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一说到钱钟书便会想到围城，一说到围城就会想到钱钟书，围城与钱钟书在人们眼里似乎是一对连体婴儿，提及其中一个便很自然的想到另一个。我也如此，因为围城而认识了钱钟书。在读围城之前我并不了解钱钟书，潜意识里他应该是一个很了不起、很严肃的人物，在读围城的时候便应证了我的这一判断，后来在课堂上听老师分析围城以及查阅到的关于围城的评论，就更令我深信不已。那些错中复杂的人物关系，那些纠结不清的真假面孔，那些背负虚伪面具而丢失本性的扭曲人生，那些看似平凡简单却隐藏着让你意想不到的人生哲学的语句，都令我震撼。震撼这本书的价值，更震撼这本书的作者，那时钱钟书先生种在我心中的形象有点类似于鲁迅，有着鹰一样锐利的眼睛，仿佛能洞悉世间的一切；有着刚毅而棱角分明的轮廓，如同崖壁上的雕像一般，冷酷而无情、不苟言笑；有着非常严密、严谨的逻辑思维。是一个站在制高点上的孤独者。然而前几天在读他的妻子杨绛写的《写的钱钟书》一文时，却让我了解到一个与我想象的完全不同的钱钟书，让我吃惊得半天合不拢嘴，一遍又一遍的翻看首页的作者反复确认是否真的是他的妻子杨绛。因为在杨绛的笔下，钱钟书先生是一个憨傻、搞笑、顽皮，充满孩子气和痴气的大小孩，非常的平易近人，也很有爱心，似乎永远都没有烦恼，整天乐呵呵的！完全跟你读围城时想象的钱钟书判若两人。发生在他身上的趣事儿可多了，据杨绛女士回忆，当他们还在牛津学习时，一天中午钱钟书先生午睡，她临帖，一个人写着写着字就睡着了，他醒来见她睡了，就饱蘸浓墨，给她画个花脸，添上了眼镜和八字胡。还有一个大热天他们的女儿正在熟睡（女儿还是娃娃的时候），他在女儿的肚子上画了一个大猪头，被他母亲发现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从此他不敢再画。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和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所以他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方可安心入睡，可是第二天他又藏东西进去。就这样他们一个藏，一个找，倒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在别人看来无聊至极，他却玩的不亦乐乎。钟书先生的这种痴傻气，不仅体现在亲人身上，还体现在动物身上。杨绛女士写道在解放后，他们在清华养过一只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善良的钟书先生就奋不顾身地上树救猫。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先生就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到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很让人无语对吧！这哪儿是一个成年人啊，还是一个有着那么严密的逻辑思维的成年人，根本就是一顽皮的小破孩儿！这是那个写《围城》的钱钟书吗？这是那个看破人世丑态的钱钟书吗？这是那个一针见血揪出社会弊端的钱钟书吗？不是说走在人类精神前言的引领者都是孤独而绝望的吗？像鲁迅、像艾青、像闻一多、像海子，可是为什么还会存在着这样的钱钟书呢？由此看来，人生过得有趣与否，并不在于智慧，而在于心态。如果你有幸成为一位智者，看到常人看不到的弊端，思索常人思索不了的问题，你时常“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渴望自己能变成一把钢刀立马刺破所有的黑暗，挽救社会，挽救人类。可是你总感到周围的人愚蠢麻木至极，不但不能帮助你扭转乾坤，反而时刻阻碍牵绊着你。于是你无比绝望，无比孤独，你愤世忌俗，憎恶一切，你觉得自己没有同行者，你觉得世上没有人可以理解你，你觉得自己活得很累。你认为这是先知者的悲哀，你理所应当的认为清醒者就注定终生孤独痛苦。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这样的人物数不胜数。可是，你知道吗？这真的只是你认为！就像钱钟书先生一样，他也是先知者，但他的人生却是那般的有趣而快乐。这就在于他的心态，超级无敌好的心态，尽管他也看到了许多的社会黑暗，尽管他也像所有的先知者一样想要挽救，但当他知道不能办到或者不能在短时间内办到的时候，他选择了暂时接受。因为他知道有很多东西都是欲速则不达，既然弊端已然存在，那么就一定有其存在的历史根源，它既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形成，当然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可破灭。是问题就总会有解决的时候，只是长短问题，就像脓疮，除了动手术切除以外还可以用中药慢慢化疗，这样还可以避免流血。他以一种幽默坦然的心态来看待一切，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静观所有，明明知晓一切，却不为一切烦恼，更不让这不好的一切来引领自己的人生。人们常说，人生难得糊涂！而我认为人生难得清醒却依旧快乐！
1、杨绛先生不仅是钱钟书的妻子，她还是一个作家、文学家、翻译家，她在世时经她翻译的小说、创作的作品都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她用自身的魅力征服了广大人民的心。杨绛先生在世时为人类文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2、杨绛先生一直在文学方面坚守着良知和道德，在她身上一直表现着女性与生俱来的温柔与慈爱，坚持着传统文化的淡泊名利的美德，杨绛先生的内心是非常坚强的，同时也是非常温暖的。她把妻子、情人以及朋友不相关的三者紧密的结合在在一起，淋漓尽致地在现实中表现出来。
3、首先，杨绛先生在事业上是成功的，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作品翻译更甚于文学研究，她的成就都是非常高的；其次，在爱情上，她的初恋便遇到了可以相伴一生的爱人钱钟书，二人携手走过了无数个春秋；最后，与钱钟书结婚后，他们还育有一女钱瑷，一家人的生活非常幸福。
4、杨绛的散文主要以写实为主，它的特点中最鲜明的一个就是擅长用喜剧的手法描述悲剧，通过这一种方式带给读者深刻的思考但是同时又不让整篇文章的氛围太伤感，她曾经说过不希望读者在读自己的散文的时候感觉到悲伤。
杨绛散文特点中还有一个就是贴近生活，她的散文有很多都是来自于生活，她将生活和写作联系得非常紧密。就算杨绛的一生经历了非常多的苦难，但是在她的文章中总是能够找到那一抹激励读者的色彩。
5、杨绛先生坚忍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操守，坚贞于伟大女性的关怀与慈爱，她固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淡泊与坚韧，杨绛的内心是坚硬的，又是柔软的。
杨绛先生有许多作品被翻译出版了了，想必一定会有人研究的，不过外国的文献浩如烟海。。。。怕是不好找
没有啊真的没有啊
5月25日凌晨，钱钟书夫人杨绛病逝，享年105岁。她是钱钟书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杨绛的 文章 ，希望大家喜欢!
杨绛
一、著作
1.《干校六记》( 散文 )，三联书店1981年初版;三联书店1986年二版。
2.《将 饮茶 》(散文)，三联书店与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于1987年先后出版。
3.《杨绛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初版。
4.《关于小说》(文论集)，三联书店 1986年初版。
5.《回忆两篇》(散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初版。
6.《走到人生的边上——自问自答》(散文集)，商务印书馆于2007年、2008年分别出版。
7.《喜剧二种》(剧作，收《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8.《记钱锺书与围城》(散文)，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年初版;岳麓书社1986年初版1991年2印。
9.《槐聚诗存》(钱钟书默存稿，杨绛季康录)，三联书店1994年一版一印。
10.《倒影集》(短篇小说集)，香港文学研究社1981年出版;人民文学1982年出版。
11.《杂忆与杂写》，花城出版社1992年出版;三联书店1994年初版，1995年3印。
12.《春泥集》(文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出版;
13.《洗澡》(长篇小说)，台湾晓园出版社1990年出版;三联书店，1990年1版2印。
14.《从丙午到“流亡”》(散文)，三联书店香港分店2000年出版。
15.《我们仨》(散文)，三联书店2003年初版(简装本);2004年初版(精装本)。
16.《杨绛文集》(全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初版。
17.《杨绛文集》(全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再版。
二、译作
1.《小癞子》(西班牙名著)，平明出版社1951年初版，1953年重排出版;作家出版社1956年初版。
2.《吉尔•布拉斯》(勒萨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初版。
3.《堂吉诃德》(塞万提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初版。
4. 《杨绛译文集》(全三册)，译林出版社1994年初版。
5. 《西班牙流浪汉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初版。
回忆我的母亲
我曾写过《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录入《杨绛文集》)，我很奇怪，怎么没写《回忆我的母亲》呢?大概因为接触较少。小时候，妈妈难得有工夫照顾我。而且我总觉得，妈妈只疼大弟弟，不喜欢我，因为我脾气不好。女佣们都说：“四小姐最难伺候。”其实她们也有几分欺我。我的要求不高，我爱整齐，喜欢裤脚扎得整整齐齐，她们就是不依我。
我妈妈忠厚老实，绝不敏捷。如果受了欺侮，她往往并无感觉，事后才明白，“哦，她(或他)在笑我”，或“哦，他(或她)在骂我”。但是她从不计较，不久都忘了。她心胸宽大，不念旧恶，所以能和任何人都和好相处，一辈子没一个冤家。
妈妈并不笨，该说她很聪明。她出身富商家，家里也请女先生教读书。她不但新旧小说都能看，还擅长女工。我出生那年，爸爸为她买了一台缝衣机。她买了衣料自己裁，自己缝，在缝衣机上缝，一会儿就做出一套衣裤。缝纫之余，妈妈常爱看看小说，旧小说如《缀白裘》，她看得吃吃地笑。看新小说也能领会各作家的风格，例如看了苏梅的《棘心》，又读她的《绿天》，就对我说：“她怎么学着苏雪林的《绿天》的调儿呀?”我说：“苏梅就是苏雪林啊!”
妈妈每晚记账，有时记不起这笔钱怎么花的，爸爸就夺过笔来，写“糊涂账”，不许她多费心思了。但据爸爸说，妈妈每月寄无锡大家庭的家用，一辈子没错过一天。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她是个忙人，每天当家过日子就够忙的。我家因爸爸的工作没固定的地方，常常调动，从上海调苏州，苏州调杭州，杭州调北京，北京又调回上海。
我爸爸厌于这类工作，改行做律师了。做律师要有个事务所，就买下了一所破旧的大房子。妈妈当然更忙了。接下来日寇侵华，妈妈随爸爸避居乡间，妈妈得了恶疾，一病不起，我们的妈妈从此没有了。
我想念妈妈，忽想到我怎么没写一篇《回忆我的母亲》啊?
