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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真实是一种感受，是来自客观又对于客观有认识意义的主观感受。真实不同于事实。历史学要靠事实，戏剧艺术要靠真实。戏剧所以要写“事实”（故事）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并非为了“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一般也不必是现实中的事实（或称实事）来支持的。鲁迅论讽刺艺术时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艺术离不开虚构，允许幻想，甚至可以出神出鬼。写历史剧，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艺术家可以自由摆动。摆动的自由，服从于能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的可能性”（莱辛语），并且，它是和艺术家的意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达到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和自由转换。我们似乎有一种重事实、轻真实的倾向，如所谓重大题材，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真实了，客观效果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受实事的束缚较多，就难以在真实的开掘上获得充分自由。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写时事新闻的戏很有号召力，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对于观众来说，戏中的“事实”在时间上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心灵的贴近对艺术家和观众都很重要。而且还应看到，时间距离恰恰是创作上拥有较大自由度的有利条件，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就是很好的例子。 真实靠正确的形式支撑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艺术家要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或者说，能被观众感受的真实，都是经过形式中介的。艺术家是用形式同观众打交道的。所谓“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也可以叫做正确地进行形式化，进行形式创造。联系到戏剧，这个形式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有几个基本观点可说。 首先，在戏剧中，形式化就是动作化。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它有两个基本品质：（一）“动作就是实现了的意志”；（二）“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黑格尔语）。戏剧动作不等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对于后者，必须经过选择、提炼，被赋予以上两个品质，才成为戏剧动作。而意志和冲突，产生于过去又直接指向未来，其当下的感性过程就是戏剧情节，就是性格的历史。因为动作是实现意志、引起冲突的，就会“导致动作和反动作”，就有了戏剧性。我们看戏，觉得“平”、“冷”，觉得“没戏”，多半是由于缺少真正具有戏剧意义的动作。没有动作化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 其次，戏剧动作是有不同形式的。对于演员来说，动作不是单指形体动作（表情、姿态），而是语言、心理、形体的总和。其感性呈现就是角色形象。戏剧所以会有不同的样式，如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戏曲（要说“剧种”，这才是真正的剧种分类，我们戏曲中的所谓“剧种”，有许多是地方性因素，并不都具备样式类别的意义），归根到底，在于动作有不同的形式。话剧的动作是接近生活本来形态的，它的重点是语言，是口语化的台词。歌剧的重点是歌唱和音乐，舞剧的重点是舞蹈和音乐。歌剧不以舞作为动作形式，舞剧不以歌作为动作形式。而戏曲的动作是一种有歌有舞的综合形式，通常称之为唱念做打。不管是哪一种戏剧样式的动作，包括写实主义的话剧在内，都是“第二自然”，是人工的自然，都是经过了精心处理的艺术形式。所以，要“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时，有个先在的条件，只能“放在”特定戏剧样式的动作形式里，因而动作化时，有没有样式意识，是能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关键。观众看有些戏曲常要批评它是“话剧加唱”，多半是在整体的形式化中缺乏样式意识。有明确的样式意识，是创作上的一种本体自觉。 其三，动作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变易性。以戏曲而言，无论唱念做打，都具有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形式技巧，其规范化形态通常叫做程式。形式既然是艺术家和观众的特殊关系的体现，因而在形式化过程中，重视剧种的样式特征，充分运用固有的程式技巧，是同尊重观众的欣赏需要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继承性又是相对的，它会随时由于表现真实的需要，作出某种幅度的变易。所以形式化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程式化。形式化大于程式化，形式化中可以吸纳、融入非程式的因素。说得再大胆一点，在现代戏曲的创造中，形式化乃是程式化和反程式化的多样统一。现代戏曲的形式化，还包含一个新的任务：要实行形式上的更广泛的新的综合。有了这种更广泛的新综合，才能在同一种戏剧样式中，实现演出样式的多样化。演出样式的核心是演员的动作，是动作的样式特征，但光有这个核心还不够，还要有它的外延部分，包括听觉方面的音乐、音响和视觉方面的化装、服装、布景、灯光。另外，还可以在观演关系上作特殊的空间处理。有了这些因素的积极而又“正确”的介入，演出样式才能获得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而这方面的经验，戏曲自身较少，要靠借鉴外来经验，这是戏曲现代化中不能跳开的过程。引进外来经验，常常会产生不协调，吸纳容易消化难呀，却又不能因噎废食。艺术上的现代化，有创新和破坏的两面性，要尽量保护创新，减少破坏。这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培养出一批艺术大家，才能逐渐减少混乱和痛苦。真实的形式化一旦获得整体性成功，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到了这儿，真又通向了美。观众看戏，既要由真带来感动，又要由善带来心灵的净化、升华，还要由美带来反复的品味，持久的陶醉。但满足于感动以至心灵的震撼，还不是戏剧审美经验的全部，能够达到朱光潜说的“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沉没不是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是把戏曲当艺术品来欣赏了，才能深入体会戏曲艺术的无穷
戏曲的地域性与语言艺术探析论文
“地方化”不仅仅是戏曲艺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不断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当代戏曲的一大特色”,在“戏曲”这个大的艺术门类之中,各个地方剧种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性”成为中国戏曲“传统”的重要特点之一。
此外,地方戏曲作为由一定区域内的民众共同创造、共同欣赏的区域性剧种,它体现了一个地区民众的总体审美趣味,是该区域内所有民众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高高在上地站在“保护文化艺术多样性”的立场,空泛地给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点下定义,也不能不切实际地考虑到不同地域的民众对本地戏曲的审美和民俗需求。对一定区域内的演员和观众来说,地方戏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休闲娱乐、情感交流及宗教祭祀的必需品。以陕西省宝鸡地区民间秦腔演出活动为例①,庙会请戏不仅带有原始的“娱神”意味,更是村民们联络乡情、丰富农闲生活的需要;同时,在演出中还能够通过吉庆剧目,来表达一种质朴而单纯的、对幸福生活的期望。葬礼请戏,往往是因为逝去的老人多为秦腔戏迷,子女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孝心;同时,这也是为了犒劳为举办葬礼而辛苦忙碌的乡亲邻里。至于各种企业开业、周年庆典请戏,一是企业希望借上了妆、带有“神气”的戏曲人物避邪求福,再则也给附近的居民(也即企业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一场免费看戏的机会,企业方面可以借此机会表达“对父老乡亲的感谢”,是一种巧妙的广告策略。又如,笔者曾对兰州市区内主要茶园进行过调查,发现当地的茶园演出和业余自乐班活动,对于相当一部分中老年市民来说,听着熟悉的秦腔唱段喝茶、谈生意、拉家常,正如年轻人进KTV消遣一样,是他们日常娱乐、交际生活的一部分。而自乐班中各个年龄阶段的业余秦腔表演爱好者聚在一起,吹吹打打、弹弹唱唱,更是他们文化娱乐消遣、甚至是精神寄托的主要形式。
同样地,全国各地的戏曲演出均各有其符合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只有针对这个区域内的民众才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把东北二人转搬到苏州水巷茶楼上去,把昆曲小调放在陕西尘土飞扬的庙会戏台上,其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各地方剧种就像不同品种的花卉植物,只有在适合自己的地域文化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硬生生地把他们拔出来,“移植”到另外的土壤里,除了日益干枯僵死,别无出路。
与戏曲的剧种多样性相表里的,是它的民间性,“民间”这个词除了通常意义上含有的,与“官方”、“正统”、“贵族”等带有社会阶级性的词汇相对立的意思之外,更有“地域性”的含义。因为“民间”归根到底是民众的民间,不同地域的民众物质生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民间性”具体所指的多样化和地域性差异。以往研究者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已经指出戏曲在表达民众的思想情感、[2]审美娱乐需求、[3]民俗生活需要[4-6]等方面呈现出的“民间”特性,但对民间性的思考还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所有这些需求还具有地域限制性。如果只强调笼统意义上的“民间”而忽略了“民间”内部的多样性和民众群体的.复杂性,就很容易造成对真正“民间性”和具体民众群体需求的漠视。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指出,如果将广大知识阶层、贵族阶层或者说城市统治阶层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而将底层民众的“传统”视为“小传统”,那么,这两种“传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存在着这一种长期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大传统”会对“小传统”形成“下渗”作用,而“小传统”既有积极向“大传统”靠拢的愿望,也会对“大传统”产生重要的影响。[7]29也就是说,“传统”有着自为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倾向,传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热爱并且需要它们;传统的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所加以改变的”,这种变迁“并不是由‘外界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8]229。如果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为了保持某种演出形式的“民间性”而否定这种演出形式自身的发展要求,无疑是对遗产传承的自然链条的一种粗暴的人为破坏。戏曲的民间性,是具体、集中地体现在一群活生生的民众之中的,地方戏曲就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民众各种层次的需求而形成多种剧种形态的,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建立在地域差异基础上的剧种差异性。
