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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藩镇在当时的统治中应该是属于地方政府，影响到了唐代的统一，影响到了唐代的团结。
《唐代藩镇研究》是关于唐代藩镇问题的权威著作之一。作者从藩镇的类型分析人手，以坚实的史料依据和文献分析，用“藩镇格局”来代替“藩镇割据”，描述安史之乱后唐代的政局，对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以及东南财源型藩镇进行了逐一分析，从而比较客观地把握了唐代后期一个半世纪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际动态。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对于唐代藩镇的各项具体制度如军事体制、军将职级、财政体制以及监军制度、辟署制度、进奏院制度都有深入的讨论。
唐代的由来其发生是由于唐朝在安史之乱后添了许多节度使，而节度使管辖的地区称为"藩镇"，唐代的藩镇权力很大，拥有人、财、监察权。唐朝中央政府本以为，可以通过藩镇来平定一些叛乱。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极度膨胀的军府开始对抗弱小的中央。从公元763年安史之乱平定，到唐懿宗在位期间黄巢起义爆发的乾符年间，大约110多年时间里，藩镇的形势是比较稳定的，藩镇数目最多也大体固定在46个左右。于是藩镇就是导致唐朝混乱乃至灭亡的总根源（想想翅膀硬了，肯定单飞这句话不无道理） 唐代藩镇的问题重点是两个：1.军镇合一。2.内轻外重。唐代依赖的这种平衡关系由于被黄巢起义所冲垮，最终，唐朝也随之覆亡。(看看盛极必衰估计就是由此而来) 研究的价值 1. 藩镇割据和藩镇林立是唐中后期政治形势的突出点。由于藩镇的存在，唐朝再也恢复不了开天之际的盛唐气象，但是唐朝并没有立即灭亡，而是继续维持了一个多世纪？2. 藩镇割据产生的社会基础到底是不是和大土地所有制或庄园制联系起来？3. 对于后世国家制度形成和社会生活风貌造成哪些影响，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武将专权。因为安史之乱是靠武将、藩镇来平息的，所以唐朝皇帝很器重他们，也导致武将权力过大，嚣张跋扈
写唐朝历史的书知乎1.给我推荐一本写唐朝历史的书吧,历史性的,最好写的很详细陈寅恪《唐代政治史》《新唐书》，不推荐《旧唐书》，旧唐书里面有些内容因为各种政治原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修改过。赫连勃勃大王的《帝国的正午》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主要是唐代的政治《中国通史》范文澜主编的隋唐部分，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一般通史都是把朝代的各方面讲的全面《剑桥中国隋唐史》另外，以下是我在其它地方找的，专业性比较强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黄永年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8p)q8G.y&~'l《唐史十二讲》黄永年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著三联出版社，2004年版。三《隋唐五代史纲要》杨志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汉唐史论稿》汪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胡如雷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历史与文化部分：新唐书西域传》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2003年版《贞观政要》（唐）吴兢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五代）王仁裕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唐国史补因话录》（唐）李肇赵璘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向达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唐代的历史与社会——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既国际唐史学会研讨会论文选集》，朱雷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爱宕元著，京都同朋舍，1997年2月。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史念海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N/《唐代的外来文明》（美）爱德华?谢弗/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唐朝文化史》徐连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7《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著三联书店1988年版《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荣新江著三联书店2001年版（政治学院）《幻术奇谈》周楞伽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中外文化交流史》王介南著书海出版社2004年版！f0A&Y0M《唐代文化史研究》（民俗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之九十二）罗香林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据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影印《汉唐文学与文化研究》孙映达单周尧主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中外文化交流史》沈福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_/K(H-N《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王永平著社会社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王金林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Century，徐芳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西域文化史》，余太山主编，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12月^《移民与中国文化》范玉春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4《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李喜所主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唐代九姓胡与突劂文化》蔡鸿生民俗研究部分：《中国民俗研究史》王文宝著合龙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魏晋南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及其对隋唐的影响》，吕一飞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10月0唐代对外关系研究：；《汉唐中日关系论》，王贞平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3月《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吴玉贵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突厥史》林干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1q_《突厥史》薛宗正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王小甫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张星烺著中华书局2003年6月〈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林梅村著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林梅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综合杂论：《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国学岑仲勉著中华书局，1990年版。论坛《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Z5岑仲勉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Z2《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民族交通卷》4刘俊文主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唐史论丛》2、3、6、7辑史念海主编唐研究》（1-9卷）荣新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北京《全唐诗经济资料辑释与研究》卢华语主编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唐史研究丛稿》严耕望著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版。其他：隋唐文选学研究》汪习波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7《唐代文学与佛教》孙昌武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王汝涛著岳麓书社，2005年版。《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荣新江主编b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孟宪实著齐鲁书社，2004年版。《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学黄正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5李孝聪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西域通史》余太山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唐代美学史》吴功正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中国隋唐五代宗教史》梁鸿飞赵跃飞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李彬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2.请推荐讲唐朝历史的书籍幽默风格的：1、与当年明月同为天涯网友的宗承灏创作《大唐帝国——正说唐朝三百年沧桑与辉煌》2、《朱温灭唐》3、《大唐帝国的兴亡——一个巅峰王朝的全景史诗》4、《李世民的七宗罪》正史篇1、《资治通鉴》2、《中国历代通俗演义》隋唐卷蔡东藩3、《旧唐书》4、《新唐书》5、《帝国的正午》赫连勃勃大王传记篇1、《755——中国历史的转折》2、《细说唐朝》黎东方3、《正说唐朝二十一帝》4、《天可汗时代》电视剧《贞观长歌》、《武则天》、《隋唐英雄传》、《大明宫词》、《大唐歌飞》《唐明皇》、《大唐情史》、《秦王李世民》。3.写唐代历史的都哟哪些书基本史料新旧唐书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岑仲勉：《隋唐史》汪篯：《隋唐史论稿》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王仲荦：《隋唐五代史》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金宝祥：《唐史新探》胡如雷：《李世民传》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唐长孺：《隋唐制度三论》等等张国刚：唐代官制。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张泽咸：唐代工商业。？？弓：唐朝？}？[制度初探。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章群：唐代蕃？