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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毕业论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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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毕业论文政治

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可能或者愿意直接从事政治事务,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都能感受到“政治”的存在,我为大家带来了大学生活政治论文1800字,希望你们喜欢。 大学生活政治论文1800字篇一 日常生活的政治 人们都很熟悉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经典评价:“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但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马克思的深邃见解往往被人忽略。不少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形态、法律制度、宗教观念、艺术主张上,忘掉了这些现象与人类物质生活的关系。本期刊载的三篇 文章 重返基础,探讨城市居住模式变化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值得推荐。 谈到中国城市居民的居住模式,过去25年至少目睹了四个方面的巨大变化。第一,人均住宅面积大幅增加,从1978年的6.7平方米直线上升到2005年的26平方米,【1】这一数字在世界上代表了相当高的水平,大大超过香港(7.1平方米)和日本城市居民住房面积(15.8平方米)。【2】第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随着单位体制的式微,住在单位宿舍的人越来越少,搬进商品房的人越来越多。第三,九十年代末,随着福利分房的取消和国有房产的廉价出售,上亿城镇家庭成为近三十亿平方米原有公房的所有者。【3】这使得中国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从1995年的30%一跃提高到现在的80%左右,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不仅高于香港(50%左右)、日本(60%左右)和几乎所有欧洲国家(40-50%左右),也高于美国(2003年为68.3%)。【4】第四,进入二十一世纪,与世界上 其它 地区一样,中国出现了大量由保安守卫、由物业公司管理的封闭式住宅小区 (gated community)。 居住模式对人们意识和行为的影响不可小看。首先,居住面积的扩大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洗手间与厨房,不必与他人共用,邻里关系随之改变:从比近亲还近变为老死不相往来。其次,同事加邻居的叠加关系与单纯邻居关系性质完全不一样。以前曾有研究发现,在英国,同一工厂的工人往往居住在同一街区,而美国工人往往散居在不同街区。这个差别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美国工人的阶级意识比较薄弱。【5】中国以前那种单位宿舍大院不仅在塑造集体意识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而且因为所有人都相互知根知底,曾经是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职工宿舍的解体使集体主义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载体,也要求社会控制从邻里守望转化为依靠职业警察或保安。再次,房产对租户只是住所,但对业主则不仅是住所更是资产。当80%的城镇居民变为业主后,他们家庭的最大的资产往往就是住房。租户关心的仅是居住条件,业主则在居住条件以外,还关心所有影响房产价值的环境因素。最后,封闭式住宅小区所封闭的不仅是一片物质空间,也是一片由房价和物业管理费划出社会空间。相对于传统居民区,封闭小区的住户一般属于当地中上收入群体;其中的“豪宅”更是上层阶级的禁脔。中国人往往把封闭小区等同于“高尚社区”,然而在美国评论家罗伯特•卡普兰 (Robert D. Kaplan) 看来,封闭小区的出现正是“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的前兆。【6】 以下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住”的政治有多么丰富、多么复杂、多么有意义。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它们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封闭小区的居民身上。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这些精英也许是当今中国社会中声音最大的群体,但他们只是社会金字塔的顶尖,而不是社会的全部。这个缺陷正好说明,关于“住”的政治,还有多大的处女地有待开垦。经常听到有学者抱怨研究中国政治的禁区太多,似乎这是他们拿不出象样学术成果的唯一原因。如果他们重温一下马克思,像这三位年轻学者一样换一换视角,关于吃、穿、住、行的政治,不知道能写出多少论文和书籍。普通老百姓都清楚,吃、穿、住、行绝非无关紧要的小事;学者们也应该明白,研究日常生活的政治比空洞地高谈阔论“民主”、“自由”更有意义。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2】孙洪磊,“专家称我国人均住宅面积超过日本,居世界较高水平”,新华网天津2006年3月20日专电。 【3】 屈宏斌,“住房改革与财富转移”,《经济观察报》,2003年6月23日。 大学生活政治论文1800字篇二 论中国式“生活政治” 内容摘要 “生活政治”指的是政治权力和政治意志在日常生活中泛化、日常生活被提升到政治层面予以解读的一种政治范式。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生活政治”的展现路径往往是“政治生活化”和“生活政治化”,前者将政治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后者将日常生活转化为政治。历史地来看,积极的“生活政治”可以促使良善的政治意志为人们所接受,成为“收拾人心”的途径;而消极的“生活政治”往往走向“泛政治化”。 关键词 生活政治 政治生活化 生活政治化 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可能或者愿意直接从事政治事务,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都能感受到“政治”的存在,人类历史的重大进程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政治”相关,个人的命运往往也受到“政治”的左右。政治凭借着权力、暴力、利益等压迫性力量或者诱惑性资源,能够进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将生活刻上政治的印记。政治在日常生活中突出呈现的这一特征,使得政治具有了“生活政治”的特性,同时也使得日常生活具有了“政治”的意味。“生活政治”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政治价值、政治倾向通过日常生活而发挥效能,并直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环节,与日常的生活仪节捆绑在一起进而影响人们日常的精神言动。“生活政治”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解释范式,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政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同样,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典的政治传统也有所裨益。 中国式“生活政治”的厘定 “政治”是为了保持人类社会生活秩序化的必备物,在共同体的生活中,“政治”由或显或隐的多种样式表现出来。最为明显的“政治”就是围绕共同体的公共权力而产生的各种活动及其后果。马克斯?韦伯将这种“政治”称之为争取“支配权”的努力[1]。这样的“政治”既可以是争取支配性的公共权力的活动,也可以是以代表共同体全体成员意志出现的政权(政府)的政务活动,这种政治可称之为“政权政治”。牟宗三认为,“政权者,笼罩一民族集团而总主全集团内公共事务之纲维力也”[2]。由是观之,政权能代表共同体成员的全体意志,“政权政治”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显著性力量,它既可以是所谓的“庙堂政治”,也就是政权自身的代表者所从事的各种维护政权、治理国家的活动;也可以是“夺权政治”,即为了取得支配性权力或者政权而开展的一系列暴力或者非暴力的活动。 除了围绕国家政权或者以政权为核心的“支配权”而产生的“政权政治”外,在日常生活中还存在着一种随处可见的“生活政治”,这种 “生活政治”不以直接争夺政权为目的,而是在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在既定的政治意志下将政治价值、政治信仰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习俗和传统并以此来强化共同体成员对政权的认同,同时,共同体成员的日常生活也因此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体现政治价值、身份等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权利分配。 安东尼?吉登斯曾专门提出“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的概念,用以区别摆脱剥削、不平等或压迫等各种束缚的“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吉登斯认为,生活政治是现代性视野中个体自我实现和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3], “生活政治不是属于生活机会的政治,而是属于生活方式的政治”[4]。