以往学者对民间戏曲的研究,多是从文化分析、艺术欣赏、历史研究的层面展开的,但对于地方民众而言,戏曲的意义也许并不在此。比如,对于陕西民众来说,“请戏”、“唱戏”,首先是一种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传统,是婚丧嫁娶、庙会祭祀以及各类庆典上必不可少的活动项目。其次,“看戏”则是一种能够带给人以愉悦感的娱乐活动和一种与亲朋好友联络感情的交流机会。此外,广大农民观众们,还相信传统秦腔剧目大部分都是讲述真实的历史故事。笔者田野调查时,剧团演员常常叮嘱我,要记住每出戏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因为他们认为“这在历史上都是真事,人家是有记载的”。从《闯宫抱斗》、《太和城》到《八义图》,再到《出汤邑》、《金沙滩》、《二进宫》,几乎每次演出历史戏,演员们都会向我强调这一点。
传统秦腔戏剧目确实是以历史剧居多,而且很大一部分剧目都是基于历史演义而发挥出来的,其中包含了一些历史真实的成分。虽然这些民间传说和曲艺作品中的历史,对很多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戏说”、“歪说”,但在广大民间观众中却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传统的秦腔历史戏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赢得了演员和观众的“尊重”。特别是那些讲述民族英雄和忠臣烈士英勇事迹的历史戏,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会对其中的主人公抱有崇敬之情,而对奸臣逆贼则嗤之以鼻。典型的表现是,一出秦腔传统历史戏中,戏分最多的肯定是忠臣义士而不会是奸贼,团里台柱级别的须生演员很少饰演坏人,而演员也往往不愿以自己饰演反面角色的戏作为自己的拿手戏①。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般不会为“坏人”的表演而鼓掌叫好,更不会为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搭红”、放鞭。②[9]72如秦腔传统剧目《八义图》(即《赵氏孤儿》———笔者注)演出时,饰演为救孤儿而慷慨赴死的卜凤、公孙杵臼、程婴等正义人物的演员都会被“搭红”、放鞭,而屠岸贾的饰演者,即使被有些观众称赞“演得好”,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也就是说,戏曲的“教化功能”其实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戏曲提出的“非分要求”,也不仅仅是文人创作者从主观态度出发的“一厢情愿”,同时还是广大观众心中已然形成的一种观赏需求。戏曲在民间传播,确实起到了知识传播和道德培养的积极作用。戏曲剧目的“历史讲述”和“道德教化”特点,对地方民众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的培养和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也是戏曲地域性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不同剧种形态各异的表演方式和艺术风格上,更体现在各剧种与他们所属地区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密切关联之中。我们不应该只站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持戏曲艺术多样性”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立场上,对如何保护、如何发展指指点点,而应该认识到,这种“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取决于民众多样化的审美娱乐需求。应该首先弄清楚观众需要什么,并尊重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传承或者改变自己的“传统”的自由。
所谓“口头性”,是借鉴了英文单词Oral/Orality的译法,包括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承两层含义,在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OralPoetry(口头诗歌)这两个相关的重要概念中,“口头”(Oral)均同时包含这两层含义。有学者指出,应将其译为“口传”更为合适,[10]36诚然,“口传”固然强调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性和动态性特点,却忽略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即兴发挥和口头创造性。因此,笔者以为,反倒是“口头”这个似乎比较含混的词语更有概括力。虽然借用了英文词汇,但并不是说中文语境中就没有这一概念;恰恰相反,我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口头”材料价值的历史要更为久远:如汉语中“文献”一词中的“献”字,朱熹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则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11]12可见,文化传统的“口头性”特点,是人类文明的共有特征。
曾有学者将戏曲归结为“语言的艺术”,并从“文学性”的角度对戏曲的“现代化”提出要求。自然,大部分戏曲剧目都有大量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创作和记录的唱词、念白,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元杂剧”、“宋元南戏”、“明清传奇”和“地方戏”都是一种“戏曲文体的概念”[12]4,似乎也未尝不可。接着,如果从文学角度出发对戏曲的唱词和念白进行分析,认为其具有“诗的韵律、节奏”,从而将元杂剧、宋元南戏都纳入“抒情诗”[13]8的范畴,这个逻辑也大体不谬。这也是很多学者斥责清末以来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使戏剧文学性和思想内容大大‘贫困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14]5但笔者以为,即使考虑到戏曲拥有大量韵律化和节奏化的唱词和念白,故而承认“戏曲文学”的存在、承认“戏曲”的抒情诗本质、承认戏曲是在表达某种思想和情感,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口头文学(Oralpoetry)”,它遵循着“口头诗学(OralPoetics)”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口头诗学”理论源自西方文学理论界对荷马史诗的形成及其传播形态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帕里和洛德在对南斯拉夫地区口头史诗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被后世命名为“帕里洛德”理论的观点。自此以后,有关口头诗学理论的方法,“已经影响了散布于五大洲的、超过了150种彼此独立的传统的研究”[15]5,这一理论在大量人类学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强调被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忽略了的史诗文学的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特性。“口头诗学”理论,对我们认识中国曲艺和中国戏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戏曲的成熟和完善得益于唱讲文学提供的足够多的、情节足够丰富的故事本事,当前许多盛行的剧目,无论是元杂剧、宋元南戏还是明清传奇、地方戏曲剧本,都和唱讲文学有很大的关联,甚至有学者提出,许多地方剧种完全就是在地方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有关唱讲文学对戏曲艺术所产生影响究竟有多大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戏曲从唱讲艺术中吸收了很多珍贵的养料,其中就包括“口头性”特征。由于唱讲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艺术样式,“一般来说,说唱的文本就是这样从无数艺人的口中产生的‘口头创作’的阶段成果”[16]48—49。对民间说唱艺人来说,“与文字相比,戏剧或说唱的词句首先是作为‘声音’存在的”,而且艺人还常常“得到师父口头传授书词”[17]84。即使对于现成的演出本,“艺人们也一般不将其书词全部背诵下来,而仅仅是记住其故事情节和成为‘赞’、‘套’、‘赋’的某种韵文就登场了”[18]87。那些认为戏曲源自唱讲艺术、戏剧剧本来自说唱文本的观点,至今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那就是,为什么从说唱文本到戏曲“剧本”之间的“链条仍有一些缺环”?有学者将完善这些“缺环”的希望寄予“文献发现”[18],其实,这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戏曲艺人的口头创造。既然唱讲文学本身,允许艺人对底本进行口头的即兴创作,当它转为另一种形式不同却拥有更加突出的“表演”本质的艺术所用时,这种被实践证明极富创造力和实用性的创作方式,自然会被继承下来。从“口头诗学”的角度来思考,也更容易理解中国戏曲幕表制、条纲戏的演出形式何以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如果考虑到戏曲唱词、念白的“文学形式”,从文学角度理解戏曲的“传统”,这也未尝不可,但必须认识到戏曲剧本不仅仅“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19]1,而且是可以直接在场上以口头方式创作、并且以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去的。
戏剧是由“文本”和“表演”共同组成的一种“综合艺术”,两者缺一不可,互相依存。上文已经分析指出戏曲“文本”的口头性质,那么接下来,则需再来探讨“表演”的口头性质。事实上,用口头诗学的理论分析戏曲表演的口头性仍有一定的局限,因为舞台表演已经远远超越了口头讲述、口头表演的唱讲艺术范畴,而具有肢体表演艺术的特征。笔者此处只是借鉴口头诗学的理论思维,反对将戏曲艺术文本化、将演出凝固化,认为戏曲的舞台表演具有类似于口头表演的临场创造性和口头传承性特征。笔者在对宝鸡新声剧团及宝鸡秦腔民间演出形态的调查中发现,同样的一个剧目,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演出。正如有老艺人明确指出的那样,有些戏“根本没有啥本子”,“不同班子有不同班子的演法”。唱词和念白部分尚且如此,具体的身段表演就更加具有灵活可变性了。新声剧团丑角演员杨宝国的表演就很能体现这一点,作为该团唯一当行的丑角演员,他饰演的刘媒婆、杨三小、花仁义、赵飞等角色,时常令观众捧腹大笑,而同样的这几个角色每一场他都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台词和动作,每一场都会增加自己临时发挥的“活口”。当笔者问他这些活口是如何编排出来时,他笑着回答:“这都是胡说八道呢,没有啥道理。见啥人说啥话么!”但又随即严肃地说道,“虽然不存在编排那一说,可也不能真的胡说,要心里有底,说得干净利落、适可而止。”①