⒀芯？张日铭：唐代中国与大食穆斯林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郑学檬主编：唐文化研究。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吴宗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日]铃木俊等：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日]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李鸿宾。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汪篯隋唐史论稿。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王永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王永兴：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艾冲：唐代都督府研究兼论总管府·都督府·节度司之关系。唐研究论文选集（池田温文选）。池万兴刘怀荣：梦逝难寻--唐代文人心态史。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上卷）。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下卷何汝泉：唐代转运史初探。顾立诚：走向南方--唐宋之际自北向南的移民与其影响。胡如雷：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黄新亚：消逝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岑仲勉：唐史馀？c·外一种（府兵制度研究）。黄云鹤：唐宋下层士人研究。贾志刚：唐代军费问题研究。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李季平：唐代奴婢制度。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毛蕾：唐代翰林学士。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林英：唐代拂菻？舱f。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大唐开元礼。唐研究程志韩滨娜：唐代的州和道。侯林柏：唐代夷狄边患史略。李大龙：都护制度研究。唐代的行政地理[日]平冈武夫市原亨吉。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王家广：唐人风俗。陶希圣鞠清远：唐代经济史。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翁俊雄：唐后期政区与人口。唐代交通图考·。4.关于唐朝历史比较好的书籍如果你是单纯想了解唐代历史的话，建议你看《旧唐书》和《新唐书》两部先了解唐朝历史，再看一看《贞观之治》是一本还原了隋末唐初历史的一部作品，有很多学者的不同见解与评论，很有见地，接着建议你看一下各位君主的传书，如《武则天》《长恨歌》······但是像《隋唐演义》之类的艺术性较强的小说类就尽量别看，因为可能会造成你对史实的误解。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你喜欢看艺术类的，市面上有很多，你可以选择看，也可以看一下《图说天下·隋唐五代》，很适合学生和学者看的。
安史之乱之后农民起义军越平越多，连年干旱，外忧内患，中央力量越来越弱，各路军阀割据土地，开始了藩镇割据，大唐被四分五裂。最后朱温灭了唐哀帝定都洛阳改国号为梁，五代十国正式开始。
主要是藩镇割据，地方节度使势力太强大，中央难以控制了。而且一般来说一个朝代中后期的君主都比较昏庸，不思进取。正因为这个，宋代才“杯酒释兵权”，建立以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为主题的文官体制
一、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指的是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的叛乱，这场动乱几乎摧毁了李唐政权，给社会、经济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安史之乱成为唐代历史的转折点，乱后的唐朝由鼎盛进入了衰落阶段，并最终走向了灭亡。二、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集权的虚弱，这点主要体现在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1、藩镇割据。唐朝后期，由于藩镇自雄，中央政权变得虚弱无力，几次企图削弱藩镇的努力，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致使国家再没有能力与藩镇较量。与中央力量下降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藩镇的力量却越来越强，藩镇割据更加无法控制。2、宦官专权。唐朝的宦官掌控禁军，在朝堂上架空皇帝、压制文臣。三、唐朝灭亡的其它几点原因如下：1、朋党之争。在南牙北司之争中本就处于弱势的文官系统，内部同时也出现了朋党之争。牛李党争的结果加速了士人阶层的分化，削弱了文臣与宦官斗争的能力，使得文官转向地方藩镇，朝政更加不稳定。2、掠夺性的赋税政策。安史之乱之后，中央财政紧缺，不得不逐渐加重赋税。由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两税法取代租庸调，以及钱贵物轻，导致农民负担越来越重，赋税名目愈加繁多。3、农民起义。唐朝后期，由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朝廷向百姓增加赋税和徭役，掌权的宦官更加有恃无恐地欺压百姓，强占土地，勒索钱财，引起人民的极大不满，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加上连年发生的天灾，使得粮食产量锐减，人民苦不堪言。于是，以王仙芝与黄巢为代表的农民起义爆发了。
宣武移镇南洲文言文告诉我们因地制宜、因势制宜方为巧。原文：宣武移镇南州，制街衢平直①。人谓王东亭曰②：“丞相初营建康，无所因承，而制置纤曲，方此为劣。”东亭曰：“此丞相乃所以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国。若使吁陌条畅，则一览而尽③；故纤徐委曲，若不可测④。”【注释】①“宣武”句：晋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 年），大司马桓温兼任扬州牧。他先移镇春谷县的赭圻，并在此地筑城，第二年又往东移镇姑孰。姑孰在建康以南，又叫南洲（州），参看第37 则注②。②王东亭：王珣，字元琳，王导之孙。大司马桓温辟为主簿，累迁尚书左仆射，封东亭侯。下文丞相指王导。王东亭意在夸耀自己的祖父王导的街道设计巧于桓温。③阡陌（qiāmò）：田间小路，这里指街道。南北方向的叫阡，东西方向的叫陌。条畅：义直又长；畅通无阻。④纤馀委曲：曲折。【译文】桓温移镇南州，他规划修建的街道很平直。有人对东亭侯王珣说：“丞相当初筹划修筑建康城的街道时，没有现成图样可以仿效，所以修筑得弯弯曲曲，和这里相比就显得差些。”王珣说：“这正是丞相规划得巧妙的地方。江南地方狭窄，比不上中原。如果街道畅通无阻，就会一眼看到底；特意拐弯抹角，就给人一种幽深莫测的感觉。”
女，1947年3月20日生，北京市人。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副主任医师。中共党员。1982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中医系。1992-1993年在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部留学一年。现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中医科任副主任医师。从事中医临床与科研工作并担任首都医科大学中医教学工作。擅长治疗内科及妇科疾病。1988年完成中药胎育灵治疗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的课题，荣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同课题1989年荣获 建国40周年重大科技贡献奖。1989年完成中药栓剂治疗老年性阴道炎的临床研究课题 ，荣获北京市卫生局科研成果二等奖。1991年和1999年被评为首都医科大学优秀教师。近年来在国际、国内会议及省级以上杂志发表17篇论文。目前正在进行中药治疗骨质疏松症和中药治疗慢性胃炎的临床研究。
学校努力实现着以学生为本，全方位育人的教育理念。在学生中开展了“三讲”、“三争当”的活动。重视校园文化建设，被评为市级校园环境管理示范校和绿色学校。发挥了网络育人的功能，学校的互联网、德育网、校园网受到学生喜爱，2002年获得市“校园风采”优秀网站奖。鼓号队发展迅速，做到了规模大、质量高，被评为区“五星级鼓号队”。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先后获得市电教优类校、市绿色学校、市卫生先进单位、区课改先进单位、区精神文明单位等四十余项集体荣誉。教师及学生在市区级比赛中也获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其中在全国、市、区课件及录像课评优中有26人次获奖；15人次的教师在区教研活动中作研究课；20人的论文在国家和市区竞赛中获奖，23人次的论文或案例在市区级刊物上登载。学生有345人次在市区各项竞赛中获奖。学校将坚持落实新的三年规划的目标，朝着办人民满意学校的方向继续努力。
经济方面;贞观之治时期，采取“静以抚民”的政策，减轻农民的赋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得社会的生产力的得到提高。取得一定社会效益。对外交往方面：一面和草原的“突厥部落和谈，一方面聚集力量实行征服拓疆的准备。
唐代货币思想述论论文
大致说来，货币思想是指人们对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作用及管理等问题的认识。这些问题和认识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大都有统治阶级中的人士思考并提出，属于统治思想和统治理论。有唐一代，货币思想有哪些主要内容，达到了什么样的认识水平，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以下拟对此类问题加以探讨。
（一）关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
唐代对货币起源的认识仍然囿于《管子》的“先王制币”说（亦称“货币国定说”）。此说在《管子》一书中多处言及，最具代表性的表述见于《国蓄》篇，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玉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这一观点产生以后影响至巨，几成定论，成为货币起源说上的主流认识。
唐代坚持此说的以张九龄、陆贽、白居易、杨于陵等人为代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三月，张九龄在所拟《敕议放私铸钱》中指出，“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乃为钱以通贸易”。[1]德宗贞元十年（794），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说：“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又说：“钱货者，官之所为也。”[2]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指出，“夫天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圣人知其必然，于是作钱刀布帛之货，以时交易之，以时敛散之”。[3]穆宗长庆元年（821），户部尚书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4]
这些言论从便利商品交换的技术角度及维护政权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解释货币的起源，认为货币乃是帝王贤哲人为设计制造出来的，在认识上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观点”，[5]也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它把货币的产生解释为是政治权力和统治利益的产物，从而混淆了货币起源与商品交换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进而阻止了对货币本质问题的正确认识。这种观点认为货币实际上是人君之权柄，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一个工具，根本不可能看到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是用于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本质所在。总而言之，货币起源论上的肤浅和错误，决定了货币本质论上的想当然和谬误。这样的认识水平，与西汉司马迁所持“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6]的货币自然发生说相比，无疑在正确的认知道路上是相去甚远的。司马迁虽未认识到货币本身即是一种特殊商品，但他把货币的产生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认为“龟贝金钱刀布之币”是“农工商交易”发展的结果，提出了关于货币起源的正确的和客观的观点。唐代统治阶级则仅仅是接受《管子》的成说，并没有去认真地加以思考研究。
