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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古田临水宫建筑艺术与文化论文
摘要 ：文章通过对福建闽东古田县临水宫的建筑艺术形态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指出临水宫既包含了中国传统道教文化特点，同时又融合了闽东乡土文化的基因，进而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祠庙建筑形态，对闽东乡土建筑艺术与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闽东；古田临水宫；建筑艺术；道教文化；乡土文化
近年来建筑学界对于“乡土建筑”的关注越来越多，祠庙建筑作为最能体现“乡土建筑”特质的一种建筑形态，自然是研究的重点。《左传》曰：“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在祭祀礼仪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社会，祠庙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祠庙是汉民族祭祀祖先或先贤，以及供奉神灵的场所，通常采用庙堂式建筑形式。散见于广阔富饶的中国大地上的祠庙建筑，因地域的区别，在建筑艺术与文化上各具特色。本文仅以福建闽东古田县临水宫为例，对其建筑艺术形态进行深入分析，探究道教文化和乡土文化对临水宫建筑艺术形态的影响，进而为闽东乡土建筑艺术与文化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福建闽东区主要涵盖福州、宁德两大地区。古田县为传统“福州十邑”之一，1970年被划归宁德地区。古田临水宫就坐落在古田县大桥镇中村，是祭祀道教女神陈靖姑的庙宇，也是海内外临水文化的发祥地。它始建于唐贞元八年（792年），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现存建筑风貌主要为清光绪元年（1875年）修建。全宫分为前后左右4殿，总占地超过8000㎡，仅主宫就有4000㎡。临水宫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参差错落，与群山叠嶂相互辉映，极其磅礴大气，雄伟壮观。临水宫建筑为土木结构，重檐歇山顶，宫内处处雕梁画栋，精美至极。古田临水宫作为闽东祠庙建筑艺术的典范，2013年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古田 临水宫的建筑艺术形态
从艺术形态上看，建筑是由结构、造型、立面、空间、色彩以及装饰等要素组成的集合体，它受到所处的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审美观念等条件影响，通常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功能性特征。
（一）建筑形态
1.建筑结构与构架福建闽东地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潮湿多雨，常年受到台风等灾害的影响，同时它又处在我国东南地震带上，因此房屋的结构与构架显得至关重要。古田临水宫主要为土木结构，整体建筑由木构架支撑，砖土砌筑外墙围合。建筑构架设计采用闽东民居常用的“穿斗式”和“抬梁式”相结合的形式，稳定性强，柱间用梁、枋相连接，再辅以雕刻精美的斗拱、撑拱、雀替等构件固定，既有装饰效果又起到加固构架的作用，能有效地预防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
2.屋顶构造和形式古田临水宫为重檐歇山顶，屋顶相互穿插，高低相叠，交织错落地结合在一起，起伏跌宕，像一座建在山腰的庞大宫殿，十分壮观。庙宇的屋顶体量巨大、造型独特，屋顶的飞檐呈现出极度夸张的弧形，两端翼角高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使原本宽大下压的屋顶产生一种向上的动势，巧妙地化解了大屋顶带来的压抑感，让人在视觉空间心理上产生轻松愉悦的感受。屋顶正脊和檐角到处都是龙、凤、狮子、虎豹、大象、仙鹤等祥禽瑞兽泥塑，形象生动，姿态万千（图1）。屋面整体采用小青瓦覆盖，平缓舒展，整齐划一，随着屋顶的高低起伏，阴阳向背，产生不同形状、明暗、色彩的变化，在统一中形成了微妙的空间构成关系。
3.立面及造型要素古田临水宫的山门采用中国传统的牌坊式门楼造型（图2），气宇轩昂，意义深刻。墙脊为五山跌落式，下方用华丽的装饰边框修饰，装饰有精美道教题材的彩画和泥塑。庙门为青石门框，方正大气。左右两侧刻有一副“庙貌壮千秋鼎新有像，母仪昭百代坤厚无疆”青石雕刻对联，表达了古田人们对临水夫人陈靖姑的歌颂。庙门正上方为“敕赐临水宫”直匾，两侧为天官赐福雕刻，显示了庙宇的身份和地位。庙门两边的红墙上分别刻有一块双龙抢珠、虎豹临泉的精美浮雕，造型准确，形象逼真。临水宫山墙样式丰富，有平行跌落式、弓形、云形、鞍形等，形态各异的墙脊通过高低不同的穿插搭配，丰富了建筑的立面曲线，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不同的造型给人或轻盈活泼、或严肃庄重、或玲珑小巧、或气宇轩昂的视觉感。这种建筑立面特征是典型的传统闽东民居的风格样式，体现出浓郁的乡土建筑文化气息和人们审美情趣。
4.建筑空间与布局从空间布局与设计上看，古田临水宫分为前后左右4殿，前殿为主殿，内设有古戏台、钟鼓楼、拜亭和大殿等建筑，后为梳妆楼和三清殿，左右侧分别为婆奶殿和太保殿（图3）。不同空间功能分区明确，既是一个整体，又是独立的空间，动静分明。各殿建筑造型各异，营造出一个神圣庄严的建筑群。临水宫遵循道教宫观祠庙乾南坤北，坎离对称，尊者居中的原则而布局，坐北朝南，以纵面深、横面窄的态势将主体建筑和附体建筑有机的串联在一起，体现了以中轴线为基准，组合有序的建筑空间。古田临水宫采用“巧于因借，就地成形”的思路，巧妙地利用客观的自然环境进行设计建造，体现了道教“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特别是从建筑群整体空间角度看，其组合方式随着山势的变化，高低错落，层次分明，再加上单体平面组合自由灵活，空间形式变化巧妙多样。
5.色彩构成及表现古田临水宫的建筑和装饰色彩构成及表现以红色和青灰色为主。红色作为墙体基色，象征着高贵、吉祥、喜庆；落地构件均为青灰色的花岗岩石和青石，屋面也都是青色板瓦，代表了庄严、稳重、刚毅的寓意。红色在青灰色的衬托下艳而不燥，青灰色在红色对比中沉而不闷，两者和谐统一。宫内木构件有的部分使用红色大漆髹饰，有的部分采用素髹工艺保留木头本色，还有的采用彩绘手法，彩绘色彩上多使用暗而庄重的深绿、钴蓝、孔雀蓝等颜色，避免过于富丽堂皇，追求道教自然朴素的意境，同时突出宗教建筑的神秘和庄严的气氛。
（二）古田临水宫的建筑装饰艺术
传统建筑装饰是建筑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所表达的装饰艺术内容和风格对于建筑形式和人文精神的表现有着巨大的影响。古田临水宫装饰上充分展现了闽东地域的文化艺术形态，采用闽东地区传统的雕刻、彩绘、泥塑、髹漆等多种工艺的手法，因地取材，因材施艺，灵活运用，技艺精湛，重点突出人文精神的传递。
1.装饰题材与文化内涵古田临水宫的建筑装饰以歌颂陈靖姑信仰，体现道教思想文化为核心，通过庙宇的雕刻、壁画、泥塑等建筑装饰，形成了一种神秘、庄严的宗教氛围，也反映了古田人民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愿望追求。宫内的装饰题材主要以道家仙人、道经故事、各种神兽、仙境、法宝等为主，带有浓郁的道家神化色彩和强烈的宗教震撼力，从视觉心理上引导人们对仙界产生向往之情，进而强化了他们向道的信念；也有代表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历史典故，如“千里走单骑”“赵子龙单骑救主”等，皆在宣扬“忠、义、气、节”等伦理美德，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积极作用；还有部分是动物、植物、民间器物等图案、符号装饰，利用谐音，通过假借，表达了世人美好的愿望，体现了古田淳朴的民风民俗。
2.工艺技法与传承古田的装饰工艺世代相传，图案设计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性。例如当地的祠庙顶棚装饰通常设计有藻井，象征广阔的天宇，其建造和装饰及其复杂。古田临水宫共有5口藻井，以古戏台覆莲藻井最为典型（图4）。藻井层次结构采用重复着直升——里拽出跳斜升的循环变化，隔层上升缩进的建造工艺，所有构件全部采用榫卯连接，层层叠叠，井然有序，繁而不乱，充满了节奏感。每一层都有内容丰富、寓意吉祥的精美的雕刻和彩绘作品，从下到上依次为云水纹图案侧板、装饰小斗拱、垂花额枋、花卉、神兽主题8格雕花板，顶心象征太阳，正中央是一朵覆莲雕刻，代表着圣洁光明，古田民间还传说其有“避火”的.作用，带有强烈的民俗文化色彩，是集力学、美学、工艺为一体的艺术精品。
二、古田临水宫的建筑文化
建筑是文化的具象形式，反映着一个社会、民族的物质文化水平、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各种文化因素对建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古田临水宫建筑所包含的文化因子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其建筑形态的成因。
（一）道教文化
古田临水宫是典型的道教庙宇建筑，它的基本形制、建筑特征、装饰艺术以及审美风貌都是由道教文化自身的特质所决定的，通过建筑的形态具象化地传达着道教哲学思想、审美特征以及价值观念，从而体现出宗教庄严神秘的文化气息。临水宫地处偏远的山区，背山面水，山林清幽，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符合“山环水抱必有气”的道教哲学，承载了道教远离尘俗、得道成仙的信仰追求。宫中随处可见的道家题材建筑装饰，共同营造出一个自然清净、超凡脱俗、与世隔绝的人间仙境。同时，临水宫作为一种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道教文化载体，它又不能完全脱离世俗生活。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谋求自我发展的“现实需要”，更好得吸引和教化信众，在建筑和装饰的表现形式上将道教文化、民俗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即强调传统道德观，又迎合百姓心理愿望，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显示出道教文化“入世”的一面。
（二）乡土文化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以血缘与地缘关系为基础而建立，形成了地域性的民间习俗、宗教信仰、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等乡土文化，同时构筑了以乡土文化为背景的建筑空间。乡土建筑既是一个物质实体，也是一种文化载体，深深地融入了当地资源、文脉和生活，是乡风、乡俗、乡情的物化与凝固。古田县地处闽东山区，受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的制约，使之形成了独特的乡土文化。无论四时节气、逢年过节，还是姑娘出嫁、成人礼仪、孩子出生等都要进行祭祀活动，千百年来这种朴素的民间习俗代代相传。尤其是陈靖姑信仰，承载着农耕社会中的许多生产习俗活动，形成了闽东地区一种影响广泛、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信仰。临水宫植根于这样土壤中，逐步形成了建筑、装饰等有形文化与神话、祭祀、民俗等无形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百姓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三）礼制文化
《论语为政》中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礼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具体体现。作为弘扬礼制精神的祠庙建筑就是为了维护这种制度和道德人伦秩序所建造的，具有严格的等级性。至唐起，历朝历代对临水夫人陈靖姑的敕封多达数十次至多，陈靖姑也从民间神灵成为钦定神明、护国之神，其影响力非常大，尤其是清道光、咸丰两代皇帝敕封陈靖姑为“陈太后”“顺天圣母”之后，临水宫成为帝王的宫庙，在建筑礼制等级上达到空前的高度。为了突出高贵的地位，临水宫建筑形态参照中国唐代皇家宫殿建筑的风格、格局进行建造，高大威严、雍容华贵，并且大量采用龙的造型图案装饰，体现了皇家宫庙至高无上的气势。临水宫除供奉陈靖姑外，还供奉着林九娘、李三娘、杨太保等各路神仙，神仙等级和地位也是参照传统宗法等级制度进行划定，神祀所安排位置的非常讲究，对建筑整体布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结语
