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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呵呵，我写了五千字，你简略一下吧 万古不朽的浩然之气 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位文人，首先看的并非是成就的大小，而是人品道德的好坏，也就是他的人格。一个品格低劣的文人，即使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所以，一个人的人格可以说是他的名气的骨干。苏东坡所处的时代与现在已有千年之隔，而他的美名依然历代为人们所称颂，可谓家喻户晓。他之所以如此，我想也与他的人格魅力不无关系。苏东坡的人格虽然复杂多面，然而我认为也可以用“浩然之气”四个字来概括。所谓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之气，也就是人世间的正气。苏东坡即具有此种“浩然之气”，它致大致刚，激烈冲动，不可抑制，这种力量若辅以正义和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一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侍儿们分别说，满腹都是文章，都是识见。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捧腹大笑，连胜称是。“不合时宜”正是苏东坡那坚执性格的体现。苏东坡坚执的性格集中表现在了他的宦海生涯之中，那是他性格中最坚硬的一部分，正如暴风雨中的海燕，暴风雨越是猛烈，他就越是要激越地怒吼，高傲地飞翔。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以下简称《苏》）中写道：“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冲突决定了他的一生，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王安石变法的本意是好的，然而他过于自负了。他的很多新法，如青苗法，免疫法，保甲法等，实际实施时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人民增加了很多负担。与此同时，王安石把反对他的许多贤臣都变贬到了其他地方，反而提拔了很多趋炎附势毫无学识的小人。苏东坡对这些新法极力反对，连续上书皇帝，然而成效甚微，并最终在群小的弹劾下被贬到了杭州。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遭到谪贬之后，苏东坡仍然坚持对抗新政。当他看到为躲避不堪负担的重税而流亡异乡的百姓，当他听到被关进监狱的良民的哀叹，他胸中总是积起愤懑与不满，而这种感情都被他写在了诗文中。《苏》中说：“单独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评；但合起来看，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他的诗文使当权的小人无法忍受，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坐牢103天。然而出狱当天他又写了一首讥刺奸臣的诗，并自笑：“我真是不可救药。”可见他并不为权势所趋，并不为威逼所吓倒，而始终坚持着自己心中的真理。后来英宗皇后把苏东坡召回京都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当苏东坡来到京城之后，他仍然意志坚定的与朝廷中的腐败无能之辈对抗，他想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吏治。苏东坡不会说空洞的官话，不会讨好朋友，也不会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他只知道坚持他所认为正确的，并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然而对于这些，他是丝毫不在乎的。苏东坡坚持“人应当有不同意权”，坚持“广开言路”，坚持文人的独立思考，他也坚持废除那些迫害百姓的新政。他的坚持是有意义的。他的坚持使青苗法完全废止，使赤贫百姓的欠债连利息在内一律宽免，更使腐败的吏治出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然而，“聚蚊成雷，积羽沉舟，寡不胜众。”在无数的谣言重伤，玷辱污蔑中，苏东坡自己觉得仿佛正走在群蛇滋生的阴潮的山谷，最终还是选择了请求外放。之后再没有哪位大臣像他那样在朝中坚持着正义与群小对抗了，苏东坡死后25年，北宋灭亡，曾经鼎盛一时的王朝在北方铁骑之下化为了灰烬。二在苏东坡的坚执下，也有一部分人格是柔软的，温暖的，静静散发着光芒的，那便是他的人道主义精神。《苏》中提到有三封信，可以算是苏东坡写的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献。第一封是他被贬谪黄州时写的。他对当地百姓因贫穷而杀死婴儿的情况深为惊骇，便写信给太守，呼吁制止杀婴。他在信中叙述了杀婴的情况，并作出建议：“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诱谕地主豪户。若实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绸之。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出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也。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记哉！”