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苏轼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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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我写了五千字，你简略一下吧 万古不朽的浩然之气 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位文人，首先看的并非是成就的大小，而是人品道德的好坏，也就是他的人格。一个品格低劣的文人，即使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所以，一个人的人格可以说是他的名气的骨干。苏东坡所处的时代与现在已有千年之隔，而他的美名依然历代为人们所称颂，可谓家喻户晓。他之所以如此，我想也与他的人格魅力不无关系。苏东坡的人格虽然复杂多面，然而我认为也可以用“浩然之气”四个字来概括。所谓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之气，也就是人世间的正气。苏东坡即具有此种“浩然之气”，它致大致刚，激烈冲动，不可抑制，这种力量若辅以正义和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一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侍儿们分别说，满腹都是文章，都是识见。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捧腹大笑，连胜称是。“不合时宜”正是苏东坡那坚执性格的体现。苏东坡坚执的性格集中表现在了他的宦海生涯之中，那是他性格中最坚硬的一部分，正如暴风雨中的海燕，暴风雨越是猛烈，他就越是要激越地怒吼，高傲地飞翔。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以下简称《苏》）中写道：“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冲突决定了他的一生，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王安石变法的本意是好的，然而他过于自负了。他的很多新法，如青苗法，免疫法，保甲法等，实际实施时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人民增加了很多负担。与此同时，王安石把反对他的许多贤臣都变贬到了其他地方，反而提拔了很多趋炎附势毫无学识的小人。苏东坡对这些新法极力反对，连续上书皇帝，然而成效甚微，并最终在群小的弹劾下被贬到了杭州。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遭到谪贬之后，苏东坡仍然坚持对抗新政。当他看到为躲避不堪负担的重税而流亡异乡的百姓，当他听到被关进监狱的良民的哀叹，他胸中总是积起愤懑与不满，而这种感情都被他写在了诗文中。《苏》中说：“单独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评；但合起来看，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他的诗文使当权的小人无法忍受，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坐牢103天。然而出狱当天他又写了一首讥刺奸臣的诗，并自笑：“我真是不可救药。”可见他并不为权势所趋，并不为威逼所吓倒，而始终坚持着自己心中的真理。后来英宗皇后把苏东坡召回京都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当苏东坡来到京城之后，他仍然意志坚定的与朝廷中的腐败无能之辈对抗，他想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吏治。苏东坡不会说空洞的官话，不会讨好朋友，也不会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他只知道坚持他所认为正确的，并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然而对于这些，他是丝毫不在乎的。苏东坡坚持“人应当有不同意权”，坚持“广开言路”，坚持文人的独立思考，他也坚持废除那些迫害百姓的新政。他的坚持是有意义的。他的坚持使青苗法完全废止，使赤贫百姓的欠债连利息在内一律宽免，更使腐败的吏治出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然而，“聚蚊成雷，积羽沉舟，寡不胜众。”在无数的谣言重伤，玷辱污蔑中，苏东坡自己觉得仿佛正走在群蛇滋生的阴潮的山谷，最终还是选择了请求外放。之后再没有哪位大臣像他那样在朝中坚持着正义与群小对抗了，苏东坡死后25年，北宋灭亡，曾经鼎盛一时的王朝在北方铁骑之下化为了灰烬。二在苏东坡的坚执下，也有一部分人格是柔软的，温暖的，静静散发着光芒的，那便是他的人道主义精神。《苏》中提到有三封信，可以算是苏东坡写的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献。第一封是他被贬谪黄州时写的。他对当地百姓因贫穷而杀死婴儿的情况深为惊骇，便写信给太守，呼吁制止杀婴。他在信中叙述了杀婴的情况，并作出建议：“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诱谕地主豪户。若实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绸之。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出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也。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记哉！”同时苏东坡还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向贫苦的孕妇赠与金钱、食物、衣裳。第二封信是苏东坡1092年任扬州太守时写给太后的。一次他视察时看见各处是青翠的麦田，但大多的农家荒废无人。因为农民无法偿还高额的本金利息，为了不进监狱，只好丢下丰收的田地而逃难。《苏》中说：“百姓的信用一旦毁灭，商业必然随之瘫痪。万恶必由此而生。”苏东坡深知这一点，于是上了一道长五千字的表章，细论处理呆账的办法。信中引用孔子说的：“苛政猛于虎”，提出：“以天下言之，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终于，1092年7月，苏东坡所催请各点，朝廷正式颁布施行。表彰中所提的公债，全部由朝廷下令宽免了。第三封信是苏东坡不久于人世前写的。东坡一生屡遭政治陷害，对他下手最狠辣的大概莫过于章敦这个人。贬东坡于岭南、于海南，想把东坡置之死地的正是此人。等到东坡终于得以北归，章敦被贬岭南，以一般人的见识，东坡这时即使不幸灾乐祸，至少也可拍手称快，但东坡却不是这样。这一点从章敦的儿子章援写给苏东坡的一封信和苏东坡的回信可以看出。章援的信凄凄哀哀，诚惶诚恐，他为了老父亲向苏东坡求情。他以为北归的苏东坡定能拜相，而拜了相的苏东坡大概不会忘记他父亲昔日的种种迫害，所以他满纸泪水地写信求情。苏东坡抱病回信，信中说：“轼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在信中，东坡不仅把章敦认作老友，从而打消章援怕他向其父报复的顾虑，而且让章援转告其父如何储药养生。卧病在床不久就辞别人世的东坡，竟不惜耗费残余的一点心力精力去向“仇人”的儿子亲笔回信，还不厌其烦地转告这“仇人”如何保养身体，这样的心胸情怀在几千年的传统文人中鲜少见到。