古田临水宫是闽东祠庙建筑文化的标志，是多种建筑与装饰艺术风格的综合性创造，是中国道教文化与地域性乡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随着社会与文化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一种祠庙建筑形态。古田临水宫的建筑艺术与文化离不开闽东地域这块土壤，它是闽东乡土建筑历史的见证，凝聚了闽东乡土文化的精华，是当地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对临水宫进行研究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在它已然成为了一种历史遗迹，一种文化遗产，我们要时刻抱着“尊重历史、留住历史、研究历史”的态度去珍惜对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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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古代文学发展相当兴盛的国度,对于古代文学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我国对于古代文学的重视程度,造就了古代文学教学的高要求,不仅仅要求学生们能够掌握到足够的古代文学知识,还要有足够的文学素养。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孔子在《为政》一书中曾这样说过“：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这句话也充分讲述了他培养的学生所具备的素质。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育思想
一、温故而知新
在孔子的名言中，我想大家都应该对“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很熟悉，对于孔子这句话的理解可以分为几个层面来分析和理解，首先，温故而知新中的“故”通“古”，也就是暗指过去的政治、历史、文化知识等;“新”也就是指今，通俗地讲就是指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孔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想让他的学生不仅要掌握过去的文化知识，更要了解当时社会的文化知识，这种文化要求来自各个方面。孔子在《季氏》中还提到了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更清楚了没有;脸上的颜色,考虑温和么;容貌态度,考虑庄矜么;说得言语,考虑忠诚老实么;对待工作考虑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问;考虑怎样向大家请教;将发怒了,考虑有什么后果;看见可得的,考虑我是否应该得到。孔子主张他的学生们要善于创新。创新就是做别人所没有做的，想别人所没有想的。孔子曾非常谦虚地说自己无所作为，但实际上他对我国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编写的《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乐经》和《春秋》，都是非常宝贵的著作，为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学而优则仕
孔子一直认为学习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他的这种观点也在《子路》中这样写道：“一言可以兴邦。”他曾在《阳货》中这样写道“：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这句话也就是说言为心声，知言才能知人心。这些都充分地说出了学习的重要性，孔子编制的六经适合所有的人群，在六经中他教人们去学习，教人们如何能够更好地去发现与思考，教导人们要学会孝顺父母，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充分地去思考，去领悟其中的真理。为当时的朝廷培养出了大量的人才。那么对于孔子的培养目标，我认为可以分为三点来进行阐述和理解。
(一)孔子倡导言语上的温文尔雅
孔子的这种观点在《左传》中也进行了特别概括“：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句话的意思是，言语如果没有文采，那么它就流传不远。这也就充分表明讲话要有所讲究，要讲究方法。他还曾在《颜渊》中这样说过：“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文采和内容同样重要，这就好比豹子和狗羊去掉了身上的花纹和色彩之后的毛，这两类皮革的价值就发生了变化。这些语句都证明了一点，孔子在教育弟子，要求他们在说话的时候要讲究方法，讲究文雅。在《论语》的书中充分地体现出了孔子与弟子们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表现为各种形式，哪怕人物的形态也表现得极为生动形象，也正说明孔子要求其弟子在讲话的时候要讲究艺术、发挥文采。
(二)孔子倡导诚信
在《宪问》一书中，孔子曾这样说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从这句话中也充分地说出了言和德之间的重要关系。孔子一生一直在倡导“仁”、“礼”，这也是孔子一直以来的主张和他所倡导的精神所在。在一整部《论语》中，涉及到“仁”字的就有58章，其中“仁”字就有百余处，从这些数量上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仁”极其重视。这也道出了孔子在教育思想中所要达到的目标，即“仁”，要让更多的人去体会到“仁”的来之不易和其重要性。
(三)孔子倡导德才兼备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孔子道德教育思想中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说,“愤”则启,“悱”则发。朱熹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之开意“;发”,未达其辞。孔子曾在《子张》中这样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由于孔子一心想要从政，所以他就大力倡导他的弟子们在学成之后要从政。这句话也就是说，做了官的人，除了尽力干好本职的工作外，还须不断地学习，没有做官的人，首先要进行学习，在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之后再做官。这句话也道出了孔子所倡导的学习和仕途是分不开的思想。
三、孔子倡导循循善诱
孔子是我国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提倡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善于利用每个人的优势和劣势，再去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从循循善诱这种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因材施教
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对不同情况的弟子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曾在《雍也》一书中这样说：“中人以上，可以悟商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句话是说具有中等以上水平的人，给他讲授高深的知识;水平不及中等的人，就不要把难于理解的知识传授给他。
(二)兴趣先行
孔子在《为政》一书中曾这样说过“：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这句话也充分讲述了他培养的学生所具备的素质。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中感受到，孔子强调学生必须有远大的志向和崇高的理想。所以他也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知道的人赶不上喜好的人，喜好的人追赶不上乐于实行的人。孔子通过对他的弟子们灌输这样的思想，促进他的学生们能够真正意义上地树立人生的远大目标，努力培养自己学习知识的强烈兴趣，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中去。
(三)多听多看
《雍也》：“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要多听，有怀疑的地方不轻易下判断;要存疑，把有疑问的地方谨慎地说出来，这样就能少犯错误;要多看，有危险的事情要回避，有把握的事情就去做，这样就不会后悔。多闻多见，是把话说好、把事做好的一条基本途径。在《论语》一书中，也曾反复地提到过这些道理，也充分地说明了其中所蕴含道理的重要性和哲理性。我自小对古典文学很挚爱，十年的寒窗苦读，古代文学的博大精深也再一次呈现在了我们莘莘学子的面前，但我仍感觉只是学了点皮毛，可否建议我们的教学多从古代文学中吸收蕴含在其中的教育思想，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并积极将其投入教学实践中来，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学生自身的修养，同时也有利于教师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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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文化反思乔以钢天津社会科学1988-03-0130
摘要：每一次实践教学完成之后，要进行总结和反思，要看实践目的、教学目的是否完全实现，要看各个环节是否顺利，有无值得改进的地方，以便于进一步完善实践的形式和内容，提高实践的水平，从而提高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关键词：古代文学;实践
宋代的朱熹说：“大抵学问只有两途，致知力行而已。”(《答吕子约》)清代的王夫之也说：“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尚书引义》)意思就是“离开行必然不能获得真知。”“知”是“行”的结果，对“行”具有指导作用，但必须回到“行”中才能得到检验和提高，“行”是“知”的源泉，“知”“行”合一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古代文学教学之所以教学效果不理想，主要就是没有做到“知”“行”合一，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本表现就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重教书轻育人，学生的发展与所学内容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联系。近些年来，尽管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开始普遍重视实践教学，强调教学的实践性，对于技能性、技术性课程而言，实践教学不在话下，但是像古代文学这样的人文类课程如何开展实践教学，充分发挥课程的实践性，论者大多语与不详。要使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比较清晰，具有可操作性，真正对古代文学教学起到促进作用，还必须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环节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考察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以及古代文学课程实践的情况，古代文学教学主要有观察实践、阅读实践、赏析实践、表达实践、教学实践以及人文实践等六大环节。这些环节的共同特点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古代文学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一是观察实践。观察是人类最为基础的学习方式，那些具有突出才能的人都是观察能力特别强的人。高职院校古代文学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就是要善于观察，向他人学习。
