 网上资源也很丰富 可以通过google 或者是学校局域网的论文搜索查找 一般都有很多 对于海明威的“冰山理论”（Iceberg Theory）几十年来中外各国已经有很多阐述了 应该不难查找 但要出心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祝你成功海明威曾在《午后之死》中提出：“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中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的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了出来。冰山在海里移动很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上。”[1](P79)这就是海明威著名的“冰山理论”。 对于海明威的“冰山理论”，研究者们注意到了海明威的文体风格，认为海明威早年从事新闻记者工作，练就了简约干练的文体风格，在从事小说创作后，他还是提倡简练的电报体写作风格。海明威的小说使用的是最普通的词和日常用语，摒弃了空洞词藻。而且海明威获诺贝尔奖的颁奖词就是“由于他精通现代叙事艺术，突出表现在其近作《老人与海》中，同时也由于他对现代文体的影响”。这样一来，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也便成了关于文体学的一种理论了。在解释“冰山理论”时，人们更多地从海明威被称之为“电报体”的文体特点来论证。于是，“电报体”同“冰山理论”就常常被混淆了。 英国著名的评论家赫·欧·贝茨对海明威的评价十分独到、准确，他认为海明威是一个拿着板斧的人，力求砍去遮住读者视线的一切障碍，把并不代表大树本身的叶子砍去，给读者一个基本枝干的清爽的面目。这样可以把作者、读者和描写对象三者之间的距离缩短到最低限度，认为这种文体“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2](P132)。笔者认为，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所引起的文学革命，或者说是对小说创作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他的文体风格，而在于他大胆地把原在小说创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隐藏在水面以下，也就是“八分之七”部分。本文主要从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创作，来谈谈海明威到底隐藏了什么。 一、海明威隐藏了人物丰富的感情世界 文学作品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表现人物的感情世界。应该说，整个一部西方文学史就是一部心灵发展史，文学家们把揭示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一直是做为第一任务来完成。到了19世纪，作家们更加关注揭示人物的内心情感波澜。作家们经常用大段的笔触来描绘人物的感情，进行心理描写。可以说，《红与黑》的主线就是于连在复辟王政时期心灵的挣扎过程；《复活》的核心也无非是表现聂赫留朵夫精神忏悔的过程；《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一部克利斯朵夫灵魂发展的历程。应该说，这是文学的一个主调。而在海明威的小说中，我们看到，这一切被降到最低限度，甚至都被省略了。在海明威的创作中，经常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人物的感情，不论是兴奋、失望、悲痛、轻蔑等，从不用过分渲染，也几乎没有心理描写，给读者以最大的感受空间。他笔下人物的内心，不是作者告诉我们的，而是读者自我感受的。这正是海明威所提倡的美学原则：“任何文学作品的作用都在于从读者身上唤起某种特定的情绪。” 海明威的作品，就是为读者提供一个特定的环境，从而唤起读者在这种环境下的“特定情绪”。所以，海明威的小说往往只表现人物的活动过程，而不去细致地展现人物的感情，最重要的感情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在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麦康伯先生同妻子一同去非洲狩猎，雇用了一个当地的白人猎人威尔逊一起打猎。在一次遭遇狮子时，麦康伯在危险时转身逃走，受到了妻子和威尔逊的嘲笑，而且妻子在晚间公然地同威尔逊偷情，使麦康伯遭受了极大的污辱，他力图要证明自己“男子汉”的力量。对于这个心理过程，作者并没有细致的心理描写，只是在三个人下一次狩猎活动中，使他的主人公突然有了一种自信。 被打伤的野牛进入到林子里了（最危险的时刻）。“咱们现在能进去撵它吗？”麦康伯热切地问。威尔逊用估量的眼光望着他。这不是个奇怪的家伙才有鬼哪，威尔逊想。昨天，他吓坏了；今天，他成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他的妻子也发现了他的变化。“你变得勇敢得很，突然变得勇敢得很。”他妻子轻蔑地说，但是她的轻蔑是没有把握的。麦康伯哈哈大笑，这是非常自然的衷心大笑。“你知道我变了。”他说，“我真的变了。”“是不是迟了一点呢？”玛戈沉痛地说。因为过去多少年来她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现在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弄成这个样子不是一个人的过错。“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迟。”麦康伯说。[3](P42) 作者在这里省略了麦康伯的内心经受的巨大煎熬以及整个的挣扎过程，但每一个读者，却在他妻子同威尔逊发生奸情之后，同他一起经受了煎熬和挣扎。直到麦康伯哈哈大笑——非常自然而由衷的大笑，读者才能畅快地长舒一口气。整个过程，作者没有写，但读者却真切地感受到了。 再看海明威30年代创作的一部优秀的、也是作者本人最满意的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美国作家哈里在自己非常富有的妻子的陪同下来到非洲乞力马扎罗山一带狩猎，因为不小心受伤被感染，生命危在旦夕，他们在等待救援的飞机。整篇小说主要是表现哈里的回忆和内心感受，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虚实结合。作品结束前表现哈里的意识在飞翔，向着乞力马扎罗山上飞翔。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哈里是生是死，作者没有实写，也没有交待，只是表现哈里的妻子的感受： ……接着鬣狗的大声嚎叫把她吵醒了，一时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很害怕。接着她拿起手电照着另一张帆布床，哈里睡着以后，他们把床抬进来了。在蚊帐的木条下，他的身躯隐约可见，但是他似乎把那条腿伸出来了，她不忍再看这副景象。 “莫洛，”她喊道，“莫洛！莫洛！” 接着她说：“哈里，哈里！”接着她提高了嗓子，“哈里！请你醒醒，啊，哈里！” 没有回答，也听不见他的呼吸声。 帐篷外，鬣狗还在发出那种奇怪的叫声，她就是给那叫声惊醒的。但是因为她的心在怦怦地跳着，她听不见鬣狗的嚎叫声了。 其实，海明威就是要通过哈里妻子的反应暗示哈里已经死了。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一幅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甚至我们连哈里妻子的悲伤也没有看到。这正是海明威一贯提倡的，作者省略了读者所能感知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一对夫妻千里迢迢来到非洲，来时俩人健康快乐，而此时却只剩下哈里的妻子一个人在非洲原野，那么她的的悲伤，她的痛苦应是读者不言而喻的。但作品中，关于哈利妻子的内心感情没有丝毫的描写，那么读者感受不到吗？哈利妻子怦怦的心跳声淹没了鬣狗的嚎叫声，同时也唤起了读者对人物情绪的感知，也就是“唤起了读者特定的情绪”。这样，就给读者留下极大的想像空间和再创作的余地，甚至是许多的遗憾，但这也正是海明威小说的魅力所在。 二、海明威隐藏了作品复杂的主题思想 作为20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海明威既有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对生活的真实描写，也有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对现实的曲折反映。所以，在海明威的作品中，不仅仅隐藏了人物的丰富的感情世界，而且还隐藏了复杂的主题思想。 海明威的小说有一些主题易于把握，如上面说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还有像《印地安人营地》、《没有被斗败的人》等，主题相对鲜明；还有一类主题隐蔽，较难把握，如《雨中的猫》、《世上的光》、《白象似的群山》等，后一类作品从另一侧面体现了海明威倡导的“冰山原则”。 《雨中的猫》讲述的是，一对美国夫妇在旅馆里，同旅馆主人、侍女之间发生的几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故事。只是通过一只猫，才把这些毫不相干的人联系起来。夫妻俩在旅馆里百无聊赖，丈夫看着书，太太向窗外眺望，她看到雨中的窗下有一只猫，就想给捉进来，但没捉到，还遭到旅馆侍女的嘲笑。回房间后，开始同丈夫絮絮叨叨，想要这要那，而丈夫也终于不耐烦了。最后，旅馆老板叫侍女把猫送来了。 小说几乎没有什么情节，人物也是非典型化的，其主题按照传统的典型化理解是无法理解的。我们的的确确无法从小说中看到一个鲜明的主题。