在一般意义上,“政治”活动凭借权力来主导社会嘉益的分配,协调各种利益群体创造或者改善生活机会,而吉登斯则认为“生活政治”是为了挖掘人的生活方式选择问题。许丽萍教授曾经以“生活政治”为论题专门讨论过吉登斯的思想,她认为“生活政治以‘我们如何生活’作为问题的出发点,以生活方式的选择为手段,以重构我们时代的道德和解决生存问题为目的”[5]。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着重讨论的是用以实现自我的生活方式问题,以服务于现代生活为鹄的,表现的是人在自我实现过程所遭遇到的公共性政治问题。吉登斯提出的这一概念为其“现代性”的系列思想张目,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自我实现的多元选择与多元可能的问题,当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认为,从汉语的语境和中国丰富而悠久的思想传统来看,“生活政治”还可以做进一步的“中国式”解读。 从汉语的语词逻辑角度来看,“生活政治”可以看作是“生活”对于“政治”这个概念的逻辑限定,如前所述,存在着一种围绕政权的“政治”,也存在着一种关联日常生活的“政治”。在这里,“生活”因为是“政治”展现出来的场域而成为“政治”的限定词。政治除了在“支配性权力”场域得以凸显之外,同样可以在“日常生活”领域中或隐或显的展示出来。在日常生活领域里,“政治”不是直接的与支配性的政治权力关联起来,而是将“权力观念”、“秩序观念”具体化到个体的日常生活行动中。因此,就“生活政治”的字面意义而言,主要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包含了政治浸润在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为政治服务的意蕴。公共性的政治进入到私人性的日常生活,而私人性的日常生活也围绕政治活动而展开,政治观念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习俗、仪式、活动等全方位的体现了政治价值、政治信仰或者政治倾向。换句话说,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习俗、仪式、活动等都为“政治”服务,体现政治价值和政治诉求,并在生活中落实符合现实政治要求的“秩序”。 中国式“生活政治”的体现 “生活政治”最大的特点是“政治”弥漫在日常生活之中,使得日常生活不仅仅只是满足人们精神物质需要的场域,还充斥着政治的意味。在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历程中,政权通常都希望通过各种手段在日常生活中推行共同体所推崇的主流价值。在中国古代以儒家价值为主导的政治社会中,尤其注重在民众的日常生活来传递政治价值。 在儒家的礼乐文明中,标志着等级、身份、权力的礼乐制度以日常生活为主要作用场域,并将政治价值通过礼乐仪式的载体,进而形成社会风俗传递到日常生活中去,在日常生活中巩固和强化等级、身份和权力的认同。干春松教授在讨论“制度化儒家”的时候曾提出:所谓思想观念的制度化,就是在权力的支持下,赋予这种思想观念以真理性的地位,并通过一系列具有强制性法律、习俗、实践系统,来确保这样的思想观念的传播、落实,并对其反对的力量进行控制甚至打击。”[6]生活中的礼乐制度,正是在权力的支持下逐渐形成社会习俗和实践系统,它将政治观念、政治思想转化为日常仪节,并用社会舆论、宗族内部惩罚甚至法律意义的刑罚来保证这些仪节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推行,从而实现政治认同。这种通过礼乐仪式来强化政治认同的做法,就是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生活政治”。 在中国经典思想里,人们(特别是政治人物)的日常生活往往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穿衣吃饭、孝亲嫁娶等日用伦常也往往被予以政治解读。按照儒家政治哲学的设想,政治上治国平天下的问题扎根于君子修身齐家的日常生活。这种思想,正是意识到了日常生活的“修身”对于“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因此,日常生活不独惟是个体的私人问题,也是共同体走向良善的单元性保证。在儒家看来,正是日常生活中一个个独立的社会单元(家庭和个人)都以政治上尊崇的价值规范来要求自己,政治价值、社会规范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这是中国式“生活政治”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的基本逻辑。 中国式“生活政治”的问题与启示 社会政治有赖于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无法不能和政治脱离干系,这形成了中国式“生活政治”的主要特点。而中国传统的“生活政治”对于社会进步而言,有着双重的意义,换句话说,存在着积极的“生活政治”和消极的“生活政治”。积极的“生活政治”能推动良好的、正义的理念在日常生活中落实,而消极的“生活政治”则会加剧各种不合理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权力通过日常生活化的路径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积极的“生活政治”,是一种在好的政治理念指导下的日常生活秩序,在这种状态下,政治理念与人类的本性相通,政治为人们的良善生活服务。或者说,政治对生活起到促进作用,日常生活又能验证和体现政治理念的嘉益,日常生活中人们形成的政治观念可以矫正为政者的过失,督促为政者实施善政。儒家倡导礼乐文明,痛斥礼崩乐坏,正是希望其倡导的伦理政治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匡正为政者的行为,使得他们遵守礼乐规范。现代社会崇尚法治、民主、平等、公正、自由等价值,而这些价值除了在现代政治生活中通过法制治理、选举政治、议会政治等“政权政治”形式体现出来以外,更多的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守规则、保证男女平等、实现家庭事务中的民主、崇尚生活观念的多元自由等行为和理念,也集中的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政治价值。举例来说,如果要培养人们在政治生活中遵守规则、遵守法律,那么就应该从培养他们养成遵守交通规则、尊重公共秩序做起。 中国传统的“生活政治”把“政治”转化为日常生活问题,同时又将日常生活提升到政治层面,展现的是为政者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意志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社会生活状态,它依靠政治权力以及人们对秩序的尊重而推广,为政者期望通过日常生活礼仪所带来的权威性安排生活秩序,期望通过日常生活规范来强化政治价值与政治权力的存在,并逐渐形成浸润着政治观念的风俗和习惯,达到“收拾人心”、“凝聚人心”的效果。“生活政治”的展现路径是“政治生活化”与“生活政治化”,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有着或深或浅的痕迹。作为一种政治观念落实的方式,在具体的中国社会历史中,“生活政治”有着积极的一面,但更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其消极的影响。生活的泛政治化以及将各种原属政治范围内的事务推进到日常生活领域,使得生活失去其原初意义而演变成了政治的场域,模糊了“公”、“私”边界,进而使得日常生活丧失了自由与生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无疑需要关注“生活政治”传统,厘定公私界限,进一步 反思 与扬弃“泛政治化”的“生活政治”。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北京:三联书店,2005:55. [2]牟宗三.政道与治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9. [3]安东尼?吉登斯,赵旭东、方铭译,王铭铭校.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252. [4]安东尼?吉登斯,李惠斌、杨雪冬译.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4. [5]许丽萍.吉登斯生活政治范式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3. [7]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1-59.大学生活政治论文1800字相关文章: 1. 大学生活相关的2000字思修论文 2. 大一思修论文范文3篇 3. 大学生健康生活论文3篇 4. 大学生如何适应大学生活论文 5. 关于大学生活的说说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20) 《政治论文集》(1921) 《学术理论论文集》(1922) 《社会史与经济史论文集》(1924) 《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1924) 《经济与社会》(1922)《中国宗教:儒教和道教》《印度宗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社会学》《古代犹太教》《音乐之理性的和社会基础》《科学论文集》《一般经济史》《国家社会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政治论文集》、《政治论文集》、《学术理论论文集》、《社会史与经济史论文集》、《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等。马克斯·韦伯,经济学家,出生于德国图林根,毕业于海德堡大学,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他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

