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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公共选择学派理论来描述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政策决策和实施过程，把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共选择过程分为初级政治市场、政策供给市场和政策执行市场三个部分，通过论述中国地方公共选择过程中现实存在的“铁三角”关系，以及在片面政绩评价标准的激励下地方政府本身固有的有限理性和追求垄断租金最大化的冲动，揭示了各种经济过热背后的深层次的地方政府决策体制中的设计缺陷，并提出了克服相关缺陷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地方政府；公共选择；越位与缺位 目前，对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研究强调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政治企业家”和“制度企业家”在多样化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注意到了地方政府主体的目标多重性(本地区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中央政府的满意程度等)。但从公共选择的视角，对地方政府在既定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行为讨论较少。本文认为，分层治理的效率取决于治理成本与治理收益的比较，在信息传递链条过长(上级政府很难做到对下级政府的“现场监督”)和监督约束不力条件下，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具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冲动和强烈的届别机会主义倾向。本文力图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运用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人”范式，系统地分析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 皮科克(Alanpeacock)把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分为三个大的政治市场：初级政治市场、政策供给市场和政策执行市场(皮科克，1992)。在初级政治市场上，政治家把政策“卖”给选民，选民则为政治家支付选票；在政策供给市场上，官员为了实现当选政府的政策目标将提供不同的行政手段；在政策执行市场上，主要分析政策执行结果及其影响。按照这个思路，本文依次构筑了转型期的中国地方初级政治市场、政策供给市场和政策执行市场。 二、地方初级政治市场 在对中国地方初级政治市场的研究中，黄继忠通过对实现有效监督必要条件的分析，论证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同级政府的弱监督(黄继忠，2003)。因此，本文认为以下三点在现实实践中是存在的：一是各级地方人大尚未对同级政府构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二是各级党委首脑是同级政府的最高领导者；三是上级党委和政府对下级政府行政首脑的任免有决定性发言权。众所周知，公共选择理论中的“铁三角”指：利益集团、立法者联盟和行政机构。按照上述假设，中国现实中的“铁三角”则包括地方政府、上级政府(替代立法者联盟)和微观主体(替代利益集团)三个组成部分。 微观主体X1主要指政府辖区内的企业和居民。其效用函数前者为利润最大化A，后者为效用最大化B。同时，也追求市场自由和机会最大化C(杨瑞龙，杨其静，2000)。其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U(X1)=U(A，B，C)。需要说明的是，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对地方政府来讲，企业的效用要大于居民的效用。一方面，企业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税收和就业机会，而这些是地方政府政绩显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企业可以组成商会或行会等“压力集团”游说或贿赂地方官员。而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原子式的居民不可能有组成庞大利益集团的激励(奥尔森，1994)，这在实际生活中也表现为地方人大和工会的功能弱化。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认为企业是微观主体博弈方的主导者，即A>B。或者说，在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中，自变量——微观主体的满意程度实际上主要是辖区企业的满意程度。在没有利益集团和党派组织的情况下，个人很难发出政治声音，造成个人失语。 地方政府X2主要指中国省级或省级以下各级政府组织和行政主体。按照靳涛的划分法(靳涛，2003)，现阶段中国地方政府至少应包括下列变量：上级政府的满意程度D，微观主体的满意程度E，地方政府垄断租金最大化F。本文同样采取这种划分法。因此，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U(X2)=(D,E,F)。按照中国目前的干部任用体制，上级政府的满意无异于西方政治家眼中选民的选票，是决定性的。微观主体特别是企业的满意程度同样对地方政府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辖区企业的“用税投票”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等行为与地方经济发展和税收增长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当然这些因素只有能够间接转变为上级政府以及辖区居民的“满意”才可能达到地方政府的最终目标。因此，辖区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实际上存在台伯特(TieboutModel)选择问题。 先做两个假设：资金能够跨地区流动；自由投资者追逐高的资金回报。这样只须把台伯特模型中追求不同公共物品的公民替换为追逐高资金回报率的自由投资者(企业)即可。所不同的是前者追求较低税率与较高公共服务水平的组合，而后者追求较低税率、较高服务水平与较高资金回报率的组合。与“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不同的是，在这里博弈主体双方的信息是互通的，并且对方行为可以预见。由于在现实中企业存在搬迁费用，该博弈为正和合作博弈。也就是说，积极支持辖区企业对地方政府和辖区企业是双赢的。 上级政府X3指某级地方政府的上级主管行政机构，当然也可能是中央政府。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假定社会总产出最大化C是其效用函数的惟一变量。当然这并不客观，至少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的三个变量(上级政府的满意程度D，微观主体的满意程度E，地方政府垄断租金最大化F)都应该包括在内，因为除非是乡镇政府，每一级地方政府都有下一级政府。但是，从权力归属上看，上级政府拥有对下属机构的控制索取权和剩余索取权，因此更加具有宏观性和全局性。并且，本文力图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进行分析，所以上级政府的效用函数就简化为U(X3)=U(G)。 在分析完地方初级政治市场的三个主体之后，我们使得到了地方初级政治市场的基本框架，见图1。从公共选择理论看，政治家是为了继续当选而制定政策，而不是为了制定政策而当选。对当前的中国地方政府来说，这个论断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有一定的客观性。前面已经提到，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首脑的任命上拥有比较大的发言权，并且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和税收的数量是我国各级政府考察干部的主要标准之一。因此，地方政府有比较强的政绩显示需求。 在地方政府的辖区内，微观主体特别是企业无疑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在户籍制度有所放松和非公有资本基本可以跨地区流动的条件下，微观主体的跨区域流动选择的机会成本成为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约束条件之一。杨瑞龙认为，在转型期为了捕捉潜在的制度利润，地方政府有带领辖区企业进行制度创新的强烈冲动，因为潜在的制度利润很可能成为地方政府政绩显示的一部分，因此，地方政府成为“中间扩散性制度变迁”的主角(杨瑞龙，1998，2000)。而靳涛的微观“突破”和宏观“选择”同样证明地方政府在与辖区企业合作的重要性(靳涛，2003)。在此，地方政府代表辖区企业成为旨在捕捉潜在利润的而主动创新并制定行动方案的“第一行动集团”，而上级政府则扮演立法者和执法者的“第二行动集团”。达到进化安定均衡后，创新利润将在两类组织之间进行分配。 因此，在地方初级政治市场上，地方政府首脑力求通过各种措施(包括积极扶持辖区企业、争取上级支持和优惠政策以及制度创新等旨在发展地方经济的政府行为)进行政绩显示，从而获得上级政府的认可。当然，在正常情况下辖区微观主体的“经济投票”只有通过政绩显示机制转化为上级政府的“政治投票”，地方政府首脑才能得到连任或升迁。从这个意义上讲，微观主体和上级政府都是地方政府的“选民”，前者间接投票，后者直接投票，当然后者是决定性的。 三、地方政策供给市场 本文对地方政策供给市场的分析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假设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它既可能是因为对未知世界的无知，也可能是信息不对称，或者是在交易成本比较高的条件下基于成本一收益计算的“理性无知”。在这个假设下，本文引进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策供给的三个模型：仙女、半仙女模型(GoodandSemigoodFairyModel)、不确定世界模型(UnceamnWorldModel)和女巫模型(WickedWickModel)(乔且史蒂文斯，1999)。接下来，本文将结合中国地方政府运作机制的实际情况逐一进行分析。为了便于分析，在图1的基础上拓展出三个公共选择市场的整体分析框架(见图2)。 1.仙女、半仙女模型 仙女模型指的是政策供给者的作用只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或者不愿解决的事情，并且政府的行为是明智和理性的，其结果是帕雷托最优，即人们都从政府行为中受益，而没有人受损；而半仙女模型则实际上是卡尔多补偿原则，即在改变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损，但是受益大于受损。在政府集中精力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物品时就会产出这种单向的社会总产出增大的效应，并且按照“瓦格纳定理”，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提高。 2．不确定世界模型 该模型指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有限理性从而导致的无谓损失。其主要特点是主观出发点是好的，但行为是非理性的，结果是破坏性的。严格讲，不确定模型中的无谓损失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政府职责范围之内的(即弥补市场缺陷的领域)。其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决策程序不规范，缺乏必要的科学论证、民意听证和民主监督程序。如，许多城市主干道的各种管道铺设问题，由于没有科学的规划，水、电、暖、通信管道各顾各家，拆了补，补了拆，从而造成了道路交通的拥挤和市政资金的大量浪费，这是典型的无谓损失。当然，如果某届政府为了节约成本，力求在短时期内树立市政形象，从而采取了“理性的无知”，下意识把困难和不便留给下一届政府，那么这种政府行为则带有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必须通过必要的民意听证和民主(地方人大)监督来解决。二是绝大部分的无谓损失发生在政府越位的领域。纵观世界经济史，政府主导的“赶超”与政府行为“越位”如影随形。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一般不会坐等“马太效应”的发生，任凭本地区与发达地方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于是便会直接插手经济发展。一旦政府干预涉及市场自行配置有效的领域，就会发生无谓损失，甚至是人为的损失。比如，某地上年苹果价高，供不应求，当地政府便会实施“富民工程”(曹锦清，2000)强令农民每家每户种苹果，其结果可想而知——“果贱伤农”“富民工程”变成了“害民工程”。因此，在不确定世界模型中有两个要义：一是政府必须从市场配置资源有效的领域退出。二是即使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同样也存在“政府失灵”的可能。 3.女巫模型 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模型，它主要用来描述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而实施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其后果完全是破坏性的。该模型具体到我国的地方政府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政绩显示，在政府届别中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短期行为。西方国家(例如美国等)是在政府换届的同时保持同级议会的连续性(议会成员定期更换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换)，并且议会掌握立法以及重大项目审批等控制权，制约和监督政府行为。