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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移民问题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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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移民问题研究论文

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两汉的少年吏、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汉代婚丧礼俗、汉代“客田”、汉代丝路贸易、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这本论文集子收入关于秦汉社会史研究的论文23篇,资料充实,逻辑严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书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中的一本。近年来秦汉史研究动向概览 宋尚文 秦汉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重要课题。其重要之点在于:它既承上且又启下,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在制度与文化上都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并对后世有着极重大的影响。所以,秦汉史的研究在这方面便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仅据个人所见,述其研究动向的几点可资注意的地方。 1.考古资料的发现,推动了秦汉史的研究。静安先生早就提出了"两重证据法",史学界也颇注意文献与考古的结合。七八十年代的考古似乎更垂青秦汉史研究者。杨家湾汉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尹湾汉墓简牍、汉景帝阳陵、秦始皇帝陵、徐州狮子山汉墓及徐州兵马俑、西安西郊相家巷的秦汉封泥、广州西汉南越王御苑遗址等的发掘清理和资料的公布,大大地丰富了秦汉史的研究内容。它们对秦汉史的研究价值,不只是资料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视野的开拓和思路的启迪。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各擅其长,均有丰硕成果。 2.秦汉制度研究,这不是新课题,但是,近年来,主要是近一二年来,在这方面又有了新的开拓,取得新的进展。1997年、1998年,台湾学者廖伯源先生向学术界贡献了《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还有其他一些著作和论文,对汉代皇宫的宿卫警备、监军制度、将军制度、爵邑制度、乡里制度等,做了进一步更细的探索。 3.地域史更展现出其优势。地域史的研究,在国外行之久矣,在我国史学界受到重视且提到议程上来时间并不是很长。虽然说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地域史历来是史学的重要一支。在这方面,1996'年由周天游先生主编的《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一书,虽不是秦汉地域史的论集,但其中也有相关的论文,如《汉代三辅研究》等。1996年、1999年在广州、昆明召开的两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年会,则明确地将秦汉时段的广州、昆明作为讨论的重要议题。导向所至,学术界对这两处地方的历史做了认真的探索,取得了不小成果。而在此期间,张荣芳先生的《南越国史》问世,则体现了地域史研究的新成果。 1998年,《陕西通史》出版,而周天游等所撰等的秦汉部分,也是秦汉史在区域文化中的展示。此前不久的1996年出版的《陕西古代简史》,同样有秦汉的篇章。还有王学理先生的《咸阳帝都记》。 4.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中国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对经济史历来是关注的,这也是一个传统。对秦汉经济的研究,过去多在论文中表现,也有不少卓见和扛鼎之作。而1999年8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则是多年来关于秦汉经济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正如该书的主编林甘泉先生所说的:"对原来研究成果比较多的领域,不但要尽可能吸收已有的成果,而且要力争有所突破,有所进展;对一些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要着重多下些功夫;对秦汉封建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及其自然和社会环境,要尝试作新的探讨。"从该书的效果看,主编.的这个目标是基本达到了。经济方面的单项专史,近二三年的则有《秦国粮食经济研究》(蔡万进)、《秦农业历史研究》(樊志民)、《秦汉钱币研究》等。 5.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从历史研究而伸向文化研究在中国大约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研究的是历史的思想模式、情感摸式和行为模式。这一研究形成热潮以后,在秦汉史研究中也往往被冠以"文化"二字。秦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及《丛书》总编委员会所编的《秦文化论丛》、《秦俑秦文化丛书》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的具有一定影响的一套丛书和一册年刊。它是90年代初开始登台,且延续至今,出版了不少的专著和发表了不少论文。近二三年的专著则有《秦始皇帝评传》、《秦帝国史》、《秦文字通假集释》、《秦俑学》等。论文则有若干从文化角度探索秦始皇帝陵出土文物及遗址的文章,如《秦俑二号坑与新闻热的透视》等。西北大学编辑出版的《西北大学史学丛刊》(主编周伟洲、王欣)出版了《周秦汉唐研究》,黄留珠主编的《周秦汉唐文明》均属此类。后者虽然在《绪论》中想界定"文明"与"文化",但全书还是文化的论述,其中也包括秦汉文化。《绪论》中也说到"对于文明与文化特别过细的区分,恐怕将永远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对此也只能以模糊法来处理了。"所以,书中的秦汉文明,也应看作是对秦汉的各种文化形态的论述。熊铁基先生在继《汉唐文化史》后,于1998年出版了《秦汉文化志》。它是《中国文化通志》中的一部。书中论述了与文化有关的制度和政策,对文化方面的学术、思想、文学、风俗等,,均作了系统的论述。这部著作看来是从文化的视野上观察秦汉社会的,因此它避免了以文化为名而写秦汉史之实的偏颇,应是秦汉文化史的力作。它的成功的地方在于,将秦汉史与秦汉文化严格区别了开来,反映了作者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认知。 6.秦汉史专著徘徊不前。关于秦汉史的断代著作,80年代出了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秦国发展史》、《秦史》、《秦汉史》,翦伯赞先生的《秦汉史》,田昌五、安作璋先生的《秦汉史》及《剑桥中国秦汉史》后,最近二三年中,即1996年秦汉史年会后,似乎尚无有分量的新的秦汉史出版。 7.对秦汉文化整合的研究。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特殊的时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很明显地是一个里程碑。所谓"汉承秦制"、"百代都行秦政制"都说明中国历史至秦以后汉承秦制的大变化。近年中,张文立先生提出了《秦对传统文化整合)的意见,探索了战国以后的文化趋势和秦的整合历程,其完成则在汉武帝时期。张铭洽先生则在《谈汉初的文化整合》中,认为汉初实行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各家学说相互吸收,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实现了中华文化的整合与统一。汉初文化整合的特点,一是自始至终贯穿了大一统的观念,二是自始至终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并存,因而经广泛深入的文化整合,才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文化,并以共同的文化心理为纽带,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最强保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李淑萍《儒学在秦的兴衰》,刘筱亿的《简论秦朝的思想潮流)等,都是从某一角度来探索秦汉文化思想整合历程的。 8.农民起义被重新注目。关于农民起义的问题,前些年被冷落了一段,近年又有学者旧话重提,不过虽是旧话,却有新的视角。胡一华、毕英春先生研究了秦末农民起义后认为,单靠农民的反抗斗争,是难以推翻一个封建专制政权的,必须凭借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够推翻某一个封建王朝。杨兆荣先生则认为,汉代董仲舒说的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是托古讽今,不足为信。而战国时的东方六国,实际已有土地私有。秦"使黔首自实田",剥夺了原六国已经普遍发展起来的小土地所有权,加速了地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造成农民大起义。这些都从新的视角来提出问题。 9.文献的整理。历史文献虽经前人整理,但并非十全,加之秦汉简牍的出土,对旧文献的证伪工作和整理工作更加艰巨。台湾学者吴福助、陈文豪对云梦秦简的整理和考证,对陈直《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的校释,李解民先生对《史记》倒文的研究,体现了现代学者对旧文献的校释成果。虽然,现在来看,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要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并作细致的工作。 时序进入2000年以后,相信秦汉史研究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一 学科理论研究有新意 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载《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一文,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 二 历史时期河流海岸研究新见迭出 本年度长江中游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那么发生洪灾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呢?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指出:这场洪水向我们敲响了环境失衡的警钟,认为历史上人与水争地、与林争地,将大量荒山湖荡开辟为万顷良田,是以牺牲环境平衡为代价的;因此他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蓝勇也在《光明日报》撰文(见1998年9月25日《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一文)探讨长江水灾的根源,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不仅影响了上游的生态环境,还加重了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上游含沙量急增,促使中游河道日渐淤升,形成悬河,同时上游涵养水源功能削弱,使上游洪水无所阻碍,洪峰增大,造成中游堤防危急。文章特别强调:“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最大限度地加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指出:“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上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关于长江的研究,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已通过专家鉴定,不久将公开出版。 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800余年,这是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著名观点。《地理学报》第5期上有赵淑贞、任伯平《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一文,对这一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能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对历史上森林、草原恢复的能力也不能估计过高,认为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本年度松花江、嫩江流域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而关于松花江源头的说法,历史上至少有南源(第二松花江)说、北源(嫩江)说和南北二源并存说,这极不利于全流域防洪体系的完善和协调。谢永刚《关于松花江河源问题及其主流认定过程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松花江各河段名称的演变和对源头认定的变迁,指出隋唐及其以前嫩江与松花江干流同名难水、难河,江源认定为北源;辽、金时才转为南源说,并一直承续下来;但无论从河流长度、流域面积还是年径流量来说,嫩江应是松花江正源。松花江长度为2309公里,应为我国第三大河。 一般认为,黄浦江水系的吴淞江下游及入海口在明代有过一次人为的摆动。傅林祥《吴淞江下游演变新解》(《学术月刊》第8期)一文全面考察了这一演变过程,认为这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并不存在明初的人工改道,明代数次治江只是确认了这个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已。�上海地区和莱州湾历史海岸变迁研究本年度有显著进展。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历史地理》第14辑)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传统认为是唐代海岸线的下沙沙带海岸,他认为不迟于东晋初年时业已形成;下沙捍海塘的位置也不在南汇下沙镇,而是今浦东里护塘故址;里护塘始筑年代也并非传统认为的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而是北宋皇佑年间吴及所筑,对旧捍海塘位置与年代的争鸣也作了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作了重新概括。王守春《公元初年渤海湾和莱州湾的大海侵》(《地理学报》第5期)根据西汉时期在莱州湾沿岸滨海地带设置的诸县在东汉时被废弃、东汉时渤海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诸郡国的县均人口居全国之首、以及《水经注》中记载的有关事实,揭示和论证了西汉末年不仅在渤海湾,同时也在莱州湾发生的一次大海侵,认为此次海侵持续时间至少在一个半世纪以上,海侵影响范围有可能达到4米等高线甚至更高。 三 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继续受到重视 人类只有一个家园,如何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话题。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以先秦、西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产生这种意识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认为古代人民的环境意识是很强的,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很多地方环境还十分脆弱。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载《地理学报》第2期),运用考古学、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了河西走廊民勤西沙窝、古居延、古阳关等十片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了它们的分布特点和形态结构特点,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最晚的延及明代中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王建革《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第1期)通过分析人、马、地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明代华北平原农业系统内部生态关系的变化。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第2期)认为自清朝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的趋势是干旱程度逐渐加强,水土流失、植被减少趋势明显。