韦伯的主要著作什么?马克斯·韦伯,经济学家,出生于德国图林根,毕业于海德堡大学,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他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 其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20)《政治论文集》(1921)《学术理论论文集》(1922)《社会史与经济史论文集》(1924)《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1924)《经济与社会》(1922)《中国宗教:儒教和道教》《印度宗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社会学》《古代犹太教》《音乐之理性的和社会基础》《科学论文集》《一般经济史》《国家社会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政治论文集》、《政治论文集》、《学术理论论文集》、《社会史与经济史论文集》、《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等。

一、学术的意义 韦伯: 在学术园地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所成就的,在十、二十、五十年内就会过时。这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的命运,或者说,这正是学术工作的意义。人们为什么要努力从事这样一种在实际上永无止境并且永远不可能有止境的工作? 问题的阐述:在人的整体生命中,学问的使命是什么以及它的价值在哪里。 排除: “通往真实存在之路”“通往真实艺术之路”“通往真实自然之路”“通往真实上帝之路”“通往真实幸福之路”种种古老幻象均被扫空。 1.首先,人们会说,是为了纯粹实用的目的,或者,我们用较广义的说法,是为了技术性的目的;换言之,是为了按照学术经验所提示的期望,调整我们实际活动的取向。 2.学问进一步预设:学术工作得出的成果,有其重要性,亦即“有知道的价值”。显而易见,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包含在这里;因为这项预设无法用学术方法证明。这个预设,只能根据它的终极意义来诠释(deuten),而这种终极意义,个人只能根据自己对生命所抱持的终极立场,加以接受或拒斥。 各类科系: 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或天文学预设:在学术研究所能达到的范围以内,把握宇宙现象的最高法则,是一件值得花心力去做的事。至于要证明这些科学所描绘的世界有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它有“意义”,或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有其意义,就更不可能了。自然科学不寻求这类问题的答案。 现代医学:把生命本身维系住,并尽一切可能减少痛苦这回事。这个病人的生命值得活吗?在什么情况下有活的价值?医学不问这些问题。所有自然科学提供的答案,都是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希望在技术层面支配生活,我们应该怎么做。至于我们是否应该以及是否真的希望在技术层面支配生活和这样做有无终极意义,自然科学或是完全略而不提,或是依照它们本身的目标来预设答案。 艺术:认定世上有艺术品这种东西的存在。它要知道艺术品是在哪些情况下产生的。但是它不问艺术的领域是否竟是属于魔性的至尊至美存身的领域。 法学:法律思想的规则被认为是妥当的,也就是当某些法律规则以及它们的某些解释方法被承认具有拘束力量时,即由法理学来加以确立。对于是否应该有法律,以及人们是否应该只设定这些规则,法理学是不闻不问的。 历史性的文化学科:教我们如何从其起源的条件上,了解政治、艺术、文学与社会等方面的文化现象。但是它们本身,对于这些文化现象在过去或在今天有无存在的价值,并没有答案。 3.清明:我们终于触及学术本身在助益清明这方面所能达成的最后贡献,同时我们也到达了学术的界限:我们可以告诉诸君,这样这样的实践立场,按照其意义,可以在内心上一致并因此见人格之一贯的方式下,从这样这样的终极世界观式的基本立场导出(它也许只能从某一个这种基本立场导出,但也许可以从不同的几个这类基本立场导出),但不能从那样那样的其他基本立场导出。具体地说,一旦你们认定了这个实践立场,你们就是取这个神来服侍,同时也得罪了其他的神。因为只要你们忠于自己,你们必然地要得出这样一个在主观上有意义的终极结论。至少在原则方面,这点是可以办到的。这也是作为专门学问的哲学以及其他学科中在本质上涉及原则的哲学讨论,所试图达成的。如此,只要我们了解我们的任务(这点在此必须预设在先),我们可以强迫个人或至少我们可以帮助个人,让他对自己的行为的终极意义提供一套交待。在我看来,这并不是蕞尔小事,即使就个人生命而言,也关系匪浅。如果一位教师做到了这点,我会想说,他是在为“道德的”势力服务:他已尽了启人清明并唤醒其责任感的职责。我认为,他愈是有意识地避免从他这方面把一种立场用强迫或用提示的方法加诸听众身上,他愈能够善尽这项职责。总结:1.实用目的或称为技术性目的。2.预设,即能知道什么:(1)自然科学想知道宇宙现象的最高法则,但是不去回答这种世界有何意义。(2)医学:把生命本身维系住,并尽一切可能减少痛苦。但是不去回答这个病人的生命是否值得活。(3)艺术:世上存在艺术品,而不去问艺术的领域是否属于魔性。(4)法学:当某些法律规则以及它们的某些解释方法被承认具有拘束力量时,即由法理学来加以确立。但不去回答是否应该有法律,以及人们是否应该只设定这些规则。(5)历史性的文化学科:了解政治、艺术、文学与社会等方面的文化现象,但不去回答这些文化现象有无存在的价值。3.清明:一旦你们认定了这个实践立场,你们就是取这个神来服侍,同时也得罪了其他的神。因为只要你们忠于自己,你们必然地要得出这样一个在主观上有意义的终极结论。这里不确定什么叫实践立场?还不如说是朱松纯说的三不朽中的立德:学者的社会责任、为民请命、揭示真相、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等。二、技术与资本的关系 韦伯: 最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学术的许多领域里,德国大学也走上美国大学的发展路线。大型医学或自然科学的研究机构,本是“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企业;如果没有庞大经费,这些机构即难以维持。这里,我们碰到一个一切资本主义企业滋长之后都会造成的情况:“工人与生产工具的分离。”工人,即助理,完全仰赖国家交给他使用的工具;如此一来,他之依赖所属机构的负责人,就如同工厂工人依赖雇主。机构负责人诚心地认为机构是“他的”机构,用他的方式去管理。因而助理的位置,经常和“准无产阶级”或美国大学助理的差事一样,缺乏保障。总结:资本在研究中起到重要作用,助理会产生无产阶级的感觉。三、学者的晋升 韦伯: 开始阶段:德国:私讲师,除了学生的听讲费之外,别无薪水可领。美国:助理,在官僚制度已经建立的美国,年轻人一踏进学术圈,就开始有薪水可领。当然,他的薪水很微薄,几乎比不上一个半熟练劳工的收入。可是,表面上他已经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因为他有一份固定收入。不过,通常他也和德国的助理一样,有被解聘的危险。     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学术生涯中工作负荷超重的时候,只因为他拿了薪水。 晋升正教授:一个私讲师,乃至于一名助理,是否有朝一日能够升成正教授,甚或当上学术机构的主持人,纯粹靠运气。总结:开始很艰难,晋升也看运气。四、如何进行学术研究 韦伯: 个人唯有通过严格的专业化,才能在学术研究的世界里,获得那种确实感到达成某种真正完美成果的意识。 任何人如果不能,打个比方,戴起遮眼罩,认定他的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能否在这篇草稿的这一段里做出正确的推测,那么他还是离学术远点好。他对学问将永远不会有所谓的“个人体验”。没有这种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没有这份热情,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你来之后数千年岁月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全看你是否能够成功地做此臆测——你将永远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召唤;那么你应该去做别的事。因为凡是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从事的事,就人作为人来说,都是不值得的事。 在正常情况下,这种“灵感”唯有经过辛勤工作之后,才会涌现;当然也并非一径如此。在学术的领域内,业余工作者的直觉对学术的影响,可能与专业人士的等量齐观,甚至更大。   如果灵感不能取代工作,那么工作也不能取代灵感或者迫使灵感涌现;热情自然更办不到。热情与工作可以激发灵感;最主要的,二者要结合起来。即使如此,灵感只有在它们愿意的时候才会造访,并非我们希望它们来就会来。总结:1.需要严格的专业化训练;2.要有“个人体验”、“陶醉感”和壮志,就是要用相信自己能进入无人区的能力。类似朱松纯说苏轼的思想自由的“清风明月”境界。3.灵感来自辛勤工作,也可以来自业余工作者的直觉。参考芭芭拉·奥克利《学习之道》中的大脑两种运作模式:发散模式和专注模式。灵感在学术的作用不强于其在商业上的作用,但也不弱于其在艺术领域的重要性。4.灵感、热情和勤奋需要互相结合。五、研究与教育的关系 韦伯: 每位受到召唤、有志从事学术工作的年轻人,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他所肩负的重任具有双重面貌。他不仅需要具备学者的资格,同时也必须能够做一位好老师,而这两种条件并不一定全然吻合。