海明威创作的独到之处就是把本应该由作者表现的思想和交待的内容，省略下来，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粗粗看去，海明威在这部小说中，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只是感到是一些无聊的人们，做了一些非常无聊的事，发生了一些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从小说所反映的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来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再同海明威这个时期的主要的思想情绪相结合，我们就能体会到作品中还是在表现这一时期的一个基本主题：迷惘的思想情绪。 我们注意到，一向惜墨如金的海明威，在这篇不足3000字的小说里却用几百字进行环境描写： 旅馆里，留宿的美国客人只有两个。他们打房间里出出进进，经过楼梯时，一路上碰到的人他们都不认识。他们的房间就在面海的二楼。房间还面对公园和战争纪念碑。公园里有大棕榈树，绿色的长椅。天气好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带着画架的艺术家。艺术家们都喜欢棕榈树那种长势，喜欢面对着公园和海的旅馆的那种鲜艳的色彩。意大利人老远赶来望着战争纪念碑。纪念碑是用青铜铸成的，在雨里闪闪发光。天正下着雨。雨水从棕榈树上滴下来。石子路上有一潭潭的积水。海水夹着雨滚滚地冲过来。停在纪念碑旁边的广场上的汽车都开走了。广场对面，一个侍者站在餐馆门口望着空荡荡的广场。 这段描写，似乎同故事没有什么关系，但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环境。这个特定的环境描写，是理解小说的一把钥匙。小说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我们从公园里用青铜铸的纪念碑，以及老远赶来看战争纪念碑的意大利人身上，可以感受到战争过后特定的氛围。 而小说中，我们看到旅馆里的美国客人只有两个，他们住在面向美丽的大海的房间里，从房间里不仅可以看到大海，还可以看到公园以及公园里长势很好的大棕榈树，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让艺术家也喜欢的优美风景和鲜艳的色彩。在这一段的环境描写中，作者提供给读者的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自然环境。但是，真的就让人们这样轻松愉快吗？我们回到人类社会中，我们感受的却是另一番景像：他们打房间里“进进出出”，一路上碰到的人他们“都不认识”。这才让我们感受到了真正的孤独——真正的孤独是在人海中的孤独。 就是在这种孤独的气氛中，我们进入到了小说之中。我们看到的所有人，都是处在一种无聊情绪中。站在餐馆门口望着空荡荡广场的侍者，在窗前看着雨中的猫的太太，躺在垫得高高的两只枕头上看着书的丈夫，有一张上了年纪而迟钝的脸的旅馆主人，随时可能绷紧脸的侍女。这一系列人物之间互不相干。作品通过太太去捉雨中的猫这一事件，把几个人联系起来。但我们发现，故事中的人物之间，表面看来通过捉猫似乎有一种交往，但其实相互之间都有一种隔阂，根本无法交流。 丈夫听说太太要去捉猫，先是表示可以替她去，客气一下就又躺在“垫得高高的两只枕头”上看他的书了。旅馆主人，从“太太喜欢他”来看，他似乎还好，但他那张上了年纪而迟钝的脸上，永远是“听到任何怨言时那种非常认真的态度”，结果还都是一种职业的虚假。侍女一开始是面呈笑容，关心太太别被雨水淋湿。当她听到太太要去捉雨中的猫，感到非常好笑，继而就绷紧了脸。其实，太太并不一定非要一只猫，只是在这无聊中做一点什么事罢了。但无人理解她，她只会在这一举动中，感到自己的无聊与尴尬。无奈中，她开始絮絮叨叨，最终引起了丈夫的不满，让她“住口，找点东西来看吧”。 这部小说表现的背景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而此时的海明威对美国和欧洲青年的思想情绪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迷惘”情绪。战争初期，他们听信了什么“神圣”、“光荣”等宣传，带着青年人的激情和梦想，投入到战争当中。但是，战争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充满血腥的杀戮，他们的美好梦想被现实击得粉碎。这些青年普遍认识到了自己在这场战争中了，人生理想、伦理道德都破灭了，他们对战争厌倦，普遍出现了“迷惘”的情绪。这种“迷惘”不是因为痛恨战争而成为自觉的反战主义者，而是苦闷、无聊、空虚，不知所措。就像《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他的最基本的情绪，并不反对战争，但“我已经与此无关”了，战争中人们的勇敢、镇定、明智，“但现在不再是我的事了”。 《雨中的猫》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思想情绪，人们都处于一种冷漠中，什么事都与我无关，身边发生什么都不再是我的事。作品中太太想得到那只雨中的猫，其实是作品中唯一对生活寄予了希望的人。但是，正是因为她的希望，才使得她在迷惘的人群中，在冷漠的环境中有点格格不入。其他人都在冷漠地观察她不合拍的行为，使她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尤其是他的丈夫，对她想得到那只雨中的猫，看来并不反对，从最初他要去替太太抓猫的情节中可以看出。但问题是，捉猫事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与此无关”，太太愿意去捉，捉到捉不到，那是她的事，重要的是不要打扰我。所以当太太絮絮叨叨打扰了他时，他会喝令太太“住口”。 小说在淡淡的故事中，使我们看到了战争对人们心灵造成的极大伤害，使读者深刻地感受到了隐藏在水下八分之七的深厚内涵。 在海明威其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中，也常常有对主题的隐藏。如上面提到的《白象似的群山》，就很好地体现了“冰山原则”。小说讲述一对男女恋人在车站酒巴等火车时，两人之间的一些对话。最初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看到这一对男女青年之间并没有什么隔阂，甚至是很友好。姑娘说要喝啤酒，男人马上吩咐要两大杯；姑娘想尝尝掺了水的茴香酒，男人马上让酒保照办。在之后的对话中，我们似乎感到了男女的分歧：女人总是眺望远方，看到远处的群山像一群白象；而男人更关心的是让女人去手术。这种分歧只是在平平淡淡中发生的，好象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冲突。但是，当我们认真研究了男女隐藏了的思想感情和作者隐藏了的主题之后，就会发现这种冲突不仅不是一般意义的矛盾，简直就是人物间心灵的碰撞。女人眺望远处的群山，其实是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她一再向男人提到白象似的群山，但男人只关心尽快把女人肚里的孩子打掉，不想为这个未来到世上的孩子担责任。最终女人终于明白了，“我们本来可以尽情地欣赏这一切”，“我们本来可以舒舒服服享受生活中的一切”，但是“这世界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了。”最后，女人也醒悟了，“‘我觉得好极了，’她说：‘我又没有什么毛病罗。我觉得好极了。’”读者这个时候才真正地感受到了被作者所省略的主题，揭示战后青年对人生万念俱灰，采取了一种及时行乐的态度。这种人生态度最初是在男青年的身上体现出来的，但随着女青年的“醒悟”，这种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已经被扩散了，同时主题也进一步深化。 我们只有探明了海明威文学创作中“水下的八分之七”，才能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冰山原则”，而不仅仅是把这种认识停留在对写作形式的分析上。

叙事学是对叙事文本的一种系统性研究，着眼于文本的框架结构、叙事方式，意在为科学地认识叙事文提供理论支持。通常，叙事作品被研究者划分为三个彼此因依的层面，即“文本、故事、叙事话语”。研究角度上，可以从“叙事文本”、“叙事功能”、“叙事语法”、“叙事时间”、“叙事情境”、“叙事声音”叙事学六大基本问题入手展开探讨。本文拟对六大基本问题的发展与应用做研究综述。从语言角度分析文本多见于叙事学，通过隐喻、转喻手法的应用，扩大文本内涵，引导读者去探寻意象中的言外之意，丰富作品意蕴。现实主义作品中，需要加强同客观世界的对应以建构一个“与客观经验相适应的艺术客体”，因此以转喻原则来组织文本十分常见。在文本话语的运动过程中隐喻和转喻可以表现为：横组合型隐喻，纵聚合式隐喻，横组合式转喻，纵聚合式转喻。正是种种不同类型的隐喻和转喻的组合，构成了叙事文本细致的肌理。（一）叙事功能 结构主义叙事学先驱、俄国民俗学家弗拉迪米尔·普洛普（Vladimir Propp）提出了关于叙事功能的理论，其著作《民间故事形态学》（Morphologyof the Folktale, 1928）为叙事学之肇端，对后世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如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布雷蒙（C.Bremond）、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 1917-1992）等影响深远。他创造了一种分析民间故事的“功能·行动”模式，从俄国民间故事中归纳出31个“功能”和人物的七种“行动范围”，并认为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是故事中的基本单位，故事的功能由角色的行动构成，同一种行动可以有不同的功能，反之亦然。因此在分析叙述功能时应着重考察“行动”对故事产生的作用。如《水浒传》中，林冲曾在东京挽救了失足者李小二，被发配到沧州后竟偶遇在此成家立业的李小二并得到了他的帮助，预知了陆谦富安企图谋其性命的阴谋。在这段故事中，是“李小二”还是“王小二”、“赵小二”均无所谓，重要的是作者让他在这段情节中履行某种功能，即通过他的行为使林冲提高警惕，起到一种中介作用，林冲命运转折也于此体现，这就是李小二在小说中的功能性意义。