这一点与我国目前地方人大、政府与党委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言以蔽之，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决策由于种种原因并不太受同级人大的约束，而主要听从上级政府的意志。由于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的原因，信息链条越长，信息渠道越窄，下级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实施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换言之，地方政府并不受当地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两者是最有资格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评价和监督的群体)的直接和连续的监督，而上级则主要运用经济增长等指标进行考核。这时地方政府身处诱惑却又缺乏监督。这种特殊的政府体制导致了大量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例如，上届政府大肆举债，用于“四大风”(大马路、大楼、大广场、大草坪)而把还债的包袱留给下一届；本届市长提出“经营城市”的理念，恨不能把土地全部卖光，下一届市长便无地可卖。二是政府中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行为。其表现主要是双边垄断和不对称信息、官员预算最大化(乔．B．史蒂文斯，1999)和传统计划管制条件下的既得利益。政府机构是某种公共服务的惟一并且是垄断的提供者，他们往往比上级官员和普通消费者掌握更多的关于某种公共产品的信息，这使他们得以勒索消费者(更多的收费)和敲诈上级领导(更多的预算)，况且更多的预算意味着更多的支出从而更多的政绩显示(尽管效率可能不高)。另外，在中国目前的政府机构中还存在着依靠旧的或新的管制体制创租的“分利集团”。并且这部分“改革对象”经常扮演着“改革者”的角色，但是为了固守既得利益，他们是改革实际上的反对者。奥尔森(Olson．M)指出了大量“分利集团”的存在会导致社会的滞胀和僵化，并强调其活动不是增加社会总收入而是减少社会总收入，与其说他们是“分蛋糕”不如说他们是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 四、地方政策执行市场 越位与缺位是一对规范意义上的经济学术语，它们与政府经济行为的合理定位是相互依存的，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经济转型期，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政府职能配合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政府与市场的活动边界从来就没有固定的界碑。市场的私人特征和效率原则决定了政府的公共特征和公平原则，二者构成了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和两种价值取向。因此，研究政府职能的隐含前提是市场经济背景，对经济转型国家而言，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动态的政府——市场关系，换言之，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决定了政府的职能边界，从而也决定了政府经济行为的合理定位区间。从这个角度看，政府的经济职能定位具有的动态的历史性和发展性特征。 具体到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合理定位，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这里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事权划分问题。在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按照蒂布一马斯格雷夫的分层蛋糕模型(LayerCakeModel)，公共部门的稳定和分配职能由中央政府来执行，地方政府主要从事配置活动。因为低一级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有较强的信息优势，他们更有能力提供反映个人偏好的公共产品组合。但是如果这个资源配置的结果不是由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来评价，那么就违背了各级政府分层配置资源的初衷。而在经济转型国家，需要考虑的因素则将更多一些，比如，随着主导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市场与政府在某些领域的进入或退出，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替代或互补等关系的变化都将成为确定地方政府合理职能定位的重要参数，理解这一点对分析政府经济行为的越位与缺位至关重要。 本文运用三个模型对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基本结论还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套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也有失灵的可能。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必要的法制规范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有强烈的越位冲动。在财力和事权基本对称的情况下，一定领域的政府越位就意味者另一领域的政府缺位。如图3所示，阴影部分代表地方政府的合理定位区，即市场失灵的领域。1区代表地方政府的越位区。3区代表地方政府的缺位区。一般而论，在2区主要表现为仙女、半仙女模型以及不确定世界模型。在这一领域政府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科学的论证、民意听证和民主监督程序(有限理性)。表现到地方政府具体的经济行为上便是一定程度的越位(1区)与缺位(3区)”。其后果是造成一些无谓损失，但是这些损失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它不仅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关，同时也与相应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有密切联系。1区则是政府行为造成社会损失的主要领域，3区可视为在缺乏民主监督的情况下的1区的副产品。在有限理性和短期行为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直接后果都是对社会总产出的抑制和侵蚀，但是它们的成因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其对应的解决方式和政策建议也会大相径庭。对一些县级政府来说，有限的资金用来修建广场(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越位)便不能足额、及时地支付中小学教师工资(地方政府的合理支出范围)，从而造成公共服务的缺位。在政府越位区(市场有效配置区)，政府行为的机会成本是市场的有效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政府行为的损失是可以预见和测算的。那么，为什么要明知故犯?这便是女巫模型的精髓：地方政府在缺乏监督的领域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其自身的垄断租金最大化。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经济一体化使地方政府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统一的大市场中的一个服务型的企业，这个“企业”与一般的市场主体面临着共同的生存环境——竞争性的优胜劣汰。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具备低成本运作和法制化、规范化的特点。谁能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更清晰的法律环境，谁就能更好地发展“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变得有点像市场竞争中的餐馆了”(周镇宏，何翔舟，2000)。中国目前的地方政府具有为辖区微观主体服务的内在动力，但是这种动力不是来自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直接的监督和评价，而是力图把这种投资环境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转化为辖区经济的高速发展，进而转变为政绩显示的经济指标。笔者无意否定广大地方干部为辖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来评价?目前地方政府的政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辖区的纳税人和公共产品的受益人来评价，而是按照掌握着地方官员升降大权的上级政府的判断标准进行评判。上级政府无法掌握在地方政府行为中感同身受的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的充分信息，而只能简化为类似于GDP、就业率以及社会稳定等片面的考核指标，并以此对地方政府首脑的升降提出决定性的意见，这就给地方政府留下了采取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广阔空间。 本文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地方公共选择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①在地方初级政治市场中，各级地方人大在公共选择中处于非主导地位，不能对同级政府构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同时存在上级政府通过单纯经济指标考核地方政府和通过直接左右地方政府首脑的任免来约束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简单化倾向。②在政策供给市场中，除由于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所造成的无谓损失之外，客观上存在着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垄断利润最大化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③在地方政策执行市场中，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越位与缺位并存。 2．针对三个地方政治市场的政策建议 第一，在对地方初级政治市场的修正中，有两点不容回避：一是构筑地方人大与同级政府之间事实上的委托一代理关系；二是按照“无代表不纳税”的民主原则，构筑涉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多层次的委托入主体。增强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的监督和约束实际上是对现实中的“铁三角”的修正和重构。本文注意到了地方人大与上级政府在对地方政府监督约束中的替代效应。前文提到，有效监督的必要条件包括：分治的(非一元化的)、平行的(非纵向的或上下的)、接近现场的(包括事前的)和信息对称的制度设计和配置。如果地方人大对政府首脑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一前提条件能够成立，那么在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和约束中，同级人大在这五个方面均比上级政府监督具有明显的优势。马寇宾斯和施瓦茨研究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监督方式：警察巡逻和火警。警察巡逻的监督方式涉及具体的、经常性的巡视、探查和汇报等直接监督方式。然而，这种监督方式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此，在实践中很少实行这样的监督。其替代方式是建立类似于“火警”(FireAlarms)的监督机制来约束和控制官僚机构。当选民和利益集团感到他们的利益被官僚机构伤害时，他们就会向政治委托人大声呼吁。这时，委托人就会很容易得到关于官僚机构的信息“火警”机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将道德风险最小化的机制。因此，要借鉴“火警”机制，就必须突出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在地方公共选择中的主导地位，实行地方公共选择中的权力制衡机制配套措施，即鼓励各种行业和领域利益集团(特别是农民和城市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表集团)的建立和壮大，并按照法定程序进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从而放大地方辖区内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的政治声音” 第二，在对地方政策供给市场的修正中，应主要针对两个问题，即地方政府的届别机会主义和追求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倾向。纠正前者的思路是构建连续的、权威的委托人机制和流动的、竞争的代理人机制；纠正后者的思路是建立产权清晰的、硬预算约束的制度环境。本文注意到，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截面上，地方政府的确具有理性人的人格化特征，但是在长期地连续观察下，现行的制度安排对地方政府前后届之间的经济行为连续性和行政稳定性方面并没有构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基于政绩显示，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在政府届别中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短期行为。