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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名著不胜枚举，其中总会有能够吸引我们目光的书籍。下面是由我为大家整理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读后感800字”，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据说很多有志成为作家的人，尤其是青年人，在第一次读完《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后都被震慑住了，以至于对写作本身产生了惧意和强烈的挫败感——“看完之后丧失了提笔的勇气”。我非常能理解，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已经涵盖了人类艺术所能触及的全部母命题。既不说“基本涵盖”，也不是“几乎涵盖”，而是实实在在地写了一切能写的。主流评论倾向于认为陀氏小说的深度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巅峰，但在广度上有所欠缺，不如擅长描绘世间百态万象众生的同期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这里的广度主要是指对时间维度、空间和人物的选择范围上。若论小说探讨到的主题范围的广度，陀氏也绝对当得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赞誉。前无古人自不必说，后无来者也很明显，当一个人的作品已经包罗万象之后，后世的作家无论再怎么写，也只能涉及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分支。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里主张用“文学之轻”来解构“现实之重”，而轻的美学也越来越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流。卡尔维诺总结了“轻”的三种含义，即减轻语言的分量；高度抽象的描写；象征性的轻的视觉形象。在一篇讨论卡尔维诺“轻”文学的论文里，有一段话对后现代主义文学进行了很精准的概括：
“后现代主义的最大特点在于以语言为中心，关注语言的游戏和实验，热衷于开发语言的符号和代码功能，他们的意图不是表现世界，而是用语言来制造一个新的世界。”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截然相反：他的意图从来都是表现世界，语言只是表达形式而已，绝不会喧宾夺主。这也是陀氏被一些注重“语言游戏”的作家和读者诟病为“文笔粗糙”的原因。比如纳博科夫就看不上陀氏，说他没有品味，总是喜欢在作品里来来回回地探讨些空洞的深刻思想，而缺少艺术性。其实看看纳博科夫的文学风格，就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和陀氏八字不合。纳博科夫一生致力于对小说语言、风格和结构的创新，是“艺术形式大于内容”的忠实信徒，而陀氏是典型的“文以载道”的坚定践行者，在他的作品中思想性永远是第一位，语言和结构的艺术性是为思想的传达服务的，必要时为了思想更直接、更高效、更精确地传达出来，牺牲艺术性是在所不惜的。
其次，比起“轻”逐渐成为当代文学的主流， 陀氏的文学是绝对的“重中之重”，这份重量摧枯拉朽，可以直接将人拉沉到最深层的地狱中去，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作家说陀氏是身处地狱中写作的人。 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编纂《西方正典》时，在俄罗斯作家中只保守地选择了列夫托尔斯泰，因为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有一种邪气”。列夫托尔斯泰在听闻陀氏去世后写给友人的信件中也曾说，“他无疑是伟大的……但无法将他树立为青年人的榜样”。因为陀氏是直面地狱的人。他将人性中最阴暗、恐怖、卑贱、羞耻的一面用一种近乎绝情的方式剖开来给人看，他的描写拒绝一切的暧昧，绝无任何掖藏。都说陀氏的心理分析和描写是所有作家中最鞭辟入里的，一针见血深入骨髓，读起来异常地酣畅淋漓。由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戏剧性极强，高潮迭起，几乎没有低潮，大段大段慷慨激昂步步紧逼的人物对话和一波三折，随时在两个极端无缝切换的心理活动（指陀氏自述的两个深渊：一个在人们头顶上，是高尚的理想的深渊；一个在人们脚底下，是极为卑鄙丑恶的罪恶的深渊）， 层层递进的拷问和思考，几乎每一句话都一针见血，都能将人的思维网络激活，瞬间发散到无数延伸的思考节点上，让读者的大脑一直处于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下。譬如我在读“宗教大法官”和“魔鬼-伊凡费多洛维奇的梦魇”这两章时一度经历了颅内高潮。但过度亢奋的代价必然是疲劳至极，这也是很多读者一致的感受，那就是陀氏的作品往往会把读者逼至绝境（阅读体验意义上的绝境）。我自己也是读读歇歇，读的时候禁不住疯狂做笔记，划线的句子更是数不胜数，三四章之后便停一停，给自己一段思考消化的时间，中途看看其他作家的东西休息一下，也当做是一种阅读铺垫，然后接着读。陀氏的作品最初读起来确实会带给人一种“生理上”的不适，如同波涛汹涌的海啸，一波接一波灭顶之灾的力量袭来，不停歇，不给人喘息的机会，让人倍感压抑，甚至心生恐惧，这也是一部分读者中途弃读的原因。
但陀氏的作品从来不是给身感幸福的人看的。只有那些感到自己身处地狱，日日夜夜被荒谬和无解的思想和拷问追杀，直至如困兽般走投无路，在经历了人生种种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后，在生命进入倒数计时，在死亡如影随形，精神在无望的绝壁上已一脚悬空，只有那个时候，阅读陀氏的作品才有了非凡的意义。真正热爱陀氏作品的人是一群极度渴望救赎的人。从这个角度讲，陀氏的作品犹如临终关怀。周国平曾说过一句，人在面临死亡时往往会走向宗教，那么陀氏的作品就如同精神上濒临死亡的人所必然走向的宗教。陀氏在地狱里赌上自己身为作家的全部骄傲与荣誉——那强大的精神意志力、莫大的勇气与忍耐力趟出的这条血路，这条绝大多数人类所期待的从地狱走向人间，甚至也许有一丝微弱到近乎不存在的希冀走向天堂的路，后辈也将带着莫大的敬意和感激之情走完。诚如黑塞所说：
“我们之必须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在我们遭受痛苦不幸，而我们承受痛苦的能力又趋于极限之时，只是在我们感到整个生活有如一个火烧火燎、疼痛难忍的伤口之时，只是在我们充满绝望、经历无可慰藉的死亡之时。当我们孤独苦闷，麻木不仁地面对生活时，当我们不再能理解生活那疯狂而美丽的残酷，并对生活一无所求时，我们就会敞开心扉去聆听这位惊世骇俗、才华横溢的诗人的音乐。这样，我们就不再是旁观者，不再是欣赏者和评判者，而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有受苦爱难者共命运的兄弟，我们承受他们的苦难，并与他们一道着魔般地、骎骎乎投身于生活的旋涡，投身于死亡的永恒碾盘。只有当我们体验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令人恐惧的常常像地狱般的世界的奇妙意义，我们才能听到他的音乐和飘荡在音乐中的安慰和爱。”
坦白讲，这本书我看了几个月的时间，而且只读了一遍，所以有很多细节和精彩的地方也只是走马观花的略读，我认为，对于这样一部世界级的经典名作来说，需要耐心的多读几次才能品味到其中滋味。
如果说这部作品放在如今这个年代，那他写作的风格很难取得年轻人的喜欢。整部作品由大量对话、念白、心理描写来推动剧情，书中既有惊心动魄的剧情，也塑造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截然不同的人物特性，并借此展现了当时那个年代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法律法规等等。
简单概述一下剧情，老卡拉马佐夫是个贪婪并好色的人，他抢占了妻子留给儿子的财产，并和大儿子德米特里因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在一个夜晚德米特里怀疑自己的女人和父亲约会了，就闯入家园，将父亲打伤，然而当他仓皇逃离后，躲在暗处的私生子斯乜尔加科夫却将老卡拉马佐夫打死，而无人看见的案发现场导致大儿子德米特里接受了一场震惊整个国家的审判。
大儿子德米特里在我看来是个“真小人”，因为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缺点，他贪财，好色，疯癫，但他的行为也是代表着最原始的欲望，他疯狂的爱着那个女人，但同时他也经常陷入自己和自己的矛盾。
二儿子伊凡是个无神论者，他在寻找一条脱离于宗教爱别人的办法，但最终因为没有找到爱的对象而陷入矛盾之中，他的悲剧在于他找到了路，却没有找到表达的人，而二儿子和小儿子的对比也代表着陀氏自己对宗教的思考。
小儿子阿廖沙是书中最完美的一个角色，他仿佛“天使”一般，自带着悲天悯人的气质，他深受基督教和长老的影响，养成了慈悲的气质，在纯洁的孩子们面前，阿廖沙像天使降临人间一般，而他在伊柳沙葬礼上的演讲也是本书我最喜欢的一个片段。
我觉得这本书对我而言特殊的地方在于，我在读的时候有很多地方是没读懂的，不仅因为书中人物名字翻译过来特别拗口，还因为对话推进剧情这种写作方式也让我不是很适应，但神奇的地方在于，当整本书读过之后我对大致的剧情有了了解，再反过来回忆书中一幕幕剧情，反而比初读时更清晰了，下面讲讲整本书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
陀氏通过二儿子伊凡和小儿子阿廖沙就那个八岁的小女孩的遭遇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善与恶到底是如何存在的，上帝是否真的存在，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么怎么会放任一个八岁的小女孩被残忍的撕碎，明明陀氏自己也是基督信徒，但却一次次向自己的信仰发起冲击，这种觉醒让我震撼，他在思考中质疑信仰的真实性，书中的伊凡就代表了陀氏自己的意志，而活在矛盾中的伊凡最后疯癫甚至死去可能也代表着陀氏自己也没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书中的大儿子德米特里是个让人又气又笑的角色，虽然他身上有着种种恶劣的品性，但他是个充满激情的人，而且他从始至终，一直到审判庭上他爱的也只有一个人，他因为这个女人陷入无尽的痛苦和纠结之中，陀氏笔下的几个人都是这样充满激情甚至被激情奴役的形象。所谓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实际上是一群怀有澎湃的情感，看似疯狂的疯癫的，也只不过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
我能体会到书中蕴藏的感情有多强烈，书中的人物被巨大的激情裹挟，不是通向了巨大的幸福，就是走向了毁灭，他们做到了我们不敢做的行为，正因为如此，你会被他们的故事吸引。
