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龙藏寺碑》立于隋开皇六年(586)。现存河北正定龙兴寺。此碑兼有南北、古今之长，结字、用笔带有若干古意，而总的风格又具新的体态。其风神之冲和典雅，在书法史上也是少见的。清人袁枚评此碑说：“上承汉魏、下启三唐，为书法把纽”。康有为更对此碑作了全面肯定和崇高评价。他说：“《龙藏寺》秀韵芳情，馨香溢时”，“观此碑足当今古之变”。又说它是“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此碑至今仍有不少师承者。
正定，很多人觉得很陌生。但如果我说出正定在 历史 上的一个曾用名，你可能就觉得很耳熟了。三国名将赵云的经典开场白——“我乃常山赵子龙也。”是的， 常山就是现在的正定。
正定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大雄镇”， 可见它在 历史 上的重要性。但 这座离北京并不远的县城吸引我的，是它素有 “古建艺术宝库” 的美称。
说起正定的古建筑，就不得不提起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的 梁思成先生 。梁先生一生都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的考察和保护工作。 正定，他就来过四次。 1933年4月，他在兵荒马乱中，与绘图生莫宗江前来正定调查古建筑。同年11月，他携夫人林徽因再次来到正定。1952年，时任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主任的梁思成教授，利用暑假，带着学生来到正定考察测绘古建筑。1963年，梁先生第四次来正定考察，为正定的文物保护指明了方向。 梁先生通过大量的摄影照片、文字和结构图纸记录了正定古建筑的真实状况，对正定古建筑的建造年代、构造形制和艺术价值给出了科学的评价，为正定文物的保护和修缮提供了权威的依据。
梁先生在正定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古建筑和文物，我们今天要走进的这座千年古刹——正定隆兴寺，就藏着六个全国之最。
“沧州狮子定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这句民谣里提到的，与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大石桥并称“河北四宝”的正定菩萨，就是隆兴寺的大悲阁内所供的铜铸千手千眼观音。正定当地人常把隆兴寺叫作“大佛寺”，就源自它。当然，严格地说，观音是菩萨，不是佛，但中国民间经常把观音菩萨叫作大佛。
这座铜铸千手千眼观音有一个很传奇的身世。隆兴寺始建于隋朝，但它保留了很多经典的宋代建筑，这要牵出隆兴寺与宋太祖赵匡胤的故事。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在一次征战中驾临正定，欲拜谒此处著名的铜铸大悲菩萨，据说高四丈九尺。在听到铜像已毁时，他深感痛心，之后因为出现了一些“祥瑞”，赵匡胤龙颜大悦，下旨新铸铜像，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开始动工。隆兴寺（宋代的寺名是龙兴寺，清代康熙皇帝改为隆兴寺）在铸造铜像时，以中轴线为布局，大兴扩建了寺庙，形成了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宋代建筑群，奠定了现在的主体格局。
隆兴寺的这座铜像高米，当你抬头看它时，除了感到震撼以外，也有利于活动一下颈椎。当你低下头时，还会发现铜像下的须弥座有很多精美的雕刻，它们也出自宋代能工巧匠之手。
人们称铜像为“千手千眼观音”，但铜像只有42只手，除胸前合十的双手之外，两侧各有20只呈辐射状分布的手，分别持有日、月、净瓶、金刚杵、宝剑等法器，每只手中均饰有一眼，以40只手和40只眼配以佛教三界中25种果报，即为千手千眼的来历。千手表示护持众生，千眼表示观照世间。在林洙整理梁思成先生手稿后出版的《大拙至美 ：梁思成最美的文字建筑》中，梁先生写道：“青铜观音像上原覆有一座三层阁，目前已复倾颓，露天而立的菩萨像上，四十只‘多余的手臂’都不见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胸前合十的双手是原装的，其他40只手算是“义肢”吧。
当时的工匠们将铜像分成七段接续铸造。但因为实在太高，越往上难度越大，特别是铸造头部。相传工匠们用屯土的方法在铜像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坡度，才方便工程的实施。这座铜像作为一千多年前劳动人民聪明与智慧的结晶，可谓我国古代冶金史上的一大奇迹。
梁先生在书中还写道：“虔诚而愚妄的住持‘翻新’了观音像。我所心爱的铜绿被覆以一层艳丽的原色油漆，菩萨像变成了丑陋不堪的巨偶，见此惟有自我开解，油漆不耐光阴，也许熬不过一个世纪！......1937年秋，正定遭日军猛烈炮轰，随即沦陷，塑像的命运存疑。”梁先生提到的住持的行为，如今仍然屡见不鲜，值得人们深思。不过让人宽慰的是，这座铜像没有毁于战火，我们今天还能目睹它的风采，而覆盖铜像的大悲阁也重建了。
隆兴寺现存 历史 、艺术、科学价值最高的摩尼殿，建于北宋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其平面造型和建筑形式在中国古代殿堂建筑中独树一帜。摩尼在梵语中意为珠、宝。佛经上说，摩尼珠，投之浊水,水即为清。摩尼殿取此名，取其去浊取清、脱离尘垢、证得清静之意。
隆兴寺的摩尼殿最特别的在哪呢？它的立面是重檐歇山顶的殿身，四个方向的正中位置各有一个歇山顶的抱厦（抱厦指房屋前面加出来的门廊，也指后面毗连着的小房子，此处是前者）。因为这种特别的建筑形式，从上往下看，整个摩尼殿呈“十”字形。我拍不到这种视角，但我们可以从梁先生手绘的建筑图中感受到。这里提到的歇山顶是我国传统建筑屋顶形式之一。其房顶的最上面横着的一条是正脊，左右两侧“人”字形向下延伸的是垂脊，四条垂脊的下端处各自拐了弯，又形成了四条戗脊，所以歇山顶一共有九条脊，也称“九脊顶”。所谓重檐歇山顶，就是在基本歇山顶的下方，再加上一层屋檐。
梁先生在《正定调查纪略》中写道：“十字形的平面，每面有歇山向前，略似北平紫禁城角楼，这式样是我们在宋画里所常见，而在遗建中尚未曾得到者。”他描述看见摩尼殿结构布局的感受是 “ 那种画意的潇洒，古 劲 的庄严，的确令人 起 一种不可言喻的感觉，尤其是在立体布局的观点上，这摩尼殿重叠雄伟，可以算是艺臻极品，而在中国建筑物里也是别开生面”。
摩尼殿巧夺天工的营造技艺之外，殿内的墙壁满绘了以佛教故事为题材的壁画。这些明清的壁画经过这么多年还如此鲜亮，可以想象画成之初是怎样的美观。
摩尼殿内壁的后面，整面墙悬塑五彩海岛观音。山石突兀起伏，祥云萦绕其间，山中静修的罗汉和威武的天神各具风姿，端坐中央的观自在菩萨高米，面容恬静，姿态优雅，左足踏莲花，右腿踞起二郎腿的姿势，双手抚膝，恰似世俗生活中一位完美的女性。她那人格化了的仪表，突破了传统佛像的艺术造型，令人叹为观止。
据说1923年鲁迅先生曾于北平山本照相馆购得此观音照片，称其为“东方美神”，爱不释手，常放在自己的书案上，也有文献称照片是梁思成先生赠与鲁迅先生的。当你站在她的面前时，无论哪个角度看，仿佛都能和她对视。
隆兴寺里的这座转轮藏是北宋遗物。转轮藏可以理解为存放佛经的旋转书架。据说当时不识字的僧人或香客转一圈转轮藏就算诵读了一遍经书。
梁思成先生在所著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中，提到了隆兴寺的摩尼殿和转轮藏。他写道：“转轮藏殿是一座为了安置转轮藏而建造的殿。殿中对内柱的位置作了改动，为转轮藏让出了空间。而这又影响到上层彻上露明造的梁架结构（指屋顶梁架结构完全暴露，使人在室内抬头即能清楚地看见屋顶的梁架结构的建筑物室内顶部做法），其中众多的构建巧妙地结合为一体，犹如一首演奏得极好的交响曲，其中每个乐部都准确而及时地出现，真正达到了完美、和谐的境地。转轮藏是一个中有立轴的八角形旋转书架，为此类构造中一个罕见的实例。它的外形如一座重檐亭子，建筑构件的处理极为精致。下檐八角形，上檐圆形，两檐都采用了复杂的斗拱。由于这项小木作严格遵循了《营造法式》中的规定，所以是宋代构件的一个极有价值的实例。遗憾的是，当笔者于1933年最后一次见到时，该寺正被当作兵营使用，而它在士兵们野蛮的糟害之下，已经破败不堪了。”
从上面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梁先生对隆兴寺的转轮藏殿以及殿内的转轮藏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也能感受到梁先生对于古建筑的热爱和他作为理工生的浪漫。如今，转轮藏殿得到了修缮，转轮藏也保存完好，让人很欣慰。
龙藏寺碑，刻于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碑文中记载了恒州刺史王孝仙奉皇帝的诏令劝奖州内士庶万余人修建龙藏寺的情况。这块碑为什么叫“龙藏寺碑”呢？还记得我之前提过的，隆兴寺始建于隋朝，它最初的名字就是“龙藏寺”。这块碑被称为“隋碑第一”，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楷书碑刻。碑文书法上承南北朝之遗韵，下开初唐诸家之先河。它见证了中国书法由汉隶向唐楷的过渡，在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为研究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毗卢殿并非隆兴寺的“原配”，它是1959年从正定城内崇因寺迁来的。毗卢，是梵文“毗卢遮那”的略称，意思是“光明普照”。