其实,理解戏曲的口头性特点,也只能是作为理解戏曲唱词、念白等语言性表演部分的一个新切口。凝结着更多戏曲“传统”的表演的口头性,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切入,那就是师徒之间“口传身授”的技艺传承方式。由于戏曲演出纯粹依靠演员高度技艺化、繁难化[20]的肉声演唱和肢体表演,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戏曲是完全诉诸场上的一种表演艺术。它的许多身段程式不仅无法用文字来记录、表达,甚至也是“口传”都说不清楚的。和其他所有类型的文化传统一样,在世代延传过程中的“那些弦外之音(over-tones),不言而喻的知识(tacitknowledge)成分,以及洞见之类不宜应用原理和规则的东西,是不能以明确的语言进行传授的,而要通过内心联想,通过对动作执行者的典型行为的移情来获得”[8]23。具体至戏曲艺术中,就需要老演员的亲身示范,也就是“心授”,演员们习惯称之为“带着走一遍”。演员“跟着铜器点子”、“跟着师父走一遍”之后,很多困惑便可以得到解决。
同样以宝鸡新声剧团为例,该团大部分年轻演员毕业于各类戏曲学校,三年的在校学习仅能掌握基本的表演技法,进剧团后,要想上台表演还需要由老演员对其作具体的指导,这种指导便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的。笔者在调查期间发现,这种技艺传授行为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灵活性很强、形式也比较多样,比如年轻演员在台下观看老演员的现场表演,休息时听老演员“说戏”,等等。如今,随着各种视频影像资料的普及,年轻人还可学习其他知名演员的表演。但这样“看”、“听”、“说”仍然不够,还需要“做”,即老演员的动作示范和年轻人自己的舞台实践。总之,老演员的口传心授和年轻人的身体力行,是戏曲表演技艺得以传承的两个根本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这一点,从新声剧团老团长李扶中对现在大部分演员不认真练功,只想偷懒地看看、听听,“上台后学样样”的现象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也可以体现出来。正如他情绪激动地感慨道:“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你看就能看会的,这需要功夫,没有功夫,你演的就算是对的、没错,也不好看、不合式,行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你这个演员的水平”②。
事实上,认为戏曲是“语言艺术”和认为戏曲是由“剧本”和“演出”共同组成的“综合艺术”这两种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但上文仍然在肯定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戏曲“传统”的口头特征,只是为了强调认识“口头性”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戏曲不仅仅具有口头艺术的特性,更是一种纯粹的表演艺术,无论是其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唱词和念白、还是最终以“表演”为本质的成品———一次具体的演出,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表演艺术就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瞬间结合,它的本质就是intangible”,也就是“无形性”、“转瞬即逝性”①[21-23]。而戏曲之所以具有这种intangible之特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演员在场上的“在场表演”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既不囿于剧本、灯光、舞美等物质工具,也不会停滞于任何一个固定状态,整个创作、传承过程都依赖“人”的创造力,长期处于不断更新、不断变动的发展过程中。
以剧种多样化和民间性为主要表征的地域性,和以口头创作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口传心授为最佳传承模式的口头性,是戏曲“传统”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其中,剧种多样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今仍然在继续。口头创作和传承的灵活性、创造性也体现出强烈的活态特性。因此,戏曲的“传统”绝对不是已经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跟不上时代”的“旧传统”,而是内在的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一种“活”的传统。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常常为传统戏曲研究所忽略。[24]96因此,笔者以为,回归“传统”,肯定“传统”的活态性和创造性,发掘古老“传统”对当下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是解决当前戏曲困境的根本出路。
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 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 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各种表演艺术因素综合而成的。它的起源 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歌舞已有萌芽，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八百多年不断地丰富、更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中西方丑角在正戏和民娱中的功能差异与嬗变、刘文峰 (2013) 中国戏曲史. 三联书店, 北京, 593. 、刘文峰 (2013) 中国戏曲史. 三联书店, 北京, 34. 等等这些文献，你也可以在世界文学研究上找戏剧的论文，看看别人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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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你会怎么写黄梅戏呢？本文是我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关于黄梅戏作文，欢迎参考借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的家乡――安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它有着八百年的历史。因为历史悠久，所以文化也很繁荣。
安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就要属黄梅戏了，如果大家提到黄梅戏，那么一定就会联想到安庆。那么黄梅戏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黄梅戏就是安徽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黄梅戏原来叫“黄梅调”或“采茶戏”，是十八世纪中期再皖、鄂、赣三省领地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其中一支逐渐东移到以安徽省怀宁县为中心的安庆地区，与当的民间艺术想结合，用当地语言歌唱、说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被称为了“怀腔”或“怀调”。这便是今日黄梅戏的前身。
前不久，安庆举办了第四届黄梅戏艺术节，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我也通过电视看了开幕式和一些新剧目，深深的感受到了黄梅戏的不断发展。
我喜爱黄梅戏，是由于我对家乡的喜爱。我平常也哼上一两句：“书上的鸟儿成双对......”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歌声，我心里边回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
黄梅戏，旧称“黄梅调”或“采茶戏”，源于湖北黄梅地区。黄梅戏用安庆语言念唱，唱腔淳朴流畅，明快抒情，具有丰富的表现力；黄梅戏的表演质朴细致，真实活泼；黄梅戏来自于民间，雅俗共赏、怡情悦性。
黄梅戏用她那淳朴流畅、质朴细致、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清新的乡土风味，真正迎来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艺术春天。上世纪50年代，《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等众多优秀的剧目不断推出，国内外的观众，也认识并接受了黄梅戏，使黄梅戏从乡村草台登上了都市的大雅之堂，最终成为驰名海内外的著名剧种。黄梅戏的剧目和演员曾获得众多奖项，多次赴香港、澳门、新加坡、德国、台湾、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演出，获得广泛的好评，被外国友人誉为”中国的乡村音乐”。
骄傲和光荣已成为历史，新世纪已经打开希望之门，如今的安徽黄梅戏又涌现出如马兰、黄新德等为代表的众多新人。希望新一代黄梅戏传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用青春、美丽和智慧，创造新的灿烂……
在安庆，最大的特色莫过于那婉转动听的黄梅戏了。不论男女老少，只要一提到黄梅戏，谁不是张口就能唱上几句呢？它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是中国五大传统戏曲剧种之一呢！
在我小时候，有幸听过一场黄梅戏，从此便对它念念不忘。黄梅戏中，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都充满了真情实感，让人不由得不心醉神迷。
真正接触黄梅戏，是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一次，为了参加活动，学校组织一些人来排练。排练很是辛苦，而我是最小的那一个，练起来更不容易，但因着从小的喜好，让我坚持了下来。
训练时，我们要唱准每一个字音，做好每一个动作，并要深深记在脑海中，不能有丝毫差错。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当然很苦，每一个动作都要精准，一次次地重复，很艰难，很枯燥。但是，我们都坚持下来了。经过努力的排练，我们在这次活动中很荣幸地获得了一等奖，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这令我感动不已。
后来，我们参加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多次取得好的成绩，令我们十分自豪，也更有信心了！黄梅戏是我们的骄傲和光荣，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这一代黄梅戏传承者，会用青春和智慧，创下更灿烂的未来！
黄梅戏是一个近代才发展起来的剧种，尽管它的源起可以上溯到清代乾隆五十年（1785年）左右，但那并不是真正的黄梅戏，诚如余秋雨先生在研究中国戏曲文化时所说：“戏剧的最初踪影，远不是戏剧本身。”就剧日而言，黄梅戏在清代咸丰时才有整本戏出现；就组织而言，清光绪年间才有真正的黄梅戏班社出现。据说黄梅戏发祥地是怀宁，其最早的黄梅戏班社也迟至光绪二十二年才出现。
最初，黄梅戏从湖北流人安徽时还只是一种个体演唱的民歌小调，即采茶调。这种采茶调尽管含有一定的戏剧因素，是产生戏剧的一种原生形式，但要在短时间里完成由民歌向戏剧的过渡仍是十分艰难的。然而，安徽有青阳腔，还有徽班的传统与自信，又有京剧的风靡与红火，因此，黄梅调流人安徽，发生了质的飞跃。
