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唐碑研究

唐碑，是唐人书法承随代余绪，又多取魏晋，追迹钟王，兼有新的突破。有的讲究从端庄中求其险绝；有的从稳健中求其浑厚；有的从匀称中求其挺拔；也有的从严谨中求其凝重。唐代书法家，大都各有创新，自成一格，如欧、柳、颜、褚等各家的楷书至今仍被后世所推重。唐楷书的特点是笔画形态平稳，安详、端正，结构搭配匀称，章法清朗，整齐。

唐鸿胪井碑本是一块重逾九吨，单体十多立方米的驼形天然顽石。公元713年，唐玄宗遣鸿胪卿崔忻从长安前往辽东，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714年夏天，使命完成后，崔忻原路返回长安，路经都里镇(今旅顺)，为纪念这次册封盛事，于黄金山下凿井两口，史称"鸿胪井"、刻石一块，永为证验。 刻石文字共29字，分3行自上而下自右向左书写："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做为渤海归入大唐版图的历史见证，史称"唐鸿胪井刻石"。 1895年，清朝将领刘含芳修建四柱石亭("唐碑亭")护卫刻石，并在崔忻题刻左侧加刻小字："此石在金州旅顺海口黄金山阴其大如驼唐开元二年至今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其井已湮其石尚存光绪乙末年冬前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贵池刘含芳作石亭覆之并记。" 从公元713年至今，"唐鸿胪井刻石"已经经历了近1300年的历史。 1一历史编辑日俄战争(1904年2月8日—1905年9月5日)期间，日本占据旅顺以后，"唐鸿胪井刻石"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905年，日本特务人员来到旅顺考察刻石，次年写出调查报告，认为刻石是辽东一块稀有的唐代石碑，后将刻石搬移至日本东京。1908年4月30日，日本海军省以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名义将刻石献给日本皇宫。1911年，日本海军在旅顺的刻石遗址上建立了搬移中国文物的"记功碑"，也就是今天到旅顺黄金山仍然能够看到的"鸿胪井之遗迹"碑。2二索还史编辑民间后政府的索还策略为了讨回井碑，中国学者早早开始了准备，首先成立了唐鸿胪井碑研究会，加深对唐鸿胪井碑的历史研究，包括碑的历史价值，以及流失到日本的过程。2001年，北京的6名刻石回归志愿者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2005年7月4日，"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两名副会长张永年、王维明远赴日本东京，探访"唐鸿胪井刻石"的现状。当时，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日本皇室宫内厅委托中日友好协会，将5张"唐鸿胪井刻石"的相关照片转交给了张永年和王维明。《唐鸿胪井碑》研究论文集也于2010年4月出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文物追讨部部长王锦思表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已通过函件方式敦促日本归还刻石，下一步还将组织专家赴日本考察。如果通过民间努力不能促成文物回归，还将参照韩国讨要"北关大捷碑"等国际先例，请求政府出面。尽管最终能否成功追讨回井碑，难以预料，但按照牛宪峰(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的话说，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2014年8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皇明仁和日本政府，要求日本迅速归还所掠中国文物“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文物。