今天对历史上环境恶化过程的研究,并不是一味责备古人,而是了解环境恶化的内在原因,根据今天科技水平去改造和保护我们的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四 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仍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强项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运用政治地理学的一般原则,对从秦到清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统县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发现秦时两者相符,汉代脱节,隋唐契合,宋代渐离,元朝完全背离,明清渐合,经历了循环往复,并且详细探讨了形成这一过程的原因,认为“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按照西方科学发展模式,应先有政治地理,而后才有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但是中国现代地理学中的政治地理分支很薄弱,所以作者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在理论上是超前的。周振鹤著《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一书则代表了目前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1997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从历代政区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衡量设立重庆直辖市合理与否,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王元林《重庆直辖市建置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从自然条件、政区溯源、川东盆西经济差异、巴蜀文化差异四点因素论证了它的合理性。靳润成《从城镇分割到城市自治》(《天津师大学报》第4期)从考察城市型政区逐渐形成的过程入手,认为本世纪初以来城市型政区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必然产物,是城市得到健康、完善发展的标志,依此规律来衡量我国现行城镇管理体制最突出的缺点是城市型政区的地域化;而重庆设立直辖市后包括八万多平方公里面积,三千多万人口中三分之二是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城市型政区地域化,因此他写道:“重庆号称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直辖市,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一个省”,认为“单纯采用提高城市行政地位、扩大行政辖区的办法,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 以往研究政区都注重县级及其以上的政区,傅林祥《清代的次县级政权与辖区》(刊《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则选择清代介于县与乡之间的巡检司和分防县丞厅这些次县级政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们的辖区、分布、职能和作用,认为总体上呈东部南部地区密、西部北部地区疏的状态。次县级政区研究是个薄弱环节,今后学术界应加强研究。 历代疆域的研究方面,朱玲玲《夏代的疆域》(《史学月刊》第4期)用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古籍记载中的夏代疆域和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及其分布,证明两者分布地域正相吻合,从而加深了对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态的认识。钮仲勋《元代“四海测验”中“南海”观测站地理位置考辨》(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逐一检讨了广州说、林邑说、黄岩岛说和西沙群岛说立论的史料依据,认为前二说不值一驳;黄岩岛位置与史书记载比较接近,但据C14测定该岛年龄为470±95年,也就是说700多年前黄岩岛尚未露出水面,因而郭守敬不可能到该岛测量,所以作者认为西沙群岛说较其它诸说为可取。 历代疆域研究中认为“越古越好”、“越大越有利”的观点,本年度有所抬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上有《西藏载入中国版图始见于〈夏书·禹贡〉》一文,主要根据樊绰、康熙帝、刘逢禄三人文辞这三条晚出的、非原始性的所谓“证据”,把“危”字硬等同于“卫”字,认为《禹贡》中的三危是指三个人口较为密集的中心地区,因而将三危比定为卫、藏、康三地,并以此为出发点推定《禹贡》梁州的黑水为今西藏的那曲(在藏语里“那”是黑、“曲”是河的意思),从而认为早在四千年之前西藏地方已载入中国版图。的确,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古”到什么时候? 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并非越古越好,更不能违背历史常理将“古”无限地往上延伸。事实上,该文置一系列《禹贡》研究成果于不顾,不要说对学术界关于《禹贡》成书年代的不同说法一无所知,就连对顾颉刚的《禹贡》撰成于战国时期这一著名观点也不了解,而只是说:“《禹贡》所书之事在大禹之时,迄今已逾4000余年”!可见作者对《禹贡》的认识还停留在七十多年前禹贡学会创办之前的水平上。 五 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进展显著 陈可畏《楚汉战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中国史研究》第2期)否定了垓下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的传统说法,指出在今河南鹿邑县东之说也不能成立,认为垓下是一个地区名称而非聚落名,提出垓下在陈县北部即今河南淮阳县的新观点。 辛德勇《巨鹿之战地理新解》(《历史地理》第14辑)重新审视了有关秦末巨鹿之战的一些地理问题,对几个关键性军事地点的方位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如将项羽北上救赵所经过的“安阳”推定在巨野泽以东、无盐的南侧或西南侧(传统认为即今河南安阳市),项羽北渡黄河的地点应是平原津(而非传统认为的白马津),把章邯驻军的棘原拟定在东临黄河、北近洹水同时也在漳河之南的位置(传统认为在今河北巨鹿县城南七里),认为《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污水”可能为“洹水”之讹等等,从而对整个战役进程进行了重新解释。 李万生《河南之地与三国之争——以侯景叛东魏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第3期),详细分析了公元547年侯景叛东魏所引起的东魏、西魏、梁共同争夺河南的军事形势及结果,探讨了东魏最终保有河南的三点原因,即梁军缺乏战斗力、西魏和梁没有形成军事同盟、东魏的经济政治军事状况都较好。 胡阿祥《东晋南朝地方州镇略说》(《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逐一论述了这一时期荆、扬、雍、江、豫、郢、梁、益等州镇的军事实力及其政治地位,认为这不仅是理解东晋南朝内部斗争的一个关键,也是影响这些朝代疆域变迁的重要因素。 关于战国齐、魏马陵之战战场的今地,向有元城(今河北大名)、鄄城(今山东莘县大张乡)二说,近年又有山东郯城马陵山的新说。徐鸿修等《马陵战址“新说”商榷》(《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在没有更强的证据足以推翻传统说法以前,马陵战址还是以定在莘县大张乡为好,并且严正指出:“山东郯城县马陵之战研究课题组在坚持和发展《沂州志》误说时所表现的主观片面性和任意添改古书等不正之风,在近年的学术讨论中是罕见的!” 六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向纵深发展 古代文化地理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近年来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年度的成果显示出这一领域有向断代和区域纵深发展的趋势。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 蓝勇所著《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篇幅多达90万字,共分十三章,以西南地区四川(当时含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种与民族、汉族移民与文化嬗变、教育、学术、信仰、丧葬、艺文、饮食、服饰、民居、交通等各种文化要求的地理分布及其动态变迁状况,最后一章划分了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综合文化区,并且深入探讨了政区沿革、方言、风俗、地理环境、居民气质性格特征与综合文化区划的关系,堪称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专著;此前,学术界对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考古、教育、学术、信仰、艺术、方言等文化因素上,且对这些因素在历史时期的空间变化上着力并不多;而对大文化因素中的人种、饮食、服饰、居室、交通等空间变化研究就更是十分薄弱了,本书便有意识在这些方面下了更多一些功夫”(作者后记)。 关于唐代宦官的来源地,传统认为是岭南、闽地。杜文玉《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详细统计了迄今有籍贯可考的唐代宦官籍贯分布状况,认为北方籍宦官远比南方籍要多(比例分别为81%和19%),而仅关内一道宦官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52%),传统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过,南方籍的上层宦官在总数中的比例较北方籍为高,加上朝中专权的宦官多系南方籍,因而凭直觉很容易形成宦官中以闽、岭人居多的错误印象。 七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势头良好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领域中的热门,以往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马正林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编著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主要概述了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城市类型、城墙、形状、规模、平面布局、水源、园林、规划等具体内容,并且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对象和任务,“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熟”(陈桥驿序)。 这一领域的专题论文也颇有深度。韩光辉《〈徐霞客游记〉桂林城市复原研究》(《历史地理》第14辑)揭示了明代桂林城作为省会、府治、县治三位一体行政中心的复合城市的平面布局、建筑设施及其职能与内外交通等问题。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国古代都城户口规模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国史研究》第4期)是作者多年从事历史城市与人口地理研究的经验总结,他认为:在中国古代都城市政建置或相当于这种建制的机构出现之后,都城城市户口即由都城自身的行政机构及其所属社会治安机构管理与统计,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属于附郭之京县;探讨古代都城户口规模及其演变,必须从研究各朝代都城户口的户籍制度及其户籍构成入手;研究古代都城行政管理体制和居民管理系统成为探索各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重要方法,而完备的社会治安组织同样为探索有关时期都城户口规模提供了重要资料;结合政治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都城户口规模演变过程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验证不同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可信程度。杜瑜《闽粤间对外窗口》(《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着重论述了明清时期漳州、厦门、潮州、汕头、南澳岛港口发展的地理条件,分析了这些港口城市的经济腹地、海外走私贸易及其发展的局限性,认为客观条件限制了它们,使它们难以发展成象广州、泉州那样的对外贸易门户,只能是地方港、中转港,仅仅起到对外窗口的对作用。 八 历史地理典籍与学术史研究成果丰硕 本年度这方面专著有李勇先著《舆地纪胜研究》,深入研究了作者王象之的家世与生平,《舆地纪胜》的成书与流传、在编纂方法上的特点、在校勘与辑佚上的价值、与《方舆胜览》的关系等,并对今本《舆地纪胜》作了辑补(共辑佚文900条)。 本年度这方面有近20篇专题论文,主要集中在对《山海经》、《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徐霞客游记》、正史《地理志》的研究上。朱玲玲《从郭璞〈山海经图赞〉说山海经图的性质》(《中国史研究》第3期)把263首郭璞《山海经图赞》的赞文分为八类,详细分析了每类所赞之图的性质,结果认为均非地图,而是一些动植物神怪之类的绘画,从而否定了《山海经图》系指地图的说法。姜福武《盛弘之〈荆州记〉校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5合期)校出曹元忠、陈毅、王谟三种辑本20条24处错讹。王守春《〈水经注〉中〈注〉否〈经〉之考释》(《历史地理》第14辑)对30处注文否定经文情况作了详细的考释。华林甫《论〈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地理研究》第2期)对《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作了重新评价。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全面分析了《元和郡县志》中的四至八到,发现其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是用来绘制地图的,认为整套数据是现在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其绘图方法是极坐标投影法。孙继民《敦煌所出伯希和文书4648号的写作年代及其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的资料价值》(《历史地理》第14辑),缜密地考证出该文书写成于后唐长兴三年三月至十一月之间。李孝聪《〈宋史·河渠志〉考证札记》(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对该志的刊误、史实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对宋代黄河变迁的历史地理进行了探索。胡阿祥《〈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记述与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对本论题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吴必虎《徐霞客的生命路径及其区域景观多样性背景》(《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运用时间地理学中的生命路径(lifepath)理论研究了徐霞客旅程的时空背景,颇有新意。 在这一领域,徐规《〈宋史·地理志〉补正》(《历史地理》第14辑)、冯永谦《〈辽史·地理志〉考补》(《北方文物》第3期)二文堪称传世佳作。前者积数十年治宋史之功,补《宋志》之缺漏、正《宋志》之讹误,共得107处(内6处系谭其骧先已指出、实得101处),诚为不刊之论;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据《宋志》绘出成都府路的“江原”系“江源”之误。后者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多年来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补充了《辽志》失载的中京道10州1军、南京道1军、西京道3州1军,以及隶属关系不详的20州、4军名称、政区沿革及其治所状况。 学术界对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MatteoRip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注意不多,李孝聪《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台湾《东吴历史学报》第4期)一文根据作者在意大利拿波里的调查,介绍了马国贤制印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经过、目前收藏在意大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两种铜版印本与马国贤在拿波里创办中国学院有关的中文地图,以及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进而指出:是马国贤把欧洲人用硝酸腐蚀铜版法印制地图的技术介绍给中国人,印制出铜版中国全图,并带回欧洲,才孕育出欧洲人新刻制的、更加准确的东方地图。 关于学术史研究,周汝英《中国古代地理方位标志法探索》(《史学月刊》第3期)将古代标志法区分为五行、八卦两种体系。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从与欧洲地图相比较的角度出发,归纳总结了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十大特征,即:以天圆地方为基础,计里画方的应用,详于画水而略于画山,地图上表示绘图者的思想概念,方向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地图定位,行政区划变迁地图为历史地图的主流,地图绘制是政府行为而非私人企业,地图上有许多文学注记,手稿地图占极重要的地位,用高度象形图画式符号表示山和建筑物。 综上所述,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与现实紧密结合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同时也应当指出,学风问题应当引起各个方面的普遍重视。