古代文学的观察实践主要有以下一些：一是教师课堂上的授课，这种授课具有榜样示范作用，如何学习古代文学，怎样分析作家作品，如何将思维的成果用语言表达出来等等，如果是学习的有心人，完全可以从教师的言行当中受到很大的教育;二是聆听讲座，无论是本系教师、本校教师还是外校专家的讲座，必定是讲者关于某个主题的研究或者整理的成果，不仅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讲者的学识、水平，而且还能从中窥见讲者的研究方法、表达方式、分析方法等等，不清楚的地方还能与讲者面对面近距离地对话与交流;三是影视观摩，这里观摩的影视都是由古代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影视最大的特点是可视性、形象性，可以让学生短时间内形象地接触到部分古代文学作品，但是影视本身已经包含了编剧、导演的理解，学生在观摩时更多的也是在接受一种现成的结论，不利于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四是教学观摩，教学观摩既可以是把中小学教师请到高校做古代文学作品教学公开课，也可以是学生到中小学去具体观摩教师的古代文学作品教学，主要是观察教师如何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如何启发学生思考，如何处理教学突发事件，如何有效使用教学语言等等。无论何种观察实践，教师事先都要教会学生观察的方法，讲清观察的角度，怎样得出观察的结论，如何利用观察的结果等等。第二是阅读实践。阅读是古代文学学习的重要方式，如果连作品内容都不甚了了，那么古代文学教学在大多数情况下肯定都是在做无用功，更不要说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了。阅读是古代汉语所学内容的实践，也是自己多年所学习的阅读方法的实践。
就古代文学而言，阅读实践一般有三个层次：一是浅层阅读，追求读通、读懂，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的意思要弄清楚，整个作品是什么意思，表达的是什么主题，使用的是什么表达方式要大致知道;二是中层阅读，追求对作品反复阅读，“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要引导学生读“情”悟“理”，“涵咏体会”，体验感悟作者的思想情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获得情感上的升华;三是深层阅读，是在对作品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进入“化”的境界，获得思想智慧的启迪，受到高尚情操的陶冶、感染，得到语言表达方法、写作技巧等方面的借鉴，成为自身文学素质的组成部分。对于经典作品，不仅能够达到读懂、理解，更重要地是要能够背诵，做到张口即诵。第三是赏析实践，主要就是鉴赏分析，鉴赏是一种审美活动，是对文艺理论的具体运用。古代文学中优秀作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对作品的鉴赏就是要发现和甄别古代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思想美、情操美、人格美、语言美、艺术美等，而这些美存在于栩栩如生的形象、情景交融的意境、健康向上的情趣、优美动人的形式之中[1]。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鉴赏，帮助学生逐步掌握文学作品的鉴赏方法，建立真善美和假丑恶的识别标准，引领学生去发现美、表现美和创造美。分析和鉴赏密不可分，鉴赏的过程也是分析的过程，赏析实践不仅要对作品本省进行鉴赏，还要联系作品出现的年代与作者的身世背景、创作理想和创作风格对其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进一步的欣赏美文，陶冶性情，抚慰心灵，善待人生。第四是表达实践。观察、阅读是信息的输入过程，表达是信息的输出过程。表达实践分为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实践。口头表达实践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故事复述、师生问答、课堂讨论、专题辩论、读书报告会等。
故事复述主要是培养学生抓住故事要点的能力和学生当众说话的能力，这种实践形式在教学中应用时间长(小学已经开始)，在大学教学中不常用。师生问答是最为基本的口头表达实践，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要能正确回答，或者给出合乎情理地分析，再进一步，学生能够在师生问答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并且在教师的帮助下主动寻求问题的答案;课堂讨论一般都是分小组进行，有两种形式：临时小组讨论和正式小组讨论，临时小组讨论就是根据教师或学生提出的问题，临时把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讨论，然后每小组推荐代表报告讨论结果;而正式小组讨论是事先就布置讨论的问题，划分好学生小组，由小组推选出小组长，在小组长的组织下进行资料查阅，课下组织讨论，上课由小组代表报告讨论结果。专题辩论主要根据教学需要设定，先根据辩题把全班分成正反双方，由学生自己准备材料，推选主持人一名，推荐正反辩手各四名，按辩论赛的组织程序组织辩论，组织专题辩论可以引导学生查找资料，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灵敏性和团结协作意识。读书报告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定向读书报告会，由教师事先公布阅读篇目，规定好时间，由学生向全班汇报读书心得;一种是非定向读书报告会，由学生自行确定阅读篇目，并在约定的时间向全班汇报读书心得。这两种读书报告会的参与人员最为广泛，报告人既可以事先确定，也可以临时确定。书面表达实践有两种类型：一是研究论文，包括专题论文、学期论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二是创作尝试，包括诗词创作尝试，小说创作尝试，剧本创作尝试。
专题小论文一般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来安排，如讲《三国演义》，要求学生写统计报告：第一，统计曹操的笑、刘备的哭，写出具体回目、事件过程;第二，叙述西蜀“五虎上将”的一生事迹，写出具体回目、主要事件;第三，统计三国主要战事的谋略、得失关键。第五是教学实践，对于高职院校来说，语文教育专业培养的基本目标是基础教育所需要的教育者，教学能力就是合格师范生必备的能力，教学实践是一种综合实践，它基本上可以包括以上所有的实践。教学实践可以分为三种形式：一是试讲;二是试教;三是实习。试讲中，学生面对的是自己大学的老师和同学，这种教学带有模拟性质，主要是实战前的演练，其目的是让老师和同学帮助即将实习的学生在出校门前进一步地查漏补缺。试教就是尝试教学，是在真实教学环境中的教学尝试。实习生到了实习学校，经过一段时间的跟班听课，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就需要走上讲台，在真实的教育环境中将自己所有学习和掌握的古代文学的教学技能技巧进行展示和练习。实习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实习生经过指导老师的引领，慢慢地自己逐渐熟悉了各种技能技巧，而且开始得心应手地加以应用。第六是人文素质实践。人文素质的核心是思想道德素质、情感素质、心理素质。古代文学作品中丰富的人文素质因素，我们通过阅读实践、赏析实践，已经能够与正确地理解这些素质，并且能够对这些素质进行恰当的分析，也能把这些素质正确地表达出来。但是，即使学生在这个层面上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人文素质没有与学生本人发生联系，没有对学生有所影响。
思想道德素质要求我们讲文明、讲道德，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情感素质要求我们心中有爱，爱国家、爱人民、爱家人、爱环境，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心理素质要求我们积极进取、珍惜时间、善于计划和安排人生，正确地面对人生不利的局面和人生逆境，知足常乐，时刻保持健康和快乐的心态。这些都不应该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人们的为人处世的具体细节之中。其实，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身处人文素质的实践活动当中，关键是要将相关的古代文学课程内容的学习与学习者本人以及当下的社会语境结合起来，感同身受，不断地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切实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以上这些实践是古代文学教学的主要实践环节，在这些实践活动中，学生可以“直观接触、现场感悟、开展表述，培养学生运用课堂上所学的文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让学生自己动手尝试理论分析与作品鉴赏的互动。”
而且这些实践活动大多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截然分开的，我们这里将其分开，纯粹是为了表述的方便。古代文学教学在开展这些实践活动的时候一是要考虑实践的整体性，要做到通盘考虑，合理安排，比如各个实践环节开展的形式、开展的次数都要考虑进来;二是要注意实践的层次性，这是由不同层次的学生决定的，要注意因材施教，不同水平的学生安排不同形式的实践活动，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所进步，有所发展;三是每一次实践教学完成之后，要进行总结和反思，要看实践目的、教学目的是否完全实现，要看各个环节是否顺利，有无值得改进的地方，以便于进一步完善实践的形式和内容，提高实践的水平，从而提高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生命之喻──论中国古代关于文学艺术人化的批评吴承学文学评论1994-01-1543
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真实是一种感受，是来自客观又对于客观有认识意义的主观感受。真实不同于事实。历史学要靠事实，戏剧艺术要靠真实。戏剧所以要写“事实”（故事）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并非为了“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一般也不必是现实中的事实（或称实事）来支持的。鲁迅论讽刺艺术时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艺术离不开虚构，允许幻想，甚至可以出神出鬼。写历史剧，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艺术家可以自由摆动。摆动的自由，服从于能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的可能性”（莱辛语），并且，它是和艺术家的意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达到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和自由转换。我们似乎有一种重事实、轻真实的倾向，如所谓重大题材，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真实了，客观效果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受实事的束缚较多，就难以在真实的开掘上获得充分自由。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写时事新闻的戏很有号召力，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对于观众来说，戏中的“事实”在时间上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心灵的贴近对艺术家和观众都很重要。而且还应看到，时间距离恰恰是创作上拥有较大自由度的有利条件，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就是很好的例子。 真实靠正确的形式支撑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艺术家要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或者说，能被观众感受的真实，都是经过形式中介的。艺术家是用形式同观众打交道的。所谓“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也可以叫做正确地进行形式化，进行形式创造。联系到戏剧，这个形式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有几个基本观点可说。 首先，在戏剧中，形式化就是动作化。