我早已无父无母，姐妹兄弟也都没有了，独在灯下，写完这篇《回忆》，还痴痴地回忆又回忆。
坐在人生的边上
我由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 “媳妇”，从旧俗，行旧礼，一点没有“下嫁”的感觉。叩拜不过跪一下，礼节而已，和鞠躬没多大分别。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那么，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不合适不要结婚。
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我成名比钱锺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 文化 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所以，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使我很自豪。
钱锺书知我爱面子，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场。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他怕我太劳累，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当然洗得一塌糊涂，统统得重洗，他的体己让我感动。
诗人辛笛说钱锺书有“誉妻癖”，锺书的确欣赏我，不论是生活操劳或是翻译写作，对我的鼓励很大，也是爱情的基础。同样，我对钱锺书的作品也很关心、熟悉，1989年黄蜀芹要把他的《围城》搬上银幕，来我家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我觉得应表达《围城》的主要内涵，立即写了两句话给她，那就是：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钱锺书很赞同我的概括和解析，觉得“实获我心”。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下一页更多杨绛先生的文章
一说到钱钟书便会想到围城，一说到围城就会想到钱钟书，围城与钱钟书在人们眼里似乎是一对连体婴儿，提及其中一个便很自然的想到另一个。我也如此，因为围城而认识了钱钟书。在读围城之前我并不了解钱钟书，潜意识里他应该是一个很了不起、很严肃的人物，在读围城的时候便应证了我的这一判断，后来在课堂上听老师分析围城以及查阅到的关于围城的评论，就更令我深信不已。那些错中复杂的人物关系，那些纠结不清的真假面孔，那些背负虚伪面具而丢失本性的扭曲人生，那些看似平凡简单却隐藏着让你意想不到的人生哲学的语句，都令我震撼。震撼这本书的价值，更震撼这本书的作者，那时钱钟书先生种在我心中的形象有点类似于鲁迅，有着鹰一样锐利的眼睛，仿佛能洞悉世间的一切；有着刚毅而棱角分明的轮廓，如同崖壁上的雕像一般，冷酷而无情、不苟言笑；有着非常严密、严谨的逻辑思维。是一个站在制高点上的孤独者。然而前几天在读他的妻子杨绛写的《写的钱钟书》一文时，却让我了解到一个与我想象的完全不同的钱钟书，让我吃惊得半天合不拢嘴，一遍又一遍的翻看首页的作者反复确认是否真的是他的妻子杨绛。因为在杨绛的笔下，钱钟书先生是一个憨傻、搞笑、顽皮，充满孩子气和痴气的大小孩，非常的平易近人，也很有爱心，似乎永远都没有烦恼，整天乐呵呵的！完全跟你读围城时想象的钱钟书判若两人。发生在他身上的趣事儿可多了，据杨绛女士回忆，当他们还在牛津学习时，一天中午钱钟书先生午睡，她临帖，一个人写着写着字就睡着了，他醒来见她睡了，就饱蘸浓墨，给她画个花脸，添上了眼镜和八字胡。还有一个大热天他们的女儿正在熟睡（女儿还是娃娃的时候），他在女儿的肚子上画了一个大猪头，被他母亲发现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从此他不敢再画。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和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所以他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方可安心入睡，可是第二天他又藏东西进去。就这样他们一个藏，一个找，倒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在别人看来无聊至极，他却玩的不亦乐乎。钟书先生的这种痴傻气，不仅体现在亲人身上，还体现在动物身上。杨绛女士写道在解放后，他们在清华养过一只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善良的钟书先生就奋不顾身地上树救猫。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先生就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到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很让人无语对吧！这哪儿是一个成年人啊，还是一个有着那么严密的逻辑思维的成年人，根本就是一顽皮的小破孩儿！这是那个写《围城》的钱钟书吗？这是那个看破人世丑态的钱钟书吗？这是那个一针见血揪出社会弊端的钱钟书吗？不是说走在人类精神前言的引领者都是孤独而绝望的吗？像鲁迅、像艾青、像闻一多、像海子，可是为什么还会存在着这样的钱钟书呢？由此看来，人生过得有趣与否，并不在于智慧，而在于心态。如果你有幸成为一位智者，看到常人看不到的弊端，思索常人思索不了的问题，你时常“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渴望自己能变成一把钢刀立马刺破所有的黑暗，挽救社会，挽救人类。可是你总感到周围的人愚蠢麻木至极，不但不能帮助你扭转乾坤，反而时刻阻碍牵绊着你。于是你无比绝望，无比孤独，你愤世忌俗，憎恶一切，你觉得自己没有同行者，你觉得世上没有人可以理解你，你觉得自己活得很累。你认为这是先知者的悲哀，你理所应当的认为清醒者就注定终生孤独痛苦。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这样的人物数不胜数。可是，你知道吗？这真的只是你认为！就像钱钟书先生一样，他也是先知者，但他的人生却是那般的有趣而快乐。这就在于他的心态，超级无敌好的心态，尽管他也看到了许多的社会黑暗，尽管他也像所有的先知者一样想要挽救，但当他知道不能办到或者不能在短时间内办到的时候，他选择了暂时接受。因为他知道有很多东西都是欲速则不达，既然弊端已然存在，那么就一定有其存在的历史根源，它既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形成，当然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可破灭。是问题就总会有解决的时候，只是长短问题，就像脓疮，除了动手术切除以外还可以用中药慢慢化疗，这样还可以避免流血。他以一种幽默坦然的心态来看待一切，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静观所有，明明知晓一切，却不为一切烦恼，更不让这不好的一切来引领自己的人生。人们常说，人生难得糊涂！而我认为人生难得清醒却依旧快乐！
姓名：杨绛 原名：杨季康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11年 出生地：北京： 籍贯：江苏省无锡 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原籍江苏省无锡，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少年时代先后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读书。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当年考入清华大学，成为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35年与钱钟书结婚，同年夏季与丈夫同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秋回国，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著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风絮》等，翻译了《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等。1970年下放河南省息县干校，在菜园劳动。1972年回北京。“文革”后继续研究翻译外国文学，并从事散文创作。著有论文集《春泥集》，翻译了西班牙塞万提斯的著名长篇小说《堂·吉可德》等。关于干校生活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很受推崇，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并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其他还有一些散文如《将饮茶》、《回忆两篇》、《记钱钟书与〈围城〉》等都是平常的生活琐记和关于亲人的回忆文献性质的文章。长篇小说《洗澡》（三联书店1988年初版）以客观超脱的白描手法记录了一群知识分子在1953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其间的生活遭遇，以及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不同心态和表现，出版后很受评论界的重视。 《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风絮》、《将饮茶》、《回忆两篇》、《记钱钟书与〈围城〉》、《洗澡》等2007年8月，在96岁高龄之时出版《走到人生边生——自问自答》一书
杨绛(1911－ )，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生于7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作家、学者。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留学于英、法等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将饮茶》《干校六记》；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其中写于1984年的《老王》被选为初中教材。沉定简洁是杨绛作品语言特色。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 钱氏夫妇在学界德高望重，《围城》《洗澡》两部畅销书更令他们声名远播。然而，人们对其家庭生活却不甚了解。1998年，钱中书先生的逝世使文化界深感悲痛。但罕为人知的是钱先生和杨女士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一生的伴侣、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杨女士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92岁高龄的杨女士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杨绛 作家简介： 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
1935年，杨绛陪丈夫钱钟书去英国牛津就读。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在厨房忙活开了。 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 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不用起来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 吃着丈夫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 在民国时期的爱情里，杨绛和钱钟书可谓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当地的有名之士，杨绛和钱钟书的结合是真正的门当户对，他们的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的美好结合。 胡河清曾赞叹：“钱钟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在英国学习之余，他们还展开读书竞赛，看谁读的书多。 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 杨绛却不这么认为：“这是你的读法。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 在写作上，他们同样互相促进进步。杨绛在1942年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结果上演后，一鸣惊人，迅速走红。 看到妻子迅速走红，钱钟书坐不住了，也准备发表一部作品。 有一天，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 杨绛一听非常高兴，催他赶紧写，之后尽可能的包揽了日常的家务活和其他工作，全力支持丈夫创作。 就这样，不久后钱钟书的著名作品《围城》诞生了。 如果没有杨绛的全力支持，这部作品恐怕还要迁延很久。 就这样，钱钟书和杨绛夫妻两人，在读读写写、嘻嘻闹闹中，婚姻生活充满了无尽的情趣，让旁人甚是羡慕。 什么样的婚姻才算是美满的婚姻？像钱钟书和杨绛这样，两人在婚姻生活中互相支持、互相督促对方进步，平凡的生活充满情趣，是一种不错的婚姻方式吧！ 大家对杨绛和钱钟书的婚姻方式如何看？欢迎大家积极评论交流，喜欢文史的朋友随手关注，更多精彩有趣的历史人物小故事，敬请期待！ 图：钱钟书与杨绛。 参考文献： 《钱钟书与杨绛》； 《我们仨》。
人类对一元二次方程的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居住在底格里斯河和幼法拉底河的古巴比伦人已经能解一些一元二次方程。而在中国，《九章算术》“勾股”章中就有一题：“今有户高多于广六尺八寸，两隅相去适一丈，问户高、广各几何？。”之后的丢番图（古代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古代希腊数学家），赵爽，张遂，杨辉对一元二次方程的贡献更大贝祖（Bezout Etienne 1730.3.31~1783.9.27）法国数学家。少年时酷爱数学，主要从事方程论研究。他是最先认识到行列式价值的数学家之一。最早证明了齐次线性方程组有非零解的条件是系数行列式等于零。他在其第一篇论文《几种类型的方程》中用消元法将只含一个未知数的n次方程问题与解联立方程组问题联系起来，提供了某些n次方程的解法。他还用消元法解次数高于1的两个二元方程，并证明了关于方程次数的贝祖定理。1086～1093年，中国宋朝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出“隙积术”和“会圆术”，开始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 十一世纪，阿拉伯的阿尔·卡尔希第一次解出了二次方程的根。 十一世纪，阿拉伯的卡牙姆完成了一部系统研究三次方程的书《代数学》。 十一世纪，埃及的阿尔·海赛姆解决了“海赛姆”问题，即要在圆的平面上两点作两条线相交于圆周上一点，并与在该点的法线成等角。 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宋朝的贾宪在《黄帝九章算术细草》中，创造了开任意高次幂的“增乘开方法”，并列出了二项式定理系数表，这是现代“组合数学”的早期发现。后人所称的“杨辉三角”即指此法。 十二世纪，印度的拜斯迦罗著《立刺瓦提》一书，这是东方算术和计算方面的重要著作。 1202年，意大利的裴波那契发表《计算之书》，把印度—阿拉伯记数法介绍到西方。 1220年，意大利的裴波那契发表《几何学实习》一书，介绍了许多阿拉伯资料中没有的示例。 1247年，中国宋朝的秦九韶著《数书九章》共十八卷，推广了“增乘开方法”。书中提出的联立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比西方早五百七十余年。 1248年，中国宋朝的李治著《测圆海镜》十二卷，这是第一部系统论述“天元术”的著作。 1261年，中国宋朝的杨辉著《详解九章算法》，用“垛积术”求出几类高阶等差级数之和。 1274年，中国宋朝的杨辉发表《乘除通变本末》，叙述“九归”捷法，介绍了筹算乘除的各种运算法。 1280年，元朝《授时历》用招差法编制日月的方位表(中国 王恂、郭守敬等)。 十四世纪中叶前，中国开始应用珠算盘。 1303年，中国元朝的朱世杰著《四元玉鉴》三卷，把“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 1464年，德国的约·米勒在《论各种三角形》(1533年出版)中，系统地总结了三角学。 1494年，意大利的帕奇欧里发表《算术集成》，反映了当时所知道的关于算术、代数和三角学的知识。 1545年，意大利的卡尔达诺、费尔诺在《大法》中发表了求三次方程一般代数解的公式。 1550～1572年，意大利的邦别利出版《代数学》，其中引入了虚数，完全解决了三次方程的代数解问题。 1591年左右，德国的韦达在《美妙的代数》中首次使用字母表示数字系数的一般符号，推进了代数问题的一般讨论。 1596～1613年，德国的奥脱、皮提斯库斯完成了六个三角函数的每间隔10秒的十五位小数表。 1614年，英国的耐普尔制定了对数。 1615年，德国的开卜勒发表《酒桶的立体几何学》，研究了圆锥曲线旋转体的体积。 1635年，意大利的卡瓦列利发表《不可分连续量的几何学》，书中避免无穷小量，用不可分量制定了一种简单形式的微积分。 1637年，法国的笛卡尔出版《几何学》，提出了解析几何，把变量引进数学，成为“数学中的转折点”。 1638年，法国的费尔玛开始用微分法求极大、极小问题。 1638年，意大利的伽里略发表《关于两种新科学的数学证明的论说》，研究距离、速度和加速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无穷集合的概念，这本书被认为是伽里略重要的科学成就。 1639年，法国的迪沙格发表了《企图研究圆锥和平面的相交所发生的事的草案》，这是近世射影几何学的早期工作。 1641年，法国的帕斯卡发现关于圆锥内接六边形的“帕斯卡定理”。 1649年，法国的帕斯卡制成帕斯卡计算器，它是近代计算机的先驱。 