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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化工业之前，日本是没法和中国比，在朝鲜半岛上的三次中日对抗，前两次都是被中国碾压，如明朝的中晚期，已经衰败不堪的明朝还是能以少胜多在朝鲜半岛击退日本封建时期最强悍的军队。真正力量逆转是到了近代的工业化时期，日本先一步踏上了近代工业化的最后一班车，而当时的中国，误点了，只能在其后的百多年里一直被列强欺压，瓜分到差点亡国的地步。
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十三日，倭军进犯朝鲜，分九军，人数共计十五万八千七百余人，倾国而来，倭军 第一军：小西行长，一万八千人。第二军：加藤清正，二万二千人。第三军：黑田长政，一万二千人。第四军：岛津义弘，一万四千五百人。第五军：福岛正则，二万五千人。第六军：小早川隆景，一万五千人第七军：毛利辉元，三万人。第八军：宇喜多秀家，一万一千人。第九军：羽柴秀胜，一万一千人。已于十二日分三路进逼王京，朝军望风而逃，王京失陷。朝鲜国王李昖逃亡平壤，余者待查。明军方面 首批入朝的军队主将是祖承训领兵三千(注意就3000人)奉诏讨伐 ，战败，随后万历皇帝果断组建援朝军队会师辽东，总兵力四万余人，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分兵三路于平壤大破日军，斩寇二万余(日本方面自己数的)，随后就是历史老课题 和谈，然后又开打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这次日本方面组成八军，共计十二万，加上驻守釜山预备队，日军总兵力约为十四万人。明朝方面部队总数比较精确，合计六千四百五十三人(⊙﹏⊙b汗啊)，这次换一个叫麻贵的人任朝鲜提督(李如松已经在与某蒙古部落的交战中阵亡)，后来增兵到四万，离战争结束前增兵至八万，最终丰臣秀吉病死，日军撤出朝鲜而结束。这个……貌似明帝国并没看重这场战争，在中国历史上看来，就规模而言，这场战争确实不值一提，打了七年，从头到尾，明军的总人数不过四万左右，直到最后一年，才勉强增兵至八万，且打两个月就收了场，架势并不算大。而当时明帝国是双线作战， 在进行这场战争的同时，明朝还调兵十余万，围剿四川方向的杨应龙叛乱，在万历皇帝看来，这位叫杨应龙的土司，比丰臣秀吉的威胁更大。简单来说日本和朝鲜都是拼尽全力(一个倾国而来，另一个差点亡了国)，而明朝呢？一只手拉架(援朝)，另一只手抓贼(平叛)轻轻松松，什么叫强大？这就叫强大。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征倭总兵麻贵率军凯旋归来，明神宗在午门接见了他。明神宗下旨，当众宣读大明诏书，通传天下，宣告抗倭援朝之役就此结束。 这是一封诏书，也是一个预言，因为在这份长篇大论之中，有这样一句话：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PS:丰臣秀吉病死后，德川家康大举进兵，不久后丰臣秀吉一脉被德川家断子绝孙。武器装备方面 日本比较先进 多为火铳，明军么~火铳并不占主力，但火炮确实不少，当小西行长发现明军并没大规模装备火铳时，他欣喜若狂，但火炮一响，他就失了魂一样高呼：大筒！大筒。可以说日军战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明军对火炮的应用。人数 对比 大概就是 日本14万余：明帝国8万余，朝鲜就不提了，丢人，军队还没有民间义军强。战争结果 丰臣秀吉病死，日本战败。
A 明清两朝，两场不同中日之战日本实力的比较
清朝末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场耻辱的战争，战争历时九个月，清朝损失兵力高达六万人，被俘3000多人，丢失了朝鲜这个重要的战略盟友，割让台湾给日本，并使得倭寇势力渗透入辽东一带。这场战争的结果大大的刺激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也正因如此，此后日本制定了以占领中国为目的的战争国策，并做 了长期的准备，终于发动了1937——1945年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
说中日甲午战争改变了中日两国的相互地位以及中日关系，并导致了两国从此兵连祸结，恐怕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但是，今天关于甲午战争的主要评论，把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都归结到清朝封建制度的腐败和与日本装备上的差距，似乎在开战以前清军的失败就已经成为了必然。然而，先于此战300年前发生的明朝抗倭援朝的结果却截然相反，两次战争发生在同一个地点，面对的是同一个对手日本，战争性质同样是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然而比较满清甲午中日战争的完败，明朝却成功的将倭寇驱逐出朝鲜半岛，使日本之后200年中乖乖的蜷缩在自己的国土中，不敢越雷池半步。
1592年日本侵朝军队的军力与1893年日本军队的军力相比，有许多相同点和不同点，然而其军事实力在国际上的地位却是大相径庭的。
1592年时期的日本刚刚完成了国内的统一。丰臣秀吉一直很注重军国主义教育，从执掌大权开始，就将灭亡明朝定为国策，并制定了十年三步走的计划：第一步，三年之内灭亡朝鲜，第二步，五年之内灭亡明朝，迁都北京，第三步，进军安南等国，灭亡印度芝那，称霸世界。
今天很多学者都嘲笑此计划的疯狂弱智。但从当时的日本军力看，他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是有一定理由的。国家完成统一，其政权蒸蒸日上，日本军队其军队总数有三十万人，且长年参加日本内战，作战经验极其丰富，战斗力空前强大，可谓是虎狼之师；
从陆军看，日本陆军装备齐全，特别是出于赢得内战的需要，日本高度重视火器发展，长年从葡萄牙等殖民者处购买火器，其火器的先进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高过了明朝（据日本史料记载，侵朝战争前日本装备火器的部队高达六万人），而日本士兵在丰臣秀吉军国主义思想的鼓动下，士气空前高昂；
同时，日本的骑兵部队也相当强大，部队装备重甲，防御能力强大，其军官也都是日本内战的余生，作战经验相当丰富；
从海军上看，日本拥有各种类型的战船多达一千艘，其炮舰仿制葡萄牙战船，载炮多，火力强大，冲击力迅速。
从当时的世界看，日本这样的军事实力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当时 的欧洲还是小国林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虽然可以在东南亚地区耀武扬威，但其举国兵力也不过四五万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雄踞中东，可其全国军力也就20万人左右，君士坦丁堡战役土耳其五十万大军多数是各国降兵，真正的土耳其人很少。到了16世纪土耳其势力衰落，其军力也大为削减，远难与同时代的日本相比。而同时期英国与西班牙进行的“无敌舰队”与“英帝国舰队”的大海战，两国动用船只的总数还不及日本发动侵朝战争时动用的船只数量多。阻止土耳其西进的由基督教国家联合舰队与土耳其皇家舰队进行的勒颁多海战，规模和火力也远小于中日露粱海战。因此，说当时的日本是除明朝以外的世界第二军事强国，恐怕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何况，明朝参战前，日本已占领了朝鲜北部大多数战略要地，地利优势明显。明朝若要进攻日本，就必须要进行惨烈的攻坚战，而这一点，恰恰是日本优势火器的长处。日本侵朝战争开始前，明朝军队的最高统帅兵部尚书石星却力主议和，其担忧的正是日本军队强大的战斗力。
而甲午战争中的日本却不可同日而语了。当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军事实力已大大增强，但与同时代的欧美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根据日本首相伊腾博文给天皇的报告看，甲午战争前日本可动用的军力海陆相加不过八万多人。日本海军虽然经过长年苦心经营，并向欧美购买军舰，但是其舰队实力远不及英美，甚至与北洋水师相比也不占优势。
甲午战争前，日本集中全国之力组建日本联合舰队，其船只总数也只有25艘，与北洋水师的船只数量勉强持平。而日本联合舰队军舰多为中小型军舰，只有吉野等四艘战舰可以在吨位上与北洋水师主力舰吨位持平，却远低于北洋水师定远，济远两大重型铁甲舰。远洋作战，在没有导弹的情形下，舰队吨位是决定胜败的关键要素。何况，清朝当时除北洋舰队外，尚有南洋，广东等舰队，若举全国海军之力投入甲午战争，那在舰队数量和吨位上都可对日本形成绝对优势。
在陆军方面，清朝仅淮军在辽东山东一带就有七万多人。加上朝鲜当时是站在清朝一方，尚有数万兵力可用。而日本当时虽然经过军备整顿，但其陆军的基本装备与清朝是相差不多的。何况日本国内20年没有战争，日军的实战经验也比较匮乏。而驻守朝鲜的清军将领，多是经过中法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锤炼，实战经验相当丰富。朝鲜北部山川林立，地形险要，在军队数量相差不多的情况下，清朝占有着绝对的优势。
50年代朝鲜战争时，几十万装备占绝对优势的美军都在北朝鲜的险要山川中碰的头破血流，何况装备与清朝相差不多的日本。开战时，日军陆海军两线作战，海军直扑北洋水师，陆军进逼朝鲜，更有利于清朝集中 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因此，开战时，日本虽然气势逼人，但其薄弱环节也暴露无疑。这一切无疑都是对清朝有利的。
然而战争的结果是：明朝完胜日本，满清完败日本，从而中国国运衰落!!!