黄梅戏走过的路，足一条不断拓展自身、扩大影响、形成独特艺术个性的道路。它经历了坎坷，但最终成就了辉煌。1954年，《天仙配》在上海的成功演出使黄梅戏一夜之间占尽风流，那浪漫、动人的传说故事，抒情、甜美的黄梅曲调，以及饰演七仙女的严凤英清新、传神的出色表演，饰演董永的王少舫质朴、自然的娴熟技艺，倾倒了无数观众。自此，黄梅戏便成了全国人民喜爱的著名戏剧剧种。1998年的黄梅戏艺术年里，《徽州女人》是最后上演的剧目，也是最引人注目的黄梅戏新作。它不仅将黄梅戏与徽州文化紧密结合，而且在剧本创作上也颇富创意。它引发了人们诸多的思考，在北京、香港等地获得了巨大成功。从开始的《天仙配》《女驸马》到后来的《徽州女人》，黄梅戏一路走来，不断创新，不断走向新的高点。
当代黄梅戏表演艺术呈现的百花齐放、繁花似锦的繁荣局面，一方面标志着黄梅戏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另一方面标志着那稚气、可爱、满身泥土味儿、满头野花香的“乡村野妹子”已正式登人大雅之堂，成为一位风姿绰约、清纯甜美、惹人爱慕的“都市妙龄女郎”了。
我的故乡安庆将会是一个永远有黄梅飘香的历史古城，它会伴着黄梅声日益发展、日益年轻。
“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帽插官花好呀好新鲜……”这是我最喜欢的戏曲唱段。按说作为河南人的我应该喜欢豫剧《花木兰》、《穆桂英挂帅》等，可我偏偏就是喜欢黄梅戏，特别是《女驸马》。
那天我称妈妈不注意，偷偷打开电视准备看我最喜欢的动画片。这时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正在播放黄梅戏《女驸马》中那女扮男装的冯素珍和公主在洞房里的唱段。那演员俊俏的扮相、高亢的唱腔一下吸引了我。通过妈妈的讲解让我知道了，民女冯素珍自幼许配李兆廷，后来李家败落，岳父母嫌贫爱富，逼其退婚。冯素珍在花园赠银于李兆廷被冯父撞见，诬李为盗，将其送宫入狱，逼素珍另嫁宰相之子。冯素珍男装逃出，在京冒李兆廷之名应试中魁，被皇家召为驸马，花烛之夜冒死陈词感动公主。帝赦免之罪，冯李终成眷属的故事。这个故事塑造了一个善良、勇敢、聪慧过人的古代少女形象，演员的一颦一笑得得的吸引着研婉转的唱腔显示。显示演员的薄厚功底我简直佩服的不得了，我开始喜欢上了黄梅戏。现在的我还不时也会很上几句。
中华戏曲博大精神，希望大家不要把“遗忘”了，因为每部戏都是之不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还要继承戏曲的博大精神，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南腔北调，各种戏种多如繁花，数不胜数，且每一种戏种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历史的熏陶。而我，独爱于黄梅戏，或许是因为我是安庆人的原故吧。
现如今多元素发展时代，物质丰富，流行乐盛行，而作为中国文化隗宝的戏曲，面临新的发展与振兴，作为中国五大戏曲之一的黄梅戏，尤为重要。
黄梅戏，起源于黄梅，唱响与安庆，从小就与我结下了深厚的情感，那时候，黄梅戏在山村里相当盛行，人人传唱。每当听起悠扬的二胡声，心情都相当激动，母亲也时不时的清唱上几句，相当悦耳。我老家有一台传声唱机，都是黄梅戏的传声带。在我上学的年纪，更是偏爱黄梅戏，那时我买了一个磁带的随声听，去堂哥家借了很多黄梅戏的磁带，回家慢慢听，特别过瘾。九十年代末，家里终于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时候才感受到黄梅戏里面的情怀，可以在电视里看见黄梅戏大师严凤英的风采，风靡的《天仙配》美丽善良的七仙女爱上了朴实的董永，冲破重重阻挠，槐荫树下结连理，天上与人间的真情，让人向往，荡气回肠。《女驸马》耳出能响，一句“为救李朗离家园”唱出那辛酸与无奈。冯素贞为救夫，冒死顶替李兆庭之名应试高举状元郎，被招为驸马，洞房花烛之夜，陈词感动公主，被皇帝收为义女，新人最终结成秦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勇敢、善良、聪明的古代奇女子。让人感动肺腑。
黄梅戏，轻轻唱，唱到了我的心坎上，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丢下一粒籽发了一颗芽，红杆子绿叶开的是白花，结的是黑子，磨的是，做的是黑粑，此花叫做呀得呀得喂呀得儿喂呀得儿喂得儿喂的`喂尚喂，叫做荞麦花。一曲对花，对出美好生活之花，荞麦花、莲蓬花、葵花、茄子花、芝麻花、石榴花，对花对到我们的家，家乡生活之花，自然之花。
我并不是一个懂戏的人，但我喜欢黄梅戏，词好，曲好，听一次，醉一次，它带给我的是快乐，让我深深的陶醉。戏曲中那至情至性的美 ，在我心中荡漾。“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绽笑颜”，“你耕田来我织布 我挑水来你浇园 ” 唱响了爱情的崇尚，真爱洒满人间。
我爱黄梅戏，我爱黄梅戏的精彩，我爱黄梅戏里的传唱，我享受在生活的戏里。
我的家乡枞阳古镇是有着二千多年的历史，因之沉淀出丰厚独特的民风民俗文化。在家乡，最大的文化特色，就一定是在街衢巷尾飘荡的黄梅戏了。记得很久以前，学校里举办了一次黄梅戏大赛。那天的演出场景，至今仍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演出的前一天，老师就通知了我们，说明天下午会有一场活动在学校举行。最初听到有活动时，我心花怒放，但听到老师说是黄梅戏表演的时候，就立刻像泄了气的气球一般没了兴致。说实话，当时我对戏曲一点兴趣也没有，印象中只记得会咿咿呀呀地唱个没完没了的。
终于到了开演的时刻了。演员们穿着精美的戏服上台了。从他们开嗓的那一瞬间起，我对黄梅戏的印象，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观。那甜美的歌声犹如百灵鸟一般，婉转、清脆、缠绵悠长，瞬间叫醒了我的耳朵。她犹如一股清泉沁人心脾，说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也不为过。她如同暖阳下的春风，温柔地抚摸着你的脸庞，令人心旷神怡。然而，她又是如此的质朴，带着浓浓的乡风和地道的方言，朴实无华，让人觉得亲切热情。不仅如此，黄梅戏题材来源于生活的点点滴滴，她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每一首都是民间故事，蕴含哲理，充满着生活气息，令人回味无穷。她的歌词虽不华丽，但却寓义深刻，不由人深深地爱上了。
曾经，人人会来上一句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追捧流行乐曲，几乎将黄梅戏遗忘了。但是我却对家乡的黄梅戏情有独钟。她像家乡那随处可见的油菜花，让人感到无比亲切。她是家乡的魂，让游子们听着听着，就油然想起了家乡。我希望家乡的黄梅戏能够源远流长、发扬光大，让她那悠美的曲调回荡在每一个人的记忆深处。
黄梅戏是我国五大戏种之一，也我家乡的戏剧。无论是往时还是今日，我的生活里总是有黄梅戏的身影。
我最初听黄梅戏时，大概只有一岁多吧！因为奶奶是个戏迷，村里有一个戏班子，每当有喜事或大事，总是缺不了他们。只要黄梅戏班子一开演，奶奶就一准会带着我去听，从刚开始抱着我去，到后来牵着我去，再到现在我扶着奶奶去，一路下来，我还真听了不少黄梅戏呢。
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看那位黄梅戏演员的练习。记得当时有一位年轻的姐姐加入村中的戏班子。那天，那位姐姐正在背一个戏段子，突然一跑调，把台下的我们逗得哈哈大笑，那位姐姐的脸瞬间红的像苹果一样，她害羞地跑下“舞台”，离开了大家的视野。
我以为她不好意思地离开了，可没想到，她竟然跑到了村头的大树下继续练习。后来，我经常看到她靠着大树练习。久而久之，她从一位唱不出一句段子的人，变成一位“身怀绝技”的“高手”。我问她为什么变得这样厉害，她笑着说：“向着自己的梦想，努力奔跑，就一定能成功！”
后来，村里的戏班子去外面发展，我和奶奶很久没有看到他们的戏了，但他们的声音会永远留在我心中。
黄梅戏发展于我的故乡安徽，它是民族文化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熠熠生辉。
记忆中一个蝉鸣不断的深夏，我与家人们一起看电视。一段广告后，电视播放起了黄梅戏。我本对这一类戏曲不太感兴趣，认为不过就是唱几句歌词而已，站起身正准备离开时，妈妈却兴致勃勃地叫住了我：“哎，你快过来看看，这可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黄梅戏呢！”母亲都发话了，我还能选择不看吗？于是，我只好懒洋洋地答应了一声，重新坐到了沙发上，看着屏幕上逐渐出现字幕：黄梅戏《女驸马》。当电视中传出第一声歌声时，我便被震撼到了：表演者的声音无比的轻柔婉转，配乐也十分动听，令我心旷神怡。还没听几句，我便完全沉迷在了那锣鼓与歌词编织成的世界之中。“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我被深深吸引在了故事的剧情中。为冯素贞的执着感动，为最后的美好结局欣喜若狂。我想，这应该就是黄梅戏的魅力所在了吧。我会随着剧情的发展，或是欣喜、或是忧虑、或是紧张，好像自己也成为了那曲折故事中的一个小成员似的。
黄梅戏虽然并不如京剧那般华丽多彩，但它拥有质朴细致的表演，如行云流水般委婉动听的曲调，令我深深折服其中。
黄梅戏，充分体现出了安徽文化的多姿多彩与美丽，我爱家乡的黄梅戏！
我是听着黄梅戏长大的，道理很简单，我外婆是戏班子里的，外婆把爱黄梅戏的基因传给了母亲，母亲再传给了我。
一般都说黄梅戏发源于黄梅县，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黄梅戏其实生根于鄂东南地区，官方的说法是这样的“黄梅戏是十八世纪后期在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而我们那里正是处于鄂东南，靠着黄梅县，所以黄梅戏在我老家是很盛行的，也是伴着我们一代代人成长的。
黄梅戏在我们那儿是很受欢迎的，一般人们都能随兴哼唱一两句。然而却很少有年轻人说喜爱黄梅戏的。随着现代音乐的流行，黄梅戏的受众越来越少。我对黄梅戏的热爱从小到大却只增未减。
记忆中，最令我欣喜与难忘的事便是跟着母亲四处“蹭戏”，说是看戏，实在还是跟着去尝那些美味的小吃零食，因为母亲看戏时的心情通常都是很好的，不会像平时那样“分分计较”，更不会拒绝我的请求。
人人都可以蹭戏，然而搭台唱戏实在是一桩“劳民伤财”的大事，只有有钱人家才能办得起，一般的门户只有冲喜和送丧时才会“请戏”，所以看戏这件奢侈的事一年中也碰不到几回，而仅有的每一次的“蹭戏”都是一段丰富难忘的儿时记忆。
由于忙于学业，近几年没再去蹭过戏，最近一次看戏不是去蹭的，而是外婆请的，而这却没有增多我的“自豪感”，那次搭台是为外公送丧的。
那次搭台是在外婆为外公的坟头添上了最后一抔土后开始的。母亲先是帮着张罗着撑戏台，而后是牵拉着外公的亲朋好友们入座。开唱时，外婆和母亲坐在最前排，外婆靠在母亲身上，母亲握着外婆的手，流畅清脆的曲调一直在进行，似乎要为外公做伴，送他最后一程。不知何时，外婆也上台了，没化妆，用她沙哑的嗓音唱起了《小辞店》中的唱段，记得彼时，外婆的眼一直红着，母亲也不时用手揉着眼睛。
用最喜爱的戏剧送最珍爱的人最后一程，这该是一种怎样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呢？
至今，无事时，我就会想起那次看戏的经历，而后就会习惯性地打开音乐，一遍遍地听一曲黄梅，忆一回人情温暖。
黄梅戏先前也叫采茶歌，我想来，黄梅戏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先祖在劳作时交流爱意的歌曲呢？应该是吧，否则她怎么能如此天衣无缝地表达人们的情感呢？
我是听着黄梅戏长大的，是在爱意与温情中长大的，外婆将这种爱意与温情交给了母亲，母亲又交给了我。
“黄梅戏”，大家一定很熟悉。现在，黄梅戏以有了二百多年的历史。今天，我算是初次看黄梅戏。首先是一个小品展现在我的面前。随后，今天的戏曲开始了。
故事是这样的：薛老爷的大夫人不会生小孩，薛老爷又娶了二夫人，二夫人很快便怀上了孩子，大夫人很是嫉妒。正好，薛老爷上京赶考，大夫人就想乘机残虐二夫人。老爷走后，大夫人将二夫人锁在磨房之中，天天叫她磨面粉。时不时还用鞭子抽打，有一次，大夫人打骂完后，又狠心地用力踢了一脚二夫人的肚子，疼得直叫唤。大夫人的贴身丫环红莲是个好人，很可怜二夫人。送走大夫人后，便急匆匆地赶去看二夫人。刚到门口，便听到婴儿的啼哭声，一个小生命在磨房里诞生了。二夫人生了个男孩儿!为了防止大夫人祸害小公子，二夫人狠了狠心，让红莲把小公子送走。13年后，小公子继保长大了。薛老爷也当了官，准备接全家到京城。大夫人在三更天时放火烧了磨房，好在红莲事先把二夫人放走了。不久，出来寻母的继保与二夫人相认，大夫人被薛家赶了出去。5年过去了，继保高中状元。养父养母想与他相认，没想到，这继保只顾面子，不认人，把双亲害死，自己也遭到报应。
刚开始，大家都以为继保可能不会认养父养母，果然，被大家猜中了。忘恩负义的继保只顾自己的面子，什么别人回笑话，什么认了在朝庭上没有立足之地。还不都是借口，认了，百姓肯定说他是个好官，不认，反而会遭到别人的斥责，说他是个不孝之子。养父养母含辛茹苦地把他带大，怕他饿着，夜里冻着。顿顿给他吃好的，生怕他吃不饱，觉得不好吃......