（二）关于货币的职能
如所周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货币具有两种基本职能：一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二是流通手段（交换媒介），其中价值尺度是第一位的，流通手段是第二位的，即流通手段以价值尺度为前提，因为只有自身具有了一定价值，货币才能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不过，这两种职能又是统一于一体的。马克思指出：“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7]
唐代对货币的两种基本职能有所认识。如杜佑认为，“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可以贸易流注，不住如泉”。[8]崔沔认为，“钱之为物，贵以通货”。[9]杨于陵认为，“钱者所以权百货，贸迁有无，所宜流散，不应蓄聚”。[10]元和三年（808）六月，宪宗颁《禁采银坑户令采铜助铸诏》，内云：“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雍，货当益贱。”[11]穆宗《定钱陌敕》亦云：“泉货之义，所贵通流。”[12]
这些观点指出货币不仅具有“数”，即价值标准，具有权百货的职能，而且能够“贸迁有无”，并“贵在通货”、“义在通流”，不应蓄藏雍滞，对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的认识明确。不过，需要加以辩明的是，唐代的这些认识并不是来源于对货币本身属性的具体探索和科学研究，而是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加以推衍而认知的。
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本是无用之物，即没有什么价值，货币所以具有“数”、具有“权百货”的价值标准和尺度，完全是由于国家权力的制定。他们认为，货币既然由国家制造，那么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也由国家确定。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言论是韩愈在《钱重物轻状》中所陈解决通货紧缩之对策第三条，即：“三曰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费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13]露骨地主张国家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整、确定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这种被学界称之为货币名目论的价值尺度观，显然是直接承继了《管子》所谓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的观点，在认知上也没有超出西汉晁错所谓“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14]的水平。它无视货币作为特殊商品自身固有的价值大小，无视货币价值的自然属性，认为货币由无用之物变为众人之宝，决定于“上用之”之故，即系于国家权力的确定，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
从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国家制造货币的目的在于调节万物轻重，疏通商贸，发展封建经济，巩固统治秩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掌握使用好货币这一工具，通过国家权力的推行，使货币通流不住，不断地在商品交易中发挥作用，即所谓“义在通流”，或“泉货之义，所贵通流”。也就是说，货币所以能够在商品交易中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关键取决于国家权力的行使和推动，亦即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也是由国家权力所赋予的。这样的认识同样不是对货币流通手段职能自然属性的认知，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
对货币基本职能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理论，尤其是价值尺度观上的名目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根深蒂固，影响巨大，成为历朝历代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在实践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次造成了严重破坏，唐肃宗时期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是其显著事例。
（三）关于货币的作用
唐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较为全面。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作为人君之权柄，不可假于人，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要在四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用于权百货，准交易，促进商贸活动，发展社会经济，二是通过货币总量的敛与散（即回笼与投放）来调节物价高低，操轻重之柄，既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三是用于权本末，调整农工商业之间的关系，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处在封建统治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四是摧抑豪强，制约兼并，限制地方势力的壮大，巩固小农经济这一封建统治基础。
唐代统治阶级中对此发表看法的人很多，以刘秩、陆贽、杨于陵、白居易等人为代表。开元二十二年（734），针对张九龄所提纵民私铸的议案，刘秩上《泉货议》，指出，“夫钱之兴，其来尚矣，将以平轻重而权本末，齐桓得其术而国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诸载籍，国之兴衰，实系于此”。首先从总体上强调货币对调控经济和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接着分五个层次系统阐述货币乃国之权柄，说：“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陛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恶不重禁之，不足以惩息。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不垦，草不垦，又邻于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汉文之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此皆铸钱之所致也。必欲许人私铸，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其不可五也。”[15]贞元十年（785），陆贽指出，“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驰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16]强调货币乃国之利柄。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变通不倦，使物无甚贵甚贱，其术非它，在上而已”，[17]强调货币对经济的调控作用。白居易认为，“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均，非钱不可也”。又说：“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天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天下无废财弃物也。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国人之利咸遂。虽有圣贤，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18]强调货币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和全国经济形势的作用。类似的观点在唐代诏令中也有反映，如玄宗《令所司收换恶钱敕》有云：“钱货之用，所以通有无，轻重之权，所以禁逾越。”[19]宪宗《平泉货敕》亦云：“泉货之设，故有常规，将使轻重得宜，是资敛散有节，必通其变，以利于人。”[20]
上述对货币作用的看法各有侧重，有详有略，其中以刘秩的阐述最为全面系统。从我国古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史来考察，白居易所持货币能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关系的看法是新的创见，取得了一定进步。不过，唐代对货币作用的整体看法主要是承继和绍述《管子》的轻重论思想，在总体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管子》轻重论思想的主要内容，唐人杜佑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说《管子》认为货币乃“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夺贫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用此道也。夫生殖众则国富而人安，农桑寡则人贫而国危。使物之重轻，由令之缓急。权制之术，实在乎钱，键其多门，力出一孔，摧抑浮浪，归趣农桑，可致时雍，跻于仁寿，岂止于富国强兵者哉！”[21]从本质上讲，轻重论是一种利用货币以调控经济并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论，主张货币要按照国家财政和政治的需要，而不是按照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由国家垄断制造并掌握使用，把货币同财政利益及政治统治结合在一齐，是一种明显的国家干涉主义。轻重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占居统治地位，是封建统治阶级货币思想的中心内容，成为历代帝制政权视货币为统治工具的思想根源及理论依据。
（四）关于货币的管理
货币管理主要包括对货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管理。从货币起源论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论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管理有着一个总体上的指导思想，即货币的生产铸造权和发行流通权均要由政府垄断，乃国之权柄，不许私人染指。开元二十二年（734），唐廷就张九龄所拟纵民私铸案展开了讨论，结果，“公卿群官，皆建议以为不便”。[22]裴耀卿、李林甫、萧炅等人认为，“钱者通货，有国之权，是以历代禁之，以绝奸滥。今若一启此门，但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于事不便”。[23]刘秩则上《泉货议》，系统阐述铸币权乃“人主之权”，[24]不可假于人。后来，陆贽明确强调货币“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25]杜佑也认为，“昔贤有云：‘铜不布下，乃权归于上’，诚为笃论，固有国之切务，救弊之良算也”。[26]总之，虽然张九龄提出了纵民私铸的议案，但是并没有取得认同，货币的生产铸造权为国之特权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发行流通权是国家特权的认识也不模糊。他们认为，国家铸造货币的目的在于通过货币的投放与回笼，来调节以粮食为主的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操轻重之权，既可利用季节差价、丰歉差价以籴入、粜出的方式获取财政收入，又可操控国家的经济大势，保持封建经济的正常发展，并从根本上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秩序。即通过使用货币这一工具，掌握货币流通，不但达到经济目的，而且达到政治目的。刘秩、陆贽、杨于陵、白居易对此均有明确认识，可见前文，而陆贽的一段话说得最为清楚明白，曰：“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27]此类认识仍是机械的货币数量论观点，认为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少，与货币购买力的大小成反比，与商品价格的高低成正比，还没有认识到货币流通速度以及流通速度对商品价格产生影响的问题，在水平上也仍停留在《管子》所谓“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及西汉贾谊所谓“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28]的高度。
