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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席慕蓉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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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席慕蓉的论文

席慕蓉 - 成长经历 席慕蓉蒙古族人,全名是穆伦·席连勃,意即大江河;“慕容”是“穆伦”的谐译。1943年农历10月15日生于四川重庆城郊金刚坡,祖籍内蒙古察哈尔盟明安旗,1949年迁至香港,后随家飘落台湾,1956年入台北师范艺术科,1964年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进修,入油画高级班。1970年以穆伦为笔名,在《联合副刊》发表作品。七月回台湾,任教新竹师专美术科。其后数年间应邀参加多次省级及国际性之美展。并以萧瑞、漠蓉、穆伦·席连勃等笔名投稿,作品多为散文。1989年九月前往父亲及先母的家乡,初见蒙古高原。 十四岁起致力于绘画,至今仍视之为主要职业。写诗,只是作为累了一天之后的休息。她写诗,为的是“纪念一段远去的岁月,纪念那个只曾在我心中存在过的小小世界”。一个“真”字熔铸于诗中而又个性鲜明。在她的诗中,充满着一种对人情、爱情、乡情的悟性和理解。主要著作:七里香(诗)、无怨的青春(诗)、三弦(小品)、有一首歌(散文)、同心集(散文)、写给幸福(散文)、江山有待(散文)。写作风格 慕容的散文诗中表现出来,如幻似梦,似有若无,又远又近的境界。人存不存在前生?我们就不用去做科学的探讨与论断了,仅就<前缘>一文而言,诗人是借前生的存在来表达她对相悦者炽烈的爱恋。这爱恋曾被忽视:“你若曾是江南采莲的女子,我必是你皓腕下错过的那一朵。”这爱恋含着埋怨:“你若曾是那逃学的顽童,我必是从你袋中掉落的那颗崭新的弹珠,在路旁的草丛里,目送你毫不知情地远去。”这爱恋甘愿牺牲:“你若是面壁的高僧,我必是殿前的那一炷香。焚烧着,陪伴你过一段静穆的时光。”三个并列的意象,均用词精美,格调清新,特别是把相悦者与自己放在不平等的地位,突出了己方的主动与猛烈,极大的增强了情感的穿透力。正因为如此:“今生相逢,总觉得有些前缘未了,却又很恍惚,无法仔细地去辨认,无法仔细地向你说出。”这无法分辨,无法述说之情,就起了如幻似梦,似有若无的作用。也因为将此生与前生交错描写,给我的感觉是又远又近,远近界限难以划分,现实与理想难以划分,心相与理析难以划分。 席慕蓉 - 写作原因席慕蓉剖析自己写诗的历程,席慕蓉对记者说:“年轻时因寂寞而写诗,或许是一种对美的渴望;年纪稍长,因无法平抚心中的骚动而写诗;初老时,因惆怅而写诗,人也因此变勇敢了。”席慕蓉流连在诗的国度,“一首诗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对于时间的流逝,对于生命的感动,还有许许多多生活中难于表述却又感怀于心的东西,席慕蓉觉得只能以诗来表达。“诗能说清楚的事情,平时却怎么也说不清。”写《七里香》时,正是席慕蓉一生中最安静的时刻,那是读书,恋爱,结婚,生子及只有一点点乡愁的年岁,感觉灵敏而纯粹,是生命最清灵的时刻。《七里香》诗中的白描插图,也是她哄孩子睡觉时画的。一支钢笔、一本本子,搁在床边,随时随地地画。小孩子们也特别安静,看到他们的妈妈拿着笔,就很满足地睡着了。一直到现在,回头再看自己的旧作,席慕蓉仍然为自己感到庆幸。“幸好我在36岁的时候写出了《七里香》,我庆幸在我要写的时候写了出来。不少人都会悔其少作,但我没有,我觉得幸运的是,在我走过来的路上,留下了《七里香》。”记者问席慕蓉,当初写下这些诗,是因为生命的富足,还是对爱的渴望?席慕蓉一脸满足:“应该是生命的富足。”