一个人可能是十分杰出的学者,同时却是一位糟糕透顶的老师。 可是他是好老师还是不好的老师,却要看学生老爷们上他课的人数多寡而定。事实上,学生是否涌向某位老师,多半——比一般人认为可能的程度要大——取决于一些纯粹外缘的因素,诸如性情,甚至声音的抑扬顿挫。根据我个人算得上相当丰富的经验,加上平静的思考,我对那些能够吸引众多学生的课程,有很深的怀疑,虽然这类现象也许是不可避免。民主,只能在该谈民主的场合推行。至于学术训练(如我们在德国大学传统下推展的),是精神贵族的事;对这点,我们无需讳言。确实,以适当方式呈现学术问题,而使一个未曾学而能学的心灵,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并且——这在我们看来是唯一重要的——对这些问题作独立的思考,或许是教育使命里最艰巨的一项工作。但是,这项使命有无达成,并非取决于学生人数之多寡。再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教学这种艺术涉及个人的天赋,并且绝非与学者研究学问的能力相吻合。 在教室的范围内,唯一的德性便是平实的智性诚实。总结:研究和教育是两种能力。不能通过吸引学生人数的多少来判断是否是一个好老师,更不适用于判断是否是一位好学者。教育最艰巨的一项工作:适当方式呈现学术问题,而使一个未曾学而能学的心灵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并且能够独立思考这些问题。在教室的范围内,唯一的德性便是平实的智性诚实。六、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韦伯: 对先知和群众鼓动者,我们要说:“到大街上去,把你的话公开向群众说”,也就是在他人可以批评你的情况下讲话。在课堂里,教授座前的听众必须保持缄默,教授侃侃讲课。学生为了前途必须上课,在课堂上也并没有教授来向教授提出批评。如果有教授利用这种局面,用自己个人的政治见解来影响学生,而不是利用这种环境,本着自己的职责,让听课的人从自己的知识和学术经验中得益,我认为是不负责任的。 做教授的,若是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当年轻人的顾问,并且也能够得到年轻人的信任,愿他在与青年们的个人交往中,坚守这份岗位。假如他感受到召唤,觉得应该介入世界观或党派意见之间的斗争,让他出去到生活的市场上去活动:报纸、公开集会、社团,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毕竟,在一个听众——甚至连持相反意见的人——被迫保持缄默的场合,表现自己坚持信念的勇气,是太方便了些。总结:政治不属于讲堂,因为学生在课堂上处于弱势地位。学者讲政治则应该对在讲堂外对公众讲。七、何为国家和政治 韦伯: “政治”是一个涵盖极为广泛的概念,每一种自主的领导活动。。我们今天所谓的政治,指的是对一个政治团体——这在今天是指国家——的领导或对这种领导所施的影响。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政治”团体是什么?什么叫做“国家”?,近代国家要在社会学上得到界定,唯有诉诸它特具的手段:直接的武力。国家者,就是一个在某固定疆域内(在事实上)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利的人类共同体。近代国家是制度化了的支配团体;对于在其疆域内进行支配的手段,也就是具有正当性的武力,国家已成功地取得了独占垄断;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国家业已把经营所用的物质工具集中到其领导人手中,褫夺了此前自行控制这些工具的身份性的自主行政人员的权力;国家站在最高处,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政治追求权力的分享,追求对权力的分配有所影响——不论是在国家之间或者是在同一个国家内的各团体之间。从事政治的人,追求的是权力;这权力或者是手段,为了其他目的服务,不论这些目的是高贵的或是自私的;或则,这权力是“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目的是享受权力带来的声望感。总结:国家是一个在某固定疆域内(在事实上)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利的人类共同体。政治追求权力的分享,追求对权力的分配有所影响。八、何为以政治为志业 韦伯: 一个人要以政治为职业,可以以两途为之:“为了”政治而活,或者是“依赖”政治而活。那些因为物质条件而必须“依靠”政治为生的人,大概都必须另取新闻工作或者党工之类的典型直接途径。 “为了”政治而活的人,在一种内在心灵的意义上,把政治当成自己的“生命所在”。这种人,或者心喜他之拥有他所施展的权力;或者他要知道他的生命在为一件“事业”的服务中得到了意义,他才能够维持内心的平衡以及觉得自己有某些价值。采取立场、斗争、有所动情——有恶有好:这乃是政治家的本色,尤其是政治领袖的本色。支配政治领袖言行的责任原则,和官吏的责任原则十分不同,甚至正好背道而驰。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最主要的,是可以让人获得权力感。即使身居正式说来不是很高的位置,那种对人有影响力的感觉、插手在控制人的权力中的感觉、尤其是亲手觉触到历史性重大事件之脉动的感觉,都使得志业政治家觉得自己摆脱了日常庸碌刻板的生活。 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种素质是绝对重要的:热情、责任感、判断力。热情,我指的是切事的热情,一种对一件“踏实的理想”的热情献身,对掌管这理想的善神或魔神的热情归依。判断力,这是一种心沉气静去如实地面对现实的能力;换句话说,也就是一种对人和事的距离。在政治的领域中,最严重的罪恶,归根究底来说只有两种:不切事和没有责任感(这两者常常——但不是始终——是同一回事)。 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一个人是按照心志伦理的准则行动(在宗教的说法上,就是“基督徒的行为是正当的,后果则委诸上帝”),或者是按照责任伦理的准则行动(当事人对自己行动〔可预见〕的后果负有责任),其间有着深邃的对立。总结:政治家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人,其需要三种素质:热情、责任感、判断力。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最主要的是可以让人获得权力感。政治家应主要按照责任伦理行事。九、政权的正当性的判断标准 韦伯: 国家是一种以正当(这是说,被视为正当)的武力为手段而存在的人支配人的关系。国家的存在,在于被支配者必须顺从支配者声称具有的权威。在原则上,支配的心理根据——也就是说支配的正当性根据——有三。1.传统型:“永恒的昨日”的权威:也就是权威因于“古已如此”的威信和去遵袭的习惯而变成神圣的习俗。2.卡理斯玛型(魅力型):权威可以来自个人身上超凡的恩典之赐,即所谓的卡理斯玛。这种权威,来自受支配者对某一个个人身上显示出来的启示、英雄性的气质或事迹或其他的领袖特质,所发的人格上的皈依和信赖;这是“卡理斯玛”型的支配。3.法制型:靠的是人对法规成文条款之妥当性的信任、对于按照合理性方式制定的规则所界定的事务性“职权”的妥当性有其信任。总结:正当性是被支配者对支配者权威顺从的原因。认为有三种:传统型、魅力型和法制型。参考法家思想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我认为还不如分成对非必要不做出改变(即平常时期尊重传统)、支配者所持有的国家暴力的恐惧(即不服从的成本太高)和现支配者在当下和未来有较好的治理能力(即服从带来好处或不带来无法容忍的坏处)三类。十、官僚体系的利弊与发展 韦伯: 支配的经营,要求持续的行政管理。因此,在一方面,支配的经营,需要有人力配备,旨在听命于宣称持有正当权力的支配者;而在另一方面,支配的经营,需要借助于这种服从,对于使用武力时必需的物资有所掌握和控制。这也就是说,支配的经营需要由人组成的行政管理僚属和物资方面的行政管理工具。行政僚属之所以会去服从、听命于权力的拥有者,自然不仅是因于他们心中的(我们上面谈过的)正当性意念。促使他们去服从的,是两项诉诸他们个人利益的东西:物质上的报偿和社会性的荣誉。封臣的采邑、家产制下臣僚的俸禄、近代国家公务员的薪俸、骑士的荣誉、身份赋予的特权、官吏的荣誉等,分别从两方面构成了这等人的报酬。行政僚属和权力拥有者之间的共命结合关系,最终、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怕失掉这些东西。 发展:在欧洲,按照分工原则的专业官吏体制,是在历时五百年的发展中逐渐出现的。在具备专业训练的官吏阶层崛起的同时,“首席政治家”的发展也告完成。职业政治家——这包括“领袖”和领袖的追随干部——有什么典型的特性。包括:僧侣、文人、官廷贵族、士绅、法律家。真正的官吏,就他本身的职份来说,是不应该从事政治的(这一点,对于评价我国以前那个政权,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应该做的是“行政”,最重要的是这种行政是非党派性的。总结:讲得比较乱,大意是从官僚常见来源和如何过渡到有机会以政治为职业。官僚部分可以对比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没有讨论如下话题: 1.学术与大学的行政管理 2.如何建立良好的学术共同体 3.学院派和应用派该书我看的钱永祥等译的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版本,直接在微信读书上搜即可。 张松纯的文章: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https://mp.weixin.qq.com/s/z2xgyTYVdMQTGz5ZIzZ7Gg                                    2021年8月14日  初稿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研究论文

