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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宗教与世界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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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宗教与世界研究论文

摘 要: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是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强调宗教的公共性,就是强调宗教团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存在的差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引起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 关键词:宗教公共性;中国传统宗教;当代中国宗教 Abstract:Religion is not hollow but substantial,as an organization to link social this sense,no religion is private or publicity of religion is emphasized here to draw religious groups' notice to public affairs in there is a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to emphasize the publicity of religion,the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Western world of social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environments of existence,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differ i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status quo,China will not tend to take the road of integrating state with a “public”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hurch,the best policy is mutually adapting,sharing woe and weal and harmoniously getting along. Key Words:publicity of religion;traditional Chinese church;contemporary Chinese church 当前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非常热烈。笔者认为,诸如此论的名称皆是处于不同语境下的思想者为了强调某个具体对象(宗教、哲学、神学)之某种性质(公共性)所使用的术语。这些术语在特定语境下有其具体的内涵及意义,不能到处套用,而应分析其适用性和限度。 一、公共性与宗教的公共性 对“公共性”和“宗教的公共性”进行反思,首先使笔者联想起古希腊哲学家的一个故事。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在一起讨论哲学。柏拉图鼓吹他的“型相论”(理念论),并使用了“桌子性”(tablehood)和“杯子性”(cuphood)这样的名词。第欧根尼说:“柏拉图,我可以看到桌子和杯子,但我看不到你的桌子性和杯子性。”柏拉图则说:“那是因为你有一双看得见可见的桌子和杯子的眼睛,却没有可以用来识别桌子和杯子的本质的理智。”[1]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肯定事物性质的实在,并进而认定事物的性质有独立存在的地位;而第欧根尼否定事物性质的独立自存。我们可以评价说,柏拉图的睿智穿透了事物的表面,达到了对事物性质的一般性认识,但他将事物的性质视为独立自存则是错误的;而第欧根尼认为事物的性质不可能有像实体那样的独立存在,这是对的,但他要是认为人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无法对事物的性质达到一般性的认识,那么这是错的。 现今学界对“公共性”这个概念的解释相对明晰,而在理解“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时若不联系这些名称的具体所指,就会使人感到不知所云。因为,这世上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完全不具有任何公共性?又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不能在特殊意义上给自己冠上公共之名,或称自己为公共的呢?重要的不是一般地判断宗教、哲学或神学有无公共性,而在于联系具体对象,判断它在什么范围内、什么意义上具有公共性。 我们在英文辞典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publicity是形容词public的名词形式。Public的释义有两大类,第一大类:(1) 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2) 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3) 从事公共事务、群众娱乐活动、社会服务的。第二大类:(1) 向大众公开的;(2) 众所周知的。[2]我们要注意的是,publicity虽然是一个名词,但它的所指仍旧是事物、对象的某种性质,而不是某种事物和对象。 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就此而言,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像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的分离等原则的确立使得宗教团体变得私人化或个人化,乃至于使人们生出这样的幻像——可以有完全私人的宗教或者完全私人的神学。