（二）叙事语法 关于“叙事语法”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即布雷蒙的“叙事逻辑”、格雷马斯的“角色模式”和“语义方阵”及托多罗夫对叙事句法的分析。这一阶段叙事学研究已突破民间文学范围，学者们在普洛普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开拓研究方法，理论体系更加精致严密，研究成果也更为卓著。 法国著名叙事学家布雷蒙发展了普洛普的研究，引入逻辑学原理提出将“叙事序列”作为叙事的基本单位，阐明“叙事功能之间的逻辑关系”。他把“叙事序列”分为“基本序列”和“复合序列”两种。基本序列可以构建一个简单完整的故事，由“情况形成”、“采取行动”、“达到目的”三种逻辑严密、不可分割的功能构成；“复合序列”更为繁复，由“连接式”、“镶嵌式”、“两面式”构成，能适应多样化的叙事类型。连接式体现了叙事序列的前后相续，“第一序列的最后一个功能又是第二序列的第一个功能”，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和西方通俗文学如侦探推理小说通常使用这种行文模式，并逐渐在情节设置、人物设定、环境描写等方面形成一定之规，构成程式文学。镶嵌式是指“故事中套故事”，“在某一序列完成之前，在其中插入另外一个序列”。两面式即同一事物在不同的人眼中有着截然相反的定义，一件事在好人眼里可能是坏事，在坏人眼里却是好事，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则在视角转换中得以充分显露。法国叙事学家A·J·格雷马斯提出了“角色模式”和“语义方阵”两大概念，享誉叙事学界，其著作《结构语义学》（1966）被誉为法国百年来第一部语义学专著、符号学法国学派奠基之作。他拓展了普洛普“功能”说，引入语言学框架，吸收索绪尔与雅各布森的“二元对立原则”，探求故事中的二元对立关系以推演故事。他的“角色模式”（也称为“行动素模式”）即“支使者引发主角的行动，主角的行动指向一定的对象，在此过程中主角往往遭到对头的阻挠，通过助手的帮助，主角终于克服困难，获得对象，并授予承受者（主角往往也是承受者）。”当然在实际文本中，情形远比上述简化模式复杂。这套理论对于解码文学乃至影视作品意义重大。此外，“语义方阵是产生一切意义的基本细胞”，以一个基本的对立关系的语义轴为发端，引入其各自的矛盾项，并将上述二者联系起来以体现出对立、矛盾与补充的三重关系，与故事推演脉络相呼应，被誉为“格雷马斯符号学的最高成就”。保裔法国学者茨维坦·托多罗夫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叙事语法方面用功最勤、成就最大的叙事学家。1969年他在《<十日谈>的语法》中提出了“叙事学”的概念，从分析文本的语法结构入手，仿照语言学的例子，将叙事分为“语义、句法、词汇”三个层面，对“叙事句法”着力最多。“叙事句法”即“一个单一的句子”就是一个故事，“一个叙事文本的结构不过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句子结构”。例如《西游记》的基本情节可以表述为：“唐僧师徒四人前往西天取经”。叙事句法的基本单位是命题和序列，命题是最基本的叙事单位，由角色（包括人物身份地位）与情节（包括人物行为）构成；序列“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故事的一系列命题组成”，一个故事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序列。此外他还提出了以叙事学语法理论为基础的“平衡——不平衡——新平衡”故事发展常见叙事模式：“典型的故事总是以四平八稳的局势开始，接着是某种力量打破了这种平衡，由此产生不平衡的局面。另一种力量进行反作用，又恢复了平衡，第二种平衡与第一种相似，但不等同。”这种叙事模式也被称为“圆形叙事”，在我国文学作品中时常可见，如《西游记》中主人公孙悟空破石而出，“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惊动玉帝，石猴乃天地精华所生，灵力过人，东胜神州安宁祥和的“平衡”状态就此打破，此后石猴拜师学艺，大闹天宫地府，被压五行山下，又随唐僧西天取经，情节在“不平衡”的状态中反复扩大、修复，当师徒四人终于取经归来，修成正果，“至此各归方位”，天下复归平静，实现了“新平衡”，全书完结。（一）叙事时间 叙事时间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一部文学作品必然涉及到两种时间：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叙事时间）。前者符合事件发生的正常逻辑，后者是我们读到的叙事顺序，出于文本需要的考量两种时间往往发生倒错，即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提出的“时间倒错”（Anachronies），它主要表现为顺序、时距、频率。“顺序”即叙述的时间顺序，“时距”是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长短的比较，有省略、概要、场景、停顿等四种情形，例如小说中常见的“时光荏苒”“多年之后”即明示省略。“频率”指“一个事件在故事中出现的次数与该事件在文本中叙述的次数之间的关系”，主要分为四种类型，即单一叙事、单一叙事的某种特殊种类（即讲述若干次发生过若干次的事）、重复叙事（即讲述若干次发生过一次的事）和概括。这种叙事策略尽管古老，但应用广泛，形态复杂，乃中外古今小说共同的基本特征，如《三国志演义》中三顾茅庐、七擒孟获等情节的多次铺叙即属“单一叙事的某种特殊种类”，再如鲁迅《祝福》中祥林嫂反复絮叨儿子阿毛的死，以此展现人物性格、烘托悲剧效果，这就是“重复叙事”的应用。（二）叙事情境 学者们根据叙述者与故事的复杂关系，提出了“叙事角度”的概念，由于“角度”一词容易产生歧见，奥地利学者斯坦策尔（K·F·Stanzel）采用“叙事情境”替换之。“一种叙事情境总是由某种叙事因素占据支配地位，构成基本特征，然后其它因素也参加进来，构成其次要特征，最后形成一个独立的整体。”（罗钢《叙事学导论》）最基本的叙事情境有：第一人称叙事情境、作者叙事情境、人物叙事情境。构成叙事情境的要素有：叙事方式、叙事人称、叙事聚焦。我国古典小说大多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而当代流行的网络小说则大多以第一人称叙事，以利感情抒发与读者形成强烈共鸣，如流潋紫《后宫·甄嬛传》。（三）叙述声音 叙述声音是叙述者显示自己存在的方式，根据叙述者介入程度可分为“缺席的叙述者”、“隐蔽的叙述者”、“公开的叙述者”等类型。“缺席的叙述者”中，读者几乎无法察觉叙述声音的存在，例如《狂人日记》主体部分直接记录语言与思想，无“他认为……”之类的记述。“隐蔽的叙述”即能够“以间接的方式来表现一个人的思想言行”。“公开的叙述”是指“我们能够在文本中听到清晰的叙述声音”，这种声音有强弱之分，其中最能公开传达叙述者声音的评论，如“阐释性评论”、“判断性评论”和“自我意识评论”。参考文献 [1]梵·第根著，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63 [2]胡亚敏.叙事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托多罗夫.叙事文的结构分析[J].Novel，1969(3) [4]格雷马斯.论意义.序言[M].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9年英文版 [5]罗钢.叙事文本分析的语言学模式[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03) [6]李芳芳.经典叙事学理论之综述[J].大众文艺.2011(9) [7]张俊喜.金圣叹小说评点的叙事学研究[D].内蒙古.内蒙古师范大学.2007

关于沈从文小说创作研究综述摘要：近几十年来文艺界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以前对他的文学批评和政治批判发展到后来对他作品的肯定及重视。期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尚须进一步探讨。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研究 综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有关他的作品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一、早期沈从文研究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作品研究的基石与铺垫。在早期沈从文小说研究中，有关他的小说评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1]“没有思想的作家”[2]“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3]“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4]等结论。其二，对他作品创作的独特风格的认可，苏雪林堪称这类批评的突出代表。她在《沈从文论》中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5]刘西渭的观点也有代表性，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中，认为沈从文的艺术创作表现了“具体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建国前夕，则由原来的文学批评转化为政治定性。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对沈从文的文学活动作了更为全面的批判：沈从文不仅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特别的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表明当时在沈从文的评论和研究上存在着误区。