今天,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是一家拥有股票、债券、现金和白银的保险王国,同时它还有许多实业公司。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是一家具有深远影响的投资控股公司,在全世界所有保险公司中,股东净资产名列第一;在《财富》09年500强中,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排名第四十一。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经营范围包括保险业、糖果业、媒体、多种经营、非银行性金融、投资、不同性质的公司或是联合大企业。伯克希尔·哈撒韦是一家混合型公司。截至2008年财务年度,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摊薄后的每股收益高达3224美元,每股净资产高达70532美元,每股现金流量高达16439美元,长期保持美国第一高价股的地位。比尔·盖茨入选公司董事2005年4月30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在公司年会上投票通过了对盖茨的董事任命。沃伦·巴菲特说:“盖茨的加入将有助于确保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成功发展,因为盖茨有很好的商业头脑,了解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文化,并愿意提供帮助。”

成功箴言让你在职场更优秀

成功箴言让你在职场更优秀,工作态度积极负责就是潜在的晋升趋势,求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礼貌,有些事情不必说得太过直白,身在职场不能不向人学习,下面是关于成功箴言让你在职场更优秀内容介绍,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成功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难并不是因为事情难我们不敢做,而是因为我们不敢做事情才难的。

一位韩国学生到剑桥大学主修心理学。在喝下午茶的时候,他常到学校的咖啡厅或茶座听一些成功人士聊天。这些成功人士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某一些领域的学术权威和一些创造了经济神话的人,这些人幽默风趣,举重若轻,把自己的成功都看得非常自然和顺理成章。时间长了,他发现,在国内时,他被一些成功人士欺。那些人为了让正在创业的人知难而退,普遍把自己的创业艰辛夸大了,也就是说,他们在用自己的成功经历吓唬那些还没有取得成功的人。

作为心理系的学生,他认为很有必要对韩国成功人士的心态加以研究。他把《成功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难》作为毕业论文,提交给现代经济心理学的创始人威尔布雷登教授。布雷登教授读后,大为惊喜,他认为这是个新发现,这种现象虽然在东方甚至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但此前还没有一个人大胆地提出来并加以研究。惊喜之余,他写信给他的剑桥校友—当时正坐在韩国政坛第一把交椅上的人—朴正熙。他在信中说,“我不敢说这部着作对你有多大的帮助,但我敢肯定它比你的任何一个政令都能产生震动。”

后来这本书果然伴随着韩国的经济起飞了。这本书鼓舞了许多人,因为他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告诉人们,成功与“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三更灯火五更鸡”、“头悬梁,锥刺股”没有必然的联系。只要你对某一事业感兴趣,长久地坚持下去就会成功,因为上帝赋予你的时间和智慧够你圆满做完一件事情。后来,这位青年也获得了成功,他成了韩国泛业汽车公司的总裁。

温馨提示: 人世中的许多事,只要想做,都能做到,该克服的困难,也都能克服,用不着什么钢铁般的意志,更用不着什么技巧或谋略。只要一个人还在朴实而饶有兴趣地生活着,他终究会发现,造物主对世事的安排,都是水到渠成的。

2、飞翔的蜘蛛信念是一种无坚不催的力量,当你坚信自己能成功时,你必能成功。

一天,我发现,一只黑蜘蛛在后院的两檐之间结了一张很大的网。难道蜘蛛会飞?要不,从这个檐头到那个檐头,中间有一丈余宽,第一根线是怎么拉过去的?后来,我发现蜘蛛走了许多弯路——从一个檐头起,打结,顺墙而下,一步一步向前爬,小心翼翼,翘起尾部,不让丝沾到地面的沙石或别的物体上,走过空地,再爬上对面的檐头,高度差不多了,再把丝收紧,以后也是如此。

温馨提示: 蜘蛛不会飞翔,但它能够把网凌结在半空中。它是勤奋、敏感、沉默而坚韧的昆虫,它的网制得精巧而规矩,八卦形地张开,仿佛得到神助。这样的成绩,使人不由想起那些沉默寡言的人和一些深藏不露的智者。于是,我记住了蜘蛛不会飞翔,但它照样把网结在空中。奇迹是执着者造成的。

3、阴影是条纸龙人生中,究竟会对你产生怎样的影响,最终决定权在你手中。

祖父用纸给我做过一条长龙。长龙腹腔的空隙仅仅只能容纳几只蝗虫,投放进去,它们都在里面死了,无一幸免!祖父说:“蝗虫性子太躁,除了挣扎,它们没想过用嘴巴去咬破长龙,也不知道一直向前可以从另一端爬出来。因而,尽管它有铁钳般的嘴壳和锯齿一般的大腿,也无济于事。“当祖父把几只同样大小的青虫从龙头放进去,然后关上龙头,奇迹出现了:仅仅几分钟,小青虫们就一一地从龙尾爬了出来。

温馨提示: 命运一直藏匿在我们的思想里。许多人走不出人生各个不同阶段或大或小的阴影,并非因为他们天生的个人条件比别人要差多远,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思想要将阴影纸龙咬破,也没有耐心慢慢地找准一个方向,一步步地向前,直到眼前出现新的洞天。

4、昂起头来真美别看它是一条黑母牛,牛奶一样是白的。

珍妮是个总爱低着头的小女孩,她一直觉得自己长得不够漂亮。有一天,她到饰物店去买了只绿色蝴蝶结,店主不断赞美她戴上蝴蝶结挺漂亮,珍妮虽不信,但是挺高兴,不由昂起了头,急于让大家看看,出门与人撞了一下都没在意。

