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鲜卑基因研究论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在经过秦汉400多年统一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动荡、战乱和分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社会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而迁徙的主要和基本的形式是民族迁徙。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民族迁徙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有着明显的特点和重要的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主要特点就是动因多。远在文明时代的开端，我国就存在着多个民族集团。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民族迁徙绵延不断，其最基本的动因是在经济方面。魏晋南北朝以前，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唯一重心所在。长期以来，较好的自然生活环境、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吸引周边民族向中原迁徙。秦汉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更促进了这种迁徒。东汉末年，中原军阀混战，割据势力并起，但周边民族的向内迁徒并未因此而停止。如建安年间，南匈奴自并州迁至以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为中心的晋中、晋南地区。西晋泰始至太康年间（265—289年），塞外匈奴也曾数次向塞内迁移，徙居河西宜阳、雍州等地，总计人数约20多万。鲜卑族这时也由东北不断向西南迁移，逐渐分布于东起辽东、西迄青海的塞外及北边诸郡。而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政权的羯胡，则是魏晋间“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的胡人。南方的蛮族这时也逐步北迁，以致“伊阙以南，满于山谷矣”。北魏统一北方后又有不少蛮族首领率众北附。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特别是西晋灭亡以后，除汉族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曾在北方建立政权。为了扩大地盘，掠夺财富，掳掠劳动力，各政权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这些战争成为民族人口迁徙的又一个动因。在战争中，数以万计的人口成为俘虏，被胜利者带回自己控制的区域。如南朝刘宋嘉后期沈庆之伐蛮，前后俘获20余万人，多被迁至建康以为营户。北魏拓跋焘出击柔然，“凡所俘掳及畜产车庐弥漫山林，盖数百万”。另外还有大量人口迫于军事实力而降附。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在频繁的战乱中，各个政权及势力集团为了削弱敌方的实力，保证和扩大自己的兵源，增加劳动人手，往往乘机掳掠大量人口。如建多年间，三郡乌桓就曾“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前赵刘曜派军袭仇池氐族，“弗克，掠三千余户而归”。至于为了政治、军事的需要而强制迁徙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军事重镇的情况，更是大量经常地发生。三国时曹魏多次强迁氐人至天水、扶风、京兆、南安、广魏等郡，每次人口数千户至上万户不等11。后赵石勒曾徙氏、羌15万落于司、冀。北魏拓跋珪迁都平城后，“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四十余万口以充京师”。与此同时，各政权统治者还“诱谕招纳”，招引边疆民族迁入内地。如曹操就曾通过并州刺史梁习，从“胡狄”中“礼召其豪右”，“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逃避战乱、灾荒和赋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第三个动因。东汉末年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为避战祸迁往辽东者日多，到永嘉之乱后“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流入辽东人口等于“旧土十倍有余”。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为张氏父子统治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出土的爨佉卢文简书也证实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地都有汉族移民。但这一时期中原的汉族迁徙规模最大的还是南方地区。建安年间，“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益州数万家”。西晋永嘉之乱后，黄河流域的汉族大规模迁往江南，史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东晋及南朝亦有大批北方汉人南渡。