“席慕蓉现象论争”析论1席慕蓉最早的两本诗集《七里香》与《无怨的青春》分别出版于一九八0以及一九八一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出版就大卖。据孟樊的调查,《无怨的青春》从一九八0年至一九八六年为止共销了三十六版;《七里香》从一九八一年七月至一九九0年十二月共销了四十六版;此外席慕蓉在一九八七年元月出版的《时光九篇》至九0年为止也销到二十七版。这样畅销的纪录,除郑愁予的《郑愁予诗集》与余光中的《白玉苦瓜》外,诗坛无人可以相比,这种畅销的现象在诗坛既是空前,至今也没人能打破这个纪录。于是诗坛将此称之「席慕蓉现象」。席慕蓉诗集不但畅销,也引起评论者的诸多意见。肯定者认为「席慕蓉现象」是种可喜的现象,代表现代诗终于被大众接受,而席慕蓉功不可没;反之,批评者认为席慕蓉的诗主题贫乏、矫情造作等等。甚至认为席慕蓉是故意创作此类「媚俗」诗作,来迎合大众的胃口。这些负面批评最早是在一九八四年四月由渡也发表炮火猛烈的〈有糖衣的毒药〉造成了密集的回响,此后关于「席慕蓉现象」的评论不断出现。布迪厄说:「文学竞争的中心焦点是文学合法性的垄断,也就是说,尤其是权威话语权利的垄断。」[1][1]席慕蓉现象引来鼓掌叫好的评论,也引发现代诗人的焦虑。到底席慕蓉的诗是不是「诗」,批评家与阅读大众围绕着席诗展开了文学合法性的争夺战。论争焦点集中在席诗为何畅销上,正反两方互相批判讨论。虽然前人尚未以「论争」定论,但实质上这的确是一场论争,因此本文尝试厘清整个论争的脉络,呈现整个「席慕蓉现象论争」的定位。除了呈现评论家们「如何」论争外,本文更关注的是评论家们「为何」要争议诗集畅销的现象。「席慕蓉现象论争」提供我们一个切入的角度,透过分析评论家们为何论争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背后的问题是,现代诗生产体制是如何面对这个前所未见的变局。而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重要理论概念场域(field)、习态(habitus)则提供了我们较佳的分析方式,避免了两种常见评论方式所造成的盲点--对评论者心态的臆测与事件的平面描述。二、 二、 席慕蓉现象论争经过由于前人未以论争看待这些讨论席慕蓉现象的文章,相关资料也未经汇整,因之本文先就时间顺序将论争经过作一整理说明:最早注意到席诗并为之写评论的是七等生,但最早注意到席慕蓉诗集畅销现象,并且尝试响应的却是曾昭旭。曾昭旭的〈光影寂灭处的永恒--席慕蓉在说什幺〉中说:「当席慕蓉的第一本诗集『七里香』造成校园的骚动与销售的热潮,我同时也开始听到一些颇令人忍俊不禁的风评。」[2][2]由此可见当时关于席慕蓉诗集畅销之事,已经开始有许多流言非议,只是没有形诸文字表达,有所耳闻的曾昭旭才写下此文,说明席诗只是一种青春的象征,「一种表示罢了!你又岂能当真认定执着看死了呢!」[3][3]以此对席慕蓉是否故意言情媚俗的疑虑作个澄清。之后在一九八三年,萧萧也写下〈青春无怨‧新诗无怨〉,文中提到席慕蓉的诗集,「缔造了诗集销售的最高纪录,而且,继续累增中。」[4][4]面对席慕蓉诗集的畅销,萧萧持以肯定的态度「甚至于可以说,她是现代诗里最容易被发现的『堂奥』,一般诗人却忽略了。或许真是诗家的不幸!诗坛的不幸!」[5][5],同时萧萧解释到,席诗畅销是因为她诗中充满现代诗人所不愿意写出的「情」、「韵」、「事」,因此席诗「是值得一探究竟的现代诗堂奥。」[6][6]萧萧与曾昭旭都对席慕蓉诗集畅销现象给予正面的评价,曾昭旭肯定席的用心真挚,萧萧则点出诗学层面的优点,鼓励大家学习探究。但这些说法在隔年四月由第一个批判席慕蓉诗集畅销现象的评论家渡也所分别反驳。他在四月八、九日《台湾时报副刊》上发表了〈有糖衣的毒药〉猛力抨击席慕蓉。这篇文章首先列出席诗的优点,接着分列主题贫乏、矫情做作、思想肤浅、浅露松散、无社会性、气格卑弱、数十年如一日等七项缺点批判席慕蓉。文中渡也批判萧萧的说法,首先说:「包括萧萧在内的某些诗评家皆认为席诗『缔造了诗集销售的最高纪录』,因此『她的出现与成功,都不应该是偶然。』笔者颇不以为然,一个作家的『成功』或失败如完全由掌声的多寡来决定,而非决定于作品的好坏优劣,实在可悲可笑。」[7][7]另外萧萧以为席慕蓉敢于言情是她受欢迎的原因,渡也也不以为然,渡也说:「敢于犯讳犯忌而写情诗者并非如萧萧所言仅有席慕蓉一人!萧萧以为席慕蓉敢于写作情诗,值得褒扬,真是笑话。其实问题不是敢不敢写,而是写得好不好。」[8][8]渡也虽然批判萧萧的上述两点,但是渡也也提到萧萧分析席诗的音乐性是成功的,因此我们可以分辨出渡也对萧萧的批判,是集中在萧萧对席诗畅销给予正面评价这件事上。此外,曾昭旭所说席慕蓉的诗,必须当作一种象征,不能当成事实来看。渡也也反驳曾昭旭的说法,说:「席诗假若仅是『意境的营造』,则虚无飘渺,一点价值都没有。看做事实的的陈述倒还好一点,虽然令人不舒服。」[9][9]渡也自述其写作动机为「希望能教沈醉于席诗者,大梦初醒;使席慕蓉本人,痛改前非。」[10][10]在渡也的批判范围中,需要改正的,除了席慕蓉之外,也包括喜爱席慕蓉的读者。同样抱持这种看法的人还有诗人非马。非马在一九八四年八月十日发表了〈糖衣的毒药〉这篇文章,文中除了认同渡也的说法外,更点出席慕蓉诗的畅销现象是整个社会的共犯结构所造成:「我又想到那些评论家、出版家以及传播界的人士,他们不好好利用他们的地位与影响力,去为改善社会与人群的工作出力,却甘心沦为恶性循环中的一环-培养一批苍白梦幻的作家,把他们的书吹捧上畅销架,诱导易感的年轻人去读去做梦去无病呻吟,因此培养出更多苍白梦幻的作家……」[11][11]渡也的言论一出,随即在《台湾时报副刊》引起一场小论战。张瑞麟发表了〈我读「有糖衣的毒药」〉,以一个不熟悉诗坛的一般读者立场认为,席慕蓉的诗让他能够明白、感动,比起其它诗人而言好多了。羊牧的〈动听的真话-为「有糖衣的毒药」喝采〉则回头批评了萧萧与曾昭旭不该为席慕蓉说话,又再次举了琼瑶的例子比喻席慕蓉,并且说:「认为这些作品就是『诗』,我认为有良知的文学工作者没有沉默的权利。」[12][12]接着,贾化的〈我读「我读有糖衣的毒药」〉则批评了张瑞麟的大众论点,把席慕蓉的诗比成黄色书刊,引起张又响应了一篇〈有害的迷幻药〉。这些文章也许没有深刻论点,但是也反映了阅读大众与诗人的两派想法。在这场由渡也所引起的论战平息之后,到了一九九一年,孟樊在当代台湾通俗文学研讨会上发表了〈台湾的大众诗学〉一文,则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席慕蓉现象」。孟樊长期身处出版业的现场[13][13],因此这篇文章援引许多出版的实际状况来加以左证,加上孟樊善于使用社会学理论,对于席诗受欢迎的社会面向有超越前人的深刻讨论,是这篇论文的可观之处。尤其迥异于其它的评论文章,孟樊试图用分析性、解释性的文字来取代过去的论文中,评论家透过批判席诗所凸显文化的理想与规范功能。这正凸显孟文在「席慕蓉现象论争」中的过渡意义。这篇文章已经将讨论问题的焦点从个人诗艺的高下,是否具有媚俗动机等个人批判,转移到「席慕蓉现象」的社会意涵上。但即使如此,孟樊仍对大众诗有轻微的否定倾向。孟文虽然希望能以不带褒贬的立场来谈席慕蓉现象,在行文中却又可见对席诗带有贬抑的字句,例如:若不是有强大的传播媒体为之造势(包括广告、宣传以及演讲等等),若不是由于进入畅销书排行榜而能一炮而红……则她的诗也很难成为独树一格的大众诗。她是出版商的『诗的宠儿』。」[14][14]席慕蓉如果继续写作这种类型的情诗,在出版商刻意的炒作下,不可能再进步,除非她敢于向生产机制反叛。[15][15]这些说法仍然暗示席诗的媚俗倾向。又如,孟文一开始即定义何谓「大众诗学」,意指「被大众所喜欢或接受的诗……它较一般的诗能普获大众的青睐,反映在诗集的销售上,即表示其销售成绩不恶,不仅『不恶』,而且还能进入畅销书排行榜内,连连再版。」[16][16],矛盾的是,符合这个定义的诗集,除了席慕蓉之外,还包括郑愁予与余光中。于此孟樊花相当大的篇幅企图证明只有席慕蓉的诗是所谓的「大众诗」,而其它二者不是。诸如此类的说法,可以发现孟樊虽希望兼顾八0年代台湾文化工业兴起的背景,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他武断地把席诗与大众诗与文化工业划上等号,忽略(或者故意漠视)三者的差别。杨宗翰正点出了孟樊的这个问题。二00一年一月杨宗翰在《竹堑文献》上发表了〈诗艺之外-诗人席慕容与「席慕容现象」〉,杨宗翰则认为文学史还可以透过畅销、女性、蒙古、非诗社成员诗人的身份来看待席慕蓉,开拓新的视野有助于更全面的给席慕蓉较准确的定位。文中则检讨了孟樊对大众诗潜在的贬意。杨宗翰指出孟樊事实上套用了文学史家讨论琼瑶的模式来为席慕蓉下定位,事实上,席慕蓉本人并没有涉及文化工业的生产设计,也没有打算刻意要求畅销,把席慕蓉比附为「诗界琼瑶」的作法是失之武断的。二00二年七月沉奇在《文讯》上发表了〈重新解读「席慕蓉诗歌现象」〉,这是最近一篇讨论席慕蓉现象的文章。沉奇认为现代诗的创作具有实验性与常态性的写作态度两种,席慕蓉正属于后者,不应该因为席慕蓉的诗作不具有实验创新的性质而加以忽视,甚至敌视。总结以上,我们可以对「席慕蓉现象论争」的经过有一概略了解,但在事件的描述之外,我们更关心的是文章后面所透露的讯息,亦即评论者在现代诗场域中的位置以及现代诗场域的转变。三、 三、 从论争看现代诗场域的变迁朋尼维兹如此解释布迪厄的场域:「一个场域就像一个网络,或位置间的客观关系组合。我们可以依照这些位置的存在,这些位置对占据此位置的施为者或体制,这些位置在不同种资本分配结构的目前或潜在状况(资本拥有的状况可以决定在该场域中的获利),及和其它位置的客观关系(宰制关系、从属关系或同构关系等),而客观地定义这些位置。」[17][17]上述评论者都分别在现代诗场域中相对的具有自己的位置。但是如果只重视文化、经济资本或者宰制、从属关系而所描绘的场域位置,则忽略了时间变化导致的权力关系消长。此处将以时间顺序区分出评论者在现代诗场域中位置的变迁。最早肯定席慕蓉现象的萧萧、曾昭旭,他们都是出身中文系研究所,而且两人都是长期在学校教书的老师。老师的身份与曾、萧两人的场域位置有密切的关连。教育政策制订是由国家主导,老师的身份则是教育的执行者,教育目标是使人民接受国家所期许的意识型态。因此身为教师在文学场域中的位置便相对倾向政府,也较不具批判性。以台湾来说,在五0、六0年代,由于国家定位倾向是对立于共产中国的自由中国,因此由国家机器所形塑的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具有标榜正面价值,立场保守且崇尚抒情风格与中国古典传统等特征[18][18]。在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的时代氛围里,中文系被赋予高度期待,并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因此出身中文系的老师们对诗的期待视野是一种经过选择的抒情传统。正如威廉士所说:「我们要检视的其实不是一个传统(a tradition),而是一个经过选择的传统(a selective tradition):它是经由有形塑力的过去(a shaping past)与已预先被形塑成的现在(a pre-shaped present)刻意建构而成,在社会与文化之定义及认定上有强大的运作能力。」[19][19]这个带有中国传统、保守抒情倾向的文化品味,决定了他们评价文学作品的方向。但五0、六0年代里现代诗并不是国文教育的一环,当时拥有较被重视的文类是古典诗、文言文之类的古典文类。一直要等到七0年代后,现代诗开始被编入课本,进入国文教育。在那之前,现代诗在台湾文化场域中位于边缘位置。由于战乱,早期现代诗人的教育背景复杂多元,其中军人与外文学者身份居多,就算不是外文系背景,现代诗人们也都努力学习外国诗与外国文学理论。奚密指出现代汉诗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建立不同于古典诗的身份,并且对抗普遍存在于社会文化中古典诗的影响。经过早期诗人们的努力,到了六0年代中期,现代诗以确立身份与在文坛的地位。奚密指出:「现代诗的新空间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对诗的无功利性的追求;第二,对诗人所处的社会社会经济弱势的自觉以及对其它弱者的怜悯;第三,激进的个人主义与通俗文学文化对立。」[20][20]正因为现代诗具有上述特征,相对的参与现代诗的创作活动也变成一种前卫实验的象征,这往往代表配合不愿意与商业以及政府主导的主流文化品味。到了八0年代,现代诗已经逐渐被承认为重要其,中文系学者也开始尝试以自己的文化背景去解读研究现代诗。但是传统中文系并没有相关的诗学知识可以援引,中文系身份的现代诗评论家有两种方式进行批评,其一转化相类似的古典诗学理论来诠释现代诗。不然就是接受已发展了二十年,混杂外国诗学与现代诗人自身体悟的现代诗学传统。因此同样是中文系出身的渡也、萧萧与曾昭旭,因为选择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而导致立场的对立。对萧、曾而言,席诗与他们所熟悉的中国古典传统相当的契合,萧萧说:「萧萧这样分析:「大学时代,席慕蓉已会作诗填词,古典诗歌的含蓄精神、温婉性格、温柔气质,自然从她的话中透露出来,不过,她运用的是现代白话言舒散感觉又比古典诗词更让人易于亲近。同时,她不会浸染于现代诗挣扎蜕化的语言不似一般现代诗那样高亢。」([21][21])由此可见,萧萧在席诗中所看到的「古典诗歌的含蓄精神」,正是萧、曾两人接受的原因。相反的,在现代诗传统的无功利性以及反对通俗文学的特征,使得渡也、非马等现代诗人完全不能接受席慕蓉的作品。首先,他们不能认同诗的受欢迎,因为诗是一种前卫、实验、菁英文化的象征,是不应该普遍化大众化的。另外他们也不能认同席诗得到评论者的赞美,因为现代诗专业评论者的赞美,代表评论者承认这些「文字」是诗,这将使「诗的定义」混淆不清。最后终使渡也、非马这些评论家以严厉语气批判将席慕蓉与肯定席诗的评论者。此外在《台湾时报副刊》发表文章反对渡也的张瑞麟,可以说代表一般大众对这个现象的看法[22][22]。的确,普罗大众并不期待复杂难懂的文学作品,抒情风格容易接受都是一般大众愿意接受席慕蓉的原因。张瑞麟说:「只因为她的诗我看得懂,而且会受感动。我宁可要一个诗作平浅易懂的诗人,也不要十个写些令人看了不知所云的艰难的诗人。」[23][23]在这句话的背后隐含了大众长期以来对现代诗的不能谅解与理解。长期以来,强调实验前卫的现代诗不能被大众所理解已经是台湾现代诗史上争议过无数次的话题,即使如此,现代诗人们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定位,保持与大众的距离,并且享受着现代诗所具有的较高的文化资本。能够解读并创作别人不能理解的现代诗似乎成为现代诗人们高人一等的理由。虽然有心之士不断鼓吹现代诗不要晦涩,但大众对现代诗的接受程度却一直不高。相反的,六0到八0年代间在国中、高中国语课本上出现的现代诗作,除了强调爱国的作品外,多半是抒情的小品。这使得被教育的大众对现代诗的期待往往停留在杨唤的〈夏夜〉、蓉子〈只要我们有根〉、余光中〈乡愁四韵〉、渡也〈竹〉这类抒情、标举正面价值、倾向采取中国象征的诗作,这些倾向也正是席慕蓉的诗中的特色。再加上国文学习过程中会学到许多中国古典诗词,这些古典诗词所表现的抒情与古典诗词特有的押韵方式都使得阅读大众感到熟悉,而得以欣赏席慕蓉作品。时间到了九0年代,文学场域开始有了转变。首先,其次研究者开始重视通俗文学的社会意义。各种国内、外有关通俗文学的理论的兴起,使孟樊能以有别于过去评论家的理论架构去讨论席慕蓉现象,对孟樊而言,这已经是诗学现象,而不再是诗人个人的技巧或品格问题。但是孟樊仍犯了把席诗成通俗文学的问题。到了最近,杨宗翰发声时候,情况又不同于孟樊发声的时候。随着时间过去,席慕蓉以成名二十年,她早期成名的作品也已经被典律化,例如《时光九篇》得到民国七十六年的「中兴文艺奖章」。作品而收入各大重要诗选,甚至近年来的高中、高职课本已将〈一棵开花的树〉收入教材中[24][24]。而「席慕蓉现象」也已经成为台湾现代诗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后来研究台湾现代诗史者不能不处理的重要议题之一。这使杨宗翰可以在较无压力环境下处理席慕蓉现象。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沉奇,他是西安财经学院文化传播系教授。同时也是诗人、诗评家,以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虽然评论台湾现代诗,但他却是受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大陆评论家在八0年代文革结束后,开始关注台湾文学。 就权力场的考量来说,大陆评论家在做台湾文学评论时,隐约藏着以中国文学传统收编台湾文学的企图。因此与台湾评论家不同的是,沉奇与其它大陆诗评家看待席慕蓉诗作时,是将席慕蓉诗与心中的中国新文学传统作比较,而不是单以台湾现代诗传统来看。因此大陆诗评家们往往愿意仔细分析,目标是找出席慕蓉诗中与中国传统的相关之处。沉奇认为「对『席慕蓉现象』的重新解读,旨在对整个常态诗歌写作的重新正名与定位。长期任运不拘、一味移步换形的中国新诗,正在逐渐清醒中认领一个守常求变的良性发展时期。」[25][25]一反台湾评论家的批判,沉奇看到的是席慕蓉对「中国新诗」的良性发展影响。但对大陆的畅销诗,沉奇却不以为然,他说:「尤其是在『席慕蓉旋风』登陆大陆诗坛时,正值『汪国真诗歌热』之际,人们很容易将二者合并归类……简单而轻率地认定席慕蓉为台湾版的汪国真,自然不屑一顾了」[26][26]此处可以再次看到,之所以会有这种结论,而不是说汪国真是「大陆版的席慕蓉」,正因为沉奇是将席慕蓉置于中国新诗传统中衡量。以上详细分析现代诗场域的变迁与不同时期评论家在场域中的位置。除了讨论评论家与一般大众在文学场域中的位置外,我们还能从论争的焦点看出论者的习态如何作用。