1654年，法国的帕斯卡、费尔玛研究了概率论的基础。 1655年，英国的瓦里斯出版《无穷算术》一书，第一次把代数学扩展到分析学。 1657年，荷兰的惠更斯发表了关于概率论的早期论文《论机会游戏的演算》。 1658年，法国的帕斯卡出版《摆线通论》，对“摆线”进行了充分的研究。 1665～1676年，牛顿(1665～1666年)先于莱布尼茨(1673～1676年)制定了微积分，莱布尼茨(1684～1686年)早于牛顿(1704～1736年)发表了微积分。 1669年，英国的牛顿、雷夫逊发明解非线性方程的牛顿—雷夫逊方法。 1670年，法国的费尔玛提出“费尔玛大定理”。 1673年，荷兰的惠更斯发表了《摆动的时钟》，其中研究了平面曲线的渐屈线和渐伸线。 1684年，德国的莱布尼茨发表了关于微分法的著作《关于极大极小以及切线的新方法》。 1686年，德国的莱布尼茨发表了关于积分法的著作。 1691年，瑞士的约·贝努利出版《微分学初步》，这促进了微积分在物理学和力学上的应用及研究。 1696年，法国的洛比达发明求不定式极限的“洛比达法则”。 1697年，瑞士的约·贝努利解决了一些变分问题，发现最速下降线和测地线。 1704年，英国的牛顿发表《三次曲线枚举》《利用无穷级数求曲线的面积和长度》《流数法》。 1711年，英国的牛顿发表《使用级数、流数等等的分析》。 1713年，瑞士的雅·贝努利出版了概率论的第一本著作《猜度术》。 1715年，英国的布·泰勒发表《增量方法及其他》。 1731年，法国的克雷洛出版《关于双重曲率的曲线的研究》，这是研究空间解析几何和微分几何的最初尝试。 1733年，英国的德·勒哈佛尔发现正态概率曲线。 1734年，英国的贝克莱发表《分析学者》，副标题是《致不信神的数学家》，攻击牛顿的《流数法》，引起所谓第二次数学危机。 1736年，英国的牛顿发表《流数法和无穷级数》。 1736年，瑞士的欧拉出版《力学、或解析地叙述运动的理论》，这是用分析方法发展牛顿的质点动力学的第一本著作。 1742年，英国的麦克劳林引进了函数的幂级数展开法。 1744年，瑞士的欧拉导出了变分法的欧拉方程，发现某些极小曲面。 1747年，法国的达朗贝尔等由弦振动的研究而开创偏微分方程论。 1748年，瑞士的欧拉出版了系统研究分析数学的《无穷分析概要》，这是欧拉的主要著作之一。 1755～1774年，瑞士的欧拉出版了《微分学》和《积分学》三卷。书中包括微分方程论和一些特殊的函数。 1760～1761年，法国的拉格朗日系统地研究了变分法及其在力学上的应用。 1767年，法国的拉格朗日发现分离代数方程实根的方法和求其近似值的方法。 1770～1771年，法国的拉格朗日把置换群用于代数方程式求解，这是群论的开始。 1772年，法国的拉格朗日给出三体问题最初的特解。 1788年，法国的拉格朗日出版了《解析力学》，把新发展的解析法应用于质点、刚体力学。 1794年，法国的勒让德出版流传很广的初等几何学课本《几何学概要》。 1794年，德国的高斯从研究测量误差，提出最小二乘法，于1809年发表。 1797年，法国的拉格朗日发表《解析函数论》，不用极限的概念而用代数方法建立微分学。 1799年，法国的蒙日创立画法几何学，在工程技术中应用颇多。 1799年，德国的高斯证明了代数学的一个基本定理：实系数代数方程必有根。 微分方程:大致与微积分同时产生 。事实上，求y′＝f(x)的原函数问题便是最简单的微分方程。I.牛顿本人已经解决了二体问题：在太阳引力作用下，一个单一的行星的运动。他把两个物体都理想化为质点，得到3个未知函数的3个二阶方程组，经简单计算证明，可化为平面问题，即两个未知函数的两个二阶微分方程组。用现在叫做“首次积分”的办法，完全解决了它的求解问题。17世纪就提出了弹性问题，这类问题导致悬链线方程、振动弦的方程等等。总之，力学、天文学、几何学等领域的许多问题都导致微分方程。在当代，甚至许多社会科学的问题亦导致微分方程，如人口发展模型、交通流模型……。因而微分方程的研究是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的。当初，数学家们把精力集中放在求微分方程的通解上，后来证明这一般不可能，于是逐步放弃了这一奢望，而转向定解问题：初值问题、边值问题、混合问题等。但是，即便是一阶常微分方程，初等解(化为积分形式)也被证明不可能，于是转向定量方法（数值计算）、定性方法，而这首先要解决解的存在性、唯一性等理论上的问题。 方程对于学过中学数学的人来说是比较熟悉的；在初等数学中就有各种各样的方程，比如线性方程、二次方程、高次方程、指数方程、对数方程、三角方程和方程组等等。这些方程都是要把研究的问题中的已知数和未知数之间的关系找出来，列出包含一个未知数或几个未知数的一个或者多个方程式，然后取求方程的解。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出现一些特点和以上方程完全不同的问题。比如：物质在一定条件下的运动变化，要寻求它的运动、变化的规律；某个物体在重力作用下自由下落，要寻求下落距离随时间变化的规律；火箭在发动机推动下在空间飞行，要寻求它飞行的轨道，等等。 物质运动和它的变化规律在数学上是用函数关系来描述的，因此，这类问题就是要去寻求满足某些条件的一个或者几个未知函数。也就是说，凡是这类问题都不是简单地去求一个或者几个固定不变的数值，而是要求一个或者几个未知的函数。 解这类问题的基本思想和初等数学解方程的基本思想很相似，也是要把研究的问题中已知函数和未知函数之间的关系找出来，从列出的包含未知函数的一个或几个方程中去求得未知函数的表达式。但是无论在方程的形式、求解的具体方法、求出解的性质等方面，都和初等数学中的解方程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在数学上，解这类方程，要用到微分和导数的知识。因此，凡是表示未知函数的导数以及自变量之间的关系的方程，就叫做微分方程。 微分方程差不多是和微积分同时先后产生的，苏格兰数学家耐普尔创立对数的时候，就讨论过微分方程的近似解。牛顿在建立微积分的同时，对简单的微分方程用级数来求解。后来瑞士数学家雅各布�6�1贝努利、欧拉、法国数学家克雷洛、达朗贝尔、拉格朗日等人又不断地研究和丰富了微分方程的理论。 常微分方程的形成与发展是和力学、天文学、物理学，以及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数学的其他分支的新发展，如复变函数、李群、组合拓扑学等，都对常微分方程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前计算机的发展更是为常微分方程的应用及理论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工具。 牛顿研究天体力学和机械力学的时候，利用了微分方程这个工具，从理论上得到了行星运动规律。后来，法国天文学家勒维烈和英国天文学家亚当斯使用微分方程各自计算出那时尚未发现的海王星的位置。这些都使数学家更加深信微分方程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方面的巨大力量。 微分方程的理论逐步完善的时候，利用它就可以精确地表述事物变化所遵循的基本规律，只要列出相应的微分方程，有了解方程的方法。微分方程也就成了最有生命力的数学分支。
哦!长见识了!
1 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在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中，中国数学持续繁荣时期最为长久。从公元前后至公元14世纪，中国古典数学先后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即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宋元时期，并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 与以证明定理为中心的希腊古典数学不同，中国古代数学是以创造算法特别是各种解方程的算法为主线。从线性方程组到高次多项式方程，乃至不定方程，中国古代数学家创造了一系列先进的算法(中国数学家称之为“术”)，他们用这些算法去求解相应类型的代数方程，从而解决导致这些方程的各种各样的科学和实际问题。特别是，几何问题也归结为代数方程，然后用程式化的算法来求解。因此，中国古代数学具有明显的算法化、机械化的特征。以下择要举例说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这种特征。 1.1 线性方程组与“方程术”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经典《九章算术》(约公元前2世纪)卷8的“方程术”，是解线性方程组的算法。以该卷第1题为例，用现代符号表述，该问题相当于解一个三元一次方程组： 3x+2y+z＝39 2x+3y+z＝34 x+2y+3z＝26 《九章》没有表示未知数的符号，而是用算筹将x�y�z的系数和常数项排列成一个(长)方阵： 1 2 3 2 3 2 3 1 1 26 34 39 “方程术”的关键算法叫“遍乘直除”，在本例中演算程序如下：用右行(x)的系数(3)“遍乘”中行和左行各数，然后从所得结果按行分别“直除”右行，即连续减去右行对应各数，就将中行与左行的系数化为0。反复执行这种“遍乘直除”算法，就可以解出方程。很清楚，《九章算术》方程术的“遍乘直除” 算法，实质上就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解线性方程组的消元法，以往西方文献中称之为“高斯消去法”，但近年开始改变称谓,如法国科学院院士、原苏黎世大学数学系主任P.Gabriel教授在他撰写的教科书[4]中就称解线性方程组的消元法为“张苍法”，张苍相传是《九章算术》的作者之一。 1.2 高次多项式方程与“正负开方术” 《九章算术》卷4中有“开方术”和“开立方术”。《九章算术》中的这些算法后来逐步推广到开更高次方的情形，并且在宋元时代发展为一般高次多项式方程的数值求解。秦九韶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他在《数书九章》(1247年)一书中给出了高次多项式方程数值解的完整算法，即他所称的“正负开方术”。 用现代符号表达，秦九韶“正负开方术”的思路如下：对任意给定的方程 f(x)=a0xn+a1xn-1+……+an-2x2+an-1x+an=0 (1) 其中a0≠0，an<0,要求(1)式的一个正根。秦九韶先估计根的最高位数字，连同其位数一起称为“首商”，记作c，则根x＝c+h，代入(1)得 f(c+h)=a0(c+h)n+a1(c+h)n-1+……+an-1(c+h)+an=0 按h的幂次合并同类项即得到关于h的方程: f(h)=a0hn+a1hn-1+……+an-1h+an=0 (2) 于是又可估计满足新方程(2)的根的最高位数字。如此进行下去，若得到某个新方程的常数项为0，则求得的根是有理数；否则上述过程可继续下去，按所需精度求得根的近似值。 如果从原方程(1)的系数a0,a1，…,an及估值c求出新方程(2)的系数a0,a1，…,an的算法是需要反复迭代使用的，秦九韶给出了一个规格化的程序，我们可称之为“秦九韶程序”， 他在《数书九章》中用这一算法去解决各种可以归结为代数方程的实际问题，其中涉及的方程最高次数达到10次，秦九韶解这些问题的算法整齐划一，步骤分明，堪称是中国古代数学算法化、机械化的典范。 1.3 多元高次方程组与“四元术” 绝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线性方程组或一个未知量的多项式方程来求解。实际上，可以说更大量的实际问题如果能化为代数方程求解的话，出现的将是含有多个未知量的高次方程组。 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即使在今天也绝非易事。历史上最早对多元高次方程组作出系统处理的是中国元代数学家朱世杰。朱世杰的《四元玉鉴》(1303年)一书中涉及的高次方程达到了4个未知数。朱世杰用“四元术”来解这些方程。“四元术”首先是以“天”、“地”、“人”、“物”来表示不同的未知数，同时建立起方程式，然后用顺序消元的一般方法解出方程。朱世杰在《四元玉鉴》中创造了多种消元程序。 通过《四元玉鉴》中的具体例子可以清晰地了解朱世杰“四元术”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例子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几何问题导出的。这种将几何问题转化为代数方程并用某种统一的算法求解的例子，在宋元数学著作中比比皆是，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几何代数化和机械化的倾向。 1.4 一次同余方程组与“中国剩余定理” 中国古代数学家出于历法计算的需要，很早就开始研究形如： X≡Ri (mod ai) i=1,2,...,n (1) (其中ai 是两两互素的整数)的一次同余方程组求解问题。公元4世纪的《孙子算经》中已有相当于求解下列一次同余组的著名的“孙子问题”： X≡2(mod3) ≡3(mod5) ≡2(mod7) 《孙子算经》作者给出的解法，引导了宋代秦九韶求解一次同余组的一般算法——“大衍求一术”。现代文献中通常把这种一般算法称为“中国剩余定理”。 1.5 插值法与“招差术” 插值算法在微积分的酝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国，早从东汉时期起，学者们就惯用插值法来推算日月五星的运动。起初是简单的一次内插法，隋唐时期出现二次插值法(如一行《大衍历》，727年)。由于天体运动的加速度也不均匀，二次插值仍不够精密。随着历法的进步，到了宋元时代，便产生了三次内插法(郭守敬《授时历》，1280年)。在此基础上，数学家朱世杰更创造出一般高次内插公式，即他所说的“招差术”。 朱世杰的公式相当于 f(n)=n△+ n(n�1)△2+ n(n�1)(n�2)△3 + n(n�1)(n�2)(n�3)△4+…… 这是一项很突出的成就。 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中国古代数学家的所有算法，但仅从以上介绍不难看到，古代与中世纪中国数学家创造的算法，有许多即使按现代标准衡量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些算法所表达的数学真理，有的在欧洲直到18世纪以后依赖近代数学工具才重新获得(如前面提到的高次代数方程数值求解的秦九韶程序，与1819年英国数学家W. 霍纳重新导出的“霍纳算法”基本一致；多元高次方程组的系统研究在欧洲也要到18世纪末才开始在E. 别朱等人的著作中出现；解一次同余组的剩余定理则由欧拉与高斯分别独立重新获得；至于朱世杰的高次内插公式，实质上已与现在通用的牛顿-格列高里公式相一致)。这些算法的结构，其复杂程度也是惊人的。如对秦九韶“大衍求一术”和“正负开方术”的分析表明，这些算法的计算程序，包含了现代计算机语言中构造非平易算法的基本要素与基本结构。这类复杂的算法，很难再仅仅被看作是简单的经验法则了，而是高度的概括思维能力的产物，这种能力与欧几里得几何的演绎思维风格截然不同，但却在数学的发展中起着完全可与之相媲美的作用。事实上，古代中国算法的繁荣，同时也孕育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概念，显示了算法化思维在数学进化中的创造意义和动力功能。以下亦举几例。 1.6 负数的引进 《九章算术》“方程术”的消元程序，在方程系数相减时会出现较小数减较大数的情况，正是在这里，《九章算术》的作者们引进了负数，并给出了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即“正负术”。 对负数的认识是人类数系扩充的重大步骤。公元7世纪印度数学家也开始使用负数，但负数的认识在欧洲却进展缓慢，甚至到16世纪，韦达的著作还回避负数。 1.7 无理数的发现 中国古代数学家在开方运算中接触到了无理数。《九章算术》开方术中指出了存在有开不尽的情形：“若开方不尽者，为不可开”，《九章算术》的作者们给这种不尽根数起了一个专门名词——“面”。“面”，就是无理数。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正方形的对角线不是有理数时惊慌失措的表现相比，中国古代数学家却是相对自然地接受了那些“开不尽”的无理数，这也许应归功于他们早就习惯使用的十进位制，这种十进位制使他们能够有效地计算“不尽根数”的近似值。为《九章算术》作注的三国时代数学家刘徽就在“开方术”注中明确提出了用十进制小数任意逼近不尽根数的方法，他称之为“求微数法”，并指出在开方过程中，“其一退以十为步，其再退以百为步，退之弥下，其分弥细，则……虽有所弃之数，不足言之也”。 十进位值记数制是对人类文明不可磨灭的贡献。法国大数学家拉普拉斯曾盛赞十进位值制的发明，认为它“使得我们的算术系统在所有有用的创造中成为第一流的”。中国古代数学家正是在严格遵循十进位制的筹算系统基础上，建立起了富有算法化特色的东方数学大厦。 1.8 贾宪三角或杨辉三角 从前面关于高次方程数值求解算法(秦九韶程序)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开方术是以�c+hn的二项展开为基础的，这就引导了二项系数表的发现。南宋数学家杨辉著《详解九章算法》(1261年)中，载有一张所谓“开方作法本源图”，实际就是一张二项系数表。这张图摘自公元1050年左右北宋数学家贾宪的一部著作。“开方作法本源图”现在就叫“贾宪三角”或“杨辉三角”。二项系数表在西方则叫“帕斯卡三角”�1654年。 1.9 走向符号代数 解方程的数学活动，必然引起人们对方程表达形式的思考。在这方面，以解方程擅长的中国古代数学家们很自然也是走在了前列。在宋元时期的数学著作中，已出现了用特定的汉字作为未知数符号并进而建立方程的系统努力。这就是以李冶为代表的“天元术”和以朱世杰为代表的“四元术”。所谓“天元术”，首先是“立天元一为某某”，这相当于“设为某某”，“天元一”就表示未知数，然后在筹算盘上布列“天元式”，即一元方程式。该方法被推广到多个未知数情形，就是前面提到的朱世杰的“四元术”。因此，用天元术和四元术列方程的方法，与现代代数中的列方程法已相类似。 符号化是近世代数的标志之一。中国宋元数学家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天元术”和“四元术”，是以创造算法特别是解方程的算法为主线的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高峰�。 2 中国古代数学对世界数学发展的贡献 数学的发展包括了两大主要活动：证明定理和创造算法。定理证明是希腊人首倡，后构成数学发展中演绎倾向的脊梁；算法创造昌盛于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印度，形成了数学发展中强烈的算法倾向。统观数学的历史将会发现，数学的发展并非总是演绎倾向独占鳌头。在数学史上，算法倾向与演绎倾向总是交替地取得主导地位。古代巴比伦和埃及式的原始算法时期，被希腊式的演绎几何所接替，而在中世纪，希腊数学衰落下去，算法倾向在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度繁荣起来；东方数学在文艺复兴前夕通过阿拉伯传播到欧洲，对近代数学兴起产生了深刻影响。