同时苏东坡还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向贫苦的孕妇赠与金钱、食物、衣裳。第二封信是苏东坡1092年任扬州太守时写给太后的。一次他视察时看见各处是青翠的麦田，但大多的农家荒废无人。因为农民无法偿还高额的本金利息，为了不进监狱，只好丢下丰收的田地而逃难。《苏》中说：“百姓的信用一旦毁灭，商业必然随之瘫痪。万恶必由此而生。”苏东坡深知这一点，于是上了一道长五千字的表章，细论处理呆账的办法。信中引用孔子说的：“苛政猛于虎”，提出：“以天下言之，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终于，1092年7月，苏东坡所催请各点，朝廷正式颁布施行。表彰中所提的公债，全部由朝廷下令宽免了。第三封信是苏东坡不久于人世前写的。东坡一生屡遭政治陷害，对他下手最狠辣的大概莫过于章敦这个人。贬东坡于岭南、于海南，想把东坡置之死地的正是此人。等到东坡终于得以北归，章敦被贬岭南，以一般人的见识，东坡这时即使不幸灾乐祸，至少也可拍手称快，但东坡却不是这样。这一点从章敦的儿子章援写给苏东坡的一封信和苏东坡的回信可以看出。章援的信凄凄哀哀，诚惶诚恐，他为了老父亲向苏东坡求情。他以为北归的苏东坡定能拜相，而拜了相的苏东坡大概不会忘记他父亲昔日的种种迫害，所以他满纸泪水地写信求情。苏东坡抱病回信，信中说：“轼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在信中，东坡不仅把章敦认作老友，从而打消章援怕他向其父报复的顾虑，而且让章援转告其父如何储药养生。卧病在床不久就辞别人世的东坡，竟不惜耗费残余的一点心力精力去向“仇人”的儿子亲笔回信，还不厌其烦地转告这“仇人”如何保养身体，这样的心胸情怀在几千年的传统文人中鲜少见到。除这三封信以外，还有很多事迹可以表现苏东坡人格中的人道主义的光芒。有一次他花了几乎是全部积蓄买了一幢房子。正要接来家眷，一天却遇见一个哭泣的老妇人，她败家的儿子把房子卖了，她自己却不愿搬出来。苏东坡发现那正是他买的房子，结果把房子又退给了她，自己却既损失了钱财，又丢掉了房子。还有一次苏东坡把当地无主野坟的骸骨重建一大冢而埋葬，并且写了一篇祭文，安慰那些无名死者。《苏》中说：“他颇以那些骸骨有些残缺不完，必须合葬为歉，只希望那些阴魂和睦相处，犹如一个大家庭一样。”也正是因为苏东坡身上的人道主义的光辉，他深受百姓爱戴，成为了百姓之友。《苏》中写道：“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恐怕也是这个原因吧。三《苏》中说：“杰作之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淹没，甚至历久而弥新，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乎肺腑的‘真纯’。”而正因为苏东坡人格中那“真纯”的一部分，表现在其文章与事迹中，才得以传得千古美名。苏东坡的“真纯”主要表现在诗文，政治和待人三方面。在做文章方面，苏东坡提出“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长行于所当行，长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东坡写文章如“行云流水”。《苏》中写道：“他是把修辞作文的秘诀弃之而不顾的。何时行，何时止是无规矩法则可言的。只要作者的情思美妙，他能真实精确的表达出来，表达的够好，迷人之处与独特之美便自然而生。”而“行云流水”不也正好是苏东坡性格的写照么？周国平将它称之为：“个性的不可遏止的自然奔泻”，这不正是一种“真纯”么？在政治上，苏东坡亦是如此。1092年5月，在他任杭州太守时，杭州一代大雨滂沱，多日不止，造成水库崩裂，稻田被水淹没，丰收的期盼眼见着化为了泡影。然而当地的其他官员都于灾情都一言不发，纷纷奏报丰收有望。此种情况只有苏东坡站了出来，他知道饥荒即将来临，一方面开始存粮，一方面上表朝廷，陈述实情，吁请急速设法。半年之内上表七次。然而官僚办事效率的低下，使苏东坡最终还是未能成功，事情还未完成便被调走了，结果1901年五谷歉收，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待人“真纯”往往被认为不太懂得人情世故。苏东坡把人人当好人，还好有他的妻子王弗照管他。苏东坡做了官以后家里边经常来朋友拜访他。王弗就经常躲在这个屏风后边儿细细地听。有一天一个来访者走了，王弗从这个屏风后面出来就跟他说：“你费那么多功夫跟他说话干什么？他只是留心听你要说什么，好说话迎合你的意思。”这件事情不仅表现出苏东坡妻子的智慧精明，同时也表现出他自己待人接物方面的“不成熟”。这方面苏东坡或许永远也无法成熟起来，因为那正是他人格中“真纯”的一面，无法改变。四周国平评价苏东坡说：“读所东坡豪迈奔放的诗词文章，你简直想不到他有如此坎坷艰难的一生。”正是因为苏东坡人格中那豁达乐观的一面，他的诗文自然清新，奔放灵动，豪放不羁。同时他也把这种豪放之风吹入了词中，大大扩宽了词的题材。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背后，是诗人广袤千里的豁达胸襟。《苏》中评价他说：“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当他被贬官黄州时，朝云生了—个儿子让他题诗，他嬉戏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生，惟愿孩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后来苏东坡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城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当苏东坡到了黄州，失去了薪俸，成了个农民，又带着一家老小十数口，他生活期非常简朴，开始紧紧缩编地过日子。他把钱藏在瓦罐中，每天只能取出—百五十文，然后立刻格瓦罐收在天花板上。另外他还准备了—个大竹筒，存放剩余的零钱以备招待意外的访客。