有一篇相关论文你可以借鉴一下,不过我认为你还是先要认真去主读读席慕容的诗歌,才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来。仅供参考。 论席慕容诗歌的感伤美 作者:【宋姗 曾丽芹】 2010-9-282010.05 学教育 21 论席慕容诗歌的感伤美宋姗曾丽芹(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海口571158) [摘要] 席慕容的诗歌曾带给诗坛一阵清新旋风,给很多读者心中留下深深的感动,这份感动也让读者感受到她对待诗的真诚,她的忧伤的真诚,本文将从其诗歌所表现的感伤情调中来分析其“独抒性灵,不拘格调” 的真性情。从她对故乡那解不开的情怀中来感受她的深切的失落。 [关键词] 感伤;真;爱情;乡愁一、独抒性灵的“真” 席慕容台湾女诗人,她的名字以及她的诗歌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海峡两岸刮起过一股强劲的“席慕容旋风”。席慕容的诗之所以能在海峡两岸都风靡一时,受到众多的青年读者的欢迎。我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被她的真情所感动。这种真情所描绘出来的忧伤带给人们的是一片纯净的天空。正如她一直所相信的“生命的本相,不在表层,而是在极深极深的内里。”爱心在她的诗中表露无疑,像“如果你愿意我将/把每一粒种子都崛起/把每一条河流都切断/让荒芜干涸延伸到无穷远/ 今生今世永不再将你想起/除了除了在有些个/因落泪而湿润的夜里如果/ 如果你愿意。”(《如果》),将我对你的爱,你的情表现的刻骨铭心,为了你甘愿做任何琐碎的事情,此情此情是多么让人心碎。而象“我只想如何才能将此刻绣起/绣出一张绵绵密密的画页/绣进我们两人的心中/ 一针有一针的悲伤与/疼痛。”(《重逢之一》),就将我的一颗饱满的心融入在了刺绣的每一针的疼痛中,将你的面容,一针一针的绣在我的心上。这种由真而表现出来的感伤,在席慕容的笔下刻画的淋漓尽致。而这种真性情的提倡,在我国古代的诗论中,就多次被倡导。尤以袁宏道的“性灵说” 论述最为透彻。他提倡诗文创作必须抒写作家的性灵,表现内心的真实感情,应该是自然天性的流露,反对任何的因袭模拟,剽窃仿作。在《序小修诗》中,他赞扬其弟小修的诗道:“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束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龇处,佳处自不必言,即龇处亦多独造本色语。”他所表达的就是一个“真” 字,只要文学作品是真性灵,真感情的流露,即使是 “龇处” 亦是“佳者”。而席慕容的诗文,处处体现她的真情,她的非胸臆的流出不肯下笔,将情与境,将爱情的千言万语,都融会在短短的几行诗句中。如“你是那急驰的箭/ 我就是你翎旁的风声/你是那负伤的鹰/我就是抚慰你的月光/你是那昂然的松/我就是那缠绵的藤萝”。(《伴侣》),我的爱如你翎旁的风,如抚慰你的月光,如缠绵的藤萝,这些都只是为了能做你生生世世温柔的妻,做你永生永世的伴侣,用看似平凡的意象,却表达了最真最深的情。而情到深处自然会生出感伤,爱必得忧伤,这种对爱的忧伤,在席慕容的爱情诗中,表现最深,无论是重逢的喜悦、离别的惆怅,爱的坦诚,都流露出一种温润、一种圣洁、一种执着而无悔的心情。如“其实我盼望的/也不过就只是那一瞬/我从来没要求过你给我/你的一生/如果能在开满了栀子花的山坡上/与你相遇如果能/深深的爱过一次再别离/那么再长久的一生/不也就只是就只是/回首时/那短短的一瞬。”(《盼望》)。我深知我们将永不能在一起,可是我祈求的只是相爱的瞬间,你回首时那短短的瞬间,只要你给了我那爱的一瞬间,那就是我盼望的。可是最终的最终,你却连这一瞬都没能给我。但是席慕容的这种忧伤,并不是无病呻吟的感伤,也不是怨天尤人的悲悯,而是以真为基础,以善为旨归,她经历忧伤过后痛苦过后,对生和爱有一种大悟和觉醒。就像她在《无怨的青春》的序言中所说的: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请你一定要温柔的对待他。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若你们能始终温柔的相待,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将是一种无暇的美丽。若不得不分离,也要好好的说声再见,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感谢他给了你一份记忆。长大了之后,你才会知道,在暮然回首的刹那,没有怨恨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如山岗上那轮静静的满月。她用她独有的善和真,将感激的心存在爱中,警醒着大家在爱逝去后,你依然会了无遗憾。真正的爱心是最柔软、最宽容、最能承受一切意外的打击的,只要你的确曾真正的爱过,不管今天和将来如何,都不应有悔。在展现爱的人生中,更在以女性悦耳的絮语教导人如何面对人生。所以我们在那么多虚伪的作品就更珍惜席慕容的这种真。二、继承与创新的“变”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指出,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然也。妍媸之质,不逐目而逐时。是故草木之无情也,而鞓红鹤翎,不能不改观于左紫细绯。唯识时之士为能堤其颓而通其所必变。”袁宏道在这里指出:“真正的继承,不是模仿,而应当是新的创造与发展。‘时’的变化,必然要引起‘物’的变化,这是自然规律,为此就要有‘通变’的观念,而不能剿袭传统。”这正如席慕容的诗,既有对于古典诗美的现代抒写,将古典诗词的凄美意象融入现代诗中,也有西方文明的风采,将西方文化的绝对宽容精神和浪漫情调与传统文化中的含蓄委婉和淡淡的宿命意识巧妙的结合在自己的诗中,形成独特的个性。而传统文化的继承则使她的诗散发出古典诗文学评论 2010.05 学教育 22 词的抒情韵味。古词意象的选择的不同,诗的韵味也会不同。席慕容善于将古典诗柔美的意象作用于自己的诗中,也善于用新的诗歌意象来传达她的诗情,既古又变。她使用最多的意象是各种花的意象。而花的意象在古诗人眼中,是忧伤的代名词,如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 这一意象体现出黛玉的无尽伤怀之情,而在席慕容这里,花依旧是忧伤的化形,如“在暮色里你漠然转身渐行渐远/长廊寂寂诸神静默/我终于成木成石一如前世/廊外仍有千朵芙蓉/淡淡的开在水中”(《历史博物馆》)。这首诗在《台湾爱情诗选析》一书中被视为是席慕容的诗中最好的一首,将现代的诗情融入了古典的莲荷意象中去。仿佛历史博物馆的展览一夜间有了灵魂,而在等待你的期望落空后,又终于失了这灵魂。除此之外,席慕容的诗中还创造了些新的诗歌意象。如对“树”的新解,将树作为爱情的象征,爱的凄美在她的那篇《一棵开花的树》中,表现的最透彻。“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它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佛于是把我化作一颗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的开满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一颗满心期待着爱的树,为情人凋零的树的形象跃然于我们面前“而当你终于无视的走过/朋友啊/那落了一地的/不是花瓣/而是我凋零的心” 爱情的凄美,在开满了花的树的面前,在伟岸的树的面前,依然只是一颗为爱受伤而凋零的心。满载这希望而来,满愈伤怀而落,满地皆是伤心的泪珠,为你离去而未看我一眼的泪珠。还有“风沙”“风沙起时乡心就起/ 风沙落时乡心却无处停息”(《狂风沙》)” 或“呼唤这风沙的来处我的故乡/遂在疾驰的车中泪满衣裳”(《高速公路的下午》)等这些新的意象。正是席诗中对于古诗的继承与创新,也正是这些创新,才使席慕容的诗充满了既熟悉又陌生,既亲切又惊奇,既感伤又憧憬的意趣在其中。三、率性而行的“趣” 席慕容诗的忧伤的真以及继承与创新的变都有其独特的审美趣味在其中,她的诗带给读者的往往是心灵的感动与震撼,优美的意象清新明丽的语言,丰富的情感,都在诗中流露出来,在“茉莉好像/没什么季节/在日里在夜里/时时开着小朵的/清香的蓓蕾想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分别/在日里在夜里/在每一个恍惚的刹那间”。(《茉莉》)这首诗中,诗人将自己真挚的情感比喻成小小的茉莉,美丽的茉莉的清香的蓓蕾,正如自己想你时的心情,在每时每刻,在“日里在夜里”“在每一个想你的刹那”。丰富的情感满愈心中。然后她的诗也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自己小小的情感世界中,在对爱情的无法挽回的忧伤中,在对青春逝去的惆怅中,对生命人生的一种了悟也在她的笔尖不经意的流露出来了。在《邂逅》这首诗中,作者就将逝去的爱情,青春的流去当成是命运的安排,不错怪谁,只是当我们多年后擦身而过,漠然的转身离去时,那一份伤痛就永久的留在心中了,然后在一切过后,悟得生命和生活只要安宁和美丽就好了,能够有欣赏天蓝树绿的安宁,这就是忧伤后所能得到的最本真的生活吧!忧伤,所以才有所悟,有所悟才更怀念那些曾经美好的日子,曾经烙在心上的日子。总所周知,席慕容是蒙古族后裔,虽然从小离开大陆,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故乡—— 内蒙古草原。但是小时候总在外婆的口中听到故乡,在地理课上感受着故乡。故乡对于她来说,不是地图上那遥远的陌生的草原,而是深深刻在心上,在心上想了千百遍的情怀,而对于这些怀念故乡的情怀,在席慕容的诗中,曾多次反复的出现,对于她来说“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确实一种模糊的惆怅/仿佛雾里的挥手离别/离别后/乡愁是一颗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乡愁》)简短的七行三个段落,作者就将这份乡愁情绪概括出来,诗人用没有年轮的树永驻游子心中“永不老去” 的形象比喻抒发了似海洋深的愁绪、怀念、怅惘的情感,使人读之回味无穷。这首诗同余光中的早年发表的《乡愁》一样,道出了远离故土的游子们的共同情感特征,意境深远。乡愁诗的抒写,往往包含着很深的失落,因为喜爱,所以常感到不满和失落; 因为爱得深,所以失落感也就特别强烈。而这些深深的失落感,在席慕容的乡愁诗中,也表现的非常明显。如《狂风沙》中“风沙的来处有一个名字/父亲说儿啊那就是你的故乡/长城外草原千里万里/ 母亲说儿啊名字只有一个记忆风沙起时乡心就起/风沙落时乡心却无处停息/寻觅的云啊流浪的鹰/我的挥手不只是为了呼唤/请让我与你们为侣化遍长空/飞向那历历的关山一个从没有见过的地方竟是故乡/所有的知识只有一个名字/在灰暗的城市里我找不到方向/父亲啊母亲/那名字是我心中的刺。” 风沙起时,乡愁顿起,揣想那风沙起处的模样,希望从风沙带来的气息中嗅出故乡的花香,听到乡音忧长的思念,然而风沙过后,却无论如何也摆脱不去那份牵挂。于是诗人希望那漂游无根的云和鹰能够听到她的呼唤,能够携带她遨游长空飞越关山,去寻找那日思夜想的故乡。而这些迫切的心情唯有父母亲才能理解,于是“所有的知识只有一个名字”,而“那名字是我心中的刺”,这是一个现代人痛苦灵魂的挣扎与再现,是一个游子浪迹天涯无所适从的悲哀。四、结语席慕容的诗,不管是乡愁诗,爱情诗,还是禅意诗,还是对青春逝去的无法挽回的惆怅诗,总是流动着一种情绪记忆的色彩,正如古人所说赌物感人,触景伤怀,常流露出一种极淡却又极浓的感伤情调。这种感伤如逝水年华往往能够触到读者心中最隐秘的角落,拨动那常人无法拨起的弦音。感伤情怀在席慕容的诗中,可谓道尽了人生的百态,触动了全景,在每一个情绪波动的角落,总是不知不觉的渗透进了其中。那种由真而发的伤,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无法躲藏的。参考文献: [1] 席慕容:《台湾著名女诗人席慕容抒情诗合集》. [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 [2]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夏祖丽:《一条河流的梦》. [M]. 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4] 杨光治:《台湾爱情诗选析》. [M]. 1989. [5] 潘承玉:《忧伤与莲荷原型——席慕容的艺术世界透析》. [J]. 淮北煤师院学报. 1992. [6] 郭济访/王建选评.《台湾三家诗精品》. [M].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0.作者简介:宋姗(1986—),女,汉族,江西吉安人,海南师范大学2008 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曾丽芹(1987—),女,汉族,湖南株洲人,海南师范大学2008 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文学评论