事实上，作为近代数学诞生标志的解析几何与微积分，从思想方法的渊源看都不能说是演绎倾向而是算法倾向的产物。 从微积分的历史可以知道，微积分的产生是寻找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的普遍算法的结果�6�。这些问题包括：决定物体的瞬时速度、求极大值与极小值、求曲线的切线、求物体的重心及引力、面积与体积计算等。从16世纪中开始的100多年间，许多大数学家都致力于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特殊算法。牛顿与莱布尼兹的功绩是在于将这些特殊的算法统一成两类基本运算——微分与积分，并进一步指出了它们的互逆关系。无论是牛顿的先驱者还是牛顿本人，他们所使用的算法都是不严格的，都没有完整的演绎推导。牛顿的流数术在逻辑上的瑕疵更是众所周知。对当时的学者来说，首要的是找到行之有效的算法，而不是算法的证明。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18世纪。18世纪的数学家也往往不管微积分基础的困难而大胆前进。如泰勒公式，欧拉、伯努利甚至19世纪初傅里叶所发现的三角展开等，都是在很长时期内缺乏严格的证明。正如冯·诺伊曼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数学家会把这一时期的发展看作是异端邪道；这个时期产生的数学成果被公认为第一流的。并且反过来，如果当时的数学家一定要在有了严密的演绎证明之后才承认新算法的合理性，那就不会有今天的微积分和整个分析大厦了。 现在再来看一看更早的解析几何的诞生。通常认为，笛卡儿发明解析几何的基本思想，是用代数方法来解几何问题。这同欧氏演绎方法已经大相径庭了。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去阅读笛卡儿的原著，就会发现贯穿于其中的彻底的算法精神。《几何学》开宗明义就宣称：“我将毫不犹豫地在几何学中引进算术的术语，以便使自己变得更加聪明”。众所周知，笛卡儿的《几何学》是他的哲学著作《方法论》的附录。笛卡儿在他另一部生前未正式发表的哲学著作《指导思维的法则》(简称《法则》)中曾强烈批判了传统的主要是希腊的研究方法，认为古希腊人的演绎推理只能用来证明已经知道的事物，“却不能帮助我们发现未知的事情”。因此他提出“需要一种发现真理的方法”，并称之为“通用数学”(mathesis universakis)。笛卡儿在《法则》中描述了这种通用数学的蓝图，他提出的大胆计划，概而言之就是要将一切科学问题转化为求解代数方程的数学问题： 任何问题→数学问题→代数问题→方程求解而笛卡儿的《几何学》，正是他上述方案的一个具体实施和示范，解析几何在整个方案中扮演着重要的工具作用，它将一切几何问题化为代数问题，这些代数问题则可以用一种简单的、几乎自动的或者毋宁说是机械的方法去解决。这与上面介绍的古代中国数学家解决问题的路线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从文艺复兴到17世纪近代数学兴起的大潮中，回响着东方数学特别是中国数学的韵律。整个17—18世纪应该看成是寻求无穷小算法的英雄年代，尽管这一时期的无穷小算法与中世纪算法相比有质的飞跃。而从19世纪特别是70年代直到20世纪中，演绎倾向又重新在比希腊几何高得多的水准上占据了优势。因此，数学的发展呈现出算法创造与演绎证明两大主流交替繁荣、螺旋式上升过程： 演绎传统——定理证明活动 算法传统——算法创造活动 中国古代数学家对算法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毋容置疑的巨大贡献。 我们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传统，并不意味中国古代数学中没有演绎倾向。事实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数学家的工作中，已出现具有相当深度的论证思想。如赵爽勾股定理证明、刘徽“阳马”�一种长方锥体体积证明、祖冲之父子对球体积公式的推导等等，均可与古希腊数学家相应的工作媲美。赵爽勾股定理证明示意图“弦图”原型，已被采用作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会标。令人迷惑的是，这种论证倾向随着南北朝的结束，可以说是戛然而止。囿于篇幅和本文重点，对这方面的内容这里不能详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参考文献�3�。 3 古为今用，创新发展 到了20世纪，至少从中叶开始，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对数学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并孕育出孤立子理论、混沌动力学、四色定理证明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借助计算机及有效的算法猜测发现新事实、归纳证明新定理乃至进行更一般的自动推理……，这一切可以说已揭开了数学史上一个新的算法繁荣时代的伟大序幕。科学界敏锐的有识之士纷纷预见到数学发展的这一趋势。在我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华罗庚教授就亲自领导建立了计算机研制组，为我国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吴文俊教授更是从70年代中开始，毅然由原先从事的拓扑学领域转向定理机器证明的研究，并开创了现代数学的崭新领域——数学机械化。被国际上誉为“吴方法”的数学机械化方法已使中国在数学机械化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而正如吴文俊教授本人所说：“几何定理证明的机械化问题，从思维到方法，至少在宋元时代就有蛛丝马迹可寻，”他的工作“主要是受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吴方法”，是中国古代数学算法化、机械化精髓的发扬光大。 计算机影响下算法倾向的增长，自然也引起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数学中算法传统的兴趣。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D.E.Knuth就呼吁人们关注古代中国和印度的算法�5�。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的来说还亟待加强。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包括数学是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的，而阿拉伯地区是这种文化传播的重要中转站。现存有些阿拉伯数学与天文著作中包含有一定的中国数学与天文学知识，如著名的阿尔·卡西《算术之钥》一书中有相当数量的数学问题显示出直接或间接的中国来源，而根据阿尔·卡西本人记述，他所工作的天文台中就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学者。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西方中心论”特别是“希腊中心论”的影响以及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有关资料还远远没有得到发掘。正是为了充分揭示东方数学与欧洲数学复兴的关系，吴文俊教授特意从他荣获的国家最高科学奖中拨出专款成立了“吴文俊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鼓励支持年轻学者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这是具有深远意义之举。 研究科学的历史，其重要意义之一就是从历史的发展中获得借鉴和汲取教益，促进现实的科学研究，通俗地说就是“古为今用”。吴文俊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假如你对数学的历史发展，对一个领域的发生和发展，对一个理论的兴旺和衰落，对一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对一种重要思想的产生和影响等这许多历史因素都弄清了，我想，对数学就会了解得更多，对数学的现状就会知道得更清楚、更深刻，还可以对数学的未来起一种指导作用，也就是说，可以知道数学究竟应该按怎样的方向发展可以收到最大的效益”。数学机械化理论的创立，正是这种古为今用原则的硕果。我国科学技术的伟大复兴，呼唤着更多这样既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有鲜明时代气息的创新。
一楼的简直答非所问，他问的是杨辉三角形，你怎么答成幻方了？1 1 1 1 2 1 1 3 3 1 1 4 6 4 1 1 5 10 10 5 1 1 6 15 20 15 6 1 试着让学生观察一下，你从上面发现了什么？ S1：这些数排列的形状像等腰三角形，两腰上的数都是1 S2：从右往左斜着看，第一列是1，1，1，1，1，1，1；第二列是，1，2，3，4，5，6；第三列是1，3，6，10，15；第四列是1，4，10，20；第五列是1，5，15；第六列是1，6……。 从左往右斜着看，第一列是1，1，1，1，1，1，1；第二列是1，2，3，4，5，6……和前面的看法一样。我发现这个数列是左右对称的。 S3：上面两个数之和就是下面的一行的数。 S4：这行数是第几行，就是第二个数加一。…… 学生能从观察中，发现很多有趣的知识。笔者继续提出：“如果我要求得第六行的所有数字之和，你有好办法么？” S5：1＋5＋10＋10＋5＋1=（1＋5＋10）×2=32 故事我找不来
本文运用公共选择学派理论来描述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政策决策和实施过程，把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共选择过程分为初级政治市场、政策供给市场和政策执行市场三个部分，通过论述中国地方公共选择过程中现实存在的“铁三角”关系，以及在片面政绩评价标准的激励下地方政府本身固有的有限理性和追求垄断租金最大化的冲动，揭示了各种经济过热背后的深层次的地方政府决策体制中的设计缺陷，并提出了克服相关缺陷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地方政府；公共选择；越位与缺位 目前，对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研究强调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政治企业家”和“制度企业家”在多样化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注意到了地方政府主体的目标多重性(本地区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中央政府的满意程度等)。但从公共选择的视角，对地方政府在既定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行为讨论较少。本文认为，分层治理的效率取决于治理成本与治理收益的比较，在信息传递链条过长(上级政府很难做到对下级政府的“现场监督”)和监督约束不力条件下，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具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冲动和强烈的届别机会主义倾向。本文力图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运用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人”范式，系统地分析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 皮科克(Alanpeacock)把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分为三个大的政治市场：初级政治市场、政策供给市场和政策执行市场(皮科克，1992)。在初级政治市场上，政治家把政策“卖”给选民，选民则为政治家支付选票；在政策供给市场上，官员为了实现当选政府的政策目标将提供不同的行政手段；在政策执行市场上，主要分析政策执行结果及其影响。按照这个思路，本文依次构筑了转型期的中国地方初级政治市场、政策供给市场和政策执行市场。 二、地方初级政治市场 在对中国地方初级政治市场的研究中，黄继忠通过对实现有效监督必要条件的分析，论证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同级政府的弱监督(黄继忠，2003)。因此，本文认为以下三点在现实实践中是存在的：一是各级地方人大尚未对同级政府构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二是各级党委首脑是同级政府的最高领导者；三是上级党委和政府对下级政府行政首脑的任免有决定性发言权。众所周知，公共选择理论中的“铁三角”指：利益集团、立法者联盟和行政机构。按照上述假设，中国现实中的“铁三角”则包括地方政府、上级政府(替代立法者联盟)和微观主体(替代利益集团)三个组成部分。 微观主体X1主要指政府辖区内的企业和居民。其效用函数前者为利润最大化A，后者为效用最大化B。同时，也追求市场自由和机会最大化C(杨瑞龙，杨其静，2000)。其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U(X1)=U(A，B，C)。需要说明的是，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对地方政府来讲，企业的效用要大于居民的效用。一方面，企业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税收和就业机会，而这些是地方政府政绩显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企业可以组成商会或行会等“压力集团”游说或贿赂地方官员。而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原子式的居民不可能有组成庞大利益集团的激励(奥尔森，1994)，这在实际生活中也表现为地方人大和工会的功能弱化。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认为企业是微观主体博弈方的主导者，即A>B。或者说，在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中，自变量——微观主体的满意程度实际上主要是辖区企业的满意程度。在没有利益集团和党派组织的情况下，个人很难发出政治声音，造成个人失语。 地方政府X2主要指中国省级或省级以下各级政府组织和行政主体。按照靳涛的划分法(靳涛，2003)，现阶段中国地方政府至少应包括下列变量：上级政府的满意程度D，微观主体的满意程度E，地方政府垄断租金最大化F。本文同样采取这种划分法。因此，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U(X2)=(D,E,F)。按照中国目前的干部任用体制，上级政府的满意无异于西方政治家眼中选民的选票，是决定性的。微观主体特别是企业的满意程度同样对地方政府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辖区企业的“用税投票”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等行为与地方经济发展和税收增长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当然这些因素只有能够间接转变为上级政府以及辖区居民的“满意”才可能达到地方政府的最终目标。因此，辖区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实际上存在台伯特(TieboutModel)选择问题。 先做两个假设：资金能够跨地区流动；自由投资者追逐高的资金回报。这样只须把台伯特模型中追求不同公共物品的公民替换为追逐高资金回报率的自由投资者(企业)即可。所不同的是前者追求较低税率与较高公共服务水平的组合，而后者追求较低税率、较高服务水平与较高资金回报率的组合。与“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不同的是，在这里博弈主体双方的信息是互通的，并且对方行为可以预见。由于在现实中企业存在搬迁费用，该博弈为正和合作博弈。也就是说，积极支持辖区企业对地方政府和辖区企业是双赢的。 上级政府X3指某级地方政府的上级主管行政机构，当然也可能是中央政府。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假定社会总产出最大化C是其效用函数的惟一变量。当然这并不客观，至少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的三个变量(上级政府的满意程度D，微观主体的满意程度E，地方政府垄断租金最大化F)都应该包括在内，因为除非是乡镇政府，每一级地方政府都有下一级政府。但是，从权力归属上看，上级政府拥有对下属机构的控制索取权和剩余索取权，因此更加具有宏观性和全局性。并且，本文力图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进行分析，所以上级政府的效用函数就简化为U(X3)=U(G)。 在分析完地方初级政治市场的三个主体之后，我们使得到了地方初级政治市场的基本框架，见图1。从公共选择理论看，政治家是为了继续当选而制定政策，而不是为了制定政策而当选。对当前的中国地方政府来说，这个论断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有一定的客观性。前面已经提到，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首脑的任命上拥有比较大的发言权，并且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和税收的数量是我国各级政府考察干部的主要标准之一。因此，地方政府有比较强的政绩显示需求。 在地方政府的辖区内，微观主体特别是企业无疑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在户籍制度有所放松和非公有资本基本可以跨地区流动的条件下，微观主体的跨区域流动选择的机会成本成为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约束条件之一。