殿内安奉的铜铸毗卢佛像，是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为他的生母慈圣皇太后祝寿所御制的，也是一件皇家御制的国宝。佛像高米，由三层四身相连、面向四方的坐式毗卢佛和三层共雕饰了一千尊小佛的圆鼓型莲座摞置而成，自下而上依次缩小，形成“千佛绕毗卢”的格局。整个铜铸毗卢佛像造型独特，构思巧妙，技艺精湛。
除了这些“全国之最”之外，隆兴寺还有很多地方也值得转一转。
刚入门的时候，会看到一片废墟。这里原来有一座大觉六师殿，建于宋神宗元丰年间，是隆兴寺的主殿，也就是相当于大雄宝殿，民国初年因年久失修而坍塌。从遗留的基座来看，这座大觉六师殿的规模当时应该非常大。
隆兴寺的慈氏阁内有一尊木雕弥勒菩萨像，高米，是北宋时期用独木雕制的。弥勒菩萨的身后装饰高米的光焰纹背光，以示佛光普照。慈氏是梵语弥勒的意译。
梁思成先生在正定期间的驻地就是隆兴寺方丈院。如今，梁思成文物保护史迹展馆坐落于此。看完这座展馆，我对梁思成先生的敬佩之情更深了。
2016年，中国邮政发行了全套2枚的《正定隆兴寺》特种邮票，以古建筑题材发行邮票比较少见，也体现了隆兴寺在古建筑史上的重要价值。
正定的精彩远不止隆兴寺，如果你对这座上千年的时光雕刻出来的古城有兴趣，
正定，仅隆兴寺就深藏六个全国之最
本文的所有图片均为作者所拍摄。
汉传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历史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中无定论。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传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初传 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印度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人。经典的传人，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历来均以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谴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人中国之始。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人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当时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祠，“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三国时期 承汉之后，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支谦、康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支谦深得孙权礼遇，拜为博士；并为康僧会建立寺塔。昙柯迦罗、昙谛精于律学，译出摩诃僧祗部的戒本《僧祗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还译出《郁枷长者所问经》和《无量寿经》等4部。吴国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支谦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乘经律，共88部，l18卷，现存51部，69卷；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当时译经，大小乘并举。小乘经典强调禅法，注重守神养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教义的宣传、研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此外，这个时期的寺塔建筑、佛像雕塑也各具规模，但今存极少。南北朝 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 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屁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南北朝时，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隋唐 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隋文帝统一南北方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院、佛像。在首都大兴城（汉长安城东南）建立了执行佛教政策的国家寺院——大兴善寺。仁寿（601-603）年间在全国建立了111座舍利塔，并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明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炀帝继文帝的保护佛教政策，在扬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场等，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并继续发展前代的译经事业，佛教十分兴盛。仁寿年间，全国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万人，写经46藏1328616卷，修理旧经3853部，营造大小石像106580尊，修复旧像1508940尊。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沼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宫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终唐之世，佛教僧入备受礼遇，赏赐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时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 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奖、义净)不辞艰辛去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士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据《唐会要》记载， 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派； 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两宋 北荣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蹭人8000人，继之又派行勤等157八赴印度求法，并使张从信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镂雕大藏经版。太平兴国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万人，五年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西域、古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至景佑(l034-1037)初已达80余人。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宗派以禅宗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天台、华严、律宗、净土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倡“教(天台、华严)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为山家、山外两派，而在民间念佛结社特别兴盛，影响极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所，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徽宗时(l101-l125)， 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南宋偏安 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宋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士，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甚盛行。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它们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序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以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也发挥了同样的旨趣。