2014年12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文物追讨部部长王锦思等三位民间人士到达日本东京，计划23日前往日本皇室，递交要求归还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的信函。这天恰好是日皇明仁的生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助理孟惠忠表示，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赶赴日本，一是今年恰好是诞生于唐朝的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建立1300周年；二是明仁天皇在12月23日庆祝81岁诞辰，应该让他知道他家里还存放着从中国掠夺去的文物。这次赴日，他们还将搜集有关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等方面的证据，将在日本皇宫宫墙外庆祝中华唐鸿胪井刻石1300岁生日，并特意从国内带来十三样“生日礼物”：曾放置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的辽宁旅顺的海水、岩石、枫叶、贝壳、鱼干，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制寿桃、一幅绘画、四个横幅等。孟惠忠表示：“这次前往日本，一定会遵守当地所在国法律，只是合理合法向日本皇室递交要求归还中国文物的信函。”惦念石头的古稀老人1994年，当时职教于吉林省白城师范学院的教授王仁富，在翻看《东北史地考略》时，想起了远在日本的"唐鸿胪井刻石"，从此开启了他长达20年的国宝追讨路。其间，他自费辗转全国，搜集、考察相关资料、遗迹，力图通过民间力量促成石碑的回归。2011年日本大地震，王仁富向日本皇宫捐款表慰问，同时询问"唐鸿胪井刻石"是否保存完好，不久得到日本皇宫回函，确认石碑安全无恙。这也间接成为石碑存于日本皇室的证据。韩国先例：向日本讨还"北关大捷碑"公元1592年后，日本入侵朝鲜失败，朝鲜建立"北关大捷碑"。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将此碑掠夺到日本。1970年开始，韩国民众就积极努力地要求日本归还"北关大捷碑"。2005年5月，韩国政府正式要求日本归还此碑，同年日本将此碑归还韩国。3三索还的意义编辑文物是一个国家精神文化的载体，大量文物的流失会造成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裂痕，一个国家民族对历史认知的缺失。这正是为何中国、韩国、埃及等国家不遗余力地追讨海外流失文物的根本原因。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文物流失大国。有关统计显示中国至少有上千万件文物流失于世界47个国家。也有说法认为，其中流失于日本的中国文物是最多的，尽管尚未有具体数据以证实。"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是日本从中国掠夺的最具分量的文物之一，也是曾经东北地区唯一一块唐碑，它见证了唐朝册封管辖东北的过程，目睹了日本遣唐使西去东归学习盛唐的往事，记载了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对中国东北史、民族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是目前已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掠到海外份量最重、体积最大的文物，无愧于中国流失海外第一国宝。今年正值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建立1300周年、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7周年，要求日本国迅速归还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等被掠中国文物具有重要意义。