二、当代沈从文研究进入新时期以前，从49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研究的文字发表。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这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在这样三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1. 对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给定、2. 将他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3. 肯定了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进入80年代，沈从文从以往被埋没和遭贬抑的状况一变而成为研究的热点，大陆文学界的沈从文作品研究也逐渐从较为零散的一般性文学批评和政治评判发展为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并于1988年沈从文逝世后达到高峰。在此期间编写的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等各类文学史开始对沈从文及其创作进行较为重点的评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 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皆以相当的篇幅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斓的湘西历史画卷》一文中进一步提供了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的证据。2. 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董易在《自己走出去的路子》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是浪漫主义的，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处于成熟之境，已经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创作。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最能体现沈从文创作风格的是写实与抒梦两者的结合。3. 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交代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如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了“区别于古代的田园牧歌式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而凌宇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中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4. 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与思路。不少论者从沈从文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角度来阐述，如笛论富的《植根于民间—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从沈从文及创作与苗族血缘关系的角度，如龙海清的《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从肇始于五四的爱与美的文学主题之于沈从文的角度，如何益民的《沈从文的〈边城〉》，从沈从文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角度，如尚喜平的《一个探索者的足迹》等等。这些研究并非处于同一水平，其成果也等次有差，但显示出沈从文作品内涵的丰富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继承前一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巨大成果的背景下，沈从文作品研究进一步发展，向纵深和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向推进，成果丰硕新论不断，形成一个初步繁荣的局面。本文侧重对其创作主体的背景思想、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等这几方面入手， 做一尽可能全面的综合和概括。（一）背景研究如何看待家世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沈从文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行为，以及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贵族气息等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的关系。他的整个创作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6]另有评论者则认为单凭祖父一代为官便认为沈从文出身官僚豪门是勉强的，他继承了父辈一代的“生存自由”及“生存奋斗”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上的影响为他的一生崇尚自由、执著于理想定下了基调。[7]金介甫先生认为“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在书香门第。”[8]总的来说，家世背景并非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直接原因。（二）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对于沈从文小说作品的分类，通常是按照乡土与都市两大题材序列进行，也有研究者按时间的顺序认为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作品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而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此外也有部分评论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研讨：如韩立群的“军旅小说研究[9]及谭怡楚的“情爱文学研究” [10]均属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讨论，总的说来，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及相应研究基本上沿袭了80年代的思路与方法，除了在其都市小说局限问题上有一定进展外，新的内容不多。与此同时，单篇作品的研究也有一定深化，关于沈氏的代表作《边城》的探讨自然是重中之重，具体内容可参看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而对于沈从文其他的小说研究者引发了一些争议，如《丈夫》是“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还是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夫权压迫和夫权制文化意识？”[11] 《萧萧》的结局是“写出了萧萧及她周围的人过着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 [12]还是仅仅“通过萧萧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来为湘西人的随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13]——这些争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形成新的学术争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90年代学术界将沈从文小说与中外文学作品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这为其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关于沈从文小说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凌宇是最早注意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研究的探索者。他这方面的研究突出表现在两篇专论中，一篇是《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撞击看沈从文》，一篇是《探索生命的底蕴》，书中详细地谈到沈从文创作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及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其后的赵学勇在《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一书就论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呼应的一面，并由此而发现和证明了其创作意蕴中一些独到之处。