由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清朝的失败并不是必然的，清朝完全有能力赢得那场战争。是清朝统治者和官员的失误葬送了大好的战争形势，使清军最终输掉了战争。
由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如何正确处理今日之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三国时期，长江战舰系列又添新的舰种，即有油船、蒙冲、斗舰、走舸、鸭头船、柴宫船 、升进舟、曜阳舟、飞龙舟、射猎舟、鸣鹤舟、指南舟、云母舟、华泉舟、常安舟等15种。 西晋以后，长江水战硝烟不散，又有王浚的军用舫船，祖冲之的“千里船”先后问世。 入两宋，徐世谱独创的拍舰，王彦恢研制的车船入水参战。 到明代，长江上的战舰阵容已空前壮观，见于史籍的即有战座船、巡座船、哨船、神正火轮船、三板船、鹰船、连环船、两头船、唬船、开浪船、清浅便利舟，子母舟等12个舰种。 现将长江战舰的几个主要舰种分述于下： 楼船：是水军的主力战舰。西晋时期的楼船全长173，宽66米，高30米，上下5层，能载水军将士3000多人。甲板以下为动力层，两舷墙板开孔设桨，可容纳数百军士奋力划水。甲板以上为作战层，四围铁甲相护，墙板开孔，可供弓箭手对外攻击。这种战舰进可攻，退可防， 相当于现代航空母舰。 舟余舟皇：是水军统帅的座舰。体形宽大，首尾高耸，一般可载将士千余人。舰上设塔楼，供哨卒了望，观察敌情或信号卒摇旗，传达统帅号令，相当于现代的指挥舰。
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每卫辖正规军士约10000人，其下设所，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9处。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其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至于“巡查缉捕”，其实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也只是用来卤簿仪仗，但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感觉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来不太顺手，于是将锦衣卫的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两个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是洪武十五年添设，专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成化元年，增铸北司印信，一切刑狱不必关白本卫。北司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 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公或督主，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通常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其官衔全称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 东厂的属官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员，由锦衣卫千户、百户来担任，称贴刑官。除此以外，设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由锦衣卫拨给，分为子丑寅卯十二颗，颗管事戴圆帽，着皂靴，穿褐衫。 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 。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被撤销，只相隔一个月宪宗又恢复西厂。明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西厂作为一个临时产品，就这样在历史上永远地消失了。
明代军事机关体制是经过几度调整变革然后才比较固定下来的。以中央军事领导机关来说，起义时期，朱元璋以都元帅身份自主行枢密院事，亲自指挥全盘军事，以后，改行枢密院为大都督府，设大都督一人，名义上是“节制中外诸军事”，一切大小军政，包括军官任免、军队调遣、战役指挥、战略考虑等，都由都元帅决定，大都督府不过是主持后勤给养。军丁军户管理、考绩、马政等日常事务。大都督当然也要统军作战，但只能奉命进止，不许擅作主张。当时，朱元璋在行中书省内设户、礼等四部，独不设吏、兵二部，正说明人事和军事大权不容假借于人。明代的秘密警察：厂卫 一、厂卫的由来厂卫是明代出现的、直属于皇帝的各种秘密警察的总称，其主要作用是侦察各级官员和民众的言行举止，并在皇帝特许下，不经由正式司法机构的审判，而直接审判并处罚犯人。明代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置有正式的司法机构，如中央的“三法司”（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地方司的包括省设置的提刑按察使，府、县两级的知府、知县等。按照传统的观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这些的机构都应听命于皇帝，为什么还要在这些正式的司法机构之外，再建立一套直属于皇帝的秘密警察组织呢？这就要从明太祖朱元璋说起。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年轻时耳闻目睹了元末官吏腐败而导致农民起义，最终推翻了元朝。因此，为维护朱家王朝的统治，必须重惩官吏腐败。但由于官官相护，重惩官吏腐败不能只依靠正式的司法机构，还必须依靠直接听命于皇帝的秘密警察。中国历代王朝中，明代在处理官僚腐败上大概是最严厉的。例如，朱元璋创建了“剥皮实草”的刑罚，凡是赃满60两以上的官吏，都捉到所在府、州、县、卫左边的“皮场庙”剥皮，皮剥下后添充稻草，放在官府公座旁边，以警示后来的官员。明代官吏腐败的大案，基本上都是由皇帝派出的秘密警察去侦察、处置。这是明代秘密警察组织的由来之一。但明太祖朱元璋创建秘密警察组织，更为深层的动机，则是建立和维护皇帝的绝对独裁。明初沿用的唐以来的政治体制：皇帝与宰相负责议政、决策，再经由宰相转达六部，六部再下发地方执行。在这个过程中，不经皇帝的同意当然不行，但没有宰相的同意，皇帝也不能随心所欲，不能越过宰相，直接给六部、地方下命令。这样的体制，当然不能令朱元璋满意。于是，朱元璋派出密探秘密搜集宰相、大臣的活动，欲废除宰相制度。这些密探就是后来秘密警察组织的雏形。明代秘密警察组织的正式形成，是在胡惟庸案之时。胡惟庸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后仕至左丞相，居百官之首。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日益骄横跋扈、结党营私、专权擅政。洪武十三年（1380），守西华门的太监云奇告发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处死。洪武十五年，成立锦衣卫，追查胡惟庸“逆党”，株连杀戮者达 3 万余，前后延续达10年之久。胡惟庸案后，朱元璋正式废除宰相制度，永不再设，由皇帝直接领导六部，建立绝对独裁的皇权统治。在这个过程中，锦衣卫功不可没。锦衣卫就是明代最早的秘密警察组织。但是锦衣卫毕竟是外官，有事还得具疏承奏，不太方便。于是，明太祖之后的诸皇帝，又在宫内皇帝身边的太监中组织建立各种秘密警察组织，随时能受命外出、侦察、报告，成为维护绝对独裁的皇权统治的又一重要渠道。二、厂卫的机构设置厂卫的机构，包括厂和卫。卫是指宫廷之外的锦衣卫，其长官多由皇帝亲信的外戚担任；厂是指在宫内太监中设立的秘密警察，包括明成祖所设立的东厂、明宪宗时由汪直所设的西厂、明武宗时设立的内行厂，这些机构是由太监直接掌管。厂卫的机构除设置在京师外，在地方也有诸多的分支机构。此外，如监视地方的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监视将帅的监军太监，也由皇帝任命并只听命于皇帝而凌驾于法律之上，也属于厂卫秘密警察范围。1、锦衣卫。锦衣卫前身是朱元璋为吴王时设立的拱卫司。明朝建立后，改为亲军都尉府，属于皇帝的私人卫队“上十二卫”中的一支，人数约五、六万人，掌管皇帝出入仪仗和警卫职责。洪武十五年（1382），改为锦衣卫。锦衣卫职责除传统仪仗、警卫职责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兼管刑狱，侦察“不轨妖言”，不经外廷司法机关和法律手续，逮捕拷讯被认为有不法的人员。锦衣卫长官为指挥使，下设有十七个所和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负责本卫的法纪和军纪；北镇抚司则是“专理诏狱”，诏狱即锦衣卫狱；十七所分置官校，有千户、百户、总旗、小旗等名目，除侍卫掌卤簿仪仗而外，专司侦察，名为“缇骑”。而“缇骑”人数在明代最多达到十五六万人，遍布京师和全国。明成祖时扩大了北镇抚司的权力，北镇抚司可以取旨行事，管辖的案件不限于“察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案”，还包括其他的词讼和州县案件，刑部、大理寺等正式司法机构也无权改变其决定。此后，锦衣卫一直延续到李自成起义灭明。2、东厂。明成祖夺位登基成功后，恐人非议，起初是用锦衣卫压制。但锦衣卫是外官，“恐外官徇情，随设东厂，令内臣提督控制之，彼此并行，内外相维”。于是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京师（今北京）东安门北设立“东厂”。东厂在设立之初，就由宦官担任提督，后来通常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有“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之印，被称为“督主”。东厂的属官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员，由锦衣卫千户、百户来担任，称贴刑官。