刚读完《卡拉马佐夫兄弟》，脑海里不断浮现出一位穿着修长衣服、面容和善、微笑着的年轻人的背影，还有一群孩子，他们手拉着手，蹦蹦跳跳，用响亮的嗓音喊着“乌拉，卡拉马佐夫”。我的心怦怦的跳动着，久久难以平静，各种想法萦绕在心头，关于信仰，关于救赎，关于善与恶，关于人性，关于饶恕，关于裁决……这些将需要我花很长时间去慢慢思考消化，也许最终能想出些什么，也许就这样一直模糊着。
当初选择看这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着作，是因为曾经看《爱因斯坦全传》时，里面提到说爱因斯坦称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我看过的小说中最好的一本”。很好奇是怎样的一部作品能让这位物理学家给出这么高的评价。遂去图书馆借来读，花了四个晚上一个白天读完了这部作品。读完后，很庆幸自己读了这部作品。 读这部作品时，我的精神时刻处于紧张状态，需要时不时停下来思考一下。这是一个卡拉马佐夫家庭的悲剧故事，暴躁好色的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粗野暴躁的大儿子德米特里，否定上帝存在、沉默的二儿子伊凡，虔诚和善的小儿子阿辽沙。整部作品的情节随着这个家庭的各种冲突以及大儿子被控弑父的案件展开，紧凑联系。说实话，一直到最后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亲口承认是他杀死了费多尔，我都还在猜测这个凶手到底是谁。
这部作品对人物的描写实在是很，尤其是心理活动的描写，入木三分。人物大多同时有着“跨越两个深渊”的天性，温情和暴力，癫狂和理智，怀疑和虔诚，作者却能把这样复杂多变的心理描写的细致入微，丝毫没有混乱的感觉。这些人物的形象现在都深深的刻画在了我的脑海里。
对于这个弑父案的主角德米特里，我刚刚在思考一个问题，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坏人吗？他性格暴躁、粗野，荒淫；为了格鲁申卡，他表现出了近乎疯狂的“卡拉马佐夫式不顾一切”；他与父亲正面激烈冲突，最后惹上了弑父的嫌疑。他的这一系列行为的确很荒诞无理。但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在认为自己杀了老仆人后的“最后一夜”的一系列行为。他疯狂的奔向格鲁申卡，表达他的爱，表现的像个孩子。在那一刻，我突然有点喜欢这个人物了，为他的不顾一切，为他的诚实坦率，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善良的.吧。
再这部作品中总是给人带来光明的阿辽沙，因为这个人物的存在，使冲突、压抑中总还有些安慰和希望。他也曾经迷茫，怀疑过，但在仰望繁星，感受阳光时，他重新找回了对人世间的爱。在他“热烈亲吻大地”时，我突然也感觉生活如此美好，感激自然赐予我们的一切，那一刻，我也如他般明朗。在经历了那么多事后，他还是保持着那颗善良、诚实的心。
还有那位凶手斯麦尔佳科夫，对于他为什么宣称“您（伊凡）才是这个案子的唯一元凶，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从犯”，我有一些想法。斯麦尔佳科夫才开始对伊凡是怀着敬意的，认为宣称没有信仰、否定一切事物的伊凡有自己的思想，和他所谓的是一样的。原本斯麦尔佳科夫是孤单的一个人，现在，他觉得自己找到了和自己有同样想法的人，找到了同盟。他认为他和伊凡能进行思想上的交流，总认为伊凡“全都知道”，这就使他认为伊凡在与他谈话时理解了他的意思，是教唆他杀费多尔。这是一个极度孤单、沉浸在自己世界的人的悲哀。但对于他最终的选择，我还是有点疑惑，他最后的精神应该是清醒的，也没有表现出内心
的极度矛盾，为什么会选择自杀呢？是害怕接受审判？发觉伊凡不全都知道感觉失去同盟的绝望？为难知道真相的伊凡？
这部作品很多地方都讲到了宗教，讲到了上帝，也时不时的在怀疑上帝的存在与否。我不是教徒，所以我也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我接受其他人心中的上帝的存在，因为我觉得那是一种信仰，无关乎宗教。信仰是什么？我认为是自己认为正确的一种信念准则，是心灵深处自我反省的一片无人打扰的净土，指导着我们的思想、行动。人总该信仰点什么，如果没有信仰，怎么有力量不断前进？关于人性，我认为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坏，就算是罪大恶极的人，心中也会存着一点善意，比如费多尔对自己的儿子阿辽沙的爱。关于裁决，应该由谁来裁决？宗教？法律？但这些不都是人制定出来的吗？还是自我裁决，如德米特里一般，“我为我整个的一生惩罚我自己，我惩罚我整个的一生”？我同样疑惑。
这部作品中还有很多看似寻常的句子却往往蕴含深意，如“不要对自己撒谎”，“爱生活本身甚于爱它的意义”，这些都需要我慢慢咀嚼回味，我还会再读第二遍，第三遍的。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由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入手探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出路的杰作。作者自称，这部作品在头脑中孕育达30年之久，其中伊凡的自白“宗教大法官”一章，甚至“在自己的心里几乎酝酿了一生”，可见作者用心之苦，写作态度之谨严。的确，这部作品的分量是沉重的，就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论，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哪一部外国文学名著如此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灵。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思想型的作家，他要探讨的是俄罗斯的文化重建以及人类和谐的生活秩序的建立问题。他所看重的宗教性质的“我在故我爱”，也许不无虚幻性与抽象性，所流露的对暴力革命的否定态度亦不无偏颇，但若像许多学者因此而断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敌视俄国革命，甚至将其斥之为“反动”，怕也失之简单粗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暴力革命也许是必要的，但却不见得是人类社会变革惟一可取的方式，革命的目的更不是为了加剧人间的仇恨。事实上，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对于人类的社会发展而言，对爱的呼唤，对他人与社会承担责任的呼唤，都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正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展示的，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可怕。令人不安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多世纪之前冥思苦索的问题，仍在困惑着当今的人类。以我国目前的现实来看，经济发展与法律建设固然是重要的，但正如佐西马长老当年所意识到的，仅此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全部问题的，我们同时还要重视的正是“我在故我爱”这样一种人生哲学的建立。
与那些重在叙事的传统作品相比，《卡拉马佐夫兄弟》不是一部轻松易读的小说，需要沉下心来，通过那些意蕴丰富的文字，体悟人性的奥妙，与人物、与作家进行心灵与心灵的交流。作品中，虽然因其凶杀的悬念与破案的曲折，不乏引人人胜的故事结构，但作家显然不是重在传统式的讲述故事，而是从拯救人性的伟大使命出发，重在以精微犀利的笔触，通过人物灵魂的拷问，破译人性的密码，呼唤人间之爱，探索人生的出路。读着这样一部作品，会令人愈加感到我们的当代文学中精神内涵的贫乏与苍白，而这也许正是我们缺乏真正惊心动魄的优秀之作的重要原因。而事实上，与陀氏生活的时代相比，面对物欲纷繁的现实，我们是多么地更加需要这样一种精神的沉思与探索。
119 《 卡拉马佐夫兄弟 》读书笔记 干货分享：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是 陀思妥耶夫斯基 ，豆瓣上 9184 人读过，评分 9.7 。 本书是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作之一。小说通过一桩真实的弑父案，描写老卡拉马佐夫同三个儿子及一个私生子，两代人之间的尖锐冲突。老卡拉马佐夫贪婪好色，独占妻子留给儿子们的遗产，并与长子德米特里为一个风流女子争风吃醋。一天黑夜，德米特里疑心自己的情人去跟老头儿幽会，便闯入家园，一怒之下，差点儿把老头砸死。他仓皇逃离后，躲在暗中装病的私生子斯乜尔加科夫悄悄杀死了老头，造成了一桩震惊全俄的扑朔迷离的血案，从而引发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事件。作品展示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家庭、道德和人性的悲剧主题，体现了作家一生的最高艺术成就。 要想概括《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大致内容并非是件难事，可如果要把内容所映射的社会问题分析清楚，就非常不容易了。我打算先简单介绍人物情况，再从人物谈话内容的意义、情节设置的含义、故事性及艺术性四个方面纵深剖析《卡拉马佐夫兄弟》所表现的意义。 人物特征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哲学性比故事性更有鲜明，书中出场的人物并非简简单单的无名小卒，而是各自代表了深刻的含义。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五个主要人物可以分别用简称代指，比如老头代表老卡拉马佐夫，老大代表长子米嘉，老二代表次子伊万，老三代表小儿子阿廖纯，私生子斯乜尔加科夫就以私生子为简称。 个性鲜明的卡拉马佐夫一家，老卡拉马佐夫狡猾又诡计多端，他代表了混沌、生存和野性，这三个性质毫无道德可言，老头自然不顾任何道德底线；大儿子米嘉心思单纯，热诚冲动，代表了人的肉体；老二伊万深沉内敛，野心勃勃，代表的是精神；老三阿廖纯洁真诚，富有信仰，待人和善，代表的是精神；还有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城府极深又虚伪的斯乜尔加科夫，他则代表了人性中最深沉的东西——不满和欲望。这五个人是书中的一级角色，重要性最强烈，代表性最深刻，围绕着这五个人的又有二级角色和三级角色。从老卡拉马佐夫和他的儿子们开始： 费多尔·巴弗洛维奇·卡拉马佐夫（Fyodor Pavlovich Karamazov） 老卡拉马佐夫是个寄生虫，同时也是个只顾享乐的老流氓。他贪财好色、不负责任，毫无道德廉耻可言，以两次婚姻经历为手段占据财富，再以投机的方式经营财富。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高尚的目的，有的只是对七情六欲的满足。老卡拉马佐夫的生存方式是“寄生虫式”的，刚开始的一切目的都服务于自己的生存需要，在满足生存条件后开始展开对私欲的满足。 