那个时候的民族关系还比较恶劣,我们中原民族和北方的蛮夷民族,还有南方的蛮夷民族是敌对关系,我们之间经常相互打仗,不过,中原民族肯定是要比他们强大的,我们主要是以武力争斗为主要政策

1、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 2、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3、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4、中国体统文化意识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5、关于资本主义萌牙的研究。6、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原因与性质的研究。7、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特点与水平的研究。8、关于个体小农经济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9、历史时期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成因。10、关于重农抑商政策的研究。11、战国秦汉时期的经济区域。12、商品经济与战国秦汉社会变迁。13、秦、汉重农抑商政策比较研究。14、西汉经济政策述评。15、豪族与两汉社会。16、两汉土地制度研究。17、秦汉时期的移民问题19、汉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影响。20、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21、门阀士族与魏晋文化的发展。22、门阀士族与魏晋隋唐社会23、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与经济重心的转移。24、府兵制与关陇集团。25、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迁。26、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27、科举制度与唐宋社会。28、唐宋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经济。29、汉、唐外交方针之异同研究。30、隋唐地方权力研究。31、地方行政体制与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32、门阀集团与隋唐政治。33、 唐宋时期的城市和城市经济。34、古文运动与儒学的复兴。35、佛教与唐宋文化。36、道教与唐宋文化。37、元代文化政策研究。38、行省制与元代的地方发展。39、明朝经济政策及其历史影响。40、朱元璋与明初政治。41、明清流民与山区开发。42、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43、清代边疆地区的开发。44、唐以前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5、宋以后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6、秦汉隋唐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7、宋明清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8、士大夫阶层与宋明社会研究。49、地主阶层与中国体统政治研究。50、唐宋科技与社会、文化研究。51、汉唐时期的陕西。52、宋明时期的陕西。53、汉唐时期的乡村社会。54、宋明时期的乡村社会。1.秦汉时期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2.秦汉与匈奴的战争评述3.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历史意义4.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5.中国古代重农政策的历史作用6.试论西汉的商业政策7.试论汉代的农业政策8.西汉时期汉匈人口流动及影响9.东汉对南匈奴政策评析10.试论汉武帝的用人方略11.司马迁的民族观略论12.汉代外戚集团的形成与擅权13.论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14.两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特征15.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16.试论唐太宗的人才思想17.汉唐异同论18.试论辽代的双轨行政制度19.宋辽对峙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意义20.宋金战争爆发的原因21.宋代冗官及其社会影响22.金代的重农政策23.元代文化的特点24.《盐铁论·散不足》所反映的西汉社会生活25.东汉的赈灾政策26.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关系27.康熙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28.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的作用

秦汉时期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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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秦汉时期,上起秦始皇灭六国(前221年),下至曹丕代汉(220年),一共四百四十年的历史。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发展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空前发展和繁荣。在雕塑领域出现了以秦始皇兵马俑为代表的秦汉陶俑。我国的秦汉时期对应于西方,正是古希腊和罗马的黄金时期,这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在艺术领域也达到了颠峰。其雕塑作品,如雅典娜雕像、断臂的维纳斯等等,都是艺术殿堂中不朽的经典。然而,把中西黄金时期的雕塑艺术作一下对比,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在这些差异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邃的原因。一、秦汉时期中西雕塑艺术的差异秦汉时期,中国的雕塑在内容和主题上以人物为主,兼有动物和事物的雕塑。举两个例子,秦始皇兵马俑是以人物为主的军阵,中间夹杂着战车和马匹。汉文帝的阳陵中也出土了大量的人俑,如军人俑、文官俑和仪仗队俑等;另外,动物俑和事物雕塑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猪、狗、羊、房屋等等。而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在内容上同中国有明显的区别。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几乎全部以人物为主,而且这些人物不像中国雕塑中的人物,他们全是神话人物和英雄人物,如美神阿芙罗狄特、智慧女神雅典娜、亚历山大大帝、罗马皇帝屋大维等等。更有甚者,在古希腊罗马的雕塑中“一些抽象的思想——成了艺术的主题。”[1]这就是说这些人物雕塑不仅仅表现着人物本身,而是在人物雕塑的背后隐藏着诸如胜利、和平、疯狂等一些抽象的观念。比如说阿帕农神庙中的雅典娜雕像就是胜利的象征。这在中国的雕塑中是没有的,中国的雕塑都是表现着活生生的、实实在在、普普通通的人物。在雕塑的风格方面,秦汉时期中西雕塑也存在着很大差异。总体说来,中国雕塑的风格是朴实、庄重的;而西方雕塑的风格是奔放和外向的。比如,秦始皇兵马俑,从将军俑到士兵俑,脸上的神色都是深沉而朴实的,“具有典型的古代中国人的气概。”[2]汉俑也基本如此。但是古希腊罗马的雕像却不是如此。比如,在著名雕塑《拉奥孔》中,三个人物赤身裸体被两条巨蟒缠住,脸上的神情恐惧得十分夸张,这是作者有意为之。又如,卡普亚的阿芙罗狄特,作者故意把她塑造成半裸的形态,以展示美神完美的体形。而且这些元素在古希腊罗马的大部分作品中都能看到。但是,这些外向、夸张的因子不存在于中国的雕塑中。在雕塑时,使用的材料,中西也不尽相同。中国主要用陶塑、木刻,或者铁、铜铸。长沙马王堆汉墓、汉文帝、景帝等的墓葬中都出土了大批的陶人和木偶人。用金属铸造的雕塑以铜铁为主,如长信宫铜人、马踏飞燕等雕塑都是以铜为原料。但是少量的也用铁,毕竟铁是一种重要的军事物资。贾谊这样描述道:“(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3]相比之下,古希腊罗马的雕塑主要以大理石为原料,兼有少量的铜质雕塑。二、秦汉时期中西雕塑艺术差异形成的原因秦汉时期中西雕塑艺术差异的形成,直接原因当然是中西审美观的不同。中国的审美观强调的是一种集体之美。不论秦始皇兵马俑还是汉俑,展现的都是强大阵列的威严、庄重之美。这种美是在众多的人俑的排列、组合、相互联系当中显现出来的。而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强调的是个人所展示出来的美。例如创作于前19年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雕像:目光炯炯,好像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右手举起,仿佛指挥着自己的军队;左手持矛,似乎时刻准备着武力征服;胜利之神在他脚下,给予他无尽的力量。即使是群体像,希腊和罗马人也不希望在整体中展现美。再如帕加马祭坛上表现宙斯和雅典娜与举人战斗的浮雕,一共有几十个人物,但作者主要想表现的是宙斯和雅典娜,所以刻意地表现这两个主人公,使之在整个浮雕中占支配地位。这种情况在秦始皇兵马俑和汉俑中是找不到的。另外,西方的审美观强调直白、明晰、奔放;而中国则强调委婉、内敛、保守。比如在西方的雕塑中,男子和女子多为半裸或全裸的姿态,给人一种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这是因为希腊罗马人欣赏人类魁梧、圆润的体格,“希腊大师们则把这种不松弛、没有多余脂肪的造型赋予他们的雕像。”[4]但是,这在中国的雕塑中是绝对找不到的。这并不是说明中国的雕塑家不重视人体之美——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只是表现的方式有不同。例如,秦始皇兵马俑的士兵在盔甲覆盖之下的肌肉非常饱满,使人联想到他们孔武有力的体格。但是和西方直观就可以感觉的效果不同,中国的雕塑家希望间接、婉转地去表达这种美,希望观众去联想、去感受。在中西审美观的不同,这个造成秦汉时期中西方雕塑艺术差异直接原因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最主要的,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埃及、巴比伦、印度的文化,比较上皆在一个小地面上产生。独有中国文化,产生在特别大的地面上。”[5]具体来说,中国的文化是在东亚这片广大的大陆上产生的,是一种典型的大陆型文化。其显著的特点就是产生了农耕文明。由于从事农业生产要把农民牢固的束缚在土地上,并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发展并战胜自然灾害,所以产生了以崇尚内敛、信仰集体力量为核心的审美观。这种文化意蕴在秦始皇兵马俑和汉俑等雕塑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而西方文化则是在尼罗河三角洲、巴尔干半岛南部和亚平宁半岛这些分布在沿地中海狭小的地域上产生的,是一种典型的海洋文化。这种文化和我们以农耕为核心的大陆型文化不同,它强调冒险和征服,极具扩张性。因此,特别推重个人的力量、英雄主义的行为和侵略性的气质。所以,这种文化反映在雕塑艺术之中就会特别突出个人的英雄气质和外向、奔放的审美情趣。三、结论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表露和展现,并会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等领域表现出来。雕塑作为一门艺术,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秦汉时期的雕塑艺术和古希腊罗马的雕塑艺术,虽然大体上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但是表现出很大差异的根本原因。由于中国的雕塑艺术受到中国特有的大陆型文化的影响,显现出崇尚群体之美、内敛、保守的审美气质;而西方的雕塑艺术受到其海洋文化的影响,展现出强调个人主义、外向、奔放的审美情趣。从而导致了中西雕塑艺术的种种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秦汉时期的中西雕塑作品中,而且影响了整个中西雕塑艺术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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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生态环境思想研究论文

人文科学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有别于在中世纪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 范文 ,希望你们喜欢。

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阵地

1、先秦 哲学 研究

首先,通过出土 文献 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 问题 。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 理学 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 社会 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 内容 ,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 理论 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 发展 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 目前 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 影响 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 时代 的思想、制度、 文化 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 中国 历史 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 现代 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 台湾 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 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 政治 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 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 总结 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 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 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 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 热点 ,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

6、佛教思想史 研究

中国 的佛学研究从民国时期 现代 学术建立以来即从属于中国 哲学 史或思想史研究,当然在佛教内部也一仍旧贯,始终延续了其教义教理的研究。值得 反思 的是,在民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支那内学院的佛学研究(吕澄先生特称之为“院学”),却不是以上两种研究框架所能容纳涵盖的,而这种研究却由于1952年支那内学院的解体而不复存在。无论是支那内学院的所谓“院学”,还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佛学研究,以及佛教内部的教理教义研究,严格说来都与近代欧洲兴起而 影响 至日本的佛教学不同。在检讨近期以来的佛学研究时,我们发现随着佛教研究的逐步恢复和 发展 ,学界关于佛教研究 方法 及旨趣的思考也在逐步展开。其中的一个主要潮流是集中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与欧美日本佛教学研究接轨的佛教学研究。当然,在此潮流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即为确定中国自己的佛教研究的特色,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反思意识配合,中国佛学研究界的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日本佛教学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佛教”思潮,借用日本佛教学内部对于自身研究局限的思考来重新为我们自身的佛学研究定位。

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研究一直是典范之作,在这一典范的影响下,佛教学界形成以史学意识为主的佛教史学研究。这一史学意识在建国后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法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佛教研究,并形成了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史》一书。90年代以后,参与该书撰写的专家都纷纷转入更为精深的 历史 研究,开展出众多佛教宗派研究的新局面。其中,禅宗史研究是重中之重,杜继文和杨曾文分别撰写了两部禅宗史。此外,洪修平和魏道儒的禅宗史和华严宗史研究也颇具代表性。最近,龚隽和徐文明的禅宗史研究是这方面的新成果。近年来,唯识宗和天台宗研究逐渐兴盛,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在唯识学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绍强、程恭让、张志强、魏德东、周贵华等学者。天台学方面则以张风雷、李四龙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方广锠的藏外 文献 和佛教经录研究,是佛教教史和教理研究的基础,且为编撰新的佛藏准备了前提。方立天近年出版的几部佛教研究专著,系统阐述了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史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近年来,对近代佛教的研究也成为 热点,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是楼宇烈,他的近代佛教人物研究将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近现代佛教,太虚、欧阳竟无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佛教思想都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重心。在这方面,麻天祥、李向平的近代佛教思潮研究,程恭让的欧阳竟无研究也具有代表性。