面对境遇的陡落，苏东坡心中自然也苦闷难当，但是他移情于物，耕作田间，自得其乐。正如他所说的：“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无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苏》中写道：“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真是评价得再恰当不过了。五苏东坡具有以儒学体系为根本的人生思想，但仕途的坎坷又使他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又由于浸染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而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最后成为了苏东坡性格中的超脱。《苏》中写道：“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遂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我想，这便是苏东坡的超脱。苏东坡一直以陶渊明自比，享受安闲的田园之乐。他也从佛教和道教中汲取精华，构成自己的人生观。他虽未入教，但却从宗教的哲学中获得了超脱的快乐。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就是这样吧！苏东坡经历了“乌台诗案”之后感受到生命犹如趴在旋转的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为了寻求心灵的安宁而开始转向宗教。苏东坡在《安国寺记》中写道：“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以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他的“一蓑烟雨任平生”，他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他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不都是他对痛苦的超越和人生的领悟么？“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苏》中有一段话是这首诗最好的注解：“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六苏东坡的人生走到了终点，可是他的“浩然之气”依然在山河间久久回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带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这种浩然之气才是万古不朽的。最后引用苏东坡的一首《水调歌头》（快哉亭作）：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渺渺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苏东坡传读后感 ——论苏东坡的人格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位文人，首先看的并非是成就的大小，而是人品道德的好坏，也就是他的人格。一个品格低劣的文人，即使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所以，一个人的人格可以说是他的名气的骨干。苏东坡所处的时代与现在已有千年之隔，而他的美名依然历代为人们所称颂，可谓家喻户晓。他之所以如此，我想也与他的人格魅力不无关系。苏东坡的人格虽然复杂多面，然而我认为也可以用“浩然之气”四个字来概括。所谓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之气，也就是人世间的正气。苏东坡即具有此种“浩然之气”，它致大致刚，激烈冲动，不可抑制，这种力量若辅以正义和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一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侍儿们分别说，满腹都是文章，都是识见。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捧腹大笑，连胜称是。“不合时宜”正是苏东坡那坚执性格的体现。苏东坡坚执的性格集中表现在了他的宦海生涯之中，那是他性格中最坚硬的一部分，正如暴风雨中的海燕，暴风雨越是猛烈，他就越是要激越地怒吼，高傲地飞翔。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以下简称《苏》）中写道：“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冲突决定了他的一生，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王安石变法的本意是好的，然而他过于自负了。他的很多新法，如青苗法，免疫法，保甲法等，实际实施时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人民增加了很多负担。与此同时，王安石把反对他的许多贤臣都变贬到了其他地方，反而提拔了很多趋炎附势毫无学识的小人。苏东坡对这些新法极力反对，连续上书皇帝，然而成效甚微，并最终在群小的弹劾下被贬到了杭州。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遭到谪贬之后，苏东坡仍然坚持对抗新政。当他看到为躲避不堪负担的重税而流亡异乡的百姓，当他听到被关进监狱的良民的哀叹，他胸中总是积起愤懑与不满，而这种感情都被他写在了诗文中。