杨瑞龙认为，在转型期为了捕捉潜在的制度利润，地方政府有带领辖区企业进行制度创新的强烈冲动，因为潜在的制度利润很可能成为地方政府政绩显示的一部分，因此，地方政府成为“中间扩散性制度变迁”的主角(杨瑞龙，1998，2000)。而靳涛的微观“突破”和宏观“选择”同样证明地方政府在与辖区企业合作的重要性(靳涛，2003)。在此，地方政府代表辖区企业成为旨在捕捉潜在利润的而主动创新并制定行动方案的“第一行动集团”，而上级政府则扮演立法者和执法者的“第二行动集团”。达到进化安定均衡后，创新利润将在两类组织之间进行分配。 因此，在地方初级政治市场上，地方政府首脑力求通过各种措施(包括积极扶持辖区企业、争取上级支持和优惠政策以及制度创新等旨在发展地方经济的政府行为)进行政绩显示，从而获得上级政府的认可。当然，在正常情况下辖区微观主体的“经济投票”只有通过政绩显示机制转化为上级政府的“政治投票”，地方政府首脑才能得到连任或升迁。从这个意义上讲，微观主体和上级政府都是地方政府的“选民”，前者间接投票，后者直接投票，当然后者是决定性的。 三、地方政策供给市场 本文对地方政策供给市场的分析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假设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它既可能是因为对未知世界的无知，也可能是信息不对称，或者是在交易成本比较高的条件下基于成本一收益计算的“理性无知”。在这个假设下，本文引进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策供给的三个模型：仙女、半仙女模型(GoodandSemigoodFairyModel)、不确定世界模型(UnceamnWorldModel)和女巫模型(WickedWickModel)(乔且史蒂文斯，1999)。接下来，本文将结合中国地方政府运作机制的实际情况逐一进行分析。为了便于分析，在图1的基础上拓展出三个公共选择市场的整体分析框架(见图2)。 1.仙女、半仙女模型 仙女模型指的是政策供给者的作用只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或者不愿解决的事情，并且政府的行为是明智和理性的，其结果是帕雷托最优，即人们都从政府行为中受益，而没有人受损；而半仙女模型则实际上是卡尔多补偿原则，即在改变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损，但是受益大于受损。在政府集中精力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物品时就会产出这种单向的社会总产出增大的效应，并且按照“瓦格纳定理”，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提高。 2．不确定世界模型 该模型指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有限理性从而导致的无谓损失。其主要特点是主观出发点是好的，但行为是非理性的，结果是破坏性的。严格讲，不确定模型中的无谓损失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政府职责范围之内的(即弥补市场缺陷的领域)。其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决策程序不规范，缺乏必要的科学论证、民意听证和民主监督程序。如，许多城市主干道的各种管道铺设问题，由于没有科学的规划，水、电、暖、通信管道各顾各家，拆了补，补了拆，从而造成了道路交通的拥挤和市政资金的大量浪费，这是典型的无谓损失。当然，如果某届政府为了节约成本，力求在短时期内树立市政形象，从而采取了“理性的无知”，下意识把困难和不便留给下一届政府，那么这种政府行为则带有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必须通过必要的民意听证和民主(地方人大)监督来解决。二是绝大部分的无谓损失发生在政府越位的领域。纵观世界经济史，政府主导的“赶超”与政府行为“越位”如影随形。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一般不会坐等“马太效应”的发生，任凭本地区与发达地方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于是便会直接插手经济发展。一旦政府干预涉及市场自行配置有效的领域，就会发生无谓损失，甚至是人为的损失。比如，某地上年苹果价高，供不应求，当地政府便会实施“富民工程”(曹锦清，2000)强令农民每家每户种苹果，其结果可想而知——“果贱伤农”“富民工程”变成了“害民工程”。因此，在不确定世界模型中有两个要义：一是政府必须从市场配置资源有效的领域退出。二是即使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同样也存在“政府失灵”的可能。 3.女巫模型 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模型，它主要用来描述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而实施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其后果完全是破坏性的。该模型具体到我国的地方政府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政绩显示，在政府届别中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短期行为。西方国家(例如美国等)是在政府换届的同时保持同级议会的连续性(议会成员定期更换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换)，并且议会掌握立法以及重大项目审批等控制权，制约和监督政府行为。这一点与我国目前地方人大、政府与党委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言以蔽之，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决策由于种种原因并不太受同级人大的约束，而主要听从上级政府的意志。由于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的原因，信息链条越长，信息渠道越窄，下级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实施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换言之，地方政府并不受当地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两者是最有资格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评价和监督的群体)的直接和连续的监督，而上级则主要运用经济增长等指标进行考核。这时地方政府身处诱惑却又缺乏监督。这种特殊的政府体制导致了大量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例如，上届政府大肆举债，用于“四大风”(大马路、大楼、大广场、大草坪)而把还债的包袱留给下一届；本届市长提出“经营城市”的理念，恨不能把土地全部卖光，下一届市长便无地可卖。二是政府中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行为。其表现主要是双边垄断和不对称信息、官员预算最大化(乔．B．史蒂文斯，1999)和传统计划管制条件下的既得利益。政府机构是某种公共服务的惟一并且是垄断的提供者，他们往往比上级官员和普通消费者掌握更多的关于某种公共产品的信息，这使他们得以勒索消费者(更多的收费)和敲诈上级领导(更多的预算)，况且更多的预算意味着更多的支出从而更多的政绩显示(尽管效率可能不高)。另外，在中国目前的政府机构中还存在着依靠旧的或新的管制体制创租的“分利集团”。并且这部分“改革对象”经常扮演着“改革者”的角色，但是为了固守既得利益，他们是改革实际上的反对者。奥尔森(Olson．M)指出了大量“分利集团”的存在会导致社会的滞胀和僵化，并强调其活动不是增加社会总收入而是减少社会总收入，与其说他们是“分蛋糕”不如说他们是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 四、地方政策执行市场 越位与缺位是一对规范意义上的经济学术语，它们与政府经济行为的合理定位是相互依存的，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经济转型期，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政府职能配合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政府与市场的活动边界从来就没有固定的界碑。市场的私人特征和效率原则决定了政府的公共特征和公平原则，二者构成了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和两种价值取向。因此，研究政府职能的隐含前提是市场经济背景，对经济转型国家而言，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动态的政府——市场关系，换言之，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决定了政府的职能边界，从而也决定了政府经济行为的合理定位区间。从这个角度看，政府的经济职能定位具有的动态的历史性和发展性特征。 具体到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合理定位，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这里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事权划分问题。在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按照蒂布一马斯格雷夫的分层蛋糕模型(LayerCakeModel)，公共部门的稳定和分配职能由中央政府来执行，地方政府主要从事配置活动。因为低一级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有较强的信息优势，他们更有能力提供反映个人偏好的公共产品组合。但是如果这个资源配置的结果不是由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来评价，那么就违背了各级政府分层配置资源的初衷。而在经济转型国家，需要考虑的因素则将更多一些，比如，随着主导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市场与政府在某些领域的进入或退出，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替代或互补等关系的变化都将成为确定地方政府合理职能定位的重要参数，理解这一点对分析政府经济行为的越位与缺位至关重要。 本文运用三个模型对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基本结论还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套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也有失灵的可能。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必要的法制规范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有强烈的越位冲动。在财力和事权基本对称的情况下，一定领域的政府越位就意味者另一领域的政府缺位。如图3所示，阴影部分代表地方政府的合理定位区，即市场失灵的领域。1区代表地方政府的越位区。3区代表地方政府的缺位区。一般而论，在2区主要表现为仙女、半仙女模型以及不确定世界模型。在这一领域政府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科学的论证、民意听证和民主监督程序(有限理性)。表现到地方政府具体的经济行为上便是一定程度的越位(1区)与缺位(3区)”。其后果是造成一些无谓损失，但是这些损失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它不仅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关，同时也与相应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有密切联系。1区则是政府行为造成社会损失的主要领域，3区可视为在缺乏民主监督的情况下的1区的副产品。在有限理性和短期行为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直接后果都是对社会总产出的抑制和侵蚀，但是它们的成因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其对应的解决方式和政策建议也会大相径庭。对一些县级政府来说，有限的资金用来修建广场(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越位)便不能足额、及时地支付中小学教师工资(地方政府的合理支出范围)，从而造成公共服务的缺位。在政府越位区(市场有效配置区)，政府行为的机会成本是市场的有效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政府行为的损失是可以预见和测算的。那么，为什么要明知故犯?这便是女巫模型的精髓：地方政府在缺乏监督的领域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其自身的垄断租金最大化。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经济一体化使地方政府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统一的大市场中的一个服务型的企业，这个“企业”与一般的市场主体面临着共同的生存环境——竞争性的优胜劣汰。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具备低成本运作和法制化、规范化的特点。谁能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更清晰的法律环境，谁就能更好地发展“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变得有点像市场竞争中的餐馆了”(周镇宏，何翔舟，2000)。中国目前的地方政府具有为辖区微观主体服务的内在动力，但是这种动力不是来自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直接的监督和评价，而是力图把这种投资环境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转化为辖区经济的高速发展，进而转变为政绩显示的经济指标。笔者无意否定广大地方干部为辖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来评价?目前地方政府的政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辖区的纳税人和公共产品的受益人来评价，而是按照掌握着地方官员升降大权的上级政府的判断标准进行评判。上级政府无法掌握在地方政府行为中感同身受的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的充分信息，而只能简化为类似于GDP、就业率以及社会稳定等片面的考核指标，并以此对地方政府首脑的升降提出决定性的意见，这就给地方政府留下了采取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广阔空间。 本文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地方公共选择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①在地方初级政治市场中，各级地方人大在公共选择中处于非主导地位，不能对同级政府构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同时存在上级政府通过单纯经济指标考核地方政府和通过直接左右地方政府首脑的任免来约束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简单化倾向。②在政策供给市场中，除由于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所造成的无谓损失之外，客观上存在着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垄断利润最大化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③在地方政策执行市场中，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越位与缺位并存。 2．针对三个地方政治市场的政策建议 第一，在对地方初级政治市场的修正中，有两点不容回避：一是构筑地方人大与同级政府之间事实上的委托一代理关系；二是按照“无代表不纳税”的民主原则，构筑涉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多层次的委托入主体。增强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的监督和约束实际上是对现实中的“铁三角”的修正和重构。本文注意到了地方人大与上级政府在对地方政府监督约束中的替代效应。前文提到，有效监督的必要条件包括：分治的(非一元化的)、平行的(非纵向的或上下的)、接近现场的(包括事前的)和信息对称的制度设计和配置。如果地方人大对政府首脑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一前提条件能够成立，那么在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和约束中，同级人大在这五个方面均比上级政府监督具有明显的优势。马寇宾斯和施瓦茨研究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监督方式：警察巡逻和火警。警察巡逻的监督方式涉及具体的、经常性的巡视、探查和汇报等直接监督方式。然而，这种监督方式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此，在实践中很少实行这样的监督。其替代方式是建立类似于“火警”(FireAlarms)的监督机制来约束和控制官僚机构。