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论文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 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 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 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 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自己查资料吧幸亏是浅谈，谈谈表面就行，不用太深

跨学科奇才语言学家冯志伟教授是极为罕见的跨学科奇才。过去的著名语言学家有的只懂社会科学，不懂自然科学；许多人只懂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或普通语言学，一般只着重研究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或文字等某一个方面的问题，研究的问题和领域比较单一；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至多也只懂得两三门外语，视野不够开阔，语言的纵横向对比研究都不够，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冯志伟先生却懂得理科中的数学、物理、化学和计算机科学，又懂得语言学中的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字学、音韵学和普通语言学，深研过汉、英、法、德、俄、日等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自动处理，并把各方面的知识紧密地结合起来综合应用，在计算机上加以实现，成为文理兼通的语言学专家。冯志伟教授不但在国外著名大学的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讲授理科的“机器翻译的方法和技术研究”、“自然语言处理的算法研究”、“计算语言学专题研究”等艰深的博士课程，而且还在国内外大学的中文系讲授“汉魏六朝散文”、“唐诗”、“宋词”、“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汉字的历史与结构”等饶有风趣的课程，他还能给学生们辅导英、德、法、俄、日等外国语课程，提高学生们的外语口语表达能力和书面写作能力。他的散文和诗歌也写得很好，他为哀悼好友马希文教授（著名数学家）英年早逝而写的诗歌《长歌当哭》，凄楚感人，读后令人潸然泪下。他还是一位翻译专家，出版过翻译著作。这样的人才确实是很罕见的。 冯志伟自幼聪慧沉静，18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地球化学专业。他在北大图书馆偶然看到了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 Chomsky)的论文《语言描写的三个模型》(Three model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language)，被乔姆斯基在语言研究中的新思想深深地吸引，继而从理科转到中文系语言学专业从事语言学的学习。在中文系读书期间，冯志伟一面学好传统语言学的各门课程和外语，一面利用课余时间，继续研究数理语言学的问题，他充分地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丰富藏书和最新的杂志，跟踪着国际上数理语言学发展的足迹，他成为了班上名列前茅的学生。1964年考上北京大学语言学理论的研究生后，经导师岑麒祥教授同意，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题目定为《数学方法在语言学中的应用》，在我国语言学研究中，首次系统地、全面地来研究数理语言学这个新兴学科。这样，我国的数理语言学研究便首先在北京大学正式地开展起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和朱德熙先生都支持冯志伟的数理语言学研究，王力先生曾对冯志伟说：“语言学不是很简单的学问，我们应该像赵元任先生那样，首先做一个数学家、物理学家、文学家、音乐家，然后再做一个合格的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曾对冯志伟说：“数学和语言学的研究都需要有逻辑抽象的能力，在这一方面，数学和语言学有共同性。”北京大学的这些第一流的学者，总是站在科学的最前沿来看待学术的发展，他们的鼓励给了冯志伟以巨大的力量。1978年，之前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文科学生冯志伟，以优异的理科成绩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信息科学系的研究生，又开始了理科的学习。1979年，入学不到一年，他就在《计算机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形式语言理论》的长篇论文，用严格的数学表达方式向计算机科学界说明数理语言学中的形式化方法如何推动了当代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并且指出：在数理语言学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形式语言理论，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当代计算机科学不可缺少的一块重要的理论基石，计算机科学绝不可忽视形式语言理论。许多人认为这篇文章一定是资深的计算机科学家写的，后来，当计算机界的一些专家了解到，这篇论文的作者竟然是文革前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文科研究生的时候，感到非常惊讶。1990年~1993年，冯志伟应邀在德国特里尔大学用德语讲授一系列的汉语语言学课程，并且用德语出版了语言学的专著，显示了他的外语才能。在我国中文系出身的语言学家当中，像冯志伟这样通晓多门外语的人还不多。他不仅是一位善于深思的语言学的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位勇于实践的能操多种外国语的多面手。 梅花香自苦寒来在多学科间游走是需要深厚的知识积淀的，知识积淀则来自于勤奋。冯志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学会了4门外语，而且能够使用这4种外语阅读数理语言学的外文文献。他取得这样的学习成绩，不仅是天赋，更多的是因为勤力。为了学习英语，他就买一本中型的英汉词典来，一页一页地记忆和背诵，背完一页就撕去一页。几年来，冯志伟先后撕完了英汉、俄汉、法汉、德汉、日汉等多部词典，他就用这样的笨方法，学会了多门外语。又比如，“文革”期间，冯志伟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对数百万字的现代汉语文本（占70%）和古代汉语文本（占30%）进行手工查频，从小到大地逐步扩大统计的规模，建立了6个不同容量的汉字频度表，最后根据这些不同的汉字频度表，逐步地扩大汉字的容量，终于计算出了汉字的熵。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技术环境下，能实现如此繁重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冯志伟不仅自己的学习时候勤奋有加，对待教学也是一丝不苟。在特里尔大学文学院任教期间，冯志伟用德语给德国学生讲授《汉魏六朝散文选》、《唐诗宋词选》、《中国现代散文选》、《汉字的发展与结构》、《汉语拼音正词法》、《汉语词汇史》、《机器翻译的理论和方法》等课程。