《苏》中说：“单独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评；但合起来看，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他的诗文使当权的小人无法忍受，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坐牢103天。然而出狱当天他又写了一首讥刺奸臣的诗，并自笑：“我真是不可救药。”可见他并不为权势所趋，并不为威逼所吓倒，而始终坚持着自己心中的真理。后来英宗皇后把苏东坡召回京都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当苏东坡来到京城之后，他仍然意志坚定的与朝廷中的腐败无能之辈对抗，他想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吏治。苏东坡不会说空洞的官话，不会讨好朋友，也不会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他只知道坚持他所认为正确的，并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然而对于这些，他是丝毫不在乎的。苏东坡坚持“人应当有不同意权”，坚持“广开言路”，坚持文人的独立思考，他也坚持废除那些迫害百姓的新政。他的坚持是有意义的。他的坚持使青苗法完全废止，使赤贫百姓的欠债连利息在内一律宽免，更使腐败的吏治出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然而，“聚蚊成雷，积羽沉舟，寡不胜众。”在无数的谣言重伤，玷辱污蔑中，苏东坡自己觉得仿佛正走在群蛇滋生的阴潮的山谷，最终还是选择了请求外放。之后再没有哪位大臣像他那样在朝中坚持着正义与群小对抗了，苏东坡死后25年，北宋灭亡，曾经鼎盛一时的王朝在北方铁骑之下化为了灰烬。二在苏东坡的坚执下，也有一部分人格是柔软的，温暖的，静静散发着光芒的，那便是他的人道主义精神。《苏》中提到有三封信，可以算是苏东坡写的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献。第一封是他被贬谪黄州时写的。他对当地百姓因贫穷而杀死婴儿的情况深为惊骇，便写信给太守，呼吁制止杀婴。他在信中叙述了杀婴的情况，并作出建议：“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诱谕地主豪户。若实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绸之。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出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也。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记哉！”同时苏东坡还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向贫苦的孕妇赠与金钱、食物、衣裳。第二封信是苏东坡1092年任扬州太守时写给太后的。一次他视察时看见各处是青翠的麦田，但大多的农家荒废无人。因为农民无法偿还高额的本金利息，为了不进监狱，只好丢下丰收的田地而逃难。《苏》中说：“百姓的信用一旦毁灭，商业必然随之瘫痪。万恶必由此而生。”苏东坡深知这一点，于是上了一道长五千字的表章，细论处理呆账的办法。信中引用孔子说的：“苛政猛于虎”，提出：“以天下言之，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终于，1092年7月，苏东坡所催请各点，朝廷正式颁布施行。表彰中所提的公债，全部由朝廷下令宽免了。第三封信是苏东坡不久于人世前写的。东坡一生屡遭政治陷害，对他下手最狠辣的大概莫过于章敦这个人。贬东坡于岭南、于海南，想把东坡置之死地的正是此人。等到东坡终于得以北归，章敦被贬岭南，以一般人的见识，东坡这时即使不幸灾乐祸，至少也可拍手称快，但东坡却不是这样。这一点从章敦的儿子章援写给苏东坡的一封信和苏东坡的回信可以看出。章援的信凄凄哀哀，诚惶诚恐，他为了老父亲向苏东坡求情。他以为北归的苏东坡定能拜相，而拜了相的苏东坡大概不会忘记他父亲昔日的种种迫害，所以他满纸泪水地写信求情。苏东坡抱病回信，信中说：“轼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在信中，东坡不仅把章敦认作老友，从而打消章援怕他向其父报复的顾虑，而且让章援转告其父如何储药养生。卧病在床不久就辞别人世的东坡，竟不惜耗费残余的一点心力精力去向“仇人”的儿子亲笔回信，还不厌其烦地转告这“仇人”如何保养身体，这样的心胸情怀在几千年的传统文人中鲜少见到。除这三封信以外，还有很多事迹可以表现苏东坡人格中的人道主义的光芒。有一次他花了几乎是全部积蓄买了一幢房子。正要接来家眷，一天却遇见一个哭泣的老妇人，她败家的儿子把房子卖了，她自己却不愿搬出来。苏东坡发现那正是他买的房子，结果把房子又退给了她，自己却既损失了钱财，又丢掉了房子。还有一次苏东坡把当地无主野坟的骸骨重建一大冢而埋葬，并且写了一篇祭文，安慰那些无名死者。《苏》中说：“他颇以那些骸骨有些残缺不完，必须合葬为歉，只希望那些阴魂和睦相处，犹如一个大家庭一样。”也正是因为苏东坡身上的人道主义的光辉，他深受百姓爱戴，成为了百姓之友。《苏》中写道：“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恐怕也是这个原因吧。三《苏》中说：“杰作之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淹没，甚至历久而弥新，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乎肺腑的‘真纯’。”而正因为苏东坡人格中那“真纯”的一部分，表现在其文章与事迹中，才得以传得千古美名。苏东坡的“真纯”主要表现在诗文，政治和待人三方面。