因此，老卡拉马佐夫是没有高尚和道德可言的，在他的意识中，不论是老婆还是孩子，都和外人无异。不论是亲生儿子还是私生子，既不关心也不在乎。“寄生虫式”的生存模式意味着毁灭的结局——要么和环境同归于尽，要么遭到环境的绞杀。后者正是他的解决。 老卡拉马佐夫所生的四个孩子，在“寄生虫式”的家庭氛围中各自走出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这象征着由混沌向秩序变化时出现的四种衍生载体，分别是肉体，理性，精神，矛盾。 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Dmitri Fyodorovich Karamazov）（米嘉） 作为老卡拉马佐夫的长子，米嘉是混沌走向秩序时“肉体”的载体。 和老卡拉马佐夫一样的是：米嘉喜欢感官体验，比如使用暴力，发生冲突，沉迷美色，享受快感等等。但和他不一样的是：米嘉想法简单，乐于助人，内心真诚，慷慨大方。在老卡拉马佐夫的算计中，米嘉失去了财产的继承权，捉襟见肘的经济条件不足以再维持他声色犬马的日子时，他们二人却又喜欢上了相同的女人：格露莘卡，导致本就毫无感情基础的父子关系变得更为剑拔弩张。 肉体对感官的依赖和冲动在米嘉的身上表现的非常深刻，米嘉甚至多次扬言要杀掉卑鄙的老卡拉马佐夫，夺回本就属于自己的财产和女人，想不到老卡拉马佐夫被别人杀了，作为被赋予“肉体”意义的他却要为此承担罪孽，象征着不论发生了什么，永远是人的身体来支付代价。 伊万·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Ivan Fyodorovich Karamazov） 作为老卡拉马佐夫的次子，伊万是混沌走向秩序时“理性”的载体。 伊万是三个孩子中唯一和老卡拉马佐夫住在一起的人，他是理性主义者，他存在于老卡拉马佐夫身边，象征着这个无耻的老头并没有失去理性——老卡拉马佐夫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需要什么，以及如何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看似疯疯癫癫和危机时弱小无助的样子，其实都是装的。 即便是极其理性的伊万，他同样极度厌恶和仇视老卡拉马佐夫。伊万所代表的理性，是不择手段的理性，是极端的理性。对于不理性的事情，他嘴上不说不代表他可以接受，相反，不采取手段只是他在等待合适的机会而已。伊万的形象比老大米嘉、老三阿辽沙塑造的更深刻，他也常被认为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最“黑暗”的一个，也有评论家说伊万更像是这部小说的主角。 书中伊万有很多精彩绝伦的长篇论述，从无神论主义者的角度来看，他讲述了自己在对待痛苦的感受是“我并非不接受上帝的存在，只是我谢绝了他的拯救。”他用被害人是不是要宽恕凶手所犯下罪行的例子阐述了宗教存在泯灭人性，不顾及受害者真实痛苦的一面。从俄国贫穷落后的社会制度中，他意识到政府的软弱无力和置若罔闻，于是无神论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在他的世界观中融合成了极端现实主义。最终在书中，他教唆了代表着不满和欲望的斯乜尔加科夫杀了父亲。 伊万是整部小说中最深沉的部分，他是人性中灵魂的底色，是沉默、怀疑、反抗、斗争的代表。小说有了伊万，故事才得以推动；人性有了伊万，世界才不断发展。书中最精彩的部分都有伊万的身影，他也在和阿辽沙的对话中描述侵略者虐杀儿童、统治阶级放狗咬死农奴的孩子的各种暴行，并对凡是遭遇如此对待还依然宽恕凶手、与凶手拥抱的母亲加以谴责。如此有力的论据，哪怕宅心仁厚的阿辽沙回答这个问题——该不该枪毙凶手时，都脱口而出：“枪毙！” 理性设置的世界框架中，理性是不可逆的，即便是精神信仰也无法背离理性的意思。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Alexei Fyodorovich Karamazov）（阿辽沙、阿辽什卡） 作为老卡拉马佐夫最小的儿子，阿辽沙是混沌走向秩序时“精神”的载体。 阿辽沙是个天使一般的存在，在他面前，丑陋不堪的事情都会自行惭愧。他心思细腻，内心聪慧，对世事万物都能包容并给予希望。围绕着阿辽沙的故事有三个，从佐西玛长老临终时要他回到尘世接受历练开始，阿辽沙就进入了主线故事——老卡拉马佐夫家的谋杀案，然后是与之交集不多却同样意义重大的两个支线故事——他和莉兹的情感故事，以及和小学童伊柳沙的故事。 在主线故事中，阿辽沙作为见证卡拉马佐夫家凶杀案的传话人和目击者，在支线故事中，阿辽沙作为支线故事走向的核心参与者。不论作为传话人还只是参与者，阿辽沙都在经历佐西玛长老留给他的历练。 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斯乜尔加科夫（Pavel Fyodorovich Smerdyakov） 作为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斯乜尔加科夫是混沌走向秩序时“矛盾”的载体。 斯乜尔加科夫的存在本身就是悲剧，他是老卡拉马佐夫强暴拾荒女后剩下的孩子，并被仆人格里果利老夫妇收养长大，以厨子的身份待在卡拉马佐夫家里。他集合了毫无名分的出生，先天性癫痫，没有父母的童年，被人唾弃的存在等诸多悲剧因素。偏偏他又是个心中有理想，渴望新生的有想法的人。 在卡拉马佐夫家中，斯乜尔加科夫表面听从老卡拉马佐夫和米嘉的话，替他们守着暗号，看似唯唯诺诺，实际上和谁都不亲近。但是他又对伊万有着特殊的钦佩，和伊万一样是个无神论者。他虽然是个私生子、下人，却又希望过上有名分、尊贵的生活；他虽然看起来病恹恹的，却能毫不手软地击杀老卡拉马佐夫；他孤独阴郁、心事重重，却又弹得一手吉他，唱的了情歌；斯乜尔加科夫是个极其矛盾的人，是理性的对立面，又是理性衍生出的新一面——“矛盾”。在理性的唆使下，矛盾杀死了混沌，却让肉体承担了罪孽。 阿格拉菲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斯维特洛娃（Agrafena Alexandrovna Svetlova）（格鲁莘卡、格露莎） 格露莘卡是米嘉最心爱的女人，也是个悲剧人物，年轻时被波兰军官抛弃，又被一个残暴的吝啬鬼包养。结束被包养的生活后还是对波兰军官念念不忘，于是过起了放荡的生活。她勾引了老卡拉马佐夫和米嘉，导致父子相残。最终她意识到了米嘉对她的爱，守在了被审判的米嘉身边。 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维尔霍夫策娃（Katerina Ivanovna Verkhovtseva）（卡嘉） 卡嘉是米嘉的未婚妻，也与伊万相互爱慕。卡嘉是盲目的牺牲主义者，她为了感谢米嘉出手偿还她父亲债务的行为，放下高傲和自尊乞求嫁给米嘉；她为了考验米嘉会不会为了格鲁莘卡这个荡妇而抛弃她们二人的感情时，主动拿钱给米嘉；她为了救被审判的米嘉，愿意前后策划，并出面作证米嘉帮助她父亲的行为；却在伊万在法庭上坦白时，为了帮助伊万洗脱罪名出卖米嘉，指责米嘉就是杀父凶手。卡嘉是多面的，是聪慧的又是愚昧的，是利他的又是利己的，她不断的为别人而改变立场，导致了最终的悲剧结局。 佐西马长老（Zosima, the elder） 佐西马长老阿辽沙的导师，也是书中唯一闪烁着信仰和希望之光的人。在书中他救死扶伤、预知未来、充满爱和慈祥，预告米嘉将承受牢狱之灾，反驳伊万的无神论，鼓励阿辽沙进入尘世历练。在故事的前六卷中，在世的佐西马长老代表了宗教信仰中最光辉、人性的一面，自第七卷起佐西马离世，故事进入阴霾，信仰坍塌下的旧社会各种光怪陆离的丑事纷纷抖露出来。人开始摒弃道德和人性，在罪孽中迷失。 伊柳沙（Ilyusha） 伊柳沙是当地的小学童，围绕着小学童以及几个孩子之间展开的支线故事，从伊柳沙的爸爸——穷困潦倒的退伍上尉斯涅吉辽夫，被老卡拉马佐夫差遣去恐吓背有债务的米嘉，却反遭米嘉侮辱开始，伊柳沙目睹了这整个过程，并产生心病。此后这个退伍上尉的一家便阴霾不断，而伊柳沙也因病魔缠身直至死亡，故事在伊柳沙的葬礼上走进尾声，使得原本略显黑暗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在末处闪耀了希望和人性的光辉。伊柳沙的故事同样诠释了小说的核心主题——即使一个微小的举动都会影响别人的命运，或者说我们“都对别人负有责任”。
一般来说，以格里高尔的心理世界为切入点不是太好写。应为卡夫卡写变形记的初衷是讽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黑暗。我这里有一段资料供参考，是当时的时代背景：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黑暗的现实，痛苦的生活，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信心，一方面寻求出路，锐意改革，一方面又陷于孤独、颓废、绝望之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思想敏锐的艺术家认为世界是混乱的、荒诞的，他们著书立说，批判资本主义的人际关系，批判摧残人性的社会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现代主义文学应运而生。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冷酷，人对社会的绝望。艺术上强调使用极度夸张以至怪诞离奇的表现手法，描绘扭曲的人性，表现人的本能和无意识的主观感受，开掘个人的直觉、本能、无意识、梦幻、变态心理以至半疯狂、疯狂的言行、心理。现代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探索人的心灵，为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新的艺术手法。相信你一定看过这篇文章，格里高尔的家人态度在不断地转变，作者描写这种人情反差，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对人的异化，致使亲情淡薄，人性扭曲。《变形记》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卡夫卡创作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体验和理解。有人认为《变形记》的主题是：表现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人失去自我就处于绝境。也有人认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无利于人，自行死亡；一家人重新工作，走向新生活；存在就是合理，生活规律是无情的。所以我认为，这篇论文议论的应该就是这么几个方面，所以，站在客观角度，以第三人称的口吻来写这篇论文比较好，谢谢！这是变形记在百度的网址，可以去看一下！谢谢！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家,卡夫卡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卡夫卡引以为“知音”。 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中国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2]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星一句话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本质。 