又有掌班、领班、司房、管事40余人。负责外勤的役长称“档头”，有百余人，专职侦察，辖番役（又称番子、干事）千人，分成12班。役长、番役均从锦衣卫中挑选，轮流外出侦察，其侦察方式有两种，一是听记，如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和北镇抚司审案时，东厂派人随堂听记；二是坐记，也称打事件，就是每日打听京城各衙门及官员的情况、京城发生的各种大小事件以及京城的物价等。侦察的范围是无所不包。侦察完毕后，写成简单报告，无须任何手续，即连夜由东华门送呈皇帝。而锦衣卫要报告，则需写成奏疏，经一定手续才能进呈皇帝。因此，就皇帝而言，锦衣卫的使用不如东厂方便，这也正是东厂地位较之锦衣卫为高的原因。此外，东厂也设有监狱，东厂逮捕的人犯，可以关在厂内的监狱或直接送锦衣卫监狱，一般是东厂自行审理、拟定罪名和处罚后，才送交刑部等司法机构，报告皇帝。其余大臣包括内阁，除非有圣旨，均不得过问。而刑部等司法机构也不敢更改东厂的判决。东厂自设立后，一直延续到到明朝灭亡才消失。3、西厂。西厂的成立非常偶然。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一位妖人李子龙私入皇宫，被锦衣卫校尉发现，于是李子龙被砍头。为了避免类似的事再次发生，明宪宗十分想了解宫外的动向，于是令宦官汪直从锦衣卫中选人乔装成平民，出宫伺察。随后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在东厂之外又成立了西厂，以宦官汪直为首，从锦衣卫中选拔出西厂的成员，人数是东厂的一倍。西厂的权限较之东厂更大，可以随意侦察全国各地臣民的言行，逮捕并对疑犯用刑，甚至可以不向皇帝奏请就可随意逮捕朝中大臣。西厂成立不到五个月，就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明宪宗被迫废除西厂。但不到一个月，又重设西厂，汪直气焰更加嚣张。成化十八年（1482年），汪直失宠，大臣们再次检举其恶行，于是明宪宗下诏废西厂。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在大宦官刘瑾怂恿下，恢复了西厂，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倒台后又被撤销。西厂在厂卫中名声更滥，存在时间也很短，仅10年左右。4、内行厂。明武宗时，大宦官刘瑾专权，为了制约监督东厂和西厂，于正德元年（1506年）在荣府旧仓地设立大内办事厂，即大内行厂，简称内厂，由其亲自统领。内行厂比东厂、西厂权力更大，东厂、西厂、锦衣卫均在其侦察范围之内。正德五年，刘瑾以谋反罪被杀，西厂、内行厂均被撤销。内行厂在厂卫体系中存在时间最短，仅5年。 三、厂卫的职权厂卫中各类秘密警察组织的职权，大体相同。主要有：1、侦查权。锦衣卫的职责之一就是“盗贼奸佞，街涂沟恤，密缉而时省之”，而东厂“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在皇帝的许可下，厂卫侦查无须任何法律程序和手续，而其侦查的对象则是天下所有的臣民，侦查的结果只上报皇帝。2、逮捕权。明代逮捕人，既需要符（逮捕者的身份证明），又需要有逮捕证明。但厂卫无须符、只凭“驾帖”（逮捕证），就可以千里之外抓人。明初规定，厂卫要获得“驾帖”，须带着皇帝批复的原件，到刑部签发方可，“故事，厂卫有所逮，必取原奏情事送刑科签发驾帖”。但到了明中期，厂卫不拿原件就可签发“驾帖”，甚至无须“驾帖”就可随意逮捕。3、审判权。厂卫可以自设法庭，审判被逮捕的人员。锦衣卫北镇抚司的诏狱，是一个特别的刑事法庭，关押和审理两类人员，一类是各地报送皇帝的重大案件人员，一类是锦衣卫自行逮捕的人员。北镇抚司在审理上述人员时，是百般拷打，无所不用其极。时人将诏狱审理比喻为地狱，而将刑部审理视为天堂之乐，由此可见诏狱审理的手段之惨酷。东厂起初只负责侦缉、抓人，没有审判权，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明后期，东厂也设监狱，自行审理。此外，厂卫还可以监督三法司等正式司法机构的审判。如：东厂可以听记三法司的会审大狱和北镇抚司的拷讯，锦衣卫可以和刑部、按察使共同审问地方案件。4、裁决权。按照明代的制度，厂卫在审判完毕后，只能草拟裁决，报送刑部等正式司法机构定罪裁决，本来是没有裁决权的。但是由于厂卫深得皇帝宠信，地位特殊，刑部等明知其裁决有漏洞，但不敢擅改一字，不敢平反。厂卫也具有了实际的裁决权。5、执行权。厂卫均设有监狱，可以直接执行处罚。但锦衣卫还具有特殊的执行权，即廷杖。廷杖是明代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官员，廷杖的地点是在午门，监刑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行刑的则是锦衣卫校尉。从上述的情况来看，厂卫是在正式的司法机构之外，集侦查、逮捕、审判、裁决、执行等职权于一身，不受法律的约束；而厂卫中各秘密警察组织，相互制约，相互配合，锦衣卫侦查一切官民，厂则侦查官民和锦衣卫；西厂监视东厂，内行厂监视官民和厂卫，而所有厂卫直接听命于皇帝。这样，极大的方便了皇帝的绝对独裁。四、厂卫的评价厂卫是明代绝对皇权的产物。“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从厂卫建立的初衷来看，以之监视官吏，重惩官吏犯罪，是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但是，厂卫超越法律、借皇权肆虐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灾难。一是厂卫随意抓人，弄得社会上人人自危，“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既影响了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民众对明政权离心离德。二是宦官借助厂卫，干政乱政，造成政治上的混乱。对于厂卫上述的弊端，明代的皇帝也曾试图限制过，但厂卫作为绝对皇权统治工具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被废除，厂卫从明初产生就一直延续到明灭亡。所以，明末就有书生评论说：“明补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这对于朱元璋试图以厂卫维护朱家王朝的永久统治，是一个莫大的嘲讽。【参考文献】张晋藩等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七册明.第467-474页.北京:法制出版社,1999.丁易.明代特务政治. 第304-305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同上.第29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第603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明宪宗实录卷225.丁易.明代特务政治. 第21-23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杜婉言等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九册.第255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丁易.明代特务政治. 第25-27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明史卷76职官志五“锦衣卫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钦定续文献统考卷136刑考•刑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史卷192刘济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指挥使和都指挥使理论上说是一个东西。东西厂提督太监下还有少监，奉御等等，具体的不清楚，锦衣卫各级官员参考这贴明朝的正规军很明显是著名的三大营有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
锦衣卫，明朝官署名，即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皇帝的侍卫机构。前身为明太祖朱元璋时所设御用拱卫司。为了监视、侦查、镇压官吏的不法行为，太祖先后任用亲信文武官员充当“检校”，“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明洪武二年（1369）改设大内亲军都督府，十五年（1382）设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从事侦察、逮捕、审问活动。从明朝厂卫的产生、发展、消亡来看，它伴随了明王朝的终了，可以说厂卫对明王朝产生着重要的作用，下面将从厂和卫各自的职能出发，试图分析各自职能之下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锦衣卫：《明史·职官五》载：“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8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至于“缉捕密缉”，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下设镇抚司，从事侦察、逮捕、审问活动，且不经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 。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传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即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锦衣卫另一项职能是“执掌廷杖”。 即皇帝在朝廷上杖责臣下，是对官吏的一种酷刑，明代往往由厂卫行之。廷杖据史料记载始于东汉光武帝刘秀杖打大司空刘据，其后各代都有过廷杖的记载，不过只是少数。但是到了明代，廷杖制度化了其次数之多，手段之狠，为历史罕见。