对如何垄断货币的生产铸造权和发行流通权，唐代统治阶级也有其共识，不仅制定了铸币官营、私铸非法的法律，而且实行了由政府一手买断铜、锡等铸币材料，不准私自买卖的政策，并配套出台了禁铜令、禁铸铜器令、禁销钱铸器令等法令，详见下文唐代铸币的政策与经管部分。
（五）其他认识
除以上货币思想的主要内容外，唐代统治阶级对有关货币的其他问题也有明确认识。如关于币材，认为铜是最合适的。宪宗在一则诏书中即说：“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29]前述杜佑的观点也认为“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对贵金属金、银作为币材的更大优越性尚无认识。又如对两税法以后的赋税征钱（货币税）问题，多数人持反对态度。陆贽说：“谷帛，人所为也；钱货，官所为也。人所为者，租税取焉；官所为者，赋敛舍焉。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曷尝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30]韩愈也说：“夫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钱输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31]白居易则以诗加以讥讽，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计丁口，租必计农桑，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32]这些观点从祖宗成法及所征因所产立论，没有认识到当时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发展之下所要求的赋税由实物转向货币的必然趋势，都较为肤浅和缺乏说服力。
（六）一点结论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唐代货币思想主要是承继和绍述《管子》和西汉时期的货币学说，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所进步，有的观点也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但是在总体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仍停留在国定说和轻重论的认知体系上。这样的认识水平与唐代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相比，明显地过于滞后，并反过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阻碍：一是唐代统治阶级仍然认为货币乃国之权柄，是理财、平天下的工具，从而使得他们着力于从财政和政治的原则出发去使用货币，不可能自觉地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办事，也不可能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客观需求，造成财政利益、政治利益与经济自然法则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这种矛盾与对立在有唐一代长期存在并逐渐激化，而又无法解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二是面对两税法实行以后严重的钱重物轻（钱荒）的通货紧缩问题，唐王朝并无良策。认为铜材是最佳的铸币材料，金银只能“为器为饰”的落后思想，蒙蔽了统治者的眼睛。即使在岭南和西州等地已广泛使用自然金银和波斯金银币作为货币，以及皇宫中大量使用金银钱作喜钱的情况下，统治者仍然没有受到从中启发，没有看到以贵金属金、银作为货币的更大优越性，无从实现货币制度的创新和改革，而是极力维护早已落后了的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结果严重制约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五代伶官史传
盛唐气象之我见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后来林庚在论文《盛唐气象》中，正式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后来也被指为盛唐时代的整体风貌。盛唐气象最主要指的是盛唐时代的诗歌。雄壮浑厚确是盛唐诗的风貌特征。南朝以至初唐诗风，大抵绮靡柔弱，雕琢词句，缺乏雄浑之气，它被盛唐诗人扬弃了。盛唐以后的中晚唐诗，有的偏于平易柔弱，如大历十才子、白居易、贾岛、姚合等，缺乏雄壮；有的偏于雄健，如韩愈，但因刻意追求奇险，缺乏浑成自然，所以雄浑确是盛唐诗区别于初唐与中晚唐诗的突出特征。严羽最推崇盛唐诗，于盛唐诗中最推崇李白、杜甫两大家。《沧浪诗话•诗评》称道李杜等盛唐诗人诗“如金鳷〔鳷（zhī）传说中的异鸟、大鸟）擘海，香象渡河”，是赞美其雄壮。严羽又强调诗歌应写得浑然天成，不露文辞斧凿痕迹，即所谓“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辩》），并认为盛唐诗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严羽大力推崇提倡盛唐诗风，不但因为盛唐诗的确写得好，还有其时代背景。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其作品以杜甫晚年一部分刻意锤炼字句的篇章和韩愈、孟郊诗为学习对象，写得瘦硬刚健而缺乏自然浑成之美。南宋后期流行的永嘉四灵诗派，取法贾岛、姚合，气局狭小，缺乏雄壮阔大的气象。严羽竭力主张作诗应取法盛唐，寓有针砭当代诗风、补偏救弊之意。盛唐气象之所以被冠为一个“盛”字，不仅仅在于它经济实力之强大，军事武功之强盛，朝野政治之清明，律法制度之完善，更加在于它具有其他封建王朝所难以企及的文化张力。文化张力是一种对外扩张外向，对内兼收并蓄，并且将外向与内蓄相互融合、促进，以外向为主的一种文化扩张力。同时，对内的兼收并蓄是为了更加的外向扩张。但是，张而不破。文化张力使得某文化将自己的文化触角伸向其他文化，并将之转变为内部文化，并不全盘外化。就像是《天龙八部》中的北冥神功，将别人的内力吸去化为己用，而自己的内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文化也有这种吞噬吸纳的作用。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伴随着民族融合速度加快，汉族以自己的儒教文化为根基，逐步吸收外来文化并将之吸纳转换。其文化核心也在逐步多样化。由独尊儒术变成了儒释道的有机组合，外围又融入其它民族的文化，使得旧有的陈腐颟顸的汉文化转为新汉文化。由内敛含蓄变为外放扩张，同时唐朝吸收的文化包括了北边的匈奴鲜卑、西边的柔然吐谷浑、东边的高丽、南方的南越天竺，从而使得唐朝在文化在扩张时，兼容性加强。由于这种强有力的文化张力，让唐朝的文化显现出来一种独特的气质，就是极度外向。而外向的直接影响就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让唐朝人都显现出来一种自信、雍容、大度、豪放、进取、无所畏惧和积极入世的心态。例如：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孟浩然“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岑参“丈夫三十无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碛山西馆》。唐代的士人功名心极重，这种积极进取的心态，也就说明了唐代文化的张力之强大。第二，是长江流域的开发并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唐代与汉代不同，汉代也是盛世，但汉代的兴盛只有黄河流域一个经济中心，而支撑盛唐经济的则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经济中心，并且此时长江流域的实力已远胜于黄河流域。这一中国经济构架大变化的过程也是发生在魏晋南北朝。。经过东晋的百年经营，至南北朝时，长江流域的经济已远远超过黄河流域，此后不管中国的政局如何变动，都不能撼动长江流域经济中心的地位。隋朝建立后，政治中心北移，但文化中心南北分立，黄河流域文化从此不能独占鳌头。其内部文化的融合也在悄然进行。从庾信开始，我国的南北文化逐渐合流，交融。形成了恢弘的大唐气度。而这种恢弘的气度和文化张力，创造了有利于文化繁荣的环境，史学、音乐、舞蹈、美术等等，都显现出来一种外放的气质。南北的统一，使得唐朝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在对外方面显现出一种主动的、炫耀式的气质。李白的诗歌，就是这种气质的完美体现。盛唐兼容并包、恢弘大气、开阔昂扬的气象，数百年来为人所称道。 总而言之，盛唐气象的出现，是国力强大下的文化张力的体现，同时，由于产生的文化张力的足够强大，使得士人的心态变得积极，而积极的心态又使得唐人在对外对内显现出来的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而这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又使得唐人积极开拓他们的疆土，发展他们的经济，强硬他们的外交，从而使得国力进一步强大。这样形成的一个良性的循环，让盛唐展现出来一种千年不灭的气度——盛唐气象。
道教教派众多，从创教之始，在至上最高神上就有所分歧。早期的五斗米道创教时，以太上老君为教主，供奉“三官”，从而魏晋南北朝时，北魏寇谦之的天师道，由于其享“天师之位”，受“清整道教”之命，得《云中者音诵新科之诫》20卷，均假“太上老君”之名，为此，他依然崇奉太上老君就成为必然的了。太平道开始创教时，後者则崇拜黄老，供奉“中黄太乙”。东晋中後期，上清派、灵宝派相继出现，新出现的《上清》《灵宝》经中，不再尊太上老君为至上神。上清派以元始天王或太上玉晨道君为最尊，灵宝派以元始天尊和太上大道君地位最显，有的经书也列太上老君，但其排列地位稍次。後来在各派协商，融合中提出“道不可无师尊，教不可无宗主，故老君师太上玉晨大道君焉，大道君即元始天尊之弟子也。”的共识，正是在这种师徒关系下，使他们成为三位一体的“三清尊神”，为道教神仙谱系中的最高神。另外，各派又有自己的创派真人、主祭神灵等。道教在吸收各种原始宗教、民间宗教、神话传说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神仙谱系，并与原来的地方宗教或融合，或形成总支形式。道教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它时常与其它宗教、人们的倾向愿望相互影响。几千年间，中国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个教派排间虽然也时常有矛盾，但没有爆发过大的宗教战争，这是值得庆幸的。 [编辑本段]【道教门派组织】道教内部门派众多，因分派示准不同而名称各异。据学理分有积善派、经典派、符箓派、丹鼎派（金丹派）、占验派五类。按地区分有龙门派、崂山派、随山派、遇山派、华山派、嵛山派、老华山派、鹤山派、霍山派、武当派等。按人划分则有少阳派（王玄甫）、正阳派（钟离汉）、纯阳派（吕洞宾）、海蟾派（刘操）、三丰派（张三丰）、萨祖派（萨守坚）、紫阳派（张伯端）、伍柳派（伍冲虚、柳华阳）、重阳派（王中孚）、尹喜派（关尹）、金山派（孙玄清）、阎祖派（阎希言）等。按道门分有混元派（太上老君）、南无派（谭处瑞）、清静派（孙不二）、金辉派（齐本守）、正乙派（张虚静）、清微派（马丹阳）、天仙派（吕纯阳）、玄武派（真武大帝）、净明派（许旌阳）、云阳派（张果老）、虚无派（李铁拐）、云鹤派（何仙姑）、金丹派（曹国舅）、玉线派（樵阳真人）、灵宝派（周祖）、太一教（萧抱珍）、全真教（王重阳）、正一教（张宗演）、真空派（鼓祖）、铁冠派（周祖）、日新派、自然派（张三丰）、先天派、广慧派等。历史上还有正一宗（张道陵）、南宗（吕纯阳）、北宗（王重阳）、真大宗（张清志）、太一宗（黄洞一）、五大宗之分法和天师道、全真道、灵宝道、清微道四大派的分法。