吴立昌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更是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说的关系。一些研究者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眼光对沈从文小说进行考察时发现了部分现当代作家与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联系，有人认为沈从文与当代文坛上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上的相近，也有人从文体角度对比沈从文与汪曾祺，认为后者虽师承前者，但他们在语言、叙事视角、结构、哲学意蕴等方面都有微妙差异。还有研究者在借助乡土文明来批判城市文明这一点上将张承志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将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并以人性、道德状况作为揭示城乡文化巨大差异的切入点，但沈、张两人又毕竟存在着文化起点、时代背景等造成的深刻差异。”[14]综观近几十年来学者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不难看出，研究思路上由注重作品的分析开始向深入细致的主体倾斜，研究的思想从偏狭走向开阔，研究的方法采取了新领域多角度的认识，如引进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构主义、原形批评、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精神分析法说等，可以说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与此同时研究中还有些问题只是初步地提出，尚须进一步探讨，如沈从文小说与福克纳作品的比较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等，还有一些研究层面仍有待开掘，如小说中湘西的兵政文化、傩戏文化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将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注释：[1] 侍桁 《一个空虚的作家》 载1931年《 文学生活》1卷 1期[2]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3]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4] 李同愈 《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 载《新中华》 1935年3卷7期[5] 苏雪林 《沈从文论》 原载《文学》 第3卷第3期 1934年9月[6] 黄献文《 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1996 第1期[7] 向成国《自然的精灵》 《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第3期[8] 金介甫《沈从文传》 时事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8页[9] 韩立群《 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10] 谭怡楚《 沈从文情爱文学论》 《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0 第2期[11] 美 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重读沈从文的〈丈夫〉》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2第2期[12] 山风 《心灵的悲剧——读沈从文〈萧萧〉》 《名作欣赏》 1996第5期[13] 程丽蓉《创作心理距离与沈从文的小说》 《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第2期[14] 王喜绒《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从沈从文到张承志》 《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第2期参考文献：[1] 《沈从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2] 《沈从文全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3]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 昭明出版社 1975年版[4]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5] 凌宇 《沈从文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6]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 三联书店 1985年版[7] 金介甫《沈从文传》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年2月版[8] 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9] 孙冰编《 沈从文印象》 学林出版社 1997年版[10] 巴金、黄永玉等：《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11] 凌宇《 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 《文学评论》 2002年第6期[12] 王保生《沈从文评传》 重庆出版社 1995年版[13]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海明威与他的“冰山原则” 2002年05月24日10:21:47 网易报道 Kelseytu 盛行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迷惘的一代”文学流派公认的代表作家就是被称为美国二十世纪上半期最有才华的天才小说家厄内斯特·海明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为人，那就是：一个酷爱体育和运动的硬汉；一位世事练达的记者；一名浑身伤疤的战士；一位西班牙斗牛的狂热爱好者；一位既擅饮烈酒又讲究生活的美食家。海明威的思想十分深邃，而且观点独特，用诗人艾伦?泰特的话说，他具有“一个极其微妙的心灵和强大的选择性观察能力”。在他深奥奇特的艺术思想中，“冰山原则”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而且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了。 1932年，海明威在他的纪实性作品《午后之死》中，第一次把文学创作比做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他说：“冰山运动之雄伟壮观，是因为他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其后，有多次作过这样的比喻。海明威这种形象的比喻，引起了文学批评界的兴趣。于是，所谓“冰山原则”就成了文学批评界研究海明威创作的重要课题之一。可以说”冰山原则”是海明威对自己多年创作经验的形象总结，是他处理艺术和生活关系所遵循的基本准则。 那么，究竟什么是”冰山原则”呢？ 关于这点，西方批评家做过不少探讨。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他们是如何理解的。美国艺术批评家马儿科姆指出：“你从生活中提取那些唤起了自己情绪的鲜明细节，如果你对暴行与恐怖并不闭目塞听，而按照适当的顺序准确地描述了这些细节，那么你就写出了会依旧唤起读者的情绪的东西来。这就是海明威在他早期特写中遵循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其自行限定的范围内是极其成功的。甚至在其范围以外，他也是成功的，因为他所描绘的图景表明具有一种广泛的暗示力。”英国批评家贝茨在谈到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时说：“掌握暗示的艺术，用一句话说明两件或两件以上不同事情的艺术，那就把短篇小说家要干的活儿完成了多一半。”美国批评家艾德尔对海明威的”冰山原则”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这是“回避的手法”，“甩开情绪来造成一种情绪的气氛”。 批评界展开的的多方面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冰山原则”的含义。但是，如果进一步从美学上和诗学上对”冰山原则”作深入理解，显然，上诉各家的论述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冰山原则”，海明威自己在《午后之死》中有一个解释，他写道：“如果一位散文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能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家写得真实，会强烈的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象作者写出来似的。”显而易见，作家在这里强调的是省略，主张水面下的的“八分之七”应该留给读者去感受。