此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有明一代，史书中关于廷杖的记录却是连绵不断的。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武宗打算化名南巡，群臣纷纷劝谏，明武宗大怒，下令廷杖劝谏南巡的146位大臣，结果打死11人；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的 “大礼仪”事件，明世宗因此下令廷杖134人，打死17人；天启四年（1624年），魏忠贤以皇帝名义下令廷杖工部侍郎万憬一百。太监们先到万憬家把他痛打一吨，然后再拖到朝门前，由锦衣卫行刑，万憬被打得遍体鳞伤，四天后不治身亡 ...…纵观有明一朝的锦衣卫，尽管也出过袁彬、牟斌这样比较正直的指挥使，但总的来说，其职能主要还是为明朝的极端专制制度充当帮凶。“诏狱，廷杖，立枷之下，士大夫不但可杀，而且可辱，君臣间的距离愈来愈远，天皇圣明，臣罪当诛，打得快死而尤美名之曰恩。礼貌固然谈不到，连主仆间的恩意也因之而荡然无存。”9有了锦衣卫这样高效率的工具，更加方便了明朝的皇帝压制士大夫阶层、下层民众，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社会活力的极大降低。随着锦衣卫的权力越来越大，“结果皇帝对他给予锦衣卫的广泛权力警惕起来，也认识到了专门依赖锦衣卫搞调查工作的危险性。他于是更转向被委派负责东厂的宦官们，他们在秘密工作中终于超过锦衣卫，有时甚至也直接调查锦衣卫。”10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盖迁都后事也。”11，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其权力甚至超过了锦衣卫，只对皇帝负责，不经过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东厂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的多。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 ““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12。西厂：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的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内行厂：内行厂职能与东西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内行厂的权势极大，东西厂也在它的侦伺之中，较之东西厂，其滥施的刑狱有过之无不及。内行厂自创刑罚，“罪无轻重皆决杖，永远戍边，或枷项发谴。枷重至百五十斤，不数日辄死。”13一时间，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平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锦衣卫和东厂、西厂、内行厂都是特务部门，专门从事保卫皇帝的侦缉活动，厂卫都可以不通过司法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集保卫、侦查、控诉、审判、执行职权于一身。因此可以说二者的性质和任务是一样的。而二者同时也是存在差异的：其一，锦衣卫是军队，东厂、西厂、内行厂则不是军队性质的组织，可以说是纯粹的特务组织。其二，锦衣卫的长官一般都由外戚或功臣担任；而东厂、西厂则由太监统领的。其三，厂、卫不是并行的，卫在厂的监督之下。卫与厂结合在一起，保卫职能、警察职能、行政职能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政警合一的特务系统，适应了维护集权专制统治的需要。厂与卫的职权基本无差别，他们之间相互勾结、相互倚重，都是皇权专制集权金字塔下的一块块砖石。但由于锦衣卫属于外官，奏事需用奏疏，还有勋戚及其子弟参加，不如东厂太监亲近，故厂的势力总要大于卫：锦衣卫侦伺一切官民；厂则侦察官民和锦衣卫（西厂有时还监视东厂，内行厂则监视官民和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皇帝直接领导与监督所有侦察机关。 朱元璋建国之后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对中央军政机构做了重大调整。当初，朱元璋建统军元帅府，不久改为大都督府，统领全国卫所军。洪武十三年（1380），分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全国卫所遂分隶于五军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掾属有经历司经历从五品；都事从七品。都督府为最高军事机构，掌军旅之事，各领其在京卫所及在外都司卫所，以达于兵部。“凡武职，世官流官，土官袭替，优养、优给，所属上之府，移兵部请选。既选移府以下之都司、卫所。首领官听吏部选授，给由亦如之。凡武官诰敕、俸粮、水陆步骑操练、官舍旗役并试、军情声息、军伍勾补、边腹地图、文册、屯种、器械、舟车、薪苇之事，并移所司综理之。” 与都督府相配合的军事机关是兵部，设兵部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一人，正三品。掾属有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正五品，员外郎一人，从五品，主事二人，正六品。兵部尚书主持兵部工作，侍郎辅佐。武选清吏司分掌武官升调、袭替、优给、诰敕、功赏之事。职方清吏司分掌舆图、军制、城隍、镇戍、营操、武举、巡逻关津、征讨之事。车驾清吏司分掌卤薄、仪仗、侍卫驿传、厩牧之事。武库清吏司分掌戎器、符勘、尺籍、武学、薪隶之事。洪武元年（1368）设置兵部时，它是中书省六个部的一个部，洪武十三年中书省及丞相制度被废除，兵部与其它五部一起升格，直属皇帝统制。 地方上朱元璋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废除行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分掌一省行政、司法、军事，并称“三司”。三司互不统属，各对中央负责。都司负责管理所辖区域内卫所，以及与军事有关的各项事务，是地方平时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各省都司之外，在边防要地则单设都司，实行军民合一的统治，如辽宁都司，治定辽中卫（今辽宁辽阳）；大宁都司，治定大宁卫（今内蒙古宁城），万全都司，治定宣府卫（今河北宣化）。还在边境海疆的北平、山西、福建等地设置行都指挥使司，在中都设置留守司，以补都司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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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论文参考文献有很多，例如《战争与和平的断想》，《战争、和平与宪法共识》等等。
我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13亿人口、幅员辽阔的世界大国，与我国相接壤的从国家安全环境来看，过去传统的安全是指国土安全、国防安全、军事安全这种纯军事领域。现在讲国家安全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外交、资源、科技等领域的“大安全观”、“大国防观”。从目前来看，我国的国家安全挑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地缘战略安全的挑战。从地缘上看，中国位于亚太的中心，是一个拥有5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特殊的文化体系，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大，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周边大国：北有俄罗斯（世界第二军事大国）、东有日本（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西有印度（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南有东盟（与我国关系友好）。从表面上看，美国与我国相距遥远，但从地缘角度来看，它也仅仅是与我国隔洋相望的邻国。近些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及美国的关系改善得都较快。中俄关系一直较好，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经贸关系近几年也发展得很快（去年两国贸易额已突破200亿美元）；中美关系虽然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变成了竞争对手关系（小布什上台后），“911”事件后，中美两国的关系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在反对世界恐怖主义方面又成了反恐伙伴<，当前美中关系处在历史上最好和最稳定的时期；中日关系目前虽然已降到历史的低点，但还没有发展到冲突和严重对立的地步，尤其在经济上，中日贸易额仍然是较高的（据有关材料统计，到日前为止，中欧贸易额占第一位，中美贸易额仍位居第二，中日贸易额已退居第三）；中印关系也在逐步改善，两国领导人多次会晤，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诚意和实际行动；东盟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升温，东盟各国正努力搭乘中国经济高速行驶的列车，带动各自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况无疑表明，中国当前的周边环境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们应该充分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步伐，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但我们决不能高枕无忧，要看到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崛起，美国与周边国家都各有担忧之处，“中国威胁论”始终是一些国家不愿放弃的口头禅。