当选民和利益集团感到他们的利益被官僚机构伤害时，他们就会向政治委托人大声呼吁。这时，委托人就会很容易得到关于官僚机构的信息“火警”机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将道德风险最小化的机制。因此，要借鉴“火警”机制，就必须突出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在地方公共选择中的主导地位，实行地方公共选择中的权力制衡机制配套措施，即鼓励各种行业和领域利益集团(特别是农民和城市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表集团)的建立和壮大，并按照法定程序进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从而放大地方辖区内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的政治声音” 第二，在对地方政策供给市场的修正中，应主要针对两个问题，即地方政府的届别机会主义和追求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倾向。纠正前者的思路是构建连续的、权威的委托人机制和流动的、竞争的代理人机制；纠正后者的思路是建立产权清晰的、硬预算约束的制度环境。本文注意到，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截面上，地方政府的确具有理性人的人格化特征，但是在长期地连续观察下，现行的制度安排对地方政府前后届之间的经济行为连续性和行政稳定性方面并没有构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基于政绩显示，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在政府届别中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短期行为。因此，在保证地方人大作为委托人的权威地位的同时，必须保持在代议制条件下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导意志的连续性和政策的平滑运转。在这一方面，适当延长人大代表任职期限和连续不断地以较低的比例更换成员是较具可行性的制度选择。这种制度安排能够最大限度地稳定选民和地方政府的政策预期，从而减少届别机会主义行为。换言之，在上级政府主导下级政府并同时换届的情况下，届别机会主义行为存在制度上的内生性。同时，应建立规范而灵活的公务员任免机制，建立代理人机制，因为竞争性的公务员人才市场能够有效增加政府官员机会主义行为的决策成本。另一方面，修正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倾向的有效途径是减少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空间，建立产权清晰的、硬预算约束的制度环境。例如，在2003年的全国开发区热的成因中，几乎到处可见法规政策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影子，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没有发行公债的权利，但是几乎所有的中国地方政府都存在变通的融资行为(主要通过成立国有投资公司和以财政名义为企业担保商业银行贷款)，并业已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政府债务。另外，是低征高卖的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地方政府投融资制度和土地征用制度正是开发区热的制度性助推器，也是开发区这种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运行成熟的模式移植国内后发生异化的制度性原因。因此，解决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倾向问题的主要思路是建立产权清晰的、硬预算约束的制度环境。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看，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中，产权最模糊的地方也是资源最容易被攫取和滥用的领域，从而也极容易演化为内生垄断租金的制度盲区(公有的悲剧)。从这个角度看，预算软约束也是产权残缺的逻辑结果。 第三，解决地方政策执行市场中地方政府越位与缺位并存的问题。从逻辑上讲，政策执行市场是初级政治市场和政策供给市场的结果，那么对前两个地方政治市场的政策建议中应内含着地方政策执行市场的弊端(越位与缺位)的自然解决。但是，到此为止仍然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①增强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势必会削弱上下级间的政府控制，在这种条件下，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如何发挥?②即使假定地方人大实现了对同级政府的有效监督和约束，那么由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地方政府间分工的越位与缺位如何解决?本文对此给出的思路是在满足对前两个地方政治市场的政策建议的基础上(构筑涉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多层次的委托入主体；构筑地方人大与同级政府之间事实上的委托一代理关系；构建连续的、权威的委托人机制和流动的、竞争的代理人机制；建立产权清晰的、硬预算约束的制度环境)，建立规范的(相对于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相机抉择的(相对于经济波动)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可行的做法是，尽可能地把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关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通过增加政府间纵向转移支付(同时要大力减少目前转移支付中的“基数返还”比重)力度来调控和约束地方政府经济的行为，而不是直接控制地方政府首脑的任免来控制和约束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从而在制度化的环境中使地方政府形成正确的政绩观。
什么决定了企业的最佳规模？∗——关于企业规模的研究述评聂辉华李文彬内容提要：本文从市场范围、生产要素、交易费用、产权、激励成本和信息成本等六个方面综合考察了决定企业规模的因素以及相应的实证研究结果。本文也指出了关于企业规模的企业理论对企业并购的理论启示和现实意义，并展望了今后的研究前景。关键词：企业规模企业的边界企业并购据统计，在美国经济史上，从来没有全职雇员超过100万或者层级超过10个的巨型企业（Canback，Samouel & Price，2003）。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因素限制了企业的规模？在企业理论领域，这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Frank Knight一度认为很大程度上这不是一个可理解的一般性理论问题，而是一种历史偶然。John Williamson也曾感叹企业理论最难描绘的一个概念是何为企业的“最佳规模”。近年来，企业最佳规模或者说企业的边界问题，依然是企业理论界权威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例如Homstrom & Roberts（1998）①，Hart & Homstrom（2002）。本文综述了关于企业规模或边界的主要理论假说及其实证结果，并做了简短评价，试图为经济学或管理学的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一些线索。一、关于企业最佳规模的几种主要理论归纳起来，经济学家们在回答何种因素决定企业规模时，主要有“市场范围论”、“生产要素论”、“交易费用论”、“产权论”、“激励成本论”和“信息成本论”等六种理论。第一种解释是“市场范围决定企业规模”。亚当·斯密（Smith，1776）最早在其不朽巨著《国富论》中提出“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被后人称为斯密定理（Stigler，1951）。斯密认为，企业源于专业化与劳动分工，而分工受交换能力的制约，即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企业规模就受制于市场范围。Allyn Young（1928）在斯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而市场不仅是由人口、区域决定，更是由购买力决定，购买力由生产力决定，而生产力由分工决定。因此，是“劳动分工决定劳动分工”，这便是“杨格定理”。杨格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了市场范围与企业规模的关系。Stigler（1951）从另一个角度扩展了“斯密定理”，他将厂商视为若干“功能”的组合，分析了具有递增报酬的那部分“功能”随市场范围的扩大而形成一个专门产业的过程，推断衰退产业的基本特征是“垂直非一体化”。换言之，处于衰退产业中的企业尽管面对的市场范围不断缩小，但是却偏向于多角化经营。但是，Becker & Murphy（1992）批评了“斯密定理”，认为企业内不同专业人员之间的“协调费用”（coordination costs）对劳动分工从而企业规模更具决定性作用。他们用一个总量模型说明了，当分工获得的收益与协调费用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规模便达到均衡水平。由于理论解释上的冲突，因此市场范围是否限制企业规模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证的结果。重要的是，市场范围本身无法解释为什么同一产业内部会出现不同的企业规模，这要求理论家们把视角从产业、市场转向企业内部。第二种解释是“生产要素决定企业规模”。新古典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一个投入产出的∗本文受到杨其静主持的“2004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课题”资助。限于篇幅，本文节略了一些参考文献，需要详细参考文献的读者请发email给。①需要说明的是，Homstrom和Roberts的文章《企业边界再考察》发表在著名的《经济学展望杂志》上，这表明企业的边界问题依然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黑箱”。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追求成本最小化，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决定产量，因此企业的最佳规模在平均成本最低处实现，而这是由生产技术决定的。新古典理论认为，存在某种难以随着企业规模改变而改变的“神秘”投入限制了企业规模的扩张，比如经营能力。在Viner（1932）和Manne（1965）的基础上，Lucas（1978）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中推断，给定一个封闭经济中劳动者的“管理才能”不变，最大化产出的企业规模将与人均（物资）资本正相关。人均资本越多，企业规模越大。Rosen（1982）侧重强调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认为将具有管理才能的人配置到高级职位并给予其较高报酬，将扩大企业规模，因为企业科层具有放大管理才能的“乘数效应”。因此，通常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与企业规模正相关。Kremer（1993）强调了人力资本的匹配问题，认为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分别匹配在一起工作会产生帕雷托最优，产出和工资收益都将提高，从而企业规模也将扩大。富国和穷国之间工人收益的差异，与它们之间企业规模的差异正相关。相对于古典企业理论或生产者理论，新古典理论近年来的发展，正逐步打开企业这个“黑箱”。但是它仍然无法解释，如果说要素供给限制了企业规模，那么为什么不通过企业之间不断的合并来实现扩张呢？看来，除了生产成本，企业还需要考虑其他成本，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出现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缺陷。第三种解释是“交易费用决定企业规模”。科斯（Coase，1937）指出，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发现相对价格、谈判和达成契约的成本。因此，通过成立一个组织，允许某一权威（企业家）来指挥资源配置可以节省某些成本。这种组织就是企业，“企业的本质特征是对市场的替代”。由于在企业家的权威指令下，要素所有者无须为每一次交易都与其他合作者签定契约，而由企业家用一个契约取代了一系列契约，这样自然就减少了交易费用。但企业组织一项交易也要耗费管理费用（企业内的交易费用），因此当增加一项交易的边际交易费用在一个企业、市场和另一个企业相等时，企业就在均衡上实现了最佳规模。科斯认为导致企业内交易费用上升的原因有三个：企业家边际报酬递减、资源浪费增加和要素供给价格上升。进一步地，Williamson（1985）以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为关键假设，将不同的交易区分为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不同性质的契约有着不同的交易费用（或治理成本），分别对应着市场治理、三方治理、双方治理或者统一治理（一体化）等不同的治理结构，形成市场、混合形式以及科层（企业）三种组织形式。与市场治理相比较，企业治理在生产成本方面有劣势，但是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加强，企业治理在交易费用方面的优势将逐步抵消其在生产成本方面的劣势。因此，最佳企业规模将由交易费用（治理成本）和生产成本的最小总和决定。契约数量的减少固然可以节约部分交易费用，但是契约的质量如何保证呢（聂辉华，2003）？有什么机制可以消除企业内的机会主义行为吗？交易费用经济学忽视了组织内员工的激励问题，似乎过于乐观地假设了一体化带来的正面效应，实际上也和新古典企业理论一样，把企业导向一个规模无限扩大的佯谬。这遭致了Hart 等人的批评，因此，其后发展的企业理论在解释企业最佳规模时纷纷将焦点从交易费用、套牢（hold-up）问题转向激励问题（Homstrom & Roberts，1998）。第四种解释是“产权决定企业规模”。企业理论中，主流的GHM理论（Grossman & Hart，1986；Hart & Moore，1990；Hart，1995）把企业看作一个可控制的物质资产的集合。在不完全契约（incomplete contract）框架下，当一个企业兼并另一个企业时，兼并方将获得全部剩余控制权（residual rights of control），从而增强了专用性投资激励；而被兼并方因为丧失了剩余控制权，从而削弱了专用性投资激励。因此，企业的最佳边界取决两个企业一体化给双方企业成员造成的专用性投资激励的总效应是否为正。Rajan & Zingales（1998，2000）对GHM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企业的边界不是由GHM意义上的物质资产所决定，而是由企业的权力所能控制的资源决定。而权力除了来源于产权，还可以来源于对通道的控制（control over access）。企业的最佳规模应当由基于产权和通道的权力所能控制的物质资产和人力资产决定。Holmstrom（1999）认为应当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企业”是一种“活动”（activity），一种“子经济”（subeconomy），具有外部性。为了改进和拓展GHM理论，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Hart & Homstrom（2002）将视角从资产（asset）扩展到活动（activity），假设一个企业的活动具有（正的和负的）外部性，老板或管理者具有货币利润和私人收益（如对工作的满足感）。他们认为，企业合并的好处是可以将正的外部性内在化，从而增加利润，但是代价是会导致管理者丧失部分私人收益，因此最佳的企业规模将是对两者的权衡。以物质资产定义企业的边界或活动，固然便于理论上的处理，但是资产（或产权）毕竟不是唯一的激励手段，企业的最佳边界应当是多种激励手段的综合。第五种解释是“激励成本决定企业规模”。Homstrom & Milgrom（1994），Homstrom & Roberts（1998）和Holmstrom（1999）分析了包括产权在内的多种激励手段所产生的激励成本。他们从委托代理的角度出发，把企业看作是一种激励装置（incentive instrument）。一项任务是采取内部雇佣（make）还是外部购买（buy），取决于不同的任务对不同约束的人所需要的绩效度量成本、监督成本和激励效果。企业可以采取三种基本的激励方式：给予产权、授权和严格工作安排，而最佳的企业规模体现了不同激励手段之间的合意权衡。因此，企业有些活动是自己制造，有些活动则是外包。如果绩效度量成本较低，那么偏向于采取市场契约的方式，比如代理制、特许经营等。经济学家们总是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产权、权力上，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甚至不是决定企业边界的最重要变量。特别是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和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企业战略、金融工具、管制法律也都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这似乎表明，经济学家们在解释企业最佳规模时，单纯的经济学视角可能显得有些狭隘了，从管理学或者组织理论的角度来探讨企业的最佳规模问题可能给我们带来另外的启发。