因此，在保证地方人大作为委托人的权威地位的同时，必须保持在代议制条件下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导意志的连续性和政策的平滑运转。在这一方面，适当延长人大代表任职期限和连续不断地以较低的比例更换成员是较具可行性的制度选择。这种制度安排能够最大限度地稳定选民和地方政府的政策预期，从而减少届别机会主义行为。换言之，在上级政府主导下级政府并同时换届的情况下，届别机会主义行为存在制度上的内生性。同时，应建立规范而灵活的公务员任免机制，建立代理人机制，因为竞争性的公务员人才市场能够有效增加政府官员机会主义行为的决策成本。另一方面，修正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倾向的有效途径是减少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空间，建立产权清晰的、硬预算约束的制度环境。例如，在2003年的全国开发区热的成因中，几乎到处可见法规政策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影子，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没有发行公债的权利，但是几乎所有的中国地方政府都存在变通的融资行为(主要通过成立国有投资公司和以财政名义为企业担保商业银行贷款)，并业已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政府债务。另外，是低征高卖的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地方政府投融资制度和土地征用制度正是开发区热的制度性助推器，也是开发区这种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运行成熟的模式移植国内后发生异化的制度性原因。因此，解决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倾向问题的主要思路是建立产权清晰的、硬预算约束的制度环境。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看，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中，产权最模糊的地方也是资源最容易被攫取和滥用的领域，从而也极容易演化为内生垄断租金的制度盲区(公有的悲剧)。从这个角度看，预算软约束也是产权残缺的逻辑结果。 第三，解决地方政策执行市场中地方政府越位与缺位并存的问题。从逻辑上讲，政策执行市场是初级政治市场和政策供给市场的结果，那么对前两个地方政治市场的政策建议中应内含着地方政策执行市场的弊端(越位与缺位)的自然解决。但是，到此为止仍然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①增强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势必会削弱上下级间的政府控制，在这种条件下，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如何发挥?②即使假定地方人大实现了对同级政府的有效监督和约束，那么由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地方政府间分工的越位与缺位如何解决?本文对此给出的思路是在满足对前两个地方政治市场的政策建议的基础上(构筑涉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多层次的委托入主体；构筑地方人大与同级政府之间事实上的委托一代理关系；构建连续的、权威的委托人机制和流动的、竞争的代理人机制；建立产权清晰的、硬预算约束的制度环境)，建立规范的(相对于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相机抉择的(相对于经济波动)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可行的做法是，尽可能地把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关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通过增加政府间纵向转移支付(同时要大力减少目前转移支付中的“基数返还”比重)力度来调控和约束地方政府经济的行为，而不是直接控制地方政府首脑的任免来控制和约束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从而在制度化的环境中使地方政府形成正确的政绩观。
什么决定了企业的最佳规模？∗——关于企业规模的研究述评聂辉华李文彬内容提要：本文从市场范围、生产要素、交易费用、产权、激励成本和信息成本等六个方面综合考察了决定企业规模的因素以及相应的实证研究结果。本文也指出了关于企业规模的企业理论对企业并购的理论启示和现实意义，并展望了今后的研究前景。关键词：企业规模企业的边界企业并购据统计，在美国经济史上，从来没有全职雇员超过100万或者层级超过10个的巨型企业（Canback，Samouel & Price，2003）。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因素限制了企业的规模？在企业理论领域，这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Frank Knight一度认为很大程度上这不是一个可理解的一般性理论问题，而是一种历史偶然。John Williamson也曾感叹企业理论最难描绘的一个概念是何为企业的“最佳规模”。近年来，企业最佳规模或者说企业的边界问题，依然是企业理论界权威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例如Homstrom & Roberts（1998）①，Hart & Homstrom（2002）。本文综述了关于企业规模或边界的主要理论假说及其实证结果，并做了简短评价，试图为经济学或管理学的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一些线索。一、关于企业最佳规模的几种主要理论归纳起来，经济学家们在回答何种因素决定企业规模时，主要有“市场范围论”、“生产要素论”、“交易费用论”、“产权论”、“激励成本论”和“信息成本论”等六种理论。第一种解释是“市场范围决定企业规模”。亚当·斯密（Smith，1776）最早在其不朽巨著《国富论》中提出“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被后人称为斯密定理（Stigler，1951）。斯密认为，企业源于专业化与劳动分工，而分工受交换能力的制约，即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企业规模就受制于市场范围。Allyn Young（1928）在斯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而市场不仅是由人口、区域决定，更是由购买力决定，购买力由生产力决定，而生产力由分工决定。因此，是“劳动分工决定劳动分工”，这便是“杨格定理”。杨格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了市场范围与企业规模的关系。Stigler（1951）从另一个角度扩展了“斯密定理”，他将厂商视为若干“功能”的组合，分析了具有递增报酬的那部分“功能”随市场范围的扩大而形成一个专门产业的过程，推断衰退产业的基本特征是“垂直非一体化”。换言之，处于衰退产业中的企业尽管面对的市场范围不断缩小，但是却偏向于多角化经营。但是，Becker & Murphy（1992）批评了“斯密定理”，认为企业内不同专业人员之间的“协调费用”（coordination costs）对劳动分工从而企业规模更具决定性作用。他们用一个总量模型说明了，当分工获得的收益与协调费用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规模便达到均衡水平。由于理论解释上的冲突，因此市场范围是否限制企业规模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证的结果。重要的是，市场范围本身无法解释为什么同一产业内部会出现不同的企业规模，这要求理论家们把视角从产业、市场转向企业内部。第二种解释是“生产要素决定企业规模”。新古典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一个投入产出的∗本文受到杨其静主持的“2004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课题”资助。限于篇幅，本文节略了一些参考文献，需要详细参考文献的读者请发email给。①需要说明的是，Homstrom和Roberts的文章《企业边界再考察》发表在著名的《经济学展望杂志》上，这表明企业的边界问题依然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黑箱”。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追求成本最小化，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决定产量，因此企业的最佳规模在平均成本最低处实现，而这是由生产技术决定的。新古典理论认为，存在某种难以随着企业规模改变而改变的“神秘”投入限制了企业规模的扩张，比如经营能力。在Viner（1932）和Manne（1965）的基础上，Lucas（1978）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中推断，给定一个封闭经济中劳动者的“管理才能”不变，最大化产出的企业规模将与人均（物资）资本正相关。人均资本越多，企业规模越大。Rosen（1982）侧重强调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认为将具有管理才能的人配置到高级职位并给予其较高报酬，将扩大企业规模，因为企业科层具有放大管理才能的“乘数效应”。因此，通常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与企业规模正相关。Kremer（1993）强调了人力资本的匹配问题，认为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分别匹配在一起工作会产生帕雷托最优，产出和工资收益都将提高，从而企业规模也将扩大。富国和穷国之间工人收益的差异，与它们之间企业规模的差异正相关。相对于古典企业理论或生产者理论，新古典理论近年来的发展，正逐步打开企业这个“黑箱”。但是它仍然无法解释，如果说要素供给限制了企业规模，那么为什么不通过企业之间不断的合并来实现扩张呢？看来，除了生产成本，企业还需要考虑其他成本，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出现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缺陷。第三种解释是“交易费用决定企业规模”。科斯（Coase，1937）指出，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发现相对价格、谈判和达成契约的成本。因此，通过成立一个组织，允许某一权威（企业家）来指挥资源配置可以节省某些成本。这种组织就是企业，“企业的本质特征是对市场的替代”。由于在企业家的权威指令下，要素所有者无须为每一次交易都与其他合作者签定契约，而由企业家用一个契约取代了一系列契约，这样自然就减少了交易费用。但企业组织一项交易也要耗费管理费用（企业内的交易费用），因此当增加一项交易的边际交易费用在一个企业、市场和另一个企业相等时，企业就在均衡上实现了最佳规模。科斯认为导致企业内交易费用上升的原因有三个：企业家边际报酬递减、资源浪费增加和要素供给价格上升。进一步地，Williamson（1985）以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为关键假设，将不同的交易区分为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不同性质的契约有着不同的交易费用（或治理成本），分别对应着市场治理、三方治理、双方治理或者统一治理（一体化）等不同的治理结构，形成市场、混合形式以及科层（企业）三种组织形式。与市场治理相比较，企业治理在生产成本方面有劣势，但是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加强，企业治理在交易费用方面的优势将逐步抵消其在生产成本方面的劣势。因此，最佳企业规模将由交易费用（治理成本）和生产成本的最小总和决定。契约数量的减少固然可以节约部分交易费用，但是契约的质量如何保证呢（聂辉华，2003）？有什么机制可以消除企业内的机会主义行为吗？交易费用经济学忽视了组织内员工的激励问题，似乎过于乐观地假设了一体化带来的正面效应，实际上也和新古典企业理论一样，把企业导向一个规模无限扩大的佯谬。这遭致了Hart 等人的批评，因此，其后发展的企业理论在解释企业最佳规模时纷纷将焦点从交易费用、套牢（hold-up）问题转向激励问题（Homstrom & Roberts，1998）。第四种解释是“产权决定企业规模”。企业理论中，主流的GHM理论（Grossman & Hart，1986；Hart & Moore，1990；Hart，1995）把企业看作一个可控制的物质资产的集合。在不完全契约（incomplete contract）框架下，当一个企业兼并另一个企业时，兼并方将获得全部剩余控制权（residual rights of control），从而增强了专用性投资激励；而被兼并方因为丧失了剩余控制权，从而削弱了专用性投资激励。因此，企业的最佳边界取决两个企业一体化给双方企业成员造成的专用性投资激励的总效应是否为正。Rajan & Zingales（1998，2000）对GHM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企业的边界不是由GHM意义上的物质资产所决定，而是由企业的权力所能控制的资源决定。而权力除了来源于产权，还可以来源于对通道的控制（control over access）。企业的最佳规模应当由基于产权和通道的权力所能控制的物质资产和人力资产决定。Holmstrom（1999）认为应当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企业”是一种“活动”（activity），一种“子经济”（subeconomy），具有外部性。为了改进和拓展GHM理论，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Hart & Homstrom（2002）将视角从资产（asset）扩展到活动（activity），假设一个企业的活动具有（正的和负的）外部性，老板或管理者具有货币利润和私人收益（如对工作的满足感）。