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因某些突发事件或在和平发展进程中的某些关节点上，出现某些周边大国联合制华的可能性。二是国土安全领域的挑战。前面已经提到，我国的周边陆海邻国有多个，由于历史遗留下的问题，我国与不少邻国存在着领土、领海划界方面的争端和分歧。目前包括中日钓鱼岛归属问题，东海大陆架划分争端，与东盟一些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有关南海主权的争端，中印边界争端等。虽然目前周边各国都在积极谋求与我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愿意以合作的姿态和平解决这些分歧，但也不排除在某些特殊的国际背景下，一些国家有挑起争端的可能性。当然，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也都存在国家统一问题，如英国有北爱尔兰问题，法国有科西嘉半岛问题，俄罗斯有车臣问题，日本有“北方四岛”问题等等，但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及台湾问题复杂，其复杂性在于：历史上台湾被外族统治达半个世纪之久；地理上，台湾是一座孤岛，孤悬海外，与大陆被台湾海峡阻隔，交通不便；经济上，台湾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营，加上美日的投资，使台湾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生活水平远高于大陆；政治和军事上，台湾与大陆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长期以来处于敌对状态，台海地区始终是亚洲的热点地区之一，最主要的是国际上的美国背景。三是经济安全领域的挑战。我国加入WTO后，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活力，但也面临着新一轮严峻挑战。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一方而看准了我国的巨大市场，纷纷要和我们做生意；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看到我们国家强大起来，他们企图利用经济全球化来冲击我国的市场，并千方百计设置各种障碍和贸易壁垒来遏制我们的发展。这样一来，我们要拓展国际市场和资金、技术的难度将会增大。另外，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度也在不断增强。如水泥、石油、木材、粮食、铁矿石等。四是军事安全方面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各大国军费开支增加引起的新一轮军备竞争。<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各国主要是军事大国加强军备的步伐在加快。2003年美国实际由国防部支配的防务开支已高达4017亿美元；俄罗斯受美国军备政策的刺激，2003年军费开支已超过100亿美元，较上年明显增多；法国2003年的军费开支增至310亿欧元；日本的军费开支近些年来一直不低于500亿美元。第二，核军备竞赛带来的挑战。自1998年印巴两国完成核实验以来，世界上的核大国已增加到7个美、英、法、俄、中、印、巴。此外，中国周边还集中了主要的“核门槛”国家，如日本、朝鲜、韩国、伊朗等。据媒体透露，日本拥有制造几千枚核弹的裂变材料，组装核武器只是时间问题，朝鲜半岛核危机搞得沸沸扬扬，有人认为朝鲜实际上已具有核能力，美国更直接说朝鲜已有8枚核弹。受其影响，日、韩主张突破“核门槛”的势力也明显抬头。美国正式退除《反导条约》，加快研制、部署步伐，这对刺激大国核军备竞赛影响甚大。第三，高科技军备竞赛带来的挑战。近些年来爆发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突出了现代高科技军备的威力，也突出了“数字差距”对国家军事实力优劣强弱的影响。美国的“数字化部队”的优势已引起了包括俄、欧在内的各军事大国的忧虑。因而各国普遍加大了高科技军备的投入。美国致力于提升远程投送、超视距精确打击以及太空战的能力，不断推出新型战机、舰艇和其他军事装备；俄罗斯为应对美国的新军事战略，大力加强核军备，计划在2010年前再部署>2-3艘新型核潜艇，对战略轰炸机进行现代化改装，积极组建航天军，开发天基反卫星系统，加强太空战能力；法国2003<财年购置新军事装备的费用较上年增长了11％，今后5年法国用于购置军事装备的资金估计将近千亿美元；英国准备斥资数百亿美元，着手再建造几艘新型航空母舰。第四，中国周边国家军备竞赛加剧带来的挑战。中国周边军事大国包括美、俄，日、印、朝、越等国已成为当前军备竞赛的重灾区，东南亚各国已动用数十亿美元更新海、空军装备；印度计划依托美、俄、法等国继续提高军备水平，扩大在印度洋的军事优势；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也在加紧推进军事现代化。当前，中国周边国家军备竞赛有三大突出特点：一是美国背景加重；二是核军备竞赛阴云不散；三是水下竞争越演越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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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美国背后操纵
1、朝核问题与朝鲜战争（铺垫、大背景）： 美苏全球冷战、局部热战：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简述---大国划分势力范围、朝韩分立，中国出兵，停战协定； 朝鲜民族自尊心脆弱性：朝鲜近代史是屈辱的被占领史、被压迫史，自己的命运应由自己掌握，必须发展核武。
《再见了，亲人〉这一课书
1947年3月，杜鲁门提出了以遏制东方势力，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全面针对苏联在欧洲、亚洲的扩张，双方的矛盾再次激化，冷战再度升级，这一指导思想被称为“杜鲁门主义”。麦克阿瑟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
就在美国实施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遏制东方势力西扩的时候。无独有偶，美国提出在亚洲“要使日本成为对付共产主义的堤坝”，并调整了对日政策，由压制转为扶持，并利用日本企业和军事基地，为美国在亚洲战略服务。
在麦克阿瑟等人的鼓动下，美国政府向日本，提供了总额达20亿美元的贷款和物资援助。作为日本的“太上皇”，他再次成为人们视野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虚荣心膨胀的麦克阿瑟，要求参加总统选举，而且志在必得。这主要是因为：
一是，凭借他对日本的成功实践，以及人们对其改革的认可和赞誉，麦克阿瑟认为自己有能力、有信心治理好一个国家。更何况他身边的人和国内的支持者，在全国各地都建有麦克阿瑟俱乐部，他们希望其竞选总统的呼声越来越高。
二是，在美国竞选总统，没有财团的支持几乎是寸步难行。但在麦克阿瑟的家乡威斯康星州，他的威望很高，在大大大小的书店里，都摆有他的传记。同时，拥护他的大都是有钱人，可以获得大量的竞选经费。他有了一种势在必得的心态。
更主要的是，麦克阿瑟对国内反对他的一伙人始终耿耿于怀，他们嫉妒其才能，处处给其“穿小鞋”、设置障碍。他对这些人的做法极为不满，发誓有一天要把国务院整治得天翻地覆，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竞选总统是唯一的道路。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麦克阿瑟在各地的支持率并不是很高，就连在他的家乡，都没有获得绝对的票数，屈居第二位。这样的惨状，对极爱面子的麦克阿瑟来说，是个沉重打击。曾被舆论界不看好的杜鲁门，再次当选总统。
他将所有的仇恨，都发泄在对东方势力的遏制。
1949年，麦克阿瑟竞选总统失败后，对国内那些反对他的人更加痛恨，甚至将他们看成是“亲苏的小集团”肆意抨击。而且，越来越在意针对他的负面报道，他一面禁止日本新闻界发表不利于其形象的报道，一面回击国内媒体对他的批评。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左翼势力在日本有所抬头。这一年的大选，左翼团体的得票增加了200万张，议会中的席位更是从原来的4席激增到35席。这样的形势，显然牵动了麦克阿瑟敏感的神经。在他指示下，日本政府开始对这些团体进行打压。
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取缔或解散所有的左翼组织，查封左翼报刊，所有在公共机构、学校、企业等单位担任职务的左翼人士，以及他们的同情者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被开除公职，一年下来，有2万人失去了工作。
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当年的10月，中国的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美国全力支持的蒋家王朝退守台湾，对麦克阿瑟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事实。他一面借机批评美国政府的无能，一面积极倡导加强对台湾的扶持，叫嚣着反攻。
巧合的是，第二年朝鲜局势恶化，他梦寐以求的战争终于来了，他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带领驻日的美军第8集团军，先期开赴朝鲜战场。为了填补美军走后留下的空白，他命令日本政府建立一支7.5万的警察预备队，维持国内的治安。