卡夫卡的生活虽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创作却是可以借鉴的。的确,卡夫卡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 1999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其中莫言、余华、皮皮均选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说。皮皮说,那些好的小说“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3](P1) “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3](P1)在这些好小说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皮皮在大学里写的学士论文就有关卡夫卡的,因此她对卡夫卡曾有过一番研究。她在读《在流放地》时,“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3](P12) 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4](P5) 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 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① 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 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在影响莫言的10部小说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莫言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当具有独特的腔调。这种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7](P2)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7](P7)莫言感觉到了卡夫卡的独特腔调,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借鉴和表现。 宗璞开始阅读卡夫卡的时间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她原本是为了批判卡夫卡才阅读卡夫卡的,但是,她却发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她大吃一惊。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何谓创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学从你笔下开始。而其荒唐变幻,又是绝对的真实。在文革中,许多人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吗?”。[8]她的小说《我是谁?》写“文革”期间人变成蛇的异化情态,“孟文起和韦弥同样的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一处假山石。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9](P38)这种写法,显然是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但是,在宗璞的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又直露地发出了我终究是人的愿望,这又使得她与卡夫卡区别开来了。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一种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而在宗璞那里,异化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宗璞那里,变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在卡夫卡那里,叙述是冷静和客观的,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宗璞那里则是夹叙夹议,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愤激越,最后作者甚至直接站出来说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9](P61)这样直露的议论,已经不大像是写小说了。宗璞说过,她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外观手法”,另一类则为“内观手法”,后者“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有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10]可见,宗璞的这种“内观手法”显然来源于卡夫卡,但是,宗璞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荒诞变形,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已蜕变为“蛇”,然而,最终仍然是人性占了上风。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简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说。小说中主人公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他便像蜗牛一样的爬行。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一有机会她就直接地表露出来。 蒋子丹的情形与宗璞有点相似。1983年她在读过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后,便想试着写一种荒诞小说,这种小说“所有的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11]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她的短篇小说《黑颜色》、《蓝颜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说《圈》。当时很多读者都看不懂这些小说,但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她说,“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目标。”[11] 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并研究过卡夫卡。他曾对鲁迅与卡夫卡进行过比较分析,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12]“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12]卡夫卡的这种荒谬感、言说的困难,以及对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和瓦解,对格非的创作恐怕不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通过鲁迅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 在格非的小说《边缘》中有一段描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小说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楼的医生,“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13](P169)小说里写到这位医生一次给一位重伤员施手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位伤员在痛苦地颤抖、痉挛。他一面不紧不慢地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说的叙述者“我”大谈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楼用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弹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弹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等到女人的身体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终会支持不住的。” 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 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 …… “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仲月楼说。[13](170) 伤员死了,仲月楼看去毫不动情。一个客观、冷漠、简单的“说”字,令我们对仲月楼的情感状态一无所知。 二、通向灵魂的城堡 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有评论者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喷薄而出、纷至沓来的梦魇般的意象,与卡夫卡那现实主义般地精确刻画荒诞事物的风格仍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创作的那些更为节制、纯熟、理性的小说中,我们隐约地感到,残雪与卡夫卡达成了更深的默契。”[14]1999年残雪推出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让人们吃了一惊。残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声音一直令许多读者望而兴叹,她笔下的那个冷峻、变态和噩梦的世界也一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国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里却发现了卡夫卡,并引以为知音。