元明清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国有寺院42318座，僧尼21．3万人；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丈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明万历以后，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沸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呈现出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闹、圆瑛、太虚、弘一等也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经典传译与编纂 随着佛教的传人，来华西域僧人和佛教学者日益增多， 译经事业也随之发展。 自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的千余年中，共有译师230多人，其中有史可证的印度在华僧入计71人。译出经、律、论5700余卷(现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汉地著述，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录为13520卷。大乘经典的传译 佛经的大量翻译，始于东汉桓帝时(146-167)到中国的安世高和灵帝时的支娄迦谶。安世高虽以传译《安般守意经》等小乘经典为主，但其译籍中已有大乘经典。东汉光和二年(179)，支娄迦谶译出《道行般若经》；西晋永平、元康之际，无罗叉、竺叔兰译出《放光股若经》；这些大乘经典开始流行，即与汉文化相结合。 当时学者常以佛经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比附，认为经中有关“空”的思想和老庄“无”的思想一脉相通。这对魏晋玄学的发展颇有影响。如王弻提出的“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玄学命题和般若理论有密切的联系。三国吴支谦于黄武二年至七年(223—228)间译出《大阿弥陀经》、《维摩经》、《大般泥洹经》等；魏康僧铠于嘉平四年(252)译出《无量寿经》；晋竺法护于大康七年(286)译出《正法华经》等154部309卷，其中包括般若、法华、净士等大乘经典。后秦弘始三年(401)， 鸠摩罗什至长安，以后十余年间，广译般若系经典及龙树、提婆的论典共74部384卷。昙无谶于北凉玄始十年(421)也译出《大般涅盘经》40卷；佛陀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418-420)译出《华严经》60卷；求那跋陀罗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译出《楞伽经》4卷；菩提流支于北魏永中元年(508)译出《十地经论》12卷；真谛于南朝陈天嘉四年(563)译出《摄大乘论》3卷及《摄大乘论释》12卷；唐显庆五年(660)玄奘译出《大般若经》600卷；般若系经典的传译工作基本完成。其后，不空与善无畏又分别译出《金刚顶经》、《大日经》等。这些大乘主要经论的传译、僧人、学者竟相研习，形成天乘佛教思想发展的主流。大藏经的编纂 佛教及其经典传人中国前，印度已有四次三藏(经、律、论)的结集，内容全属小乘。小乘三藏汉译多届北传之本。但自汉末迄宋，译出经籍6000余卷，则多属大乘，《开元释教录》著录1076部，5048卷，皆为写本，自北魏起始有石经，以隋代开始所刻房山石经最为完整。木版刻经，始自唐代，至宋开宝年间始刻全藏，历元、明、清、民国至今共编篡印行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2种。宋《开宝藏》初刻时共5048卷；金《赵城藏》共6004卷；元《普宁藏》共6004卷；明《万历藏》共5997卷；清《龙藏》》7168卷；民国《频伽藏》8416卷。近年，中国正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拟收23000余卷，集汉译佛典及汉地佛教著述之大成。佛教原典，除巴利语大藏经尚较完整外，大乘梵文原典大多失传，幸赖汉译得窥其内容，因而对佛学研究贡献甚大。僧伽制度 出家僧众遵行的戒律，汉地相传有五部。自唐代律宗兴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传统，但也具有自己的特点：1、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后一律以“释”为姓；2、憎徒必须素食；3、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养；后来禅宗提倡农、禅兼修、僧人可务农自养；4、僧人受菩萨戒，唐代已有烧身供养以示愿行坚固，以后逐渐变为燃顶(烧香疤)。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的决议》中，认为这种习惯“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康，今后一律废止”。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监院、维那、知客等僧职。唐末禅宗盛行后，逐渐在全国寺院推行改订的《百丈清规》，对僧徒诵经的仪式和参禅、普请等活动，作了具体的规定。佛事活动与节日 主要有忏法、盂兰盆会等。忏法原为佛教忏悔罪愆的仪则和作法，起于晋代道安和慧运，历代相沿。孟兰盆会盛行于唐代，为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举行供佛及憎超度先灵的法会。宋以后又有水陆法会和输伽焰口，用以为众积聚“功德”超度先灵。半月布萨之制，在汉地早已形成习惯，每逢朔望之日，聚集礼佛、供养、诵经。佛陀诞辰(农历四月初八)、成道日(农历腊月初八)、涅盘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皆为佛重要节日，其中以佛陀诞日最为重要。此外，观音和地藏菩萨在汉地民间信仰颇盛，每逢传说中两菩萨的诞辰等节日，亦多举行佛事活动。文化 佛教自传人汉地以来，即与中士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及至隋唐时期，达到了高峰。其中，在绘画方面，历代著名画家大都精于画。如三国时吴曹不兴、晋顾恺之和卫协并称为汉地最初三大佛画家。梁张僧繇于天监中为武帝所建寺院作画极多，北齐曹仲达与唐吴道子的画质世称为“曹农出水”与“吴带当风”。特别是甘肃敦煌石窟壁画，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才华，为世界上现存最太的艺术宝库。唐代盛行变文，用以讲述佛经故事，讲时多配台图画(变相)，对后世鼓词、弹词等说唱文学影响很大。在雕塑造像方面，有东汉的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自北魏起又有各种石刻、木雕、金镂、漆塑、浇铸等造像艺术，形式多样，气魄宏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风格，如敦煌、云冈、龙门石窟，均为世界文化之瑰宝。在建筑方面，历代佛教寺院不仅依照宫殿形式，而且多有发展，美轮美奂，为中国建筑艺术的精华。在音乐方面，相传陈思王曹植曾制鱼山梵呗，以后龟兹等地舞乐传人内地，逐渐形成了汉地特有的佛教音乐传统。此外，佛经的翻译和佛教的发展；对中国音韵学、翻译理论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自鸠摩罗什译《大品般若》以后，译场组织完密，迄至唐代益臻完善。宋代更有译经院之设，以宰辅为润文使，成为国家正式机构。此外，伴随佛教传人的医药、历算等知识也对中国这些学科的发展超过一些促进作用。
写过了，怎么给你。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附录）可有可无。论文各组成的排序为：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英文题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和致谢。
古英格兰有一首著名的名谣:“少了一枚铁钉，掉了一只马掌，掉了一只马掌，丢了一匹战马，丢了一匹战马，败了一场战役，败了一场战役，丢了一个国家。”这是发生在英国查理三世的故事。查理准备与里奇蒙德决一死战，查理让一个马夫去给自己的战马钉马掌，铁匠钉到第四个马掌时，差一个钉子，铁匠便偷偷敷衍了事，不久，查理和对方交上了火，大战中忽然一只马掌掉了，国王被掀翻在地，王国随之易主。
注意写寺庙的历史，建筑风格，文物价值和在社会上的影响等，具体如下： 第一段，开头，大致是佛教文化源远流长，不仅给世人留下神圣的信仰，还有各种寺庙文化和寺庙中的文物。 第二段，从两个方面介绍中国寺庙。一方面是中原佛教，有白马寺，南海禅寺等。选一个介绍历史和建筑风格等 第三段，另一方面介绍藏传佛教的寺庙。典型的有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大昭寺等。同样的介绍那些方面。 第四段，写世界上佛教国家的寺庙。尼泊尔，锡金，印度的都行，推荐写印度，因为是佛教发源地。 第五段，结尾。纵观全文，发些感叹。 我觉得这样就行了白马寺：布达拉宫
古德寺混合了欧亚宗教建筑的特色，融大乘、小乘和藏密三大佛教流派于一身.