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它有两个基本品质：（一）“动作就是实现了的意志”；（二）“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黑格尔语）。戏剧动作不等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对于后者，必须经过选择、提炼，被赋予以上两个品质，才成为戏剧动作。而意志和冲突，产生于过去又直接指向未来，其当下的感性过程就是戏剧情节，就是性格的历史。因为动作是实现意志、引起冲突的，就会“导致动作和反动作”，就有了戏剧性。我们看戏，觉得“平”、“冷”，觉得“没戏”，多半是由于缺少真正具有戏剧意义的动作。没有动作化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 其次，戏剧动作是有不同形式的。对于演员来说，动作不是单指形体动作（表情、姿态），而是语言、心理、形体的总和。其感性呈现就是角色形象。戏剧所以会有不同的样式，如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戏曲（要说“剧种”，这才是真正的剧种分类，我们戏曲中的所谓“剧种”，有许多是地方性因素，并不都具备样式类别的意义），归根到底，在于动作有不同的形式。话剧的动作是接近生活本来形态的，它的重点是语言，是口语化的台词。歌剧的重点是歌唱和音乐，舞剧的重点是舞蹈和音乐。歌剧不以舞作为动作形式，舞剧不以歌作为动作形式。而戏曲的动作是一种有歌有舞的综合形式，通常称之为唱念做打。不管是哪一种戏剧样式的动作，包括写实主义的话剧在内，都是“第二自然”，是人工的自然，都是经过了精心处理的艺术形式。所以，要“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时，有个先在的条件，只能“放在”特定戏剧样式的动作形式里，因而动作化时，有没有样式意识，是能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关键。观众看有些戏曲常要批评它是“话剧加唱”，多半是在整体的形式化中缺乏样式意识。有明确的样式意识，是创作上的一种本体自觉。 其三，动作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变易性。以戏曲而言，无论唱念做打，都具有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形式技巧，其规范化形态通常叫做程式。形式既然是艺术家和观众的特殊关系的体现，因而在形式化过程中，重视剧种的样式特征，充分运用固有的程式技巧，是同尊重观众的欣赏需要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继承性又是相对的，它会随时由于表现真实的需要，作出某种幅度的变易。所以形式化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程式化。形式化大于程式化，形式化中可以吸纳、融入非程式的因素。说得再大胆一点，在现代戏曲的创造中，形式化乃是程式化和反程式化的多样统一。现代戏曲的形式化，还包含一个新的任务：要实行形式上的更广泛的新的综合。有了这种更广泛的新综合，才能在同一种戏剧样式中，实现演出样式的多样化。演出样式的核心是演员的动作，是动作的样式特征，但光有这个核心还不够，还要有它的外延部分，包括听觉方面的音乐、音响和视觉方面的化装、服装、布景、灯光。另外，还可以在观演关系上作特殊的空间处理。有了这些因素的积极而又“正确”的介入，演出样式才能获得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而这方面的经验，戏曲自身较少，要靠借鉴外来经验，这是戏曲现代化中不能跳开的过程。引进外来经验，常常会产生不协调，吸纳容易消化难呀，却又不能因噎废食。艺术上的现代化，有创新和破坏的两面性，要尽量保护创新，减少破坏。这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培养出一批艺术大家，才能逐渐减少混乱和痛苦。真实的形式化一旦获得整体性成功，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到了这儿，真又通向了美。观众看戏，既要由真带来感动，又要由善带来心灵的净化、升华，还要由美带来反复的品味，持久的陶醉。但满足于感动以至心灵的震撼，还不是戏剧审美经验的全部，能够达到朱光潜说的“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沉没不是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是把戏曲当艺术品来欣赏了，才能深入体会戏曲艺术的无穷
戏曲的地域性与语言艺术探析论文
“地方化”不仅仅是戏曲艺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不断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当代戏曲的一大特色”,在“戏曲”这个大的艺术门类之中,各个地方剧种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性”成为中国戏曲“传统”的重要特点之一。
此外,地方戏曲作为由一定区域内的民众共同创造、共同欣赏的区域性剧种,它体现了一个地区民众的总体审美趣味,是该区域内所有民众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高高在上地站在“保护文化艺术多样性”的立场,空泛地给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点下定义,也不能不切实际地考虑到不同地域的民众对本地戏曲的审美和民俗需求。对一定区域内的演员和观众来说,地方戏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休闲娱乐、情感交流及宗教祭祀的必需品。以陕西省宝鸡地区民间秦腔演出活动为例①,庙会请戏不仅带有原始的“娱神”意味,更是村民们联络乡情、丰富农闲生活的需要;同时,在演出中还能够通过吉庆剧目,来表达一种质朴而单纯的、对幸福生活的期望。葬礼请戏,往往是因为逝去的老人多为秦腔戏迷,子女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孝心;同时,这也是为了犒劳为举办葬礼而辛苦忙碌的乡亲邻里。至于各种企业开业、周年庆典请戏,一是企业希望借上了妆、带有“神气”的戏曲人物避邪求福,再则也给附近的居民(也即企业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一场免费看戏的机会,企业方面可以借此机会表达“对父老乡亲的感谢”,是一种巧妙的广告策略。又如,笔者曾对兰州市区内主要茶园进行过调查,发现当地的茶园演出和业余自乐班活动,对于相当一部分中老年市民来说,听着熟悉的秦腔唱段喝茶、谈生意、拉家常,正如年轻人进KTV消遣一样,是他们日常娱乐、交际生活的一部分。而自乐班中各个年龄阶段的业余秦腔表演爱好者聚在一起,吹吹打打、弹弹唱唱,更是他们文化娱乐消遣、甚至是精神寄托的主要形式。
同样地,全国各地的戏曲演出均各有其符合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只有针对这个区域内的民众才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把东北二人转搬到苏州水巷茶楼上去,把昆曲小调放在陕西尘土飞扬的庙会戏台上,其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各地方剧种就像不同品种的花卉植物,只有在适合自己的地域文化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硬生生地把他们拔出来,“移植”到另外的土壤里,除了日益干枯僵死,别无出路。
与戏曲的剧种多样性相表里的,是它的民间性,“民间”这个词除了通常意义上含有的,与“官方”、“正统”、“贵族”等带有社会阶级性的词汇相对立的意思之外,更有“地域性”的含义。因为“民间”归根到底是民众的民间,不同地域的民众物质生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民间性”具体所指的多样化和地域性差异。以往研究者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已经指出戏曲在表达民众的思想情感、[2]审美娱乐需求、[3]民俗生活需要[4-6]等方面呈现出的“民间”特性,但对民间性的思考还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所有这些需求还具有地域限制性。如果只强调笼统意义上的“民间”而忽略了“民间”内部的多样性和民众群体的.复杂性,就很容易造成对真正“民间性”和具体民众群体需求的漠视。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指出,如果将广大知识阶层、贵族阶层或者说城市统治阶层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而将底层民众的“传统”视为“小传统”,那么,这两种“传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存在着这一种长期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大传统”会对“小传统”形成“下渗”作用,而“小传统”既有积极向“大传统”靠拢的愿望,也会对“大传统”产生重要的影响。[7]29也就是说,“传统”有着自为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倾向,传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热爱并且需要它们;传统的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所加以改变的”,这种变迁“并不是由‘外界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8]229。如果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为了保持某种演出形式的“民间性”而否定这种演出形式自身的发展要求,无疑是对遗产传承的自然链条的一种粗暴的人为破坏。戏曲的民间性,是具体、集中地体现在一群活生生的民众之中的,地方戏曲就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民众各种层次的需求而形成多种剧种形态的,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建立在地域差异基础上的剧种差异性。
以往学者对民间戏曲的研究,多是从文化分析、艺术欣赏、历史研究的层面展开的,但对于地方民众而言,戏曲的意义也许并不在此。比如,对于陕西民众来说,“请戏”、“唱戏”,首先是一种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传统,是婚丧嫁娶、庙会祭祀以及各类庆典上必不可少的活动项目。其次,“看戏”则是一种能够带给人以愉悦感的娱乐活动和一种与亲朋好友联络感情的交流机会。此外,广大农民观众们,还相信传统秦腔剧目大部分都是讲述真实的历史故事。笔者田野调查时,剧团演员常常叮嘱我,要记住每出戏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因为他们认为“这在历史上都是真事,人家是有记载的”。从《闯宫抱斗》、《太和城》到《八义图》,再到《出汤邑》、《金沙滩》、《二进宫》,几乎每次演出历史戏,演员们都会向我强调这一点。
传统秦腔戏剧目确实是以历史剧居多,而且很大一部分剧目都是基于历史演义而发挥出来的,其中包含了一些历史真实的成分。虽然这些民间传说和曲艺作品中的历史,对很多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戏说”、“歪说”,但在广大民间观众中却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传统的秦腔历史戏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赢得了演员和观众的“尊重”。特别是那些讲述民族英雄和忠臣烈士英勇事迹的历史戏,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会对其中的主人公抱有崇敬之情,而对奸臣逆贼则嗤之以鼻。典型的表现是,一出秦腔传统历史戏中,戏分最多的肯定是忠臣义士而不会是奸贼,团里台柱级别的须生演员很少饰演坏人,而演员也往往不愿以自己饰演反面角色的戏作为自己的拿手戏①。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般不会为“坏人”的表演而鼓掌叫好,更不会为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搭红”、放鞭。②[9]72如秦腔传统剧目《八义图》(即《赵氏孤儿》———笔者注)演出时,饰演为救孤儿而慷慨赴死的卜凤、公孙杵臼、程婴等正义人物的演员都会被“搭红”、放鞭,而屠岸贾的饰演者,即使被有些观众称赞“演得好”,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也就是说,戏曲的“教化功能”其实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戏曲提出的“非分要求”,也不仅仅是文人创作者从主观态度出发的“一厢情愿”,同时还是广大观众心中已然形成的一种观赏需求。戏曲在民间传播,确实起到了知识传播和道德培养的积极作用。戏曲剧目的“历史讲述”和“道德教化”特点,对地方民众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的培养和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也是戏曲地域性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不同剧种形态各异的表演方式和艺术风格上,更体现在各剧种与他们所属地区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密切关联之中。我们不应该只站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持戏曲艺术多样性”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立场上,对如何保护、如何发展指指点点,而应该认识到,这种“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取决于民众多样化的审美娱乐需求。应该首先弄清楚观众需要什么,并尊重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传承或者改变自己的“传统”的自由。