冰山一角事实上，"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只是日本掠走中国文物的冰山一角。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结束长达五十年时间里，日本自中国所掳金银、文物数量巨大。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统计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360万件，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不见踪影，而民间流失的文物更是无法估计。被掠走的历史文物，曾经属于中国，现在却存放在日本，给中日关系带来严重的伤害，于情于理于法都不适宜，理应物归原主、完璧归赵，归还给曾经也是唯一应有的主人——中国。4四国内学者的研究编辑73岁的王仁富是白城师范学院教授，知名东北刻石研究学者。目前，王仁富教授是中国鸿胪井碑刻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索引学会理事、崔氏历史文化研究会顾问。1979年，王仁富在对旅顺口黄金山的"唐鸿胪井刻石"拓片上的29个字研究时，对其中的"崔忻"二字的断句，王仁富认为两个字应该是分开念，"崔"即代表人名，"忻"字应为动词。后来，他从《说文解字》中查阅到，"忻"字为开凿之意。另外，他又在《后唐书》中找到了唐朝崔氏出使靺鞨的资料，上面显示的出使者名叫"崔欣"，王仁富教授的这个研究成果已经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可。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代, 也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的全盛时代和鼎盛时代。唐朝在楷书艺术上成就之高, 楷书大家之众, 楷书佳作之富, 流派之多, 影响之深,在古代书法史上都是空前的。楷书在唐朝登峰造极, 这是历史的必然。就楷书沿革论之, 汉末为创建期, 魏晋六朝为继承发展期, 隋唐在前人基础上始集大成。这是楷书本身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楷者, 法也、式也、模也, 是指笔画端方, 波磔势少的书体, 由古隶之方正, 八分之遒美, 章草之简捷脱化来的。篆书在秦朝开始“ 隶变” , 到西汉夭汉年间分书不断成熟,同时也出现了楷书。“ 西汉之末, 隶字石刻间杂为正书”（《宣和书谱》）。三国时的钟慈继承分书的书法特色, 独立成家, 所书《贺捷表》为正书之祖。到魏晋二王父子又创立本家楷法, 风靡后世。南北朝以魏碑最胜。隋朝楷书承上启下, 初唐几位楷书大家便是直接继承智永, 取法六朝。楷书到唐朝前夕, 已有了较好的基础。唐以前的书家对楷书进行了探索、创造, 取得了一定成果, 这是唐朝楷书家得以创造提高的前提。钟繇、二王、智永等人对唐朝楷书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三国时的《谷朗碑》为由隶入楷之先驱, 正楷入碑以此为最早。北魏《张猛龙碑》兼备当时各碑之美, 开欧阳询、虞世南之先导。隋碑极品《龙藏寺碑》, 是六朝集成之碑, 欧、虞、褚、薛、陆（柬之）传其遗法。欧阳询《九成宫》和《化度寺碑》中流露出刚劲之风, 主要是受北书的影响斧而这两碑结体谨严, 法度井然, 则又是吸收隋代书艺特色加以发展所至。虞世南彻底继承主派书艺, 所书《孔子庙堂碑》, 笔笔主法, 能代表唐朝王派楷书的艺术特色喜猪遂良创造性地发展王书, 独立成派, 可谓别子为祖。薛稷是学褚成就最大的唐代书家。初唐四大家欧、虞、褚、薛继魏晋南北朝之后, 完成了楷书的最后样式, 以颜真卿为代表的中唐书家便在楷“ 法” 的必然王国中, 追求意态的自由主国, 开创了新的书风。