总之，大家不要做向薛继保这样忘恩负义的小人，别人待你好，你也要待别人好。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戏剧就是其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在中华大地上闪闪发光。戏剧是中华民族特有艺术文化。千百年来，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影响着中国，影响着世界。
黄梅戏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影响十分深远。它发源于湖北黄梅县，是由民间的山歌小调发展而成的。它以抒情见长，韵味丰富、优美、动听，其唱腔如行云流水，委婉清新、细腻动人，具有芬芳的泥土气息，而且通俗易懂，易于普及，深受各地人民群众的喜爱。
黄梅戏在剧目方面，号称“大戏三十六本，小戏七十二折”。大戏主要表现的是当时人民对阶级压迫、贫富悬殊的现实不满和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小戏大都表现的是农村劳动者的生活片段。主要剧目有：《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罗帕记》、《慈母泪》、《三搜国丈府》、《荞麦记》等。其中以《天仙配》最为著名，先后改编成为电视剧，电影。
《天仙配》主要讲述了七仙女厌恶天宫岁月的冷清，对董永由同情而至钟情，就不顾森严天规，奔向人间。槐荫树下遇到了董永，倾诉衷曲，二人于是结为夫妻。两夫妻正向往未来，憧憬幸福，忽闻玉帝旨意，令七仙女即刻回宫，否则祸及董永，七仙女不得已与董永分别……“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从今不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这段唯美的爱情，完全的融入到了那优美动听的黄梅戏中，让观众赞叹不已，心旷神怡。
黄梅戏，演的是淳朴，唱的是淳朴，说的还是淳朴……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在戏中懂得了朴实，像泥土一样，毫无杂质。
黄梅戏起源有了新说——起源于安庆地区
湖北人怎么和韩国人一样喜欢偷文化然后说是自己的。黄梅戏起源于安徽省安庆市，一代黄梅戏大师严凤英就是安徽省安庆人，黄梅戏与湖北省黄梅县并无关联，并且黄梅戏一直用安徽省安庆市地方方言歌唱，起源于安庆地方黄梅时节采茶歌曲，大部分黄梅戏演员都是安徽人，而湖北省方言与安徽方言差异很大，湖北省只是借黄梅县地名虚构起源历史以争夺黄梅戏文化遗产，黄梅戏在湖北并没有太大知名度。黄梅戏是深受群众喜爱的地方戏曲剧种，也是安徽省重要的文化名片，从孕育、成形、发展、壮大，至今已走过两百年的时光。但是，对于这一重要的地方戏曲剧种的起源，一直众说纷纭。最近安徽省专家通过田野考察和资料研究，提出了新说法，认为黄梅戏起源于安庆地区。此说推翻了流传较广的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县的传统说法。2015年11月，在安徽省市两级宣传部门的支持下，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以《黄梅戏的起源与发展》作为学术课题，聘请多位多年从事黄梅戏艺术研究的专家学者，对黄梅戏起源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调查研究。自2015年12月至2016年6月，通过7个月的田野调查，对民歌、时调、鼓书、灯戏、佛道音乐、青阳腔、高腔、弹腔等音乐进行调查和取样录制，调查地域涉及安徽、湖北、江西、江苏、陕西五个省区，采访对象达413人，收集民歌3000余首，录制音像达900多分钟。参与此项调查的安徽黄梅戏研究者王秋贵说，黄梅戏的语言以安庆方言为基础，声腔以安庆民歌为基调，黄梅戏吸收的不少民歌早在黄梅戏诞生之前就已经在安庆地区流行。此次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发现是，远在千里之外的陕西省南部商洛地区，居住着许多清朝康、雍、乾时期从安庆各县迁过去的移民。他们早就失去了与家乡的联系，直到近年各家族才陆续寻宗认祖。尽管远隔千里，但他们至今还操持着安庆方言，还传唱着200多年前从老家带过去的民歌，其中不少民歌已经成为黄梅戏的声腔。比如商南《十二时会姐歌》无论是音乐还是唱词与安庆的《探姐》如出一辙。此外，商南的《偷情歌》与安庆的《玉美郎》，商南的《姐的心思娘难猜》与安庆的《手拉槐树望郎来》等也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王秋贵说，这说明黄梅戏的声腔不是外来的，而是起源于安庆本地。据课题组成员介绍，通过调查，他们发现黄梅戏的音乐95%来自安庆地区已经流传的民歌、花鼓戏、道情、弹词、高腔和徽调，而安庆地区当时又是民间戏曲的中心，这也佐证了黄梅戏起源于安庆地区。此外，课题组通过对安庆方言与黄梅戏音乐的关系进行考察也发现，安庆方言与湖北黄梅方言的平仄关系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也直接反映到唱腔之中。课题组在报告中认为，安庆方言的特色之一，就是语音平缓，很少出现高低陡峭的跳度音律，因此决定了黄梅戏唱腔的波纹形状流畅，黄梅戏被观众称道的特色：易懂、易学、易唱，和安庆方言存在因果关系。此前戏曲学术界一般都认为黄梅戏是清末湖北黄梅县水灾难民在流浪过程中带入安庆地区的，灾民传唱的湖北采茶调与安庆民间小调和其他戏曲形式融合形成了黄梅戏。但安徽戏曲研究者在查阅目前可见的所有关于黄梅戏的文史资料和田野调查中，都没有发现有关湖北采茶调在安庆传播的过程和事件。在调查报告中，安徽学者认为，湖北黄梅县发大水的时候，地处下游、地势更为低洼的安庆地区也是汪洋一片，难民想经过皖河流域各县进入安庆城内是不可能的，因此假定灾民沿途传播采茶音乐的路线图不能成立。也有专家指出，当前能够证明黄梅戏起源的文献证据还很缺乏，此次调研中能找到的最早的记载黄梅戏的资料是1879年10月14日上海《申报》上的一则报道，证明在1879年之前，在安庆北门集贤关一带每年都有“黄梅调小戏”上演。戏曲史专家廖奔说，缺乏文献记载是地方戏曲普遍面临的共性问题，因此建议下一步要扩大文献的搜寻范围。安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爱军表示，黄梅戏是安徽省的一张文化名片，弄清楚黄梅戏的起源对于更好地研究地方戏曲的诞生、发展的规律，更好地传承和发扬这一民族艺术瑰宝都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日报《黄梅戏起源有了新说——起源于安庆地区》
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价值论文
摘要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经历多个朝代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高度艺术综合性和民族特色的戏剧。传统戏曲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弘扬传统戏曲文化是每个中华儿女应担当起的重任，而高校则是传播戏曲文化非常重要的场所。通过青年大学生来对传统戏曲文化进行传承和弘扬，具有十分高的教育价值，而本文则主要对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教育价值进行探讨。
关键词 ：传统；戏曲文化；高校；传播；教育价值
中国传统戏曲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俨然已经发展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中的一朵奇葩，是世界上最古老且最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高校是弘扬戏曲这个中华艺术之瑰宝的重要阵地。高校教育要认识到传统戏曲艺术传播的现实价值与意义，继承和发扬这门综合艺术，让大学生深入地感受戏曲艺术的魅力，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艺术素养的水平，充分发挥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教育价值。
中华传统戏曲文化的相关概述
中华民族的戏曲文化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戏曲文化起源于原始歌舞，具有“渊源早而形成迟”的特点。汉代时期就已经诞生了具有故事表演性和戏剧性的角抵戏《东海黄公》。在戏曲文化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唐代参军戏《踏摇娘》、北宋的宫廷杂剧《目连救母》等经典戏曲相继出现，直至北宋南渡之际，永嘉杂剧（温州杂剧)的出现才标志着戏曲艺术的真正成熟。中华传统戏曲拥有很高的国际地位，它与希腊悲剧和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中华传统戏曲逐步形成了以“京剧、豫剧、越剧、评剧、黄梅戏”五大戏曲剧种为核心的戏曲百花苑。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在传承文化，涵养道德，增强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传统戏曲拥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艺术品位，这主要是因为传统戏曲具有程式化的特点。戏曲程式化是将各种源于生活的语言和动作等，通过艺术化的加工，提炼成具有舞台化的、定型化的，且具有一定规范性的技巧，具体为戏曲表演中的唱、念、做、打等。程式与生活密不可分，息息相关，是现实生活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现实生活的虚化、艺术化，所以，程式化的语言具有观赏性，要比实际生活中的语言、动作更加优美，有内涵，有表现力。戏曲具有相当丰富的程式，而这程式主要分为两部分，即角色行当程式和表演动作程式。传统戏曲根据人物不同的特点，包括性别、年龄、性格、行业等，将戏曲舞台上的角色分为不同的行当。不同的行当对应不同的程式，在戏曲表演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的要求，表演方法也存在着不同的差异。中国传统戏曲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脸谱。脸谱凭借着夸张而靓丽的色彩和线条，来突出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我们可以从脸谱中看出对人物的褒贬等评价，比如红脸代表了忠义宽厚，黑脸代表了正直严肃，黄脸代表了心计很深，绿脸代表了勇猛暴躁，白脸则代表奸诈多疑。