他们认为，企业合并的好处是可以将正的外部性内在化，从而增加利润，但是代价是会导致管理者丧失部分私人收益，因此最佳的企业规模将是对两者的权衡。以物质资产定义企业的边界或活动，固然便于理论上的处理，但是资产（或产权）毕竟不是唯一的激励手段，企业的最佳边界应当是多种激励手段的综合。第五种解释是“激励成本决定企业规模”。Homstrom & Milgrom（1994），Homstrom & Roberts（1998）和Holmstrom（1999）分析了包括产权在内的多种激励手段所产生的激励成本。他们从委托代理的角度出发，把企业看作是一种激励装置（incentive instrument）。一项任务是采取内部雇佣（make）还是外部购买（buy），取决于不同的任务对不同约束的人所需要的绩效度量成本、监督成本和激励效果。企业可以采取三种基本的激励方式：给予产权、授权和严格工作安排，而最佳的企业规模体现了不同激励手段之间的合意权衡。因此，企业有些活动是自己制造，有些活动则是外包。如果绩效度量成本较低，那么偏向于采取市场契约的方式，比如代理制、特许经营等。经济学家们总是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产权、权力上，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甚至不是决定企业边界的最重要变量。特别是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和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企业战略、金融工具、管制法律也都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这似乎表明，经济学家们在解释企业最佳规模时，单纯的经济学视角可能显得有些狭隘了，从管理学或者组织理论的角度来探讨企业的最佳规模问题可能给我们带来另外的启发。第六种解释是“信息成本决定企业规模”。Williamson（1967）把企业视为一个科层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人的有限理性在这种结构下会造成“控制性损失”（control loss）。这种控制性损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企业科层结构的增高，最高管理者能够从生产现场获得的信息将发生自下而上的偏差；二是最高管理者根据这种被过滤了的信息发出的指令又将自上而下发生偏歧。因此，这种科层所造成的信息传递成本、控制性损失决定了企业规模。这一观点与把企业看作是“信息处理器”（information processor）的企业能力理论学派是一致的。该学派把企业描述为在一个变化和不确定的环境中，执行任务的企业成员进行信息收集、处理和传播的过程。在组织中，对信息的注意能力和处理能力成为稀缺的资源。组织的优势就在于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通过使成员专业化于收集和处理不同类的信息而节约成本（Marschak & Radner, 1972）。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在代理人中处理新信息和传播旧信息的成本。企业就是一种最小化这两类成本的一个信息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Bolton & Dewatripont（1994）进一步指出，企业在处理不同的信息时在专业化处理信息的收益和成本之间存在一种权衡关系（trade-off），并由此决定了企业的最佳规模。信息成本显然是影响企业规模的重要因素，但是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例如，Calvo和Wellisz（1978）指出，造成控制性损失的主要原因不是科层的高度，而是监督过程的状态。如果雇员不能预期其绩效被监督的时间分布，那么科层高度就不会限制企业规模；反之，则控制权损失会限制企业规模。这表明，单纯的管理学观点也不能洞悉企业规模问题的全貌，我们需要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综合视角。二、关于企业规模的实证研究关于市场规模和企业规模的关系，实证的结果是混合的（mixed）。Sutton（1991）表明，市场越大，企业就越是容易摊销固定成本，因此相应地企业规模也就越大。Campbell & Hopenhayn（1999）也支持了这一假说。但是Bresnahan & Reiss（1990）又表明市场规模和企业规模之间没有线性关系。典型地，斯蒂格勒（Stigler，1958）利用“生存技术”（survivor technique）对美国钢铁业和汽车业的实证分析表明，最佳企业规模通常是相当宽广的。无论市场性质是怎样的，企业的最佳规模都没有唯一的点。关于生产要素和企业规模的关系，基本上理论假说能得到实证支持。Lucas（1978）根据美国1975年左右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发现人均资本或者人均GNP确实与企业的平均规模高度正相关。Mellow（1981）证实了工资收入与企业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是影响企业规模的重要因素。关于交易费用和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最新的实证结果有一些分歧。Klein、Crowford & Alchian（1978）关于通用汽车公司和费雪车身公司的经典案例表明，在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特征下，套牢威胁会导致纵向一体化，这支持了Williamson的假说。但是，Coase（2000）和Casadesus-Masanell & Spulber（2000）最近对该案例的重新考察又表明，主要是交易费用而非套牢问题导致通用汽车公司兼并费雪车身公司，这似乎支持了Coase的观点。Freeland （2000）对该案例的考察也没有支持Williamson的观点。关于产权和企业规模的关系，Kumar、Rajan & Zingales（2001）最近对1991－1992年欧洲企业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产权决定企业规模的观点。研究表明，在产业层面，资本密集的产业、高工资的产业和R&D投入较高的产业，企业的平均规模比较大，因为产权容易得到保护。在国家层面，那些具有高效司法制度或者对专利权保护较好的国家，企业的平均规模相对要大。相反，欠发达国家由于司法制度落后，对产权保护不力，因此企业的平均规模较小。至于从管理学的角度综合考察影响企业规模的因素，Canback，Samouel和Price（2003）最近的一项研究也支持了理论假说。他们把影响因素分为结构性因素（组织结构的形式、大企业导致的规模不经济）和战略性因素（资产专用性程度、大企业具有的内部规模经济），利用784家销售额在5亿美元以上的制造类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计量分析证实了上述因素对企业规模的限制作用。他们认为，M型组织结构、高度资产专用性和内部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扩大规模，获得更高利润率；而由于官僚主义、控制性损失等造成的大企业内部的规模不经济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增长。他们的分析同时支持了新古典企业理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观点。三、企业规模理论对企业并购的启迪企业理论中关于企业规模或企业边界的理论，对应于企业管理中的并购问题。近几十年来，全球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并购浪潮。然而研究表明，大约有一半的企业并购是失败的，被收购公司的利润平均都下降了。拉杰科斯（2001）对并购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认为缺乏战略规划、协同效应和资源共享是主要原因。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东方高圣公司的研究表明，成功并购的比率还不到20％。他们追踪研究了1998年以前实施重大重组的45家上市公司样本，发现15％的公司在经过资产注入后情况良好，20％的公司经营动荡不定，36％的公司在财务游戏中艰难生存，29％的公司重陷困境（转引自胡玲，2003）。从企业规模理论的角度不难解释如此普遍的并购失败。很多企业在并购时缺乏战略规划，选择的时机不对，恰逢行业衰落时期，这印证了“市场范围论”的观点。反过来，也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并购浪潮通常发生在产业迅速发展时期。更多的企业则是因为忽视了并购过程中的协同效应。根据前述关于企业规模的“生产要素论”、“产权论”，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越显著，或者不同企业之间的资产互补性越强，那么就越是适合合并。但是，现实中很多企业都盲目扩张，实行的是非关联性合并，导致企业并购后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协同效应或规模经济。另外，一些企业往往只看到企业并购的好处，比如规模效应、广告效应，但是忽略了并购过程中由于文化冲突、体制不同导致的高额交易费用，或者忽略了被兼并企业的管理层的激励，从而导致了失败的并购，这印证了企业规模的“交易费用论”和“激励成本论”。此外，一些企业虽然在资源整合、文化协调方面做得很好，但是由于企业并购后规模扩大，信息传递成本更高，导致决策迟缓、市场反映速度降低，从而降低了市场竞争力，这正是企业规模的“信息成本论”所提醒的。四、一个结论性的评论从理论上讲，无论是市场规模、生产要素、交易费用，还是产权、激励和信息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对企业的最佳规模造成影响。而实证研究表明，这些因素的确起着一定作用。无论如何，企业理论的发展表明经济学家们从各个不同角度更深刻地认识了企业的最佳规模问题，起码它不像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那般简单。从完全竞争的理想状态到非完全竞争的现实状态，从完全契约框架到不完全契约框架，从单纯经济学视角到管理学和组织经济学视角，由于初始假设条件不一，各种理论假说都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说服力。麻烦的是，现在的实证结果也常常是混合的，因为很多理论的重要变量（例如管理者的边际激励）不是可以直接检验的。这提醒理论家们，一方面需要构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诸因素在均衡条件下是如何动态地决定企业最佳规模的（聂辉华，2003）；另一方面也需要发展更好的计量工具来对现有理论进行更科学的实证检验，这是微观计量经济学在近年来备受重视的动力之一。尽管“企业理论”仍然没有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但是从“企业的最佳规模”入手，也许是一个方向。毕竟，何谓“企业的本质”更像是一个规范性命题，而企业规模则是一个实证性命题。我们相信，在比较静态环境下，如果模型的外生变量是可以观察的或实证的，那么就容易对局部均衡的结果进行经验检验。企业理论在这一领域的推进，不仅仅是提醒人们现实世界中有多少因素会影响企业的最佳规模，而是进一步检验经济学家所提到的这些因素是否真的具有普适的解释力，同时力图发现决定企业均衡规模的更深层次因素。无疑，这要求经济学家们提炼出更清晰的命题，发展更加严密的模型，做更可靠的实证检验。就模型的严谨性而言，“产权论”和“激励成本论”遥遥领先于其他理论，因而目前已经成为该领域最受重视、引用次数最多的两种观点。然而，它们同样面临着实证检验在证据和方法方面的挑战。我们也注意到，以往主要依靠案例研究的方式在经验和工具两方面都受到质疑，一部分经济学家对以往“耳熟能详”的案例重新考察其真伪，另一部分经济学对以往的计量方法提出批评，并试图用更精心的计量工具来检验现象之间的关系。当然，还可以在一些新的方向上继续拓展。例如，能否超越法律意义上对“企业”的定义而发展一个得到经济学家们认可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定义？Rajan和Zingales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他们以“权力”而非产权为基准，把丰田公司及受其控制的供应商看作是一个“企业”，并提出用基于事实的（de facto）机制来取代法定的（de jure）机制以重新定义企业的边界。但是如何处理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冲突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此外，把分析对象从两个企业的双边关系拓宽到多个企业的多边关系，是否会得出新的有意义的结论呢？如果从企业战略、资本市场发展的角度来考虑企业最佳规模又当如何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索的。