根据海明威的解释，可以对”冰山原则”作一个粗略的概括：所谓”冰山原则”，就是用简洁的文字塑造出鲜明的形象，把自身的感受和思想情绪最大限度的埋藏在形象之中，使之情感充沛却含而不露、思想深沉而隐而不晦，从而将文学的可感性与可思性巧妙的结合起来，让读者对鲜明形象的感受去发掘作品的思想意义。 简洁的文字、鲜明的形象、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是构成”冰山原则”的四个基本要素。具体地说，文字和形象是所谓的“八分之一”，而情感和思想是所谓的“八分之七”。前两者是具体可见的，后两者是寓于前两者之中的。文字塑造了形象，形象包含了情感，而情感之中蕴涵着思想。诚然，就一般文学作品而言，这四个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海明威的作品中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他强调了情感和思想的含蓄性。 研究海明威的”冰山原则”，首先要搞清楚水下的“八分之七”，因为这一部分是冰山的基础。如果按艾德尔的观点，海明威作品的实质性内容被作者“以明显的追求表面效果”回避掉了，那么就引出了一个尖锐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即海明威究竟是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大作家，还是浅薄的、仅限于玩弄文字技巧的末流文人？显然，海明威作品的实质性内容并不是被回避掉了，而是艾德尔没有看出来罢了。 海明威与他的“冰山原则”(二) 2002年05月24日10:21:47 网易报道 Kelseytu 我以为，首先，水面下的“八分之七”包含着海明威深刻的思想，这思想建立在多年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以及他对生活理解的程度上的。 在海明威的作品里，省略并不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他曾强调说：“如果一位作家省略某一部分是因为你不知道它，那么在小说里就有破绽了”。很清楚，作家省略的东西必须是他所熟悉的，也必须是读者所能够心领神会的。这样一来，没有被省略的文字就要有典型意义，只要读者看到这些文字，便会联想到那些省略掉的内容。这就犹如高楼大厦的基石，大厦固然雄伟，但离开了基石却不能成立的。 海明威的“基石”埋藏得深厚而又牢固，这和他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涉世的第一步是亲自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红十字救护队的志愿人员，海明威对这场战争是抱有幻想的。象许多单纯幼稚的青年一样，海明威怀着“拯救世界民主”的宏大抱负走上了战场。在意大利北部的意奥战场，海明威用自己的勇敢行为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他是非战斗人员，却在战场上到处奔波，甚至受了伤。战争的残酷、统治者的虚伪和无谓的流血在战后一下子都表现出来了。海明威发现，当年的勇士不过是上当者，不仅受了伤，精神上也受到了创伤，变得迷惘消沉起来。海明威的创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在他早期的名作《永别了，武器》中，主人公亨利与巴克莱的悲剧正是这种思想的集中反映。有趣的是，他笔下的主人公几乎和他走过同样的路。对这场战争的回忆，成了海明威最痛苦的事。在《海明威，一个巨人的生与死》里，有一段是他去逝前不久说的：“我现在还记得，我对于第一次大战感到十分可怕，吓得我有十年写不出它。战争在你内心造成的创伤，愈合起来是十分缓慢的。”海明威早期作品带有强烈的反战情绪。他的高明之处是他把反战同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联系起来了。他从反对战争、怀疑社会出发，树立了一种除了个人勇气和自我感觉外，别无可信的人生态度。这在当时具有典型意义。海明威这一时期的作品表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抵触。尽管美国在战争中大发横财，国势日渐强盛，但是，在海明威看来，战争给人的生命和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接踵而来的又是社会的动荡不安。 一战铸成了海明威对人类社会的根本看法，也给海明威的早期作品奠定了一种灰暗、郁闷的基调。在他眼里，世界充满了暴力和邪恶，死亡不可避免的等待着每一个人。如果人们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下去，那就必须建立起一整套生存法则，这就是：在生活中，即便你不能取胜，但也不必认输；你可以在默默的忍受中尽力活下来；在户外的体育运动中寻求欢乐，把“硬汉性格”作为生命的支柱。 海明威有句名言：“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掉，但不能被打败”。这体现了海明威主人公对待人类社会的基本态度，因此，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硬汉性格”显得深沉、有力、真实。 在读到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大两心河》很能说明上面的问题。小说的第一部分叙述了主人公尼克·亚当斯返回阔别多年的故里。这是个偏僻幽静的乡间，一年前被一场大火烧光了。但主人公仍然对这次旅行感到很激动，因为他毕竟很长时间没有看到那条熟悉的小溪和溪中的鱼了。从表面上看，尼克这次重反故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钓鱼，不过当我们看到尼克的种种行为时，似乎感到作者在暗示尼克另有企图。尼克朝宿营的地方走去，路上不时停下来寻找鱼饵，接着他平整场地，放好地毯，拉起帆布。从尼克机械的举动中，人们可以隐约看出，他的性格颇有些变形，就像溪中的鱼儿一样。显然，尼克企图通过连续不断的动作来逃避什么。他把所有东西都抛在脑后，从而获得了快活。当一切安顿就绪又突然觉得“脑子又在思索了”，顿时又紧张起来。接着，尼克进入了梦乡。 小说第二部分叙述了尼克次日一整天都在忙碌钓鱼。一旦有大鱼上钩，他兴奋不已。一天的时光就在这不停的兴奋中消磨光了。 作品中，钓鱼至多是个表面现象。实际上，小说描写了一个精神上严重受过刺激的人的形象。从尼克·亚当斯系列小说中可以看出，这时的尼克刚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回来，战争对他的刺激太大了。和作者一样，尼克不敢想也不愿想战争的情景。“钓鱼活动”寄托了尼克“逃避”的思想。 《大两心河》的故事说明，海明威不仅具有杰出的叙述才能，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著名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曾就海明威作过这样的论断：“海明威的最优秀的散文给人以深度感。”的确，海明威的作品几乎没有就事论事之弊，它们无不给人以思考的广阔天地。 “八分之七”包含着海明威丰富的情感，这种情感往往和作者的思想相联。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白象似的群山》是海明威的著名短篇作品。故事是说一个男人带一位姑娘到马德里去做堕胎手术。这对男女在路边的车站等待开往马德里的快车。由于天气炎热，他俩不停地喝啤酒。他们一边喝啤酒一边说话，整个作品是由对话构成的。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以及此刻姑娘的情绪等等，都没有提到。尽管如此，从他们的言谈中，我们仍能感觉到姑娘复杂的情绪变化。对于姑娘来说，显然有什么东西就要被毁了，而这东西又是姑娘期盼已久的。文中有这么一句，姑娘说：“样样东西都是甜丝丝的像甘草。特别是一个人盼望了好久的那些东西，简直就像艾酒一样”。毫无疑问，这里是在指孕育在身的胎儿。姑娘原本指望舒舒服服享受生活，但眼下，男人改变注意了，一旦胎儿被打掉，姑娘就要面临被抛弃的危险。姑娘吓坏了。这里海明威始终没有把姑娘的感情写在明处。 海明威与他的“冰山原则”(三) 2002年05月24日10:21:47 网易报道 Kelseytu 我想海明威可能有这样一种特点，他好象不愿意让读者一下子就看懂他的作品。因为，他有这样一种观点：让读者感觉的东西应该比让读者理解的东西多一些。因此，海明威从来不企图在作品中说明自己的倾向性。从客观上讲，战争的残酷带给他的痛苦，已经到了难以用文字来表达的程度，这种痛苦使他的神经麻木起来。现在海明威唯一能做的是把他所经历体验到的一切准确地传达给读者，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充实、想象。 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二十年代末创作的重要作品。这部作品通过一对恋人在意大利战场上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表明了作者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强烈愿望，但同时流露出人生无常、悲观绝望的思想情绪。《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冰山原则”创作的较为典型的长篇作品。尤其是作品的结尾部分，充分体现了省略掉的“八分之七”的力量。作者在描写亨利向凯瑟琳遗体告别时，似乎不待有任何感情色彩，但读者却感到有一股强烈而深沉的感情潜流，催人泪下。作品的主题思想是潜在的，感情也是潜在的，它们两者互相依存，互为表里。作品的故事情结在在主人公冒雨走回旅馆之处嘎然而止，作者赋予作品的潜在感情达到了最高潮。亨利告别了战争，也告别了感情。海明威暗示读者，在细雨蒙蒙的黑里，亨利迷失了方向。他是帝国主义大战的牺牲品和受害者，他和同时代的许多人成为了“迷惘的一代”。 