第六种解释是“信息成本决定企业规模”。Williamson（1967）把企业视为一个科层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人的有限理性在这种结构下会造成“控制性损失”（control loss）。这种控制性损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企业科层结构的增高，最高管理者能够从生产现场获得的信息将发生自下而上的偏差；二是最高管理者根据这种被过滤了的信息发出的指令又将自上而下发生偏歧。因此，这种科层所造成的信息传递成本、控制性损失决定了企业规模。这一观点与把企业看作是“信息处理器”（information processor）的企业能力理论学派是一致的。该学派把企业描述为在一个变化和不确定的环境中，执行任务的企业成员进行信息收集、处理和传播的过程。在组织中，对信息的注意能力和处理能力成为稀缺的资源。组织的优势就在于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通过使成员专业化于收集和处理不同类的信息而节约成本（Marschak & Radner, 1972）。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在代理人中处理新信息和传播旧信息的成本。企业就是一种最小化这两类成本的一个信息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Bolton & Dewatripont（1994）进一步指出，企业在处理不同的信息时在专业化处理信息的收益和成本之间存在一种权衡关系（trade-off），并由此决定了企业的最佳规模。信息成本显然是影响企业规模的重要因素，但是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例如，Calvo和Wellisz（1978）指出，造成控制性损失的主要原因不是科层的高度，而是监督过程的状态。如果雇员不能预期其绩效被监督的时间分布，那么科层高度就不会限制企业规模；反之，则控制权损失会限制企业规模。这表明，单纯的管理学观点也不能洞悉企业规模问题的全貌，我们需要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综合视角。二、关于企业规模的实证研究关于市场规模和企业规模的关系，实证的结果是混合的（mixed）。Sutton（1991）表明，市场越大，企业就越是容易摊销固定成本，因此相应地企业规模也就越大。Campbell & Hopenhayn（1999）也支持了这一假说。但是Bresnahan & Reiss（1990）又表明市场规模和企业规模之间没有线性关系。典型地，斯蒂格勒（Stigler，1958）利用“生存技术”（survivor technique）对美国钢铁业和汽车业的实证分析表明，最佳企业规模通常是相当宽广的。无论市场性质是怎样的，企业的最佳规模都没有唯一的点。关于生产要素和企业规模的关系，基本上理论假说能得到实证支持。Lucas（1978）根据美国1975年左右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发现人均资本或者人均GNP确实与企业的平均规模高度正相关。Mellow（1981）证实了工资收入与企业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是影响企业规模的重要因素。关于交易费用和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最新的实证结果有一些分歧。Klein、Crowford & Alchian（1978）关于通用汽车公司和费雪车身公司的经典案例表明，在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特征下，套牢威胁会导致纵向一体化，这支持了Williamson的假说。但是，Coase（2000）和Casadesus-Masanell & Spulber（2000）最近对该案例的重新考察又表明，主要是交易费用而非套牢问题导致通用汽车公司兼并费雪车身公司，这似乎支持了Coase的观点。Freeland （2000）对该案例的考察也没有支持Williamson的观点。关于产权和企业规模的关系，Kumar、Rajan & Zingales（2001）最近对1991－1992年欧洲企业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产权决定企业规模的观点。研究表明，在产业层面，资本密集的产业、高工资的产业和R&D投入较高的产业，企业的平均规模比较大，因为产权容易得到保护。在国家层面，那些具有高效司法制度或者对专利权保护较好的国家，企业的平均规模相对要大。相反，欠发达国家由于司法制度落后，对产权保护不力，因此企业的平均规模较小。至于从管理学的角度综合考察影响企业规模的因素，Canback，Samouel和Price（2003）最近的一项研究也支持了理论假说。他们把影响因素分为结构性因素（组织结构的形式、大企业导致的规模不经济）和战略性因素（资产专用性程度、大企业具有的内部规模经济），利用784家销售额在5亿美元以上的制造类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计量分析证实了上述因素对企业规模的限制作用。他们认为，M型组织结构、高度资产专用性和内部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扩大规模，获得更高利润率；而由于官僚主义、控制性损失等造成的大企业内部的规模不经济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增长。他们的分析同时支持了新古典企业理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观点。三、企业规模理论对企业并购的启迪企业理论中关于企业规模或企业边界的理论，对应于企业管理中的并购问题。近几十年来，全球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并购浪潮。然而研究表明，大约有一半的企业并购是失败的，被收购公司的利润平均都下降了。拉杰科斯（2001）对并购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认为缺乏战略规划、协同效应和资源共享是主要原因。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东方高圣公司的研究表明，成功并购的比率还不到20％。他们追踪研究了1998年以前实施重大重组的45家上市公司样本，发现15％的公司在经过资产注入后情况良好，20％的公司经营动荡不定，36％的公司在财务游戏中艰难生存，29％的公司重陷困境（转引自胡玲，2003）。从企业规模理论的角度不难解释如此普遍的并购失败。很多企业在并购时缺乏战略规划，选择的时机不对，恰逢行业衰落时期，这印证了“市场范围论”的观点。反过来，也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并购浪潮通常发生在产业迅速发展时期。更多的企业则是因为忽视了并购过程中的协同效应。根据前述关于企业规模的“生产要素论”、“产权论”，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越显著，或者不同企业之间的资产互补性越强，那么就越是适合合并。但是，现实中很多企业都盲目扩张，实行的是非关联性合并，导致企业并购后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协同效应或规模经济。另外，一些企业往往只看到企业并购的好处，比如规模效应、广告效应，但是忽略了并购过程中由于文化冲突、体制不同导致的高额交易费用，或者忽略了被兼并企业的管理层的激励，从而导致了失败的并购，这印证了企业规模的“交易费用论”和“激励成本论”。此外，一些企业虽然在资源整合、文化协调方面做得很好，但是由于企业并购后规模扩大，信息传递成本更高，导致决策迟缓、市场反映速度降低，从而降低了市场竞争力，这正是企业规模的“信息成本论”所提醒的。四、一个结论性的评论从理论上讲，无论是市场规模、生产要素、交易费用，还是产权、激励和信息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对企业的最佳规模造成影响。而实证研究表明，这些因素的确起着一定作用。无论如何，企业理论的发展表明经济学家们从各个不同角度更深刻地认识了企业的最佳规模问题，起码它不像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那般简单。从完全竞争的理想状态到非完全竞争的现实状态，从完全契约框架到不完全契约框架，从单纯经济学视角到管理学和组织经济学视角，由于初始假设条件不一，各种理论假说都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说服力。麻烦的是，现在的实证结果也常常是混合的，因为很多理论的重要变量（例如管理者的边际激励）不是可以直接检验的。这提醒理论家们，一方面需要构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诸因素在均衡条件下是如何动态地决定企业最佳规模的（聂辉华，2003）；另一方面也需要发展更好的计量工具来对现有理论进行更科学的实证检验，这是微观计量经济学在近年来备受重视的动力之一。尽管“企业理论”仍然没有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但是从“企业的最佳规模”入手，也许是一个方向。毕竟，何谓“企业的本质”更像是一个规范性命题，而企业规模则是一个实证性命题。我们相信，在比较静态环境下，如果模型的外生变量是可以观察的或实证的，那么就容易对局部均衡的结果进行经验检验。企业理论在这一领域的推进，不仅仅是提醒人们现实世界中有多少因素会影响企业的最佳规模，而是进一步检验经济学家所提到的这些因素是否真的具有普适的解释力，同时力图发现决定企业均衡规模的更深层次因素。无疑，这要求经济学家们提炼出更清晰的命题，发展更加严密的模型，做更可靠的实证检验。就模型的严谨性而言，“产权论”和“激励成本论”遥遥领先于其他理论，因而目前已经成为该领域最受重视、引用次数最多的两种观点。然而，它们同样面临着实证检验在证据和方法方面的挑战。我们也注意到，以往主要依靠案例研究的方式在经验和工具两方面都受到质疑，一部分经济学家对以往“耳熟能详”的案例重新考察其真伪，另一部分经济学对以往的计量方法提出批评，并试图用更精心的计量工具来检验现象之间的关系。当然，还可以在一些新的方向上继续拓展。例如，能否超越法律意义上对“企业”的定义而发展一个得到经济学家们认可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定义？Rajan和Zingales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他们以“权力”而非产权为基准，把丰田公司及受其控制的供应商看作是一个“企业”，并提出用基于事实的（de facto）机制来取代法定的（de jure）机制以重新定义企业的边界。但是如何处理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冲突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此外，把分析对象从两个企业的双边关系拓宽到多个企业的多边关系，是否会得出新的有意义的结论呢？如果从企业战略、资本市场发展的角度来考虑企业最佳规模又当如何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索的。参考文献[1]Bolton, Patrick, and Mathias Dewatripont. The Firm as a Communication Network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 809-839. 1994.[2]Canback, Staffan, Philip Samouel and David Price. Strategy and Structure in Interaction: What Determines 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m? [Z] WUSTL Working Paper No. 0303003. 2003.[3]Coase, Ronal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 Economica. 4: 386-405. 1937.[4]Hart, Oliver. Firm, Contract and Financial Structur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5]Holmstrom, Bengt, and Paul Milgrom. The Firm As an Incentive System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4): 927-991. 1994.[6]Holmstrom, Bengt, and John Roberts. 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m Revisited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2(4): 73-94. 1998.[7]Lucas, Robert E., Jr. 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Business Firms [J].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9: 508-523. 1978.[8]Rajan, Raghuram G., and Luigi Zingales. Power in a Theory of the Firm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 387-432. 1998.[9]胡玲.企业并购后整合：基于核心能力的观点[D].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3.[10]聂辉华. 企业：一种人力资本使用权交易的粘性组织[J]. 经济研究. 2003 (8).What Determines the Best Size of the FirmNIE Hui-hua LI Wen-bin(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Shandong FinancialInstitute, Jinan 250014)Abstract: This paper completely investigates the determinations of firm size and their test results from market size, production factors, transaction costs, property rights, incentive costs and information costs. Also,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highlights of the size theory of the firm for M & A of the firm in management, and prospects their research advance.Key words: firm size; the boundary of the firm; Merger and Acquisition原文发表于《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5.9百度文库VIP限时优惠现在开通,立享6亿+VIP内容立即获取什么决定了企业的最佳规模
聂辉华、张雨潇，2015，《 分权、集权与政企合谋》，《世界经济》，第6期Jia, Ruixue, Huihua Nie, 2015, “Decentralization, Collusion and Coalmine Death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forthcoming Zhang, Yuxiao, Mingyue Fang, Ting Jiang, and Huihua Nie, 2015, “Contractual Hazard, Political Hazard and FDI Ownership Structure in Joint-venture Enterprises in China”,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forthcomingJiang, Ting, and Huihua Nie, 2014, “The Stained China Miracle: Regulation, Corrup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Economics Letters,123(3): 366-369Nie, Huihua, Minjie Jiang, and Xianghong Wang, 2013,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ycle: Evidence from Coalmine Accident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1(4): 995-1011Nie, Huihua, and Jinbo Li, 2013, “Coll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New Perspective on China Mode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1(2): 18-39杨瑞龙、王元和聂辉华，2013，《“准官员”的升迁机制——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管理世界》，第3期，23-33Li, Jinbo, Huihua Nie, 2012, “Confucian Filial Piety, Economic Growth and Divergence among Civilization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33(4): 69-88聂辉华，2012，《最优农业契约与中国农业产业化模式》，《经济学季刊》，第12卷，第1期，313-330聂辉华、江艇和杨汝岱，2012，《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世界经济》，第5期，142-158李金波、聂辉华，2011，《儒家孝道、经济增长与文明分岔》，《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41-55聂辉华、贾瑞雪，2011，《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与资源误置》，《世界经济》，第7期，27-42聂辉华、蒋敏杰，2011，《政企合谋与矿难：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经济研究》，第6期，146-156Huihua Nie, Mingyue Fang and Tao Li, 2010, “China’s Value-added Tax Reform, Firm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5(3): 445-463方明月、聂辉华、江艇和谭松涛，2010，《中国工业企业就业弹性估计》，《世界经济》，第8期，3-16李金波、聂辉华和沈吉，2010，《团队生产、集体声誉和分享规则》，《经济学（季刊）》，9(3): 941-960聂辉华、方明月和李涛，2009，《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以东北地区为例》，《管理世界》，第5期，17-24聂辉华，2008，《制度均衡：一个博弈论的视角》，《管理世界》，第8期，158-167聂辉华、谭松涛、王宇锋，2008，《创新、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基于中国企业层面面板数据的证据》，《世界经济》，第7期，57-66杨其静、聂辉华，2008，《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及其批判：基于文献的一个思考》，《经济研究》，第3期，43(3): 99-114聂辉华，2008，《契约不完全一定导致投资无效率吗？