参考文献[1]Bolton, Patrick, and Mathias Dewatrip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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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辉华、张雨潇，2015，《 分权、集权与政企合谋》，《世界经济》，第6期Jia, Ruixue, Huihua Nie, 2015, “Decentralization, Collusion and Coalmine Death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forthcoming Zhang, Yuxiao, Mingyue Fang, Ting Jiang, and Huihua Nie, 2015, “Contractual Hazard, Political Hazard and FDI Ownership Structure in Joint-venture Enterprises in China”,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forthcomingJiang, Ting, and Huihua Nie, 2014, “The Stained China Miracle: Regulation, Corrup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Economics Letters,123(3): 366-369Nie, Huihua, Minjie Jiang, and Xianghong Wang, 2013,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ycle: Evidence from Coalmine Accident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1(4): 995-1011Nie, Huihua, and Jinbo Li, 2013, “Coll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New Perspective on China Mode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1(2): 18-39杨瑞龙、王元和聂辉华，2013，《“准官员”的升迁机制——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管理世界》，第3期，23-33Li, Jinbo, Huihua Nie, 2012, “Confucian Filial Piety, Economic Growth and Divergence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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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西游记>学创业》，聂辉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聂辉华，《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反思“中国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参与编写《中级微观经济学》之“寡头厂商的策略行为”、“信息经济学”和“企业理论附录”三部分，刘凤良、周业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聂辉华、毛学峰，《从流通体制透视农产品涨价现象》，收入《中国通货膨胀新机制研究》，刘元春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声誉、契约与组织》，聂辉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规制与发展》(Regulation and Development)，[法]让－雅克 拉丰著，聂辉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公司财务和治理机制：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比较》，[美]唐纳德·H·邱主编，杨其静、林妍英、聂辉华和林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企业理论：现代观点》之第二、三、四章，杨瑞龙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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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选择性执法与公民被迫维权》，《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2月《斩断政企合谋的利益链条》，《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1月《“钓鱼执法”彰显政府治理结构错位》，《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0月《中国版“常春藤联盟”流于形式》，《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0月《威廉姆森：“交易费用”如何可证伪》，《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0月《如何避免对下属赏无可赏？》，《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五辑（总第37辑）《穷人和富人的竞争》，《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三辑（总第35辑）《医生比经济学家更高尚吗？》，《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二辑（总第34辑）《权威教材会不会破坏学生的创造力？》，《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一辑（总第33辑）《用明线规则完善劳动合同法》，《西部论丛》2007年第12期《十年乡村》，《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六辑（总第32辑）《什么才是和谐社会？》，《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五辑（总第31辑）《谁在搞臭中国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四辑（总第30辑）《学好经济学对研究生找工作有用吗？》，《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三辑（总第29辑）《姓什么会影响你成为经济学家吗？》，《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二辑（总第28辑）《为什么中国人多经验而少理论？》，《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一辑（总第27辑）《交友的境界和博弈的均衡》，《经济学家茶座》2006年第四辑（总第26辑）《质疑央企市场化考核》，《人力资源》2006年12月（总第241期）《大陆高校：没有一流待遇，哪有一流水平？》，《经济学家茶座》2006年第三辑（总第25辑）《政府应从制度上为农民分散市场风险》，《中国改革报》2006年8月17日《从人间消失的一亿女性》，《经济学家茶座》2006年第二辑（总第24辑）《再论“三个和尚没水喝”》，《经济学家茶座》2006年第一辑（总第23辑）《旅游业越好，教育业越差？》，《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四辑（总第22辑）《报纸为什么不免费发送？》，《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三辑（总第21辑）《挑战所罗门国王的智慧》，《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二辑（总第20辑）《道德：经济学的“黑洞”》，《经济学家茶座》2004年第4辑，总第18辑《王小石事件：凭什么让证监会背黑锅？》，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24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上海磁悬浮：将做秀进行到底》，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23期（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网站日文转载）《江南日记》，《经济学消息报》2004年11月19日（No.620）第四版《“刘翔读博”与“李约瑟之谜”》，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22期（新华网、搜狐网转载）《“上海办证”与传媒造假》，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21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史美伦：制度先遣者的代价》，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20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理性看待“郎咸平事件”》，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19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统计与猫》，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18期《定价的学问》，《经济学消息报》2004年8月27日（总第608期）《童年的梦》，《经济学家茶座》2004年第3辑（卷首语），总第17辑《一个大陆学生心中的杨小凯》，《经济学家茶座》2004年第3辑，总第17辑《德隆事件拷问学者良知》，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16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车牌拍卖：上海市叫板商务部的背后》，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13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质疑无偿献血制度》，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12期（被《南方周末》等重要媒体报道）《发展经济的关键是培育企业家》，《经济晚报》2004年4月26日16版《为何“自古红颜多命薄”？》，《经济学家茶座》2004年第1辑，总第15辑《天妒英才杨小凯》，《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3年12月12日《另类新经济：不确定时代的逐利行为》，新华社《环球》2003年第22期（《读者》2004年第3期转载）《如何创作经济学论文？》，《经济学家茶座》2003年第4辑，总第14辑《南海目击与假说》，《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5月30日7版《杨小凯：华人经济学界的“骄杨”》，《经济学家茶座》，2003年第2辑，总第12辑，收入《经济学家茶座》精华本《校园爱情：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学家茶座》2002年第4辑，总第10辑，收入《婚姻爱情经济学》《虚弱的多数》，《改革与理论》2002年第7期《转移的财富》，《经济学消息报》2002年4月26日头版《面对入世：中国经济学家准备好了吗？》，《经济研究资料》2002年第3期《重庆与普通话》，《经济学消息报》 2001年11月16日 （NO.463）《手机选号费：到底该不该取消？》，《改革与理论》2001年第11期《并购浪潮影响深远，寡占时代悄然来临》，《经济学消息报》 2001年9月14日 （NO.454）《从清华北大教育拨款谈起》，《经济学消息报》 1999年7月16日 （NO.341）
一说到钱钟书便会想到围城，一说到围城就会想到钱钟书，围城与钱钟书在人们眼里似乎是一对连体婴儿，提及其中一个便很自然的想到另一个。我也如此，因为围城而认识了钱钟书。在读围城之前我并不了解钱钟书，潜意识里他应该是一个很了不起、很严肃的人物，在读围城的时候便应证了我的这一判断，后来在课堂上听老师分析围城以及查阅到的关于围城的评论，就更令我深信不已。那些错中复杂的人物关系，那些纠结不清的真假面孔，那些背负虚伪面具而丢失本性的扭曲人生，那些看似平凡简单却隐藏着让你意想不到的人生哲学的语句，都令我震撼。震撼这本书的价值，更震撼这本书的作者，那时钱钟书先生种在我心中的形象有点类似于鲁迅，有着鹰一样锐利的眼睛，仿佛能洞悉世间的一切；有着刚毅而棱角分明的轮廓，如同崖壁上的雕像一般，冷酷而无情、不苟言笑；有着非常严密、严谨的逻辑思维。是一个站在制高点上的孤独者。然而前几天在读他的妻子杨绛写的《写的钱钟书》一文时，却让我了解到一个与我想象的完全不同的钱钟书，让我吃惊得半天合不拢嘴，一遍又一遍的翻看首页的作者反复确认是否真的是他的妻子杨绛。因为在杨绛的笔下，钱钟书先生是一个憨傻、搞笑、顽皮，充满孩子气和痴气的大小孩，非常的平易近人，也很有爱心，似乎永远都没有烦恼，整天乐呵呵的！完全跟你读围城时想象的钱钟书判若两人。发生在他身上的趣事儿可多了，据杨绛女士回忆，当他们还在牛津学习时，一天中午钱钟书先生午睡，她临帖，一个人写着写着字就睡着了，他醒来见她睡了，就饱蘸浓墨，给她画个花脸，添上了眼镜和八字胡。还有一个大热天他们的女儿正在熟睡（女儿还是娃娃的时候），他在女儿的肚子上画了一个大猪头，被他母亲发现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从此他不敢再画。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和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所以他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方可安心入睡，可是第二天他又藏东西进去。就这样他们一个藏，一个找，倒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在别人看来无聊至极，他却玩的不亦乐乎。钟书先生的这种痴傻气，不仅体现在亲人身上，还体现在动物身上。杨绛女士写道在解放后，他们在清华养过一只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善良的钟书先生就奋不顾身地上树救猫。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先生就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到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很让人无语对吧！这哪儿是一个成年人啊，还是一个有着那么严密的逻辑思维的成年人，根本就是一顽皮的小破孩儿！这是那个写《围城》的钱钟书吗？这是那个看破人世丑态的钱钟书吗？这是那个一针见血揪出社会弊端的钱钟书吗？不是说走在人类精神前言的引领者都是孤独而绝望的吗？像鲁迅、像艾青、像闻一多、像海子，可是为什么还会存在着这样的钱钟书呢？由此看来，人生过得有趣与否，并不在于智慧，而在于心态。如果你有幸成为一位智者，看到常人看不到的弊端，思索常人思索不了的问题，你时常“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渴望自己能变成一把钢刀立马刺破所有的黑暗，挽救社会，挽救人类。可是你总感到周围的人愚蠢麻木至极，不但不能帮助你扭转乾坤，反而时刻阻碍牵绊着你。于是你无比绝望，无比孤独，你愤世忌俗，憎恶一切，你觉得自己没有同行者，你觉得世上没有人可以理解你，你觉得自己活得很累。你认为这是先知者的悲哀，你理所应当的认为清醒者就注定终生孤独痛苦。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这样的人物数不胜数。可是，你知道吗？这真的只是你认为！就像钱钟书先生一样，他也是先知者，但他的人生却是那般的有趣而快乐。这就在于他的心态，超级无敌好的心态，尽管他也看到了许多的社会黑暗，尽管他也像所有的先知者一样想要挽救，但当他知道不能办到或者不能在短时间内办到的时候，他选择了暂时接受。因为他知道有很多东西都是欲速则不达，既然弊端已然存在，那么就一定有其存在的历史根源，它既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形成，当然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可破灭。是问题就总会有解决的时候，只是长短问题，就像脓疮，除了动手术切除以外还可以用中药慢慢化疗，这样还可以避免流血。他以一种幽默坦然的心态来看待一切，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静观所有，明明知晓一切，却不为一切烦恼，更不让这不好的一切来引领自己的人生。人们常说，人生难得糊涂！而我认为人生难得清醒却依旧快乐！