有创新精神, 成就卓著的颜真卿、柳公权、李邕等人的作品都不难在魏碑、齐碑、周碑中找到渊源。颜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二王、梁《座鹤铭》、北齐《文殊般若经碑》的痕迹。“ 多少代人的努力,为他们开拓了本体的生存空间, 积累了丰厚的经验遗产, 他们只要稍事建设, 便可安居乐业, 坐享其成”（《历史重负与时代抉择》, 见《书法研究》总二十七辑）。晋书占据高阜要津, 唐楷在险狭地带向前推进,登峰造极。从楷书厉史上说, 隋唐时期是最幸运的, 也是最关键的时期, 只凭前辈的勃勃进取精神和丰硕果实咨已预示着楷书在唐朝将彻底成熟。王派楷书发展到隋代, 在艺术特色上已变为法度井然。唐朝楷书继承了整齐有法的特色, 形成了风格不同而法度整严的各个流派。晋人尚韵, 唐人尚法, 宋人尚意, 明人尚态, 这是不同时代的规范和风格。清人梁巘在《评书帖》巾说“ 晋人尽理, 赓人尽法, 宋人多用新意, 自以为过唐人,实不及也” 。在楷书获得空前发展的同时, 唐朝书法理论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出现了一大批书法理论家, 他们根据前人的经验和楷书美学规律, 在实践中对楷书艺术的创作规律进行了总结。汉魏以来, 论书者虽多, “ 竟无益于将来” （《书谱》）。唐朝则大不同了, 如欧阳询《八诀》、《三十六法狱、《传授诀》、《用笔论》, 虞世南《笔髓论》、《书旨述》, 李世民《笔法诀》、《论书》、《指意》, 孙过庭《书谱》, 张怀瓘《书断》、《论用笔十法》、《玉堂禁经》, 蔡希综《法书论》, 徐浩《论书》, 颜真卿《述张旭笔法十二意》, 李华《二字诀》,林蕴《拔橙序》, 释西亚《论书》及张彦远《法书要录》等等, 不胜枚举, 这些论著对楷书技巧, 法度阐述得那样详尽而具体, 使人一目了然, 在楷书创作实珍中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反映了唐朝对楷书美感的要求。在运行上, 最详尽的是一脉传承的智永“ 永字八法” 即侧、勒、努、趣、策、掠、啄、磔,体现了楷书笔法规律的主要内容。欧阳询以为此八法尚不能包括一切字的点画, 故增益减少其所有无, 著运行《八诀》, 生动详尽地形容了行笔的姿态。颜真卿又有《八法颂》和《述张旭笔法十二意》, 对笔法阐述颇有见地。欧阳询对结构很有研究, 其《传授诀》云“ 每秉笔必在圆正, 气力纵横轻重, 凝神静虑。当审字势, 四方停匀, 八边具备, 短长合度, 粗细折中, 心眼准程, 疏密敬正。” 相传由他创制的《三十六法》,是唐代论结体法度最详尽的, 成为楷书准绳。明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 清黄自元《间架结构九十二法》, 便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成。九宫格字体的结构法是唐朝人创制, 很容易得点画措施的法度。唐朝人对楷书的结妙有特别的研究, 因专讲结构, 故精于楷书法度的书家特别多。就连草书大家张旭、怀素、孙过庭等都有扎实的楷书基本功。孙过庭说“ 若运用尽于精熟, 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 意先笔后, 潇洒流落, 翰逸神飞” 。魏晋书法发展到情驰神纵, 淋漓挥洒的极端。随着初唐儒学传统的恢复, 孙过庭提出建立规矩法度的要求“ 运用之方,虽由己出, 规模所设, 信属目前” 。欲学业有成, 当按正确法则练习并持之以恒。入法是手段, 出法是目的。张旭写《郎官石柱记》,端庄谨严, 规矩至极, 这种楷书功底使他的书法“ 守乎法度者至严, 则出乎法度者至纵” 。唐朝书家无论擅长何体, 但于楷书无不精研入微, 乃时代所尚也。“ 真以点画为形质, 使转为性情” 。楷书妙在性情, 能气形质。唐人尚法, 在追求书法外在的客观的美的同时, 尤注重书法创作中的客观规律,将楷法总结提高到了完备的程度。唐朝掀起了文化革新的巨大浪潮, 楷书艺术的革新和提高是大势所趋。唐朝是繁荣强大的朝代。社会经济的昌盛必然又反映到文化领域。