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苏轼的参考文献

生平：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仕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作品：黄州定惠院寓居作减字木兰花 春月浣溪沙昭君怨念奴娇 赤壁怀古西江月定风波鹧鸪天南乡子等评价：王国维《文学小言》六云：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庄子、渊明（陶潜）、子美（杜甫）、子瞻（苏轼字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跋蒲传正燕公山水》云其绘画： “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 林语堂《苏东坡传》云： “人的一生就像一出戏，只有落幕后才能判断这出戏的好坏” 王国宪在《重修儋县志叙》中评价苏轼,“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不独‘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辟南荒之诗境也。” 董其昌作过一段著名的跋语:“东坡先生此赋,楚骚之一变也;此书,‘兰亭’之一变也。宋人文字俱以此为极则。”这是对苏轼的《赤壁赋》及其书法最为深切而崇高的评价。 作家李敖评论苏轼虽是达者，“但他的思想水平只是超级文人式的，最高境界止于《赤壁赋》，并没有思想家式的细腻与深入。又掺入佛、道及民间迷信，行为上搞求雨、炼丹，境界有低段出现。他的政治观点尤其旧派，比王安石差多了，真所谓‘汝唯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了。” 国学大师钱穆说：“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 参考文献：百度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 (今四川眉山县) 人。是北宋时诗坛成就卓越的大家，他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坎坷。他是宋仁宗景佑三年生，嘉佑二年进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因讥讽朝政被贬任杭州通判；历徙湖州、黄州、常州。哲宗嗣位，召至京师，任中枢舍人。后又与司马光面争新法「不可尽改」而出知杭州。后又因晰宗亲政启用新党，苏轼又被一贬再贬，之贬到海南，宋徽宗登基大赦天下，苏轼北返时在常州逝世。当时为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享年六十六岁。高宗朝，赐太师，谥文忠。 （ 苏轼字子瞻“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人，豪放派词人代表。眉州人,苏轼为人豁达心胸宽广在书法方面成就极大，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六岁。曾任判官告院，杭州通判等！）补充的，可以不写。

苏轼观棋破案　　　　宋元佑年间，苏轼任杭州知府。才上任，便碰上一件棘手积案：一妇人秀姑的丈夫十年前出海打渔，一直未归，又杳无音信，秀姑苦苦熬着。苍天不负有心人，一日，丈夫平安回来，秀姑大喜，亲手将一只养了十年的老母鸡杀了，烧好后让丈夫吃。丈夫喜吃鸡头，不料吃后，大喊腹痛，片刻便气绝身亡。为此，婆家认定秀姑有奸，毒死丈夫，于是告到官府。　　　　苏试认真阅读案卷后，觉得秀姑确无外心，但丈夫又确是中毒而死，实在心中茫然。于是，他微服私访，路经一家中药铺，适逢坐堂郎中闲得无聊，与友人下棋消闲，苏轼也就在旁观战。两人棋艺不相上下，杀得难分难解。这时，苏轼看出了郎中行棋中的一个破绽，便指点了对方几招，结果郎中输了。此时，郎中不觉感叹道：“先生绝招如同十年鸡头啊”！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苏轼忙问：“十年鸡头！”郎中说：“此地有句民谚，十年鸡头如砒霜。而先生的棋法凶狠，实在无药可解，才说此话”。　　　　苏轼回府后，立即将一只老母鸡宰了。煮熟后把鸡头喂狗吃，不多时，狗亦狂吠而死。就这样，疑而不决的悬案给破了，秀姑终得还一身清白。　　苏东坡《观棋》——参考文献《围棋故事》(2009-04-18 21:06:17)转载标签：围棋故事围棋诗词围棋文化体育杂谈 分类：围棋文化　　苏轼，北宋诗家、词家、作家、文学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唐宋八大家”之一，后世多称他为“苏东坡”。他是眉州眉山人，自幼聪慧，七岁读书，十岁能写文章，22岁举进士。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读他的文章，竟大惊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的文章，必独步天下。”东坡是否会下围棋一直是棋界争论的话题之一。　　东坡作有一首《观棋》诗，在诗的序中他写到自己“素不解棋”，然而他的儿子苏过却会下围棋，友人张中经常到他家和他的儿子下棋，东坡在旁边当观众，整整看了一天也不觉得厌倦。全诗如下：　　五老峰前，白鹤遗址。　　长松荫庭，风日清美。　　我时独游，不逢一士。　　谁欤棋者? 户外屦二。　　不闻人声，时闻落子。　　纹枰坐对，谁究此味。　　空钩意钓，岂在鲂鲤。　　小儿近道，剥啄信指。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优哉游哉，聊复尔耳。　　这里诗人用了一个冷僻的典故。源自《礼记》：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空钩意钓，岂在鲂鲤。钓鱼却不下饵，渔翁之意固不在鱼，在乎垂钓之乐也。以棋声入诗的有司空图的“棋声花园闭，幡影石坛高”，白居易的“山僧对棋坐，局上竹影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可与苏诗相映。　　这首四言古诗可谓名篇，纵观全诗，作者以林壑幽美的庐山为背景，勾画出一幅令人神往的深山行棋图。绿树荫浓，清风徐来，空山不见人，但闻敲棋声，高山流水，静中有动，静中有声，但从虚处落墨，闲中著色，道尽纹枰春色。此情此景，岂足为外人道？然后悟出是非成败，转眼即过，何不淡然处之，这样不也悠闲自得么？自古至今，从业余棋手到专业高手，有几人能如此超脱地对待胜负？　　诗中确实没有提到围棋的技艺方面，但以此推测东坡“素不解棋”，也有些证据不足。因为东坡素来自谦，他在《与临安令宗人同年剧饮》中写道：“我虽不解饮，把盏欢意足。”能够“剧饮”却说自己“不解饮”，可见是谦虚语言。既如此“不解棋”是否也是自谦之言呢？　　一个不会下棋的人是不可能一整天看别人下棋而不觉得厌倦的，如此看来，东坡是会下棋的，只不过是下得不太好而已。　　东坡“不解棋”或者说下不好棋应该说很大程度与他的围棋观有关，“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豁达到了忘却胜负的境界，今天仍有很多棋手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另外，东坡还有一些涉及下围棋的诗，如《晚游城西开善院，泛舟暮归二首》其一中就有“棋声虚阁上，酒味早霜前”的诗句，《席上代人赠别》中有“莲子擘开须见忆，楸枰着尽皆无期”的诗句，可见东坡经常与围棋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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