在诸多研究当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佛教与中国思想史脉络之间有机关联的研究倾向,这一倾向力图将佛教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使佛教研究成为透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视角。张志强 目前 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佛学思潮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便是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并且已完成和 发表了《哲学、史学与量论》一文。

7、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在近十多年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方克立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开创了使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显学的新局面。在这方面,郑家栋出版了《现代新儒学概论》等多种专著,其他如黄克剑的《挣扎中的儒学:论海峡彼岸的新儒学思想》、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陈来的《人文主义的视界》、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等都很有研究深度,力图对新儒家思想作出反省和超越。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中,人物研究系列的郭齐勇著《熊十力思想研究》、曹耀明著《梁漱溟思想研究》、张祥浩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宋志明著《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吕希晨和陈莹著《张君劢思想研究》等,以及 专题研究系列的陈少明著《儒学的现代转折》、韩强著《现代新儒学心性思想研究》、武东生著《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李毅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赵德志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施忠连著《现代新儒学在美国》、卢升法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都是研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成果。2005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一百多位中外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儒学、当代

新儒学与当代世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此次会议标志着当代新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 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之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也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如徐素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西、马”互动中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利民在自由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方面开始较早,积累深厚,在国内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李存山对于儒家思想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对于张岱年在三四十年代的新唯物论思想,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2005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第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会议主题之一是“中西马”对话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张岱年、冯契的哲学思想在马哲论坛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们的思想在京沪两地也曾举行专题会议进行研讨。

8、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趋势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作为哲学 理论 研究一个分支的学科。因此,它除了遵循其自身的即所谓“内在理路”的发展 规律 之外,它还要面对 时代 的现实 问题 而进行反思,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我国 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 经济 实力的日益提升,“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 科学 发展观”、“以邻为善”和“和谐世界”等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面对全球化给人类造成的一些全球问题,如何使中国哲学研究更多地 联系现实问题,弘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应对时代现实问题的挑战,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即“德力俱足”、“硬实力”与“软实力”俱足的国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天人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此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关于文明对话中儒家传统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儒家的“和谐”“民本”思想、儒家与宗教、儒家与生态、儒家与全球伦理等问题的讨论,以及2005年学术界举办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朱子学与和谐社会”、“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 自然 ·和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等学术研讨会,都昭示了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民族复兴、文明对话和人类共同进步的现实价值。(2005年郭沂发表的《儒学当代发展的回顾和展望》、张利民发表的《不断丰富、发展传统美德内涵》、李存山发表的《“人本”与“民本”》《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 环境保护》,都注重阐发了儒学的现实意义。)

时代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可能有的要求,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严格说来,中国哲学是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哲学突破”的一种类型,其后果是产生了与西方和印度不同的中国文明类型。这种“哲学突破”而形成的文明类型主导了以后中国历史演化的方向和性格。因此,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中国文明类型的因素、原理和观念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不仅要知道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更要知道这种独特价值是如何塑造着中国的历史、安顿着中国人的生命、 组织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因此,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结构和原理及其历史形成的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历史逻辑,以应对今天中国的文化处境,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回溯到轴心时代。因此,先秦、秦汉的哲学研究一直是显学,其重要性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发现和整理而更加突出,在今后仍然会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

其次,中国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汉初的“独尊儒术”,此后形成儒道互补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基本结构。这种基本结构不仅贯穿中国的历史,而且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因此,对于汉代的儒道互补,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儒、释、道三教哲学的研究,以前是、今后也将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对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根源的研究,以及对于儒、释、道三教与____、伊斯兰教的比较,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意蕴,而且有助于探讨今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发展途径。

第三,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儒门淡薄”之后,北宋时期儒学呈现复兴之势,道学或 理学 兴起,历史学家谓之“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现代新儒家称此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宋元明清哲学作为中国前近代的“近世”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中国近代哲学所由以出发的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实现近现代转型的思想观念的前提。对于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宋明理学的“内圣”与“外王”、道义与功利、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宋明理学的理本论、气本论和心本论等派系的关系,宋元明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或宋学与汉学)的关系,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宋明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热点。

第四,在经历了“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之后,对于中国哲学理论的宏观研究有可能继续。关于中国哲学的世界普遍性和民族特殊性,中、西、印哲学的比较,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与“形式系统”,以及这一系统内部的本体论与宇宙论、天人关系、人性论与价值观、“尊德性”与“道问学”、 政治 哲学、历史哲学和生态哲学等等,都可能在今后有更深入的研讨。

第五,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在近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文化和哲学都处于近现代的转型之中。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近一百多年的挫折、屈辱和奋斗之后,终于衰而不亡、衰而复起,在本世纪之初呈现民族复兴之势。于此形势下,反思中国 传统文化 与现代性的关系,回顾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检讨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思潮之间的关系,探讨如何在“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良性互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探讨弘扬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进一步中国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价值,这些都将使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呈现新的局面,其学术地位和现实意义也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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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中国古代行旅生活>是古代生活大型丛书,是适应社会文化需要的新举措,也是进行学术领域开拓的新尝试。比较系统具体而生动地秒描述了中国古代行旅生活史。全书从“心理准备““行装与旅费”“行旅送别礼俗”“行旅方式”“旅食与旅宿”“行程与行速”“行礼与行具”“行旅的安危”等方面,从社会史的角度评述了行旅在中国古代社会文明成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可以更为真切地了解许多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看到一幅幅绚丽多彩的风俗画卷,领略其中隽永幽婉的意趣风致。反映出中国历史文化的若干重要特色。正文之中,往往是引用典故的堆砌,却少有注释,帮助读者阅读;看起来更像是“古代行旅生活考据”一类的文章。不是说这样写不行,而是这样写没有针对丛书的目标读者是谁们,而造成读者的阅读困难。所以,这一本“行旅生活”是看得最慢的。 目录:一 行诱的心理准备 1卜行择吉 2行神祭祀 二 行装与旅费 三 行旅送别礼俗 1灞桥折柳 2饯别形式的演变 四 行旅方式种种 1徒行时代与徒行阶级 2骑乘形式 3篮舆伊轧 4乘车行旅 5舟筏行水 五 旅食与旅宿 1行旅饮食 2宿息 宿泊 3民间行旅食宿服务业的经营 六 行程与行速 1远行的历史记录 2行旅速度:急脚 快马 飞车 3晓行与夜行 七 行李与行具 1行囊与行橐 2行滕与行缠 3其他随身行具 八 行旅的安危 1行旅交通事故 2贫病转零落 故乡不可思 3虎患及其他山林行旅灾难 4旅途盗劫危患 九 行旅生活百昧 1游学行迹: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2游宦生涯:区区牛马走 趋驰名利牵 3游贾事业:周流天下 无所不至 十 旅人的精神寄寓 1家园忘却酒为乡 2弦管笙歌销客愁 3客舟唱咏与驿壁题诗 十一 软脚·洗尘·接风中国古代行旅生活"的书摘……人们平时常常用“衣食住行”,也就是衣服、饮食、住居、出行,来概括社会物质生活的基本内容。“行旅”,一般是指历时较久、历程较远的出行活动。古代中国文明长期以来一直建立在以小农为经营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从而导致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传统,也曾经形成了对“行旅”活动存有某种消极偏见的生活观念。《老子》一书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蓝图,是以“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彼此严重隔绝的社会生活为标志的。晋代名士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对于“与外人间隔”的所谓“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的社会生活环境的记述,也寄托着大体类同的梦想。与此相应的淡漠交往,厌畏出行的习尚,似乎久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重要特色之一。尽管民间行旅在传统中国古代的总体社会生活中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但是行旅促进社会文明成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仍然是显而易见的。据说民间原本通行以“衣食住”作为主要生活形式的说法,后来孙中山先生有感于近代世界交通与交往作用之重要,力倡加入“行”字,于是始有“衣食住行”之说。其实,早在先秦时代,《荀子·修身》中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大意是说,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当遵循“礼”的规范,如此方能和谐有序,否则就会导致祸患。这里所说的“食恢、衣服、居住”,自然也就是“衣食住”,而所谓“动静”,与“行止”涵义大体相近。这可以由《周易·艮(gen亘)》中的一段话得到说明:“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行”和“止”,“动”和“静”,都要合乎时宜,这样才可能接近理想境界的实现。当时人所说的“动”或者“行”的涵义,其实是包括行旅活动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行旅生活在社会生活总体内容中的地位,似乎并没有完全受到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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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 2、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3、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4、中国体统文化意识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5、关于资本主义萌牙的研究。6、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原因与性质的研究。7、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特点与水平的研究。8、关于个体小农经济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9、历史时期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成因。10、关于重农抑商政策的研究。11、战国秦汉时期的经济区域。12、商品经济与战国秦汉社会变迁。13、秦、汉重农抑商政策比较研究。14、西汉经济政策述评。15、豪族与两汉社会。16、两汉土地制度研究。17、秦汉时期的移民问题19、汉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影响。20、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21、门阀士族与魏晋文化的发展。22、门阀士族与魏晋隋唐社会23、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与经济重心的转移。24、府兵制与关陇集团。25、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迁。26、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27、科举制度与唐宋社会。28、唐宋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经济。29、汉、唐外交方针之异同研究。30、隋唐地方权力研究。31、地方行政体制与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32、门阀集团与隋唐政治。33、 唐宋时期的城市和城市经济。34、古文运动与儒学的复兴。35、佛教与唐宋文化。36、道教与唐宋文化。37、元代文化政策研究。38、行省制与元代的地方发展。39、明朝经济政策及其历史影响。40、朱元璋与明初政治。41、明清流民与山区开发。42、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43、清代边疆地区的开发。44、唐以前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5、宋以后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6、秦汉隋唐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7、宋明清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8、士大夫阶层与宋明社会研究。49、地主阶层与中国体统政治研究。50、唐宋科技与社会、文化研究。51、汉唐时期的陕西。52、宋明时期的陕西。53、汉唐时期的乡村社会。54、宋明时期的乡村社会。1.秦汉时期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2.秦汉与匈奴的战争评述3.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历史意义4.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5.中国古代重农政策的历史作用6.试论西汉的商业政策7.试论汉代的农业政策8.西汉时期汉匈人口流动及影响9.东汉对南匈奴政策评析10.试论汉武帝的用人方略11.司马迁的民族观略论12.汉代外戚集团的形成与擅权13.论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14.两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特征15.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16.试论唐太宗的人才思想17.汉唐异同论18.试论辽代的双轨行政制度19.宋辽对峙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意义20.宋金战争爆发的原因21.宋代冗官及其社会影响22.金代的重农政策23.元代文化的特点24.《盐铁论·散不足》所反映的西汉社会生活25.东汉的赈灾政策26.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关系27.康熙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28.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的作用