书法艺术作为上层建筑, 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魏晋六朝以来从属于门阀制度的贵族文化已不适应唐朝的需要, 诗歌、音乐、雕塑、建筑等领域的代表人物敢于全面突破旧的传统,革故鼎新。书坛上, 初唐以二王为代表的南派书法占着统治地位。王羲之是钟书的革新者, 其书以瘦劲、姿媚、雄秀见弧。由于当时腐朽的门阀制度和士族生活的制约, 南派书法难免有历史局限性。这种贵族化的优雅柔媚无法适应盛唐蓬勃开阔的气象。书法艺术面临着变革和提高。在楷书发展的趋势下, 唐朝统治者提倡书学, 特别推重楷书。我们知道, 经济基础是文化发展的最终决定条件, 但物质生产或生活并不直接决定艺术生产, 直接影响艺术生产的首先是政治。唐朝政治对楷书发展的影响直接而深刻, 表现在清明的政治使社会相对稳定, 从初唐唐太宗“ 贞观之治” 到中唐唐玄宗“ 开元盛世” , 社会经济空前兴盛, 文化艺术的发展成为当时世界的高峰。国家空前统一, 中外文化交流广阔, 各民族融合友好。所有这一切为书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另外, 唐朝统治者提倡书学, 在学校, 科举和考选官吏中对楷书有了具体的要求和措施。唐朝统治者对书法的偏爱, 使群臣争相仿效。“ 统治者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洽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2页）。自高祖、太宗以下, 高宗、中宗、聋宗、玄宗、肃宗、宣宗以及窦后、武后和诸王都是书法爱好者, 且多是当时的书家, 主要又精于楷书, 据朱长文《续书断》, 太宗书入妙品, 高宗书入能品, 善正书, 二玄宗书入能品, 少能八分正书。唐太宗深爱王书, 锐精临写, 尝从虞世南学“ 戈”法, 后总结出“ 为戈必润” 的经验。太宗女儿银川公主、晋阳公主善书, 入能品。盖唐世以书相尚, 至于子女皆习而能, 可谓盛矣。据《新唐书· 百官》, 贞观元年, 诏官职五品以上子嗜书者24人, 隶馆习书, 出禁中法书以授之。唐玄宗时, 曾募求能书者为直书及写书御人, 又以书直、画直、拓书有官者为直院, 于门下省置弘文馆, 又增置书、律学。唐朝的学校有六种：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书学似为专科学校, 有学生30人, 博士2人, 助教1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 学校考》中云, 书学学生“ 学书二日纸一幅, 间习时务策, 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 学《石经三体》, 限三岁, 《说文》二岁, 《字林》一岁。” 在这种书法专业学校里, 对学生学识及书写技巧要求甚高。据《唐六典》, 弘文馆是贵族子弟学习的地方, 里面也招收有学习书法的学生。出土于新疆的唐景龙（中宗李显年号）四年的手抄本《论语郑氏注》,书体是工整的小楷, 出自十二岁义学生卜天寿的手笔, 确实令人惊讶、钦佩！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 打好基础, 楷书有成。科举及考选官吏中, 对楷书的要求更加明显和严格。“ 唐翰林院有侍书学士, 国子监有书学博士, 科举有书科, 吏部以书判定, 书法为进身途径之一, 故唐人攻书者多”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379页）。当时, 考中进士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 要取得官职还要经过吏部的“ 选试” , 内容是四项：身、言、书、判。对“ 书” 的要求是“ 楷法遒美”（《新唐书选举志》）, 即要把楷书写得端庄美观, 不失法度。马宗霍《书林藻鉴》云：” 楷法遒美者为中程, 聂以书取士也” 。《通典》载“ 其常贡之科有秀才, 有明法, 有书、有算” 。明书科的考试, 先行口试, 然后笔试《说文》六帖、《字林》四帖, 懂得训话, 兼能杂体书法者为及第。考明经、进士科的也须善书法, 如进士出身的柳宗元、刘禹锡、自居易的书法都很好, 且入书家之列。