1、杨绛先生不仅是钱钟书的妻子，她还是一个作家、文学家、翻译家，她在世时经她翻译的小说、创作的作品都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她用自身的魅力征服了广大人民的心。杨绛先生在世时为人类文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2、杨绛先生一直在文学方面坚守着良知和道德，在她身上一直表现着女性与生俱来的温柔与慈爱，坚持着传统文化的淡泊名利的美德，杨绛先生的内心是非常坚强的，同时也是非常温暖的。她把妻子、情人以及朋友不相关的三者紧密的结合在在一起，淋漓尽致地在现实中表现出来。
3、首先，杨绛先生在事业上是成功的，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作品翻译更甚于文学研究，她的成就都是非常高的；其次，在爱情上，她的初恋便遇到了可以相伴一生的爱人钱钟书，二人携手走过了无数个春秋；最后，与钱钟书结婚后，他们还育有一女钱瑷，一家人的生活非常幸福。
4、杨绛的散文主要以写实为主，它的特点中最鲜明的一个就是擅长用喜剧的手法描述悲剧，通过这一种方式带给读者深刻的思考但是同时又不让整篇文章的氛围太伤感，她曾经说过不希望读者在读自己的散文的时候感觉到悲伤。
杨绛散文特点中还有一个就是贴近生活，她的散文有很多都是来自于生活，她将生活和写作联系得非常紧密。就算杨绛的一生经历了非常多的苦难，但是在她的文章中总是能够找到那一抹激励读者的色彩。
5、杨绛先生坚忍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操守，坚贞于伟大女性的关怀与慈爱，她固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淡泊与坚韧，杨绛的内心是坚硬的，又是柔软的。
杨绛先生有许多作品被翻译出版了了，想必一定会有人研究的，不过外国的文献浩如烟海。。。。怕是不好找
没有啊真的没有啊
拒绝浮躁名人的事例如下：
第一个例子：卧薪尝胆，正因为勾践不浮躁，沉着冷静，才拯救了自己的国家。
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相邻，经常打仗，有次吴王领兵攻打越国，被越王勾践的大将灵姑浮砍中了右脚，最后伤重而亡。吴王死后，他的儿子夫差继位。三年以后，夫差带兵前去攻打越国，以报杀父之仇。 公元前497年，两国在夫椒交战，吴国大获全胜，越王勾践被迫退居到会稽。
吴王派兵追击，把勾践围困在会稽山上，情况非常危急。此时，勾践听从了大夫文种的计策，准备了一些金银财宝和几个美女，派人偷偷地送给吴国太宰，并通过太宰向吴王求情，吴王最后答应了越王勾践的求和。
但是吴国的伍子胥认为不能与越国讲和，否则无异于放虎归山，可是吴王不听。 越王勾践投降后，便和妻子一起前往吴国，他们夫妻俩住在夫差父亲墓旁的石屋里，做看守坟墓和养马的事情。夫差每次出游，勾践总是拿着马鞭，恭恭敬敬地跟在后面。
后来吴王夫差有病，勾践为了表明他对夫差的忠心，竟亲自去尝夫差大便的味道，以便来判断夫差病愈的日期。夫差病好的日期恰好与勾践预测的相合，夫差认为勾践对他敬爱忠诚，于是就把勾践夫妇放回越国。
越王勾践他回国以后，立志要报仇雪恨。为了不忘国耻，他睡觉就卧在柴薪之上，坐卧的地方挂着苦胆，表示不忘国耻，不忘艰苦。经过十年的积聚，越国终于由弱国变成强国，最后打败了吴国，吴王羞愧自杀。
第二个例子：达·芬奇画的鸡蛋不是一次次乱涂鸦，在他失败时，他脚踏实地认真练习，耐得住寂寞，执著坚持，审视自己的不足，苦练基本功，终于成为赫赫有名的画家。
关于静心例子:
第一个例子：一部《泰坦尼克号》成就了最初的卡梅隆，当铺天盖地的荣誉和巨大的名声落在这个青年导演头上时，他却忽然蛰伏起来，以几十年的策划推出了轰动全球的《阿凡达》。
第二个例子：现代作家路遥将自己关在煤洞数年，在寂寞中耕耘着精神家园，创作出《平凡的世界》；拒绝浮躁，荷兰画家凡·高以一辈子的孤寂生活，忘情地投入到富有激情的艺术创作中，最终锻铸成一位令人仰止的伟大艺术家。
扩展资料：
烦躁例子:
1、三国时期的曹操率兵百万，南下攻关，听了庞统的话，建成连环船，自以为得计，站在船上对酒当歌，踌躇满志，以为必胜无题。结果，连中计谋，被蜀吴联军打败。
2、明末农民起义领袖闯王考自成，率领大军攻陷北京，建立大顺王朝。但考自成及其手下大将烦躁自满，争取夺利，很快就被吴三桂打败。
3、楚霸王相项羽以为贵族出身，英雄盖世，力拔山河，拥有雄兵百万，不把亭长出身的刘邦放在眼内。但刘邦善用张良、韩信、萧何等人，由弱转强。刘、项相争，结果是项羽惨败，自刎乌江。
关于静心的名言:
1、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第八章
2、如果我们静心，唤醒内在的意识，我们会知道自己的伟大，知道自己和宇宙源头有沟通，而且是其中一分子，我们和整个宇宙是一体的，因此我们会更有耐心、更坚强、更有智慧，可以做更多神奇的事。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句古训被历代仁人志士当作修身养性之本，强调保持内心的宁静，对一个人修身养性尤为重要。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修身当从修心始，修心当从静心始。
我很欣赏作家张炜奉行的“三不主义”：不看热闹的书，不去热闹的地方，不交热闹的朋友。在这纷繁复杂、五光十色的世界里，真正能把心静下来，守住内心的一片宁静，这是很不容易的事。
静心不易，原因之一：被名利所困。汲汲于名利，汲汲于富贵，乃世人常态，而潜心于学识研究，倾心于本职工作的人少之又少。如此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如果你视金钱、地位、权利如粪土的话，那人们会认为你是个傻子、呆子、头脑有病的人。“淡泊名利、清廉高洁”好像是多么遥远的古代的事情。
然而，让一个人与名利一点也不沾边，做一个纯粹的“君子”，或做一个苦行僧的话，是不可能、不现实的事，关键是如何对待名利。如果组织赋予的，人民群众认可的，得而无愧的，那你可以受，可以得。孟子云：“万钟不辨礼仪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孟子认为接受万钟的俸禄之前，要审视一下俸禄是否符合道义，是否受之有愧。所以说“淡泊名利”的“淡泊”是强调对名利的态度要淡，而不能过分地去追逐，不择手段地去获取。当我们去细细品味古圣人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的时候，会感觉自己是多么渺小啊！
在名利面前如何静下心来呢？首先不为所惑，保持清醒的头脑。就要善于把事后的清醒、结果的清醒、一时的清醒变为事前的清醒、过程的清醒、一生的清醒，不为名利所败，不为名利所害。其次勇于放下。“放下”是一种谦让，“放下”是一种胸襟，“放下”是一种约束。勇于放下，就不会沽名钓誉、为所欲为；就不会利欲熏心、苦心钻营；就不会以权谋私、骄奢淫逸；就不会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就不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九十年代，教师工资微薄，难以维持生计，有些人跳海从商，而绝大部分教师守住这块净土，他们拥有一颗淡定的心，勇于放下名和利，无怨无悔。
静心不易，原因之二：为私情、私欲所惑。自私之心，人皆有之。不同的是有的人私欲熏心，有的人得过且过，有的人清廉公正。
自私虽是每个人藏着掖着的“小”，不见阳光的东西，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私情、私欲太盛，利令智昏，时时处处以自己为中心，把己事、家事、亲朋事掺杂其中，以损公肥私和损人利己为乐事，在满足其一己之私的过程中，不惜损害集体利益，不惜妨害他人利益。这样的人即便是比别人多捞取了一些利益，也不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
世间小人，个个如蝇逐食，皆私欲所惑也；而世间君子，皆坦坦荡荡，能克己奉公而走向成功。
在人的一生中，可贵的是勇于承受世间最美的东西如爱情、亲情、责任等。可悲的是争着抢着去承受不应承受的东西，比如过分的私情、私欲。每当你往自己的篓子里多扔一块小石子，你的脊背就不得不因此弯曲一次，最终篓子里的重量让你只能匍匐于地，过完庸俗的甚至可鄙的一生，私欲就成了你唯一能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当你抛弃了名利之争、私欲之念的时候，你的心会自然而然地沉静下来，心胸也会宽阔无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自然从容淡定、谦虚正直、廉洁奉公等就会成为你的优良品质，你就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静心可以忘我，淡定而执着；
静心可以知理，明义明善、知廉耻，领悟人生之哲理，开启未来之航船；
静心可以反省，“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
做一个高尚的人吧，从静心开始！
忙乱，热闹。
处处手忙脚乱，时时心神不宁。
一切时间似乎都不够再用，注意力也永远无法聚焦于一点……凡此种种，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浮躁。
浮躁从何而来？起因缘于繁忙。
工作繁忙，一人同时辟有多条战线，一年需要完成多项任务，一天被日程充斥，一时可能有几件事情需要处理。
于是则浮躁，则心不着地，俨然一只上满发条的时钟，滴答滴答飞转！其实不仅只有繁忙，浮躁与计划也密切相关。
事情一多，脑子发懵，心里起火，手足无措。
显然，此情此景，计划二字则被淹没。
当然，造成浮躁还有一因，或许还十分重要，那就是心理素质。
没有经历，没有经验，心理脆弱，毫无主见。
此时此刻，众多事情压来，既而丢失计划，浮躁所有生成条件顿时全部具备，有如电脑病毒一样瞬间爆发。
有条不紊，按部就班。
时时安然，处处井然。
单元时间，所有其它均已排除在外，时时刻刻都在轻松有序的劳作……如此这般，也有一个双音的名字——静心！为何需要静心？目的在于抵挡浮躁。
浮躁一来，忙乱姑且不说，工作效果自然没有成色。
工作好坏，并非只是表面上完成与否。
工作质量，需要以工作过程的质量作为依托。
手忙脚乱的工作，做过工作，心里无所收获。
心猿意马的追赶进度，完成的仅是表面文章。
静心则不然。
静心可以让人呼吸匀称，静心能够叫人心明眼亮，静心帮助人计划分明、胸有成竹，静心还能使人处事坦然。
人人都有忙乱之时，人人都有浮躁之举。
而浮躁遗患无穷，当以何物作为护法？若说浮躁是酸，静心则属于碱。
为避免浮躁，必以静心相对。
高三后半，复习任务繁重，去浮躁，修静心，好处多多。
我不建议你抄作文，你可以准备一个笔记本每天写一下对生活、对学习、对人生、对大自然的感受，也不用写很多，但每天都要坚持。
时间长了你的写作水平肯定会有所提高，你再把以前写的相同题材的作文整理在一起将会是很多优秀的文章！呵呵…希望我的方法对你有所帮助！
生活中，构成属于我的角落里永远的风景是清茶，音乐，手机，电脑，柔暖的灯光，一幅蓝天白云小桥流水的油画，还有自己.在许多个晚饭后，就会走入这个小世界，或看书，或冥想，或听音乐、或敲打些琐碎的文字，一种只有自己才能够闻到的味道包围在左右，日子平淡而静谧. 其实，风景不光是水光山色，也是一种精神.如三峡的神女峰，黄山的天都峰，新疆的天池，海南的鹿回头……每一处景点无论其大小都有个传说.那耸立的奇峰怪石及碧水深潭本是鬼斧神工，但那些个寓意深刻、美妙动人的神奇传说则是人类思想精神诠释的最佳展现.假若没有神奇的传说，风景会是怎样的黯然！见了灵动的景物不去寄托情思的人对生活一定是冷漠木然的. 风景会因人的创造而变得神奇，人会经风景的陶冶而变得滋润且有内涵.而在岁月的长河里，即使走在最落魄的旅途中或在最偏僻贫困的地方，也会有一两处风景点缀生活，让人可以赏且聊以 *** 的. 记得当年下乡的岁月里，生活清苦，没有电视，没有娱乐，日子过得很沉闷.但住所外有一排白杨树，长势茂盛，笔直的刺入云端.在寂寞的日子里，注目那树，其感觉不亚于见到黄山奇松，潇湘修竹.春天品赏树上一抹嫩绿，精神为之一振，点燃意趣.夏季，有时站在树荫下，目光顺着树伸向天宇，阴天心逐流云，晴日心遨太空，如果专注于大树所指的那方遥远而又逼近的苍穹，心愁淡释，会萌生出振翮高飞的意愿.转而会想：我所住的时日不长却深感寂寞难耐，而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呢？继而 *** ：此处风景都市没有，此时心情从今往后不会再来……霎时，胸怀如去茅塞，倏见晴朗，心底也生出稍许惬意…… 当年，每遇我心思宁凝伫立树下时，老柳就会走过来粲然一笑对我说：“生活不习惯呀！”我则不敢承认.他是济南知青，在乡里娶了妻子，生了儿子，是当时那地方寥寥几个扎根的知青之一.寂寞的生活被他营造了两处风景：享受妻子的温柔，亲抚小儿的娇嫩.心底的爱、乐、忧、恼皆倾注有处，日子的清苦便浑然不觉了.看到他这样我心头也豁然亮起一片旖旎的风光，随之就想：此心安处，便是我乡了. 我又想起了我的父亲，他老年患了脑萎缩，五六年不能自己行走，每天有我的母亲陪伴身边，父亲的说话能力有所下降，母亲就天天找话给他说，母亲辛苦万分，但在他的眼里丈夫是她一生中无法再找到的好风景，而父亲呢？不也是由母亲这片无比珍贵的风景相伴着而度日麽？ 风景是美的，但风景不止有青山绿水、动物、植物，也有风暴、地震以及天外来物……风景因其丰富复杂才多姿多彩.人若能对所面临的一切都视作风景，静心接纳，安抚也就在其中，欢乐也在其中了.