读过席慕容散文的人,往往被她那细腻动人的笔调感染。她的文章取材广泛、充满温馨。细读进去,她的文章平易朴实:山坡上的野草,孤独的大树,匆匆的过客,顽皮的小孩,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她都能注意到并且看出它们内在的美好品质,然后化为文字,与读者共享。文中没有可以推砌的词语,没有令人惊奇不已的哲理,只是娓娓道出、顺理成章。可却能在人心里荡起层层涟漪。《写给幸福》是席慕容一本抒情散文集。抒情是席慕容写作的一大特色。她的散文有诗的韵味,更有画的典美。这或许因为她是个画家之故。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那充满孩童般纯真的感情。那亲切抒缓的字句,空灵伤感的情调,行云流水般的叙述,处处洋溢着她对美好生活的执著追求和热爱。 乡愁是席慕容作品的一个主题,这位长在内地的蒙古贵胄,对那块有着茫茫草原,沙漠驼铃,长河落日的土地充满着向往和爱戴。这种心情常流露在她的笔尖,所以她的作品既有悠远清丽的南国秀美,又有豪放粗犷的北国浪漫情怀。也许,她的歌是从“旷野上世代牧着羊的人心里生长出来的”,而支撑着她在人生道路上艰难跋涉的,也正是“游牧民族与生俱来的那一份渴望了”。 席慕容的作品题材多样,但统摄在一个基调中,充满同情,充满真诚。从她笔下的天地里,你会感觉到她那种对亲人、对朋友、对人生的热爱。应该说,她的作品并不一定十分完美,有时显得单薄了些,感触乏弱了些,有些作品思维或者不够深远,对于现实来说显得太理想化了些,但她描写的那些充满至善至美的平凡琐事,总能拔动人们的心弦,让你一同去发现世界中美好的一面。相对于那些卷帙浩繁、气势磅礴的巨作,席慕容的作品就象一股涓涓细流,带给你遐想,带给你甘香。 也许,有人喜欢的是那些愤世嫉俗的谈古说今,有人喜欢悲凄哀艳的儿女情长,有人则喜欢壮烈雄迈的诤诤劲言,但在这些悲壮、深沉的世界里,注入一点席慕容般的纯真、甜美,它就象一缕轻风,吹拂着你,让你随着她小夜曲般的娓娓倾诉,去回味些许岁月里无法捉摸的幸福和生活的真善美,或者,这正是席慕容从来没有刻意去做过些什么努力的心愿所在。 所以,我愿意随着这份写给幸福的柔情,去找寻幸福,感受幸福。