古德寺，位于湖北武汉市汉口黄浦路上滑坡74号，该寺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由隆希创建，初名古德茅蓬，1914-1919年间由主持昌宏先后两次进行扩建，改名古德寺，有“心性好古，普度以德”之意，并由黎元洪亲自题写匾名。
该寺占地面积近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8000平方米。该寺混合了欧亚宗教建筑的特色，融大乘、小乘和藏密三大佛教流派于一身，在汉传佛寺中实属罕见，堪为“佛教胜地一大奇景”“汉传佛寺第一奇观”，具有很高的建筑、文化和历史研究价值。与归元寺、宝通寺、莲溪寺并称为武汉地区四大佛教丛林。
建筑特点：
古德寺保存着哥特式基督教教堂、罗马式天主教教堂、拜占庭式东正教堂、伊斯兰风格的清真寺风格，作为一座极具特色的寺庙，它和传统寺庙黄瓦红柱、飞檐翘角的大殿迥然不同。
古德寺创建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1921年始建现有的大雄宝殿。后来发展成为占地两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3600多平方米的“古德禅寺”。“文革”前古德寺与归元寺、宝通寺、 莲溪寺并称为武汉地区四大佛教丛林。 2012年，古德寺被列入武汉市江岸十大景观，是一座极具特色的禅宗建筑，有“汉传佛寺第一奇观”的美誉。 2013年，古德寺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古德寺始建于1877年，最值得关注的是它的建筑风格。通俗地说，它和我们通常见到的传统寺庙黄瓦红柱、飞檐翘角的大殿迥然不同。这是一座异域风情浓郁的寺庙，核心建筑是仿照缅甸阿难陀寺而建的圆通宝殿。殿顶的九座佛塔，暗含了北斗九星，七显二隐的说法，尝试一下，站在地面任何角度，最多只能看到七座。其门廊呈三角形，分两层逐级向上，具有古罗马建筑风格。 它的圆通宝殿，运用了古罗马建筑的结构，内外墙之间的回形步廊和许多方柱，又依稀可见希腊神庙的风韵，立面墙上的圆窗和长窗，却是基督教堂的建筑样式。专家评价说，古德寺混合了欧亚宗教建筑的特色，融大乘、小乘和藏密三大佛教流派于一身，在汉传佛寺中实属罕见，堪为“佛教胜地一大奇景”“汉传佛寺第一奇观”，具有很高的建筑、文化和历史研究价值。在江岸这片高楼崛起的现代城区，总有几处奇异的塔尖，隐现在错落有致的建筑群落之间，给这片城区增添了别样的空灵与悠远，也增添了几分异域的神秘。更让人诧异的是，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新潮内陆城区，还保存着哥特式基督教教堂、罗马式天主教教堂、拜占庭式东正教堂、伊斯兰风格的清真寺，还有古德寺这般风光独具的佛地，更能显示出这片城区开放与包容的博大情怀。 1877年（清光绪三年），在今汉口解放大道东段，黄浦路北段一带还是一片坡地。隆常法师到这里，建了一座小小的寺院，名“古德茅蓬”。 1905年，古德茅蓬进行了第一次扩建。1911年，昌央法师主持扩建，定名古德禅寺。1911年10月，古德寺僧众自发救护武昌起义的起义军，掩埋革命烈士，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嘉奖。1912年4月13日，国父孙中山专程来古德寺为其历史意义而凭吊。1914年，国民政府副总统黎元洪亲自为其改名为“古德寺”并竖题寺名。1921年秋，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建、扩建工作，重修了大雄宝殿及其他殿宇，塑造了各殿内供奉的大小佛像多尊。1931年汉口大水时被淹没，水退后又继续修复，前后历时13年乃告竣工。1954年10月19日，周恩来总理曾陪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女儿英迪拉·甘地参观该寺庙，他对武汉拥有一座印度帕那瓦风格的群塔寺庙感到惊异。1956年时拥有万余平方米。 1967年-1977年之间，古德寺遭到破坏，许多建筑被损毁、占用。1974年，武汉照相机厂进驻寺庙建厂，其占地达亩。 1986年，市政府为落实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作出了武汉照相机厂将原属古德寺的6470平方米用地及全部建筑归还古德寺的决定，但因该厂无处搬迁而未能落实。 1992年，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演顺法师率领尼众弟子进住古德寺。古德寺重新对外开放，但许多建筑仍然没有修复。1996年，市政府又划定腾退古德寺的土地总面积为平方米。 1997年，香港张紫珊女士出巨资，由泰国将这尊四面佛请到古德寺。四面佛是小乘佛教供奉的诸佛之一，亦称四面神，神的四面分别代表慈悲、仁爱、博爱和公正。 2001年，市宗教局和佛协组织了古德寺内的几位法师和专家一同前往缅甸的阿难陀寺进行了参访。目的是参考缅甸阿难陀寺的建筑风格，为以后保护和开发古德寺作参考。 2009年，古德寺首先对靠近军管区的北侧进行修复。2010年，不久前，冰岛驻中国大使贡纳尔松、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总领事费勇、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专员加利萨雷斯等相继来此参观时，均称该寺建筑样式“在中国绝无仅有”，认为这座寺庙的精美造型是武汉百年前即向世界开放的有力证据。他们不约而同地建议，古德寺应当成为向世界展示武汉最有说服力的宗教文化品牌之一。 2013年，古德寺名列国务院核定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唐碑，是唐人书法承随代余绪，又多取魏晋，追迹钟王，兼有新的突破。有的讲究从端庄中求其险绝；有的从稳健中求其浑厚；有的从匀称中求其挺拔；也有的从严谨中求其凝重。唐代书法家，大都各有创新，自成一格，如欧、柳、颜、褚等各家的楷书至今仍被后世所推重。唐楷书的特点是笔画形态平稳，安详、端正，结构搭配匀称，章法清朗，整齐。
唐鸿胪井碑本是一块重逾九吨，单体十多立方米的驼形天然顽石。公元713年，唐玄宗遣鸿胪卿崔忻从长安前往辽东，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714年夏天，使命完成后，崔忻原路返回长安，路经都里镇(今旅顺)，为纪念这次册封盛事，于黄金山下凿井两口，史称"鸿胪井"、刻石一块，永为证验。 刻石文字共29字，分3行自上而下自右向左书写："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做为渤海归入大唐版图的历史见证，史称"唐鸿胪井刻石"。 1895年，清朝将领刘含芳修建四柱石亭("唐碑亭")护卫刻石，并在崔忻题刻左侧加刻小字："此石在金州旅顺海口黄金山阴其大如驼唐开元二年至今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其井已湮其石尚存光绪乙末年冬前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贵池刘含芳作石亭覆之并记。" 从公元713年至今，"唐鸿胪井刻石"已经经历了近1300年的历史。 1一历史编辑日俄战争(1904年2月8日—1905年9月5日)期间，日本占据旅顺以后，"唐鸿胪井刻石"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905年，日本特务人员来到旅顺考察刻石，次年写出调查报告，认为刻石是辽东一块稀有的唐代石碑，后将刻石搬移至日本东京。1908年4月30日，日本海军省以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名义将刻石献给日本皇宫。