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教育价值
1.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艺术观赏价值
中国戏曲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综合而成。中华传统戏曲文化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很多都是来自于生活中的语言、动作，然后再将这些语言、动作进行艺术加工，使得其符合舞台的表演要求。传统戏曲在舞台上的角色主要有生、旦、净、丑这四大行当，主要是根据人物的性别、年龄、性格、行业、地位等特点来划分的，不同的行当具有不同的表演风格，演员的手、眼、身、法、步的要求也不同，不同的运用构成舞台人物表演的群体，共同演绎纷繁多样的人间故事。中国戏曲文化博采众家之所长，衍变出唱腔、念白、身段、舞蹈、武打等各种表现手段。传统戏曲对于演员的要求比较严格，不但要求演员会唱念，还要求演员能做会打，必须要具有集百艺于一身的高超技艺，才能在舞台上成功塑造角色。中国传统戏曲就是靠演员的各种惟妙惟肖的表演展现戏曲艺术的魅力，使其具有极佳的观赏性。戏曲没有固定的、逼真的环境布置，时间和空间都比较自由灵活，应用完全虚拟的手法来展现。通过虚拟化的、程式化的表演，不仅为演员带来了更大的自由发挥的余地，也留给了观众更大的想象空间。在虚拟化和程式化的相互配合下，中国戏曲演绎出了极具文化韵味的形式之美。引导大学生对戏曲进行观赏，可以让大学生感受到这种形式之美，更好地发挥大学生的艺术想象力，让学生享受传统戏曲文化的美。
2.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审美教育价值
审美教育就是运用艺术美、自然美和生活美来培养学生们正确的审美观，使其感受美、鉴赏美，提高学生创造美的能力，这种学习也可以带给大学生们美的享受。中国传统戏曲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富有特色的文化形式，融合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艺术精华，集众家之所长，将歌、舞、剧等等表现形式融为一体，使得戏曲的表演更具有观赏性、艺术性。大学生们在观赏戏曲时能体会到民族艺术的博大精深，培养高尚的艺术趣味。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形式美赋予了艺术能够引起人们美感的形式，这种审美艺术教育主要是通过引起大学生的美感享受来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中国传统戏曲有着独特的形式美，这种形式美可以影响学生们的情感，可以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和优化。
3.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德育渗透价值
中华传统戏曲是感性的艺术，这种艺术可以深刻强烈地作用于人的意识，并且能够有效地发挥德育功能。中华传统戏曲具有优美动听的旋律、，活泼生动的唱词、丰富多变的唱腔、鲜活动人的舞台形象，能够感动学生，触动学生的情感，甚至震撼学生的心灵，让学生们在欣赏戏曲艺术的同时，还可以去感受人生，感受真善美，有助于大学生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大学生可以通过欣赏戏曲作品来增长历史知识，了解更多悠久的中华历史文化，激发自身的民族自豪感。中华传统戏曲有很多都是以著名的历史事件为题材的，戏曲将历史题材进行艺术处理，通过特有的表演形式来展现。许多作品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生活场景有较深刻的把握，从凡俗中挖掘出了丰富的思想内涵，表现出了深刻的情感力量，塑造了栩栩如生的感人艺术形象，这些形象光彩照人，深入人心，表达了百姓喜、怒、哀、乐等丰富的情感。这些作品所蕴含的哲理，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和道德取向，学生们通过欣赏戏曲文化可以提高辨别力，认识真善美。
结语
将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学生中传播具有非常高的教育价值，高校引导学生欣赏和传播戏曲艺术，能够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能够培养大学生的艺术鉴赏力、道德情操等，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心，使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做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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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 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各种表演艺术因素综合而成的。它的起源 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歌舞已有萌芽，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八百多年不断地丰富、更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男扮女装是因为从前的舞台是不允许女性唱戏的，甚至连看戏也受限制，出于担心有伤风化。至于女扮男装一般只在越剧中出现，一来越剧形成时期已经没有对于女性唱戏的限制，二来越剧的阴柔特点适合女性（即使是男性角色）演唱。
曹禺作品系列女性形象,主要有三点: (1)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 (2)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 (3)具有牺牲精神,具有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的特点. 现在具体分析一下这三点.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她们自由的决定自己的生死与存留，同时主宰着故事发展的倾向。她们与男性虽然同处于“闭锁世界”里一员，但她们总是能勇敢的去抗争，不肯屈服于神秘的天道的捉弄。而男子却是自我麻醉：或如周萍一再的辗转于失衡的爱情，想凭借女性强悍的力量逃出“黑暗的深井”；或如仇虎在复仇与反复仇的梦魇里挣扎，逃不出象征心狱的“黑树林”；或如曾文清在一次次的自欺与欺人里彻底丧失了求生的欲望，而亲手去击碎自己那“生命的空壳”。女性在面临人生困境时不约而同的坚忍，赋予女性人物一种力的美感。和男性雷同，她们也被围困在任天道捉弄、揶揄、毁灭的境地中，但她们奋勇的抗争行为，在试图保护自己的同时还兼济他人。这使女性人物更增添不少人格与人性之美。相较之下，男人却变得不堪一击。 《雷雨》中的三个女性，从年龄上分属三代。步入老年的侍萍最撼动人心的，不是她被遗弃后艰辛然而不失尊严的生存努力，而是在她貌似柔顺、迟缓的面目后，仍藏有的强悍的与命运对抗的力量。在她知悉了周萍与四凤乱伦的恋情后，她悍然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让这一对全不知情的兄妹恋人远走高飞，自己独自承受可能会有的命运的惩罚。这里事实上曹禺已经赋予了侍萍一种决定其他人物命运走向的能力。假设情节顺此发展，可以构想的结局是：萍与四凤的结合；侍萍再次隐姓他乡，在余生里孤自面对内心道德感与伦理观的责问；周公馆里的男女主人继续着他们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的生活。这是情节发展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发展逻辑在当时，也许将会陷作者于巨大的社会道德批判之中（尽管我们可以从此线索中，嗅到一种诡异然而令人兴奋的气味，但这与伦理道德相悖的设想，显然毫无存活的希望）。破坏这一线索的不是貌似主宰者的周朴园，而是同为周公馆里被压迫者的繁漪。繁漪是剧中一切平衡的破坏者，她追求自己的继子的行为将所有剧中人逼入绝境。她的“追”的动作是故事发展的根本动力。我注意到在《雷雨》的文本中，曹禺曾将周萍比喻成“一茎弱草”，“草”的意象与西方谚语中的“the last straw”（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谋而合，暗示了作家将周萍视为女性争夺的一个道具，亦将女性置于剧作的中心与重心的地位。作家同时也赋予繁漪和侍萍以同等的决定故事走向的能力，作品末端情节的展开似乎就是这两位同样具有魔力的女性的角逐。在逃亡与死亡中曹禺选择的是后者，事实上，他的基点仍是在道德的冒险与伦理常规的服从中做出的。在作品的最后，周朴园以对宗教的皈依作为心灵的依托，而两位女主角却又再次同处于疯癫的状态之中，分居于小楼的两层。这种“疯癫”使她们无须面对社会和自身的道德追问，又能够暗藏起生命里潜存的巨大的破坏力；简言之，她们仍未因死亡、自身的病弱和老迈而丧失力量。我们可从尾声繁漪“发狂”的动作里体会到这一点。 《原野》里的两个女性焦母与花金子延续了《雷雨》中对女性形象的设定模式。