于是,奇迹便发生了,一个20世纪末的中国女作家与一个20世纪初的奥地利男作家在灵魂深处相遇、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砰然心动的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和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存在主义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而残雪却几乎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悬置一旁,直截了当地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理解。在残雪看来,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全部创作不过是对作者本人内心灵魂不断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 这样一来,残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质的东西。的确,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我写作,所以我存在。”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将写作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视写作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16]只有写作才能证明卡夫卡的存在。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残雪对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颇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是这种写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17](P11) 这段话与卡夫卡如出一辙,而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残雪并没有拒绝丈夫、儿子和家庭。残雪的孤独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运得多。 对于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残雪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她的解读。残雪认为,《诉讼》描述了一个灵魂挣扎、奋斗和彻悟的过程。“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15](P85)那么,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K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15](P192)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15](P38) 至于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了“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地洞》则表现了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的双重恐惧…… 看来,残雪完全是以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来解读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使得读者在惊讶残雪的敏锐、机智和个性外,也渐渐地开始怀疑,残雪在这里究竟是在解读卡夫卡,还是在构筑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实就等于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读小说,还是在创作小说?我认为,无论残雪的初衷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有了残雪的解读,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出生犹太商人家庭，曾三次订婚，又三次主动解除婚约，始终没有自己的家庭。他一直从事小职员的工作，对工作感到十分痛苦，但又不得不去；业余时间，他勤奋地写作，几乎隔绝社会上的交往。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赢得世人惊服。他逝世前最后的遗言是，要求把自己的全部东西烧掉。幸运的是，没有人这样做，更幸运的是，人们终于渐渐发现，卡夫卡是20世纪绝无仅有的写作天才。他与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等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变形记》是其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是《审判》、《城堡》和《美国》。
建议你读这两本资料，中文资料有限，还是直接读英文的好：1)Franz Kafka's The MetamorphosisBook by Harold Bloom; Chelsea House, 1988.2)REHEARSALS OF DISCOMPOSUREAlien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in Modern Literature: Franz Kafka Ignazio Silone, D. H. Lawrence T. S. Eliot，by Nathan A. Scott Jr. ，KING'S CROWN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52
关于马拉松长跑你了解多少
马拉松比赛是竞技性很强的比赛项目，对身体素质的要求也非常高。关于马拉松长跑你了解多少呢?下面不妨跟我来了解下吧。
一、经常跑步也可能心脏病猝死
很多心脏专家都强调，即使很多经常跑步的人，也不代表就肯定能远离心脏病。美国的一项统计显示，每年该国有32.5万人遭遇心脏病发作，其中40%的直接造成猝死，而多数心脏病发事前都毫无征兆。
美国心脏学家指出：“运动不是救世主，但风险很低，因此总体而言还是利大于弊。”经常运动就像“长线投资股市”，你希望你的股票价值可以提高，但你偶尔也会遭遇熊市。
即使在48小时内通过了压力测试，身体完全健康且胆固醇较低的选手也会存在运动猝死的风险。
二、长距离跑步损害心脏
你是否为你能跑很长、很远的距离而自豪?你是不是觉得这是光荣的挑战?然而，最近的科学研究却有不同的结果。
《应用生理学》期刊的一篇论文指出，通过研究跑过100次以上马拉松比赛的健康老运动员，他们发现半数以上的选手心脏肌肉都存在一定程度疤痕。而通过实验室的小白鼠，科学家们证实了长期有氧运动可能损害心脏。
心脏原本健康的老鼠，经过在实验室中进行类似人类马拉松运动量的锻炼后，大部分老鼠的心脏都留下大量疤痕，就跟人类长跑选手的心脏情况类似。因此，部分科学家认为，长跑会让人类的心脏处于危险的状态中。
据博士介绍，科学家现在认为，最佳的健康养生方法应该是类似人类祖先狩猎活动的运动，即多种短时间高强度运动的组合，而非马拉松等单纯的长跑。
这种新的运动模式简称高强度训练，被比喻为“狩猎式健身”，即像古人打猎一样，需要经历攻击猎物、与猎物搏斗、将猎物搬回家等高强度活动。
正确的健身运动计划应该具有挑战性，但又不能过量，而且，其间必须有充裕的时间让身体康复。因为运动量太少，则无法让身体受益;运动量过大，则跟马拉松一样可能伤害运动者的心脏。
数据研究结果证明，短时间的.高强度锻炼，即使每周只做几分钟，对健康和体能的好处也不逊色于几个小时的长跑等传统运动。
三、高强度训练无需装备
高强度训练只要每周做3分钟，连续4个星期内即可有明显收效。而且，这种锻炼无需去健身房，甚至不需要装备。
最简单的锻炼方法，就是间隔地进行跑步和步行，这种锻炼无论在室内或室外，不管是马路或者跑步机、健身单车都可进行，这种锻炼方法也是健身界最受推崇的方式，即间歇式训练。
博士提供的最理想化高强度锻炼指引包括五大要点。
1.经常进行多样化锻炼，例如举重、有氧运动和拉伸等。
2.高强度的训练日子中间需间隔低运动量的日子。
3.每周进行一两次间歇式训练。
4.每周至少两次练举重。
5.锻炼后安排充足时间休息。
了解自己的身体合理强度
如果从绝对科学的角度考虑，人们不仅平时要有良好的锻炼运动习惯，而且在比赛前一定要做全面的体检，确保身体没有隐患。
进行长跑训练，要注意循序渐进，遵循由弱到强，由慢到快的原则，逐步提高长跑的距离和速度。而且，跑前要做好饮水、穿衣等准备工作;跑中注意动作正确，避免伤害身体;跑完后还需放松，而且不宜马上大量喝水。
不少人认为长跑是一种“挑战”，因此跑步途中即使遇到不适也经常硬扛，这是不科学的做法。如果是身体疲劳、脚软等状况，用意志克服没有问题，但若是心脏等身体器官不适，应马上停止运动，必要时求救求医。
马拉松是田径运动中距离长、消耗大、负担重的一个项目。有的人，比赛前后称体重，可能相差五六斤，甚至10斤以上。因此，对人的健康素质要求很高。
结语：在冬季，有些城市也会举行马拉松长跑比赛，在我们选择参加运动时，我们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是否可以进行比赛。上文上大家介绍了一些长跑注意事项及其它的运动常识，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进行冬季锻炼。
我之前有看一个博主他是这样说的：理想情况下是公平的。因为跑马拉松都有两个成绩，一个是枪声成绩，计算的是响枪时刻到过终点线时刻的时长，这个成绩和你的站位前后是有关系的；另一个时计时成绩，计算的是过起点线时刻到过终点线时刻的时长，这个成绩和你的站位前后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每个选手身上都有一个计时芯片，这个芯片有些是绑在鞋上的，有些是在号码布上。当计时芯片通过记时点的时候，会统计当时的时间点。计时成绩就是通过计算起终点的时间差所得。对于咱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只考虑计时成绩就可以了，这个成绩和何时通过起跑线并没有关系。