1911年，日本海军在旅顺的刻石遗址上建立了搬移中国文物的"记功碑"，也就是今天到旅顺黄金山仍然能够看到的"鸿胪井之遗迹"碑。2二索还史编辑民间后政府的索还策略为了讨回井碑，中国学者早早开始了准备，首先成立了唐鸿胪井碑研究会，加深对唐鸿胪井碑的历史研究，包括碑的历史价值，以及流失到日本的过程。2001年，北京的6名刻石回归志愿者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2005年7月4日，"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两名副会长张永年、王维明远赴日本东京，探访"唐鸿胪井刻石"的现状。当时，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日本皇室宫内厅委托中日友好协会，将5张"唐鸿胪井刻石"的相关照片转交给了张永年和王维明。《唐鸿胪井碑》研究论文集也于2010年4月出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文物追讨部部长王锦思表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已通过函件方式敦促日本归还刻石，下一步还将组织专家赴日本考察。如果通过民间努力不能促成文物回归，还将参照韩国讨要"北关大捷碑"等国际先例，请求政府出面。尽管最终能否成功追讨回井碑，难以预料，但按照牛宪峰(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的话说，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2014年8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皇明仁和日本政府，要求日本迅速归还所掠中国文物“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文物。2014年12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文物追讨部部长王锦思等三位民间人士到达日本东京，计划23日前往日本皇室，递交要求归还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的信函。这天恰好是日皇明仁的生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助理孟惠忠表示，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赶赴日本，一是今年恰好是诞生于唐朝的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建立1300周年；二是明仁天皇在12月23日庆祝81岁诞辰，应该让他知道他家里还存放着从中国掠夺去的文物。这次赴日，他们还将搜集有关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等方面的证据，将在日本皇宫宫墙外庆祝中华唐鸿胪井刻石1300岁生日，并特意从国内带来十三样“生日礼物”：曾放置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的辽宁旅顺的海水、岩石、枫叶、贝壳、鱼干，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制寿桃、一幅绘画、四个横幅等。孟惠忠表示：“这次前往日本，一定会遵守当地所在国法律，只是合理合法向日本皇室递交要求归还中国文物的信函。”惦念石头的古稀老人1994年，当时职教于吉林省白城师范学院的教授王仁富，在翻看《东北史地考略》时，想起了远在日本的"唐鸿胪井刻石"，从此开启了他长达20年的国宝追讨路。其间，他自费辗转全国，搜集、考察相关资料、遗迹，力图通过民间力量促成石碑的回归。2011年日本大地震，王仁富向日本皇宫捐款表慰问，同时询问"唐鸿胪井刻石"是否保存完好，不久得到日本皇宫回函，确认石碑安全无恙。这也间接成为石碑存于日本皇室的证据。韩国先例：向日本讨还"北关大捷碑"公元1592年后，日本入侵朝鲜失败，朝鲜建立"北关大捷碑"。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将此碑掠夺到日本。1970年开始，韩国民众就积极努力地要求日本归还"北关大捷碑"。2005年5月，韩国政府正式要求日本归还此碑，同年日本将此碑归还韩国。3三索还的意义编辑文物是一个国家精神文化的载体，大量文物的流失会造成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裂痕，一个国家民族对历史认知的缺失。这正是为何中国、韩国、埃及等国家不遗余力地追讨海外流失文物的根本原因。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文物流失大国。有关统计显示中国至少有上千万件文物流失于世界47个国家。也有说法认为，其中流失于日本的中国文物是最多的，尽管尚未有具体数据以证实。"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是日本从中国掠夺的最具分量的文物之一，也是曾经东北地区唯一一块唐碑，它见证了唐朝册封管辖东北的过程，目睹了日本遣唐使西去东归学习盛唐的往事，记载了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对中国东北史、民族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是目前已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掠到海外份量最重、体积最大的文物，无愧于中国流失海外第一国宝。今年正值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建立1300周年、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7周年，要求日本国迅速归还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等被掠中国文物具有重要意义。冰山一角事实上，"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只是日本掠走中国文物的冰山一角。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结束长达五十年时间里，日本自中国所掳金银、文物数量巨大。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统计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360万件，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不见踪影，而民间流失的文物更是无法估计。被掠走的历史文物，曾经属于中国，现在却存放在日本，给中日关系带来严重的伤害，于情于理于法都不适宜，理应物归原主、完璧归赵，归还给曾经也是唯一应有的主人——中国。4四国内学者的研究编辑73岁的王仁富是白城师范学院教授，知名东北刻石研究学者。目前，王仁富教授是中国鸿胪井碑刻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索引学会理事、崔氏历史文化研究会顾问。1979年，王仁富在对旅顺口黄金山的"唐鸿胪井刻石"拓片上的29个字研究时，对其中的"崔忻"二字的断句，王仁富认为两个字应该是分开念，"崔"即代表人名，"忻"字应为动词。后来，他从《说文解字》中查阅到，"忻"字为开凿之意。