然而,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所谓宗教、哲学、神学的私人化(个人化)只是表示其公共性的削弱,或公共程度的压缩,而非完全丧失。 一般说来,使用公共性字眼的学者想要倡导扩大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但正因为公共性的概念太一般了,乃至于我们必须将它与具体的对象联系起来,方能判断这样的倡导有何意义,而在这里,在何种领域中扩大公共性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不同场景下一般性地倡导宗教公共性的扩大是无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 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强调基督教及其教会具有的公共性,教会(ecclesia)的本义就是一个开放的集合(open assembly),原本就含有“公共”的意思。启蒙时期以前,基督教的社会功能与西欧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基督教的公共性达到极致,而人民的公共生活受到教会的统治和支配,在教会建制(church institution)中私化(privatised)了。默茨在分析基督教传统的私化时把启蒙时期的教会与国家和社会的分开视为基督教目前所处困境的根源。他说:“区别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是有价值的,但似乎并不能弥补基督教所丧失的公共地位与角色。”[3 ] 新教神学家弗勒斯德尔(Duncan )探讨建立一门公共神学的可能性。他说:“公共神学是一门讨论有关神的神学,它具有指向公共可共享之真理,并参与公共讨论及见证那真理对世上所发生的事之正当性及关怀今日人民与社会所面对的严峻问题。它从所受托的传统提供坚定的信念、挑战和见解,而非寻求共同的表述或重述每人的说法。”[4]这样的呼吁有其特殊用意,其主旨无非是要神学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参与社会的改革与建设。 在我看来,这些倡导呼吁公共性的学者们用来解释公共性的那些概念更加值得注意。例如,潘兰特(Raymond Plant)力陈神学本身的公共性,并指出明了神学公共性的关键在于对一般与个别之关系的理解。他说:“一般与个别的张力位于政治神学的核心。神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学科,试图寻求达到某些一般的关于神在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和行为的真理。而另一方面,政治的社团,他们的信仰和价值是非常专门的和个别的。神的本性(至少在古典有神论中)可以被认为是无时间的,无变化的,而政治总是涉及具体的社团在特定的时间和在特定的地点的生活方式。”[5]17他又说:“神学……怎么能够和政治领域相关联呢?政治完全是在一个充满差异的领域中形成的,在其中,不同国家、种族、性别、群体的成员有着不同的、相互之间并不和谐的利益和目标,而这些利益和目标又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得到不同的解释和拥有不同先后秩序。”[5]18这种意思在莫尔特曼那里说得更清楚。他说:“基督教神学的主题就使它成为一种公共的神学。它涉及社会的公共事务。它在对基督的期盼的光明中思考什么是神的王国的普遍关怀。”“公共神学不得不与神学的公共相关性发生关系,这种相关性处于基督徒身份的核心处,它关心的是神国莅临在人类历史的公共世界中。”“没有公众的关联性就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反过来说,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就没有公众的关联性。”[6]可见,强调神学的公共性就是强调神学主题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就是宗教信仰的公共关联性。 总而言之,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它是对传统宗教、哲学、神学的一种挑战,是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全球化以及人类文化多样化和生活世界科技化的处境中建构或重建宗教、哲学、神学的尝试。二、中国传统宗教的公共性 西方学术界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界有影响。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是有一些差异,但并不大,而且这些差异的产生并非语词本身引起的混乱,而是由中外学者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所引起的。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中西差距之缩小,这些理解上的差异将会削弱,不会阻碍中外学者的相互理解。 在现代汉语中,“公共性”一词译自英语publicity。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词法上的最大差别就是喜用双字词,少用单字词。与现代汉语词“公共”最接近的古汉语词是“公”。它作为形容词时的现代释义主要有:(1) 公正;(2) 公有(共有);(3) 公开。[7] 中国先秦时代的“公”,有三层含义,一是公家、朝廷、官府;二是共同;三是公平、公正。第一层含义是最主要的,而且具有深刻的宗教内涵。那些具有公共身份的国君、贵族就是当然的宗教领袖,是宗教祭仪的主持者。国家、政治、社会、个人、道德、宇宙、自然、宗教、鬼神大都统一在这个“公共”领域(政治统治领域)。 中国古人对宗教的理解也体现出“公”的意思。“宗”指宗族、宗亲、宗庙等;“教”指学说、伦理、规章、教化、教导之意。“礼”亦与今日“宗教”之内涵重合,既有伦理制度、教义思想,亦包括宗教仪式及祭典。“神道设教”更是反映了统治阶级或社会圣贤对宗教公共性的关注。“天”具有先验的公共性与至上性。“天帝”、“天命”、“天意”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精神信仰的基础。它以宇宙观形式,成为古代社会秩序合法性证明的基本方法。正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是“公”的起源。“天”是至善、至公、至大。“公”作为公平的准则而演变为公共、公益、公道、公正。天命就是大公无私的意义呈现。 这样一种“公”的模式,既是政治思维方式,又是社会行为规范;既是宇宙秩序,又是道德精神;既是王权专制,又是宗教崇拜。