所谓“口头性”,是借鉴了英文单词Oral/Orality的译法,包括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承两层含义,在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OralPoetry(口头诗歌)这两个相关的重要概念中,“口头”(Oral)均同时包含这两层含义。有学者指出,应将其译为“口传”更为合适,[10]36诚然,“口传”固然强调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性和动态性特点,却忽略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即兴发挥和口头创造性。因此,笔者以为,反倒是“口头”这个似乎比较含混的词语更有概括力。虽然借用了英文词汇,但并不是说中文语境中就没有这一概念;恰恰相反,我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口头”材料价值的历史要更为久远:如汉语中“文献”一词中的“献”字,朱熹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则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11]12可见,文化传统的“口头性”特点,是人类文明的共有特征。
曾有学者将戏曲归结为“语言的艺术”,并从“文学性”的角度对戏曲的“现代化”提出要求。自然,大部分戏曲剧目都有大量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创作和记录的唱词、念白,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元杂剧”、“宋元南戏”、“明清传奇”和“地方戏”都是一种“戏曲文体的概念”[12]4,似乎也未尝不可。接着,如果从文学角度出发对戏曲的唱词和念白进行分析,认为其具有“诗的韵律、节奏”,从而将元杂剧、宋元南戏都纳入“抒情诗”[13]8的范畴,这个逻辑也大体不谬。这也是很多学者斥责清末以来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使戏剧文学性和思想内容大大‘贫困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14]5但笔者以为,即使考虑到戏曲拥有大量韵律化和节奏化的唱词和念白,故而承认“戏曲文学”的存在、承认“戏曲”的抒情诗本质、承认戏曲是在表达某种思想和情感,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口头文学(Oralpoetry)”,它遵循着“口头诗学(OralPoetics)”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口头诗学”理论源自西方文学理论界对荷马史诗的形成及其传播形态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帕里和洛德在对南斯拉夫地区口头史诗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被后世命名为“帕里洛德”理论的观点。自此以后,有关口头诗学理论的方法,“已经影响了散布于五大洲的、超过了150种彼此独立的传统的研究”[15]5,这一理论在大量人类学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强调被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忽略了的史诗文学的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特性。“口头诗学”理论,对我们认识中国曲艺和中国戏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戏曲的成熟和完善得益于唱讲文学提供的足够多的、情节足够丰富的故事本事,当前许多盛行的剧目,无论是元杂剧、宋元南戏还是明清传奇、地方戏曲剧本,都和唱讲文学有很大的关联,甚至有学者提出,许多地方剧种完全就是在地方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有关唱讲文学对戏曲艺术所产生影响究竟有多大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戏曲从唱讲艺术中吸收了很多珍贵的养料,其中就包括“口头性”特征。由于唱讲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艺术样式,“一般来说,说唱的文本就是这样从无数艺人的口中产生的‘口头创作’的阶段成果”[16]48—49。对民间说唱艺人来说,“与文字相比,戏剧或说唱的词句首先是作为‘声音’存在的”,而且艺人还常常“得到师父口头传授书词”[17]84。即使对于现成的演出本,“艺人们也一般不将其书词全部背诵下来,而仅仅是记住其故事情节和成为‘赞’、‘套’、‘赋’的某种韵文就登场了”[18]87。那些认为戏曲源自唱讲艺术、戏剧剧本来自说唱文本的观点,至今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那就是,为什么从说唱文本到戏曲“剧本”之间的“链条仍有一些缺环”?有学者将完善这些“缺环”的希望寄予“文献发现”[18],其实,这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戏曲艺人的口头创造。既然唱讲文学本身,允许艺人对底本进行口头的即兴创作,当它转为另一种形式不同却拥有更加突出的“表演”本质的艺术所用时,这种被实践证明极富创造力和实用性的创作方式,自然会被继承下来。从“口头诗学”的角度来思考,也更容易理解中国戏曲幕表制、条纲戏的演出形式何以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如果考虑到戏曲唱词、念白的“文学形式”,从文学角度理解戏曲的“传统”,这也未尝不可,但必须认识到戏曲剧本不仅仅“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19]1,而且是可以直接在场上以口头方式创作、并且以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去的。
戏剧是由“文本”和“表演”共同组成的一种“综合艺术”,两者缺一不可,互相依存。上文已经分析指出戏曲“文本”的口头性质,那么接下来,则需再来探讨“表演”的口头性质。事实上,用口头诗学的理论分析戏曲表演的口头性仍有一定的局限,因为舞台表演已经远远超越了口头讲述、口头表演的唱讲艺术范畴,而具有肢体表演艺术的特征。笔者此处只是借鉴口头诗学的理论思维,反对将戏曲艺术文本化、将演出凝固化,认为戏曲的舞台表演具有类似于口头表演的临场创造性和口头传承性特征。笔者在对宝鸡新声剧团及宝鸡秦腔民间演出形态的调查中发现,同样的一个剧目,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演出。正如有老艺人明确指出的那样,有些戏“根本没有啥本子”,“不同班子有不同班子的演法”。唱词和念白部分尚且如此,具体的身段表演就更加具有灵活可变性了。新声剧团丑角演员杨宝国的表演就很能体现这一点,作为该团唯一当行的丑角演员,他饰演的刘媒婆、杨三小、花仁义、赵飞等角色,时常令观众捧腹大笑,而同样的这几个角色每一场他都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台词和动作,每一场都会增加自己临时发挥的“活口”。当笔者问他这些活口是如何编排出来时,他笑着回答:“这都是胡说八道呢,没有啥道理。见啥人说啥话么!”但又随即严肃地说道,“虽然不存在编排那一说,可也不能真的胡说,要心里有底,说得干净利落、适可而止。”①
其实,理解戏曲的口头性特点,也只能是作为理解戏曲唱词、念白等语言性表演部分的一个新切口。凝结着更多戏曲“传统”的表演的口头性,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切入,那就是师徒之间“口传身授”的技艺传承方式。由于戏曲演出纯粹依靠演员高度技艺化、繁难化[20]的肉声演唱和肢体表演,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戏曲是完全诉诸场上的一种表演艺术。它的许多身段程式不仅无法用文字来记录、表达,甚至也是“口传”都说不清楚的。和其他所有类型的文化传统一样,在世代延传过程中的“那些弦外之音(over-tones),不言而喻的知识(tacitknowledge)成分,以及洞见之类不宜应用原理和规则的东西,是不能以明确的语言进行传授的,而要通过内心联想,通过对动作执行者的典型行为的移情来获得”[8]23。具体至戏曲艺术中,就需要老演员的亲身示范,也就是“心授”,演员们习惯称之为“带着走一遍”。演员“跟着铜器点子”、“跟着师父走一遍”之后,很多困惑便可以得到解决。
同样以宝鸡新声剧团为例,该团大部分年轻演员毕业于各类戏曲学校,三年的在校学习仅能掌握基本的表演技法,进剧团后,要想上台表演还需要由老演员对其作具体的指导,这种指导便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的。笔者在调查期间发现,这种技艺传授行为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灵活性很强、形式也比较多样,比如年轻演员在台下观看老演员的现场表演,休息时听老演员“说戏”,等等。如今,随着各种视频影像资料的普及,年轻人还可学习其他知名演员的表演。但这样“看”、“听”、“说”仍然不够,还需要“做”,即老演员的动作示范和年轻人自己的舞台实践。总之,老演员的口传心授和年轻人的身体力行,是戏曲表演技艺得以传承的两个根本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这一点,从新声剧团老团长李扶中对现在大部分演员不认真练功,只想偷懒地看看、听听,“上台后学样样”的现象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也可以体现出来。正如他情绪激动地感慨道:“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你看就能看会的,这需要功夫,没有功夫,你演的就算是对的、没错,也不好看、不合式,行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你这个演员的水平”②。
事实上,认为戏曲是“语言艺术”和认为戏曲是由“剧本”和“演出”共同组成的“综合艺术”这两种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但上文仍然在肯定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戏曲“传统”的口头特征,只是为了强调认识“口头性”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戏曲不仅仅具有口头艺术的特性,更是一种纯粹的表演艺术,无论是其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唱词和念白、还是最终以“表演”为本质的成品———一次具体的演出,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表演艺术就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瞬间结合,它的本质就是intangible”,也就是“无形性”、“转瞬即逝性”①[21-23]。而戏曲之所以具有这种intangible之特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演员在场上的“在场表演”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既不囿于剧本、灯光、舞美等物质工具,也不会停滞于任何一个固定状态,整个创作、传承过程都依赖“人”的创造力,长期处于不断更新、不断变动的发展过程中。