另外，他又在《后唐书》中找到了唐朝崔氏出使靺鞨的资料，上面显示的出使者名叫"崔欣"，王仁富教授的这个研究成果已经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可。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代, 也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的全盛时代和鼎盛时代。唐朝在楷书艺术上成就之高, 楷书大家之众, 楷书佳作之富, 流派之多, 影响之深,在古代书法史上都是空前的。楷书在唐朝登峰造极, 这是历史的必然。就楷书沿革论之, 汉末为创建期, 魏晋六朝为继承发展期, 隋唐在前人基础上始集大成。这是楷书本身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楷者, 法也、式也、模也, 是指笔画端方, 波磔势少的书体, 由古隶之方正, 八分之遒美, 章草之简捷脱化来的。篆书在秦朝开始“ 隶变” , 到西汉夭汉年间分书不断成熟,同时也出现了楷书。“ 西汉之末, 隶字石刻间杂为正书”（《宣和书谱》）。三国时的钟慈继承分书的书法特色, 独立成家, 所书《贺捷表》为正书之祖。到魏晋二王父子又创立本家楷法, 风靡后世。南北朝以魏碑最胜。隋朝楷书承上启下, 初唐几位楷书大家便是直接继承智永, 取法六朝。楷书到唐朝前夕, 已有了较好的基础。唐以前的书家对楷书进行了探索、创造, 取得了一定成果, 这是唐朝楷书家得以创造提高的前提。钟繇、二王、智永等人对唐朝楷书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三国时的《谷朗碑》为由隶入楷之先驱, 正楷入碑以此为最早。北魏《张猛龙碑》兼备当时各碑之美, 开欧阳询、虞世南之先导。隋碑极品《龙藏寺碑》, 是六朝集成之碑, 欧、虞、褚、薛、陆（柬之）传其遗法。欧阳询《九成宫》和《化度寺碑》中流露出刚劲之风, 主要是受北书的影响斧而这两碑结体谨严, 法度井然, 则又是吸收隋代书艺特色加以发展所至。虞世南彻底继承主派书艺, 所书《孔子庙堂碑》, 笔笔主法, 能代表唐朝王派楷书的艺术特色喜猪遂良创造性地发展王书, 独立成派, 可谓别子为祖。薛稷是学褚成就最大的唐代书家。初唐四大家欧、虞、褚、薛继魏晋南北朝之后, 完成了楷书的最后样式, 以颜真卿为代表的中唐书家便在楷“ 法” 的必然王国中, 追求意态的自由主国, 开创了新的书风。有创新精神, 成就卓著的颜真卿、柳公权、李邕等人的作品都不难在魏碑、齐碑、周碑中找到渊源。颜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二王、梁《座鹤铭》、北齐《文殊般若经碑》的痕迹。“ 多少代人的努力,为他们开拓了本体的生存空间, 积累了丰厚的经验遗产, 他们只要稍事建设, 便可安居乐业, 坐享其成”（《历史重负与时代抉择》, 见《书法研究》总二十七辑）。晋书占据高阜要津, 唐楷在险狭地带向前推进,登峰造极。从楷书厉史上说, 隋唐时期是最幸运的, 也是最关键的时期, 只凭前辈的勃勃进取精神和丰硕果实咨已预示着楷书在唐朝将彻底成熟。王派楷书发展到隋代, 在艺术特色上已变为法度井然。唐朝楷书继承了整齐有法的特色, 形成了风格不同而法度整严的各个流派。晋人尚韵, 唐人尚法, 宋人尚意, 明人尚态, 这是不同时代的规范和风格。清人梁巘在《评书帖》巾说“ 晋人尽理, 赓人尽法, 宋人多用新意, 自以为过唐人,实不及也” 。在楷书获得空前发展的同时, 唐朝书法理论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出现了一大批书法理论家, 他们根据前人的经验和楷书美学规律, 在实践中对楷书艺术的创作规律进行了总结。汉魏以来, 论书者虽多, “ 竟无益于将来” （《书谱》）。唐朝则大不同了, 如欧阳询《八诀》、《三十六法狱、《传授诀》、《用笔论》, 虞世南《笔髓论》、《书旨述》, 李世民《笔法诀》、《论书》、《指意》, 孙过庭《书谱》, 张怀瓘《书断》、《论用笔十法》、《玉堂禁经》, 蔡希综《法书论》, 徐浩《论书》, 颜真卿《述张旭笔法十二意》, 李华《二字诀》,林蕴《拔橙序》, 释西亚《论书》及张彦远《法书要录》等等, 不胜枚举, 这些论著对楷书技巧, 法度阐述得那样详尽而具体, 使人一目了然, 在楷书创作实珍中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反映了唐朝对楷书美感的要求。在运行上, 最详尽的是一脉传承的智永“ 永字八法” 即侧、勒、努、趣、策、掠、啄、磔,体现了楷书笔法规律的主要内容。欧阳询以为此八法尚不能包括一切字的点画, 故增益减少其所有无, 著运行《八诀》, 生动详尽地形容了行笔的姿态。颜真卿又有《八法颂》和《述张旭笔法十二意》, 对笔法阐述颇有见地。欧阳询对结构很有研究, 其《传授诀》云“ 每秉笔必在圆正, 气力纵横轻重, 凝神静虑。当审字势, 四方停匀, 八边具备, 短长合度, 粗细折中, 心眼准程, 疏密敬正。” 相传由他创制的《三十六法》,是唐代论结体法度最详尽的, 成为楷书准绳。明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 清黄自元《间架结构九十二法》, 便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成。九宫格字体的结构法是唐朝人创制, 很容易得点画措施的法度。唐朝人对楷书的结妙有特别的研究, 因专讲结构, 故精于楷书法度的书家特别多。就连草书大家张旭、怀素、孙过庭等都有扎实的楷书基本功。孙过庭说“ 若运用尽于精熟, 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 意先笔后, 潇洒流落, 翰逸神飞” 。魏晋书法发展到情驰神纵, 淋漓挥洒的极端。随着初唐儒学传统的恢复, 孙过庭提出建立规矩法度的要求“ 运用之方,虽由己出, 规模所设, 信属目前” 。欲学业有成, 当按正确法则练习并持之以恒。入法是手段, 出法是目的。张旭写《郎官石柱记》,端庄谨严, 规矩至极, 这种楷书功底使他的书法“ 守乎法度者至严, 则出乎法度者至纵” 。唐朝书家无论擅长何体, 但于楷书无不精研入微, 乃时代所尚也。“ 真以点画为形质, 使转为性情” 。楷书妙在性情, 能气形质。唐人尚法, 在追求书法外在的客观的美的同时, 尤注重书法创作中的客观规律,将楷法总结提高到了完备的程度。唐朝掀起了文化革新的巨大浪潮, 楷书艺术的革新和提高是大势所趋。唐朝是繁荣强大的朝代。社会经济的昌盛必然又反映到文化领域。书法艺术作为上层建筑, 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魏晋六朝以来从属于门阀制度的贵族文化已不适应唐朝的需要, 诗歌、音乐、雕塑、建筑等领域的代表人物敢于全面突破旧的传统,革故鼎新。书坛上, 初唐以二王为代表的南派书法占着统治地位。王羲之是钟书的革新者, 其书以瘦劲、姿媚、雄秀见弧。由于当时腐朽的门阀制度和士族生活的制约, 南派书法难免有历史局限性。这种贵族化的优雅柔媚无法适应盛唐蓬勃开阔的气象。书法艺术面临着变革和提高。在楷书发展的趋势下, 唐朝统治者提倡书学, 特别推重楷书。我们知道, 经济基础是文化发展的最终决定条件, 但物质生产或生活并不直接决定艺术生产, 直接影响艺术生产的首先是政治。唐朝政治对楷书发展的影响直接而深刻, 表现在清明的政治使社会相对稳定, 从初唐唐太宗“ 贞观之治” 到中唐唐玄宗“ 开元盛世” , 社会经济空前兴盛, 文化艺术的发展成为当时世界的高峰。国家空前统一, 中外文化交流广阔, 各民族融合友好。所有这一切为书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另外, 唐朝统治者提倡书学, 在学校, 科举和考选官吏中对楷书有了具体的要求和措施。唐朝统治者对书法的偏爱, 使群臣争相仿效。“ 统治者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洽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2页）。