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悠久，其烹饪艺术渊远流长，闻名于世。中餐以它的色、香、味、形而诱人。长期以来由于各地区的自然环境、文化、风俗、习惯不同，中国菜肴形成了不同风味的地方菜系。作为当地风味，北京的烹饪则集各地不同风味之大全。北方菜系以山东口味为主流，擅长烹制海味。四川厨师烹调爱放干、鲜辣椒，川菜以麻辣辛香调料而闻名。粤菜取料广泛，他们讲究鲜嫩和酥脆。淮扬菜注重原汁原味，特别是油而不腻，清淡鲜美。谭家菜咸甜适宜，常言道：“南甜北咸，”谭家菜却两者兼顾。 中国人吃饭，吃的是概念。或者用一种通俗的说法：吃的是文化。这使饮食问题带有了社会性(甚至艺术性)，而不再仅仅是一项形而下的生理活动。日本人饱食终日，自然把饮茶的过程，也提炼为向哲学靠拢的茶道，有点在清风、明月、插花与器皿中求真理的意思。中国人则更了不起，把一日三餐都当作兢兢业业的功课了，煞费苦心，追求着那令人拍案称绝的艺术效果。“好吃极了!”是较流行的一句赞美用语。所以，美食家的虔诚丝毫不亚于画家或雕塑家，对美的体会甚至更全面：色、香、味———连深藏不露的舌头都调动起来了，成为鉴赏的工具。当一席大菜合盘托出，井然有序地布置在餐桌中央，简直就像揭开了蒙在某一尊艺术品上面的幕布，不时能听见一、两声由衷的喝采———当然，这是躲在后台掌勺的厨师所期待的。宾客们举杯相庆，仿佛在进行小小的剪彩仪式。然后就各司其职，频频挥动蜻蜓点水的筷子。金圣叹评《水浒》，脂砚斋评《红楼梦》，也不过如此吧：在字里行间作点小楷的眉批。不管是冷盘还是炒菜，最终都必须经得起筷子的“酷评”。在中国，每一桌宴席的推出，都笼罩着新船下水般的热烈气氛。而每一位食客，都是动作熟练的老水手———或者说，都是潜在的评委。难怪开餐馆的老板，都很会看客人的脸色。看客人的脸色就能了解到厨师的水平。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一个“喜”字。这也是中国人最热爱的一个汉字。而吃饭是最能烘托出这种喜气的。喜气洋洋，东道主自然满意。传统的喜宴，被清代的满汉全席发挥到极致。从其名称即能感受到“民族大团结”的意味，“强强联合”的意味。正宗的满汉全席要连吃三天三夜，茶肴不重复。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狂欢节：一场饮食文化的马拉松!吃饭，在中国是最日常的仪式，是最密集的节日。信奉基督的西洋人就餐前习惯在胸前画十字，念叨一句“上帝保佑”，感谢上帝赐予的面包与盐，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把酒临风时反而充满了当家做主的感觉。饱餐一顿(若能持螯赋诗就更好了)，是离他们最近的一种自由。由此可见，这个民族宗教感匮乏，艺术气息却很浓郁。在我想像中，美食家都是一些拥有古老传统的民间艺术家。西餐折射出私有制的影子，各自为政，管理好自己的盘子———使用刀叉是为了便于分割利益。中餐则体现了最朴素的共产主义。中国人围桌而聚，继承了原始氏族公社的遗传基因，有肉大家吃，有酒大家喝，人人皆可分一杯羹。大锅饭的传统很难打破。好在中国的饭桌也是最有凝聚力的地方，有福同享、有难共担的绿林好汉作风颇受欢迎。中国人通过聚餐就能产生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的幻觉，这种虚拟的亲情毕竟大大增进了其食欲。所以中国人吃饭，也是在吃环境，吃气氛，甚至吃人际关系。边说边吃，边吃边听。这是一种超越了吃的吃。我一直认为中国人的吃是最有情调的，最有人情味的。中国人有四大菜系八大风味。川菜、粤菜、湘菜、齐鲁菜、淮扬菜、东北菜乃至上海本邦菜……仿佛实行军阀割据似的。但在我眼中，这更像在划分艺术流派。出自圣人之乡的齐鲁菜，称得上古典主义。缠绵悱恻的淮扬菜，属于浪漫主义。假如说辛辣的湘菜是批判现实主义，麻辣的川菜则算魔幻现实主义了———一粒花椒，有时比炮弹还厉害，充分地调动起我们舌头的想像力。当然，也可以用别的方法换算：上海菜属于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婉约派，东北菜则相当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派……不知西方社会，在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军事家等等之外，是否还产生过美食家的头衔?在中国，美食家几乎是一种传统。虽然它一直近似于“闲职”，却也是颇让人羡慕的。欧洲文明里，美食家一度缺席，正如它所推崇的探险家，对于中国而言，则是近代以后舶来的词汇。但我私下里以为：美食家也算是一种足不出户的探险家———“父母在，不远游”，中国人只好陶醉于另一种意义的探险，那就是对山珍海味的猎奇。美食家用菜谱来代替地图，用杯盏来代替罗盘，用筷子来代替桨橹，航行在自己的味觉里，同样也领略了无限风光。这种冒险心理在河豚的问题上发挥到极致。河豚相当于中国饮食文化里的“禁果”———一种致命的诱惑，它的鲜美因为神秘与危险而被夸张了。美食家们不仅没有望而却步，反而趋之若鹜。这份勇气，恐怕连渎职的亚当、夏娃都会自叹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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