为了讲好课，他苦练德语口语，认真用德语备课，在上每一节课之前，他都要先用德语把讲课的内容自己对自己叙述一遍或多遍，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为止，他把“备课”当作了“背课”。由于冯志伟的备课特别认真，课堂教学效果很好，他的讲课受到德国学生们的一致好评。冯志伟在韩国科学技术院任教期间，利用全部的业余时间来翻译《语音和语言处理 – 自然语言处理，计算语言学和语音识别导论》（原文为英语）一书，晚上加班到深夜，连续工作了11个月，当翻译完14章（全书的三分之二）的时候，他不幸患了黄斑前膜的眼病，视力出现障碍，难于继续翻译工作。剩下的7章由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的一位年轻的副研究员协助他完成。这位副研究员把剩下的7章逐一翻译成中文，通过计算机网络一章一章地传给在韩国的冯志伟，冯志伟使用语音合成装置，让计算机把书面的文本读出来，通过读出来的语音进行译文的校正。2004年，全书的翻译大功告成，由电子工业出版社以《自然语言处理综论》的书名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而冯志伟为此却损害了自己的视力，他不得不借助于语音合成装置来阅读了。 硕果累累著作丰天赋和勤勉成就了跨学科奇才，冯志伟在数理语言学领域不断前行，解决一个又一个难度很高的问题，硕果累累。在法国留学期间，经过在计算机上编写程序进行潜心的钻研和反复的试验，冯志伟提出了“多叉多标记树模型”（Multiple-labeled and Multiple-branched Tree Model，简称MMT模型）。这个模型提出后，立即引起了国际计算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冯志伟根据他提出的MMT模型，于1981年完成了汉-法/英/日/俄/德多语言机器翻译试验，建立了FAJRA系统（FAJRA是“法语-英语-日语-俄语-德语”的法文首字母缩写），在IBM-4341大型计算机上，把二十多篇汉语的文章自动地翻译成英文、法文、日文、俄文、德文，当时在实验室工作的外国朋友亲自目睹他们视为天书的一篇篇汉语文章被计算机翻译成他们懂得的五种外国语之后，无不拍手叫绝。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汉语到多种外语的机器翻译系统，开创了多语言机器翻译系统之先河。从法国回国之后，冯志伟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计算中心担任机器翻译研究组的组长，在王力先生的鼓励之下，他利用当时北京遥感技术研究所的IBM-4361计算机，于1985年进行了德－汉机器翻译试验和法－汉机器翻译试验，建立了GCAT德－汉机器翻译系统和FCAT法－汉机器翻译系统，进一步检验了MMT模型分析汉语和生成汉语的能力，试验结果良好。在北京大学“语言学中的数学问题”选修课讲稿的基础之上，冯志伟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数理语言学的专著，书名就叫做《数理语言学》，于1985年8月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接着，他又出版了《自动翻译》的专著，深入地探讨自然语言机器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两本专著的出版，受到了我国计算语言学界的欢迎。当时不少出国学习计算语言学的留学生，出国时都带着这两本书，作为入门的向导，在本书的引导下，他们很快就接触到了国外计算语言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冯志伟上世纪80年代在德国夫琅禾费研究院新信息技术与通讯系统研究所(FhG)担任客座研究员期间，克服了重重困难，使用UNIX操作系统和INGRES软件，建立了数据处理领域的中文术语数据库GLOT-C，并且把这个数据库与FhG的其他语言的术语数据库相连接，可以快速地进行多语言术语的查询和检索，并且能够处理汉字（当时计算机上还没有成熟的中文操作系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汉字的中文术语数据库，具有开创作用。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奥地利委员会（Austrian Commission for UNESCO）、维也纳市（City of Vienna）和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给冯志伟教授颁发了维斯特奖（Wüster Special Prize），以表彰他在术语学理论和术语学方法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维斯特（Eugen Wüster，1898-1977）是奥地利著名科学家，是术语学和术语标准化工作的奠基人。维斯特奖是专门为那些对于术语学和术语标准化工作有出色成就的科学家而设置的。今年七十一岁的冯志伟著述颇丰，其内容涉及不少领域，引起国内外不少同行专家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他现在已在多家著名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余部专著，翻译国外重要论著数十篇（部），并用汉、英、法、德文等撰写了有代表性的重要学术论文百余篇，在国内外许多著名刊物上发表。最主要的代表作如：专著《数理语言学》、《自动翻译》、《现代语言学流派》、《现代汉字和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与汉语研究》、《数学与语言》（新版更名为《语言与数学》）、《自然语言机器翻译新论》、《应用语言学综论》、《应用语言学新论》、《计算语言学基础》、《计算语言学探索》、《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术语学引论》、《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汉语教学与汉语拼音正词法》、《自然语言处理的形式模型》、《汉字的历史与现状》（德文版），译著《自然语言处理综论》，等等。他还主持和参与了若干个国家标准的制定，为我国标准化做出了贡献。他又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编辑组成员、《数学辞海》总编委会委员、《计算机百科全书》和《中国少年百科全书》等大型工具书的撰稿人，为这些权威性工具书写了不少重要条目。他还为一些当代语言学名著的外文版写导读，如《应用语言学中的语料库》、《语言学中的数学方法》、《译者的电子工具》、《人工智能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应用》、《牛津计算语言学手册》、《自然语言生成系统的建造》等，帮助国内读者阅读外文原著。冯志伟对于他的这些成就却看得很平淡，他很少对别人谈起他的成就。除了平时喜欢喝白开水和游泳之外，他几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他每日粗茶淡饭，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他从来不以为自己是什么“专家”，没有任何的架子，总是谦和地对待他的学生和周围的同志。在北京大学中文系59级同学纪念册上，他写下了这样的人生感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岁月蹉跎，艰辛备尝；老当益壮，穷且越坚；平生无悔，褒贬由之。”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平常的普通人，对于别人的褒贬，他是看得很平淡的。他对于生活的信条是：“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我所知道的东西终究是有限的，而我不知道的东西始终是无限的，只要平生无悔就很好了！ ”

可以谈谈席慕容的创作风格，或者她诗歌中的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