静心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这句古训被历代仁人志士当作修身养性之本，强调保持内心的宁静，对一个人修身养性尤为重要。
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
修身当从修心始，修心当从静心始。
我很欣赏作家张炜奉行的“三不主义”：不看热闹的书，不去热闹的地方，不交热闹的朋友。
在这纷繁复杂、五光十色的世界里，真正能把心静下来，守住内心的一片宁静，这是很不容易的事。
静心不易，原因之一：被名利所困。
汲汲于名利，汲汲于富贵，乃世人常态，而潜心于学识研究，倾心于本职工作的人少之又少。
如此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如果你视金钱、地位、权利如粪土的话，那人们会认为你是个傻子、呆子、头脑有病的人。
“淡泊名利、清廉高洁”好像是多么遥远的古代的事情。
然而，让一个人与名利一点也不沾边，做一个纯粹的“君子”，或做一个苦行僧的话，是不可能、不现实的事，关键是如何对待名利。
如果组织赋予的，人民群众认可的，得而无愧的，那你可以受，可以得。
孟子云：“万钟不辨礼仪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孟子认为接受万钟的俸禄之前，要审视一下俸禄是否符合道义，是否受之有愧。
所以说“淡泊名利”的“淡泊”是强调对名利的态度要淡，而不能过分地去追逐，不择手段地去获取。
当我们去细细品味古圣人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的时候，会感觉自己是多么渺小啊！ 在名利面前如何静下心来呢？首先不为所惑，保持清醒的头脑。
就要善于把事后的清醒、结果的清醒、一时的清醒变为事前的清醒、过程的清醒、一生的清醒，不为名利所败，不为名利所害。
其次勇于放下。
“放下”是一种谦让，“放下”是一种胸襟，“放下”是一种约束。
勇于放下，就不会沽名钓誉、为所欲为；就不会利欲熏心、苦心钻营；就不会以权谋私、骄奢淫逸；就不会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就不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
九十年代，教师工资微薄，难以维持生计，有些人跳海从商，而绝大部分教师守住这块净土，他们拥有一颗淡定的心，勇于放下名和利，无怨无悔。
静心不易，原因之二：为私情、私欲所惑。
自私之心，人皆有之。
不同的是有的人私欲熏心，有的人得过且过，有的人清廉公正。
自私虽是每个人藏着掖着的“小”，不见阳光的东西，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私情、私欲太盛，利令智昏，时时处处以自己为中心，把己事、家事、亲朋事掺杂其中，以损公肥私和损人利己为乐事，在满足其一己之私的过程中，不惜损害集体利益，不惜妨害他人利益。
这样的人即便是比别人多捞取了一些利益，也不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
世间小人，个个如蝇逐食，皆私欲所惑也；而世间君子，皆坦坦荡荡，能克己奉公而走向成功。
在人的一生中，可贵的是勇于承受世间最美的东西如爱情、亲情、责任等。
可悲的是争着抢着去承受不应承受的东西，比如过分的私情、私欲。
每当你往自己的篓子里多扔一块小石子，你的脊背就不得不因此弯曲一次，最终篓子里的重量让你只能匍匐于地，过完庸俗的甚至可鄙的一生，私欲就成了你唯一能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当你抛弃了名利之争、私欲之念的时候，你的心会自然而然地沉静下来，心胸也会宽阔无比。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自然从容淡定、谦虚正直、廉洁奉公等就会成为你的优良品质，你就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 静心可以忘我，淡定而执着； 静心可以知理，明义明善、知廉耻，领悟人生之哲理，开启未来之航船； 静心可以反省，“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
” 做一个高尚的人吧，从静心开始！
希望能帮到你，望采纳。
学会静心，认真做事先，整体规划一、保证良好的睡眠，不要熬夜，定时就寝。
坚持午睡。
二、学习时要全神贯注。
玩的时候痛快玩，学的时候认真学。
一天到晚伏案苦读，不是良策。
学习到一定程度就得休息、补充能量。
学习之余，一定要注意休息。
但学习时，一定要全身心地投入，手脑并用。
我学习的时侯常有陶渊明的＂虽处闹市，而无车马喧嚣＂的境界，只有我的手和脑与课本交流。
三、坚持体育锻炼。
身体是＂学习＂的本钱。
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再大的能耐也无法发挥。
因而，再繁忙的学习，也不可忽视放松锻炼。
有的同学为了学习而忽视锻炼，身体越来越弱，学习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
这样怎么能提高学习效率呢？ 四、学习要主动。
只有积极主动地学习，才能感受到其中的乐趣，才能对学习越发有兴趣。
有了兴趣，效率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高。
有的同学基础不好，学习过程中老是有不懂的问题，又羞于向人请教，结果是郁郁寡欢，心不在焉，从何谈起提高学习效率。
这时，唯一的方法是，向人请教，不懂的地方一定要弄懂，一点一滴地积累，才能进步。
如此，才能逐步地提高效率。
五、保持愉快的心情，和同学融洽相处。
每天有个好心情，做事干净利落，学习积极投入，效率自然高。
另一方面，把个人和集体结合起来，和同学保持互助关系，团结进取，也能提高学习效率。
六、注意整理。
学习过程中，把各科课本、作业和资料有规律地放在一起。
待用时，一看便知在哪。
而有的学生查阅某本书时，东找西翻，不见踪影。
时间就在忙碌而焦急的寻找中逝去。
其次，专攻英语应从以下几方面去努力：1、预习。
预习既是学习方法问题，也是学习习惯的问题。
预习的内容很多，如：课前要预习生词、课文和语法内容，在自己不懂的地方作上标记，带着问题有针对性去听课，课堂上尽力去解决自己不懂的问题，如仍不懂，课后应马上问老师。
2、听课。
听课是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听课效率高的学生往往能够在课堂上掌握教师讲授的大部分内容。
听课要做到：紧跟各个教学环节，如复习、引入、呈现、练习和巩固等；要集中精力，听懂教师的讲解，并做好笔记；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如回答问题、对话、角色扮演和复述等。
3、作业。
要认真完成课后作业。
英语作业分口头和笔头两种。
对语言学习来说，朗读、记忆、背诵等课后作业十分重要。
4、复习与总结。
课后要进一步理解课上所学的内容，如整理笔记、复习重点和难点；熟读或背诵重要句子；通过归纳、分析和比较，使知识条理化；根据个人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复习。
5、自备一本词典。
对于重点词汇或易混词要勤查词典，学会用简单的英语去解释生词，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以便今后能正确使用英语词典等工具书，准确地理解词义。
自己试着分析结构比较复杂的长句子，如能理解长、难句，那么也就不难理解整篇文章了，这样也随之提高了阅读能力。
6、课外时间尽量多看些课外读物或英语报刊杂志，多读故事类、幽默笑话类材料，以便提高学习英语的兴趣。
另外，可以辑一些英语谚语、警句等。
这样在扩大自己知识面的同时激励自己发奋学习。
7、多说英语，多背课文，培养语感；多写英语，锻炼自己的组词造句能力；课余时间要多与老师交流，解决遗留问题，坚持勤学好问。
1、可以适当地看些纸质书，如林清玄的散文之类的； 2、或者关注以下几个微信号的文章挺不错的，“水木文摘”、“大家”、“登巴才仁仁波切”，与时事的结合度都还行； 3、鸡汤文的作用是一分为二的，太过依赖其实并不能为自己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知行合一才重要； 4、另外听些轻音乐、选择一个安静有水的环境什么都不想，也可以让人快速安静下来。
捧起一本书，用鼻闻一闻，香气扑鼻；用心嗅一嗅，沁人心脾；这是书的与众不同的香，耐人寻味。
它的香宛若花的香，但又胜于其，花香令鼻尖舒畅，书香却让人既赏心又悦目。
这种香，这种美，就算对其不屑一顾的人也会蠢蠢欲动了。
我就在这无意间的蠢蠢欲动中，让这书香萦绕我心头十一年。
开始的读书生涯，我对书知之甚少，甚至不晓书是何物，对书的印象模糊不清，是那一叠叠厚得让我瞠目结舌的纸上那密密麻麻的、方方正正的东西为何物？那横七竖八拼凑而成的为何有如此的气势磅礴？我充满了深深的层出不穷的疑问，更蓬勃出对书这种无以比拟的热爱。
曾几何时，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书成了我密不可分的挚友；在书柜上、在案头角、在床头边都有它们的一席之地。
我爱书，以如饥似渴来形容毫不为过，是爸爸妈妈为我准备的一本本小人书；是一本本琳琅满目且经久不衰的书籍；是那两张海纳百川的借书卡；这是我向上的阶梯，更是我进步的见证。
书，如同春夜喜雨一般滋润了我贫瘠的心田；书，宛若黑夜明灯一般告诉我前进的方向。
但书却不是完美无瑕，书中自有黄金屋，若能寻找到开启智慧之门的金钥匙，需经千锤百炼。
我终于明白了唯有反复地摸索才方可理解其中蕴藏的和氏璧！
1静心而清心昨日，看了一首回文诗，仅有五个字：“可以清心也”。
无论怎么念，都可以连贯成句：“可以清心也，以清心也可，清心也可以，心也可以清，也可以清心。
”读了这五个字，心有感触。
是啊，心只要清，无论你面临什么，既不会欣喜若狂，乐极生悲，也不会意志消沉，消极待命。
可是，清心又谈何容易呀！食五谷杂粮的俗人，六根不净，欲望不止，清心对他们来说永远是可望不可即。
我呢？是否能清心？一直以来，很欣赏诸葛亮《诫子书》里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一句，看到不少学生也欣赏这句话，写在自己“最欣赏的一句话”的栏目下。
我不知道学生是否真正悟透了他的内涵，但我想至少这句话也打动了他们纯洁的心灵。
“宁静淡泊”，这是内心何等的豁达与超脱啊！其实，自己深知，只有静心，才能宠辱不惊；只有淡泊，心田才不会荒芜。
陶潜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静心才有如此之炉火纯青的境界。
朱自清因为心静，才看见了“月光如流水一般流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
＂的确，因为静心，所以我们才能看得见生活中细节的美。
可是很多时候就是身不由己，似乎自己的思想不受自己的大脑支配。
想想自己，可谓是“深居简出”，虽然每年都有很长的假期，每周都有双休日，但自己却很少走出户外，去旅游观光，去享受生活。
按说应该可以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给自己一个超脱尘世的心境，看淡名与利，看薄情与爱，从而心清如水 。
可是为什么我心仍然浮躁？为什么憧憬着的 静心而清心的境界只能是憧憬？有一句话不清楚是谁说的，但觉得很有启发：“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事可以给你带来平静。
”那就让我把目光放远些，把心静下来，让心清亮亮，将生命恬淡成一泓波澜不惊的湖水吧！静心而清心，我依然不变的追求！...