珍妮走进教室,迎面碰上了她的老师,“珍妮,你昂起头来真美。”老师爱抚地拍拍她的肩说。那一天,她得到了许多人的赞美。她想一定是蝴蝶结的功劳,可往镜前一照,头上根本就没有蝴蝶结,一定是出饰物店时与人一碰弄丢了。自信原本就是一种美丽,而很多人却因为太在意外表而失去很多快乐。

温馨提示: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貌若天仙,还是相貌平平,只要你昂起头来,快乐会使你变得可爱——人人都喜欢的那种可爱。

5、为生命画一片树叶只要心存相信,总有奇迹发生,希望虽然渺茫,但它永存人世。

美国作家欧;亨利在他的小说《最后一片叶子》里讲了个故事:病房里,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从房间里看见窗外的一棵树,在秋风中一片片地掉落下来。病人望着眼前的萧萧落叶,身体也随之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她说:“当树叶全部掉光时,我也就要死了。”一位老画家得知后,用彩笔画了一片叶脉青翠的树叶挂在树枝上。最后一片叶子始终没掉下来。只因为生命中的这片绿,病人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温馨提示: 人生可以没有很多东西,却唯独不能没有希望。希望是人类生活的一项重要的价值。有希望之处,生命就生生不息

6、断箭不相信自己的意志,永远也做不成将军。

春秋战国时代,一位父亲和他的儿子出征打战。父亲已做了将军,儿子还只是马前卒。又一阵号角吹响,战鼓雷鸣了,父亲庄严地托起一个箭囊,其中插着一只箭。父亲郑重对儿子说:“这是家袭宝箭,配带身边,力量无穷,但千万不可抽出来。”那是一个极其精美的箭囊,厚牛皮打制,镶着幽幽泛光的铜边儿,再看露出的箭尾。一眼便能认定用上等的孔雀羽毛制作。儿子喜上眉梢,贪婪地推想箭杆、箭头的模样,耳旁仿佛嗖嗖地箭声掠过,敌方的主帅应声折马而毙。

果然,配带宝箭的儿子英勇非凡,所向披靡。当鸣金收兵的号角吹响时,儿子再也禁不住得胜的豪气,完全背弃了父亲的叮嘱,强烈的欲望驱赶着他呼一声就拔出宝箭,试图看个究竟。骤然间他惊呆了。一只断箭,箭囊里装着一只折断的箭。我一直刳着只断箭打仗呢!儿子吓出了一身冷汗,仿佛顷刻间失去支柱的房子,轰然意志坍塌了。结果不言自明,儿子惨死于乱军之中。

拂开蒙蒙的硝烟,父亲拣起那柄断箭,沉重地啐一口道:“不相信自己的意志,永远也做不成将军。”把胜败寄托在一只宝箭上,多么愚蠢,而当一个人把生命的核心与把柄交给别人,又多么危险!比如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把幸福寄托在丈夫身上;把生活保障寄托在单位身上。

温馨提示: 自己才是一只箭,若要它坚韧,若要它锋利,若要它百步穿杨,百发百中,磨砺它,拯救它的都只能是自己。

7、生命的价值不要让昨日的沮丧令明天的梦想黯然失色。

在一次讨论会上,一位着 名的演说家没讲一句开场白,手里却高举着一张20美元的钞票。面对会议室里的200个人,他问:“谁要这20美元?”一只只手举了起来。他接着说:“我打算把这20美元送给你们中的一位,但在这之前,请准许我做一件事。”他说着将钞票揉成一团,然后问:“谁还要?”仍有人举起手来。

他又说:“那么,假如我这样做又会怎么样呢?”他把钞票扔到地上,又踏上一只脚,并且用脚碾它。尔后他拾起钞票,钞票已变得又脏又皱。现在谁还要?”还是有人举起手来。“朋友们,你们已经上了一堂很有意义的课。无论我如何对待那张钞票,你们还是想要它,因为它并没贬值,它依旧值20美元。人生路上,我们会无数次被自己的决定或碰到的逆境击倒、欺凌甚至碾得粉身碎骨。我们觉得自己似乎一文不值。但无论发生什么,或将要发生什么,在上帝的眼中,你们永远不会丧失价值。在他看来,肮脏或洁净,衣着齐整或不齐整,你们依然是无价之宝。”

温馨提示: 生命的价值不依赖我们的所作所为,也不仰仗我们结交的人物,而是取决于我们本身!我们是独特的——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在职场,无论是初出茅庐,还是光辉岁月已过,都听了太多的老生常谈与像“拿出110%的努力”“勿忘初心”这样油腻的鸡汤。而也许以下来自世界15位顶级成功商业人士的如盐白水一般的话语,更适合你的胃口,更能让你感到自己长久以来,缺失的究竟是什么。

Exercise humility and restraint.

学会谦虚与克制。

——Warren Buffett 沃伦·巴菲特

股神,著名投资商

永远别忘了,你可以明天再告诉一个人“你去死吧”。你仍然拥有骂他的权利。所以今天就把你的嘴巴闭上,看看你明天是否有同样的感觉。

在今年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巴菲特还告诉好奇的7年级学生,交朋友与同事相处的关键是学习改变你的所作所为,去模仿,去学习那些你钦佩的人的言谈举止和品质。

Make your own path.

走你自己的路。

——Maya Angelou 玛雅·安吉罗

美国黑人作家、诗人、剧作家

我的祖母,亨德森夫人,给了我一个我用了65年的建议。她说,如果这个世界让你走上了一条你自己并不喜欢的路,你不想要去那个目的地,也不想回到起点,那么跳出这条路,在旁边走出一条属于你自己的路。

Never look back in regret; move on to the next thing.

永远不要遗憾过往,要着手新的开始。

——Richard Branson 理查德·布兰森

维珍集团创始人

我总是惊奇于人们将时间浪费于在过去的失败上久久停留,而不能把那些能量转化为新的东西。作为维珍集团的创始人和主席,我一直很享受在维珍工作的日子,因为对我来说,每一次挫折不是什么坏事,而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走曲线成功而已。

Embrace failure.

拥抱失败。

——J.K. Rowling J.K.罗琳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作者

在罗琳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性之一之前,她是一个单亲妈妈,生活在英国的福利。她开始创作哈利·波特系列时,是在爱丁堡的小咖啡馆里。而这之后,她接到了来自各路出版社无数的拒信。

“一个异常短暂的婚姻破裂后,我又失业了,作为一个单亲家长,可能是除了流浪汉们在现代英国最底层的阶级了…”“无论按照什么标准,我自己是我所知道的最大的失败。”罗琳在2008年的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如是说。

她把她早期的失败当成一个“礼物”,这是“痛苦的胜利”,因为她在逆境中,获得了宝贵的知识,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感。

Say yes to more things.

学会接受更多的事物。

——Eric Schmidt 埃里克·施密特

曾任谷歌CEO

找到你说“YES”的方式。对其他国家的邀请,对认识新朋友,对学习新鲜的东西说“YES”。“YES”帮助你得到你的第一份工作,第二份工作,你的另一半,你的家庭甚至是你的孩子。

Dont work too hard.

不要埋头于工作。

——Arianna Huffington 阿里安娜·赫芬顿

美国政治博客Huffington Post共同创始人

我希望我可以回到过去,告诉年轻的自己:阿里安娜,如果你可以让自己不那么埋头于工作工作工作,而是去拔掉自己背上的插头,给自己充电,去投资去更新你自己,你其实会表现的更加出色。

Pick something and make it great.