以剧种多样化和民间性为主要表征的地域性,和以口头创作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口传心授为最佳传承模式的口头性,是戏曲“传统”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其中,剧种多样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今仍然在继续。口头创作和传承的灵活性、创造性也体现出强烈的活态特性。因此,戏曲的“传统”绝对不是已经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跟不上时代”的“旧传统”,而是内在的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一种“活”的传统。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常常为传统戏曲研究所忽略。[24]96因此,笔者以为,回归“传统”,肯定“传统”的活态性和创造性,发掘古老“传统”对当下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是解决当前戏曲困境的根本出路。
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 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J2ME手机游戏的开发-Beckham Goal摘 要 J2ME(Java 2 Micro Edition)是近年来随着各种不同设备，尤其是移动通信设备的飞速发展而诞生的一项新的开发技术。它定位在消费性电子产品的应用上，对设备的智能化、多样化，提供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并因其“Write Once, run anywhere”的Java特性而提高开发的效率。随着手机的日益普及、Java功能在移动设备上的实现，Java应用程序产生的手机增值服务逐渐体现出其影响力，对丰富人们的生活内容、提供快捷的资讯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论文着眼于J2ME技术的应用，开发一款简单的手机游戏程序--Beckham Goal。 论文在分析了实现小游戏的相关基础技术及理论后，对该游戏进行了功能需求分析、模块划分及总体设计，解决了游戏中涉及的碰撞检查以及其他若干关键技术，最后在J2ME平台下实现了该小游戏，并通过验证达到预期的效果。 关键词：J2ME；手机游戏； K-Java；碰撞检查 1 引言 1.1 手机游戏概述 手机游戏几乎是当今市面上所有手机所必有的。在几年前的机型中，游戏都是手机中自带的，称为嵌入式游戏，由手机生产厂商设计并直接嵌入在手机里面。这样的游戏用户不能自行开发、添加及删除，其游戏种类取决于不同的机型，是一种单机游戏。随后的几年兴起了一种基于短信的游戏，由用户发送特定字符串给短信游戏提供商，来控制游戏的动作或剧情的发展。随着wap的兴起，出现了一种基于浏览器的游戏，和短信游戏差不多，由用户手机通过wap登录游戏提供商所提供的网址，然后填写或选择相应表单来操作游戏。上面两类游戏都是基于文本的，操作比较繁琐，游戏性不强。短信游戏每做一次操作（也就是发送一条短信）需要花费一毛钱；wap游戏无论是通过CSD上网还是通过GPRS上网都需要出上网费用。两种游戏的花费都比较高。现在新出的手机很大一部分都支持Java程序下载，而且这是一种趋势。由Java开发的游戏可以对图像进行操作，是动态的。而且可以接入网络，既可以开发单机游戏也可以开发网络游戏。随着彩屏手机的普及，游戏可以不再是黑白的，可随心所欲的为游戏中的不同物体赋予不同的颜色。 过去的手机是一个封闭的操作系统，除非用厂商自己的软件和工具，否则无法对手机的菜单进行改动，更无法在手机上附加其他应用。而K-Java技术的应用将摆脱这些传统的束缚，K-Java编写的应用程序可以兼容不同的网络协定，简单说就是，只要网络内容服务提供商提供K-Java服务，用户的K-Java手机就可以拥有无限扩充应用的能力。K-Java服务是一种新的移动数据业务的增值服务，它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能更好地为用户提供全新图形化、动态化的移动增值服务。用户使用支持K-Java功能的手机终端，接入网络内容服务提供商的K-Java服务平台，可以通过手机随意下载Java应用软件，能方便地享受类似于Internet上的各种服务，如下载游戏、动漫、小说等，也可进行各种在线应用，如联网游戏、收发邮件、证券炒股、信息查询等。 1.2 Java手机游戏的发展现状 在欧美市场，由于较早采用GPRS技术，所以欧洲和美国运营商的K-Java也开展得较早，不过早期的应用并没能在个人消费市场激起太大的波澜。而日韩的无线数据业务从发展之初就将目标锁定在了游戏、娱乐等个人消费方面。K-Java技术能够利用手机有限的硬件条件使得PC上大量的互动性娱乐、游戏应用在手机上，正是凭借着这一技术特点，K-Java迅速成为了手机游戏的主流编程语言。在欧美市场，2002年此项业务的直接收入已经超过了2.45亿美元。 在中国，2003年2月15日，中国移动开始了大范围的K-Java应用测试。4月8日，无线K-Java服务被移动正式定名为“百宝箱”，并全面开始免费试用。而在发展较快的广东地区，更是从5月17日开始了大规模的K-Java业务推广，投入资金多达千万元。7月1日，中国移动宣布了“百宝箱”正式商用的消息，K-Java在中国市场的掘金旅程也将由此开启。但是，K-Java目前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却不够快，主要的原因是用户群体不足。首先是终端不足。在市场上，能够支持K-Java的手机很少，而且几乎都是几个国外主流品牌，其定位也较高，而国内品牌，介于成本和技术，一般都不含K-Java功能。与此同时，大量已有手机的老用户不会因此功能而重新购置一台新的手机。其次，在拥有K-Java功能的手机用户群体中，懂得或者愿意使用K-Java的人却更少。所以，我们必须期待更多含有K-Java功能的面向各个消费群体的手机上市和普及，以及用户对手机附加功能使用意识的加强。1.3 手机游戏的发展前景由Juniper Research发布的最新调查说明，Java手机游戏在2008年将会获得超过63亿美元得收益。据IDC预计，仅在美国，整个手机无线游戏业务的硬件、软件以及服务所带来的收入在2006年将达到40亿美元，而更别说有着更大手机无线游戏市场潜力的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亚洲市场。预计到2006年，全球的无线游戏市场总值将达170亿美元。研究机构Informa分析说，手机游戏是全球游戏市场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其产值将从2002年的2.43亿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38亿美元。英国市场研究机构AnalysysLtd在这份研究报告中称，随着彩屏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和手机功能不断升级，游戏市场预期将从2002年的2亿欧元，至2008年时增长到接近30亿欧元。Frost&Sullivan研究公司指出，全球移动游戏业收入2008年将上升至93.4亿美元。Ovum公司则指出，到2006年，全球移动游戏业的价值将是44亿美元。比较保守的In-Stat/MDR研究公司也指出，无线游戏业的营收将以数十亿计，2006年将达到28亿美元。据StrandConsults公司预测，到2005年，预计手机移动游戏和娱乐的营收将会成为移动业务中利润最大的一项服务。来自众多研究公司的结果似乎都在表明：无线游戏将是下一个互联网金矿。如今，从高档写字楼到青青校园，手机无处不在，手机如今已成为都市时尚文化和消费主义的象征。本来手机只是用来通话，后来可以发短信，现在当人们空闲无聊时候，手机用户们将会转向那些提供游戏和娱乐的服务的功能也就显现出来了。随着2.5G和3G的大发展，彩屏手机今年包括今后几个将会逐步取代黑白手机，后几年的时间里，彩屏手机将具有类似GameBoys游戏机的功能。更重要的是随着数据业务的成熟，寄托于移动通信网络与移动终端的无线游戏，使手机游戏由单机游戏迅速的过渡到了类似于电脑上网络游戏的时代。Java将成为无线游戏发展的中坚力量，由Java所开发的手机游戏将占据巨大的市场分额。2 J2ME的概述与相关理论基础2.1 J2ME的简介J2ME 是Sun微系统公司流行Java编程语言的紧凑版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Java作为一种语言刚刚发明的时候是为了用来进行移动设备编程的，于是，它最终以J2ME的形式来实现这个目的。J2ME包括一组开发工具和丰富的应用程序接口（API）以供开发手机应用程序，人们称之为MIDlet。J2ME也包括K虚拟机，它负责协助Java字节码在每个具体手机上的执行。依靠通用的字节码而不是本地应用程序代码，J2ME就能够开发你的游戏的基本代码，并且能够移植到不同的手机而不需要费太大力气。事实上，如果不需要改变屏幕尺寸和图形显示能力，在J2ME手机之间移植一个游戏所需要的工作几乎是零。在美国的手机制造商中，J2ME享受着最广泛的工业支持。在市场上，Motorola，Nakia，Research In Motion（RIM）和Samsung等业界巨头都有功能基于J2ME的手机。
视觉的微反应这个题目相当雷人,决定爆眼球.1.全世界游戏图形的趋势.2.中国的现状.3.以后的发展前景
各大热门游戏-上线首冲福利折扣-热门的手游盒子网页链接~~~姬阳道：圣君还有什么情报？但可以肯定，轮回之地内部就有一个。不得不说，圆满的补天术和大成补天术的作用差距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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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也是为论文苦恼了半天，网上的范文和能搜到的资料，大都不全面，一般能有个正文就不错了，而且抄袭的东西肯定不行的，关键是没有数据和分析部分，我好不容易搞出来一篇，结果还过不了审。 还好后来找到文方网，直接让专业人士帮忙，效率很高，核心的部分帮我搞定了，也给了很多参考文献资料。哎，专业的事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做啊，建议有问题参考下文方网吧 下面是之前文方网王老师发给我的题目，分享给大家： 中国当代小剧场话剧的文学性与剧场性 空间表演：全球化时代舞台图形转换和空间剧场化 中国话剧演员文化研究(1977年-2014年) 《红楼梦》戏曲、曲艺、话剧研究 戏曲舞台现代叙述方式的导演探索与建构 维吾尔戏剧研究 民营剧社的品牌化运营研究——以民营剧社“开心麻花”为例 高等院校音乐剧人才培养（本科）课程设置与实施研究 产业融合背景下话剧IP影视化开发研究 《桃花扇》接受史研究 肢体语言在话剧表演中的运用——以校园戏剧实践为例 样板戏的发生与改编研究 新编历史剧生产体制研究 开心麻花喜剧创作中台词的二度创作应用研究 市场化经营下我国剧场的设计思路更新研究 中国话剧演员文化研究 二十世纪末叶戏曲现代戏研究 舞蹈元素在话剧表演中的应用——以《洒满月光的荒原》为例 高中语文戏剧教学策略研究 政治化与世俗化的合流与悖反—上海剧艺社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西高校话剧社团调查研究 林兆华戏剧舞台叙事观念与方法研究 古代学人戏曲观的生成与演进 舞台艺术中武术表演形式研究 中国话剧（2000-2015）舞台多媒体运用研究 论现代话剧艺术民族化的生命力 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论 近代中国歌剧文学创作特性历史审视 中国当代话剧舞台叙事形式的演变 天津民营小剧场话剧运营研究——以美域话剧团为例 中国现代话剧：民族表演体系的探索和建构 延安戏剧运动研究（1937-1947） 兰州市小剧场——大河剧场调查报告 从苏区到延安：李伯钊与根据地戏剧发展研究 中国话剧的民族特色与诗化精神 论林兆华话剧对戏曲假定性的借鉴和发展 王延松关于曹禺经典剧作的诗意解读与美学建构 《分手大师》从话剧到电影的叙事转换 西方话剧对海派京剧的影响 市场细分背景下小型舞台演艺产业化运营研究——以我国二线城市小型歌舞剧、话剧等表演艺术为典型 声有情，词有味—台词二度创作探析 长沙小剧场话剧传播研究 “破”与“立”视域中的五四话剧新论 异态时空中的展演与观看—伪满洲国女作家杨絮的生存与写作 “译者登场”——英若诚戏剧翻译系统研究 以舞剧《原野》为例谈话剧元素在舞剧中的运用 中国当代小剧场校园话剧艺术研究 中国儿童戏剧发展史（1919-2010） “开心麻花”话剧改编电影的策略研究 黄河流域道情戏研究 戏曲表演程式研究 异化和归化策略在音乐文献翻译中的初步实践——以《文革文化史》的翻译为例 中国剧院管理经营研究——以上海为例 用戏曲搭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 传统美学与现代美学的融合——田沁鑫话剧艺术探析 