好几万人的大型马拉松比赛，应该如何在几十米宽的赛道确保选手起跑有序进行，而不拥挤。惯常的做法是根据过往成绩，将参与者分为专业、精英、大众等多个等级，分组起跑。另外，为了减轻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防止踩踏等恶性事件的发生，工作人员在每一方阵前组成人墙，随着工作人员组成的方阵边界前移，后面的参赛者走到前一方阵的场地。这样就可以有效控制每次起跑的人数。2019年1月，法国物理学家Nicolas Bain和Denis Bartolo 在 Science 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深入研究了马拉松起跑区的人群移动规律，提出了用流体来模拟人群运动的新方法。Bain和Bartolo 通过收集近年的大型马拉松赛事数据，选取马拉松的出发区域作为观察窗口，观察了4个不同赛事，将近15万名参赛者的移动。他们发现工作人员通过控制自己的速度，影响了整个方阵的速度和密度。而这种影响是以波的形式在人群中传播的，从方阵的开头传到方阵的结尾。这项研究中将群体看作连续的流体，试图用流体力学模型来预测群体运动。研究者把人群看作连续介质，忽略任何个体层面的行为或交互;用人群的局部密度和速度，表示人群的宏观运动，来研究人群是如何响应人墙的移动。研究者还测量了方阵的人群密度，发现所有方阵的平均密度惊人地相似，在不同种族之间也几乎没有变化。前方的边界运动会向整个方阵传播，影响整体的密度和速度。
综述其好处有以下七个方面。 一、跑步是一种全身运动，它能使全身的肌肉有节律的收缩和松弛，使肌肉纤 维增多，蛋白质含量增高。肌肉发达是健美的标志之一。 二、骨骼是身体的支架，人体活动的杠杆。处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坚持跑 步能改善血液循环，增加骨细胞营养物质的供应，提高骨细胞的生长能力，从 而促进了骨的正常发育。老年人，新陈代谢减弱，肌肉逐渐萎缩，骨骼出现退 行性改变，骨与关节疾病也越来越多。坚持跑步能加强新陈代谢，延迟骨骼的 退行性改变，预防老年性骨与关节病的发生，从而使您延缓衰老。 三、心脏是全身血液供应的总枢纽，生命的动力。长期坚持跑步，会使您心肌 强壮有力，蛋白和肌红蛋白量增加。在x线透视下可以清楚地看到运动员的心脏 比一般人大，外形丰满，搏动有力。一般人心脏容血量为765—785毫升，而坚 持锻练的人容血量可达1015—1027毫升，心跳可比正常人减慢10—20次/分，这 样心脏的工作就减轻了负担。另一方面，跑步能增强心脏的耐受力，大家知道， 一般人当心跳超过100次/分时，就会感到头昏、心慌、气喘；而长期跑步的人， 可忍受到150次/分。 四、人的生命活动一刻也离不开氧，吸入新鲜氧气，呼出二氧化碳。衡量呼吸 机能健康的重要标志是肺活量和最大通气量。跑步，能使呼吸肌发达，肺活量 增加1—2升，有训练的运动员最大吸氧量可比常人提高33—60％。 五、跑步可以使胃肠蠕动力增强，消化液分泌增多，提高了消化和吸收能力， 从而增加了食欲，补充了营养，强壮了体质。 六、跑步对妇女来说，有助于调节月经，减少妇科疾病。美国妇产科医生香戈 介德对1979年纽约马拉松长跑394名女运动员的月经周期进行了调查，发现26％ 的月经失调的妇女恢复了正常周期，17％的闭经妇女恢复了月经。这是因为跑 步增加了新陈代谢，促进了消化吸收，调节了神经系统功能，改善了内分泌功能。 七、跑步能磨炼人的意志和毅力，增强韧性和耐心，提高灵敏度，促进对环境 的适应能力。长期坚持运动的人，在完成定量工作时有三大特点：一是行动快； 二是潜力大，能发挥最大的机能潜力去完成任务；三是恢复快，疲劳消除快亦 彻底，能迅速恢复到平静水平。 附 生命在于运动 人们的生活普遍好了,身体却越来越多毛病，有一点就是对身体锻炼的忽视的原因。要使身体锻炼的效果更好，就要遵循科学锻炼身体的原则和要求。进行锻炼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要全面锻炼 全面锻炼身体是使身体均衡发展和提高健康水平的基础，如果只单纯凭兴趣，觉得什么项目好玩就练什么，是不能收到全面效果的。体育教学的内容包括走、跑、跳、投、攀爬、悬垂、支撑以及技巧、支撑跳跃和球类、游戏等许多项目，安排这么丰富的锻炼内容，目的就是使身体得到全面的锻炼。 要经常锻炼 体育锻炼的效果还取决于是否经常的参加活动。根据“用进废退”的原理，不经常锻炼，运动技能就会消退，身体机能就会下降，因而不能保证健康水平。 要循序渐进 进行体育锻炼或者学习体育的技术，要从易到难，逐步提高。锻炼过程中，运动负荷要从小到大，使身体逐渐适应。 要注意安全 运动前要充分做好准备活动，运动后要做整理活动。要根据运动项目的特点，考虑周围环境（包括场地器材）的不安全因素，防止伤害事故的发生。 体育保健，自我身体检查方法： 1．睡眠：经常运动的人，会很快人睡，睡得熟，很少做梦，起床后精神饱满。如出现失眠、屡醒、多梦、起床后精神不好等现象，如无其他病因，就应检查锻炼的方法和运动负荷是否合适。 2．食欲：经常运动的人食欲良好。有时因运动负荷过大或大量出汗，过多失去水分和盐会使食欲减退。最好在运动后半小时左右进食，使身体恢复到安静状态，就会有良好的食欲。 3．体重：锻炼初期，由于新陈代谢加强，体内脂肪和水分消耗较多，体重可能减轻一些。过一段时期以后，由于肌肉质量和体积的变化，体重就会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体重应逐渐增加，一般正常情况下，每次锻炼后，体重或多或少都有所减轻，经过休息即可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大家可以通过测定运动前后的体重并加以比较，以观察运动对身体的影响。追问： 在帮我找点。要围绕这个主题的。别跑题了 谢谢 字数要够3000 回答： 这个不好吗,我觉得还不错啊. 追问： 字数不够把？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家,卡夫卡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卡夫卡引以为“知音”。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中国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2]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星一句话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本质。卡夫卡的生活虽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创作却是可以借鉴的。的确,卡夫卡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1999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其中莫言、余华、皮皮均选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说。皮皮说,那些好的小说“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3](P1)“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3](P1)在这些好小说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皮皮在大学里写的学士论文就有关卡夫卡的,因此她对卡夫卡曾有过一番研究。她在读《在流放地》时,“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3](P12)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4](P5)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①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在影响莫言的10部小说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莫言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当具有独特的腔调。这种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7](P2)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7](P7)莫言感觉到了卡夫卡的独特腔调,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借鉴和表现。宗璞开始阅读卡夫卡的时间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她原本是为了批判卡夫卡才阅读卡夫卡的,但是,她却发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她大吃一惊。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何谓创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学从你笔下开始。而其荒唐变幻,又是绝对的真实。在文革中,许多人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吗?”。[8]她的小说《我是谁?》写“文革”期间人变成蛇的异化情态,“孟文起和韦弥同样的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一处假山石。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9](P38)这种写法,显然是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但是,在宗璞的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又直露地发出了我终究是人的愿望,这又使得她与卡夫卡区别开来了。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一种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而在宗璞那里,异化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宗璞那里,变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在卡夫卡那里,叙述是冷静和客观的,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宗璞那里则是夹叙夹议,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愤激越,最后作者甚至直接站出来说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9](P61)这样直露的议论,已经不大像是写小说了。宗璞说过,她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外观手法”,另一类则为“内观手法”,后者“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有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10]可见,宗璞的这种“内观手法”显然来源于卡夫卡,但是,宗璞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荒诞变形,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已蜕变为“蛇”,然而,最终仍然是人性占了上风。