这时还有部分汉族迁入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刘宋时始兴郡不少汉人因“遏接蛮俚，去就益易”而逃入俚区，以躲避苛重的赋役。另据《宋书·夷蛮传》载：“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 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由多种动因所促成，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又有着迁徙民族多、迁徒范围广、人口迁徙数量大、迁徙方向呈多向性等特点。 在魏晋以前，我国的民族迁徙多是小区域流动，迁徙的民族多居于中原政权沿边地区。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起大漠以北、贝加尔湖畔，南至福建、广东、海南岛，东起长白山、松花江流域，西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广阔地域内，空前数量的民族卷入了大迁徙的潮流。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如汉族（华夏族）、羌族、氏族、匈奴、越族，也有较为年青的乌桓、鲜卑、俚等民族，还有在魏晋才兴起的柔然、敕勒、吐谷浑、爨等民族。这些民族中有的迁徙范围较大，分布较广，如汉族从黄河流域大量迁移到淮河、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鲜卑族从东北的呼伦池及辽西地区迁移到河套阴山一带的“匈奴之故地”，及至晋、冀、豫中原腹地和河西走廊地区；蛮族则有不少从湖南、湖北逐渐北上，及至进入河南中部。有些民族迁徙的范围则较小，如山越基本上是在江南从山区出居平地；匈奴是从塞外迁移到塞内诸边郡及黄河流域；柔然、敕勒的迁徙范围则大体上是漠北、漠南地区。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的因素促使诸多的民族在空前广阔的区域内迁徙，这一时期民族迁徙在人口数量上也是空前的。这时域内各族迁徙人口的总量由于资料的缺乏而很难掌握，但从史料中所记载的部分数字来看，这个数目应是相当大的。如三国时期内迁的南匈奴有3万落（户），以每户7口计，即有20余万口。西晋初年内附之塞外匈奴又有20余万口。仅此二者匈奴内迁人口即约50万。这时奔附曹操的乌桓人先后有两万余落，以每落10口计算，即有20余万人。再加上被俘约10万人，总共有30余万乌桓人被迁至内地。故有人认为内迁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乌桓等“人数远超二百万”。而中原地区的汉族又大量南迁，其中建安十八年（213年）“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10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以每户5口计算，仅这一次南迁人口就近60万之多。西晋末年至刘宋之际，又有90余万北方汉人南迁江南27。估计南迁汉族人口之总量不会低于北方内迁之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另外，南方北迁的蛮族也有不少，仅《魏书·蛮传》中有数字记载的即有16、7万户，以每户5口计，则有80余万口。 我国历史上魏晋以前各个时期的民族迁徙方向，除了汉代的月氏、乌孙、匈奴等族的西迁外，总的来讲是以周边向内迁徒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华夏族）虽因战争被俘、掳掠贩卖，屯垦戍边等原因也有向外迁徙者，但较之内迁者为数颇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则不同以往，不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周边民族人口向中原迁移，而且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原汉族人口向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以外江南、华南、辽东、河西、陇右、蜀等地区迁移。还有相当数量的民族人口因一些具体的原因而向其他方向迁移。如十六国时期北方先后出现了汉、匈奴、羯、鲜卑、卢水胡、氏、羌等民族建立的政权，各个政权都曾大规模掳掠强迁异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重镇。然而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统治中心不断转移，强迁的人口也随之辗转流徙。如匈奴刘汉政权攻陷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后掠万余人归于长安，及晋军围攻长安，又“驱掠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刘汉都城，在今山西临汾西南）”。后来石勒攻平阳，“平阳大尹周置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石勒将他们徙在自己控制的司州诸县。后赵建立后，石勒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徙平原乌桓展广、刘哆等部落3万余户于襄国，石季龙又徙雍、秦二州华戎10余万户于潼关以东，徙秦州3万余户于青、兖二州诸郡。