还有道德、先天、灵宝、正一、清微、净明、玉堂、天心八派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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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素以“城市山林”、“大江风貌”著称，一些著名学者到镇江考察后认为镇江具有发展基础工业的五大优势条件，即港口、能源、水源、用地、城市依托等，人们称之为“五子登科”。下面就镇江优越的地理环境极其对社会、经济、文化和人们生活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 优越的地理环境(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1、自然地理区位（1）镇江地处中纬度的沿海地区。全市介于北纬31.37－32.19，，东经118.57－119.58，之间。使镇江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生物、土壤等方面具有南北过渡的特点。东离大海约200公里。地球上同纬度的非洲中北部、阿拉伯半岛以及北美洲西部分布着大面积的沙漠，而我国东部地区，由于受海洋影响大，成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这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2）镇江是长江下游（扬子江）南岸的一座滨江城市，在全国也数量不多的。滨临长江的区位条件对镇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自古以来，镇江成为我国著名的港口城市，镇江城市沿江东西发展，呈长条状分布的形态。镇江凭借长江南岸滨江城市的区位优势，在江苏省新一轮沿江开发中，成为重点开发的城市之一。（3）镇江位于长江三角洲的顶端，北临滔滔大江，境内多低山丘陵。临江依山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镇江 “大江风貌”、“城市山林”的自然景观，沿江的“三山风景区”已批准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同时，镇江的江防形势十分险要，“镇江”就有镇守长江之意。宋代汪藻称京口“气概之雄，形势之险，实足以控制大江南北”。南宋爱国诗人陈亮也说：“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镇江在军事上处于可攻可守，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东南的军事重镇和江防要地。2、 交通地理区位（1）镇江位于江河交汇处特殊的地理位置。有“黄金水道”之称的中国最大的东西水运大动脉-----长江流经镇江市区北部，在此与贯穿中国南北、世界最长的京杭大运河交汇，使镇江形成了优越的“十字黄金水道”的区位优势，自古以来镇江就是我国“以港兴城”的典范。镇江沿江西上，可达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顺流而下可达上海，并可直接出海，腹地广阔。镇江港货物综合吞吐能力已经超过3200万吨。镇江沿运河北上可达淮河、黄河、海河流域，南下可达钱塘江流域，目前已与国内17个省市60多个港口有运输联系。与海外71个国家和地区的288个港口建立了海上外贸业务关系。江南运河1997年全线修浚后，可通航500吨级的轮船，达到四级航道标准，成为江南运河最重要的入江口。所以，镇江有“南北之要津”和“九省通衢”之称。（2）镇江陆上交通便捷。秦始皇为了便于东幸巡游和加强对中国东南地区政治和军事的控制，公元前210年，在镇江开凿运河的同时，也建筑了从南京经镇江直达浙江的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从此，镇江水陆交通的重要地位基本确立。明清时镇江驿道（国道）四通八达。镇江驿站有陆驿、水驿和水陆驿三种，供官方使用。四通八达的驿道，成为各地货物运输和旅客旅行的重要通道。明代驿道自京师（北京）经南京、镇江直达杭州。现在公路四通八达，如312国道、104国道、沿江公路、沪宁高速公路等。润扬长江公路大桥的建成通车，使镇江与苏北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1908年通车的沪宁铁路横贯镇江市区。省内第一条地方铁路----镇大铁路加大了大港港区与沪宁铁路及全国铁路网的联系，使镇江形成了铁、公、水，江、海、河综合运输的格局。沪宁城市铁路和京沪高速铁路建成后，镇江的交通区位将进一步增强。 （3）航空运输方便。镇江目前虽然没有机场，但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及常州机场不远，并有高速公路或高等级公路相通；使镇江具备了水陆空立体交通的条件。3、 经济地理区位（1）镇江位于我国沿海地带、长江沿岸地带构成的“T”字型重点开发轴线的交汇处。“黄金海岸”、“黄金水道”这两条轴线是我国21世纪经济的增长极，是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吸引外资和技术，开拓和发展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企业的领先地区。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这一经济区位优势更为显现。这一优越的区位条件有利于镇江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2）镇江位于长三角城市群中。长三角城市群是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也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最密集的集群。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稠密，开发开放程度高，科技文化水平高，经济实力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镇江离上海仅220公里，交通十分便捷，有利于得到上海的经济辐射和技术支持。（3）镇江又是宁镇扬都市圈中的重要城市。镇江与南京、扬州三市位于江苏省中西部，它们地域相邻，三个中心城市相距仅几十公里，共同构成了宁镇扬都市圈。宁镇扬都市圈东接经济发达的苏锡常都市圈和上海都市圈，北与相对后进的徐州都市圈相连。极其优越的区位优势，可开展经济、技术协作，有利促进宁镇扬区域经济共同发展。（二）独特的山水城市1、两大山系镇江全市丘陵山地占51.1%，镇江北部有东西走向的宁镇山脉横陈，长100公里；南部有南北走向的茅山山脉绵延140公里。宁镇山脉在镇江地区呈稍向北突出的反射弧状，弧顶拐点在市区南山一带。在拐点以西山体宽大，高度较大，如紫金山448米，大华山437米、宝华山396米。拐点以东山体窄小，并逐渐倾伏，止于丹阳嘉山、常州孟河一带。是燕山运动褶皱，薪构造运动隆起形成的山脉。茅山山脉突起于句容、丹徒与金坛、溧水、溧阳、高淳之间。整个山体成马鞍形。北段最高，主峰大茅峰372米；中段低落为100米左右的缓丘；南段再度隆起，如丫髻山高达410米，是茅山山脉最高峰。茅山山脉的山体全由石英砂岩组成，质地坚硬，抗风化能力较强。它是泥盆纪发生断裂构造，西盘逆掩上升形成的山脉。2、 五大地学发现宁镇山脉是我国地质研究最早、研究最深、内容最广泛、成果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科学家在镇江就有五大地学科研成果。使镇江成为地质学的实行基地。 一是发现了山字型构造。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教授在镇江南山发现宁镇山脉在镇江之西为北东——南西走向，到镇江之东转为南东——北西走向。形成向北凸起的弯弧，镇江就是弯弧的转折点；而句容和金坛县之间近南北走向的茅山又直指这里，两者似乎组成了一个倒写的“山”字。通过进一步研究，他还发现了这是受扬子准地台控制的淮阳山字型构造前弧东翼的反射弧部分。李四光由此创立了“山字型构造”学说，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二是发现了沿江大断裂。焦山、象山之间的断裂作用发生在大约1.36亿年前的侏罗世末期的燕山运动，称为“长江大断裂”或“沿江大断裂”。焦山、松山、寥山和象山原本是一个隆起的背斜，长江大断裂发生后，这个东西背斜的北翼沉降陷落下去，平均陷落40米以上，现在长江南岸的镇江象山、南京的幕府山等基本上是这个背斜的南翼。距今200万年到70万年的前早更新世，在长江大断裂破碎带的基础上，经过江水长期侵蚀，发育成了长江河道。三是发现了古冰川遗迹。在7亿年前的早震旦世晚期，镇江、南京及周围地区处于滨海环境，气候异常寒冷。海面上有冰山漂浮，陆地上有大面积的冰川覆盖。丹阳埤城一带是冰海中的一座古岛，岛上覆盖着厚厚的冰川。这是地球史上最早的冰川期，地质上称为“南沱冰期”。地质学家在丹阳建山乡嘉山高桥中学附近和埤城尧巷的钻孔中找到这个时期的冰川沉积物------冰川砾岩，又有大陆冰川作用的痕迹。四是发现了巨型石灰石矿藏。1919年丁文江教授在丹徒赣船山发现了大面积厚层优质石灰岩----黄龙灰岩。厚度大多在80—90米之间，质地很纯，是上好的水泥原料和炼钢的熔剂。1931年李四光教授命名的船山灰岩厚度也很大，质地也很纯，为特大型的石灰石矿藏。五是发现了标准地层。如1877年德国科学家李希霍芬就以句容仑山的名字命名了“仑山灰岩”。1919年地质学家丁文江在丹徒赣船山，以当地地名将这种岩石命名为“黄龙灰岩”。后来李四光命名了另一类石灰岩为“船山灰岩”。高家边页岩和茅山砂岩的创名地点就分别在句容的高家边村和句容的大茅山，那是1935年由李毓尧命名的。1931年朱森把句容高骊山南坡的地层创名为高骊山砂岩。此外，1935年还有李毓尧以句容下蜀命名的下蜀黄土。2、 两大水系镇江辖区内的主要河流为长江干流，其次为大运河。长江镇江河段长103.7公里,有三湾四汊，河床南北摆动,受潮汐影响，感潮较强等特点。大运河在镇江境内42.6公里，是一条引、排、航等功能相结合的骨干河流。3、 城市特色 镇江位于美丽富饶、河网密布的长江三角洲顶端，镇江北临滔滔大江，金山、北固山、焦山沿江耸立，气势雄伟。境内多低山丘陵，地势波状起伏，山岭高低错落，多风景名山，“一水横陈，连岗三面”，是一座具有真山真水特色的天然山水城市。城在山中，山在城中，形成了“城市山林”、“大江风貌”的城市特色。（三）丰富的自然资源1、土地资源镇江全市面积3843平方公里，境内地貌类型复杂，以低山丘陵和岗地为主，占全市总面积的51.1％，沿江和湖滨多平原。全市土地中，农业用地占62.82％。镇江土地资源丰富，类型多样，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土地资源。镇江还有可观的江滩资源，它是重要的土地后备资源。在丘陵岗地发育了地带性的土壤---黄棕壤，它是暖温带棕壤和南亚热带红壤、黄壤之间的过渡类型。平原地区多为水稻土。2、气候资源在气候上，镇江属于温带和热带之间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季风气候特点明显：春季风和日丽，夏季高温多雨，秋季秋高气爽，冬季微寒少雨。全年最高气温出现在7、8月份，平均气温为27.9℃；最冷月在1月，平均气温为2.4℃。全年平均降水量1060毫米，夏季降水量占全年总降水量的45%，6、7月份有梅雨。镇江光照和热量充足，雨水充沛，无霜期较长，光、热、水资源丰富，且配合较好，雨热同季，可满足农作物一年两熟的需要。3、淡水资源镇江江河交织，市境内河流有63条，总长702公里。本区地表径流丰富，人均拥有水量460立方米，是很多城市无法比拟的。镇江区内水质优良，大部分水体为Ⅱ—Ⅲ类水，适宜发展造纸、电力、化工等大运量、大耗水的大型基础工业，是镇江投资环境的优势所在。较大的湖泊有丹阳的练湖和句容的赤山湖。全市中型水库有101座，水库、塘坝容量5亿多立方米，为农业灌溉提供了可靠的水源。镇江地区共有65座镇以上水厂，市区有五座地表水公共水厂，全市自来水厂综合生产能力每日为81.4万立方米，其中市区日供水能力57.5万立方米，目前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水质优于国家标准。镇江地下水蕴藏量也很丰富，年可开采量1058万立方米。全市共有深井170余口，目前年开采量近230万立方米。 4、长江岸线资源 长江镇江段自然岸线长达259公里，其中深水岸线85公里，占全省深水岸线总长的83.4%，是江苏省深水岸线资源最丰富的市，是建设深水良港的最隹地区。长江镇江河段是一处具有良好水上通航、避风、停泊条件的优良天然港湾。从南京的龙潭到镇江的河段基本为顺直、微弯的分汊河段，河岸的抗冲击能力较强，受其控制下的河岸深槽长期保持稳定。镇江是“以港兴城”的典范。自隋唐起，京口成为“当南北要冲、控长江之下游”的交通咽喉。成为江南以商业、手工业和运输业著称的“商贾并凑”的商贸城市。宋代镇江府的商税额占全国第11位。明代镇江是全国33个商业发达的城市之一。清代，镇江商业空前繁荣，漕运发达，有“银码头”之称。现在已建成港口、码头209个，4个港区、139个泊位，其中万吨级泊位19个。良好的深水岸线为镇江依江建港，依港兴市，发展沿江产业带提供了优越条件。 5、矿产资源 镇江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已发现44种矿产。主要有铁、铜、铅、锌、钼、金、银、硫铁矿、石灰石、白云石、膨润土、珍珠岩、沸石、岩盐、粘土、石膏、硅灰石、煤、泥炭、硅石、磷、石墨、花岗岩、玄武岩、透辉石、红柱石等，分布在200余处矿产地，占江苏省矿产总数的33.1%，其中30余种已探明储量，25种矿产已开发利用，占江苏省已探明储量的矿产总数的49.2%。矿产资源综合储量列全省第三位。 镇江的矿产资源以非金属储量大、矿种多，其中石灰石、白云石、大理石闻名遐迩，素有“石三宝”之称，是省内主要建材工业基地。膨润土矿为特大型矿床，储量位于全国第三位，句容郭庄甲山的膨润土矿储量达1.5亿吨，是全省首屈一指的大型膨润土矿。