海南移民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

摘要:本科学历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情况直接关系到优秀教师人才培养目标能否实现,要直面专业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积极采取应对举措进行解决,以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服务于小学本科学历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文章分析了本科学历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问题,探究了本科学历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本科;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

基础教育对人才培养至关重要,本科学历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与安排直接关系到优秀教育人才的培养情况。为紧跟教育领域创新改革的需求,进一步培养优秀的教育人才,促进教育课程优化,做好本科学历小学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与优化意义重大。目前,我国本科学历小学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问题的存在会制约教师专业化发展与基础领域教育改革工作的开展,解决好课程设置方面的问题并进行优化势在必行。下文对本科学历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进行了分析。

一、本科学历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本科学历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在课程实施形式、课程内容结构、教学模式上都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具体表现如下。

(一)课程结构问题

本科学历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上存在典型的结构不平衡问题。在本科学历课程体系中,多数高校必修课比例偏高(超过2/3),选修课比例较低,不受重视。本科学历小学教育专业的课程目标是培养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教学技能的教学人才。尤其小学教育专业本身作为典型的师范专业,更重视学生各个方面知识与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力求培养出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优秀教师。所以,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学校必须紧跟小学教育工作特点、教师专业技能需求及小学生身心发展需求、兴趣爱好等,科学合理地设置选修课与必修课,从而满足小学教育专业在学生兴趣爱好、专业能力、职业技能、文化素养等方面的诸多培养要求。本科学历小学教育专业在理论课程、技能实践课程安排上普遍存在理论课程比重超过实践技能课比重的现象。同时,在音乐、美术、绘画、舞蹈、书法等艺术技能课方面着力较小,课程设置直接影响教师专业能力的培养与锻炼。结合国内本科院校情况来看,小学教育专业实践课程的比重仅仅保持在10%~25%之间,与教育专业本身实践性、操作性、应用性较强等特点背道而驰。虽然学生本身理论基础稳固,但实践技能方面不可避免地较为薄弱,形成了典型的高学历、低教能现象。课程结构设置上的不平衡直接导致小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现状不符,学生教学能力培养与提高并不理想,能力与学历不相符合,同时也制约了未来教育人才对创新教学理念、教学手段与办法的应用,不利于培养高素质的优秀小学教育人才。

(二)课程内容与结构问题

在本科学历小学教育专业课程内容设置上,通识教育课程作为必修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侧重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是典型的人文教育部分。国内院校小学教育专业中,通识教育课程单纯只重视学生文化素养的提升,在人文素养培养、视野拓展、创新探索精神培养与锻炼上还较为欠缺。在课程内容设置上,通识教育课程及相关艺术课程的缺乏,直接制约了学生专业素质与综合素质的提升。尤其是一些资源与条件欠缺的本科院校,在学生的培养上自然落于下乘。目前,国内的东部院校及重点院校相关课程开设比例较高且资源丰富,西部地区及各地方院校则相对缺乏。小学教育专业课程内容普遍较为单一且缺乏新颖性,课程内部结构的设置也不合理。比如,学科基础课程作为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共性教育必不可少的课程,多以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中外教育史等为主,与小学教育相关的儿童身心发展与研究课程则偏少,无论是选修课还是必修课领域涉及都不多。小学教育专业培养的学生未来主要从事小学教育,而这一内容的缺乏直接影响他们的从业技能与素质。虽然也有个别院校开设了相关课程,但无论是资源丰富程度还是分门别类情况都欠佳,实质性效果也欠佳。

课程内部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教育专业个性、实践性类课程。比如,国内院校小学教育专业培养中,不同培养方向的专业教师,诸如小学语文、小学数学、小学英语教师等,随着偏向的不同也有所差别。有些分类较为细致,如小学英语、美术、体育等,通过细致划分,培养各个学科的优秀从业教师;有些则以培养综合素质较高的专业教师为主,结构设置上以综合教育为主。另外,在教师教育课程上,诸如汉语文化。绘画基础、舞蹈美术等较为欠缺,也使得课程结构缺乏科学性。本科学历小学教育专业实践类课程的缺乏及实践范围的狭窄意味着学生无法得到有效的锻炼,实践类课程的低学分、低比例设置也使学生对这类课程不加重视。还有部分实践课程流于形式,缺乏操作性与实践性,教师在课程安排上也并不尽心。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意味着本科学历小学教育专业必须在课程设置上有所进步与改善,以促进学生知识与能力的进步与发展。

(三)课程设置观念问题

本科学历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观念上片面追求理论知识这一问题由来已久。国内本科专业课程设置坚持学科本位,虽然学生能获得系统、完整且全面的知识体系教育,但在育人功能的发挥与挖掘方面则颇受限制。这无疑与现代的素质教育、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相背离,同时也忽略了教育促进人的发展的这一功能。过于强调理论性将会制约教育专业的进步与发展,既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进步,也不利于教育实践的创新发展。整体而言,小学教育专业的育人价值与专业性得不到完整体现。

二、本科学历小学教育专业完善课程设置的对策

(一)完善课程设置结构

本科学历小学教育专业要积极完善课程设置结构,处理好必修课与选修课、通识课与学科专业课及教育专业课的关系,以及理论课与实践课之间的关系。在选修课与必修课方面,要走出单纯的主次之分,以功能、特色与目标进行设置。必修课解决小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普遍性问题,选修课则解决特殊性问题,体现综合性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选修课要着眼于学生的兴趣爱好与专长,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学习深度,贯穿本科四年教育,丰富学生学习生活的同时为其提供更多个性化教育的机会和选择。要明确认知教育专业课、学业专业课、通识教育课的地位、功能与价值,按照主次、轻重及内在逻辑关系安排课程,结合人才培养目标与教学需求来进一步优化。为突出教育专业的实践性,重点要突出教育专业课并提高其比例,面向小学教育做好教育人才的.专业技能重点培养与锻炼,提升学生的未来职业素质。理论课与实践课的协调要注意解决好结构性矛盾,真正解决好“教什么”和“怎么教”两个问题,通过交叉设置课程,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做到学为所用。

(二)关注儿童发展课程

小学教育专业培养的人才未来主要面向儿童教育,必须坚持“以儿童为本”的教育理念,开设有关儿童身心发展的相关课程,以便让学生掌握有关儿童健康成长的相关知识,为学生未来就业及职业发展服务。儿童发展课程的设置要紧跟小学教育工作的需求,围绕专业本身的教学目标,以确保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顺利掌握各类知识与技能,真正在未来服务儿童教育。要使“以儿童为本”这一教育理念深入学生内心,要将其作为小学教育专业的基本理念进行重申,确保教育理念在本科学历小学教育专业中得到贯彻与实施,将有关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课程作为教学重点,促进学生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同步发展。小学教育专业要将尊重儿童、关注儿童身心需要作为学生未来的从业道德与准则。在开设课程时,重点针对这一方面进行改进,不断调整课程内容与结构,根据教学情况及就业需求对课程内容、课时安排、课程结构进行调整,引入儿童医学、儿童社会学、儿童文化学等课程,充实教学内容,为小学教育专业学生未来从业与发展提供支持。

(三)培养优秀人才

高校要积极完善本科学历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以培养科研型、反思型小学教师为目标,强化其专业能力的培养与锻炼,及时反思并总结经验,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在培养优秀人才方面,要积极引入现代教育理念与技术,通过应用新手段开拓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积极性,从而让学生始终处于良好的学习状态,以扎实的理论知识、过硬的实践能力及先进的教育技术打造优质的小学教育,成为高素质的优秀专业人才。要围绕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目标,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和建设重点,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按照准确定位、注重内涵、突出优势、强化特色的原则,通过优化建设方案,推进培养模式、教学团队、课程教材、教学方式、教学管理等专业发展重要环节的综合改革,促进人才培养水平的整体提升。要面向小学教育需求,更新完善教学内容,优化课程设置,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专业核心课程群;深化教学研究,更新教学观念,注重因材施教,改进教学方式,完善教学手段;结合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增加实践教学比重,改革实践教学内容,改善实践教学条件,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完成优秀人才培养目标。