到后赵政权瓦解时，“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民族人口往来迁徙之状可想而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从迁移方向上看，周边少数民族是以由沿边向内地迁徙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是以由北方向南方的迁徙为主；同时亦有着包括汉族在内的诸多民族大量人口的南北西东方向的往来迁徙，从而呈现出人口迁移多向性的显著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是当时封建社会条件下民族关系的产物，它与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是相关联的。其中许多民族的迁徙是被迫的，是被异族强制进行的，伴随着的是战争、掠夺和征服。因此，这时的民族迁徙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消极的因素，但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它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主要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改变了我国原有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推动和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在此以前，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基本上是分族聚居的格局，即汉族（华夏族）集中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则分别集中分布在周边各个地区，各民族在特定地域的聚居长期得以稳定，造成了聚居该地域的民族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各方面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点，这种长期稳定的聚居状态是保护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藩篱。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汉族逐渐分布于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松辽平原、河西地区，分布范围更加广泛。内迁后的各少数民族除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以外仍聚族而居，但分布地区却十分分散，各族间往往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同一地区常常居住着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同一个少数民族又错居在好几个不同的地区，而这些地区亦居住着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于是冲破了民族界限，打破了民族隔绝的状态，使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开始由原来的分族聚居变成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通过杂居共处，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彼此间相互依存、相互吸引，在历史的长河中汇流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潮流。这种内聚力量，最终结合成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而正是空前的民族大迁徙，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中华民族“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使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由游牧生产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匈奴、乌桓、鲜卑、拓跋鲜卑等族在进入中原内地之前，社会结构以部落组织为主，社会经济以游牧业为主。进入中原后，在汉地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由游牧而定居，多数从事农耕业。魏将郭淮镇陇右时，让羌人“家使出谷，平其输调”；雁门太守牵招，曾表复乌桓五百余家的租调。让这些少数民族交纳租调，他们自然是已进入农耕阶段。十六国时羯人石勒在家乡武乡，因为沤麻与邻居李阳争夺麻池。常互相殴击。他为了报答郭敬、宁驱的资赡，还“为之力耕”，说明羯族已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结合在一起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通过政权的力量促进这种转变。如苻坚在前秦境内大力劝课农桑，他亲自耕籍田，其妻苟氏则“亲蚕于近郊”，以示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重视。北魏建国后，拓跋珪下令息众课农，使东平公元仪在五原至棝阳塞外屯田，并在代京周围置立八部帅劝课农耕。拓跋嗣击败越勤倍泥部后，徙两万多家到大宁州，分给他们农器，计口授田，使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迅速转为农业生产。