芙蓉石的宝石学特征研究论文

芙蓉石是一种粉红色半透明至透明的石英块体,也称蔷薇石英,其化学成分主要为二氧化硅,除呈粉红色外,也有深粉红色者。硬度为7,比重2.65左右,断口贝壳状,呈油脂光泽。主要用作项链、手链,有时也做一些小型挂件或鸡心和耳坠等饰物,芙蓉石主要产出巴西,中国主要产地在新疆、云南等地。水晶鉴别1、触摸法:水晶都是晶体,传热快,玻璃为非晶质,传热慢。所以手握水晶会感到冰凉入心,佩带一小会儿之后,便与体温同步;而玻璃则有温感。2、内含物观察:以20倍珠宝放大镜观察:水晶内常有天然融入的气液包含体、絮状物、共生矿物、冰裂、层裂等瑕疵,毫无瑕疵的晶体大多有问题。玻璃表面和内部常有漩涡状的细纹,很像将蜂蜜倒入清水里之后由于搅拌不均而产生的现象。另外关于气泡的问题,有一说将含有气泡的笼统列为玻璃,这是很不严谨的。首先天然水晶可能含有气泡,是在其结晶生长过程中混入的天然气液体,气泡微小细密,具有水润感,犹如石中的雾气,而且分布有致,如云如雾,具有美感(如包含物多到形成图象,则为异象水晶,如白幽灵等)。劣质玻璃确实容易含有气泡,形状和排列多不规则,感觉突兀,缺乏浑然天成的一体感。不过,从现实的角度看,用来仿冒水晶的玻璃往往制作精良,不会这样不上太面,不然只能在地摊上蒙人了。3、断口鉴别:玻璃断口的式样大家都很熟悉,是光滑弯曲如贝壳的凹痕;而水晶是矿石,断口处能够看出石质感,而且水晶是结晶体,断面不会出现玻璃那样的痕迹。4、工艺:愈是珍贵的宝石,打磨越发精细,例如钻石的切割,已然成为一门艺术。玻璃假宝石价格低廉,所以磨制粗糙,表面多不平滑,刻面之间的交棱不平直,孔眼不精致尤其是这个孔眼,玻璃质脆,孔眼处容易破裂,正好可以进行断口观察。5、光学鉴别:玻璃是不结晶的均质体,水晶是结晶的非均质体,在偏光镜下转动360度有似明似暗变化的是天然水晶,没有变化的是假水晶。另外,某些天然水晶如紫晶有二色性,假晶则没有。6、硬度区分:水晶硬度为7,玻璃通常为5.5左右,所以水晶划刻玻璃时,水晶无痕玻璃有痕。(舍得的话,用饰品不太明显的部位在玻璃上试试看)爱心提示:硬度实验只针对水晶族的宝石,不要拿这个方法去鉴定非水晶族的宝贝,像蜜腊、珊瑚、砗磲、珍珠之类的有机宝石、或翡翠等玉石科的东东。另外从宝石学的角度,硬度和脆度是两个概念,也就是说硬度大不代表摔不坏,所以鉴定前一定先搞清你家宝贝的具体物性再动手,佩带的时候也不要太野蛮。7、发丝鉴定(双折射):发丝鉴定专门针对圆球状晶体:将水晶放在一根头发丝上,轻轻转动晶石,当转到某一方向时出现双影,即一根头发变两根,效果清晰明显,这是由天然水晶的晶体排列产生的双折射现象,假晶做不到。双影效果越明显,说明晶体质量越好,有些杂质过多的天然水晶可能双折不明显,或出现发丝扭曲、直线变断线等现象,这样的晶石质量就差一些。8、热导检测:将热导仪调节到绿色4格测试宝石,天然水晶能上升至黄色2格,当面积大时上升至黄色一格,而假水晶不上升。作为石英族晶体的水晶,能量震动和磁场效应是它们最明显的特征,这也是水晶具有不同医学疗效的奥秘之所在,所以用你的身心去感觉,是检验天然水晶的终极方术。有关这方面,会撰写专门文章介绍。

一、概述

芙蓉石是石英的一个亚种,是一种粉红色的没有一定结晶外形的块状石英。矿物学名称为蔷薇石英。主要用于玉器原料,少数也用于首饰镶嵌品。

二、矿物及化学成分

芙蓉石的化学成分为SiO2。当芙蓉石中含有Ti等少量其他元素时,会产生平行分布的显微针状金红石包裹体。

三、形态及物理性质

(1)形态:呈无晶形的结晶块体。

(2)颜色:为淡粉红色至深粉红色、玫瑰红色。产生颜色的原因是因为含Ti。

(3)其他物理性质:玻璃或油脂光泽;透明至半透明;硬度7;密度2.65g/cm3;贝壳状断口;X射线照射下有弱的蓝色荧光。

(4)显微镜下特征:无色透明一轴晶(+),No=1.544,Ne=1.553。

(5)X 射线粉晶分析:主要粉晶谱线:4.25(80),3.343(100),2.546(6),2.281(60),2.236(50),2.127(60),1.979(50),1.818(80),1.541(70)。

四、品种

一般为粉红色、玫瑰色透明到半透明块体品种。晶体中含有平行分布的显微针状金红石时,可琢磨出猫眼效应的“芙蓉石猫眼”和星光效应的“玫瑰石英星光”。

五、鉴别

与芙蓉石近似的有淡紫色萤石和粉红色乳白状玻璃。萤石八面体解理发育、硬度为4。与玻璃的区别是后者具有圆形气泡和流动的漩涡纹。芙蓉石所特有的半透明状尘埃包裹体和均一的粉红色,以及晶块中像筋一样的白色条带,是自然界其他宝玉石所少有的。

六、芙蓉石经济评价的依据

对芙蓉的评价,颜色要求纯正,色浓者比淡者好,特别是用于首饰镶嵌品时,需要深的粉红色,否则加工后色极淡。要求芙蓉石块体无裂纹和绵绺。块度越大越好,玉料要求一般应在0.25kg以上。

七、芙蓉石矿床工业-成因类型

芙蓉石均产在花岗伟晶岩中,其产出地质条件与伟晶岩中水晶矿床相同。国外主要产地有巴西、马达加斯加、印度、日本、纳米比亚、前苏联和美国等国家。中国主要产地有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

芙蓉石是一种粉红色半透明至透明的石英块体,也称“蔷薇石英”,其化学成分主要为二氧化硅,除呈粉红色外,也有深粉红色者。硬度为7,比重2.65左右,断口贝壳状,呈油脂光泽。主要用作项链、手链,有时也做一些小型挂件或鸡心和耳坠等饰物,芙蓉石主要产出巴西,中国主要产地在新疆、云南等地。\x0d\x0a水晶鉴别\x0d\x0a\x0d\x0a1、触摸法:\x0d\x0a水晶都是晶体,传热快,玻璃为非晶质,传热慢。所以手握水晶会感到冰凉入心,佩带一小会儿之后,便与体温同步;而玻璃则有温感。 \x0d\x0a\x0d\x0a2、内含物观察:\x0d\x0a以20倍珠宝放大镜观察:水晶内常有天然融入的气液包含体、絮状物、共生矿物、冰裂、层裂等瑕疵,毫无瑕疵的晶体大多有问题。玻璃表面和内部常有漩涡状的细纹,很像将蜂蜜倒入清水里之后由于搅拌不均而产生的现象。另外关于气泡的问题,有一说将含有气泡的笼统列为玻璃,这是很不严谨的。首先天然水晶可能含有气泡,是在其结晶生长过程中混入的天然气液体,气泡微小细密,具有水润感,犹如石中的雾气,而且分布有致,如云如雾,具有美感(如包含物多到形成图象,则为异象水晶,如白幽灵等)。劣质玻璃确实容易含有气泡,形状和排列多不规则,感觉突兀,缺乏浑然天成的一体感。不过,从现实的角度看,用来仿冒水晶的玻璃往往制作精良,不会这样不上太面,不然只能在地摊上蒙人了。 \x0d\x0a\x0d\x0a3、断口鉴别:\x0d\x0a玻璃断口的式样大家都很熟悉,是光滑弯曲如贝壳的凹痕;而水晶是矿石,断口处能够看出石质感,而且水晶是结晶体,断面不会出现玻璃那样的痕迹。 \x0d\x0a\x0d\x0a4、工艺:\x0d\x0a愈是珍贵的宝石,打磨越发精细,例如钻石的切割,已然成为一门艺术。玻璃假宝石价格低廉,所以磨制粗糙,表面多不平滑,刻面之间的交棱不平直,孔眼不精致——尤其是这个孔眼,玻璃质脆,孔眼处容易破裂,正好可以进行断口观察。 \x0d\x0a\x0d\x0a5、光学鉴别:\x0d\x0a玻璃是不结晶的均质体,水晶是结晶的非均质体,在偏光镜下转动360度有似明似暗变化的是天然水晶,没有变化的是假水晶。另外,某些天然水晶如紫晶有二色性,假晶则没有。 \x0d\x0a\x0d\x0a6、硬度区分:\x0d\x0a水晶硬度为7,玻璃通常为5.5左右,所以水晶划刻玻璃时,水晶无痕玻璃有痕。(舍得的话,用饰品不太明显的部位在玻璃上试试看)爱心提示:硬度实验只针对水晶族的宝石,不要拿这个方法去鉴定非水晶族的宝贝,像蜜腊、珊瑚、砗磲、珍珠之类的有机宝石、或翡翠等玉石科的东东。另外从宝石学的角度,硬度和脆度是两个概念,也就是说硬度大不代表摔不坏,所以鉴定前一定先搞清你家宝贝的具体物性再动手,佩带的时候也不要太野蛮。 \x0d\x0a\x0d\x0a7、发丝鉴定(双折射):\x0d\x0a发丝鉴定专门针对圆球状晶体:将水晶放在一根头发丝上,轻轻转动晶石,当转到某一方向时出现双影,即一根头发变两根,效果清晰明显,这是由天然水晶的晶体排列产生的双折射现象,假晶做不到。双影效果越明显,说明晶体质量越好,有些杂质过多的天然水晶可能双折不明显,或出现发丝扭曲、直线变断线等现象,这样的晶石质量就差一些。 \x0d\x0a\x0d\x0a8、热导检测:\x0d\x0a将热导仪调节到绿色4格测试宝石,天然水晶能上升至黄色2格,当面积大时上升至黄色一格,而假水晶不上升。 \x0d\x0a\x0d\x0a9、亲体感验:\x0d\x0a作为石英族晶体的水晶,能量震动和磁场效应是它们最明显的特征,这也是水晶具有不同医学疗效的奥秘之所在,所以用你的身心去感觉,是检验天然水晶的终极方术。有关这方面,会撰写专门文章介绍。