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简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说。小说中主人公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他便像蜗牛一样的爬行。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一有机会她就直接地表露出来。蒋子丹的情形与宗璞有点相似。1983年她在读过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后,便想试着写一种荒诞小说,这种小说“所有的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11]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她的短篇小说《黑颜色》、《蓝颜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说《圈》。当时很多读者都看不懂这些小说,但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她说,“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目标。”[11]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并研究过卡夫卡。他曾对鲁迅与卡夫卡进行过比较分析,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12]“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12]卡夫卡的这种荒谬感、言说的困难,以及对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和瓦解,对格非的创作恐怕不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通过鲁迅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在格非的小说《边缘》中有一段描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小说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楼的医生,“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13](P169)小说里写到这位医生一次给一位重伤员施手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位伤员在痛苦地颤抖、痉挛。他一面不紧不慢地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说的叙述者“我”大谈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楼用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弹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弹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等到女人的身体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终会支持不住的。”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仲月楼说。[13](170)伤员死了,仲月楼看去毫不动情。一个客观、冷漠、简单的“说”字,令我们对仲月楼的情感状态一无所知。二、通向灵魂的城堡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有评论者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喷薄而出、纷至沓来的梦魇般的意象,与卡夫卡那现实主义般地精确刻画荒诞事物的风格仍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创作的那些更为节制、纯熟、理性的小说中,我们隐约地感到,残雪与卡夫卡达成了更深的默契。”[14]1999年残雪推出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让人们吃了一惊。残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声音一直令许多读者望而兴叹,她笔下的那个冷峻、变态和噩梦的世界也一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国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里却发现了卡夫卡,并引以为知音。于是,奇迹便发生了,一个20世纪末的中国女作家与一个20世纪初的奥地利男作家在灵魂深处相遇、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砰然心动的事。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和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存在主义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而残雪却几乎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悬置一旁,直截了当地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理解。在残雪看来,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全部创作不过是对作者本人内心灵魂不断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这样一来,残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质的东西。的确,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我写作,所以我存在。”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将写作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视写作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16]只有写作才能证明卡夫卡的存在。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残雪对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颇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是这种写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17](P11)这段话与卡夫卡如出一辙,而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残雪并没有拒绝丈夫、儿子和家庭。残雪的孤独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运得多。对于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残雪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她的解读。残雪认为,《诉讼》描述了一个灵魂挣扎、奋斗和彻悟的过程。“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15](P85)那么,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K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15](P192)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15](P38)至于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了“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地洞》则表现了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的双重恐惧……看来,残雪完全是以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来解读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使得读者在惊讶残雪的敏锐、机智和个性外,也渐渐地开始怀疑,残雪在这里究竟是在解读卡夫卡,还是在构筑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实就等于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读小说,还是在创作小说?我认为,无论残雪的初衷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有了残雪的解读,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你要的是这个吗？外国文学论文论题1．重读《美狄亚》2．重释列那狐形象3．重评希斯克厉夫（《呼啸山庄》）4．对《日瓦戈医生》的再认识5．解读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无命运的人生》6．解读君特•格拉斯的《剥洋葱》7．解读君特•格拉斯的《比目鱼》8．解读君特•格拉斯的《母鼠》9．解读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10．解读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11．解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象征内涵12．解读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13．解读亨利希•伯尔的《莱妮和他们》14．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形象15．简论契诃夫笔下的女性世界16．屠格涅夫笔下的农民形象17．狄更斯小说中的儿童形象18．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父亲形象19．君特·格拉斯小说中的诗歌21．J.D.