知识分子要耀科登第, 进入官场, 非通楷则不可, 这使楷书有了更广阔的土壤。唐朝统治者还特别重视书法人才, 重用楷书能手。唐中央政府设有侍书或翰林侍书一职。褚遂哀被魏征推荐给太宗, 太宗即日诏以侍书穆宗即位后召见柳公权, 说“ 我于佛寺见卿笔迹, 思之久矣” , 即日拜右拾遗, 充翰林书学士, 迁右拾阂、司封员外郎。钟绍京在武后时“ 以工书直凤阁” 。其时珍重楷书人才如此。在《新唐书· 百官》中, 我们可以看到唐朝中央各部门里安置了许多楷书能手, 如崇文馆10人, 司经局25人, 秘书省10人, 史馆50人, 著作局5人,官教2人。楷书写得好, 就有可能得到统治者的器重, 从而达官显贵, 潜心楷书者自然就多。书法艺术与社会道德伦理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楷书的发达是为了适应实用的需要。在唐代, 用楷书来写碑记、墓志铭、颂赞、告救、官阁铭和种种题额等等, 蔚然成风。随着佛教的兴盛, 源于六朝的写经, 到唐朝盛行起来。从朝廷到民间, 写经高手如云。方介堪先生有诗句“ 贤者耽内典, 遗墨宝皇唐, 庄严现妙相, 笔底有金刚, 花两三千界, 片纸留芬芳。” 唐贤写经遗墨, 雄深雅重, 法度备至, 反映了大唐风貌。包世臣说颜书“ 如耕牛, 稳实而利民用。” 颜书来自民间, 最后又为民间所喜爱而被广泛使用。当时, 公、卿、大臣家碑版, 铭刊之文, 得不到柳公权的字, 人以为不孝, 就连外夷入贡, 皆别具货贝以购求柳书。法度森严的颜体和柳体产生于唐朝现实生活, 符合唐朝人的审美标准, 最后又能满足唐朝社会生活需要。可见, 在统治者提倡下, 楷书在唐朝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随着使用范围空前扩大和人们在艺术上无止境追求, 艺术和实用的统一,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不期然而然。毛泽东指出：“ 为艺术的艺术, 超阶级的艺术, 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的艺术,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唐代楷书, 百花竞艳, 流派纷呈, 成就辉煌, 这是狂会客观因素和书法家们主观努力的统一结晶。在主观方面, 唐朝楷书家不仅重视继承传统经验,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长期艰苦的临池和实践中, 积极开拓, 突破传统, 推陈出新。初唐欧、虞、褚、薛、陆, 并害叠轨,皆尚爽健, 学王而掺有己意, 继承王书又有所发展和创新, 各具面目。中唐和盛唐时期的李北海、颜鲁公、苏灵之等皆宗肥厚, 创新成就高于初唐。中唐后期的柳公权、沈传师专主瘦挺, 力图矫正盛唐肥厚之失, 也体现了一定的创新精神。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 楷书大家辈出, 成为后世之大宗。楷书佳作纷呈, 门类众多, 法度森严, 短长肥瘦各臻妙境。清人杨守敬在光绪年间辑成《楷法溯源》, 将历代楷书精英荟萃一书, 其所采帖目, 自魏至隋45种, 仅唐朝采35种, 五代1种；所采碑目, 自汉至隋共292种, 唐朝则达346种之多, 五代十国是8种。唐朝近三百年间, 出现了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薛稷、薛曜, 盛唐李邕、颜真卿、徐浩, 晚唐柳公权、沈传师等楷书大家。其中又以欧、虞、褚、颜、柳最有成就, 欧、颜、柳和元代赵孟颊为我国四大楷书家。欧阳询自幼敏悟绝人, 贯博经世, 书法在隋代已颇有名气, 尺续所传, 人以为法,名播海外。学书极勤。尝与世南同行, 见索靖所书碑,观之, 去数里复返, 三日乃得去。赏玩右军《指旧图》经月, 喜而不寐。在熔铸汉隶和晋魏楷书特点的同时, 参合六朝碑刻, 吸取诸家之长, 融会贯通, 创造了本家面貌, 世称“ 欧体” 。观其代表作《九成宫》、《化度寺》、《虞恭公》、《皇甫诞》诸碑, 用笔刻厉劲险, 法度森严, 于平正中见份绝、有执法面折庭净之风, 可谓“ 出类拨萃, 固非随波逐流者也” （明项穆语）。