珍珠岩、沸石为省内唯一产地。丹徒荣炳有丰富的岩盐资源，储量近亿吨，这里将成为盐化工基地。硅灰石产于句容宝华镇石砀山一带，品位很高，是我省唯一的硅灰石产地。镇江还有许多造园石材，如太湖石、斧劈石、黄石和雪石等。太湖石形状各一，千奇百怪。斧劈石造成的盆景有鬼斧神工之奇，在丹阳建山、常州孟河有较大规模的开采。黄石在十里长山、茅山都有采掘。黄龙灰岩经轻微变质而大理石化，质地纯白，称为雪石，也有人称洞穴中的碳酸钙沉积物称为雪石。镇江有色金属品种多。铁矿石品位较高，韦岗铁矿为一中型矿床，储量达2185万吨。铜、钼、铅、锌矿多集中分布在宁镇山脉中部的句容北部及镇江郊区一带，都是中小型规模，但矿床（点）多，也是镇江的优势矿产资源之一。亭子乡的老人峰铅、锌、铜多金属矿总储量30万吨，是镇江最大的有色金属矿山。镇江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发展冶金、建材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6、生物资源镇江过渡性的气候反映在植被上出现了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混交林。植物资源丰富，既有温带、暖温带的植物种属，也有亚热带的植物种属。镇江已建有南山和宝华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珍贵树种有宝华山自然保护区的宝华玉兰，药用植物有700多种。意杨等速生树种和沿江滩涂低地的芦苇，是很好的造纸原料。竹子、杞柳是扬中竹编和柳编工艺品的原料。镇江水产品丰富多样，长江鱼类就有90多种，刀鱼、鲥鱼、 鮰鱼、河豚为名贵鱼类。白鳍豚、中华鲟、白鲟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江豚为国家二类保护动物。 7、旅游资源 镇江具有数量众多、级别较高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的独特优势。镇江有三山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在江苏省8个省级风景名胜区中，镇江有三个（南山、茅山、瓦屋山），金山、焦山、茅山、宝华山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全省两个自然保护区中，镇江有一个----宝华山自然保护区；有南山和宝华山两处国家级森林公园。镇江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4处（焦山碑林、六朝陵墓石刻、英国领事馆旧址、昭关石塔）、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3处。镇江人文荟萃，名胜古迹众多，人文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相互融合，组合很好。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是发展镇江旅游业，使之成为新的支柱产业的物质条件。二、 地理环境对镇江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一）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形成东西走向的大江和南北走向的运河不仅仅是物资和商品交流的途径，而且是文化交流的通道。镇江特有的临江近海、江河交汇的地理区位，有利于南北、东西文化的交流，对镇江多元文化的形成有很大作用。1、南北兼融镇江地出2江南，其地域文化原属吴文化，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东晋王朝建都建康（建邺）后，许多北方人纷纷南迁，很多人在京口定居。从永嘉元年至南宋泰始二年的140年间，约有九十万北方人南下。在“全国侨寓人口中，侨寓在今江苏省范围内的有二十六万余人，而南徐州(京口)一州领有侨寓人口二十二万人，几占全省侨寓人数的十分之九。”超过了镇江本地居民（20万）。南朝宋时，设立南徐州，治所设在京口。大量北方移民南下，使南北文化的强烈碰撞，镇江逐步形成了南北兼容的移民型文化的特征。地处长江下游南岸的镇江，位于北方话板块与吴语板块的交界地带。镇江居民原来为吴方言，大量北方居民南下，使镇江居民的方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导致镇江吴方言的属性发生剧烈变化。由于长江与运河在这里交汇，运河发达的漕运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和人员的频繁交流，加深了镇江方言的北化过程。南宋时宋室南渡，这里又受到北方方言的再次影响，基本完成了镇江方言的北化过程。清代初期，有一批旗人(满人)迁入镇江，他们的旗腔（类似京腔），对镇江方言的北化有也有一定影响。可见，经过长期的融合，镇江方言由吴方言逐步演变为北方方言的江淮次方言。镇江地区也成为北方语系与吴语系的结合部，居民语言复杂。但镇江的北方方言中夹杂了一些吴语成分。因此，镇江居民的语言具有南北过渡的特点。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北固山诗》中说“风俗太伯余，衣冠永嘉后”，就是对镇江民俗文化深受商末泰伯、仲雍率领周人南下和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大量居民南迁深刻影响的最好总结。自古以来，镇江居民有“饭稻羹鱼”的生活习俗。六朝从北方引种了小麦，镇江的主要粮食作物也以水稻为主变为稻麦兼作，使镇江农作文化也具有南北过渡的特点。在菜肴的口味上，镇江也具有南北过渡的特点，如江南的沪菜、无锡菜和苏邦菜偏甜，北方的鲁菜偏咸，而镇江一带的淮扬菜既清淡又加一点糖。此外，镇江人的性格也具有南北过渡的特征，既有北方人豪爽刚直、勤劳崇实的特点，又有南方人精明能干、脑子灵活的特点。2、东西并蓄 唐代，镇江是长江下游南岸丝绸贸易的海上货运集散地，吸引着大批波斯及阿拉伯（大食）国家的商人前来经商，有的还把家眷带来留居。元代军队除蒙古军外，还有由色目人组成的探马赤军，其中有的在镇江留居。他们和原来留居在镇江的波斯人、阿拉伯人都信奉伊斯兰教。1861年5月，根据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天津条约》，镇江成为长江下游最早开辟的通商口岸。镇江先后有英、美、德、日等几十家洋行和轮船公司，他们经营江海航运，开设工厂，设立商栈。镇江人也吸取了西方的近代文明，促进了镇江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镇江对外通商，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商品进出口业务大增，促进了镇江金融业的发展。最盛时镇江有钱庄60多家，故有“无镇不成庄”之说。 1861年2月，英国在银山一带设立租界，建立领事馆、海关、工部局、巡捕房等，他们用近代管理方法管理租界。镇江也是我国利用近代西方通讯技术最早的城市之一，光绪年间镇江先后成立了电报分局和邮电总局，其分支机构遍布大江南北。1912年镇江开设电话局，1919年1月在全省第一家开通了长途电话。 镇江优越的水陆交通、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吸引了许多国外学者前来进行文化交流，加速了镇江地域文化东西并蓄进程。如元初日本僧人古源邵元、元代高丽诗人李齐贤、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明代日本画僧雪舟等都到过镇江。 美国作家赛珍珠（1892－1973），1894年到镇江，在此生活、学习、教书达18年之久。她创作了大量关于中国人民生活的文学作品，成功地体现了她对中西文化沟通融合的理想追求，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西方权威人士评价说：“赛珍珠女士以她的文学作品促进了西方世界和中国的相互理解与欣赏。”她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3、 宗教多样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镇江的茅山道院是由矛盈三兄弟于西汉创建的，它是中国道教正一道上清派的祖庭，被道教列为“第八洞天，第一福地”。道教有一套完整的哲学思想和养身理论。道教的养生之道深入人心，如太极拳、气功等。镇江近代著名的武术家孙禄堂先生编创了“孙氏三十六手太极拳”，成为中国太极拳的主要流派之一。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尊为“儒教”。古代镇江的府学、县学内都有“先圣庙”，祭祀圣师孔子。 随着中外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也先后传入镇江。东汉时佛教传入镇江，在焦山建普济寺。东晋在金山建泽心寺，南山建鹤林寺（原名竹林寺）。唐宋时，佛教十分盛行，镇江寺庙不仅对内受戒，还有大量外国僧人前来受戒、参禅。如被称为“律宗第一山”的宝华山隆昌寺，是明代以来我国影响最大的律宗传戒场所。据说明清时全国70%的僧尼都来此受戒，东南亚、日本等地到此受戒的僧人也很多。早在唐代时，就有大量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留居镇江，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为满足他们宗教信仰的需要，625年镇江阜民街就建有清真寺。鸦片战争失败后，随着镇江通商口岸的开放，外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纷纷来此传教，他们在镇江建立福音堂、妇幼医院、基督医院、崇实女子中学、润州中学等，客观上也传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在镇江都存在。因此，镇江的宗教文化具有多元化、儒道佛三教相互渗透等特点。（二）旅游业发前景广阔1、优势条件 （1）丰富的旅游资源 镇江不仅有三山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还有3个省级风景名胜区，4个国家AAAA级风景名胜区，1个省级自然保护区，2处国家级森林公园，4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2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且人文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相互融合，组合很好。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是发展镇江旅游业的物质条件。 （ 2）发达的交通 镇江的交通条件十分优越，是我国著名的水陆交通枢纽。镇江是我国重要的“十字黄金水道”。沪宁铁路横贯市区，沪宁高速铁路正在筹建之中。沪宁高速公路、312国道、104国道及沿江公路、镇澄公路等通过市境，县乡村级公路四通八达，形成了稠密的公路交通网络。目前镇溧（阳）高速公路、宁（南）常（州）高速公路、沿江高等级公路与沿江高速公路等正在筹建之中。沪宁高速公路和镇溧高速公路将构成镇江“新黄金十字”构架。镇江目前虽然没有机场，但离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常州机场不远，使镇江具备了水、陆、空立体交通的条件。市区交通方面，镇江中心城市“一环、三横、四纵”和主城区“十字双环甲字型”路网将构建形成，形成完善的城市道路网络体系，构筑镇江中心城区到各市（县）城镇1小时车距的目标。（3）配套的接待设施镇江现在已有40多家旅行社，负责接待国内外旅游者的旅游业务。已建成星级饭店9家，其中镇江国际饭店、镇江宾馆和镇江大酒店为四星级宾馆，还有4家三星级宾馆和3家二星级宾馆，拥有床位1600张。有13家国际旅游定点单位，12家旅游涉外饭店，1家文物商店，1256辆出租汽车，425台公交客运车辆。各种类型的商业网点、旅游工艺品商店、连锁超市以及娱乐休闲等各种服务设施，尤其是一些历史悠久、富有特色的百年老字号。形成了配套的旅游接待服务体系。 （4）齐全的通讯设施镇江电讯已建成较完善的DDN网，为加快DDN节点机处理能力，将DDN业务移植到了ATM网络平台。镇江电讯于2000年建成了覆盖全市各区、市的FR∕ATM本地网。宽带多媒体通讯网络建设和接入网已有较大发展。全市拥有邮政局（所）135处，邮政报刊图书销售亭（点）406处，邮政总长度达3628公里。通信网络、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迅速，为旅游业提供了可靠的通讯保障。（5）健全的医疗卫生体系镇江市卫生战线坚持“全面发展，重点突破，创建特色”的原则，使全市卫生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建成了医疗服务，预防保健服务，地方病、非传染病和寄生虫防治，药品、食品卫生监督、监测，健康教育，卫生法规监督、监测等健全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市医院病床7596张，卫生技术人员10460人，全市平均千人拥有病床2.85张，卫生技术人员3.93人，添置了不少先进的医疗设备，健全的医疗服务体系，水平较高的医疗服务和先进的医疗设备，保证了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医疗保健。 （6）充足的物资供应 镇江的外向农业、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呈现基地化、规模化、特色化趋势，有充足的生活物资供应旅游者。镇江旅游商品供应也较充足，具有地方特色，在国内外有较高声誉。食品中镇江恒顺香醋、肴肉和锅盖面被称为“镇江三怪”。丹阳封缸酒、百花贡酒、镇江小磨麻油也是镇江特产。淮扬风味的镇江菜肴，很具地方特色。名特产品还有制作精细的竹编、柳编工艺品，汉白玉插屏、玉雕、长毛绒玩具、可折叠的宫灯、机制绣品、裘皮制品、金山灯彩、镇江“金山”牌膏药、陶瓷娃娃、丹阳的眼镜、打火机、戏剧服装等。此外，镇江市政府十分重视旅游业的发展，积极提升城市形象，改善旅游环境，增加投入，大规模进行景区开发与建设，积极招商引资，进行旅游宣传与促销活动，强化旅游市场管理，使镇江旅游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广大市民对发展旅游的认识较深刻，积极投入爱国卫生运动，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形象。 2、主要问题（1）缺乏全市旅游开发总体规划 镇江市至今尚无一个科学的旅游开发总体规划。旅游开发的随意性较大，一些旅游项目仓促上马，没有收到良好的效益，造成了资源浪费。旅游产业发展也不平衡，未形成吃、住、行、游、购、娱协调发展的大旅游格局。对各市（区）的旅游开发也缺乏通盘考虑，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未形成完整的旅游线路。使镇江旅游业落后于周边地区，缺少拳头产品，直接影响了镇江经济的快速发展。（2）管理体制不顺 镇江市有些景区形成了旅游局、园林局、宗教局、文化局、交通局等单位的多头管理，影响了景区的统一规划、建设与管理，也势必影响该景区的长远发展。（3）资金投入分散，缺乏名牌产品 由于镇江市缺乏旅游总体规划，对旅游资源特色、市场定位和开发序位缺少认真研究，使各地区、各景区分散进行建设，使