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拓跋部已成为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因而在太和十八年（494年）下诏“优复代迁之户租赋三岁”。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转为农业经济后，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封建关系已占支配地位。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组织也相应地进行调整，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采用了魏晋的官制等，促使各族本身的社会形态得到跃进，从而推动了北方社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为汉族输入了新鲜血液，使它增添了活力，不断壮大发展，而且还使汉族汲取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大大丰富了自身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这一时期迁徙到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及卢水胡等民族所建立的十几个政权，虽然此兴彼衰，存在的时间都比较短，但这些民族并未迁回原地，而是在与汉族错杂居住之后逐渐融合于汉族。前后赵灭亡后，匈奴和羯族大批与汉族融合，鲜卑慕容部在诸燕灭亡后，也以散居形式融合到汉族和拓跋鲜卑中去。前秦亡，本与汉族发展水平相当接近的氐族共同体大为削弱，接着建立政权的羌人、卢水胡、河西鲜卑、关陇匈奴等，也陆续处于解体过程，到北魏后期至隋唐，早期内迁的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大多消失，融合于汉族，南迁的柔然，敕勒和西迁的吐谷浑亦有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合。而自东晋南朝以来，南方的蛮人逐渐从山谷出居到江、淮、汝、颍之间，山越、俚、僚出居平地。这些民族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社会发展水平逐渐接近汉族，经济、文化和生活风俗上的差异也逐渐消失，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说，荆雍州蛮“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我们从史书记载可看到，西晋太康时户数为245万，北魏正光前户数为500万，北周大象中户数为359万，到隋大业五年，户数已达890万。这除了管辖范围扩大，检括户口及自然增长等因素外，也是与大批少数民族编户齐民融合于汉族密切相关。这种以民族迁徙为开端的民族融合，不仅给汉族注进了大量新鲜血液，使之生机勃勃，更富有创造力，而且使它自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得以丰富。其表现之一是少数民族的畜牧业生产品种、技术乃至一些农产品传入中原地区，东魏杰出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了牛、马、骡、羊等牲畜饲养和役使方法，以及兽医术、相马术和畜产品加工技术，如制毡法、做酪法、作酥法等等，其中有不少方法和技术来自少数民族。农业上也引入了胡谷、虏小麦等等。其表现之二是汉族在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等的流行，给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增添了新鲜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使我国的经济区域呈现扩大趋势。在边疆地区得到开发的同时，北方经济得到复兴，南方经济得以明显发展。魏晋以来，中原地区汉族为避战祸大批迁往辽东、河西等边疆地区，使当地的劳动人手大大增加，甚至流人多于“旧土十倍有余”。徙往边疆地区的汉族劳动者还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传播到边疆，在他们同各族人民共同耕耘下，东北、西北边远地区得到开发，这对于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面貌的改变起了重要的作用。频繁的战乱，使北方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十六国时石勒虽明令使用钱币，“而钱终不行”。当各少数民族过渡到农业生产后，北方经济开始高涨起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到北魏中期，孝文帝开始铸造货币，使商品经济得到活跃，中原这一古老的经济基地恢复了活力。而这一时期大批汉族的南徙，为原来经济相对落后的江南地区增加了许多劳动力和带来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这无疑会加速江南的开发。同时，江南地区社会比较稳定，东晋、刘宋等王朝也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因而使南迁的汉人有可能和江南土著及山越、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一起，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促进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仅农业生产有所提高，纺织业、矿冶业、造纸业、制船业、制盐业、制瓷业以及制茶、漆器等手工业都有显著发展。商业贸易也十分活跃。尤其是南朝都城建康和东南沿海地区更成了全国文化中心和发达地区。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也使中原汉族文化和南方原有的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六朝文化”。这一切都为日后隋唐的繁荣强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与文化基础。