木芙蓉扦插繁殖研究论文

木芙蓉的扦插时间以花期过后的冬、春季节为佳。

可以选用嫩枝插穗或半硬木插穗,选择有3-5节、长10-15厘米的枝条。如果枝条有花苞,则需把花苞剪除,并且把枝条下方1/2处的叶片摘除掉,减少水分蒸发。

把处理好的插穗的1/2长度,插入放有蛭石的花盆中,保持介质的湿润,冬天的温度较低,可以给花盆套个塑料袋,保湿保温,利于发芽。一般来说,木芙蓉的发跟时间是3-4周,插穗发芽后可以移植到大些的花盆中育苗,等到根团长好之后,再把它定植到庭院中。

木芙蓉在进行扦插的时候,首先将一年生以上的接近地面枝条作为插枝,将其底部用稀薄的高锰酸钾溶液处理一次后,直接放在准备好的苗床中,浇入水分后经常保持湿润状态,控制温度在20℃左右,大约25~30天左右发芽出苗。

1、插穗处理

木芙蓉采用扦插是常见的繁殖方法,主要是在秋末冬初进行,首先将接近地面的木质化枝条作为插穗,将其剪成5~10公分的长度,将底部的枝叶剪除干净,放在稀薄的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半个小时,再放在阴凉处晾干即可。

2、基质处理

基质处理是木芙蓉的扦插繁殖方法中的基本要求,木芙蓉喜欢在输送肥沃的基质中生长,扦插前将土壤进行松土处理,以增加土壤的肥力,此时要结合施肥和消毒进行,向土壤里加入适量的多菌灵和腐熟饼肥溶液混合搅拌均匀即可。

3、入插定植

将选取好的枝条分别插入土壤中,保持每株的间距在10公分左右,浇入水分后保持苗床湿润,遇到阴冷天气的时候要覆盖一层地膜,或者覆盖一层干稻草,控制温度在18~25℃左右,大概25~30天左右发芽出苗。

4、定植管理

当长出新芽后即可就揭开地膜,将植株进行分株移栽处理,放在阳光较好的环境中,高温季节的时候要加强通风,浇水要经常保持基质湿润为宜,在苗期的时候进行松土除草处理,增加氮肥的用量,以促使枝叶的繁茂生长。

1.分株法

在早春萌芽前进行,分株前将丛生母株枝条留30厘米短截,从土中挖出,用利刀劈成几墩,每墩至少带2~3个枝条分栽,当年可开花。

2.扦插

10月底至11月上中旬落叶后,取当年生中下部枝条,剪成20厘米长一段,砂藏过冬,明年3月中下旬扦插于基质中,插入土中3/4,成活率很高。由于芙蓉皮薄易裂,剪插穗和切口时,尽量不损伤树皮,防止遇水后皮层腐烂,插时要用木棍打孔,轻轻的插,压实,经常保持基质的湿润。