在这样一种模式的制约下,宗教被纳入公共政治的领域,直接成为统治架构中的组成部分。宗教是一种权力或资源,非私人所能完全拥有。相对于“公”的宗教,那些非官方的、非正式的、不合法的事情,比如祭拜私鬼、私建庙宇、私自入道、私自度僧等等,被列为公共性的对立面,称之为“私”。公、私的区别,在宗教是正统与异端,在政治上是合法与非法,在道德上则是公正与偏狭。[8] 中国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中国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古代汉语中的“公”的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用于不同的对象,则派生出多项语义,例如公安、公案、公报、公布、公差、公产、公道、公德、公断、公法、公房、公费、公愤、公告、公海、公函、公家、公开、公款、公理、公立、公例、公粮、公路、公墓、公判、公平、公仆、公然、公审、公事、公诉、公堂、公文、公务、公物、公休、公议、公益、公用、公寓、公园、公约、公债、公正、公职,等等。“公”几乎可以添加于任何“在者”,而无论其是实体,还是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上述辨析表明:西方的“公共”概念和中国古代“公”的概念的含义并不完全对称,但经过长期的交流和发展,现代汉语有足够的表达手段转述publicity的各种含义,不会造成太大的误解。[9]相反,倒是这些语词的使用者若是不明了其所指对象的性质,加以滥用或乱用,那么倒是令人困惑的。 三、当代中国宗教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就“公”的主要意义而言,中国的传统宗教并不缺乏公共性,但具体不同的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公共性有程度上的差异。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公”字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宗教的公共性的存在及其表达形式也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简要地说来就是大一统的“公”(官)变成分层次的“公”,原先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弱化,公共空间逐步增大。 新中国建国初期,宗教管理是“内部行政事务”,视宗教为控制性上层建筑,实行了封闭型行政管理方法。正是这种单纯的行政制度安排及管理,依靠少数宗教工作干部,按政策使用行政方法对宗教进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在此制度空间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宗教团体则在此前提下从事各种宗教活动。这种管理方法,基本沿袭了中国历史上“公共宗教”模式,宗教及其活动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共性。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宗教的管理方法,已由单向式行政管理趋向宗教组织的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宗教团体能够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得到初步呈现。宗教事务具有了公共、公开等性质,改变了原来把宗教作为“内部事务”来处理的行政方法及“宗教不对外”的行政习惯。(注:《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指宗教与国家、社会、群众之间存在的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曾经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指出:要把宗教工作靠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内部工作,变为进一步由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社会事务来管理,并把这种管理推向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参见叶小文:《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国宗教》2002年第1期。)这样的公共性成了宗教在中国社会合法存在的标志和必要条件。 在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传统宗教的公共性转换为公共制度问题。宗教的教化功能不再泛化,无所限制,并以社会团体的身份结束了传统公共宗教的发展模式。政府、宗教团体、个人信仰之间的界限得到明确,进而政府与宗教团体各自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系界限得到明确,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现象。[10]在这样的宗教制度变迁中,私人信仰取得法律的保障,而宗教团体则消除政府组织的形式,成为社会团体。 这样的社会化将是中国宗教的发展趋势。中国宗教由此将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性和公益性。这样的发展趋势相对于传统的公共性(政治性、官性)而言,是私化了,但相对于现代意义的公共性(社会性)而言,则是公共化了。政府对宗教由控制转变为依法管理,而宗教团体则自治自理,非行政、非营利、非市场,以社会团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度里,任何一种宗教要想正常地发展,都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与其他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关系。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这就需要宗教团体思考把自己的力量主要用于何处。方立天教授指出中国宗教要走文化宗教之路。他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发挥中国宗教文化内在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对中国宗教的要求、时代对中国宗教的要求;同时,这也为中国宗教开辟了广阔的、健康的、良性的发展道路。”