道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最主要的思想流派之一，“无为”思想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道家的无为思想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道家的无为思想论文篇1 摘要： “无为”是道家最基本的精神之一，是一种精神境界。无为的本质就是“无为而无不为”。 关键词：道家;无为 “无为”是道家最基本的精神之一，是一种精神境界，它与“道法自然”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无为”的精神境界就是“道法自然”的价值取向的直接体现。无为的本质就是顺应自然的变化，使事物保持其天然的本性，不人为造作，达到“无为而无不为”。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四十八章)，老子认为做学问要天天的增加知识，而体道则要天天削减私欲，损之又损，就达到无为、无为便可以无不为，如果不妄为，那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这是老子五千言讲的主要问题。天地万物是由道创生的，而道则要依法于最高的准则“自然”，人要依法地、天、道，便必须也依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个“无为而无不为”，便是“自然”的体现。 在个人修炼上老子提倡自然“无为”。“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七章)，老子认为“无为”便是无私，不争先，置身度外，因为无私，才能达到自己理想的目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老子》二章》)，“无为”便是事成后不占有，不自恃，不居功，因为不居功，其功劳不会失去。“功成身退，天之道”(《老子》九章)，“无为”就要功成身退，这是天道。“天之道，不争而善胜”(《老子》七十三章)，“夫唯不争，故无忧”(《老子》八章)，无为就是不争，不争便能取胜而又没有祸害。“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四十四章)，“故知足之足常足”(《老子》四十六章)，“无为”就是知足，知止，这样便长满足，可以长久。“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无为”就是没有自己的私心，以百姓心为心。 在治国安邦方面，老子用“无为”思想来诠释他的政治哲学。“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七十五章)，老子说统治者为了满足私欲而做出祸害百姓，违反天道的行为，所以使百姓饥饿，国家难治。“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二十九章)，是说统治者采取“有为”的原则去治理天下，所以只会失败。“无为”便是指去除私欲，顺着民心，顺着天道去处事的原则。“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成也，王侯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老子》三十二章)，治理天下的人，要是能遵守天道的无为，则万物将自宾从，自化育。“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无为”便是好静，无事，无欲，人民便会顺化，纯正，富足，纯扑。“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四十八章)，“无为”便是无事，不制造逆民心，违天理的事端，无事才可以取天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无为”就是顺从、辅助自然的发展，而不敢干预。 老子把“道”区分为“天之道”和“人之道”，其中含有自然法则和人类法则相比较的意味。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所以，老子主张“人之道”应当效法“天之道”，复归于“不争”“不言”，“无私”“无为”的自然本性。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同样认为道有“天道”与“人道”之别，他明确地指出：“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这里，“无为”同样是指天然的意思，而“有为”则是指人为的意思。庄子经常用寓言和比喻来说明天然和人为。在他看来，牛马生就了四只脚，这就叫做天然;而用绳索套住马头，拴住牛鼻子，这就叫做人为。所以他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秋水》)，就是说，不要以人为去毁天然，不要以造作去灭性命，不要以有限之得去殉无穷之名。如此谨慎地持守下去而不要有所闪失，这就叫做回归本真。《庄子·应帝王》中有一则寓言：相传南海的大帝叫阚，北海的大帝叫忽，中央的大帝叫浑沌。阚和忽常常在浑沌之地相聚，浑沌非常友善地接待他们，阚与忽为了报答浑沌的恩德，见它没有七窍，便为他凿七窍。于是，他们每天凿出一窍，过了七天，七窍凿成了，而浑沌也死去了。寓言通过阚和忽出自好心而做了坏事，来强调天道自然无为，反对把人的意志强加给天地万物。 在庄子看来，人与天地万物都有其自然的本性，然而世人往往违背其本性，偏要人为造作，卖弄机巧聪明，迷恋繁文缛节，追求浮躁虚华，不仅使物的真性丧失了，而且也使人自身所固有的自然的本性丧失殆尽。在此方面，《庄子·马蹄》一文阐述得最为详明。《马蹄》一文开门见山，从马的自然本性说起。马蹄可以踏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吃草饮水，跷足而跃，这就是马的真性。等到后来出了个伯乐，他扬言：“我善于治理马。”于是给马烧烙印记，梳剪鬃毛，修刻蹄子，络套马头，然后用绳索把它们拴在一起，用栅栏把它们编在一起，这样一来，马就死了十之二三。再加上饿它、渴它，急速地驱使它，没完没了地调治它，前面有轭头、嚼子和缰绳的牵制，后面有皮鞭的威逼，这样整治下来，马就死了超过半数。伯乐治马，陶匠治土，木匠治木，他们所治之物不同，但他们利用智慧技艺进行人为造作的结果却相同，使得所治之物都丧失了自身的自然本性。在庄子看来，圣人、伯乐及工匠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智慧和才能，而恰恰是这些智慧和才能造成了人和物自然本性的丧失。所以，庄子认为，工匠们的罪过就在于他们用机巧的手艺破坏了物的纯朴本性，把物变成了器皿;伯乐的罪过就在于他用纯熟的治马术泯灭了马的真性。而圣人的罪过就在于他毁弃了人的自然本性。从中我们可以体悟到道家一贯主张“绝圣弃智”的良苦用心。 《庄子·养生主》中的寓言“庖丁解牛”里为梁惠王宰牛的厨师，他手起刀落，一招一式，就像和着音乐节拍跳舞一样，而且游刃有余，干净利索。梁惠王连连称赞，不解其技艺为何如此高超。厨师讲了一大通道理，究其解牛秘诀只是八个字：“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也就是遵循事物内在的规律性。可见，道家的“无为”思想的实质在于：反对违背人的本性和违背自然法则的肆意妄为。其宗旨在于，消解人与自然的对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我们可以看到，道家主张无为，始终是在努力消除现实生活中的两种对立：一是现实社会中违背人性的纲常法度与人的自然本性的对立，二是凭借有限的知识妄自尊大的人与自在无为的大自然的对立。庄子主张“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庄子·大宗师》)，是说不要以心智去违背自然之道，不要以人为的造作去帮助自然，乃至毁灭自然。但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往往凭借那么一点点非常有限的片面的知识，仰仗着自己几乎无法控制的现代科学技术，便自以为是世界的主宰。人们为了追求自身的发展，满足日益膨胀的功名利禄的需要，肆无忌惮地掠夺自然，狂妄自大地扬言要征服自然，于是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平衡，造成了环境的严重污染，甚至直接威胁了人类自身的生存。这都是违背自然之道、不按自然规律办事的必然结果，它与道家的“自然无为”的思想恰恰相悖。 参考文献： [1]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价》中华书局,1984年版.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 道家的无为思想论文篇2：《浅谈老子“无为”思想》 【摘要】“时势出思想”,“无为”作为老子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特殊的历史境遇和个人生活经历的共同缔造而成的。“无为”本身看似不具可行性,但当将其提升到“无不为”的境界时,“无为”却时时处处都发挥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老子;无为;无不为 “无为”成就了老子,撑起了道家。“为无为,则无不治”、“明白四达,能无为乎”、“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 一、“时势出思想” “无为”思想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时势造英雄”,时势也可以缔造出伟大的思想。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这一时期“井田制”的公田制度已渐趋瓦解,随之出现的是具有私人性质的私田,打破了原先的经济秩序。这是老子思想产生的经济基础。 春秋末期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商业,土地就成为生产生活的唯一保障,那么“私田”的分配意味着什么?即:为了争夺土地无休止地发动频繁的战争,这可以作为“无为”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 这是奴隶主的时代,阶级本质使统治者大肆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以满足自身的奢侈生活,而使民不聊生,此为“无为”思想产生的政治环境。 此外个人生活经历对其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老子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受到的压榨最为严重。“不反抗,不奢求,逆来顺受”的劣根性得到了最直接的流露,生活境遇促成了其思想;另一方面老子丰富的知识储备、非凡的生活阅历也催生了其思想。 二、“无为”思想的可行性探究 “无为”:“无”否定副词,不、没有;“为”动词,做、干,两个字合并后的解释就是客观上的静止、不动、任其自由发展的意思。这是我们的理解,但是老子的“无为”是怎样的,是否具有可行性呢? 从社会学角度看是不可行的。“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在生活中的很多需要是可以通过交换来实现的,这才是社会效率的体现。我们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苛求自给自足的境界。如此我们就会很自然的与其他的人、事、物打交道,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交往,即“为”。所以“无为”作为一种理想,并不具备可行性。 从人类学角度看,这同样是没有什么立论依据的。