1872-1919年近代报刊剧评研究 话剧表演与声乐的融合 十七年“戏改”过程中的民间与国家——以福建地方戏为考察中心 二十世纪前期（1904-1949）戏曲期刊与戏曲理论批评 新中国话剧演员文化生态研究（1949-1966） 中国戏曲剧本语言研究 新中国舞台美术研究 伪满洲国戏剧研究 双生与互动的美学历程——中国戏剧与电影的关系研究 赖声川即兴创作研究 试论中国话剧对民族传统戏剧的学习借鉴——兼及戏剧教育汲取戏曲养分的问题 论朱琳的话剧表演艺术 基于戏改背景的样板戏版本考察与美学分析——以《智取威虎山》为例 当代国内电影改编话剧作品的艺术方法及美学特征研究——以“表演工作坊”和“开心麻花”为例 韩国学生中文话剧表演教学设计与指导实践 英语表演式教学研究——以江西某高中英语教学为例 基于话剧表演式教学法的韩国小学汉语口语课教学设计——以《务安五味》的教学为例 演员话剧表演创作中的节奏研究 高中语文戏剧类文本教学研究 传统戏曲的经典化与再生产——以《赵氏孤儿》为中心 新时期以来中国话剧观众期待视野问题研究 直面戏剧在中国的接受 复合性观演空间设计研究 从先锋到大众——论中国小剧场话剧的发展 论我国经典话剧中的性格化表演——以《雷雨》人物周萍的角色塑造为例 投影艺术介入舞台戏剧的应用研究 新中国初期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研究 “十七年”戏剧与电影的互动研究——以戏剧对电影的影响为中心 表演艺术的肢体语言再探索 当代台湾戏剧在中国大陆的接受研究 近年来中国IP话剧电影改编的研究 《樊粹庭文集》整理与研究 非营利艺术表演团体社会导向研究 论“赖声川模式”对内地话剧产业的启示意义 浅谈话剧与戏曲在角色塑造上的差异 山西戏剧文化创意及其产业发展研究 建国后老舍的多重身份“表演”与话剧实践 斯坦尼体系与中国话剧演剧 话剧舞台表演节奏之总体观 近代戏曲改良运动研究 中等艺术学校戏剧（话剧）表演专业发展研究——以石家庄市艺术学校为例 电子音乐制作技术在话剧舞台表演声音呈现中的若干应用——以话剧《白露为霜》为例 戏逍堂商业戏剧运作模式研究 现代性理论视角下的新时期话剧发展与艺术特点研究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近百年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2、微信与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与创作3、从"内""外"之争到文化诗学--文化诗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语言学转向述评4、中国古代文学在对外汉语中的跨文化教学5、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6、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7、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主要特征8、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兼及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批评9、再论古代文学文体学的内涵与方法10、"诗言志":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一个标本11、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12、学科史·研究史·学术史--国学与古代文学关系的三个视角13、困窘与出路:古代文学研究"文化学转向"的背后14、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的点滴思考15、论古代文学的当代价值及其呈现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1 《诗经》分类研究（情诗、思妇诗、离别诗等）2 先秦诸子文研究（《论语》、《庄子》、《孟子》、先秦寓言等）3 屈原与楚辞研究（生平、悲剧成因、作品辨伪、思想与艺术等）4 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专著专论研究5 亡国之音哀以思——论李煜词6 柳永词的雅和俗7 论柳永对苏轼词的影响8 苏轼的人品与词风9 李清照前后期词在情感表达上的不同10 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的比较11 论秦观词的艺术特色12 论黄庭坚的瘦硬诗风13 《三国演义》和历史文学创作问题14 《水浒传》主题辨析15 汤显祖戏曲观的研究16 《聊斋志异》爱情题材论17 《红楼梦》主要人物形象论18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19 从李贺诗看其“鬼才”之名20 简论李商隐的咏史诗21 李商隐的“无题诗”的艺术特色22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23 李煜词评价之我见24 试论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25 豪放大师苏轼的婉约词26 论关汉卿喜剧之“双璧”《救风尘》与《望江亭》27 古典长篇小说名著（任选一部）中的女性艺术形象试论28 《三言》中爱情作品的反封建倾向29 《红楼梦》中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试论30 《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女性悲剧31 谈影视剧中历史题材作品的时代精神与当代意识32 论《三国演义》塑造诸葛亮的艺术经验33 论《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特色34 论《西游记》的孙悟空形象35 论《牡丹亭》的杜丽娘形象36 论“三言二拍”表现的市民生活特色37 论《桃花扇》的李香君形象38 论《桃花扇》的结构艺术39 论《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制的批判40 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41 论论李汝珍的《镜花缘》42 论二晏词43 论苏轼的散文特色44 论陆游晚年的思想和诗歌创作45 从林逋的咏梅诗到姜夔咏梅诗46 辛弃疾词与南宋理学的关系47 论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48 论《西厢记》中张生的形象49 论元杂剧中的李逵形象50 贾谊论51 《史记》人物传记所体现审美情趣52 《史记》人物传记中人物形象分析53 汉乐府诗分析54 陶渊明的人格和诗风55 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风格比较56 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异同论57 论曹植诗歌的整体风格58 魏晋隐士与魏晋文学59 《世说新语》刻画人物60 魏晋南北朝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61 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比较62 《西厢记》的传播63 元杂剧的题目正名64 元刊本杂剧中的角色问题65 《窦娥冤》的悲剧特征66 三国演义的成书问题67 《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68 牡丹亭》的传播69 《红楼梦》中改名问题70 石头传说与贾宝玉形象71 石头传说与孙悟空形象72 传奇戏的文人化问题73 戏曲的案头化研究74 商人形象在明清小说的变化及意义75 《桃花扇》中的女性问题76 李白诗中的仙、侠精神。77 论辛词的英雄情节78 论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79 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80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81 “清空骚雅”、“幽韵冷香”的白石词。82 关于白居易《新乐府的评价83 关汉卿杂剧中的女性形象84 韩愈散文的艺术风格85 元散曲的艺术风格86 柳宗元的寓言创作87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88 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89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90 论杜牧的七言绝句91 论归有光的散文92 论李商隐的无题诗93 《牡丹亭》的艺术成就94 西蜀词与南唐词之比较95 论《西游记》的诙谐风格96 欧阳修词的艺术风格97 《金瓶梅》人物论 98论纳兰性德词99 欧阳修散文的情韵美100 王安石后期的诗歌
方领 圆袖是汉族服饰的特代， 代表天圆地方，
中国服饰演变古今谈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我们的祖先告别了猿猴时代，披着兽皮与树叶，艰难地进入了文明时代，知道了遮身暖体，创造了最早的服饰文化。但是追求美是人的天性，服饰的作用又不仅仅在遮身暖体了，同时也有着美化的功能。中国古代的先民从服饰起源之始，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融于日常生活的服饰穿戴之中，构成了服饰文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内涵，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不同的历史阶段服饰的材料、功能等也会随之而改变。 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曾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到了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在服装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的广泛流行和胡服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促进了汉族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服装的改革。赵武灵王为了军队的战斗力，冲破阻力，下令全国穿游牧民族的短衣长裤，学习骑射，终于使赵国强盛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装改革，胡服从此盛行。伴随胡服也传来了带钩，它是用于结束革带的，由于它比革带的扎结方式更加便捷，因而很快就流行起来。 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汉代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汉代人对人类生产能力持有乐观信心。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作者说到“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又舍弃了它的消极出世思想，吸取了儒家某些合理观点，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的统一性，坚信广大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美，人们应当积极地去发现、占有，享受这种美。”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 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 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大体上仍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仍然按照本族的习俗穿着，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穿着汉族的服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侯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辽、西夏、金、元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从左向右扣］，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璀璨华美，丰富多彩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审美意识的演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倾向和思想内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日趋扩大，衣冠服饰随之而发生变化。