——一个带有不对称信息的敲竹杠模型》（博士论文Part II），《经济研究》，第2期，43(2): 132-143聂辉华、李金波，2006，《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季刊）》，6(1): 75-90聂辉华，2006，《取消农业税对乡镇政府行为的影响——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世界经济》，第8期，71-78杨瑞龙、聂辉华，2006，《不完全契约理论：一个综述》（博士论文Part I），《经济研究》，第2期，41(2) : 104-114聂辉华，2004，《交易费用经济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管理世界》，第12期，146-153聂辉华，2003，《企业：一种人力资本使用权交易的粘性组织》（硕士论文Part II），《经济研究》，第8期，39(8): 64-69 聂辉华、李翘楚，2013，《中国高房价的新政治经济学解释——以“政企合谋”为视角》，《教学与研究》，第1期。聂辉华、邹肇芸，2012，《中国应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国际经济评论》，第6期Wang, Xianghong, and Huihua Nie, 2012, “The Impact of Collective Wage Agreements in China: A Firm Level Study”, Labor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 Association (LERA), Proceedings of the 64th Annual Meeting, p92-102尹振东、聂辉华、桂林，2011，《垂直管理与属地管理的选择：政企关系的视角》，《世界经济文汇》，第6期聂辉华，2011，《对中国深层次改革的思考：不完全契约的视角》，《国际经济评论》，第1期聂辉华，2011，《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转变》，《教学与研究》，第1期方明月、聂辉华，2010，《中国工业企业规模分布的特征事实》，《产业经济评论》，第2辑方明月、聂辉华，2008，《企业规模决定因素的经验考察》，《南开经济研究》，第6期聂辉华、李金波，2008，《资产专用性、敲竹杠和纵向一体化——对费雪车身－通用案例的全面考察》，《经济学家》，第4期聂辉华等，2008，《竞争还是产权？——对国有企业激励机制的经验考察》，《教学与研究》，第1期聂辉华、李文彬，2006，《什么决定了企业的最佳规模？》，《河南社会科学》，第4期聂辉华，2005，《企业布局脑体分离法》，《商界－中国商业评论》，第3期聂辉华，2005，《新制度经济学中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分歧与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李海舰、聂辉华，2004，《论企业与市场的相互融合》，《中国工业经济》，第8期聂辉华，2003，《企业的本质：一个前沿综述》，《产业经济评论》，第2卷第2期（12月），（硕士论文Part I）李海舰、聂辉华，2003，《现代企业的脑体产业分离发展》，《中国经贸导刊》，第15期李海舰、聂辉华，2002，《全球化时代的企业运营——从脑体合一走向脑体分离》，《中国工业经济》，第12期李海舰、聂辉华，2002，《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及其战略选择》，《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聂辉华，2002，《新兴古典分工理论与欠发达区域的分工抉择》，《经济科学》，第3期聂辉华、李海舰，2002，《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观点的评析》，《中国工业经济》，第2期聂辉华，2002，《与OECD比，我们还要走多远？》，《改革与理论》，第1期聂辉华，1999，《需求不足，责任不在百姓》（本科2年级），《经济学家》，第3期 《 跟<西游记>学创业》，聂辉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聂辉华，《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反思“中国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参与编写《中级微观经济学》之“寡头厂商的策略行为”、“信息经济学”和“企业理论附录”三部分，刘凤良、周业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聂辉华、毛学峰，《从流通体制透视农产品涨价现象》，收入《中国通货膨胀新机制研究》，刘元春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声誉、契约与组织》，聂辉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规制与发展》(Regulation and Development)，[法]让－雅克 拉丰著，聂辉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公司财务和治理机制：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比较》，[美]唐纳德·H·邱主编，杨其静、林妍英、聂辉华和林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企业理论：现代观点》之第二、三、四章，杨瑞龙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北京为什么实行无效率的车牌摇号政策？》，与党力、唐志伯合作，《经济学家茶座》，2013年（总第60辑）《大数据时代亟须建立小微企业数据库》，与刘鹰、刘小玄合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19日A06版《如何管理猪八戒这样的马屁精？》，《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4辑（总第58辑）《唐僧为什么不授权给孙悟空？》，《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3辑（总第57辑）《西天取经的履约机制》，《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2辑（总第56辑）《关于上访的四个故事》，《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1辑（总第55辑）《大学校长和书记如何实现“黄金搭档”？》，与张彧、蒋敏杰合作，《经济学家茶座》，2011年第4辑（总第54辑）《哈佛导师的武林大会》，《经济学家茶座》，2011年第3辑（总第53辑）《中国改革：从摸石头过河到架桥梁过河》，《炎黄春秋》，2011年第11期《不应对教师采取双重标准》，《科学时报》，2011年9月8日A1版《校长和书记：谁是大学的“一把手”？》，与蒋敏杰、张彧合作，《经济学家茶座》，2011年第2辑（总第52辑）《减少矿难的关键在于改革干部绩效考核制度》，与李金波合作，《中国纪检监察报》，2011年7月14日第四版《限购令难以遏制房价涨势》，与李翘楚合作，《金融管理与研究》增刊《企业理财》，2011年7月《复杂的理论也很有趣》，《经济学家茶座》2011年第一辑（总第51辑）《国企应成为纠正市场失灵的良药》，《国企》，2011年3月《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24日，第11版《产权不清，科斯不灵》，《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六辑（总第50辑）《哈特：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哈佛教授》，《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五辑（总第49辑）《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四辑（总第48辑）《没有架子的哈佛教授》，《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三辑（总第47辑）《在哈佛感受“以生为本”》，《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二辑（总第46辑） 《政府选择性执法与公民被迫维权》，《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2月《斩断政企合谋的利益链条》，《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1月《“钓鱼执法”彰显政府治理结构错位》，《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0月《中国版“常春藤联盟”流于形式》，《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0月《威廉姆森：“交易费用”如何可证伪》，《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0月《如何避免对下属赏无可赏？》，《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五辑（总第37辑）《穷人和富人的竞争》，《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三辑（总第35辑）《医生比经济学家更高尚吗？》，《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二辑（总第34辑）《权威教材会不会破坏学生的创造力？》，《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一辑（总第33辑）《用明线规则完善劳动合同法》，《西部论丛》2007年第12期《十年乡村》，《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六辑（总第32辑）《什么才是和谐社会？》，《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五辑（总第31辑）《谁在搞臭中国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四辑（总第30辑）《学好经济学对研究生找工作有用吗？》，《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三辑（总第29辑）《姓什么会影响你成为经济学家吗？》，《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二辑（总第28辑）《为什么中国人多经验而少理论？》，《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一辑（总第27辑）《交友的境界和博弈的均衡》，《经济学家茶座》2006年第四辑（总第26辑）《质疑央企市场化考核》，《人力资源》2006年12月（总第241期）《大陆高校：没有一流待遇，哪有一流水平？》，《经济学家茶座》2006年第三辑（总第25辑）《政府应从制度上为农民分散市场风险》，《中国改革报》2006年8月17日《从人间消失的一亿女性》，《经济学家茶座》2006年第二辑（总第24辑）《再论“三个和尚没水喝”》，《经济学家茶座》2006年第一辑（总第23辑）《旅游业越好，教育业越差？》，《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四辑（总第22辑）《报纸为什么不免费发送？》，《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三辑（总第21辑）《挑战所罗门国王的智慧》，《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二辑（总第20辑）《道德：经济学的“黑洞”》，《经济学家茶座》2004年第4辑，总第18辑《王小石事件：凭什么让证监会背黑锅？》，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24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上海磁悬浮：将做秀进行到底》，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23期（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网站日文转载）《江南日记》，《经济学消息报》2004年11月19日（No.620）第四版《“刘翔读博”与“李约瑟之谜”》，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22期（新华网、搜狐网转载）《“上海办证”与传媒造假》，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21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史美伦：制度先遣者的代价》，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20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理性看待“郎咸平事件”》，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19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统计与猫》，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18期《定价的学问》，《经济学消息报》2004年8月27日（总第608期）《童年的梦》，《经济学家茶座》2004年第3辑（卷首语），总第17辑《一个大陆学生心中的杨小凯》，《经济学家茶座》2004年第3辑，总第17辑《德隆事件拷问学者良知》，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16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车牌拍卖：上海市叫板商务部的背后》，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13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质疑无偿献血制度》，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12期（被《南方周末》等重要媒体报道）《发展经济的关键是培育企业家》，《经济晚报》2004年4月26日16版《为何“自古红颜多命薄”？》，《经济学家茶座》2004年第1辑，总第15辑《天妒英才杨小凯》，《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3年12月12日《另类新经济：不确定时代的逐利行为》，新华社《环球》2003年第22期（《读者》2004年第3期转载）《如何创作经济学论文？》，《经济学家茶座》2003年第4辑，总第14辑《南海目击与假说》，《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5月30日7版《杨小凯：华人经济学界的“骄杨”》，《经济学家茶座》，2003年第2辑，总第12辑，收入《经济学家茶座》精华本《校园爱情：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学家茶座》2002年第4辑，总第10辑，收入《婚姻爱情经济学》《虚弱的多数》，《改革与理论》2002年第7期《转移的财富》，《经济学消息报》2002年4月26日头版《面对入世：中国经济学家准备好了吗？》，《经济研究资料》2002年第3期《重庆与普通话》，《经济学消息报》 2001年11月16日 （NO.463）《手机选号费：到底该不该取消？》，《改革与理论》2001年第11期《并购浪潮影响深远，寡占时代悄然来临》，《经济学消息报》 2001年9月14日 （NO.454）《从清华北大教育拨款谈起》，《经济学消息报》 1999年7月16日 （NO.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