“存在就是合理”,人类的存在也就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从他的诞生开始就在社会中担任一定的角色,承担着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责任,即“为”。从这个角度我们也不难理解它的不可行性。 既然“无为”是不可行的,那么老子的“无为”又该怎样去界定呢?我们通过通读原文可以找到很好的例证,老子的“无为”恰恰表达的是“无不为”、“有为”的意蕴。 “无为”是老子的核心思想,但其与“无不为”有辩证关系。一方面,“无为”为“无不为”提供了良好的心态基础。“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要保持一种“无欲”、“无求”、“不争”的平和心理状态,“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真正做到不与之而不强取之,只有保持这样一种心态,才能在主观上获得逍遥自在的生活,同时也在客观上达到了“无不治”的主观诉求,正可谓一石二鸟,一箭双雕也;另一方面,老子在把“无不为”设定为一个终极目标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需要把“无为”作为前提和限定性条件。 “无为”理解为“无不为”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解读,他们分别为“无为”思想产生的初衷,产生的过程,产生的效果。 从“无为”思想产生过程来看,仍摆脱不了“有为”的束缚。在《老子》的第二章中就首先提出了“无为”。“无为”即“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这是老子对“无为”的初步解释。“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唯,只有、只要;弗,否定副词,不的意思;居,占有、把持;是,代词,这,“有为”的代词;以,因此;不,否定副词;去,离开。整句话可以理解为:只有不占有、不把持、不居功,这种“为”才会永远存在。以“无为”开头,却以“有为”作结:常无为而无不为。 从“无为”思想产生效果来看,老子的这一思想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效用,反倒是在以后的朝代里发挥了积极地作用。汉高祖深知百姓对流离失所生活的恐惧和对安定生活的向往,于是浩瀚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无为”思想的第一次真正践行。此后的汉武帝、汉景帝以及后来的唐朝、清朝的各个皇帝都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很好的诠释。 三、“无为”思想的现代阐释和应用 留意一下我们的国家不难看出“无为”思想对国之大计的敦促作用,尤其是在惠民政策和 教育 方面。 在惠民政策方面,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90年代的国企改革,打开了企业自由发展的锁链。税费改革,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就业政策的实施,也意在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对此很多人会认为这种干预有悖于“无为”的不干涉,不参与,不占有,不把持的精神。这是对“无为”的曲解,真正的“无为”并不否定干预,而是强调这种干预要顺应民意,保证民生。“于有为中似无为”才是“为”的最高境界。 教育同样是这样的道理,教育是针对人进行的,好的教育方式就是要尊重被教育者的心理诉求,而不是一味用固定的模式去加工所谓人才。正如一部名为《雾都孤儿》的小说中讲述的那样,孩童的成长是要“顺其自然”,这也契合了老子的“无为”。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个性的培养,小到具体的家庭,大到国家的 政策法规 ,都无不在为孩子的教育谋划着更为人性化的,以需求为导向的未来之路,都是在顺其“自然”天性而为之。这是老子思想在教育界的印证。 生活处处皆老子,生活时时皆老子。生活就是要以“无为”的心理境界行“无不为”之事,“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 【参考文献】 [1] 史向前.老子“无为”精神新探.安徽大学学报[J].1997(1) [2]陈代湘.老子“无为”思想另解.湘潭大学学报[J] 1996(1) 道家的无为思想论文篇3：《试谈道家“无为”思想》 【摘 要】“无为”思想是整个道家学术体系当中最为重要的范畴之一。从它出发，道家构建了其自身对于人生观、社会形态等多个方面的理论构建，对于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无为;道家;《老子》 作为中国古代最主要的思想流派之一，道家思想在中国 传统 文化 的整体构建和后世影响中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围绕着“道”、“自然”、“无为”等这些道家思想的核心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对于自身理论体系的不断阐释解读，使得道家思想对于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和社会进程都发挥着重大影响。而在道家所包含的众多思想观点当中，“无为”又是其整个理论体系中最为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范畴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于“无为”自身含义的解析及其所倡导的人生观、社会形态和当代影响等方面的论述，对道家的“无为”思想做出一次简要解读。 一、“无为”的具体含义 作为道家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无为”的概念在相关的道家原著当中被多次提及，其中《老子》当中共有12处提到“无为”，如在第三章当中所出现的“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可以看到，这是一句对于“无为”的方式和功用的阐述，如果能够合理恰当地遵循“无为”的具体法则，就会达到天下无不治的理想状态，既然在道家的思想体系当中“无为”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它又具备哪些具体含义呢? 从字面来看，“无为”是对于“为”的否定，而它所传递出来的表面意思似乎旨在要求人们不要有所作为，无所事事，但事实并非如如此。“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告诉人们在行事的过程当中要更多的遵循自然法则和事情的发展规律，尊重事物的本性，不要将个人的意志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从而导致违背初始意愿的情况发生。 因此可以看出，“无为”思想实际上主要包括遵循自然法则和尊重行事规范两个方面，即崇尚天道与人道。对于崇尚天道，在《老子》当中就已经有“道法自然”，“天地生万物，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等叙述，重在要求人们尊重自然规律，维护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状态。而在崇尚人道方面，道家也提出了“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违也”的论述，即人类之间的相互活动也应该遵循行事规范，如同天道般自然无为。只有顺应了这种原则，将纷繁复杂的社会制度予以简化，才可以保持民风淳朴以到达维护社会平衡的目的。 二、“无为”所倡导的人生观 探讨“无为”所倡导的人生观，实际上就是研究这一思想对于社会中的个人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及意义。《老子》第二十五章当中有这样的表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人道应当和天道相互统一，既然天道是自然无为的，那么人道也应该遵循事物的原有规律和发展趋势，避免人为的干扰和阻挠，从而达成人道的“无为”。这一观点无疑对人们的处世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无为”应该顺应自然，所以更多的喻示人应该随遇而安。 “无为”倡导的人生观同样表现在“贵柔守弱”当中。在一般人的 思维方式 里，刚强和柔弱碰撞之时往往是前者战胜后者，而道家的思想则恰恰相反。《老子》第七十八章当中有：“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总结 起来就是“柔弱胜刚强”。在老子看来，柔弱就是与天最相匹配的原则，也是人们在行事当中可以所处的最为有利的位置。柔弱不光体现在身体和精力之上，更多的可以运用到思维与行事当中。正是因为有了柔弱所蕴含的无穷生命力，所以才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的过程当中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摆脱思维僵化、头脑束缚的困境，从而达到更加稳定的局面。 三、“无为”所倡导的社会形态 “无为”对于社会形态所造成的影响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老子所提倡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王国。而对于这一社会形态的相关内容在《老子》第八十章当中有这样的描述：“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可以看出，老子对于自己这种“小国寡民”的理想王国有着详尽的描述，在这种社会形态当中，人民安居乐业，民风简洁淳朴，社会的发展也顺应自然无为的理想。但是对于这一模式的设想，历来却伴随着不少争议。 不可否认，道家这种“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形态纵然有着自己的独特价值诉求，但结合实际，却是一种封闭且不符合实际的乌托邦式的王国。建立这种理想社会的基础是当时低下的生产力，贫乏的物质条件和简陋的生活方式，物质条件的极度匮乏必然导致资源的流动和分配不均，从而产生掠夺、等级分化等一系列社会现象，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这一社会形态有着天生的缺陷。但这并不代表着“小国寡民”的社会状态形态对于我们社会的形成演变没有指导意义。在价值指导层面，它仍然提出了一种理想的社会目标，引领者人们的价值取向，从这个层面来说，这种社会形态的产生依然对于我们曾经的社会形态的构建产生过重要影响。 四、“无为”思想对于当代所产生的影响 “无为”思想虽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典籍当中供人们学习，但时至今日，它的影响力以及所蕴藏的内涵对于我们当下社会依然会产生很多积极的意义。 在人类历史尤其是近两百年的发展当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电器革命、信息革命等一系列影响人类生存状态并且影响深远的事件的完成，我们的文明程度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相同的周期。今天，我们被巨大的物质文明所包围，在生活变得快捷高效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问题。 在高速发展的现代世界当中，我们的物质文明变得前所未有的高度发达。但在这种疯狂发展的背后，很大程度上却是以违背自然规律行事作为代价。随着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关系逐步被打破，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界所带来的惩罚和潜在危险也与日俱增。 如何解决这种背离事物客观发展规律所带来的矛盾。正如道家的“无为”思想所强调的那样，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不争”、“无为”，像水那样安于低下的地位，反而能够达到《老子》当中“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而如果“贵柔守弱”、“谦下不争”的思想能够深深根植于每一个人的思想当中，那么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目前这种尖锐的矛盾就能得到有效的缓解，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目的。因此，“无为”对于当前的社会发展有着积极深远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范曾.老庄心解[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猜你喜欢： 1. 道教名言名句 2. 道家励志句子语录精选 3. 道教名言名句格言大全 4.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汇报 5. 道家经典语录翻译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