作品所省略的部分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海明威在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流动宴会》中说：“按照我的新理论，你可以省略任何东西，只要你了解他们。省略的部分会增强小说的力量”。无论是他的长篇还是短篇，简练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特点，并使整个作品显得气势磅礴。 那么，海明威作品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情感是通过什么形式体现出来的呢？这正是他的作品八分之一之所在。 首先是简洁的文字突出塑造了画面感较强的人物和场景。为了使人物形象和场景描写产生光鲜如画的效果，海明威主要采用了白描手法。在他笔下，几乎没有总体上的风景描写，都是十分准确的物体观察，对于所描写的场面也很少进行特别强调。记得课上，教授曾经强调过，海明威的描写和电影摄象机的作用颇为相似。这里我节选了小说《太阳照样升起》里的一段描写： …楼下狭窄的街道上空荡荡的。楼上阳台上却挤满了人。突然，一群人顺着街道跑下来。他们都在奔跑，挤成一团，他们沿着街道朝斗牛场的方向跑去。后面的人更多，跑得更快。接着又跑过来几个落在后面的人，他们才真是在奔跑呢。这伙人身后有一段空隙，这时几只斗牛上下摇晃着脑袋飞也似的跑过来。奔跑的人们和斗牛都在路口消失了。一个人摔倒了，滚到路边的沟里，静静地躺着。而斗牛则在他身上奔过，并不理会他。 这段描写就像一幅画一样。作者除了交待了视点在楼上之外，再没有多余的环境描写，笔墨直接用在了主要事物的描写上。 海明威与他的“冰山原则”(四) 2002年05月24日10:21:47 网易报道 Kelseytu 许多研究海明威的书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他的这种对场景和人物画面感的描写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它所显示出的形象的直接性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感性材料和手段，实质上，它是为了更好地超出自身本来的意义，与作品的情感和思想内容联系起来。从上述《太阳照样升起》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着意于画面感的描写并不是死板固定的静态场面，而是“静”中有“动”。这样写的好处是：场景为人物形象塑造可以提供直接服务，不但人物形象的鲜明性有了保证，而且其性格发展也有了充分条件。 在他的“八分之一”中，为了使作品的画面感取得准确、生动的效果，海明威还对文学语言进行了大胆革新。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离开语言这一要素，作品就无从谈起了。海明威正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给英语乃至许多其他语言的现代文学带来了巨大影响。他的语言朴素无华、准确生动、简洁明了。这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承认。具体来说，海明威是通过以下几点获得成功的： 其一，海明威很少使用形容词和副词，几乎不用各种修饰性的从句。他依靠名词的准确和动词的生动直接触及到事物的本来面目，丝毫没有矫柔造作之感。 其二，海明威把美国口语经过提炼，应用到书面文章中，给文学作品带来生气。这样做既很好地体现了人物个性，又能够清楚地揭示人物心理。 其三，海明威总是选择那些尽可能不直接影响读者，却能使读者产生联想的词语。作者不直接对事物进行判断，一切取决于读者。例如，如果写胆怯，一般的作家除了对讲话环境进行烘托性的描写外，还常常会这么写：“他声音惊恐、结结巴巴地说道”或诸如此类的句子，而海明威除了对必要的讲话环境烘托外，至多只用“他说道”这么简单的句子。有人曾对我说，这是因为海明威缺乏文学艺术表达的能力。其实这正是他的风格。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姑娘站起身来，走到车站的尽头。铁路对面，在那一边，艾布罗河两岸是农田和树木。远处在河的那一边，便是起伏的山峦。一片云影掠过粮田；透过树木，他看到了大河。 《白象似的群山》他把一切有碍于景物本身的言词统统踢在一边，几乎没有什么修饰语和形容词，让描写对象自身说话。 以上我们探讨了“八分之七”和“八分之一”的基本含义，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 水面上的“八分之一”是建立在水面下的“八分之七”的基础之上的，后者要前者直接体现，两者是互为依存的统一体。“冰山原则”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从文字塑造的形象中，可以看出作品包含的思想感情；同样，通过对作品思想感情的理解，也可以进一步认识作品那简洁的文字、鲜明形象的特殊意义。 中篇小说《老人与海》是海明威一生思想和艺术的总结。他的”冰山原则”在这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海明威大量使用象征、隐喻等手法，把作品主题思想高度抽象化，使其完全隐藏在水下的“八分之七”中。对老人来说，大海不像对年轻渔夫那样是一个具体的捕捞领域，而被认为是一种人格。它既体现仁慈，又体现残忍。因为它一方面养育了象老人这样许许多多以海为生的渔夫，另一方面又给他们带来了灾难。在大海的深处，老人找到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大马林鱼。海的宽广足以使老人能了解和体验到那种未知的神秘领域。如果说作品深奥的寓意是从这方面体现出来的话，那么他和老人孤单一人出海打鱼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只有这样，关于大海的这样一种观念才会显得格外鲜明。或许正是这样的考虑，海明威才让老人唯一的伙伴曼诺林离开了他。 “冰山原则”的形成除了海明威自身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外，也有其历史原因。从英语文学的发展史看，到了十九世纪，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日益繁杂，书面英语变得浮华、罗唆起来，其发展趋势已经不是力求表现和描绘某个对象，而偏重于无休止地解释和探讨。英语语言的革新势在必行。作为英语文学的一个分支，美国民族文学的建立经历一个艰苦的过程。西欧文学的影响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仍未完全消失，甚至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矫揉造作的文风在美国文坛上还是一种时髦。为了改变这一局面，美国不少有远见的作家都付出了巨大努力，如马克·吐温、斯梯芬·克莱恩、舍伍德·安德迅等，海明威是他们的继承者，也是集大成者。他果敢地担负起了革新语言的重任，一开始登上文坛就给人以崭新的面貌。 从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主义文学，到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文学中的主观色彩与日俱增，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自我成分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作家们无休止的解剖自己，希望读者对自己的每一段描述，甚至每个字都能够理解。在海明威看来，要得到读者的理解，首先要信任读者。换句话说，就是作品要给读者留以思考的余地。那种一览无余的写法是历史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读者欣赏趣味的变化。作者完全替代读者思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二十世纪的生活节奏远远快于十九世纪，一篇小说的优劣往往取决于是否在很短的篇幅内讲到了人们感到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这是时代的特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海明威的风格使他成了这个时代的开路先锋，他为整整一代人甚至两代人树立了楷模。 海明威擅长描写具有画面感的场景，是和他长期爱好绘画分不开的。海明威的父母是他艺术上最早的启蒙老师，曾希望把他培养成艺术家。他本人也做了不少努力。毕加索、马奈、莫奈等著名画家对他的影响不亚于马克吐温、托尔斯泰等著名作家。据我所看到的多本海明威传记中都曾写到，法国后印象派大师保罗·塞尚对海明威的影响最大。 塞尚是一位艺术风格独特的画家，他要求的是根据个人的特殊感受，改造对象的形体，使之更加单纯、坚实和引起重量感。表面上看，他的作品简单，其实，正是这种简单的形式下，包含了更为深刻的思想内容。海明威在回忆录中自己也承认，他从塞尚的画中学到了如何去创作一篇“有容量”的小说。 海明威重视场景画面感的描写，还有各重要原因，就是他受过意象诗歌的影响。在这方面，他受美国著名诗人庞德的影响较大。庞德在理论上和创作上都对意象主义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诗要具体，避免抽象；形式上要允许连行，不要切成一行行；要精练，不要废字，不用修饰等等。海明威不仅在理论上这样陈述，在创作上也是这样实践的。海明威描写的事物本身总是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他的措辞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甚至小孩都能一目了然。文字的浅显不等于思想内容的浅薄，关键在于作者的文字运用是否恰倒好处。 实际上，海明威博采了许多名家的长处，并将这些长处化为自己的东西。他的”冰山原则”是时代的需要，历史赋予海明威的任务是：放弃无关的素材、写作的花招、泛滥的情感，用精练的文字反映出时代的风貌。”冰山原则”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它开创了一代文风。随着历史的发展，海明威的那种具体的写作方式始终将会象巴尔扎克、狄更斯的写作方式一样，被后人以新的方式取代，但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冰山原则”的影响是永恒的。