在做文章方面，苏东坡提出“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长行于所当行，长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东坡写文章如“行云流水”。《苏》中写道：“他是把修辞作文的秘诀弃之而不顾的。何时行，何时止是无规矩法则可言的。只要作者的情思美妙，他能真实精确的表达出来，表达的够好，迷人之处与独特之美便自然而生。”而“行云流水”不也正好是苏东坡性格的写照么？周国平将它称之为：“个性的不可遏止的自然奔泻”，这不正是一种“真纯”么？在政治上，苏东坡亦是如此。1092年5月，在他任杭州太守时，杭州一代大雨滂沱，多日不止，造成水库崩裂，稻田被水淹没，丰收的期盼眼见着化为了泡影。然而当地的其他官员都于灾情都一言不发，纷纷奏报丰收有望。此种情况只有苏东坡站了出来，他知道饥荒即将来临，一方面开始存粮，一方面上表朝廷，陈述实情，吁请急速设法。半年之内上表七次。然而官僚办事效率的低下，使苏东坡最终还是未能成功，事情还未完成便被调走了，结果1901年五谷歉收，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待人“真纯”往往被认为不太懂得人情世故。苏东坡把人人当好人，还好有他的妻子王弗照管他。苏东坡做了官以后家里边经常来朋友拜访他。王弗就经常躲在这个屏风后边儿细细地听。有一天一个来访者走了，王弗从这个屏风后面出来就跟他说：“你费那么多功夫跟他说话干什么？他只是留心听你要说什么，好说话迎合你的意思。”这件事情不仅表现出苏东坡妻子的智慧精明，同时也表现出他自己待人接物方面的“不成熟”。这方面苏东坡或许永远也无法成熟起来，因为那正是他人格中“真纯”的一面，无法改变。四周国平评价苏东坡说：“读所东坡豪迈奔放的诗词文章，你简直想不到他有如此坎坷艰难的一生。”正是因为苏东坡人格中那豁达乐观的一面，他的诗文自然清新，奔放灵动，豪放不羁。同时他也把这种豪放之风吹入了词中，大大扩宽了词的题材。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背后，是诗人广袤千里的豁达胸襟。《苏》中评价他说：“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当他被贬官黄州时，朝云生了—个儿子让他题诗，他嬉戏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生，惟愿孩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后来苏东坡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城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当苏东坡到了黄州，失去了薪俸，成了个农民，又带着一家老小十数口，他生活期非常简朴，开始紧紧缩编地过日子。他把钱藏在瓦罐中，每天只能取出—百五十文，然后立刻格瓦罐收在天花板上。另外他还准备了—个大竹筒，存放剩余的零钱以备招待意外的访客。面对境遇的陡落，苏东坡心中自然也苦闷难当，但是他移情于物，耕作田间，自得其乐。正如他所说的：“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无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苏》中写道：“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真是评价得再恰当不过了。五苏东坡具有以儒学体系为根本的人生思想，但仕途的坎坷又使他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又由于浸染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而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最后成为了苏东坡性格中的超脱。《苏》中写道：“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遂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我想，这便是苏东坡的超脱。苏东坡一直以陶渊明自比，享受安闲的田园之乐。他也从佛教和道教中汲取精华，构成自己的人生观。他虽未入教，但却从宗教的哲学中获得了超脱的快乐。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就是这样吧！苏东坡经历了“乌台诗案”之后感受到生命犹如趴在旋转的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为了寻求心灵的安宁而开始转向宗教。苏东坡在《安国寺记》中写道：“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以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他的“一蓑烟雨任平生”，他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他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不都是他对痛苦的超越和人生的领悟么？“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苏》中有一段话是这首诗最好的注解：“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六苏东坡的人生走到了终点，可是他的“浩然之气”依然在山河间久久回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带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这种浩然之气才是万古不朽的。