这个组织在美军的帮扶下越来越壮大，而且从建设规模看，分明就是一支由美军提供装备，并接受美军指挥的正规军，这就是现在日本自卫队的前身。也就是说，从这一天起，日本结束了战后5年没有军队的历史，走上重整军备的道路。
反观这段历史，可以清晰看到，美国倡导的价值观永远是对自己有利的，为了遏制日本，可以将其改造为非军事化的国家；同样，为了遏制东方势力，又可以将其打造成反击的“桥头堡”，尽管有打脸的感觉，但“双重标准”用的是为所欲为。
当然，在麦克阿瑟的助推下，远东的局势再度恶化。从军人的角度说，时刻备战理所应当，但为了个人的目的，以及实现其时时受人瞩目的野心和虚荣心，不得不说，麦克阿瑟根本没有原则性，一意孤行、随心所欲，甚至显得十分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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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不死，麦克阿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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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起于军事自强目的，也结束于军事指挥和其他方面上的失败。1.起因 太平天国运动给清政府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虽然太平军的军事能力并不是有点，虽然他们组织训练方面很平常，军器不及官军，但由于那时官军暮气很重，军饷低，无纪律，无操练，猜忌深，所以“简直腐化不成军”（《中国近代史》P47）。1860年曾国藩、李鸿章因目睹外国列强“船坚炮利”，发出“唯独火器不能及”的感慨，所以先后上书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奕�6�0也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想，这些是洋务运动的起源，也应该是近代军事发展的起源。2.洋务运动时期的军事建设对军事近代化和甲午中日战争的影响1.器物方面 中学历史课上都学过，李鸿章办轮船招商局，铁甲兵船，建立北洋海军。我觉得这些很可贵，中国古老的军事战略是“重陆轻海”，洋务运动使战略方针逐步改变。直到现在，我们国家都没有航空母舰，可见这种古老的战略影响有多深！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已经能够动员组织一支装备近代化的海军——北洋水师而不是旧式水师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了。它粉碎日本“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还坚持了近一个月的威海保卫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虽然很多人批评洋务运动不彻底，但军事装备近代化是军事近代化的物质条件,因此,洋务运动为中国军事初步奠定了物质基础。2.思想方面 在洋务运动期间,西方的军事理论与著作被翻译与介绍到中国,西方军事著作的翻译,传播了西方国家近代的军事思想。3.人才方面 在天津建北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洋务派创办了我国第一批新型学校,大力引进西方科学知识,开创了近代军事教育事业的先河，培养了为国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严复、邓世昌、刘步蟾等人。洋务运动中建立的海陆军学堂造就了一批新式军事人才，成为甲午战争中抗击日本侵略的骨干力量。北洋海军成军时，除提督丁汝昌外，其他官员全部由海军学堂毕业生担任。北洋各舰的大付、二付、管轮等职，也多从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中选任。这些经过严格培训、通晓海军业务又富有爱国心的军官，构成了北洋海军的中坚。甲午战争爆发后，由他们任管带的定远、镇远、等舰，均为中国在海上作战和护航的主力舰船。海军学堂的毕业生，始终是海战第一线的指挥员和重要骨干在近代军事上，在洋务运动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军事科技人才,为军事近代化准备了一定的条件。总的说来，洋务派通过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化的生产方法,先后建立起一批以大规模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军事工厂,使中国的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以军事工业的开展为契机,洋务运动开设了一些军事学校,培养了一批近代军事人才；通过西方新的洋枪洋炮的使用,西方近代化的军制与训练方法开始进入中国；同时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新形势下,随着西方近代战防思想的不断介绍,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不断被注入近代化的内容。对于中国自身来讲，洋务运动使得近代先进火器在技术上的不断上升，中国与列强的差距逐步缩小。3．（军事）改革中遇到的阻碍1.领导人眼光局限 曾国藩等洋务派领导人没出过国，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才出过，他们毫无机械知识，及时钦佩西方机械，但没有对于西方文化和制度的深入了解，也不能把运动彻底的搞下去。军事肯定也受到一些影响。 北洋海军初成立时，李请了有经验的英国军官做指挥，后来却误听人言，辞退了他，并用了对海军全然不知的丁汝昌做总司令。2.经费 老师在课上讲过很有意思的事情，光绪和他父亲怕慈禧不肯交出政权，用修建颐和园的方式让慈禧沉于游乐，而修园经费很大，李鸿章只好挪用建海军的款子修园。所以甲午之战前的七年，中国海军无一只新船，而日本每年都更新船只。3.守旧派的阻挠 士大夫的陈旧思想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在人心不在技艺”“何必师事夷人”等观点是士大夫不去投考科学班。开明的郭嵩？和曾纪泽两人主张学习西方制度，被骂汉奸，一个隐居一个气死。迷信的民众也阻挠了发展。4.甲午战争暴露出洋务运动中的军事问题北洋海军的失败不仅在于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原因导致了武器装备等诸方面的劣势, 如用人不当，加上军队素质,使得中国军队的综合实力、战斗能力远远低于侵略者。还在于清政府战略战术的错误，。军事自强的目标是实现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从军事近代化的角度看，洋务运动军事自强在甲午战争前还是在低层次上进行的。它的最大不足在于，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实现武器装备近代化的阶段，而没有将它推进到实现军事制度近代化这样一个更高的层次。（不彻底！）这样，先进的装备同落后的旧军制之间就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状况在甲午战争中充分地暴露了出来。洋务运动中清朝军队没有建立适应近代化战争的集中统一的指挥体制。甲午战争爆发后，始终没有组建一个上下层次分明、职责清楚的指挥系统，指挥多元化的情况到处可见。这是造成平壤失守、鸭绿江防线崩溃、大连旅顺的沦陷、五次反攻海城的失利和威海保卫战失败、北洋海军全军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告诉我们，只学习器物是不够的，还要注重根本上对陈旧落后的军制进行革新。
坚持用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必须切实找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着力点，用科学的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发展方法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一、在发展基础上，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始终维护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解决包括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在内的当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国防建设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用这一科学观念看待国防建设就会发现，国家经济社会的充分发展是实现国防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具体而言，经济发展将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的全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将从总量基础、技术基础、体制基础三个方面对未来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强大支撑。因此，要保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使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源保障，根本前提是确保国家综合实力提升过程的延续性。如果我国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受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因素的破坏和阻断，那么，这种损失对中华民族将是历史性的。