3.播种

木芙蓉种子有纤毛,随风飘扬,自落自繁。人工播种在4月进行,苗高30厘米以上当年能开花。吊灯花种子硬实,要用浓硫酸浸5~30分钟,25~35℃2~3天发芽。

慕容鲜卑基因研究论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在经过秦汉400多年统一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动荡、战乱和分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社会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而迁徙的主要和基本的形式是民族迁徙。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民族迁徙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有着明显的特点和重要的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主要特点就是动因多。远在文明时代的开端,我国就存在着多个民族集团。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民族迁徙绵延不断,其最基本的动因是在经济方面。魏晋南北朝以前,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唯一重心所在。长期以来,较好的自然生活环境、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吸引周边民族向中原迁徙。秦汉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更促进了这种迁徒。东汉末年,中原军阀混战,割据势力并起,但周边民族的向内迁徒并未因此而停止。如建安年间,南匈奴自并州迁至以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为中心的晋中、晋南地区。西晋泰始至太康年间(265—289年),塞外匈奴也曾数次向塞内迁移,徙居河西宜阳、雍州等地,总计人数约20多万。鲜卑族这时也由东北不断向西南迁移,逐渐分布于东起辽东、西迄青海的塞外及北边诸郡。而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政权的羯胡,则是魏晋间“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的胡人。南方的蛮族这时也逐步北迁,以致“伊阙以南,满于山谷矣”。北魏统一北方后又有不少蛮族首领率众北附。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特别是西晋灭亡以后,除汉族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曾在北方建立政权。为了扩大地盘,掠夺财富,掳掠劳动力,各政权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这些战争成为民族人口迁徙的又一个动因。在战争中,数以万计的人口成为俘虏,被胜利者带回自己控制的区域。如南朝刘宋嘉后期沈庆之伐蛮,前后俘获20余万人,多被迁至建康以为营户。北魏拓跋焘出击柔然,“凡所俘掳及畜产车庐弥漫山林,盖数百万”。另外还有大量人口迫于军事实力而降附。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在频繁的战乱中,各个政权及势力集团为了削弱敌方的实力,保证和扩大自己的兵源,增加劳动人手,往往乘机掳掠大量人口。如建多年间,三郡乌桓就曾“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前赵刘曜派军袭仇池氐族,“弗克,掠三千余户而归”。至于为了政治、军事的需要而强制迁徙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军事重镇的情况,更是大量经常地发生。三国时曹魏多次强迁氐人至天水、扶风、京兆、南安、广魏等郡,每次人口数千户至上万户不等11。后赵石勒曾徙氏、羌15万落于司、冀。北魏拓跋珪迁都平城后,“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四十余万口以充京师”。与此同时,各政权统治者还“诱谕招纳”,招引边疆民族迁入内地。如曹操就曾通过并州刺史梁习,从“胡狄”中“礼召其豪右”,“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逃避战乱、灾荒和赋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第三个动因。东汉末年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为避战祸迁往辽东者日多,到永嘉之乱后“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流入辽东人口等于“旧土十倍有余”。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为张氏父子统治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出土的爨佉卢文简书也证实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地都有汉族移民。但这一时期中原的汉族迁徙规模最大的还是南方地区。建安年间,“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益州数万家”。西晋永嘉之乱后,黄河流域的汉族大规模迁往江南,史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东晋及南朝亦有大批北方汉人南渡。这时还有部分汉族迁入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刘宋时始兴郡不少汉人因“遏接蛮俚,去就益易”而逃入俚区,以躲避苛重的赋役。另据《宋书·夷蛮传》载:“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 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由多种动因所促成,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又有着迁徙民族多、迁徒范围广、人口迁徙数量大、迁徙方向呈多向性等特点。 在魏晋以前,我国的民族迁徙多是小区域流动,迁徙的民族多居于中原政权沿边地区。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起大漠以北、贝加尔湖畔,南至福建、广东、海南岛,东起长白山、松花江流域,西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广阔地域内,空前数量的民族卷入了大迁徙的潮流。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如汉族(华夏族)、羌族、氏族、匈奴、越族,也有较为年青的乌桓、鲜卑、俚等民族,还有在魏晋才兴起的柔然、敕勒、吐谷浑、爨等民族。这些民族中有的迁徙范围较大,分布较广,如汉族从黄河流域大量迁移到淮河、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鲜卑族从东北的呼伦池及辽西地区迁移到河套阴山一带的“匈奴之故地”,及至晋、冀、豫中原腹地和河西走廊地区;蛮族则有不少从湖南、湖北逐渐北上,及至进入河南中部。有些民族迁徙的范围则较小,如山越基本上是在江南从山区出居平地;匈奴是从塞外迁移到塞内诸边郡及黄河流域;柔然、敕勒的迁徙范围则大体上是漠北、漠南地区。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的因素促使诸多的民族在空前广阔的区域内迁徙,这一时期民族迁徙在人口数量上也是空前的。这时域内各族迁徙人口的总量由于资料的缺乏而很难掌握,但从史料中所记载的部分数字来看,这个数目应是相当大的。如三国时期内迁的南匈奴有3万落(户),以每户7口计,即有20余万口。西晋初年内附之塞外匈奴又有20余万口。仅此二者匈奴内迁人口即约50万。这时奔附曹操的乌桓人先后有两万余落,以每落10口计算,即有20余万人。再加上被俘约10万人,总共有30余万乌桓人被迁至内地。故有人认为内迁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乌桓等“人数远超二百万”。而中原地区的汉族又大量南迁,其中建安十八年(213年)“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10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以每户5口计算,仅这一次南迁人口就近60万之多。西晋末年至刘宋之际,又有90余万北方汉人南迁江南27。估计南迁汉族人口之总量不会低于北方内迁之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另外,南方北迁的蛮族也有不少,仅《魏书·蛮传》中有数字记载的即有16、7万户,以每户5口计,则有80余万口。 我国历史上魏晋以前各个时期的民族迁徙方向,除了汉代的月氏、乌孙、匈奴等族的西迁外,总的来讲是以周边向内迁徒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华夏族)虽因战争被俘、掳掠贩卖,屯垦戍边等原因也有向外迁徙者,但较之内迁者为数颇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则不同以往,不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周边民族人口向中原迁移,而且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原汉族人口向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以外江南、华南、辽东、河西、陇右、蜀等地区迁移。还有相当数量的民族人口因一些具体的原因而向其他方向迁移。如十六国时期北方先后出现了汉、匈奴、羯、鲜卑、卢水胡、氏、羌等民族建立的政权,各个政权都曾大规模掳掠强迁异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重镇。然而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统治中心不断转移,强迁的人口也随之辗转流徙。如匈奴刘汉政权攻陷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后掠万余人归于长安,及晋军围攻长安,又“驱掠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刘汉都城,在今山西临汾西南)”。后来石勒攻平阳,“平阳大尹周置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石勒将他们徙在自己控制的司州诸县。后赵建立后,石勒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徙平原乌桓展广、刘哆等部落3万余户于襄国,石季龙又徙雍、秦二州华戎10余万户于潼关以东,徙秦州3万余户于青、兖二州诸郡。到后赵政权瓦解时,“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民族人口往来迁徙之状可想而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从迁移方向上看,周边少数民族是以由沿边向内地迁徙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是以由北方向南方的迁徙为主;同时亦有着包括汉族在内的诸多民族大量人口的南北西东方向的往来迁徙,从而呈现出人口迁移多向性的显著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是当时封建社会条件下民族关系的产物,它与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是相关联的。其中许多民族的迁徙是被迫的,是被异族强制进行的,伴随着的是战争、掠夺和征服。因此,这时的民族迁徙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消极的因素,但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它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主要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改变了我国原有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推动和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在此以前,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基本上是分族聚居的格局,即汉族(华夏族)集中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则分别集中分布在周边各个地区,各民族在特定地域的聚居长期得以稳定,造成了聚居该地域的民族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各方面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点,这种长期稳定的聚居状态是保护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藩篱。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汉族逐渐分布于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松辽平原、河西地区,分布范围更加广泛。内迁后的各少数民族除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以外仍聚族而居,但分布地区却十分分散,各族间往往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同一地区常常居住着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同一个少数民族又错居在好几个不同的地区,而这些地区亦居住着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于是冲破了民族界限,打破了民族隔绝的状态,使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开始由原来的分族聚居变成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通过杂居共处,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彼此间相互依存、相互吸引,在历史的长河中汇流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潮流。这种内聚力量,最终结合成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而正是空前的民族大迁徙,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中华民族“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使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由游牧生产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匈奴、乌桓、鲜卑、拓跋鲜卑等族在进入中原内地之前,社会结构以部落组织为主,社会经济以游牧业为主。进入中原后,在汉地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由游牧而定居,多数从事农耕业。魏将郭淮镇陇右时,让羌人“家使出谷,平其输调”;雁门太守牵招,曾表复乌桓五百余家的租调。让这些少数民族交纳租调,他们自然是已进入农耕阶段。十六国时羯人石勒在家乡武乡,因为沤麻与邻居李阳争夺麻池。常互相殴击。他为了报答郭敬、宁驱的资赡,还“为之力耕”,说明羯族已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结合在一起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通过政权的力量促进这种转变。如苻坚在前秦境内大力劝课农桑,他亲自耕籍田,其妻苟氏则“亲蚕于近郊”,以示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重视。北魏建国后,拓跋珪下令息众课农,使东平公元仪在五原至棝阳塞外屯田,并在代京周围置立八部帅劝课农耕。拓跋嗣击败越勤倍泥部后,徙两万多家到大宁州,分给他们农器,计口授田,使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迅速转为农业生产。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拓跋部已成为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因而在太和十八年(494年)下诏“优复代迁之户租赋三岁”。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转为农业经济后,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封建关系已占支配地位。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组织也相应地进行调整,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采用了魏晋的官制等,促使各族本身的社会形态得到跃进,从而推动了北方社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为汉族输入了新鲜血液,使它增添了活力,不断壮大发展,而且还使汉族汲取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大大丰富了自身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这一时期迁徙到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及卢水胡等民族所建立的十几个政权,虽然此兴彼衰,存在的时间都比较短,但这些民族并未迁回原地,而是在与汉族错杂居住之后逐渐融合于汉族。前后赵灭亡后,匈奴和羯族大批与汉族融合,鲜卑慕容部在诸燕灭亡后,也以散居形式融合到汉族和拓跋鲜卑中去。前秦亡,本与汉族发展水平相当接近的氐族共同体大为削弱,接着建立政权的羌人、卢水胡、河西鲜卑、关陇匈奴等,也陆续处于解体过程,到北魏后期至隋唐,早期内迁的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大多消失,融合于汉族,南迁的柔然,敕勒和西迁的吐谷浑亦有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合。而自东晋南朝以来,南方的蛮人逐渐从山谷出居到江、淮、汝、颍之间,山越、俚、僚出居平地。这些民族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社会发展水平逐渐接近汉族,经济、文化和生活风俗上的差异也逐渐消失,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说,荆雍州蛮“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我们从史书记载可看到,西晋太康时户数为245万,北魏正光前户数为500万,北周大象中户数为359万,到隋大业五年,户数已达890万。这除了管辖范围扩大,检括户口及自然增长等因素外,也是与大批少数民族编户齐民融合于汉族密切相关。这种以民族迁徙为开端的民族融合,不仅给汉族注进了大量新鲜血液,使之生机勃勃,更富有创造力,而且使它自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得以丰富。其表现之一是少数民族的畜牧业生产品种、技术乃至一些农产品传入中原地区,东魏杰出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了牛、马、骡、羊等牲畜饲养和役使方法,以及兽医术、相马术和畜产品加工技术,如制毡法、做酪法、作酥法等等,其中有不少方法和技术来自少数民族。农业上也引入了胡谷、虏小麦等等。其表现之二是汉族在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等的流行,给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增添了新鲜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使我国的经济区域呈现扩大趋势。在边疆地区得到开发的同时,北方经济得到复兴,南方经济得以明显发展。魏晋以来,中原地区汉族为避战祸大批迁往辽东、河西等边疆地区,使当地的劳动人手大大增加,甚至流人多于“旧土十倍有余”。徙往边疆地区的汉族劳动者还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传播到边疆,在他们同各族人民共同耕耘下,东北、西北边远地区得到开发,这对于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面貌的改变起了重要的作用。频繁的战乱,使北方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十六国时石勒虽明令使用钱币,“而钱终不行”。当各少数民族过渡到农业生产后,北方经济开始高涨起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到北魏中期,孝文帝开始铸造货币,使商品经济得到活跃,中原这一古老的经济基地恢复了活力。而这一时期大批汉族的南徙,为原来经济相对落后的江南地区增加了许多劳动力和带来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这无疑会加速江南的开发。同时,江南地区社会比较稳定,东晋、刘宋等王朝也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因而使南迁的汉人有可能和江南土著及山越、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一起,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促进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仅农业生产有所提高,纺织业、矿冶业、造纸业、制船业、制盐业、制瓷业以及制茶、漆器等手工业都有显著发展。商业贸易也十分活跃。尤其是南朝都城建康和东南沿海地区更成了全国文化中心和发达地区。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也使中原汉族文化和南方原有的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六朝文化”。这一切都为日后隋唐的繁荣强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与文化基础。