除这三封信以外，还有很多事迹可以表现苏东坡人格中的人道主义的光芒。有一次他花了几乎是全部积蓄买了一幢房子。正要接来家眷，一天却遇见一个哭泣的老妇人，她败家的儿子把房子卖了，她自己却不愿搬出来。苏东坡发现那正是他买的房子，结果把房子又退给了她，自己却既损失了钱财，又丢掉了房子。还有一次苏东坡把当地无主野坟的骸骨重建一大冢而埋葬，并且写了一篇祭文，安慰那些无名死者。《苏》中说：“他颇以那些骸骨有些残缺不完，必须合葬为歉，只希望那些阴魂和睦相处，犹如一个大家庭一样。”也正是因为苏东坡身上的人道主义的光辉，他深受百姓爱戴，成为了百姓之友。《苏》中写道：“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恐怕也是这个原因吧。三《苏》中说：“杰作之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淹没，甚至历久而弥新，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乎肺腑的‘真纯’。”而正因为苏东坡人格中那“真纯”的一部分，表现在其文章与事迹中，才得以传得千古美名。苏东坡的“真纯”主要表现在诗文，政治和待人三方面。在做文章方面，苏东坡提出“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长行于所当行，长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东坡写文章如“行云流水”。《苏》中写道：“他是把修辞作文的秘诀弃之而不顾的。何时行，何时止是无规矩法则可言的。只要作者的情思美妙，他能真实精确的表达出来，表达的够好，迷人之处与独特之美便自然而生。”而“行云流水”不也正好是苏东坡性格的写照么？周国平将它称之为：“个性的不可遏止的自然奔泻”，这不正是一种“真纯”么？在政治上，苏东坡亦是如此。1092年5月，在他任杭州太守时，杭州一代大雨滂沱，多日不止，造成水库崩裂，稻田被水淹没，丰收的期盼眼见着化为了泡影。然而当地的其他官员都于灾情都一言不发，纷纷奏报丰收有望。此种情况只有苏东坡站了出来，他知道饥荒即将来临，一方面开始存粮，一方面上表朝廷，陈述实情，吁请急速设法。半年之内上表七次。然而官僚办事效率的低下，使苏东坡最终还是未能成功，事情还未完成便被调走了，结果1901年五谷歉收，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待人“真纯”往往被认为不太懂得人情世故。苏东坡把人人当好人，还好有他的妻子王弗照管他。苏东坡做了官以后家里边经常来朋友拜访他。王弗就经常躲在这个屏风后边儿细细地听。有一天一个来访者走了，王弗从这个屏风后面出来就跟他说：“你费那么多功夫跟他说话干什么？他只是留心听你要说什么，好说话迎合你的意思。”这件事情不仅表现出苏东坡妻子的智慧精明，同时也表现出他自己待人接物方面的“不成熟”。这方面苏东坡或许永远也无法成熟起来，因为那正是他人格中“真纯”的一面，无法改变。四周国平评价苏东坡说：“读所东坡豪迈奔放的诗词文章，你简直想不到他有如此坎坷艰难的一生。”正是因为苏东坡人格中那豁达乐观的一面，他的诗文自然清新，奔放灵动，豪放不羁。同时他也把这种豪放之风吹入了词中，大大扩宽了词的题材。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背后，是诗人广袤千里的豁达胸襟。《苏》中评价他说：“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当他被贬官黄州时，朝云生了—个儿子让他题诗，他嬉戏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生，惟愿孩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后来苏东坡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城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当苏东坡到了黄州，失去了薪俸，成了个农民，又带着一家老小十数口，他生活期非常简朴，开始紧紧缩编地过日子。他把钱藏在瓦罐中，每天只能取出—百五十文，然后立刻格瓦罐收在天花板上。另外他还准备了—个大竹筒，存放剩余的零钱以备招待意外的访客。面对境遇的陡落，苏东坡心中自然也苦闷难当，但是他移情于物，耕作田间，自得其乐。正如他所说的：“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无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苏》中写道：“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真是评价得再恰当不过了。五苏东坡具有以儒学体系为根本的人生思想，但仕途的坎坷又使他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又由于浸染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而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最后成为了苏东坡性格中的超脱。《苏》中写道：“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遂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我想，这便是苏东坡的超脱。苏东坡一直以陶渊明自比，享受安闲的田园之乐。他也从佛教和道教中汲取精华，构成自己的人生观。他虽未入教，但却从宗教的哲学中获得了超脱的快乐。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就是这样吧！苏东坡经历了“乌台诗案”之后感受到生命犹如趴在旋转的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为了寻求心灵的安宁而开始转向宗教。苏东坡在《安国寺记》中写道：“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以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他的“一蓑烟雨任平生”，他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他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不都是他对痛苦的超越和人生的领悟么？“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苏》中有一段话是这首诗最好的注解：“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六苏东坡的人生走到了终点，可是他的“浩然之气”依然在山河间久久回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带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这种浩然之气才是万古不朽的。最后引用苏东坡的一首《水调歌头》（快哉亭作）：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渺渺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余秋雨《苏东坡突围》，相当经典的，上网看看吧，如找不到，给我个邮箱，我给你发过去，我很喜欢的。

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东坡志林》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