让自己的选择变得完美。

——Marissa Mayer 玛丽莎·梅耶尔

雅虎CEO,董事会主席

我的朋友安德烈说,“你知道你一直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去寻找那个最正确的选择。但是坦白的说,在我看来,我看到的往往是,有很多不错的选择,然后你选择了其中一个,并且让它变成最棒的那个选择。”我觉得那是我得到的最好的一个建议。

Dont just follow your passion but something larger than yourself.

不要仅仅追随你所热爱的,而要追随可以为其他人创造更大价值的。

——Steve Jobs 史蒂夫·乔布斯

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

是的,我们一直在说要追随你所热爱的东西,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历史洪流的一部分。你得把你自己放回到历史的河流中,来帮助你周围的这个世界,帮助其他人。在20,30,40年之后,人们会说,这个人,不仅仅在乎他热爱的东西,他在乎其他人的利益,他在乎改变这个世界。

With success comes unhelpful criticism —— ignore it.

对那些与成功随之而来的',对你的无用的批评——忽略它。

——Suze Orman 苏茜·欧曼

全球第一理财师

一个智慧的印度教师曾经跟我分享了这句谚语:当在身边的小狗们狂吠之时,大象依然安稳的走它自己的路。

但是事实是我们所有人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都不得不在狗群中调整自己的路:外在的批评,竞争者,糟糕的老板或者是同事。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那些嘈杂的声音会随着你的成功而越来越多,要有心理准备。

Keep things simple.

化繁为简。

——Bill Gates 比尔·盖茨

微软创始人,CEO

比尔有公开的表达对巴菲特在化繁为简方面的赞赏:“你看看他的日程安排,非常的简洁。你跟他讨论一个他觉得有戏的一桩生意,但是他只提几个非常基本的数据和事实。如果它变得更简单,他会更加感兴趣,并且会更愿意投资它。这就是属于天才的一种特殊的方式。”

Have an experimental attitude.

抱着尝试的心态做事。

——Steward Butterfield 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

Flicker网站的创始人之一

有些人会在年轻的时候非常目标清晰的知道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但是毕竟是少数人。我觉得人在他们20岁左右时,是他们对人生最为认真的时候。他们非常严肃,他们想要那种他们年轻有为的优越感,而不是做什么具体的工作,解决什么具体的问题。所以我试着去强迫他们去抱着尝试的心态去多做一些事情,来了解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Relax.

放松。

——George Stephanopoulos 乔治斯·斯特凡诺普洛斯

美国ABC新闻主播

你今天所担心的任何事都不会决定你的未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不要担心为了你所热爱的而付出的代价,但是记得给自己留点过日子的钱。

Remember that you wont end up where you start.

勇敢,记住你永远不会一直停在你开始的地方。

——Marla Malcolm Beck 马拉·马尔科姆·贝克

梅西百货的创始人兼CEO

我总是提醒我的学生:没有人会一直干他大学毕业以来的第一份工作。所以去追随你喜欢的东西,因为你只会在你感兴趣的方面变得出类拔萃。勇敢一点。

Work harder than anyone else around you.

比你周围的任何人都用心工作。

——T.J. Miller T.J.米勒

著名喜剧演员,制片人

很简单,用心,这个对我真的很管用,我只有平庸的资质和马的下巴。

Get up, dress up, show up.

精神抖擞,最好的状态去上班。

——Alexa Von Tobel 阿列克斯.冯.托贝尔

LearnVest网站创始人兼CEO,纽约时报撰稿人

重要的是要为每天即将要做的东西兴奋起来,起床,穿的漂漂亮亮的,再去上班。给自己一个好的面貌,是对自己对别人的尊重。

有韦伯理解社会学与事例论文题目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不同于片面的“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社会唯名论”以及“社会唯实论”等社会哲学,它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了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而社会同自然界对立统一的基础及其相互作用的根本途径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劳动;人类社会是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双重关系的统一,实践是这种双重关系统一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历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人的活动既改造着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又要受到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制约,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因而现实的社会既类似于自然又不完全相同于自然,既超越个人的特性又基于个人及其活动,它是自然和精神、客观与主观、客体和主体、整体与个人相统一的完整而全面的过程,这一过程基于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以这种全面而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不仅能消除以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而形成的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在对立(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之间的对立),而且能使得这些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融合起来。 总之,我们所要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史上一种真正独立、科学而完备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它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必将推动社会科学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大发展。