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的形象分析22．探析《钦差大臣》的狂欢化23．从《小癞子》看流浪汉小说结构模式24．论《断头台》的复调性（艾特玛托夫）25．分析杜拉斯的《情人》的叙事技巧26．如何理解困扰当代西方的“荒诞”观？27．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人的异化问题28．从悲剧《禁闭》看萨特的哲学思想29．论萨特的《局外人》的现代意识30．奈保尔的“殖民地文学”反映了被殖民者怎样复杂的思想？31．论卡夫卡对现代派文学创作的贡献。32．《钢琴教师》中主人公埃里卡的自残说明了什么？33．解读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的现实意义。34．谈谈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哲学启示。35．论君特•格拉斯小说的忏悔情结36．关于勒·克莱齐奥①勒·克莱齐奥与中国②勒·克莱齐奥创作中的乌托邦情结③勒·克莱齐奥创作的文化解读④勒·克莱齐奥作品的叙事艺术38．布克奖、俄语布克奖39．果戈理与中国（果戈理诞辰一百周年）40.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心理结构看潜意识的作用41.中世纪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42.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形象比较研究。43.试论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44.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宗教问题研究。45.卡夫卡小说中的异化主题46.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形象47.论《俄狄浦斯王》的冲突艺术美48.《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形象49.《傲慢与偏见》的戏剧叙述50.《呼啸山庄》的叙述技巧与结构艺术51.劳伦斯小说艺术的现代倾向52.从《愤怒的葡萄》看斯坦倍克与基督教文化53.论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孤独意识54.茨威格小说人物精神世界探幽55.卡夫卡及其作品中的荒诞意识56.论福克纳短篇小说的乡土情结57.萨特存在主义“境遇剧”与自由58.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神话模式 60.沉默与爆发的魅力——试论苔丝悲剧中的性格因素61.从海丝特的悲剧看《红字》对清教思想的批判62.中西文学中的人文精神63.探析“雷雨”的审美内涵--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与曹禺《雷雨》之比较64.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比较研究65.东西方戏剧“弃妇”形象比较研究66.西方文学与宗教神话原型67.中国近代戏剧形式与外来文化68.中国的武侠小说与西方骑士文学比较研究69.《雷雨》与《娜拉》比较研究70.《雷雨》中的宗教文化色彩71.繁漪和伯莎比较研究72安娜和娜拉比较研究73.由简•爱、娜拉和安娜的命运看女性意识的觉醒74《鲁滨逊漂流记》的基督教色彩75.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76.中西长篇小说的结构差异比较研究77.梁启超文学创作中的外来文化因素78.黄遵宪诗文创作中的外来影响79.徐志摩诗歌中的英国形象80.朱生豪译品中的英国形象81.英国浪漫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82.屠格涅夫和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自然人文景观比较研究83.林黛玉与简爱形象比较84.复仇母题研究---《哈姆雷特》、《基督山伯爵》、《呼啸山庄》、《赵氏孤儿》等相关作品比较研究85.陈白露与茶花女悲剧比较86.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心理描写比较87.拜伦的《该隐》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比较88.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安娜与繁漪比较研究89.安娜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比较研究90.阿Q与堂吉诃德比较研究91.郝思嘉与王熙凤比较研究92.《俄狄浦斯王》与《雷雨》艺术魅力比较93.郁达夫的“零余人”与西方文学的“多余人”比较94.中西爱情诗比较研究95.中西文学中的“负心汉”形象比较96.中西“风尘女子”形象比较97.屠格涅夫对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影响98.中西文学中的“异化”母题比较研究 99.中西文学中的“死亡结局”对比研究100.余华的《活着》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老人形象比较研究101.屠格涅夫对中国文学作家的影响102.尼采对鲁迅文学创作的影响103.中西十四行诗比较研究104.“恋母情结”母题在中西文学作品中的对比研究
建议你读这两本资料，中文资料有限，还是直接读英文的好：1)Franz Kafka's The MetamorphosisBook by Harold Bloom; Chelsea House, 1988.2)REHEARSALS OF DISCOMPOSUREAlien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in Modern Literature: Franz Kafka Ignazio Silone, D. H. Lawrence T. S. Eliot，by Nathan A. Scott Jr. ，KING'S CROWN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52
一般来说，以格里高尔的心理世界为切入点不是太好写。应为卡夫卡写变形记的初衷是讽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黑暗。我这里有一段资料供参考，是当时的时代背景：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黑暗的现实，痛苦的生活，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信心，一方面寻求出路，锐意改革，一方面又陷于孤独、颓废、绝望之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思想敏锐的艺术家认为世界是混乱的、荒诞的，他们著书立说，批判资本主义的人际关系，批判摧残人性的社会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现代主义文学应运而生。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冷酷，人对社会的绝望。艺术上强调使用极度夸张以至怪诞离奇的表现手法，描绘扭曲的人性，表现人的本能和无意识的主观感受，开掘个人的直觉、本能、无意识、梦幻、变态心理以至半疯狂、疯狂的言行、心理。现代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探索人的心灵，为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新的艺术手法。相信你一定看过这篇文章，格里高尔的家人态度在不断地转变，作者描写这种人情反差，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对人的异化，致使亲情淡薄，人性扭曲。《变形记》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卡夫卡创作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体验和理解。有人认为《变形记》的主题是：表现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人失去自我就处于绝境。也有人认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无利于人，自行死亡；一家人重新工作，走向新生活；存在就是合理，生活规律是无情的。所以我认为，这篇论文议论的应该就是这么几个方面，所以，站在客观角度，以第三人称的口吻来写这篇论文比较好，谢谢！这是变形记在百度的网址，可以去看一下！谢谢！
一、清宫藏传佛教建筑遗迹研究主编《清宫藏传佛教文物》图录，发表《故宫雨花阁探源》、《故宫六品佛楼梵华楼考——清代宫廷佛堂典型模式》、《中正殿与清宫藏传佛教》、《明成化对音写经浅探》等论文，论证了藏传佛教在明清宫廷中的深刻影响。二、金铜佛像研究主编《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金铜佛（上）》、《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藏传佛教造像》，发表《故宫藏传金铜佛像类型分析》、《藏传金铜佛像传统分类例证——故宫藏传佛像题记解读》等论文，对故宫的藏传金铜佛像作了产地的分区与分期断代研究，并对藏传金铜佛像的古代传统分类方法作了解读。 三、唐卡研究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藏传佛教唐卡》，发表《梵华楼护法神唐卡辨析》等论文，全面分析了故宫唐卡的来源、类别、艺术风格特点、图象学特征，总结了清宫唐卡作品的典型性，揭示了18世纪西藏唐卡艺术在内地传播发展的历史面貌。四、藏传佛教文物鉴定熟悉我国藏传佛教文物的总体情况，在文物鉴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996年作为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参加了西北地区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的一级品文物鉴定，负责佛教类文物鉴定。先后多次到西藏考察鉴定文物，了解西藏文物收藏情况。2002年受国家文物局委派与朱家溍、史树青先生一起为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文物鉴定、定级。2003年受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委派赴香港澳门，鉴定追索被盗卖的承德文物，为挽回国家重大文物损失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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