《原野》讲述的是一个复仇与逃亡的故事。看似紧紧围绕着男主人公仇虎的系列动作展开，实则由女性角色把握着故事衍生的轴线。作品始发于仇虎的归来复仇，中间铺陈着一连串复仇的预备与实际操作的动作，其终结是复仇后逃亡的失败。然而，剧中无论是懦弱良善的焦大星、还是好勇斗狠的仇虎，都还是缺乏决定自身命运的力量。焦大星在剧中是婆媳二人角力的棋子，是仇虎欲向焦阎王夫妇复仇的工具，这一角色不但缺乏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能决定剧情的发展。而仇虎则是常常被误读的一个人物，他的火焰似的复仇形象与焦母寒冰般的反复仇形象，赋予剧作一种奇异的平衡色调。表面上看，整部作品是他与焦母各占上风的生死角逐，事实上，他也从来不是自我生存状态的主宰者。他的复仇是缘于被焦阎王迫害的家破人亡而不得不承担的家族使命，他在行动中处处感受到焦母招招置他于死地的毒辣阴狠而不得不见招拆招，他在复仇后终因走不出自己的心狱而选择了死亡，他其实纯属无情的“天道”又一个体面的牺牲品，而焦母则隐隐然是那个持屠刀献祭的人。剧中对仇虎形象的魁伟、雄健的刻画与对焦母形象的老迈、目盲恰成对比：洋溢着生命力的强悍个体的消亡反衬出女性形象内蕴中更汹涌澎湃的生机。同时，仇虎复仇动作的犹豫、慌乱与焦母反复仇动作的果断、从容在剧作中也得到了细致的刻画，这也说明了女性形象中蕴涵的主导地位。作品最后，复仇者仇虎死了，而他所有复仇动作的知情者、支持者、甚至参与者花金子，却胜利逃向“金子铺地”的地方。这是由于女性在面临生存困境时的坚忍使她成功，还是作家本身另有深意？ 曹禺剧作里女性形象的强悍、生机勃勃与男性形象的虚弱、苍白无力；我们在另外两部作品《日出》与《北京人》中同样可以见到。在这一先验的设定模式里，他总是赋予女性澎湃的生命激情，迸发出作品最打动人心和最具感召力的生命诗意。可是与此同时，又是以削弱男性形象的力度与深度为代价的。我们很难在曹禺作品中体验双峰对峙的快感，最多只是女性一骑绝尘的落寞和空洞。 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理性力量的缺乏是这些女性形象流于脸谱化的根本原因。曹禺作品中推动人物行动的显然不是理智的思索，而是一种激情或欲望。我们很少看见曹禺描写她们内心的矛盾冲突，比方角色在进退维谷时的大段内心独白，也许这有助于帮助角色向深度开掘；再如角色在行动前的矛盾心理等等。然而她们总是那样的义无返顾，凭着某种冲动与直觉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前程。此外，在曹禺偏狭的男性视角关照下的女性形象，“应中国现代男性自恋、自救的心理需求而诞生于文本中，却未曾负载多少女性真实的人生经验，未曾获得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不过是男性启蒙、革命过程中自我拯救的道具，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阴影下一群没有生命力的傀儡人物。”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大致可分成两个系列。一类是牺牲自我的。有评论者称之为“女性天使”形象，以四凤、侍萍、愫方、瑞珏、鸣凤等为代表。“这类男作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把中国男性文学传统中"佳人"与"母亲"相分离的两类理想女性整合为一体，剔除了"佳人"身上的风尘味与"母亲"身上的无性化特征，成为美与爱相结合的受难天使，是男性心目中的理想爱人，在族系上更接近西方男性文学传统中的天使型女子。”这一类女性的牺牲行为仿佛出自于本能。作品既没有描写她们在牺牲动作之前的犹豫，也没有行动之中的徘徊，更没有在行动之后的悔恨。我们同样无法从男性角色身上找到值得她们牺牲的价值意义所在。例如《北京人》中的愫方对曾文清的爱就是一种无谓的牺牲。她明知道曾文清只是一具“生命的空壳”，懒惰、软弱、逃避生命本应承担的责任，却仍然甘心留在犹如死牢一般的曾家，甚至说出这样深情的表白：“他走了，他的父母我可以替他伺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为着……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看完这一段，相信很多人会发出同样的质问：“值得吗？”两心相许、两情相悦的爱情无疑是极为动人的；可是愫方对曾文清的爱由于男性形象的委琐与苍白而显得那么不可信任，犹如无源之水一般。对这种爱情的虚假性的质疑同时也唤醒我们对愫方这一形象的真实性的质疑，由此再导致我们对《北京人》整个剧情架构稳定性的质疑。如同空中楼阁，这一架构于虚幻爱情之上的故事面临着坍塌的危险。 曹禺戏剧中的另一类女性是以繁漪、花金子、陈白露为代表的追求自我的形象。如果说前一类形象来源于传统文学，则后一类便是“五四”狂飙精神的凸现。这类女性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但是，在她们形象的塑造中，理性的缺乏同样造成人物的致命伤痕，使她们最终流于平面化而不够丰满。以繁漪为例，作家为她设置的是三种社会角色合而为一的身份：母亲、妻子、情人。这三种身份的重合赋予角色一种先天的深刻性。我们因此期待着看到角色内心的挣扎、一位女性自我作战的残酷与深刻、各种身份在她面临抉择时发挥同样的力量进而所展示的人性的复杂……但是遗憾的是，理性的缺乏终究无法让角色进行灵魂的自省与自审，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她如何轻松地，跨越各个本如鸿沟般的内心障碍：与继子陷入乱伦之恋、抛夫、弃子……这里也可以去看看!!
近代京剧里有生旦净丑四种扮相，其中旦角都是女性角色，有青衣花旦刀马旦等类型。毕飞宇有个小说就叫《青衣》，讲的是一代名角筱燕秋的故事，表现了女性在时代里的困境还有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但这是立足于现代的故事。 最初我笼统地认为古代的戏班女性是不允许上台的，所有旦角都是由男性扮演，诸如近代的“四大名旦”都是男性。我看过两部涉及京剧的电影，一部是张国荣的《霸王别姬》，一部是林青霞钟楚红和叶倩文主演的《刀马旦》。 我清晰的记得《刀马旦》里的片段，当白妞（叶倩文）化上妆想混水摸鱼地上场时，班主父亲对她说：“快把妆给我卸下来！别再给我丢人，让人看见戏班的招牌就砸了！”说着拧着她耳朵拉进后台，把白妞的脸粗暴地按进脸盆洗掉了她满脸妆容。戏班里的乾旦们在她身后笑作一团：“女人扮女人还叫演戏啊，没艺术，谁愿意看。”我好奇的是，无论是在《刀马旦》里的名角花锦绣（秦沛），还是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张国荣），也可以拓展到所有戏曲中由男性扮演的女性角色，当时在台下欣赏他们的人会把他们当做男性还是女性来看待呢？观众是在欣赏男性美还是欣赏女性美？或者说，站在台上的旦角，会被人定义为男还是女？ 再从另一个角度，《刀马旦》里的花锦绣被军阀大帅看上，要收房做相公，被逼婚时着急爆发亮出一口男人声线，《霸王别姬》里葛优演的袁世卿想方设法地要得到程蝶衣，这意味着，在男性眼中的旦角扮演者已不再是男性？还是说这展现了古代同性恋的一种形态？ 关于这个问题，我问了董老师和几个很有思想的朋友，得出了几个没有经过考证的观点： 一是男旦演的就是女性角色，就像一个明星在电视剧里扮演老师，我们当然会把电视里的明星当做是老师； 二，观众分为三部分，一种是戏剧创作之外的观众群，二种是真正的戏迷或者欣赏者，三种是高官以及上流阶层的审美群体，这三个群体的认知会因地位和经济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出入； 三，旦角是男是女的根本的问题其实是艺术与现实的问题，演员就个人而言并不是艺术要关注的问题，是研究艺术家或者世俗要关注的问题，也许追求艺术的人会意在于旦角的角色，而追求世俗的人在意的是演员。 关于艺术与性别，我最初的了解是，在世界级的艺术家里，在真正的人文审美中，他们都是跨越了性别的，他们追求的是人类的美而非单一性别的好看，不少艺术家都是同性恋或者双性恋。 比如贾宝玉就是个双性恋，他对秦钟的感情已经明显区别于他对其他的男性，张国荣在音乐上自然是比不上谭咏麟，谭咏麟的演唱会是纯粹的音乐盛宴，创造的是中国殿堂级的音乐狂欢，而张国荣的演唱会更像是艺术盛宴，音乐只是演唱会的一部分，比如他在艺术上的突破之一就是关于性别的跨越，比如在跨越九七演唱会，张国荣在演唱《红》的时候，穿着全身的黑色西装，在西服裤子之下却是丝袜，脚踩这一双红色的高跟鞋，与朱永龙贴身共舞，在这时，张国荣将自己骨子里的‘媚骨’展现得淋漓尽致。 颇有几分‘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的味道。 张国荣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演讲，他说了自己对《霸王别姬》这部电影和小说的理解与看法——我看到了张国荣天生就是一个艺术家——他说张丰毅和陈凯歌对于同性恋都存有避讳与心底的间隙，自己和张丰毅搭戏时，张丰毅的手需要搭在自己的腰间，张国荣倚在他身上时发现张丰毅一直在发抖。相比于李碧华的原著小说，陈凯歌的电影呈现删改了好多，把同性恋变成历史剧情下的一条气若游丝的暗线，对于同性恋的呈现显得畏手畏脚，虽然这与内地的语境有关，但这也是陈凯歌不够伟大的地方。 旦角和同性恋，我知道在古代很早有‘龙阳之好’，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之后，道家思想极大冲击了传统儒家的官方思想，三教合流后，人们的思想向多元化发展，关注到个人的需求与表达。魏晋南北朝，门阀贵族在不需要考虑传宗接代的自由氛围下，上流社会同性恋的思潮多少渗透到中下层百姓中。就这些来讲，我只能确定上流社会的审美会对下层的性别观造成影响，但也仅限于此。 可关于‘旦角在审美里的性别以及是否呈现出同性恋的倾向’这个问题的找寻，还远不可以完结，对旦角本身及其历史脉络我尚且都没有认识全面，一些定义下的太过草率。 首先看一下鲁迅，鲁迅对男旦的看法很像如今老一辈对如今男扮女装的看法，将男旦的传统看做是滑稽、可羞、失败的，甚至将男女不分的人称之为‘猴子’： 这出自鲁迅在《坟》里一篇文章《论照相之类》，表达过他对中国男旦的看法，很明显，鲁迅这里对中国旦角文化持一种批判和讽刺的态度，否定这种将性别扭曲的传统做法。