前言:1919年,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为青年学生们作了《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著名讲演,它影响了几代人,并作为一种信仰的发源将此后更多的人集中在学术理想的旗帜下。 目录:1.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 2.学术工作中的机遇和灵感 3.理智化的过程 4.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 5.学术与政治 6.价值的多元性 7.教师不应是领袖 8.科学对信仰所能做的贡献 译注1.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诸位希望我来谈谈 "以学术为业"[1]这个题目。我们这些政治经济学家[2]往往有一种学究式的习惯,总是从问题的外部环境讲起,我也打算照此办理。这就意味着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以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今天这个问题的实际含义就是,一个决定献身于学术并以之作为职业的学生,他的处境如何?为了了解我们这里的特殊情况,对照一下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会对我们有所助益。这另一个国家,就是在这方面同德国形成最鲜明对比的美国。大家知道,在德国,一个有志于献身科学研究的年轻人,要从 "编外讲师"(Privatdozent)开始做起。在征求了相关专家的意见,又得到他们表示同意的保证后,他以一本著作和一次系内的考试(这通常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做基础,可获准在大学里担任一名编外讲师。然后他会在他被允许教课的领域里选择一门课程开课。不过除了学生的听课费之外,他并无薪水可拿。而在美国,学术生涯通常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他先被任命为"助教"。这大体上类似于德国的自然科学和医学机构里发生的情形,在这些地方,只有一部分助理人员能得到编外讲师的正式职位,而且这种任命经常跚跚来迟。两国间的这种差别,在现实中表现为德国学术职业完全是建立在金钱支配(Plutokratie)的前提上,因为一个并无钱财以抵御任何风险的年轻学者,在这种学术职业的条件下,处境是极其危险的。至少在几年之内,他一定得有维持生计的能力,同时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否谋得一个收入可观的职位。而在美国,却存在着一个官僚体制,年轻人从一开始便有薪水,尽管这薪水相当微薄,一般来说比一名半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多不到哪里支。但他看上去确实是以一份稳定的职务为起点,因为他有固定的收入。不过就像我们这里(科研机构)的助理人员一样,他有被解雇的危险,不管他有什么其他想法,如果他有负期望,他得常常做这样的心理准备。这些期望包括他得让学生来塞满他的课堂。德国的编外讲师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他的处境是,职位一旦到手,谁也无法让他离开。当然,他不能提出任何"要求"。但是他怀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期待,只要工作若干年之后,他便拥有某种道德上的权利,让别人对他有所考虑。甚至在是否任命其他编外讲师的情况出现时,这一权利也同样适用——这一点往往是很重要的。是否从原则上说应当任命所有那些能力已得到证实的学者,还是给予"教学代课人员"以优先权,换言之,让现有的编外讲师得到教学的垄断权,是一种令人苦恼的困境,这同学术专业的双重性有关,稍后我们还会讨论这个问题。人们通常决定作出后一种选择。然而,由此也增加了这样的危险——有关的教授,无论他多么审慎,多么端正,他都有可能偏爱自己的学生。我要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一贯恪守的原则是,在我这里做第一篇博士论文的学者,他要想取得编外讲师的资格,还必须获得另一所大学某位教授的同意。结果是我最能干的学生之一,却被一所大学拒之门外,因为没有人相信我的理由。德国和美国的另一个差别是,在我们这里,一般来说编外讲师的讲课比他希望的要少。原则上允许他开设自己学科范围内的任何课程,不过(如果他这样做了)这会被认为是对较年长的编外讲师缺乏恭敬。按照常规,是由教授来开"重要"课程,编外讲师将自己限制在开次要课程上。这样做的好处是学者在年轻时有做研究的自由,尽管这未必是出于自愿。美国的制度与此有基本的差别。讲师年轻之时,也必定是他超负荷工作之时。正教授只要开一门三小时关于歌德的课就够了。可是年轻的助教,如果在一周12课时之中,他被要求教一些如乌兰德这类诗人的课程,并反复向学生灌输德语,他就很幸福了。系里官僚规划课程表,而助教,和德国研究机构里的助理一样,得领带这些官僚。如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学术系统中许多领域最近的发展,也有着与美国相同的趋势。大型的医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是 "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企业,如果没有大量的经费,这些机构是难以运转的。就像所有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这里也出现了同样的发展: "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工人,即助理,完全依靠国家配备给他使用的工具。这样一来,他对机构负责人的依赖同工厂雇员对经理的依赖并无不同。机构负责人信心十足地认为机构就是"他的 "机构,处在他的掌握之中。因此助理的位置和 "无产阶级 "或美国大学助教的地位一样,常有朝不保夕之虞·德国大学在一些重要方面,就像德国的一般生活一样,正在变得日益美国化。我相信,这一发展终将侵入那些研究者个人仍然拥有工具(同过去工匠的情况一样)的学科,这里的工具主要是指个人藏书;我本人的学科大体上依然属于这个范围。现在这一发展却已成蔓延之势。无可怀疑,就像所有同时伴有官僚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这一发展的确有它技术上的优点。但是它的主导 "精神",却与德国的历史氛围不合。无论就表象或真实情况而言,这些大型的资本主义式的大学企业,其首脑与标准的旧式教授之间,都被一道不寻常的鸿沟分离,他们甚至在心态上也是如此,对于后面这种现象我不拟在此讨论。无论从表面上还是从本质上说,旧式大学的构成方式已徒有其名。唯一仍然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的,是大学职业制度所独有的一种因素。一个讲师,更不用说助教了,他是否能够升任正教授,甚或当上学术机构的,纯粹是受着的左右。在这里,运气当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它确实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我几乎无法想象还有哪个待业,运气在其中起着这样重要的作用。我尤其可以说这样的话,因为我在相当年轻的时候便被聘为一门课程的正教授,我将这归因于纯粹的运气,而在这门课程上,我的一些同龄人无疑取得了比我更多的成就。基于这一经历,我相信自己有足够锐利的眼光,可以看出许多人不该有那样的命运,他们的才干不在话下,却无法在这种遴选制度中获得应有的职位·机遇,而不是才干,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这个事实并不是只同人的因素有关,甚至主要不是由这一因素决定的。在学术选才的过程中,就像任何其他选拔情况一样,这个因素的出现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把众多平庸之辈无疑在大学扮演重要角色这个事实,归咎于教授团体或教育主管本人的失败,却是不公正的。这是人类合作,特别是若干组织间合作的规律中所固有的。这里所涉及到的合作,是发生在有推荐权的教授团体和教育主管之间。我们可以利用教皇的选举来比较一下这个过程,就与学术选才的性质相似而言,这种选举是最重要的可控制的例子。一个被人"看好"的枢机主教,他的成功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名列第二或第三的候选人当选已成为通则。美国总统的选举亦是如此。一流的或最出众的人得到党代表大会的提名,不过是一些例外情况。通常都是排名第二甚至第三的人得到得名并进入大选。美国人已经为这些候选人的类别创造出一些社会学名词,通过研究这些例证,找出集体意志选择的规律,会是件十分有趣的事。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这些规律在大学中同样成立,令人奇怪的倒不是错误频频发生,而是尽管如此,正确的任命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可以有把握地说,只有在议会出于政治原因对选举进行干预的国家,让人放心的庸才和投机分子才会占尽便宜。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同此前的德国相同的国家,那里的君主们出于同样的原因进行干预,这同如今德国的革命者们所做的一样。大学教师中谁也不喜欢回忆那些有关聘任的讨论,因为他们很少有愉快的经历。不过我可以说,在我所了解的无数事例中,毫无例外地存在着真诚的愿望,要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进一步说,大家必须明白,如此多的学术前程操于命运之手这个事实,其根源不仅在于集体决定这种选拔方式的不恰当。每一位受着感情的驱策,想要从事学术的年轻人,必须认识到了他面前的任务的两重性。他不但必须具备学者的资格,还得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一个人可以是一名杰出学者,同时却是个糟糕透顶的教师。我想让诸位回想一下赫尔姆霍兹和兰克[3]这些给我上过课的人,在这方面他们的情况并不少见。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大学,尤其是规模较小的大学,都十分荒唐地热衷于竞相招徕学生。大学城里的房东们用节庆方式迎接着千名学生的到来,如果是两千名学生,甚至乐意为他们举行一次火炬游行。相邻学科的教授有办法 "吸引大批学生",对讲课费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人们应当公开承认的。此外,听课者的多寡,可以对能力高下做统计数字的检验,而学者的素质却是难以测算的,遇到勇于创新者的情况,他便时常会成为(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争议的对象。几乎每个人都为慷慨应允之类的建议和听课者众多的好处所诱惑,说某某讲师是个很差劲的教师,通常等于宣判了他的学术死刑,即便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但是他作为老师的优劣这个问题,是由决定赏光来听他课的学生人数决定的。目前的事实是,某些纯粹表面的因素,如讲师的性情,甚至嗓音的感召力,决定着学生是否涌向某位教师,其程度要比人们所能想象的更大。在获得了还算广泛的经验,又做了冷静的思考之后,我对那些门庭若市的课程深感怀疑,尽管这种现象可能难以避免。民主只应当用在适当的地方,而德国大学传统中所实践的,是精神贵族式的学术教育,对此我们无须讳言。的确,以恰当的方式将科学问题呈现出来,使一个未曾受学但具备领悟力的头脑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继而能对它们进行独立的思考(对我们来说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大概是教育事业中最艰难的任务。但可以肯定的是,一门课程门生众多,并不能决定这一任务是否已圆满完成。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教学技巧乃是一种个人天赋,它并非一定会与学者的学术素质相吻合。同法国相比,我们没有"不朽院士"的科学机构,[4]按照德国的传统,大学应同时对研究和教学的要求做出裁判。但是将这两种才能集于一身,却纯粹是靠运气。可见,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如果年轻学者请教一些做讲师的意见,对他给予鼓励几乎会引起难以承担的责任。如果他是名犹太人,我们自然会说"Lasciate ogni speranza"(放弃一切希望)[5].你对每一个人都要凭着良心问一句: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当然每一次他们都会回答说:"自然,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但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我想,有关学术生涯的外部条件,必须予以说明的也就是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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