三、结语

本科学历小学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存在不少问题,如课程结构不均衡、内容设置不合理等,直接影响优秀教育人才的培养。高校要直面本科学历小学教育专业领域中专业课程设置的问题与弊端,积极采取有效对策,完善课程结构,引入儿童发展课程,培养优秀人才,构建科学合理的小学教育专业课程,促进本科学历小学教育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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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发展非小事, 不象国内出差, 今天走明天回. 移民海外, 首先是从中国原居民身份, 摇身变成华侨, 最后入籍成为华裔外国人. 当年拖家带口离开熟悉的生养之地, 若干年后再故地重游时, 已经面目全非. 下几代人回来, 就是寻根问祖了. 沧海桑田的变化, 这一切都源于出国当时的决策. 而对“为什么出国?”的问题, 也不是所有出国的人都能明明白白的回答, 有的说: 我在国内干的相当不错, 应该到国外成就一番新的事业; 有的说: 国内的应试教育对小孩压力太大, 子女到国外进入新的教育体制, 能够轻轻松松上大学; 有的企业家在当地被吃大户, 乾脆连人带资产一起转移出来; 当然还有一批人, 看到出国这么热, 周围的同事朋友都陆续走了, 如果只剩下自己, 好像显得无能似的, 面子上怎么也下不来, 也非得出国不可. 这种“为出国而出国”的盲目行为, 其实害了不少人. 出国的吸引力, 还在于对海外美好生活过高的期望.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 一是国内主流媒体报导海外华人情况不客观不全面, 谈及海外侨胞似乎也要为国争光, 艰苦的打工生活好像只是偷渡非法移民的事情, 其实许多高知识的人士也在体力打工队伍之列; 二是一些移民公司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 过分渲染移民的好处, 似乎移民国家遍地黄金, 俯拾即得, 误导了广大的移民群众; 三是移民自己“报喜不报忧”, 再大的苦也是往肚子里咽, 回国时出现在亲朋好友面前的是个衣光鲜亮的成功人士形象, 但背后的艰难困苦可能永远无人知晓. 因此, 决定是否移民、入籍, 是否留学、学成回国, 这些是人生中重大事件, 不能草率决定, 而应当作出理性的、冷静的、全面的考虑, 把它放在整个人生发展规划的角度来考虑. 一.适合移民出国生活的人士 能够出国是一回事, 在他国能够生活愉快和事业发展是另一码事. 出国自然有中国护照和外国签证的申请审批原则, 此处主要从事业发展而非法律的角度, 归纳出一些适合出国的人员群体: 1.综合条件好的人士 一般是外语(英语、法语)能力强、工作经验多、生活阅历丰富、性格开朗、尚有一定经济财力基础的人. 如果在国内经常折腾, 转换过多种职业或自己创业, 转战过多个地方, 适应性就更强了. 2.国外急需紧缺的人才 例如电脑程式员、网络管理员、医生、护士、工程师、技术劳工、建筑工人等, 当然这些人才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获得工作. 遇到经济景气情况不好, 紧缺人才也会失业. 如2000到2001年美国技术股票大跌, 矽谷的技术公司大量裁员, 计算机人才也不能幸免. 3.需要开拓海外市场的人士 如因国内企业的发展, 需要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进行海外投资、开发新产品、引进新技术、培养国际性经营人才. 不过从统计角度看, 中国在海外的窗口企业大多数是失败的, 或者在自生自灭状态. 此时国内企业应给予持续的支援, 尤其要以国际惯例和西方法规办海外企业. 4.国内事业成功人士 其移民目的是准备到加拿大置业退休, 弥补过去照顾家庭不周的缺憾. 加拿大生活环境优美, 社会福利制度完善, 是养老的理想之地.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企业成功人士和富裕阶层把加拿大作为安度晚年的首选. 中国的富人同样把眼光投向这里. 5.有特殊技能的人 他/她们一般要有独一无二的绝活, 能够通过它帮助养活自己或家庭, 这些职业如画家、工艺美术家、民间艺人、音乐家、武术教练、体育运动员或教练、厨师、风水师、气功师、中医师(针灸、按摩、瘦身)、美容师、时装设计师、推销员等等. 当然有些艺术家可能要街头卖艺. 6.能够依赖海外关系支援的人士 出国伊始, 困难重重, 如果有亲朋好友生活上的帮助和指导, 显然可以少走弯路. 要是事业和生意上能够合作或作为帮手, 那就更好了. 传统上海外华人的网络就是靠亲友关系一个一个带出去形成的. 7.国内的平民阶层 在国内一般的工人、农民、民工和小职员, 本身基本一无所有, 社会地位也低微. 国内国外卖苦力打工一样出力, 但在国外的收入要高得多, 人也会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平等权利, 所有的社会福利都能享受, 对低收入者社会福利还要多一些, 所以中国平民阶层的移民有更多的满足感. 这也是沿海非法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美既缺少技术人才, 也缺少普通劳工. 中国的人口过剩, 我们鼓励劳工合法的移民, 堂堂正正的出去. 8.因环境所迫而移民的人 在国内许多人因为婚姻关系破裂、失恋、家庭纠纷、失业、辞职、被开除工作、仇家打击报复、生意失败、卷入丑闻、受到处分和撤职、人际关系或生活环境恶化, 在当地无法生活、解决问题或者发展事业, 可能负气一走了之. 换换环境也许有些好处, 但这种移民只能算权宜之计. 9.希望拿到外国身份的人士 一些人没有真正想移民到外国长期居住, 而仅仅是想拿个外国公民身份回流, 在现代社会多元价值观下这无可厚非, 人们媚洋、国家鼓励外资政策和国民待遇没有统一, 也助长了这种行为. 不过这类移民也要看到其代价, 要取得公民身份, 必须要在这个国家呆够3-5年, 香港人俗称“坐移民监”. 这段时间可能中外两边的事业都难以做好, 也有的把妻小放在国外独自回国的, 对家庭也是不利的. 所以需要权衡利弊. 二.不适合移民出国生活的人士 符合法律规定能够出国的人, 可能不愉快的在海外生活, 这些人群包括: 1.外国就业市场职业过剩的人士 美加两国都维持一定的失业率, 就业市场呈现结构性失业状况, 既有短缺的职业, 也有过剩的职业. 以前有一种说法: 北美当地人不愿意做的工作, 自有发展中国家去的移民替补上. 如果大陆高知识移民的专业与北美热门、过剩的专业相同, 很难说不会处在竞争劣势. 这些移民出国从事本专业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除非下决心转行另找出路. 如果非常热爱自己的专业, 还是留在国内的为好. 2.专业面过窄的人士 这些即是相当冷门的专业或职业, 过去中国苏式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过细,在国内有些专业可能在北美没人听过. 现代教育体系强调通才教育, 就业市场也需要综合能力的多面手, 所以过窄专业的人在美加能够找到对口工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3.国内的专业资质不被国外承认的人士 这些职业如律师、会计师、建筑师、医生、工程师等等, 基本上所有国内的职称都不被承认. 有些人抱怨北美行业的内部保护, 其实这种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 中西方的制度差异、科技差异、职业内涵差异很大, 资质平移过去的确有困难. 即使在美加两个州、两个省之间的资格也不被承认, 如要跨州(省)执业, 还要重新考试注册, 这就是职业场上的游戏规则. 另外大陆各种职称泛滥、含金量下降, 许多文件、证书、执照的作假行为, 也使外国人对你“另眼相看”, 事实上已经在资格认证方面产生信任危机. 如果你非常依赖这些专业资质来谋生, 移民时将会出现很多困难. 另外一条可行之路是在国内先考一些外国机构提供的国际证书(如会计师、金融规划师、电脑), 不过有些在国内获得的国际证书或考试(如电脑、TOFEL、GRE)也越来越受到国际上的怀疑. 4.国内有相当地位的人士 如果你现在在国内事业发展相当顺利, 还有上升的空间; 如果你是三资企业的各级主管或者外商机构的雇员; 如果你是上市公司和股份制企业的业务骨干或进入管理决策层; 如果你是教学能手和科技带头人; 如果你是党政军机关年富力强的领导或进入第三梯队;……, 这些人已经是中国社会的白领阶层和精英人物, 工资、福利待遇相当高. 建议最好不要移民出来, 因为国外一般不会认可你过去的这些东西, 一起都要从头开始. 过去的高高在上和荣华富贵与今天最低层的移民生活, 形成鲜明的对照. 如此巨大的反差会使得这些移民承受不了移民生活的压力. 事实上, 华人移民出现极端行为的新闻时有耳闻, 犯心理疾病的比例也很大. 5.依赖中国旧体制吃饭的人士 中国目前还在经济体制改革转轨的过程中, 许多旧的体制仍然没有打破, 还有许多人依靠传统体制生存, 在许多的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中工作并取得相当不错的收入和福利待遇. 一旦离开中国这个特殊环境, 他们在西方制度下缺乏应有的职业竞争能力; 如果在北美生活, 对一些西方社会经济制度和运作方式也不一定能够认同, 这样的移民生活会带来很多心理和价值观上的冲突, 在移民前当三思而行. 6.缺少适当财力的人士 许多人天真的认为, 移民出去很快能够赚钱. 其实在移民抵达的前半年内能够找到理想的工作已经属于十分幸运的人了. 所以移民行前准备时, 不是规划在国外赚钱多少, 而是规划怎样合理的节省著花钱. 一般而言, 出国前应该准备在国外半年一年的生活费用, 以加拿大为例, 大致在1万美元左右. 如果自己有这个实力, 在加拿大生活压力相对小些; 如果没有这笔储蓄, 而向亲朋好友借贷, 来到加拿大可能心里发毛, 有的被迫来后不久便去打体力工. 7.有财富但退休尚早的人士 前面谈到, 加拿大是富人养老的好地方, 中国许多有财富的企业家也移民过来, 如果移民的年龄较轻, 离退休还有十几年、二十几年, 那么这一段过分悠闲的生活真会憋死人, 在是否抛弃国内的事业、是否在国外打拚建立新的事业之间进退维谷. 8.不能适应移民生活的人士 正如不是所有农村人能够适应城市生活一样, 移民也不适合所有的人. 心理承受能力较差、没有明确出国目的而盲目赶潮流、对出国前景过于乐观、有一定财富但自身文化程度较低、体质较弱、在国内就缺少生活自理能力、性格柔弱、外语能力较差的人士, 这些人士在国外独立生活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和文化冲突. 请注意: 农村人从城市回家易如反掌, 可以“常回家看看”; 而移民由于面子等种种原因, 难以做到“吃回头草”而打道回国, 只能在国外过著不如意的生活, 所以移民走上一条“不归路”. 三.移民加拿大之好处 1.享受高质量、高品味的生活 加拿大确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度, 一直被排名为世界上最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地方, 到处都是花园式的社区, 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空气清新、犯罪率低、社会治安良好、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和平共处. 2.入籍后取得含金量极高的加拿大公民身份 使用加拿大护照, 往往可以免签证的自由出入美加和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 受到大多数国家的尊重和信任. 对难以到达美国或难以留在美国、欧洲及非移民国家的华人, 提供一条方便进出美国及世界各地的捷径. 3.争取到直系亲属大家庭移民的机会 加拿大移民政策相当宽松, 对家庭团聚放在人道主义立场考虑. 只要一个人申请移民成功, 全家人(包括父母或其他直系亲属)均可逐步移民加拿大. 4.获得个人财富全额传承 加拿大不象美国, 它不徵收巨额的遗产税, 只收取少量的遗产认证费用. 因而可以几乎把全部遗产留给指定的受益人. 而中国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开征新的遗产税税种. 5.享有世界上最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 加拿大的福利制度, 连美国人都羡慕. 它从相当周到的全民医疗保险, 直到终生的各种退休金保障, 优厚的儿童福利和教育津贴, 公费中小学教育, 世界一流的大学教育和低息教育贷款, 低收入家庭补贴, 单亲家庭补贴, 这一切保证移民家庭最基本生活没有后顾之忧. 6.