妇女发饰，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男子的服装主要有长袍、马褂、等等。其中长袍、马褂，为《服制》中规定的服饰，一般用于交际。妇女服饰中最大的特点，是普遍穿着旗袍。旗袍本是满族妇女喜爱的服装，旗袍源于满族妇女服饰中的旗装。满族旗袍主要特点为宽大、平直，衣长及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衣、襟、裾都滚有宽阔的花边。穿旗装时，梳旗髻、穿旗鞋。 民国初年女装在这一时期上衣下裙最为流行，上衣有衫、袄、背心、，样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变化，领、袖、襟、摆多镶滚花边或刺绣纹样，衣摆有方有圆、宽瘦长短的变化也较多。二十年代，旗袍开始普及。其样式与清末旗装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阔。至二十年代末，因受欧美服装的影响，旗袍的样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有的缩短长度、有的收紧腰身等等。到了三十年代初，旗袍已经盛行。当时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渐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儿流行长的，长过手腕 ；时儿流行短的，短至露肘。 民国男子服饰主要有马褂和长衫。用作礼服的马褂、长衫，其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都有一定的各式。如马褂，一般都用黑色丝麻棉毛制品为之，对襟窄袖，下长至腹，前襟钉钮扣五粒。长衫则用蓝色，其形制为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二寸，袖长与马褂并齐。在下摆左右两侧开衩。用作便服的马褂、长衫，颜色可以不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中国服饰，旗袍、长衫、中山装、学生装、儿童装、西服、礼帽、遮阳帽、丝袜、高跟鞋、工农服、列宁服、布拉吉、军便服、夹克衫、喇叭裤、迷你裙、比基尼、职业装、朋克装、T恤衫等等，种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服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被视为中国典型服饰的旗袍，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风行起来的，这种脱胎于清代满族女服的服装样式，在吸收了汉族女服工艺特点和西方女子服饰时尚的基础上演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时装界不容忽视的时尚元素，被看作是中国服装民族交融和中西合璧的样板。 服装的进化史如同一部人民的解放史。解放肢体的束缚的同时，解放的还有心灵和思想。这种从完全封建到与外界少了很多隔阂的过程使中国的服饰文化走上了国际的潮流，充分展现了个性自由的窗口。这也是生活方式趋向国际化的表现之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中国的服饰一直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进，由封建到开放，一直走向成熟。 在今天，我们的服饰早已冲破了束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个性和自我的着装风格充斥着服装店，服装的浪潮已不再是由人为因素所能摆布和控制的了，我们的服装开始体现人性化、社会化的特点。 中国与国际的关系越密切，隔阂越少，服饰便越是国际化，甚至趋同于国际化了。但可喜的是，中国并非一味的向国际发展，而是将中国元素融入服饰的设计中，使中国服饰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并保留着中华民族的服饰独特魅力。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一、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礼制而发展中国古代礼制成于“三皇五帝”时代，到尧舜时，已有成文的“五礼”，最早的有关服饰纹样在礼制中反映的记载是在《虞书·益稷》篇中：“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意思是说仲雍在举行祭祀礼仪时穿着图腾衣，各部联盟首领在祭祀礼仪活动中以五彩之色施与衣物上，即将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天子衮服十二章”的起源便是由此而来。十二章花纹纹饰的次序为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这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经很有特点了。殷商时代社会已出现了等级，但服饰形制还没形成。到了周朝时期，已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的礼乐衣冠体系。随着各种礼仪制度的确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论贵贱尊卑，都应穿着相应的服饰，皆以“礼”的精神规范自己的生活。“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周朝设礼官掌管天下礼仪，并把这项制度推向了较为完备的阶段。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是以鸟兽纹样为主，而且装饰部位在前襟后背。这一做法带有一定的标志性，它直接以一个有形的文化符号显示在服装上，使其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礼制文化特点。到了宋代，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对妇女的装束也有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服饰制度与宋代程朱理学观点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而清代的服饰是我国服饰发展的顶峰，服饰纹样在这时的装饰作用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代在图案的设计上承袭十二章的纹样，在明代的八吉祥纹样的基础上，集图案的装饰作用之能事，使之达到了繁复的程度。这一时期，服装出现了一种叫“补子”的装饰，以“补子”的纹样代表官职的贵贱，“补子”纹样的差别反映了清代等级的森严。并且清代的帽子一改历代的式样装束，注重帽子上顶戴花翎的装饰，以花翎的不同反映不同的官职。因此，如果分析清代服饰的发展与历代服饰之间的差异，那么，主要表现的就是各种服饰装饰纹样的繁杂堆砌，以及在图案上等级观念的反映。可以说“礼”在中国古代，是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服饰在这一过程中，则体现了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中国的服饰制度始终与中国礼制思想紧密相连，使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着礼制而发展。二、礼制促进中国古代服饰纹样的特色发展1.从纹样题材内容上表现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服饰图纹的普遍性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图纹去强硬地推行一种统治制度，这在纹样题材内容上显示得较充分，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上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十二种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亚形)。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之意；龙是神明的象征，同时又不可捉摸，取意应变；山，象征王者的崇高；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僭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2.从纹样色彩上表现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从西周开始直到明清，历代制定的舆服制度，从统治者到诸臣百官的服饰纹样色彩各有等差。例如《周礼》中规定：“黄帝冕服，玄（黑）衣、赤（红）裳，用十二章，从公爵起视帝服降一等用之。”《尚书大全》中记载十二章纹的色彩是：“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另外，统治者祭天时服色要用青，祭祖时服色要用玄，祭桑时服色要用绿色。“秦汉以来服色转变，令唯朝廷五服用彩”，厉禁庶人衣彩，平民只能穿“布衣”“白衣”“皂衣”，而被称为“白丁”“黔首”。封建社会中期以后，规定愈加明确详细，如唐代始以袍服颜色区分官员等级，除皇帝可以穿黄色衣服外，“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贞观四年规定二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宋·舆服志》关于文武官员服饰颜色的规定是：“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绯，五品浅绯。”而黄色自隋朝开始则逐渐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据《清史稿》记载：“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这说明清代对龙袍在形制、制作工艺、装饰图案以及对衣服的色彩上都规定得十分严谨苛刻。3.从装饰形式上表现中国传统服饰纹样装饰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服制化、程式化制约，装饰的位置要按古代服制要求或造型构图的需要，将图案纹饰“对号入座”。如《明史·舆服志》记载：“自黄、虞以来，元农、黄裳为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其序自上而下为衣之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序自下而上为裳之六章。”永乐三年又定：“元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一般服饰图案装饰位置多选居中式、对称式、呼应式、满地式等形式。儒家说：“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凡具有特定含义，或具有标志作用的图案多采用居中式，如明清时期的龙袍，团龙居中，为正面造型。又《旧五代史·选举志》：“务在酌中，以为定制。”故清代补服为对襟式，宁将补子一剖为二，也不能移动位置与左右，以显“中庸”“方正”的社会观念和哲学思想。凡双数、对应图案多采用对称式，如清代龙袍、蟒袍下摆装饰的“水脚”纹装饰形式，运用对称式能够在视觉上产生一种稳定、端正的感觉。如果纹饰不同，但内容彼此关联的图案，大多采用呼应式。如传统服饰纹样中常见的日月对应、龙凤对应，在装饰位置上彼此关联，相互配合。此装饰形式在民间服饰应用中比较常见。满地式，在女服纹饰中运用较多，有造型逼真的写实花卉、四通八达的几何骨架、满地排列的地子纹等，其花式丰富，排列自由。综上所述，“礼”在中国古代，已经俨然僭越精神文明的界限，而成为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服饰体现着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它带有强烈的“礼”的色彩标志。我们只有深入发掘、整理研究本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体系，才能展现中国服装事业发展中的民族特性和时代特性，让世界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服装文化。
自己不研究就想交功课？想跟社会上那些拿着文聘找不到工作的人一样后果吗？现在的企业招工说是要什么什么专科生，实际上是不看文聘的，而是找个专业人士问你一些比较有深度的问题。看你熟知的程度和理解的深度。所以那些有文聘没文化的人是找不到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