汉族穆氏的由来:古鲜卑族之慕容氏 1、穆天王:名穆洪举,曾在宋室为臣。只因朝中奸臣当道,故此退归林下,来在山东穆柯寨占山为王,现在泰山西边一百余里。他是宋朝有名女将军穆桂英之父,长子穆龙,次子穆虎,小女穆桂英。穆桂英虽为女性,却一身的大丈夫气,确是巾帼英雄,女中魁元。宋辽交战时,辽国摆下天门阵,宋大将杨六郎为破阵,急需"降龙木"。而"降龙木"为山东穆柯寨寨主穆天王所有,六郎之子杨宗保(杨文广)前往穆柯寨求取,与穆桂英产生爱慕之情,终于喜结连理,一起携"降龙木"奔赴边关,大破大门阵。 穆桂英的"穆"姓,卫聚贤《杨家将及其考证》一文,以为是"慕容"一语的音转。慕容氏作为古代鲜卑贵族,久有尚武的传统。欧阳修《杨琪墓志》写到:"杨琪初娶穆容氏,又娶李氏。"杨琪是杨文广的堂兄。翦伯赞先生曾经在《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中指出,杨琪既娶于穆容氏,杨文广与穆容氏联姻,自然也是可能的。 穆桂英的家乡,《保德州志》说是"穆塔村"(又写作"木戈砦")。"穆柯寨" 或"木戈砦",也就是"穆家寨"、"穆家砦",一如"杨家庄"之作"杨各庄"。此外,据说北京密云和顺义也各有"穆家寨",同样传说是穆桂英的家乡。这固然反映了民间杨家将传说的广泛流行,也可能与慕容氏等少数民族在塞上的广泛分布有关。 我穆姓由来的可能: 据资料考证,穆氏家族系穆天王后裔,原居于山东省青州府穆家疙瘩。而穆天王之女穆桂英可能是古代鲜卑贵族慕容氏,那么穆氏的祖先也就是,1500年前南北朝时北魏的前身鲜卑族, 北魏“代北八族”之首为丘穆陵氏,即慕容氏。 2、对于东晋十六国时期以强势逐鹿中国北方的主角慕容鲜卑,人们通常都将其与匈奴、羯、羌、氐并列,认为它是一个少数民族。但辽宁朝阳三燕文化研究会会长、历史学教授雷广臻日前表示:慕容鲜卑实际上是黄帝的后人。 雷广臻说,慕容鲜卑人起初没有自己的文字,世事全凭世代口口相传。但慕容鲜卑人关于自己是黄帝后人的记忆十分明确,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曾写道:“慕容氏自云轩辕之后。” 轩辕,就是黄帝。除世代口传外,历代典籍中也有关于慕容鲜卑人身世的记录。例如《山海经》记载:“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这一说法后来为《晋书》及《北史》所沿用,二书都说:“始均为鲜卑族始祖。” 《晋书》还称:曾在晋代受封为“鲜卑都督”的慕容廆,“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号曰东胡。”这里说的昌黎棘城,就在今辽宁义县。所谓的“有熊氏之苗裔”,就是黄帝后人的意思。 雷广臻告诉记者,史称慕容鲜卑“邑于紫蒙之野”。经考证,紫蒙之野位于西辽河上游,即大兴安岭以南、燕山以北的广大地区。这也正是近二三十年考古学者十分关注的红山文化区。 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郭大顺指出:“黄帝族‘迁徙往来无常处’。这是北方游牧和渔猎部落的特点。”“辽河文明的提出,以及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南北接触的文化关系,证明了五帝前期诸代表人物在北方地区活动的可信性。” 历史上,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后燕、北燕,都以朝阳为都。由此,朝阳有“三燕故都”之誉。雷广臻认为,慕容鲜卑后来定都辽宁西部,大有荣归故里、寻根问祖之意。而后慕容鲜卑与汉族的重新融合,互取精华,也为隋唐时期的高度繁荣注入了文化基因。

鲜卑族——神秘的北方游牧民族v鲜卑是发源于中国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鲜卑属东胡系,居于鲜卑山,因此得名。近年来,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与民族史研究,颇以为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山脉。鲜卑部落集团,可能先秦时已活动于大兴安岭山脉中部与北部,而兴起则晚于乌桓,其名始显于东汉初年。或又以鲜卑为春秋及春秋以前的山戎。语言与乌恒相同。属东胡语(古蒙古语)的分支。秦汉之际,匈奴冒顿灭东胡,乌桓、鲜卑并受匈奴役属。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元狩四年,霍去病两次击败匈奴左贤王,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5郡塞外,原分布在鲜卑山的鲜卑劣随之南迁至乌桓人故地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流域,而分布在大鲜卑山(大兴安岭北段)的鲜卑拓跋部远祖不久也南迁至大泽(呼伦贝尔草原)。东汉初,乌桓由5郡塞外内迁,鲜卑也随之自饶乐水一带南迁至5郡塞外。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北匈奴被汉朝与乌孙、丁零、乌桓、鲜卑等族击败被迫西迁,于是鲜卑大规模成扇形南迁与西迁,进至匈奴故地,留居故地的匈奴余众10余万落,亦自号鲜卑。当汉桓帝在位时(147~167),鲜卑首领檀石槐(?~181)建庭于高柳北弹汗山组成诸部军事行政联合体,分为东、中、西三部,各置大人率领。檀石槐任用汉人,制定法律,由汉地输入铁器,促进了鲜卑社会的发展。以其军事力量,东败扶余,西击乌孙,北拒丁零,南扰汉边。檀石槐死后,诸部联合瓦解,有步度根,轲比能等首领,稍能号令各拥所部,附属汉魏。鲜卑南迁与西迁后,复与匈奴。丁零、乌桓、汉人等混血而形成许多新的部族。晋与十六国时期,鲜卑中的慕客氏、宇文氏、段氏、乞伏氏和拓跋氏(秃发氏展甘青间,实与拓跋同源,同音异译),都曾与汉人及其他民族中的统治阶级结成雄据一方的政治势力,而慕容氏曾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乞伏氏曾建立西秦,秃发氏曾建立南凉等割据政权。拓跋氏先建立代国,后终于统一北部中国,成为南北朝时强大的北魏王朝,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之后,鲜卑化的汉人高氏,与鲜卑宇文氏分别建立北齐、北周。另有出自慕容氏的吐谷浑,自辽西迁至陇上,在羌人地区形成吐谷浑部,鲜卑贵族居统治地位,而被统治者为羌人(见羌)诸部,直到唐代初叶才被吐蕃所灭。晋与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在互相交往与斗争中而自然同化。尤其北魏(386~534)在统一中国北部过程中和统治148年的年代里,尽量吸收中原汉人先进文化,使鲜卑贵族与汉人名门大姓结合,并吸收到统治集团之中。而孝文帝时的一系列改革,使鲜卑人进一步封建化,北魏制度也完全中央集权化。同时鲜卑人将许多有益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在其改革过程中,与中原固有制度相结合,形成了一些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制度,如北魏均田制、北周府兵制,均为隋、唐两朝所承袭。隋唐以来,鲜卑已不再作为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存在,但他们的后裔却在这两个朝代居于重要地位。隋唐的建国者杨、李二家即是鲜卑化的汉人,而他们的母、妻又是汉化的鲜卑人。至于两朝的达官显宦有很多鲜卑人--位至宰相的就有20余人,其他如尚书、侍郎,地方上的都督、刺史,更不胜枚举。这不仅表明了这时北方与中原的民族融合的深度,也显示了鲜卑人在社会重要性方面的广度,如隋代筑造学家宇文恺,《切韵》作者陆法言,唐初权相长孙无忌,中唐诗人元稹,直至金末元初文学家元好问等,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over

土家族来源说法不一,一说为巴人后裔;一说为古代从贵州迁入湘西的乌蛮的一部;甚至说是唐末至五代初年(910年前后)从江西迁居湘西的百艺工匠的后裔,还有人认为是汉人戍边将士和土著女子的后代。根据复旦大学对土家族父系基因抽查结果显示,土家族父系血统以阿尔泰血统为最,约占28%(大致为匈奴和鲜卑等民族);其次为百越25%;作为土家语言文化主体来源的藏日缅反而在三大来源中位居第三,占21%(羌氐);除此之外还有汉14%、苗瑶7%以及印欧5%(应当为五胡中的羯族和月氏人)。通过史籍记载(土家族于唐朝后期才正式出现于史籍中)、语言学研究(土家语中的阿尔泰元素)、此次的父系基因结果以及土家族自身史诗记载,大致上可知,土家族是五胡与武陵山区的原住民百越民族融合后形成的,以五胡中的羌氐为主导,掺杂阿尔泰、百越文化元素的混血民族,在唐朝后期基本成型。尽管如此,土家族仍然是藏缅民族,藏缅文化才是毕基文化的核心,与和族、缅甸族(缅族)、藏族、彝族、曼尼普尔族、克伦族、若开族、景颇族(克钦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珞巴族、纳西族、羌族、拉祜族、普米族、基诺族、门巴族等均为兄弟民族,较早来到东亚的藏日缅民族一员,从而否定了以上各假说。

慕斯蛋糕制作研究论文

芒果慕斯材料:戚风蛋糕片2片芒果半个芒果果蓉135g糖粉90g鱼胶片20g淡奶油380g芒果淋面酱:葡萄糖浆25g鱼胶片10g芒果果蓉100g糖30g装饰:芒果薄荷叶做法:1、鱼胶片泡入冰水中2、将芒果去皮去核3、用保鲜膜封住模具底,取一个可放进冰箱的平盘,垫上油纸,放上模具, 淡奶油加糖粉打发。4、取一半芒果果蓉烧微滚关火,加入泡软的鱼胶片,搅拌至鱼胶片完全融化。加入另一半芒果果蓉拌匀。5、在芒果果蓉中加入少许打发的淡奶油。然后再将混合物倒入打发的淡奶油中快速搅匀,加入芒果丁拌匀。6、取一片戚风蛋糕铺在模具里,倒入拌好的慕斯料,盖上第二片戚风蛋糕片。7、再次倒入慕斯料,用光刀刮平表面,与模具一样高,放入冰箱冷藏3-4小时。8、用热毛巾包住模具,慢慢退模。再放入冰箱中冷冻5分钟。9、鱼胶片泡在冰水中。10、取一个锅加入一半芒果果蓉、葡萄糖浆、糖,烧制完全融化关火。 加入鱼胶片搅拌至完全融化,加入剩下的芒果果蓉拌匀。11、将酱料淋在做好的芒果慕斯上,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将芒果切成小片放蛋糕上,放上薄荷叶装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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