最后引用苏东坡的一首《水调歌头》（快哉亭作）：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渺渺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参考资料：苏东坡传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 (今四川眉山县) 人。是北宋时诗坛成就卓越的大家，他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坎坷。他是宋仁宗景佑三年生，嘉佑二年进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因讥讽朝政被贬任杭州通判；历徙湖州、黄州、常州。哲宗嗣位，召至京师，任中枢舍人。后又与司马光面争新法「不可尽改」而出知杭州。后又因晰宗亲政启用新党，苏轼又被一贬再贬，之贬到海南，宋徽宗登基大赦天下，苏轼北返时在常州逝世。当时为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享年六十六岁。高宗朝，赐太师，谥文忠。 （ 苏轼字子瞻“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人，豪放派词人代表。眉州人,苏轼为人豁达心胸宽广在书法方面成就极大，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六岁。曾任判官告院，杭州通判等！）补充的，可以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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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念奴娇》，将豪放派诗词艺术推至了顶端。苏轼泛游赤壁，留下的是两篇名赋与一首怀古之诗词。读《赤壁赋》，读到“叹吾生只须臾”两句，忍不住启唇轻诵。当时呈现在东坡面前的应是怎样一番景象啊，使得那感概遁着千年贯穿古今的线索而来，在我面前停格，打动的是自古而来千万的文人墨客。在《后赤壁赋》中上下颉颃翻飞的黒雁，不仅入了苏轼的梦，更是让我心头一悸。若不是苏东坡，北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一，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 二、名震京城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 《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 三、反对变法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 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 《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四，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六、诗人之死 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 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
驳论是就一定的事件和问题发表议论，揭露和驳斥错误的、反动的见解或主张。驳斥错误的、反动的论点有三种形式：①直接驳斥对方的论点。先举出对方的荒谬论点，然后用正确的道理和确凿的事实直接加以驳斥，揭示出谎言同事实、谬论与真理之间的矛盾。有的文章，首先证明与论敌的论点相对立的论点是正确的，以此来证明论敌的论点是错误的。②通过批驳对方的论据来驳倒对方的论点。论据是论点的根据，是证明论点的。错误和反动的论点，往往是建立在虚假的论据之上的，论据驳倒了，论点也就站不住脚了。③通过批驳对方的论证过程的谬误（驳其论证）来驳倒对方的论点。驳倒了它的论证中关键问题，也就把谬论驳倒了。驳论文的驳法有三种：反驳论点、反驳论据、反驳论证。反驳论证相对于前两者更高了一个层次。议论虽有立论、驳论两种方式，但两者不是完全分开的。驳和立是辨证的统一。在立论性的文章中，有时也要批驳错误论点；在驳论性的文章中，一般也要在批驳错误论点的同时，阐明正确的观点。因此，立论和驳论在议论文中常常是结合起来使用的。直接驳和间接驳的差别①如果直接以论点出发，那就算是直接驳论②如果通过各种论据来反驳论点的算间接驳论③如果从始至终都通过论点论据来论证中心的，就是典型的驳论文，如鲁迅先生的《友邦惊诧论》就是典型的驳论文章。总之，写驳论性的文章，还应注意以下几点：①要对准靶子。写驳论性的文章，首先要摆出对方的谬论或反动观点，树起靶子。怎样树起靶子呢？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概述。即用概括的语言，将所批驳的敌论复述一下。并且还要强调出敌论的弊端。概述时，可适当引用一些原词句，但要有重点，倾向性要鲜明。二是摘引。即把反面材料的关键部分或有关部分，摘录下来，然后对准靶子，进行驳斥。可以引用一些较为典型的事例，和古典名句。更加强有力的证明自己的观点。②要抓住要害。鲁迅说：“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予致命的重伤。”对谬论，一定要抓住其反动本质，深入地进行揭露和批判。③要注意分寸。对于敌人的反革命谬论和人民内部存在的错误思想，必须加以区别。对敌人，要无情揭露，痛加批驳，给以致命打击；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就要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决不可相提并论。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研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总称为论文。