二、在发展模式上，积极探索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发展路子，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融合式发展”必须依据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原则，全方位全过程地把国防和军队建设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体系之中，通过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共同建设，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高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新路子，实现经济效益、国防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说，就是重点做好“七个纳入”：将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划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将军队信息化建设纳入国家信息化建设体系；将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纳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将军事斗争准备需求和战场建设纳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将军事人才基础教育培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将军队生活服务保障纳入社会服务保障体系；将国防动员纳入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实行“融入”发展模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改革阻碍“融入”的体制，建立健全“融入”机制，制定有利于“融入”的政策法规，积极稳妥地解决国防和军队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的问题。三、在“三化”建设上，以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威慑和实战能力为根本出发点落脚点，实现国防军队建设的“全面发展”坚持把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全面建设作为各项工作的基本要求。国防和军队建设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互动性和持续性都很强的实践发展过程。在“三化”建设中，任何一项建设的质量和效果，都有着影响全局、牵动整体的作用。在处理这一重大问题上，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统筹好五个重大关系，即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与军事斗争准备的关系、机械化建设与信息化建设的关系、诸军兵种作战力量建设的关系、当前建设与长远发展的关系、主要战略方向建设与其他战略方向建设的关系。处理这些重大关系的核心点、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提高军队战斗力。在这方面必须具有强烈的紧迫意识。走在世界军事变革前列的美军提出：“像作战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作战”，作战和训练是一体的。仅美军太平洋舰队所属部队一年在亚太地区就要训练和演习1500多次。为此，我们应当形成一套真正把作战训练作为中心工作的有效的激励和监督制度。四、在战斗力生成上，依靠科技进步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重点提高国防科技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国防军队建设的“科技发展”科学发展的巨大动力在于科技创新。要着力推进军事理论创新、军事技术创新、军事组织体制创新和军事管理创新。这是国防和军队建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提高国防科技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武器装备的关键技术特别是国防核心技术，靠花钱是买不到的。长期依赖于人必然会受制于人。事实说明，坚持自主创新，是实现我国科技事业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的国防科技工业建设，应当以能力建设为基础，完善体制机制，努力建成“小核心、大协作”、高水平、可持续的新型产业。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实施转型升级战略，提高国防科技产业的综合能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着眼长远，必须使多数军工单位逐步、稳妥地融入社会，逐步实行依托整个社会的“大协作”，即完成从独立、封闭的“橄榄型”国防科技工业结构向寓军于民、高度开放的“哑铃型”结构的转变。五、在建设主体上，坚持把以人为本作为重要的建军治军理念，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人本发展”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之间的对抗。而这个体系对抗的背后，是军事人才质量和知识含量的对抗和较量，更进一步说，是人才制度政策的竞争和较量。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从国家安全、市场经济、军事变革、法制社会等重大时代背景出发，对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中“以人为本”进行准确定位和系统筹划。否则，要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是不可能的。为此，应当根据部队建设环境的变化，准确把握军队贯彻“以人为本”的含义。必须看到，在现阶段，和平环境使官兵的价值作用问题凸显出来，信息化环境使官兵的能力素质问题凸显出来，市场经济环境使官兵的切身利益问题凸显出来。这在客观上要求部队建设更加关注人的因素，切实把“以人为本”上升到重要的建军治军理念来认识。这就需要我们对“以人为本”有新的、全面的认识。其一，人是社会的人。我们党强调社会发展文明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其中也包括军人。尤其应当从收入上把军人看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其二，人是军队的人。在军队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必须体现军队的特殊要求。要防止这样的倾向：一讲关心，就放松管理；一讲严格要求，就忽视官兵需求。应当把爱护官兵生命与培养战斗精神统一起来，把关心官兵个人发展与从严治军统一起来，把尊重官兵权益与确保一切行动听指挥统一起来。其三，人是发展的人。现在官兵的岗位在变、需求在变、素质在变、思想在变，因而贯彻以人为本的目标、内容、方法也要跟上官兵发展的变化。六、在解决深层次矛盾上，注重制度创新，依靠体制机制解决问题，实现国防军队建设的“稳定和有效发展”国防预算制度的创新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创新任务。其核心涉及国防投入的两大问题：“规模适度”与“结构合理”。“规模适度”，就是根据社会经济的承受力和国家安全需求确定国防建设投入的规模。首先，应以世界国防费的平均水平和多数国家的投入水平确定投入基准；其次，应以大国开支水平对基准投入水平进行适度矫正；最后，再以国家特殊安全需求对投入比重进行微调。这样确定的国防开支水平，既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又可为加速军队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提供相应的经费支持。据此，我国国防费占GDP的比重应当保持在2.6%—2.8%之间比较合适，最高也不应超过3%。“结构合理”，主要是指现有的经费投入能够形成最具有战斗力的费用结构。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提高国防建设投入效益最本质的含义就是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能体现信息化国防建设的重点方向上去。这涉及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和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是：改变传统的“陆战型”、“近战型”、“本土纵深防御型”的力量结构及其相应的费用结构，按照立体攻防、远中近能力合理搭配和非线式、非接触、非对称作战要求，调整资源配置方向，逐步形成反映信息化战争需要的军兵种费用结构，实现军队建设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实现“适度发展”和“有效发展”关键靠现代国防预算制度，这是解决制约军费效益的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的根本举措。国防预算制度是国家在资源配置及其管理上实现其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的基本手段。我国国防预算制度的目标模式应当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军情，体现军委战略方针，适应新军事革命趋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防现代化建设需要，以法制建设为基础，以需求牵引、程序决策、体系统一、规范运作、管理严格为基本特征的规划—计划—预算—执行制度。