有一定的个人事业发展空间和商业机会 加拿大每年保有一定的经济增长率, 人口的老化、缺少技术劳工、自然资源开发、促进亚太经贸, 都需要移民的参与. 另外进入加拿大后再进入整个北美地区就比较便利, 这些都为个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四.移民加拿大之不利 凡事有一利, 必有一弊. 加拿大移民的优点那么多, 缺点也有不少. 移民不能光是看好的一面, 对其弊端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1.沈重的税务负担 加拿大有世界上最高的税率和最复杂的税务结构, 其税率之高是从低税国家(如中国)的移民们难以望其项背的, 许多人也被高税率吓坏了, 即使是本土的加拿大人因不堪重负也纷纷流向美国, 这就是加拿大自己的人才流失问题. 中国移民对加拿大税务应有足够认识. 2.平均主义相对严重 社会福利人人有份, 有时干活人的工资还不如拿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的人收入高, 高收入者的税后收入比低收入者也高不了多少. 在街上乞讨的都是四肢健全年轻人, 而很少残疾人. 即使在中国大陆要被改掉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在加拿大的许多地方和领域不同程度的存在, 这些压抑了社会的创造性. 对希望加快积累家庭财富的新移民来说特别不利. 3.整个国民经济活力不强 加拿大的工作效率和节奏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高, 许多人都认为加拿大生活过于悠闲, 经济不温不火, 活力和创新精神明显不足, 发展的危机感不强. 不仅比不上南邻美国, 也比不上日前的中国经济. 由于加拿大环境保护主义和绿党有相当势力, 加拿大的资源开发政策较为保守, 没有得到合理和及时的开发利用. 4.社会资源浪费相当严重. 加拿大的社会福利制度被极大滥用, 每年都在增长的医疗拨款成为政府财政的巨大负担, 政府机关的冗员也很多, 这些问题积重难返, 要改革相当困难. 而一些政党还在粉饰太平、歌功颂德. 5.就业市场维持一定的失业率 加拿大就业市场不承认外国的专业资质、不承认外国的工作经验、不承认外国的推荐信, 而需要当地的工作经验、专业证书、推荐人和流利的英语(和法语), 这些实际上把新移民拒之就业门外, 一登陆便失业, 而且因为失业保险法规的限制, 不工作规定的小时数, 还不能获得失业保险金, 只能拿国内带来的钱度日. 6.工会罢工引起生活种种不便 加拿大的工会势力十分强大, 这些工会大多数是中国人认为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公营企业员工, 我们在加拿大经历了垃圾收集工人、公共汽车司机、政府机关工人、中小学教师、医生、护士、911 紧急热线电话工作人员、警察、救火队员、社区服务人员、图书管理员、海关、人力资源部雇员的罢工. 其中有的对每小时20-30加元的工资还不满意, 有的认为近几年没有加薪, 而社会上许多工人的工资在7-8元. 新移民往往要借助这些公共服务, 罢工给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 7.面临中西文化的冲突和同化痛苦 成年的新移民身上已经深深打上了中华民族的烙印, 来到北美将面临两种文化的冲突, 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是困难的, 甚至是不可能的, 这与自己在中国主流社会的身份形成对照, 长期的移民生活可能在“物质富裕、精神贫乏”中度过. 如果子女较年幼时移民, 慢慢在加拿大文化中长大, 变成所谓的“黄香蕉”型华人, 还会出现家庭的代沟和两代人价值观的冲突. 五.移民适应性测评 本书作者自行设计了如下一个简单的测评问卷, 可以用于测试个人和家庭出国移民的适应能力: 1.主要申请人的年龄 (1) 35-40岁 (2) 25-34岁 (3) 41-49岁 (4) 50-55岁 (5) 其他 2.主要申请人的学历 (1) 研究生 (2) 大学 (3) 专科 (4) 中专或高中 (5) 其他 3.个人和家庭的身体状况 (1) 非常健壮 (2) 比较健康 (3) 良好 (4) 一般 (5) 有些病弱 4.个人经历 (1) 经常走南闯北 (2) 走过不少地方 (3) 呆过几个省市 (4) 长住本省市, 少出远门 (5) 基本生活在家乡 5.职业经验 (1) 干过7-8种工作 (2) 干过4-6种工作 (3) 干过2-3种工作 (4) 仅仅1种工作, 换过几个单位 (5) 在1个单位长期从事1种工作 6.性格特徵 (1) 十分开朗、乐天派 (2) 较为开朗 (3) 一般情况下想得开 (4) 有时很忧虑 (5) 经常情绪低落 7.英语能力 (1) 听说读写均流利 (2) 听说读较流利 (3) 听说较好, 读写一般 (4) 读写较好, 听说困难 (5) 基本不懂 8.出国的财力支援 (1) 3年 (2) 2年 (3) 1年 (4) 6个月-1年 (5) 6个月以下 9.出国移民的目的 (1) 个人事业发展 (2) 为了子女教育 (3) 资产转移和养老 (4) 躲避国内烦扰 (5) 没有明确目的 (6) 其他__________ 10.期望几年达到移民国家当地中层阶级的生活水平 (1) 10年 (2) 7-9年 (3) 5-6年 (4) 3-4年 (5) 1-2年 11.对在加拿大打工, 从零开始的容忍度 (1) 完全能够接受 (2) 能够接受 (3) 有限接受 (4) 偶尔为之 (5) 不能接受 12.对加拿大就业市场的事先研究深度 (1) 非常深入 (2) 相对了解 (3) 有些了解 (4) 基本不了解 (5) 没有想到去了解 读者朋友可以自己打分, 其中(1)为5分; (2)4分; (3)3分; (4)2分; (5)1分. 如果总分较高, 则移民生活和事业成功的可能性就大. 第二节 移民五步曲 移民虽然是人生的重要阶段, 但目前还没有人对移民的过程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这里作者进行一些初步的尝试, 提出移民五步曲的概念. 如果把移民过程放大来观察, 则可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出国蕴酿阶段 1.这个阶段没有明确的界限, 出国的想法可能最早萌芽于呀呀学语幼龄、高中苦读时候、大学意气风发时期、同事或朋友闲聊之下、或者移民说明会上. 2.出国蕴酿时间大不相同, 有的从最初的念头到决策, 可能有几十年、几年; 有的思考几个月; 有的在冲动之下瞬间决定了. 3.蕴酿出国的情形, 总体上都是由感情决定的, 理性思考远远不够. 4.我们建议在作出出国决策前, 花上几个月时间思考如下问题, 必要时同亲朋好友一起商量: .我的移民真实目的是什么 .我在国内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离开现有的工作和生活会失去什么 .我个人是否适合移民生活 .我的家庭所有成员是否都适合、都愿意移民 .我周边的亲朋好友对我移民是什么态度 .家里还有什么人需要照顾, 出国后能安排妥善吗 .我够移民条件吗? 成功移民的可能性多大 .办理移民手续能够很顺利吗, 会有多大的阻力 .移民手续办理失败,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移民的优势在哪里 .我移民的劣势在哪里, 有什么办法弥补 .有没有海外的关系和资源支援移民 .我对海外移民的真实生活了解多少 .我多大程度相信新移民成功的报道 .我多大程度上能够承担海外移民重新生活 .我了解移民目的地的就业市场和经济环境吗 .移民是一去不复返吗 .如果考虑移民后再回国发展, 原来的关系能接得上吗 .如果考虑移民后再回国发展, 家人放在海外有什么困难 .目前移民的时机成熟吗 二.申办手续阶段 1.这是一个广受人们重视的阶段, 也是花费时间最长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要决定选择移民公司代理还是自助办理, 选择在北京、香港、新加坡或者海外其他什么地方申请, 选择在加拿大的哪个省市居留. 2.关于选择移民公司代理还是自助办理, 选择在加拿大的居留地, 我们在下一节讨论. 3.关于选择在什么地方的使领馆投档申请, 目前主要在北京和香港之间选择. 根据加拿大移民事务非牟利机构Lexbase资料. 2001年北京签证办事处的移民名额上限定在5500人, 继连续三年增加后跌落至1998年水平. 虽然中国大陆是加拿大移民第一来源国, 但若在北京申请技术移民, 却可能至少等候四年才可能有面试机会, 因此许多人转向境外的移民处理中心递交申请书. 而加拿大移民部2001年颁予香港处理中心的移民目标名额相对提高到13500人, 比去年多出近15%. 加国给予香港的移民名额上限在1997年回归后,一度连续两年降至每年9000人, 但自2000年开始提高至近12000个名额, 香港处理中心目前是全世界处理最多移加个案的办事处, 平均每月接获1200至1400份申请书. 有关北京处理签证申请的时间见附录“北京签证申请处理的标准时间”. 4.使领馆等待时间对移民申请人来说是不可控的, 但是办理国内各种公证和其他材料的时间可以往前赶. 5.这段时间移民申请人的心态是焦虑的, 在无可奈何中等待. 原有的工作可能很容易放弃或者敷衍了事, 导致不应有的麻烦. 此时本职工作还应该兢兢业业的完成. 三.行前热身阶段 1.从拿到移民签证到出国登机前, 都属于行前准备阶段. 这段时间可能长至1年, 短至半月便可成行. 2.行前准备阶段往往被申请成功的喜悦充满著, 有的忙于告别酒宴, 很少正视即将来临的移民生活. 3.关于移民的行前准备事务, 我将在第七章“行前准备与出入境事宜”详述. 4.此时原有工作的移交应认真进行, 站好最后一班岗, 给同事留下良好的优先, 也为今后你可能的中加交流或者回国发展留下伏笔. 四.抵步安家阶段 1.这是从出国登机到在加拿大完全安顿下来的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长则半年, 短则1-2个月. 2.抵步之后首先是对加拿大新的生活环境的新鲜感和兴奋感, 这种情绪可能要持续1-2个月时间. 3.在新鲜感逐步消失, 家庭完全安顿后, 寻找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就会冒上来. 如果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 也会产生失落感、孤独感、怀旧和思乡情绪, 严重的会怀疑移民的目的, 自己是否应该出来. 在生理上可能会出现失眠、肠胃不适或者头痛等症状, 此时应该向家人、朋友、医生或心理辅导员倾诉这些问题, 关键是要坚持下来. 4.关于移民的抵步安家事务, 我们在第八章“加拿大安家事务和日常生活”详述. 五.适应转型阶段 1.实际上从入境之日起, 你就需要适应加拿大的社会文化环境, 不断的调整心态. 当然主要在获得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后, 才会有意识的考虑融入加拿大主流社会的问题. 2.这个适应新环境的时间因人而异, 有的适应性强, 可能1-2年就适应当地环境了; 有的适应性差或固守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习俗, 可能花3-5年时间, 甚至终身拒绝改变. 3.在一个家庭中, 小孩比成年人更容易、更愿意融入当地社会, 不同家庭成员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不同、意愿不同、潜质不同, 家庭观念、生活习惯、两性和婚姻关系的变化, 都会引起家庭内的冲突甚至破裂, 为此要有足够的重视. 4.从国情上, 美国是熔炉文化, 要抹去各个民族特徵而成为标准的美国人; 加拿大是马赛克文化, 它提倡多元文化, 允许保留原有的民族文化, 理论上讲各个族裔社团都是主流社会的一分子. 所以华人社群也可以主流社会自居. 但由于中文不是官方语言、政府中也没有多少中国人的面孔, 总显示不出自己的主流身份来, 许多华人还认为自己是个边缘人. 5.华人生活方式(如中餐、大家庭共居、子女成才教育、勤俭节约)并不需要多大的改变, 需要增加的是华人的公德意识、参政议政意识、参与社会社区事务意识、遵纪守法、社会交往规则、文明礼仪礼貌、遵守商业规则、建立商业信用. 第三节 移民事务中的几个重大选择 在移民过程中, 会有一些重大的选择, 这些选择甚至可能影响移民申请和移民后的事业成功。医疗,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修一道长城。 如今他已兑现禁穆令。因此,第一个命令是中止TPP协议、就业等资源,是缉尝光妒叱德癸泉含沪美国借防止恐怖袭击为理由,禁穆令就成了一道护身符,禁止穆斯林教人士移民美国。 阻止移民能让美国稀有的教育。第二个承诺是阻止移民,在竞选时就承诺当选总统后,对美国实行贸易保护,提高关税。 川普是个典型的孤立主义,而这些组织发动袭击的目标是针对美国及西方盟国的,导致恐怖组织泛滥,福利于美国民众,如今已实施。由于美国在伊拉克强行撤军。 第三个承诺是把美国打造成最安全的国家,钱由墨西哥出