论文一般由 题名、 作者、 摘要、 关键词、 正文、 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 附录）可有可无。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内容提要是 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1、先确立一个论点。全文围绕这一论点展开论证。对“开卷有益”这种说法，既不能全盘否定，写驳论文；也不宜全盘肯定，写成立论文。因为这种说法既有它正确的一面。又有它不够全面的地方，所以对这个看法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分析，肯定其有益的一面，否定其有害的一面，从中总结出正确的论点来。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一说法作出合乎事实的评价，最终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2、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分析，要防止出这样一个毛病：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开卷有益，一会儿说开卷有害，令人不知所云。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文章中还要将二者的联系点明，才算把道理真正说透。3、从论证方法看，如果所读的书是坏书，则开卷未必有益，这里可以采取例证法，并辅之以引证法和喻证法，用前几年社会上黄书泛滥成灾毒害青少年作为事实论据，用名人名言作为理论论据，充分论证黄书的害处和读好书的益处。在此基础上，再把这两者辩正地统一起来。说明我们中学生既要多读书，又要慎重地加以选择、读好书。这样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就将问题说得比较全面而深刻，文章也就具有了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导思：这是一篇给材料作文。该题虽然规定了作文题目，但仍给学生思维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从文体来看，写议论文是最好的选择。学生可以从是非观、处世态度、治学精神等方面谈自己的看法，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要写好议论文，必须做好以下三点：1、确定论点。根据命题提供的材料，可从不同角度提炼出诸多观点，但短短600字的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一定要选准一个论点充分论证。2、选好论据。论据能起到充分证明论点的作用，论据选择要遵循两个原则：①真实确凿，不能有虚假成分；②具有典型性，有说服力，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3、组织好论证结构。最常用的结构一般为“提出问题（引论）——分析问题（本论）——解决问题（结论）”。
将所有的痛苦失意抛之脑后，铭记着世间之美丽。旷达与豪迈…… 一、苏东坡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物质匮乏，精神萧索，可苦难终使他振作、使他成熟。尖啸的山风于谷口处受住，化为温柔的何须；湍急的河流于河口处放缓，化为宽广的浩瀚；绚烂的人生于苦难处收束，化为成熟与淡泊。于是苏东坡从黄州突围，终成赤壁二赋，大江一词，名传千古，恩泽了后世无数书生骚客。 二、人有意气，才能有豁达的胸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苏子有意气，虽遭官场与文场一齐泼来的污水，但他仍意气风发，“侣鱼虾而友麋鹿”，心胸豁达可见一斑。 三、东坡披发仰天大呼“大江东去”，他面临的那些烦心琐事顷刻之间沉入滚滚波涛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壮阔的滔滔江水让东坡选择忘记，忘记那些失意、悲伤，忘记那些仕途的不得意。 四、是那个“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寒鸦么？是那个“一蓑烟雨任平生，何妨行啸且徐行”的行者么？是那个高唱“大江东去”的诗人么？苏轼，一个被宋神宗称赞为“才与李白同，识比李白厚”的千古大家，在遭受小人泼来的污水，遭受贬谪后，忘却了所有的失意。他在黄州种地酿酒，“夜饮东坡醒复醉”，在黄州“倚杖听江声”，在黄州写下“大江东去”。他总是那样的淡泊从容。他总是将所有的痛苦失意抛之脑后，铭记着世间之美丽。不然，何来“亲煮东坡肉”，何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旷达与豪迈？
苏东坡，每当听到这个名字，我的心就会泛起一阵涟漪，久久无法平静。也许他的名字只是滔滔历史洪流中的一小部分，但他所激起的浪花，却对后人影响深远。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的人品道德，他天生乐观的心态，皆令我为之折服。林语堂《苏东坡传》中曾说：“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明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这就是苏东坡，这还不足以概括他的全貌。虽然他业已逝世，但是每次听到他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眼前便浮现出，年近半百的他站在赤壁矶头，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心中有志却无法实现的无奈而又感伤的情形。