汉族穆氏的由来：古鲜卑族之慕容氏 1、穆天王：名穆洪举，曾在宋室为臣。只因朝中奸臣当道，故此退归林下，来在山东穆柯寨占山为王，现在泰山西边一百余里。他是宋朝有名女将军穆桂英之父，长子穆龙，次子穆虎，小女穆桂英。穆桂英虽为女性，却一身的大丈夫气，确是巾帼英雄，女中魁元。宋辽交战时，辽国摆下天门阵，宋大将杨六郎为破阵，急需"降龙木"。而"降龙木"为山东穆柯寨寨主穆天王所有，六郎之子杨宗保（杨文广）前往穆柯寨求取，与穆桂英产生爱慕之情，终于喜结连理，一起携"降龙木"奔赴边关，大破大门阵。 穆桂英的"穆"姓，卫聚贤《杨家将及其考证》一文，以为是"慕容"一语的音转。慕容氏作为古代鲜卑贵族，久有尚武的传统。欧阳修《杨琪墓志》写到："杨琪初娶穆容氏，又娶李氏。"杨琪是杨文广的堂兄。翦伯赞先生曾经在《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中指出，杨琪既娶于穆容氏，杨文广与穆容氏联姻，自然也是可能的。 穆桂英的家乡，《保德州志》说是"穆塔村"（又写作"木戈砦"）。"穆柯寨" 或"木戈砦"，也就是"穆家寨"、"穆家砦"，一如"杨家庄"之作"杨各庄"。此外，据说北京密云和顺义也各有"穆家寨"，同样传说是穆桂英的家乡。这固然反映了民间杨家将传说的广泛流行，也可能与慕容氏等少数民族在塞上的广泛分布有关。 我穆姓由来的可能： 据资料考证，穆氏家族系穆天王后裔，原居于山东省青州府穆家疙瘩。而穆天王之女穆桂英可能是古代鲜卑贵族慕容氏，那么穆氏的祖先也就是，1500年前南北朝时北魏的前身鲜卑族, 北魏“代北八族”之首为丘穆陵氏，即慕容氏。 2、对于东晋十六国时期以强势逐鹿中国北方的主角慕容鲜卑，人们通常都将其与匈奴、羯、羌、氐并列，认为它是一个少数民族。但辽宁朝阳三燕文化研究会会长、历史学教授雷广臻日前表示：慕容鲜卑实际上是黄帝的后人。 雷广臻说，慕容鲜卑人起初没有自己的文字，世事全凭世代口口相传。但慕容鲜卑人关于自己是黄帝后人的记忆十分明确，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曾写道：“慕容氏自云轩辕之后。” 轩辕，就是黄帝。除世代口传外，历代典籍中也有关于慕容鲜卑人身世的记录。例如《山海经》记载：“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这一说法后来为《晋书》及《北史》所沿用，二书都说：“始均为鲜卑族始祖。” 《晋书》还称：曾在晋代受封为“鲜卑都督”的慕容廆，“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号曰东胡。”这里说的昌黎棘城，就在今辽宁义县。所谓的“有熊氏之苗裔”，就是黄帝后人的意思。 雷广臻告诉记者，史称慕容鲜卑“邑于紫蒙之野”。经考证，紫蒙之野位于西辽河上游，即大兴安岭以南、燕山以北的广大地区。这也正是近二三十年考古学者十分关注的红山文化区。 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郭大顺指出：“黄帝族‘迁徙往来无常处’。这是北方游牧和渔猎部落的特点。”“辽河文明的提出，以及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南北接触的文化关系，证明了五帝前期诸代表人物在北方地区活动的可信性。” 历史上，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后燕、北燕，都以朝阳为都。由此，朝阳有“三燕故都”之誉。雷广臻认为，慕容鲜卑后来定都辽宁西部，大有荣归故里、寻根问祖之意。而后慕容鲜卑与汉族的重新融合，互取精华，也为隋唐时期的高度繁荣注入了文化基因。

鲜卑族——神秘的北方游牧民族v鲜卑是发源于中国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鲜卑属东胡系，居于鲜卑山，因此得名。近年来，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与民族史研究，颇以为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山脉。鲜卑部落集团，可能先秦时已活动于大兴安岭山脉中部与北部，而兴起则晚于乌桓，其名始显于东汉初年。或又以鲜卑为春秋及春秋以前的山戎。语言与乌恒相同。属东胡语（古蒙古语）的分支。秦汉之际，匈奴冒顿灭东胡，乌桓、鲜卑并受匈奴役属。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元狩四年，霍去病两次击败匈奴左贤王，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5郡塞外，原分布在鲜卑山的鲜卑劣随之南迁至乌桓人故地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流域，而分布在大鲜卑山（大兴安岭北段）的鲜卑拓跋部远祖不久也南迁至大泽（呼伦贝尔草原）。东汉初，乌桓由5郡塞外内迁，鲜卑也随之自饶乐水一带南迁至5郡塞外。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北匈奴被汉朝与乌孙、丁零、乌桓、鲜卑等族击败被迫西迁，于是鲜卑大规模成扇形南迁与西迁，进至匈奴故地，留居故地的匈奴余众10余万落，亦自号鲜卑。