从小，在老师同学们的眼中，我是一个活泼开朗，无忧无虑的小男孩，好像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能让我烦恼的事。
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也有一个秘密，那就是—怕黑！今年我都十岁了，晚上还是不肯一个人睡觉，就因为这个怕黑的毛病，爸爸妈妈伤透了脑筋。
记得春节的一个晚上，妈妈对我说：“孩子，我们包饺子还需要一些面粉，你到超市去买两斤来，好吗？”我看了看窗外渐渐黑了的天色，又看看爸爸妈妈双手都沾满了面粉，只好很不情愿的答应：“好的！” 我打开门，一阵凉风扑面而来，看着漆黑的楼道，我不禁打了个冷战，还好，这是楼上下来一位阿姨，我便跟着她的后面下了楼。
天气很冷，街上已经看不到几个行人了。
从我家到超市还有那么远的距离，路灯也不太亮，把楼房，树枝的影子照在地上，阴森森的。
我一边往前走，一边环顾四周，生怕从阴影里蹦出个什么东西来，一不留神脚踢到了砖头上，我大叫一声，委屈的泪水在眼睛里打转转。
走了大约5,6分钟，超市终于到了，我跑着进去，称好了妈妈要的面粉。
有了从家里来超市的“历险”的经历，回去的路上我好像没那么害怕了，一边走，还一边哼起了小曲。
突然，在我前面不愿的树上，飘着一个圆圆的，黑乎乎的东西。
“妈呀！鬼头！”我大叫一声，可我脑袋里一激灵，想起妈妈说的话：“在世界上市没有鬼的！”于是，我鼓足了勇气，慢慢走进那“鬼头”，仔细一看，哈！原来不知是哪家的孩子，把个气球系在树上了！我忍不住说：“大胆气球，惊了先知，你该当何罪！”我真想把它拳打脚踢一顿，可妈妈还等着面粉呢，我只好先反复过了他。
我一路小跑上楼，进了家门，把面粉往桌上一放，大声说：“以后我再也不怕黑了！”爸爸妈妈有些惊奇，接着会心的笑了。
经过这次一个人走夜路的经历，我发现了一个道理：什么事情都不难，只要你充满勇气，相信自己，就一定能战胜困难，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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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待花开的教育哲学论文
家中养了许多花，知名的，不知名的，红的，绿的，紫的…….占满了小小的阳台。不过都是些极易养活的品种，可是即便这样，由于以前在离家较远的乡镇教书，住在学校，就很少回家照顾它们，小家伙们营养不良，干瘪不堪，面黄肌瘦，病怏怏一副副将死之状。去年九月，工作调动，得以每日回家，闲暇之余我便会去照顾侍弄它们。小家伙们久旱逢甘露，起死回生。生活也因为它们的叶长叶衰，花开花落，变得多姿多彩，富有情趣。
变化惊人的数那几盆芦荟了。我很喜欢芦荟，喜欢它们那厚实带着刺的叶子，四季常绿，即便是寒冬腊月亦能给人盎然生机；我亦喜欢它们的性情，舒展自然，毫不矫情，生命力极强，即便你不管不顾，它们依然坚挺，只是少了些许油光与肥厚。其中有一盆元老级别的，是我家芦荟的始祖，所有的芦荟都是它的后代，经过照料，今年比往年更加壮实肥绿了，那粗厚的叶子就好像会溢出汁液来。
一个月前浇水时不经意间突见其中间长了一小截茎条，茎条上有些米粒大小的东西，我甚是好奇，不知其为何物，即上网百度，百度一下才知道，那是芦荟开的花，真是奇观，芦荟也会开花！网上芦荟花的图片很是漂亮。原来我家的芦荟是要开花了！我真是欣喜若狂，对它更是细心照料，百般呵护。我满怀期待，期待它花期的到来。因此每有余闲，便趴在阳台上，要么给它浇浇水，施施肥，松松土；要么什么也不干，就那么静静地注视它，观察它的点滴变化。它那花茎一天天越长越高，从一枝独秀，到顶部三枝并开，那米粒般的花苞也慢慢舒放，从一簇簇慢慢长成一串串，像一个个小铃铛，难于描述的颜色，淡淡的黄色，又像淡淡的粉色，很是漂亮。清晨的阳光洒在它们身上，晨风那么轻轻一拂，摇曳多姿，美仑美奂，很有几分韵味。
静下心来一算，不知不觉自己已守时一月有余，才等到了它极美的花季。自己都为这份执着与坚守钦服。我是一个粗略的人，有时不免性情急躁：常为学生的逆反叛逆而焦头烂额；也会为学生的不求上进而懊恼不已，亦会为工作的止步不前而忧心忡忡……？我们班有个叫李川的孩子。这个孩子脑瓜不算笨，但学习习惯极差。书写极其缓慢，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几乎天天都要在课堂上打瞌睡，家庭作业经常不完成。导致他成绩不理想，越来越没有自信心，厌学情绪也越来越严重。我决定对这个孩子的家庭进行深入了解。
原来，他爸爸不务正业，沉迷，妈妈绝望地离家出走了。他跟着生活极度没有规律的父亲生活，极度缺乏关爱，学业更是无人问津。和他爸爸的几次交谈中，他爸爸的消极与负面情绪令人沮丧，他根本无暇顾及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孩子是否在做作业，作业完成没有，什么时候上床睡觉……他压根儿不知道。与他爸爸的无效沟通，我想到了让其他家长配合，共同改变这个孩子。于是，我提联系了孩子的奶奶，奶奶虽然年迈，但很明事理。听完我的讲述奶奶急得不得了。决定把孩子带回去她照顾，我也希望他奶奶能每天监督学生的学习，照顾孩子的生活。有问题及时与我联系。就这样，这个孩子的状况慢慢的有了好转，孩子明显进步了很多，有时候我也会找机会表扬了这个孩子，也要引导其他孩子多与他交流，包容他。
我发现这个孩子逐渐地树立了自信心，不管做什么事都很积极，上课也专心了很多。我发现孩子书写速度缓慢是因为他没有掌握汉字的书写顺序，同时他握笔的姿势也不正确。利用课余时间，我手把手地教他握笔姿势、汉字的书写规律。坚持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虽然做作业的.速度仍然很慢，但比以前快了很多。于是，在班里对他进行大肆表扬，看着他沾沾自喜的样子，我也很开心。同时，我给他奶奶发了一封“捷报”。“捷报”的内容如下：“尊敬的李川家长，您的孩子在书写速度方面进步很大，特发此捷报，以兹鼓励。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您的鼓励，希望您能多赏识孩子！”这样的次数多了，家长也确实看到孩子在老师的耐心教导下，有了很大的进步。自然也愿意花时间监督孩子的学习，照顾孩子的生活了。学习也越来越有自信。
现在这段时间李川，上课时认真听讲，积极回答问题，书写速度提高很快，学习成绩自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他的家长也积极地配合老师教育孩子。他正一步一步摆脱“差生”的阴影，快乐健康地成长。
看到这个孩子，不就像我家的花儿一样吗？如若无人关爱守护，便是自生自灭，杂草丛生。如若家校齐心，多加守护，付与期许，静静地守候，他便能开出美丽花儿，惊艳世人。然而，在这繁忙纷乱的城市，我们总是目视前方，行色匆匆，奔赴在一个个目标之间，虽然前进不断，成就连连，心灵却也多了许多尘世杂念，少了些许宁静与淡然。也许我们应该适当地放慢脚步，抛却欲念，就如此时那刻，守着心中的那份执着与痴爱，淡定地和一盆花，数着时令，静静地，等待花期的到来。
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的心理现象、精神功能和行为的科学，主要包含基础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当前人们压力巨大，各种心理问题频发。下面我给大家带来学生心理健康论文题目有哪些，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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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心理健康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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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浅析心理健康对本科小学教育专业教师培养的价值
19、 心理健康教育在农村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的渗透与有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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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心理健康优秀论文题目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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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心理学专业论文题目
★ 心理学硕士毕业论文题目选题
★ 以心理健康教育为主题的论文范文(2)
今年10月14号，苏州大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孙杨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他的研究题目为：第三十一届奥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冠军比赛技术分析。也就是说大白杨在这次的论文答辩中研究了自己的游泳技术。我想说如果导师提问这个数据有些不充分啊，孙杨是不是可以立马带老师去游泳馆亲测。
我是做甲醛脱除的。平时工作就是弄点材料，在一个罐子里测测能吸多少甲醛，完全没有技术含量。一开始，我的论文题目是《室内甲醛脱除》，通俗易懂。后来，我觉得这个不够专业，于是改成了《密闭空间内甲醛等气体污染物的脱除》。瞬间高大上了啊有木有？！不过，我导师还是不满意，他大笔一挥，把我的题目又改成了《空间站内甲醛等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综合治理研究》。
孙杨目前的最高学历是博士，姚明是本科。而姚明花了整整七年的时间从上海交通大学博士毕业。
不少人很疑惑，为什么同为运动员，学历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其实这与他们选择的专业有关，孙杨是世界泳坛历史上唯一一位男子200米自由泳、男子400米自由泳、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奥运会世锦赛大满贯冠军得主，游泳是孙杨的强项，更是孙杨的博士毕业的资本。
2010年孙杨通过特招考试，凭借游泳顺利进入浙江大学，浙江大学是浙江省唯一一所985院校，是不少高考生向往的大学。孙杨本科毕业毕业以后，2014年他又考上了苏州大学，攻读运动体育学硕士生。2018年，孙杨考进了上海体育学院，成为运动人体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自始至终孙杨的专业与自己擅长的运动有关，自然而然的，孙杨也更容易学会这些课程，我还记得孙杨在苏州大学硕士毕业论文是《第三十一届奥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冠军比赛技术分析》，孙杨分析的是自己在里约奥运会上夺得200米自由泳冠军的技术。这对于孙杨来说既熟悉又容易。
姚明在2011年退役之后，姚明成为了上海交大的本科生，个人认为相比孙杨的博士学历，姚明的本科学历含金量更高。姚明并没有像孙杨一样选择自己擅长的体育运动。而是选择就读于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类专业，2011年姚明31岁，在读书的间隙他还要兼顾上海队的相关事宜，不得不说姚主席的学习能力，虽然花了7年的时间，但这展现了姚主席的硬实力。
运动员中有很多通过特长进入名校的，但他们大多选择了与自身从事的运动相关的专业，像姚明这样专业跨度比较大的运动员很少，这既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更是一种可以很好的提升自己的方式！
因为姚明想提升自己的实力，想让自己的学历得到提升，想让自己获得更多的知识，所以才会去读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