天、成、论、文、范文如下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1、选题依据：随着第一次文代会后，当代文学特别是小说的主题也随之转变。在时间、空间的推移下，作家们的创作思路以及审美意义也随之慢慢变化。彼时的江南就存在这样一批作家，他们小说里的“江南世界”因各具特点的创作手法和反映不同时代的主题，如实的记录着时代潮流的走向。他们有的经历了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这段苦难历史，有的成长于这段历史之中，他们将自己敏锐的视角寄托于江南想象之中，抒发着对于江南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反省，将当代小说的江南想象的审美意义及其文学史意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因此选此为题正是为了探寻中当代小说里的江南想象的文学内涵，希冀发掘其文学史意义的变化。2、研究意义：经过建国后至七十年代初期的沉寂，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一大批江南籍作家涌现，江南文学“边缘化”的格局逐渐被打破。进入新世纪，关于当代小说的江南想象及其文学史意义的研究逐渐兴盛起来，这类研究的文献虽然概述性的总结居少、个体研究居多，但透过这样一个繁杂的参照系，中国当代小说的江南想象和文学史意义的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确认。本文拟对以往的研究成果条分缕析，审视评估，以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当代小说的江南想象及其文学史意义研究的发展。选题研究现状当前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江南想象及其文学史意义的研究综述有：1、在时间、空间的推移下，江南想象的衍生变化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自九十年代后期起，学者们已经有意识的尝试从江南作家及其小说里的江南意象和叙事手法着手，并以此探寻当代江南文学发展的新趋势。而关于江南地域文化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可看作为江南作家对于江南世界的一种“寻根”。正是在这种越发多元化的研究形势下，当代小说里的江南想象也逐步呈现出了新的文学价值。相关的文献有王德威的《当代小说二十家》、张炯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孙其勇的《论故乡苏州对苏童创作的影响》、陈娇华的《小巷文化的独特镜像——论苏州小巷文化对陆文夫小说创作的影响》、高松年、沈文元《论叶兆言“夜泊秦淮”系列小说》等等。2、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下，江南作家创作思想、作品主题及其题材抒写的变化任何文学创作都是对一定时代的反映，关于第二个研究方向——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下，江南作家创作思想、作品主题及其艺术风格的转变，则是当代小说在江南想象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相关的文献有崔致远的《中国当代小说流变史》、方中的《童心观照下的悲悯——评毕飞宇<彩虹>的人文关怀》、史国铭的《论苏童小说与江南文化》、曾一果的《“南方”的复活——读朱文颖的<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张清华的《南方的细小、漫长与悲伤》等。例如崔致远先生所著的《中国当代小说流变史》从人文情怀与社会进程的角度来探寻当代小说的流变。他在书中便阐述了当代小说在不同时期艺术风格的流变，并从叙事结构出发，将当代小说分为“革命现实主义”、“启蒙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走向，他认为在这一流变的过程中，江南作家的有关于“江南叙事”的创作手法和思路也因此发生了变化，他们作品的主题多以城市的兴起与乡村传统文明的堕落为主，反映了在那个时期里江南作家对于江南意象的“苦难写实”，以及现代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3、关于江南社会的转型中作家关于江南想象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意义的变化的研究：围绕关于江南社会的转型中作家关于江南题材的抒写和审美意义的变化的研究，主要是趋向于城乡意识的转变、传统与现代文明的触碰、现代人心理的流变这三个方面。我个人认为，这一方向的研究是可行的，毕竟半个多世纪以来，城市与乡村变化的关系所呈现出的现代意识，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人，又作用于当代作家的创作之中，从而推动着当代小说的发展。相关的文献有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张炯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李晓杰的《高晓声小说中的现代意识论》、赵海的《在城乡夹缝中生存——论新时期小说中的“农民进城”书写》等等。纵观上述分析总结，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关于当代小说的江南想象研究仍处于整体上少，单篇研究居多的现实状况，但学者们对于当代江南作家作品里的江南想象及其文学意义已经有了成熟的认识。其研究也已经从单纯地域文化影响和关于作家创作思路、作品主题的研究上升到对于“江南想象”所蕴含的人文关怀的层面，审美意义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而正是这些研究文献的据理佐证从而推动了江南想象的文学史意义的发展。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作为一个新兴文学概念，对于江南想象的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已取得的成果也没引起足够重视。研究内容(包括基本思路、框架、主要研究方式、方法等)1、基本思路:本文主要对中国当代小说里的江南想象及其文学史意义的研究着文，而关于“江南想象”这一新兴文学术语的研究，我主要是以两个方向即时间、空间的推移下，江南想象的衍生变化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和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下，江南作家创作思想、作品主题及其艺术风格的转变，一个主题即江南社会的转型中作家关于江南题材的抒写和审美意义的变化的研究为主线，并以此为思路探析当前当代小说里的江南想象的流变以及其赋予的新的文学史意义。2、框架：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时空推移下江南想象的衍生变化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第三部分：不同时代背景下，江南作家创作思想、作品主题及其题材抒写的变化第三部分：关于江南想象艺术风格和审美意义的变化即文学史意义研究第四部分：总结3、主要研究方式、方法等：本课题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有：定量实证分析方法、文化批评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和心理分析方法，希冀以此为方法得出论文研究的结论。论文提纲(含、论文主体框架)1、题目：中国当代小说的江南想象及其文学史意义研究2、论文结构：1)引言随着第一次文代会后，当代文学特别是小说的主题也随之转变。在时间、空间的推移下，作家们的创作思路以及审美意义也随之慢慢变化。彼时的江南就存在这样一批作家，他们小说里的“江南世界”因各具特点的创作手法和反映不同时代的主题，如实的记录着时代潮流的走向。他们有的经历了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这段苦难历史，有的成长于这段历史之中，他们将自己敏锐的视角寄托于江南想象之中，抒发着对于江南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反省，将当代小说的江南想象的审美意义及其文学史意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2)正文1. 时空推移下江南想象的衍生变化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1)“江南想象”与“江南文学”(2)当代小说里的“江南想象”的衍生(3)时空推移下其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2. 不同时代背景下，江南作家创作思想、作品主题及其题材抒写的变化(1)建国以来江南作家创作思想转变的原因(2)中国当代江南小说的创作主题的流变趋势(3)江南社会转型中江南题材抒写上的变化••• •••3. 关于江南想象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意义的变化即文学史意义研究(1)“江南想象”的艺术风格多样化与审美意义的扩大化(2)“江南想象”的文学史意义研究••• •••4.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