当汉桓帝在位时（147～167），鲜卑首领檀石槐（？～181）建庭于高柳北弹汗山组成诸部军事行政联合体，分为东、中、西三部，各置大人率领。檀石槐任用汉人，制定法律，由汉地输入铁器，促进了鲜卑社会的发展。以其军事力量，东败扶余，西击乌孙，北拒丁零，南扰汉边。檀石槐死后，诸部联合瓦解，有步度根，轲比能等首领，稍能号令各拥所部，附属汉魏。鲜卑南迁与西迁后，复与匈奴。丁零、乌桓、汉人等混血而形成许多新的部族。晋与十六国时期，鲜卑中的慕客氏、宇文氏、段氏、乞伏氏和拓跋氏（秃发氏展甘青间，实与拓跋同源，同音异译），都曾与汉人及其他民族中的统治阶级结成雄据一方的政治势力，而慕容氏曾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乞伏氏曾建立西秦，秃发氏曾建立南凉等割据政权。拓跋氏先建立代国，后终于统一北部中国，成为南北朝时强大的北魏王朝，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之后，鲜卑化的汉人高氏，与鲜卑宇文氏分别建立北齐、北周。另有出自慕容氏的吐谷浑，自辽西迁至陇上，在羌人地区形成吐谷浑部，鲜卑贵族居统治地位，而被统治者为羌人（见羌）诸部，直到唐代初叶才被吐蕃所灭。晋与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在互相交往与斗争中而自然同化。尤其北魏（386～534）在统一中国北部过程中和统治148年的年代里，尽量吸收中原汉人先进文化，使鲜卑贵族与汉人名门大姓结合，并吸收到统治集团之中。而孝文帝时的一系列改革，使鲜卑人进一步封建化，北魏制度也完全中央集权化。同时鲜卑人将许多有益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在其改革过程中，与中原固有制度相结合，形成了一些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制度，如北魏均田制、北周府兵制，均为隋、唐两朝所承袭。隋唐以来，鲜卑已不再作为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存在，但他们的后裔却在这两个朝代居于重要地位。隋唐的建国者杨、李二家即是鲜卑化的汉人，而他们的母、妻又是汉化的鲜卑人。至于两朝的达官显宦有很多鲜卑人--位至宰相的就有20余人，其他如尚书、侍郎，地方上的都督、刺史，更不胜枚举。这不仅表明了这时北方与中原的民族融合的深度，也显示了鲜卑人在社会重要性方面的广度，如隋代筑造学家宇文恺，《切韵》作者陆法言，唐初权相长孙无忌，中唐诗人元稹，直至金末元初文学家元好问等，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over

土家族来源说法不一，一说为巴人后裔；一说为古代从贵州迁入湘西的乌蛮的一部；甚至说是唐末至五代初年（910年前后）从江西迁居湘西的百艺工匠的后裔，还有人认为是汉人戍边将士和土著女子的后代。根据复旦大学对土家族父系基因抽查结果显示，土家族父系血统以阿尔泰血统为最，约占28%（大致为匈奴和鲜卑等民族）；其次为百越25%；作为土家语言文化主体来源的藏日缅反而在三大来源中位居第三，占21%（羌氐）；除此之外还有汉14%、苗瑶7%以及印欧5%（应当为五胡中的羯族和月氏人）。通过史籍记载（土家族于唐朝后期才正式出现于史籍中）、语言学研究（土家语中的阿尔泰元素）、此次的父系基因结果以及土家族自身史诗记载，大致上可知，土家族是五胡与武陵山区的原住民百越民族融合后形成的，以五胡中的羌氐为主导，掺杂阿尔泰、百越文化元素的混血民族，在唐朝后期基本成型。尽管如此，土家族仍然是藏缅民族，藏缅文化才是毕基文化的核心，与和族、缅甸族（缅族）、藏族、彝族、曼尼普尔族、克伦族、若开族、景颇族（克钦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珞巴族、纳西族、羌族、拉祜族、普米族、基诺族、门巴族等均为兄弟民族，较早来到东亚的藏日缅民族一员，从而否定了以上各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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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慕容鲜卑的汉化与五燕政权

作者：李海叶

豆瓣评分：7.1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5-11

页数：195

内容简介：慕容鲜卑及其所建诸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少数民族及政权，它承上启下，对此后的北朝历史有深远影响。李海叶编写的《慕容鲜卑的汉化与五燕政权 十六国少数民族发展史的个案研究》分五个部分，从一个较长时段考察了慕容氏民族国家的建立、发展，与东部鲜卑及其它北方部族的融合、最后融入中原汉族社会的过程。本书对前人研究中较少涉及的东部鲜卑问题、诸燕政权结构和变迁、慕容鲜卑之遗裔在北朝隋唐的发展融合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对推进慕容鲜卑的研究有较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李海叶，1976年生，历史学博士，副教授，现任教于华南师范大学。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和民族史研究。在《史学月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主持过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参与撰写的《内蒙古通史·第一卷》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