每当想起“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又好似看见，他站在亡妻的墓前，内心凄婉哀伤的样子。明明从未遇见，他却在我们的心中逐渐丰满、明朗了起来，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活着的人。他文采飞扬。进京赶考，在三百八十八个人中名列第二，他年仅二十成为进士。竟让欧阳修感叹：“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神宗的一位侍臣曾说，每逢神宗举箸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使在苏东坡被贬在外时，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他心态乐观。亲自经历五朝，在这五朝之间，除了童年、青年时曾一度春风得意，自神宗之后，一直到苏东坡去世，他一生都是坎坷动荡，掌权的小人们为了打击他不择手段。到苏东坡死后，甚至有了元佑党人碑的出现，他名列党人碑榜首。但是他只求独行其是，一切付之悠悠，所以，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他一心为民。他一直为百姓而抗拒朝廷，为宽免贫民的欠债而向朝廷恳求，必至成功而后已。他不偏执，不狭隘，在王安石当政时，在各地都推行新法时，他站出来指责新政，结果被贬谪；而在新法被全面废除时，他依旧没有严格执行，他留下了他认为对百姓有利的新法，被京中新贵所不容，自此他已不容于旧党和新党之间，因而再度自己请求外调到杭州。但正是由于他的正直，众臣害怕他掌权，便恶意控告他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皇帝与新政的不敬，他们对他的诗句进行错误诠释，最终让皇上将苏东坡贬至黄州。但即使在贬谪之地，他的政绩依然出类拔萃。似乎没有什么是可以真正使他有所畏惧的，在他的一生里，永远自由自在，那些群小的迫害，在他眼中似乎从未发生过，他所关心的，只有百姓。我敬仰苏东坡，虽然我尚未完全读懂他的诗，读懂他的人，但我依然从心里对他怀有无比的尊重，只因为他那万古不朽的人格之伟大。
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林语堂 原来既已听闻苏东坡大名，如雷贯耳，万分佩服，尤其他那一阙《大江东去》、一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以及其余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壬戌之秋，七月既望……”等等等等，不尽于牍，皆令我为之折服而赞不绝口。他为北宋豪放派词人乃是当之无愧，开创出宋词另一番天地。 阅毕此书，方知东坡其余的光辉点如天际之星，亦熠熠闪光，如爱民、敬友、忠妻，不一而足，他在杭州任太守期间，曾数次不厌其烦上书朝廷“莫专以救济百姓为法，而要未雨绸缪的做好防饥备馑工作”（见第二十二章）。苏轼毕生朋友满天下，且几乎各行各业皆有：道士、僧人、朝廷命官、边城微吏、平民百姓、青楼妓女、书法家画家、诗人词人，举之不尽，列之不穷，就连后来他的敌人章CHUN（竖心旁加“享”），东坡也不计前嫌的宽容他的罪行（见第二十八章），至于其元配夫人王弗，苏轼在她早年亡故后，作了流放百世、脍炙人口的《江城子》，其后娶王闺之以续弦，夫妇两人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一直到后来还是在王闺之的大力操办下苏东坡从纳了后来一直追随他至死的小妾朝云。可见三个女人对苏东坡一生都是极其重要的。当然，还有一个女人——元佑年间的太后，在其摄政期间（3～8）极力支持苏轼，擢其高官，使苏轼得以大力宣扬其政治思想。然太后逝世后，他失势极惨，被四处流放，甚至到过海南，最后遇赦勉强才回到中原，死于常州。 无疑的，苏轼的一生是光辉璀璨的，他的人生旅程和他的诗作书画一样是值得我们后人细细体味的。无论是作为一名大宋帝国的臣子，还是一位举世闻名的才子，他都当之无愧的在华夏大地的群英中占据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林语堂这本书尽管融入了他自己对于苏东坡的看法，但我想，正如他的那句"思想的快乐才是万古不朽的"正是我们对于苏东坡这位千年才子的贴切概括。
东坡传读后感 ——论苏东坡的人格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位文人，首先看的并非是成就的大小，而是人品道德的好坏，也就是他的人格。一个品格低劣的文人，即使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所以，一个人的人格可以说是他的名气的骨干。苏东坡所处的时代与现在已有千年之隔，而他的美名依然历代为人们所称颂，可谓家喻户晓。他之所以如此，我想也与他的人格魅力不无关系。苏东坡的人格虽然复杂多面，然而我认为也可以用“浩然之气”四个字来概括。所谓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之气，也就是人世间的正气。苏东坡即具有此种“浩然之气”，它致大致刚，激烈冲动，不可抑制，这种力量若辅以正义和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一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侍儿们分别说，满腹都是文章，都是识见。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捧腹大笑，连胜称是。“不合时宜”正是苏东坡那坚执性格的体现。苏东坡坚执的性格集中表现在了他的宦海生涯之中，那是他性格中最坚硬的一部分，正如暴风雨中的海燕，暴风雨越是猛烈，他就越是要激越地怒吼，高傲地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