自高祖、太宗以下, 高宗、中宗、聋宗、玄宗、肃宗、宣宗以及窦后、武后和诸王都是书法爱好者, 且多是当时的书家, 主要又精于楷书, 据朱长文《续书断》, 太宗书入妙品, 高宗书入能品, 善正书, 二玄宗书入能品, 少能八分正书。唐太宗深爱王书, 锐精临写, 尝从虞世南学“ 戈”法, 后总结出“ 为戈必润” 的经验。太宗女儿银川公主、晋阳公主善书, 入能品。盖唐世以书相尚, 至于子女皆习而能, 可谓盛矣。据《新唐书· 百官》, 贞观元年, 诏官职五品以上子嗜书者24人, 隶馆习书, 出禁中法书以授之。唐玄宗时, 曾募求能书者为直书及写书御人, 又以书直、画直、拓书有官者为直院, 于门下省置弘文馆, 又增置书、律学。唐朝的学校有六种：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书学似为专科学校, 有学生30人, 博士2人, 助教1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 学校考》中云, 书学学生“ 学书二日纸一幅, 间习时务策, 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 学《石经三体》, 限三岁, 《说文》二岁, 《字林》一岁。” 在这种书法专业学校里, 对学生学识及书写技巧要求甚高。据《唐六典》, 弘文馆是贵族子弟学习的地方, 里面也招收有学习书法的学生。出土于新疆的唐景龙（中宗李显年号）四年的手抄本《论语郑氏注》,书体是工整的小楷, 出自十二岁义学生卜天寿的手笔, 确实令人惊讶、钦佩！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 打好基础, 楷书有成。科举及考选官吏中, 对楷书的要求更加明显和严格。“ 唐翰林院有侍书学士, 国子监有书学博士, 科举有书科, 吏部以书判定, 书法为进身途径之一, 故唐人攻书者多”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379页）。当时, 考中进士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 要取得官职还要经过吏部的“ 选试” , 内容是四项：身、言、书、判。对“ 书” 的要求是“ 楷法遒美”（《新唐书选举志》）, 即要把楷书写得端庄美观, 不失法度。马宗霍《书林藻鉴》云：” 楷法遒美者为中程, 聂以书取士也” 。《通典》载“ 其常贡之科有秀才, 有明法, 有书、有算” 。明书科的考试, 先行口试, 然后笔试《说文》六帖、《字林》四帖, 懂得训话, 兼能杂体书法者为及第。考明经、进士科的也须善书法, 如进士出身的柳宗元、刘禹锡、自居易的书法都很好, 且入书家之列。知识分子要耀科登第, 进入官场, 非通楷则不可, 这使楷书有了更广阔的土壤。唐朝统治者还特别重视书法人才, 重用楷书能手。唐中央政府设有侍书或翰林侍书一职。褚遂哀被魏征推荐给太宗, 太宗即日诏以侍书穆宗即位后召见柳公权, 说“ 我于佛寺见卿笔迹, 思之久矣” , 即日拜右拾遗, 充翰林书学士, 迁右拾阂、司封员外郎。钟绍京在武后时“ 以工书直凤阁” 。其时珍重楷书人才如此。在《新唐书· 百官》中, 我们可以看到唐朝中央各部门里安置了许多楷书能手, 如崇文馆10人, 司经局25人, 秘书省10人, 史馆50人, 著作局5人,官教2人。楷书写得好, 就有可能得到统治者的器重, 从而达官显贵, 潜心楷书者自然就多。书法艺术与社会道德伦理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楷书的发达是为了适应实用的需要。在唐代, 用楷书来写碑记、墓志铭、颂赞、告救、官阁铭和种种题额等等, 蔚然成风。随着佛教的兴盛, 源于六朝的写经, 到唐朝盛行起来。从朝廷到民间, 写经高手如云。方介堪先生有诗句“ 贤者耽内典, 遗墨宝皇唐, 庄严现妙相, 笔底有金刚, 花两三千界, 片纸留芬芳。” 唐贤写经遗墨, 雄深雅重, 法度备至, 反映了大唐风貌。包世臣说颜书“ 如耕牛, 稳实而利民用。” 颜书来自民间, 最后又为民间所喜爱而被广泛使用。当时, 公、卿、大臣家碑版, 铭刊之文, 得不到柳公权的字, 人以为不孝, 就连外夷入贡, 皆别具货贝以购求柳书。法度森严的颜体和柳体产生于唐朝现实生活, 符合唐朝人的审美标准, 最后又能满足唐朝社会生活需要。可见, 在统治者提倡下, 楷书在唐朝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随着使用范围空前扩大和人们在艺术上无止境追求, 艺术和实用的统一,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不期然而然。毛泽东指出：“ 为艺术的艺术, 超阶级的艺术, 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的艺术,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唐代楷书, 百花竞艳, 流派纷呈, 成就辉煌, 这是狂会客观因素和书法家们主观努力的统一结晶。在主观方面, 唐朝楷书家不仅重视继承传统经验,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长期艰苦的临池和实践中, 积极开拓, 突破传统, 推陈出新。初唐欧、虞、褚、薛、陆, 并害叠轨,皆尚爽健, 学王而掺有己意, 继承王书又有所发展和创新, 各具面目。中唐和盛唐时期的李北海、颜鲁公、苏灵之等皆宗肥厚, 创新成就高于初唐。中唐后期的柳公权、沈传师专主瘦挺, 力图矫正盛唐肥厚之失, 也体现了一定的创新精神。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 楷书大家辈出, 成为后世之大宗。楷书佳作纷呈, 门类众多, 法度森严, 短长肥瘦各臻妙境。清人杨守敬在光绪年间辑成《楷法溯源》, 将历代楷书精英荟萃一书, 其所采帖目, 自魏至隋45种, 仅唐朝采35种, 五代1种；所采碑目, 自汉至隋共292种, 唐朝则达346种之多, 五代十国是8种。唐朝近三百年间, 出现了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薛稷、薛曜, 盛唐李邕、颜真卿、徐浩, 晚唐柳公权、沈传师等楷书大家。其中又以欧、虞、褚、颜、柳最有成就, 欧、颜、柳和元代赵孟颊为我国四大楷书家。欧阳询自幼敏悟绝人, 贯博经世, 书法在隋代已颇有名气, 尺续所传, 人以为法,名播海外。学书极勤。尝与世南同行, 见索靖所书碑,观之, 去数里复返, 三日乃得去。赏玩右军《指旧图》经月, 喜而不寐。在熔铸汉隶和晋魏楷书特点的同时, 参合六朝碑刻, 吸取诸家之长, 融会贯通, 创造了本家面貌, 世称“ 欧体” 。观其代表作《九成宫》、《化度寺》、《虞恭公》、《皇甫诞》诸碑, 用笔刻厉劲险, 法度森严, 于平正中见份绝、有执法面折庭净之风, 可谓“ 出类拨萃, 固非随波逐流者也” （明项穆语）。虞世南幼年学书于沙门智永, 性沉静寡欲, 笃志勤学。少与兄世基受业于顾野王，经十余年, 精患不倦。学书甚勤, 夜卧则画腹作书,故晚年尤妙。性刚烈, 议论正直。唐太宗重其才, 常于机务之暇共论经史, 每及古帝王之得失, 必规讽太宗。太宗称其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编有《北堂书钞》。代表作《孔子庙堂碑》等, 法度严谨, 外柔内刚, 潇散洒落, 温润圆浑, 后世奉为楷模。在唐朝楷书发展中, 初期阶段以欧、虞两家为代表, 基本是承袭总结隋代书法。欧、虞都是陈、隋人, 入唐时年纪已过六十,书法早已成家, 在隋朝算是最高水平了。进入唐朝后, 便发挥所长, 不断总结提高, 开唐楷规模。他们的楷书, 结构上完全成熟,所形成的楷书规范, 后世终未超出其蕃篱。以褚书为代表的唐楷擅变阶段, 乃是欧、虞与颜、柳之间的桥梁。