冷兵器与热兵器的特点与区别
为适应信息化战争的需要，我们从信息化战争对国防建设要求的实际出发，以新的防御战略指导思想，以谋求理论创新、科技强军战略、实现跨越式发展、人才战略工程为保障等作简要阐述。 一、以新的防御战略指导思想为核心 中央军委从国家利益出发，适时调整和完善了我军军事战略方针，根据我国的国情，必需坚持和发展积极防御战略指导思想，这是我国信息化战争的核心指导思想。积极防御这一战略方针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赋予它新的内涵，要与时俱进，去研究新问题、新特点，迎接新挑战，树立新观念。 1、要严格服从政治的需要 由于信息化战争的手段能够对战争全局产生重大影响，战争的决策者必需从国家利益的高度为出发点，准确判断战争威胁的性质、程度、方向等情况，根据政治和外交斗争的需要，决定在军事上的反应程度。因此，军事行动必需以国家政治斗争目的为依据，即战争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政治斗争的需要，确定信息化战争的军事目的、作战目标、作战方法、指导原则等，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筹划军事行动，确实做对慎重组织、严格控制、不打则已，一打必胜、速战速决，要使敌人屈服或让步，为政治解决创造有效的条件。 2、要周密谋划战争全局 信息化战争的战场上情况多变，战场空间广阔。各种武器装备既综合运用又自成系统，同时军事战争与政治、经济、外交的手段融为一体，作战保障复杂，技术性强。所以战争决策者必需具备高超的指挥才能和精湛的谋略艺术，对信息化战争进行全面周密的谋划。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一要创造有利的作战环境，在战争力量的使用、作战手段的选择、各种斗争方式的配合，特别是地形和气候条件的利用方面和精心谋划，积极创造战机，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赢得战争的胜利；二要充分预见各种复杂情况，针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做好准备，才能从容应对，积极谋取和保持战略主动权，达到灵活随机应变取胜的目的；三要主动把握战争进程，注重战争阶段的谋划，要有连贯性，以便给敌人连续不断的攻击，不给敌人喘息和还手的机会，力争速战速决。 3、要注重综合整体的威力 信息化战争不仅是诸军兵种作战能量的联合，而且是各种作战力量、各个作战空间、各种作战方法、各个斗争领域的大融合，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集中和发挥国家的整体威力和综合效能。要打好一场信息化战争，就要掌握好两个突出的特点和要求，一是在技术上既要组织自己的信息化作战，又要对付敌人的信息化作战，更要注重发挥整个社会的技术优势，特别是信息优势，形成整体综合作战能力；二是在地域上，必需把国家的整体优势聚合在交战的主要地区，形成整体合力，构建陆海空天电五维一体的战场体系，最大限度发挥整体威力，信息化战争。 4、加强信息化战争的准备 信息化战争具有爆发突然、进程短促、战场广大、体系对抗等优点，几乎没有双方态势优劣、力量强弱转换的时间和空间，战争开始之际就有可能进入战略决战的高潮。战争的胜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前的各种准备。这也就是常说的有备无患。在信息化战争中，只要善于积极筹划备战，营造有利的战略态势，就能打赢高技术的信息化战争。信息化战争准备的内容非常广泛，对我国来说，主要是政治、经济、军事和高科技方面的准备。 二、以谋求打赢信息化战争理论创新为前提，大力培养新型军事人才，努力创新发展军事理论；为履行军队历史使命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要着眼信息化军队建设；牢记使命、锐意进取、扎实工作，围绕重大现实问题，突出针对性，研究性和实效性，在解决军队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上下功夫，拿出有效管用的创新成果来。 1、改善军事理论创新机制，抓住有利的机遇，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机制：一要激励军事理论创新精神，营造人人爱科学，学科学，争当科技专家的良好氛围，用科学理论、方法、知识来发展军事理论；二要改善军事理论创新的条件，运用虚拟实验技术，建立作战实验室，把电脑推理和专家经验相结合，为军事理论创新提供新的空间和方法；三要营造宽松的军事学术争鸣环境，要造就敢于提出新思想、新概念、新理论的军事人才；四要建立健全单键激励机制，使各种优秀人才和有价值的成果脱颖而出，不论学历、资历、年龄、职位，只要有创新成果的人才，就能得到奖励重用。这样就形成了、人人创新、关于创新、敢于创新的新局面。 2、积极探索制胜的作战理论，从更广阔的视角，突破传统领域，研究新问题、新理论，切实摸索出我军在新世纪新阶段如何发挥“力量保证、安全保障、战略支撑、重要作用”的思想和方法，为我军有效履行新使命提供理论指导。 3、扩展我军理论创新成果，必需紧跟世界新军事潮流，着眼面临的种种重大现实困难，突出针对性、前瞻性和有效性，加紧创新如何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指导理论，研究如何按照信息技术发展建设信息化军队，并健全信息化战争的国防动员机制等，切实拿出实在管用的理论指导成果，为我军官兵履行新的使命，驾驭信息化战争提供科学的思想武器。 三、以科技强军战略为条件。打什么样的仗，就要什么样的军队。在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中，要坚定不移的执行科技强军战略，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才能在新军事变革中抢占先机。 1、以信息技术创新为动力，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加快以信息技术为主要的创新步伐，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提供科技支撑力，促进机械化武器向信息化武器系统推进。 2、提高军队信息技术含量，就是要依靠信息技术建设军队，把军队现代化的着眼点放在提高部队信息技术含量上，充分发挥信息的作用，改变旧观念，确立信息化在军队建设中的中心作用，利用信息革命的成果武装军队，全面实现“看得见，传得快，打得到、打得准”的作战能力。 3、建立信息化的装备体系，就是以信息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C4ISRK为核心的装备体系。未来的信息化战争就是体系的对抗，谁的装备体系出现缺陷，谁就吃亏。我军必需在信息化建设中加大投入，构建信息化研制平台，控制和利用好信息资源，以信息流控制物质流，让研发的武器装备向更精确、更灵活、更可靠、更及时的方向发展，随时应对复杂的信息化战争。 4、强化信息化作战训练，加强培养信息化作战人才，提高军队信息化素质。这主要表现为：一是信息意识强烈，具备获取信息的强烈愿望，关于运用多种方法、手段采集信息；二是信息技术水平较高，熟悉敌我双方的信息武器的技术性能，并熟练的使用它；三是熟练掌握处理信息的方法，关于在鱼龙混杂的信息海洋中正确区别各种信息。 四、实现武器装备跨越式发展。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研制新武器，二就是利用信息化技术对原有的旧武器进行升级改装，使之能适应未来的作战要求。这两条路我们都要走，而且都要走好。 五、以实施人才战略工程为保障。要驾驭信息化战争，人才是关键。新型军事人才需要有良好的全面素质，具有复合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 1、要树立新型军事人才制胜观念，实施人才战略工程的目标是“五支人才队伍建设”，具体是指要培养大批具有良好的全面素质的指挥官队伍、参谋队伍、科学家队伍、技术创新专家队伍和士官队伍。因为信息技术和知识已经成为重要的战斗力，作战要靠信息化人才来谋划。 2、确立新型军事人才素质指标要求，信息化战争对未来的军事人才有了很高的要求，我认为，未来的军事人才必需有“优秀的政治思想素质、深厚的军事理论素质、灵活的战略思想素质、先进的军事技术素质、高超的军事指挥素质和深邃的洞察力、准确的预测力、果断的决策力、灵活的协调力、及时应变能力和大胆创新能力。”一句话，要培养新型高素质人才必需关于运用新的科技成果、科技手段和先进的国家成功经验，追踪高技术前沿，执着追求、敢为人先、打破常规、抓住机遇，迎接新抢占，找出新办法。 3、改进新型军事人才培养模式。一要充分发挥院校的渠道作用。走开拓国民教育培养新式人才的路子，实现三个转变：一是教育投资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走出一条投入少，产出多，以质量效益为核心的集约化培养模式。二是培养内容由单一型向综合型转变。三是实现培训方法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打破专业限制，院校界限，实现教学力量与信息资源共享，借助地方院校、科研单位，集中各方面优势培养特殊人才。二要充分发挥重大演习平台作用。在没有战争的年代，演习就是考核、检验评估指挥员素质的最佳平台。要想在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战争中应对自如，就必需在一次次演练中磨砺、摔打、培育、提高，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三要尽力开拓多元化培养途径。要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教育资源，特别要扩大与外军的军事交流，增加军事留学和考察技术人员的数量，做到“知己知彼”以提高各种人才特别是技术型人才的综合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