研究先秦两汉的论文

1.《〈五行〉学说与〈荀子〉》,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2. 《论汉代〈诗经〉著述之内外传体》,刊载于《国学研究》第三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3.《学术上的闻一多:论〈古典新义〉之新》,收入《古典新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出版。4.《说评点》,刊载于《文史知识》2011年第11期。5.《论屈原诗歌的比体艺术》,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被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1年第6期,教育部语言文字报刊社《语文建设》2012年第2期“论点摘编”部分摘要介绍了本文的部分论点,题为《〈离骚〉的比体艺术》。6.《中国寓言研究反思及传统寓言视野》,刊载于《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7.《简帛〈五行〉篇与〈尚书〉之学》,收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古籍研究中心主编《先秦两汉古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8.《论楚辞文化学研究的问题——以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为考查中心》,刊载于《中国诗歌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2010年5月。9.《〈庄子〉和先秦道家散文艺术》,收入熊礼汇主编《中国古代散文艺术二十四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10.《“纯绿”还是“纯缘”:一个〈诗经〉学的误读》,刊载于《文献》季刊,2010年第1期;被收入《北大中文学刊》(20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11.《论简帛〈五行〉篇与〈诗经〉学之关系》,刊载于《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全文转载;又收入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编《燕园论诗:中国古代诗歌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12.《〈离骚〉三论》,刊载于《国学研究》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收入《北大中文学刊》(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13.《简帛〈五行〉篇与孟子之学》,刊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09年第10期全文转载;又被摘要收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国学文摘》第1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7月。14.《〈史记〉:那个时代的“文学”》,刊载于《文史知识》2009年第3期。15.《〈诗经〉学误读二题》,刊载于《枣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16.《理解孔子》,刊载于《在北大听讲座》第17辑,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12月。17.《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自恋倾向:以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为考查中心》,刊载于台湾远东科技大学《远东通识学报》第1期,2007年7月。18.《〈两都赋〉新论》,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2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6期全文转载。获得“北京大学第十一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1年3月3日)。19.《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的〈诗经〉学史价值》,刊载于《中国诗歌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05年8月。20.《先秦两汉文学与哲学》,收入《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傅璇琮、蒋寅总主编,赵敏俐、谭家健分卷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21.《现状和困境:近年来〈诗经〉研究平议》,刊载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5年第12期全文转载。22.《归乡情悲:〈采薇〉新释》,刊载于《文史知识》2005年第6期。23.《论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的〈诗经〉学史价值》,收入《立雪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4月。24.《关于先秦寓言的追问》,刊载于《文史知识》2004年第6期。25.《论屈原作品中的“男女关系”隐喻》,收入《先秦两汉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2004年7月。26.《卫宏作〈诗序〉说驳议:兼申郑玄子夏作〈大序〉、子夏毛公作〈小序〉说》,刊载于《中国学术》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8月。27.《史学、文学、经学:〈史记〉特质三层》,刊载于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Ⅱ(《国际中文研究》第二辑),博特拉大学出版社(UNIVERSITI PUTRA MALASIA PRESS)2001。28.《孔子天命意识综论》,刊载于《孔子研究》1999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马列哲学政治及社科类)1999年12期全文转载。29.《论〈诗经〉汉学宋学之异同》,刊载于《文史哲》1999年第4期。30.《论共时性理解对〈诗经〉、〈楚辞〉研究的意义》,刊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7期全文转载。31.《史记:司马迁人格的完成》,收入孙以昭主编《中国文化与古典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32.《试论荀子的人文意识》,刊载于《孔子研究》1991年第3期。33.《论〈诗经原始〉在〈诗经〉学史上的进展及其保守性》(合作),刊载于《学术交流》2011年第8期。34.《朱子〈诗〉学特征论略》(合作),刊载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35.《历史性:汉字阐释的原则》(合作),刊载于《人文杂志》1996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1996年第8期全文转载。36.《关于汉字构形功能的确定》(合作),刊载于《安徽教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37.《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合作),刊载于《学术界》1995年第1期。38.《汉字形义关系的疏离与弥合》(合作),刊载于《语文建设》1994年第1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1995年第3期全文转载。39.《〈说文解字〉与儒家传统》(合作),刊载于《江淮论坛》1994年第6期。40.《汉字阐释与图腾遗风》(合作),刊载于《东南文化》1994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94年第6期全文转载。41.《论屈原的理性精神》(合作),刊载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刘桢生平考摘 要:刘桢,以诗歌见长,与曹植并称“曹刘”。根据相关史料及文集理清刘桢依附曹操,任司空军谋祭酒、丞相掾属、五官将文学、平原侯庶子、临淄侯庶子等情况,考订刘桢于建安十六年夏因平视甄氏被刑,建安二十二年遭疫气而亡,享年约43岁。 关键词:刘桢;生平;生卒年 作者简介:王燕(1979-),女,汉族,湖北襄阳人,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2--02 刘桢字公干 ,生于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前后 ,东平宁阳人,即今山东宁阳县人,为汉宗室子孙 。其祖父名梁,字曼山 。 刘桢早慧,年八、九岁,能诵《论语》、《诗》,论及篇赋数万言 ,年少时便文名远播。初平三年(192年)曹操闻其文名,招其来归,桢以年小未就 。 建安三年春,刘桢任司空军谋祭酒 。任职期间,于建安七年、九年随从征邺 。建安十三年,曹操为丞相,刘桢被辟为丞相掾属,同年从征刘表,预赤壁之战 。十四年随军还谯,赴曹丕宴 。建安十六年(211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刘桢任五官将文学 ,时曹丕驻守邺城,刘桢与诸子随侍,同游南皮、邺城西园 。诸子同游是刘桢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任文学期间,刘桢曾辞曹丕借廓落带 。建安十六年夏因平视甄氏被刑 ,然而不久即被赦,复为文学 ,后转为平原侯庶子 。曹植十九年徙封临淄侯,刘桢也于十九年或稍后随之转为临淄侯庶子。建安二十年(215年)刘桢在清漳河滨养病,曹丕前来视疾 。 刘桢于建安二十二年遭疫气而亡,终年约43岁 。 注释: [1]刘桢,建安七子之一,以五言诗著称,与曹植并称“曹刘”(《文心雕龙·比兴》)。《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幼智下》引《文士传》:“刘桢字公干”。 [2]见俞绍初《建安七子集》附录《建安七子年谱》,中华书局,1989年,354页。 [3]《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字曼山,一名岑,东平宁阳人也。梁宗室子孙,……孙桢,亦以文才知名。” [4]关于刘桢与刘梁的关系有不同的说法。《魏志·王粲传》注引《文士传》:“桢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认为桢为梁之子。而《后汉书·文苑传》认为桢为梁之孙。案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刘梁生于公元120年,以刘桢生年公元175年推之,时梁已55岁左右,则桢为梁之孙较为可信。 [5]《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幼智下》引《文士传》:“刘桢字公干,少以才学知名。年八、九岁,能诵《论语》、《诗》,论及篇赋数万言。警悟辩捷,所问应声而答,当其辞气锋烈,莫有折者。” [6]见俞绍初《建安七子集》附录《建安七子年谱》,中华书局,1989年,354页。 [7]《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传》注引《魏志》:“桢字公干,为司空军谋祭酒”。按《魏志·武帝纪》:“三年春正月,公还许,初置军师祭酒。”则刘桢任司空军谋祭酒在建安三年春正月以后。 [8]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刘桢诗》:“北渡黎阳津,南登纪郢城。”《文选》张铣注曰:“北渡者,谓从太祖征袁绍。”按《魏志·武帝纪》,曹操七年破袁绍,九年与袁尚相持于黎阳。据此刘桢从征邺在建安七年、九年。 [9]《三国志·武帝纪》:“(十三年)夏六月,以公为丞相。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又《三国志·王粲传》:“瑒、桢各被太祖辟为丞相掾属。”则桢为丞相掾属在建安十三年。关于从征刘表,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一:“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李善注:“元后,谓曹操也。至南乡,谓征刘表也。”又《遂志赋》自叙经历:“梢吴夷于东隅,制叛臣乎南荆。”“制叛臣”谓征刘表。而曹操征刘表、赤壁之役在建安十三年。 [10]《三国志·武帝纪》:“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十二月,军还谯。”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一:“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四节相推斥,季冬风且凉。众宾会广坐,明镫熺炎光。”《文选》李善注:“丰、沛,汉高祖所居,以喻谯也。君,谓五官也。”诗中又有“季冬风且凉”句,与是年还谯时令合。由此可知刘桢从征刘表到还归谯郡一直随行曹氏。曹丕《感物赋序》中有“南征荆州,还过乡里”,指征刘表之后还归乡里谯郡,于谯郡设宴招待诸文人。“众宾会广坐,明镫熺炎光”即刘桢追忆昔日曹丕在谯郡宴饮歌舞的场面。 [11]《魏志·武帝纪》:“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又《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典略》曰:“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 [12]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曹丕于建安十六年封五官中郎将,阮瑀于十七年卒,又据信中“天气和暖,众果具繁。……节同时异,物是人非”可知诸子同游在十六年夏秋之际。而据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知昔日游处有南皮和西园两处,南皮在今河北省,西园在邺城。 [13]《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文帝尝赐桢廓落带,其后师死,欲借取以为像,因书嘲桢……桢答曰:‘……恨桢所带,无他妙饰,若实殊异,尚可纳也。’桢辞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为诸公子所亲爱。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刘桢辞借廓落带发生于被刑输作前,被刑时间见下注。 [14]《世说新语·言语》第二注引《典略》:“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酒酣坐欢,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刘桢被刑时间还可参看《魏志·王粲传》述吴质事注引《魏略》:“及河北平定,(大将军)[五官将]为世子,质与刘桢等并在坐席。桢坐谴之际,质出为朝歌长”,可知刘桢被刑与吴质任朝歌长同时。《魏略》接着说质:“后迁元城令。其后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据《三国志·钟繇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云:“太祖征汉中,太子在孟津”,可见“大军西征”指曹操征汉中,查《魏志·武帝纪》,曹操西征汉中为建安二十年,吴质迁元城令在西征汉中前,故必在二十年或二十年前。又据曹植《与吴季重书》“墨翟不好伎,何为过朝歌而回车乎?足下好伎,值墨翟回车之县”,可知此信是质任朝歌长时所作。而质于建安二十年甚至二十年前已迁元城令,故此信最晚作于二十年,时质仍任朝歌长。吴质回信《答东阿王书》曰:“墨子回车,而质四年。”可知此时质任朝歌长已四年。由二十年上推四年正是建安十六年,故最晚建安十六年吴质出为朝歌长,同时刘桢被刑,与《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典略》所述时间吻合。再由徐干《赠刘桢》:“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陶陶朱夏别,草木昌且繁”可知,刘桢受刑在是年夏天。 [15]《水经注》卷十六《谷水注》引《文士传》曰:“后太祖乘步牵车乘城,降关(疑作“观”)簿作,诸徒咸敬,而桢拒,坐磨石不动。太祖曰:‘此非刘桢也,石如何性。’桢曰:‘石出荆山悬岩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内秉坚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莹,禀气贞正,禀性自然。’太祖曰:‘名岂虚哉!’复为文学。” [16]《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传》注引《魏志》说刘桢:“为司空军谋祭酒,五官郎将文学,……转为平原侯庶子。” [17]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二曰:“余婴沉痼疾,窜身清漳滨。……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诗为赠曹丕的,“所亲”当指曹丕。可知刘桢于清漳河滨养病时,曹丕曾来视疾。而视疾时间,《赠五官中郎将》其三曰:“秋日多悲怀,……壮士远出征,戎事将独难。”李善注云:“‘壮士’,谓五官也……‘出征’,谓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为五官中郎将。’《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干、刘桢等俱逝。’然其间唯有镇孟津及黎阳,而无所征伐。故疑出征谓在孟津也。以在邺,故曰出征。以有兵卫,故曰戎事也。”李善认为“出征”谓曹丕因曹操征张鲁而驻守孟津,相对于邺城,所以说“出征”,因有兵卫,所以说“戎事”。曹丕视疾在赴孟津前夕,即建安二十年。 [18]《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干、琳、瑒、桢二十二年卒。”《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注引《魏书》载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后汉书·献帝纪》、曹植《说疫气》也说大疫发生于二十二年,则刘桢于建安二十二年卒当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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