褚遂良继承和发扬了隋代书法的最高成就, 又是唐楷创新的发端者。褚遂良出身颇有影响的名门, 家庭条件优越, 年青时便博涉文史, 工隶、楷、学史（陵）、欧、虞, 后取法二王, 融合汉隶, 自成一家。虞世南死后, 魏征知褚忠直, 推荐给唐太宗, 、说“ 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 太宗即日诏以侍书。辨御府二王书迹真伪, 备论所出, 一无蚌误。前后谏凑及陈便宜书数十上, 多见采纳。代表作《雁塔圣教序》反映了褚书的艺术成就。清人刘熙载说褚书为唐之“ 广大教化主” ,沈尹默先生称褚能推陈出新, 树立唐代新规范, 传到颜真卿便为书法史上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大道。颜真卿是唐朝最伟大的书法家, 为琅琊颜氏后裔, 其家世学渊博。幼贫, 缺乏纸笔,就黄土扫墙以习书。博学工词章。正色立朝, 刚而有礼。为人笃实、慈直, 有正义感, 以义烈闻名于时。直言谏挣, 不畏权势。忠君, 爱国, 积极维护国家统一。后人辑有《颜鲁公文集》。传世书迹较多, 如《多宝塔》、《勤札碑》、《麻姑》、《颜家庙碑》及《告身》墨迹等。颜真卿善于学习古人, 对二王、虞、褚、张旭、李（邕）等书, 无不博习, 又从当时（民）间书法中吸取了某些营养, 精神上又得到民间书手敢于创新的影响, 以其创作实践对群众性的创作成果作了总结和提高。和杜甫、韩愈在不同领域里革新了晋、宋、齐、梁以来从属于门阀制度的贵族文化, 达到了博大精深的程度。颜书对于东晋以下在书坛上占统治地位的、以二王为代表的南派书法来说, 在笔法、结构、布局和墨法各方面都有巨大的突破和创新, 彻底变革了瘦硬雄秀的书风而开创肥厚雄阔的一代新书风。魏晋书法有较高的成就, 但已不尽合唐人尺度, 不适合唐朝开阔的气象和时代精神。“ 逮鲁公出, 纳古法于新意之中, 生新法于古意之外, 陶铸前象,隐括众长。……于是始为唐代之书” （马宗霍《书林藻鉴》）。苏东坡诗云：颜公变法出新意, 细筋入骨如秋鹰。能将当时民间革新成果集中提高的颜真卿, 不愧是我国古代书法史上最有成就的变法大家。书如其人。颜公变法的胆略和变法后形成端庄而不可犯的风貌是一致的。高古森严的颜休同颜公的人格一样, 正直、忠烈、朴实、倔强、刚胜于柔, 内美外溢, 有特点, 有个性, 又有唐朝盛世的气象。中唐后期的柳公权, 学颜而加以遒劲丰润, 自成一家。初学王书, 遍阅近代笔法。穆宗尝问用笔之法, 他说“ 用笔在心, 心正则省正。” 耽志勤学, 不治生产, 所书《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 于严谨中见开拓, 圆厚中见锋利, 为后世宗法。我们常说颜筋柳骨, 这是颜、柳不同的书法特点。柳字抛弃了颜字竖画的肥壮, 把横竖画都写得均匀瘦劲又吸收北碑中的方笔长处, 写得爽利森挺还吸取欧、虞的紧密、颜的纵势, 写出了独树一帜的柳体。其师古不泥,极力变右军法, 用笔古淡, 自出新意。柳公权和沈传师等唐朝后期的书家从瘦挺这一狭隘地段努力进取, 开辟了别于鲁公的新道路, 其创新胆识及精神尤为可嘉。颜体和柳体集中反映了唐朝的楷书成就, 也是唐朝楷书成熟的最后完成阶段。颜、柳一出, 几成后世不变之法。
学佛是要讲实证的 而修证的过程会让人感叹无比
双林寺，是座历史悠久的佛寺。寺中的唐槐、宋碑、明钟以及古代建筑、彩塑和壁画，都是稀世珍宝。尤其是寺中两千多尊彩绘泥塑，更令人称道不已。它们继承了我国唐代以及宋、辽、金、元彩塑的优良传统，具有高度写实的风格，是我国明塑中的佼佼者。这些彩塑形神兼备，艺术价值极高，能够完好保存至今，实乃艺术史一大幸事。千佛殿的韦驮像，在全国同类题材作品中，这尊塑像可谓之精品，备受海内外识者交口称誉，说他刚中有柔，武中蕴文，威而不悍，机智勇猛，浑身是力，身如强弓等等。概括之约有三点：双重性格的深入刻画；夸张变形身躯表现力度；面部表情高度传神。这些因素相辅相成，共同构成韦驮像的艺术特色，使这个人物具有性格特征而活了起来。此外，还有一项重要因素应强调指出，即韦驮静态典型中所表现出的运动――不动之动，这也是韦驮像之所以取得生动气韵，达到传神效果，在艺术上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由于是寺庙中的圆雕，观赏的最佳视点被巧妙地安排于一进殿门的位置，这既是由于当时宗教活动的形式所限，以符合人们的观赏习惯。从此视点看韦驮像的构图，其身体重心基于左足，下肢朝前站立，从腰部开始，由头部带动整个上体躯干向右侧扭曲，这种扭曲程度，已极大地超出了人体生理所允许的限度，很像―节麻花，但人们从整体气势观看，这种违反人体解剖结构的姿态，不仅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相反却从这种艺术夸张变形之中，感到一种强大的力度和动势，这是由一条从头到脚贯穿于韦驮全身的S形曲线所表现出来的，这条曲线极富弹力和流动感，构成了韦驮身体动态的主轴线，加之韦驮身上的飘带萦绕飞舞，本身就是大的曲线，从视觉上也加强了动势。韦驮右臂握拳下垂，肘部向外部伸出，让人感觉肌肉紧张，充满力量。左臂抬起，同右臂形成对比（手部已残，原来似握金刚杵)。韦驮整个身躯外轮廓构成一个略带倾斜的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由左手、右手肘部和足部三个突出点形成。由于这个锐角三角形的顶点在下部并呈倾斜状态，给人心理上造成了一种微妙的不平衡和不稳定感，因而也增加了这尊塑像的活力和行动感觉。此外，我们通过对韦驮像的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一种时间的节奏性和动作的连续性。韦驮腿部动作为正面站立，身体重心立于左腿，右腿放松微向外伸出，这种姿态是符合为佛站岗护法的特定身份的，但这样处理，―般极易被塑造得呆若木鸡。双林寺韦驮高明之处，就在于匠师不落俗套，打破了一般程式的限制，使韦驮上身向右扭曲，左臂抬起，似乎发现了捣乱不法的妖魔，正欲振臂大呼而击之，用上身的动作打破了下肢的静立呆板，形成了连续性的第二动作。而最为精彩的是韦驮眼神与头部方向的反向关系。按照人的自然生理动作，头部向侧面扭转时，眼珠总是转向同一方向，即头部向左侧扭转，眼睛必向左侧看，头向右侧扭转，眼珠也必然向右侧转动。这不但在方向上保持一致，而且在时间上也处于同一节奏。而韦驮眼珠位置的处理恰恰又打破了这种常规，其头部、身躯皆向右扭动，而眼睛却偏偏望着相反的左方。这样，在时间上就又增加了一个节奏。如果我们试着模仿一下韦驮像的动作和眼神，就能体会到这确实是神来之笔。我们纵观韦驮整个身姿，从下肢的稍息站立，到上肢的扭转和头部的扭动，再到眼珠的反向转动，在时间上形成了三个动作节奏，极大地增加了动作的连续性――韦驮塑像的“不动之动”产生了。这一艺术真谛，法国雕塑大师罗丹早有深切体会：“所谓运动，是从这一个姿态到另一个姿态的转变，……因为在移动视线的时候，发现这座雕像的各部分就是先后连续的时间内的姿态，所以我们的眼睛好像看见它的运动”。这是对韦驮塑像动感的绝好说明。这些作品的创造者，我国古代不知姓名的民间艺术大师们，世代相传技艺，勤于学习，不断总结经验，具有十分深厚的艺术功底，双林寺彩塑就是他们各骋奇思、惮精竭虑，倾注心血和汗水，创造出的不朽艺术杰作，有许多达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称为艺术神品当之无愧，，双林寺文物精英，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蕴含有极为丰富、可供借鉴的营养，认真批判地继承这笔珍贵的古代文化遗产，研究其发展规律，总结其艺术成就，对今天的新美术创作或许能有某些启示作用。
建议去下西宁和西藏，你会有更深的了解
从佛教的历史，人物，教派开始些。密宗的 西藏生死经， 等，显宗可以看看，了凡四训，可以看看六祖慧能的著作， 网上很多的，你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