虞世南幼年学书于沙门智永, 性沉静寡欲, 笃志勤学。少与兄世基受业于顾野王，经十余年, 精患不倦。学书甚勤, 夜卧则画腹作书,故晚年尤妙。性刚烈, 议论正直。唐太宗重其才, 常于机务之暇共论经史, 每及古帝王之得失, 必规讽太宗。太宗称其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编有《北堂书钞》。代表作《孔子庙堂碑》等, 法度严谨, 外柔内刚, 潇散洒落, 温润圆浑, 后世奉为楷模。在唐朝楷书发展中, 初期阶段以欧、虞两家为代表, 基本是承袭总结隋代书法。欧、虞都是陈、隋人, 入唐时年纪已过六十,书法早已成家, 在隋朝算是最高水平了。进入唐朝后, 便发挥所长, 不断总结提高, 开唐楷规模。他们的楷书, 结构上完全成熟,所形成的楷书规范, 后世终未超出其蕃篱。以褚书为代表的唐楷擅变阶段, 乃是欧、虞与颜、柳之间的桥梁。褚遂良继承和发扬了隋代书法的最高成就, 又是唐楷创新的发端者。褚遂良出身颇有影响的名门, 家庭条件优越, 年青时便博涉文史, 工隶、楷、学史（陵）、欧、虞, 后取法二王, 融合汉隶, 自成一家。虞世南死后, 魏征知褚忠直, 推荐给唐太宗, 、说“ 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 太宗即日诏以侍书。辨御府二王书迹真伪, 备论所出, 一无蚌误。前后谏凑及陈便宜书数十上, 多见采纳。代表作《雁塔圣教序》反映了褚书的艺术成就。清人刘熙载说褚书为唐之“ 广大教化主” ,沈尹默先生称褚能推陈出新, 树立唐代新规范, 传到颜真卿便为书法史上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大道。颜真卿是唐朝最伟大的书法家, 为琅琊颜氏后裔, 其家世学渊博。幼贫, 缺乏纸笔,就黄土扫墙以习书。博学工词章。正色立朝, 刚而有礼。为人笃实、慈直, 有正义感, 以义烈闻名于时。直言谏挣, 不畏权势。忠君, 爱国, 积极维护国家统一。后人辑有《颜鲁公文集》。传世书迹较多, 如《多宝塔》、《勤札碑》、《麻姑》、《颜家庙碑》及《告身》墨迹等。颜真卿善于学习古人, 对二王、虞、褚、张旭、李（邕）等书, 无不博习, 又从当时（民）间书法中吸取了某些营养, 精神上又得到民间书手敢于创新的影响, 以其创作实践对群众性的创作成果作了总结和提高。和杜甫、韩愈在不同领域里革新了晋、宋、齐、梁以来从属于门阀制度的贵族文化, 达到了博大精深的程度。颜书对于东晋以下在书坛上占统治地位的、以二王为代表的南派书法来说, 在笔法、结构、布局和墨法各方面都有巨大的突破和创新, 彻底变革了瘦硬雄秀的书风而开创肥厚雄阔的一代新书风。魏晋书法有较高的成就, 但已不尽合唐人尺度, 不适合唐朝开阔的气象和时代精神。“ 逮鲁公出, 纳古法于新意之中, 生新法于古意之外, 陶铸前象,隐括众长。……于是始为唐代之书” （马宗霍《书林藻鉴》）。苏东坡诗云：颜公变法出新意, 细筋入骨如秋鹰。能将当时民间革新成果集中提高的颜真卿, 不愧是我国古代书法史上最有成就的变法大家。书如其人。颜公变法的胆略和变法后形成端庄而不可犯的风貌是一致的。高古森严的颜休同颜公的人格一样, 正直、忠烈、朴实、倔强、刚胜于柔, 内美外溢, 有特点, 有个性, 又有唐朝盛世的气象。中唐后期的柳公权, 学颜而加以遒劲丰润, 自成一家。初学王书, 遍阅近代笔法。穆宗尝问用笔之法, 他说“ 用笔在心, 心正则省正。” 耽志勤学, 不治生产, 所书《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 于严谨中见开拓, 圆厚中见锋利, 为后世宗法。我们常说颜筋柳骨, 这是颜、柳不同的书法特点。柳字抛弃了颜字竖画的肥壮, 把横竖画都写得均匀瘦劲又吸收北碑中的方笔长处, 写得爽利森挺还吸取欧、虞的紧密、颜的纵势, 写出了独树一帜的柳体。其师古不泥,极力变右军法, 用笔古淡, 自出新意。柳公权和沈传师等唐朝后期的书家从瘦挺这一狭隘地段努力进取, 开辟了别于鲁公的新道路, 其创新胆识及精神尤为可嘉。颜体和柳体集中反映了唐朝的楷书成就, 也是唐朝楷书成熟的最后完成阶段。颜、柳一出, 几成后世不变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