但就鲁迅的观点来说，对我想回答的这个问题没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因为我的目的不是否决这种文化，而是尝试理解它（除此之外，在《集外集拾遗补编》里也有关于对男旦的批判）。 于是我找了两本关于中国古代同性恋研究的书，施晔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同性恋书写研究》和张在舟的《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下面我所讲的关于旦角以及同性恋历史的发展是根据这两本书的作者所进行的考证以及这他们所参考的一些资料。这两本书有丰富的史料引用，从不同的文献中归纳整理出同类型以及符合中国同性恋发展历程的记载或表述。我草草捧读后顿觉张在舟和施晔二位长辈的良苦用心。 首先可以明确一点，男旦与同性恋有关系，但旦角身份并不是与同性恋倾向绑在一起的，只是一个几率高低，概率大小的问题。古代有许多戏剧戏文里会出现对男旦的同性恋描述，戏谑调侃这样的内容，集中反映了当时人们一种倾向性的想法，男旦是比较容易去做龙阳（同性恋）营生的。一名成功演出的旦角是从小就开始对其进行女性塑造的，包含但不限于身段、唱腔、神态、着装，经年累月的沉浸后，有的人就会扭曲了自己的性别意识，就像《霸王别姬》里的小豆子，‘男儿郎’终于变成‘女儿郎’。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人同性恋意识的发觉有先天有后天，在后天的塑造里也有很多种方式，角色对其的塑造只是其中一个角度。为了说明男旦不一定是同性恋，还可以举太多反例。因为优伶的地位低贱，面对同性权贵的强逼下，也产生了许多男旦因为维护自己的文雅只好自杀以明志的故事。旦角，就同性恋而言，它在中国是作为一种亘古已有的社会文化现象来存在的，中国古代在传统上对同性恋比较宽容，一个人只要能娶妻生子不耽误家族传承，那么他的私生活的其余方面就不会被严格追究，社会对同性恋采取的是一种熟视无睹或者说是模棱两可的态度。男扮女装在封建制度初期便存在，在先秦初期，一些倡优侏儒为博得掌权者兴致，会采取男扮女装的办法，用滑稽的肢体动作来创造性别反差感，从而博得皇帝好感。在三国时，进行明确女装行为的具体倡优人物。在魏晋南北朝时，文化氛围不再像先前历朝一样讲求宏大和崇高，文学以及艺术都逐步落脚到个人，关心个人冷暖与命运，所以同性恋作为人与人之间正常的感情现象得到世家大族和社会风气的喑哑默认。唐代有弄假妇之戏，是此朝代的男扮女装的特有现象之一。宋朝算是历代里对同性恋现象最不避讳的朝代，人们瓦舍勾栏等市民生活丰富多彩，杂剧说唱，乐舞，杂技等诸多技艺均受百姓欢迎，男扮女装数见不鲜，除此之外宋代甚至有同性恋合法化的趋势。到了明代，昆曲形成更是标志南戏进入鼎盛，在南戏日渐兴盛的过程中，社会上的宋明理学影响日益加深，男女之防理欲之辨，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很大，从而影响百姓的认知与审美。戏班逐渐形成男班和女班的划分，在商业性质的戏班里，男班占据明显优势，男女不再合演。随着女班从舞台上的消失，男旦体质逐渐得到确立。可以看出男扮女装到男旦体制的确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二者有所区别，男旦体制和明代以前的男扮女装普遍都是扮净丑等次要角色或者次要演员，而作为主角的“旦”，还大多都是女扮女。但在明代，旦色制度性地需要由男伶人来扮演，这是与宋元时期的明显区别。旦色标志着男旦体制的形成。详细来讲，在明清时期，旦角还不全都由男性来扮，男旦取代女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时期，同性恋现象是伶人之中一部分人的男色活动，关于这一时期的戏剧演出，在以下几个方面与同性恋有关：1，男女不同台演出。这就使得在男性的舞台上的旦角需要由男性来演，‘狎优’就是多指这种旦角的。2，在当时盛行的戏曲演出里，男班占据明显优势，比如在戏业发达的北京，女戏却是凤毛麟角。这说明，清代人们大多欣赏由男性来出演戏曲的独特现象。3，明清的程朱理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相当强烈，女性被禁锢在了‘三从四德’中，而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被男性转嫁到女性身上，女性裹足达到顶峰，男人却在天理的高度来要求自身和女性的欲望，因此女性的社会活动能力大受限制，这是造成女班不兴的重要原因。张在舟说：“明清男班的畸形发达突出了其中存在的同性恋问题。”4，明清江南地区家班兴盛，家班里有自己的男班和女班，其中有的女优伶在身份上相当于主人的小妾或媵人，而男优伶与主任有时也会存在性关系。5，明清明文规定官吏禁止嫖娼或在风月场所过夜，取消了唐宋以来的官妓制度，在少了这种娱乐后，‘彼辈乃转其柔情以向于伶人’，其实，对于名士高官来讲，舞台下的美男和舞台上的歌妓同样值得留恋。关于明清理学与女班衰落，张在舟还补充了一点。理学对社会生活的控制愈加严密，在道德问题上强调的是异性恋方面，通过限制男女之间的交往以求得道德的纯净，再具体一些就是降低妇女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于是贞操观念得到加强，妇女改嫁成为可耻的事情，而三寸小脚却得到了男人们的赏爱。明清理学的兴起其实促进了社会上同性恋的风气——正因为异性之间的关系大受限制，人们就只好而去加强同性恋之间的交往。总的来讲，在社会娱乐中，女伶人（女优）减少，男女优伶不能同台合演，这种情况下，官僚阶层就不得不把目光及欲望对象转移到男性优伶，只有在物质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不再单单追求于传宗接代和国家情怀的时候，同性恋的现象才会稍显广泛地浮现，可以说经济水平影响性取向。古代同性恋的现象与周围社会并不太对立，起码不如当代社会那么激烈，如今的社会像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两种群体互相戒备，男性怕成为男性的欲望对象，女性怕成为女性的欲望对象，甚至在网络上传出同性恋审美变态，美丑颠倒等谣言，异性恋、同性恋（包括双性恋）两种群体相互戒备甚至厌拒。有的人他爱的是‘人’，而不是用性别所界定所规矩的‘男人’或‘女人’，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更包容，更真实，更伟大，更纯粹。对于同性恋者来讲，他们接受不了异性恋，就像大多数的异性恋接受不了他们一样。同性恋者和抑郁者一样，他们没有错，只是人数少，总游离于社会边缘，所以难被关注到，进而更难被理解到。所以，理解和包容，是我们面对与‘人’有关的社会问题的底线，是开拓自己边界的需要，是我们理解的出发点。人若是善良的、真实的、开心的，那他有什么不能被人们理解的呢？人们又有什么理由抗拒去理解他们呢？最后梳理一下最初我好奇的问题，可以系统地整理成‘旦角在审美里的性别及男旦与同性恋的关系’，旦角由男性扮演是有其历史和社会因素，不是长久如此，男旦的身份虽然会对男性的审美取向造成影响，但并不是绝对的，伶人在古代地位低下，在面对性别压迫时——包括同性和异性——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在历代对同性恋犯罪所做出的刑罚规定便可看出，但关于同性恋相关刑罚本文没有提及。男旦与同性恋的捆绑是明清开始凸显，但仍旧有其判断依据。关于同性恋现象的分析在国外有很广泛且成熟的讨论，已经有了系统的理论体系以及分析，比如波伏娃《第二性》里就有诸多对同性恋的论述。但因为时间短以及个人能力不足，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太多应该完善以及值得发散或者深究的地方。譬如1.造成鲁迅对性别颠倒如此反感的原因有几多？2.现代社会里同性恋者相较于中国古代有何区别？3.现代社会年青一代性别观僵化甚至抱有敌意的原因？4.古代社会里的女同性恋（这个在施晔的那本书里有提及，但并不多）5.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相处模式的不同。6.如何用西方系统的理论来分析中国同性恋的种种。（1）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坟》 （2）施晔《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同性恋书写研究》2008上海人民出版社 （3）张在舟《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2001中州古籍出版社（PS：这是我第一次完成对一个问题从最初的好奇、与人交流再到投入阅读的全过程，最后完成对这个问题的自我解答，或许不能说“完成”，只能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对一个问题和社会现象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圆其说，满足自我的疑问，虽然这篇文章对此问题的论述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衣不遮体的浅薄内容远远撑不起如此宏大的题目，或许有人已经在相近的问题上倾注了多年心血，我单单凭着几天的阅读实在有愧，但我可以将它视作对自我的一次挑战，这不是一篇成功的论文，但对我来说，它是一次畅快的自我满足。谢谢董静怡老师在相处的每周下课都愿意和我这个一无所知的小白讨论问题。）
这可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问题，这样吧，我们来举两个例子。先说京剧，为什么早期出现的四大名旦都是男的，就是因为那时候女孩子是不学戏的，那种行业不属于女子，女子只有实在活不下了，才会学唱戏（但是也可以卖身当丫头），加上戏园子里风雨飘荡的生活，男子尚且吃不消，何况女子？你看现在，京剧基本上都是男演男、女演女了。有限的几个串着行当的，都是因为继承父辈的事业，像梅葆玖之列。越剧是另外一个例子，之所以出现女小生，就是因为越剧本身具备儒雅优美的气质，女子在扮演小生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会带出三份温柔，这就是越剧为什么到现在还延续了女小生的传统。由上可知，我认为，出现你说的现象的原因，一是历史的某些局限，二是艺术上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