[11]我相信,这条路将给中国宗教带来更多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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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好,我以前写的一些东西,看看是否有帮助。节选一部分,题目是《浅谈中西方文化对比》 于中西方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才引起文化方面的差异,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又反应到文化上的差异。下面威就谈一下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 先谈谈西方对宇宙世界的认识。我们看西方的宗教、哲学、科学是怎样认识世界的。西方有两种悖论。(悖论:非此即彼两个不能同时共立)一个是有神论,一个是无神论。唯心主义认为意识是世界的主宰,上帝创造了生命和万物。唯物主义则认为世界是因为先有物质,而意识是由物质产生的,并能反应客观存在的。 那么,我们先分析一下唯心主义意识创造世界这一说法。这个创造世界的意识是不是要一个载体?没有载体的意识我们怎么认知他的存在?如果这个意识有载体,那么这个载体是先于意识有的,还是后于意识有的?如果先于意识有的这个载体,那么意识第一性这一观点不攻自破。如果后于意识有的这个载体,那在这载体前面的意识如何被载的?在用一点说明一下,如果有一个上帝是世界的主宰,那么是谁创造的上帝那。这个上帝是不是全知全能的?如果是全能的,为什么创造这个世界还让他受苦,难道没有能力阻止不平等和苦吗?如果是全知的为什么不能预先知道这些苦的发生那。如果是全知全能的,而还要让这个世界受苦,那我说这个上帝是不是不慈悲。如果不慈悲我们还相信他吗?所以意识是世界的主宰,是世界的创造者这一观点不究竟。 下面我们在分析一下物质是世界的本源这一理论。这个理论是建立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之上的。可是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进步。原子时代的到来和天文太空科学的不断观察发现。突破了原来的静态物理学看物质世界的观点。我们传统认为原子是最小的物质单位,现代科学在深入研究里面的电子,原子核内的质子中子。甚至到夸克,在往下面研究传统的物理学被打破。里面不是什么质量单位了,而是能量。能量是不能用传统静态物理学解释的。只要能衡量的单位就不是最小的,最小的是无法衡量的单位。在宇宙观上现代天文学工作者发现,传统的静态天体论被否定,宇宙大爆炸说被天文学家用科学的观点所证实。哈勃先生和霍金先生为我们打开现代科学认识宇宙之大门。(此话题太大,只能简单说一下)那么在大爆炸之前的物质世界是什么样的?可以想像是一个密度极大的及其浓缩的,如果这个浓缩的可以测量那还不是最浓缩的最小,到不能衡量的地步才是最浓缩最小的,也就是到了空的地步才是最小的单位。因此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现代科学证明物质第一性理论也是不究竟的。 关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那个是世界第一性,哪个是世界的本源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之悖论都是阶段上的认识,可能在某一阶段认识是正确的。但都不是究竟的。也就是说西方在认识世界宇宙观意识形态上是阶段的正确,不是究竟意义上的正确。 然后我在说一下传统中国的宇宙观,世界观,在中国古代也存在两种意识形态悖论之说,但是还有一种思想意识形态不同于这两种。那就是超越相对、差别之一切绝对、平等真理之教法即佛法的不二法门。 不二即超越各种区别,《维摩经》载文殊师利问维摩诘:何等是不二法门?维摩默然不应。殊曰:善哉善哉!无有文字言语,是真不二法门也。此文浅释说即非不二,但不说还不能完全明白。末学就简单说一下。如有错误请见谅。 末学有点不成熟的见解,宇宙世界的形成非物质非精神单方面因素,而是有不可思义的因缘的因素,(这里说不可思义是说,用意识去衡量本身是有个人知见在里面,所以《维摩经》载:维摩默然不应)另外究其本质佛法的体空观中是缘起性空,并宇宙的形成是无始的。大乘佛法认为众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而不是说有某个意识主宰世界的,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但必须通过修行才能成佛。那么什么是佛那?佛这觉也。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也就是说只要觉悟了就是佛。佛陀觉悟的指出,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一切都是变化的,变化的一切不是真实的,而我们觉了之心是不变的,用变化的物质世界谈世界是物质的,这本身就是不究竟的。因此说世界的起源是缘起性空,即空即有非空非有。彻悟大师云:有即非有,非有即有。 关于佛的我在稍微解释,佛有三身、四智、五眼、六通。(三身:即法身、应身、化身。四智:即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五眼:即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六通:即神足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眼通、漏尽智证通。) 这里我用一个公案说一下法身。一次,有位禅师在佛殿里随众课诵,忽然咳嗽了一声,就将一口痰吐在佛像身上,管理的纠察师看到以后就责骂他道:“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把痰吐在佛身上呢?”这位吐痰的禅师又再咳嗽了一下,对纠察师说:“请您告诉我,虚空之中那里没有佛?我现在还要再吐痰,请问那里没有佛?” 这位吐痰者,他已经悟到“佛性遍满虚空,法身充塞宇宙”的道理,您怪我把痰吐在佛身上,自以为对佛尊敬了,其实,这正表示你还不懂什么是佛,佛的法身是遍满虚空,充满法界的,所以这位禅师说:“请您告诉我,那里没有佛?” 这么一问,您能回答得出吗?回答不出,就是尚未悟道。即使悟道,这样反诘一问,他的灵智,他的禅机,也就由此更加展开了。--这里谈法身佛,是说明佛法无所不在。不局限的认识佛是一个具体的觉者。 话归正题,我说了那么多中西方文化对比以及公案。其主要是反应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别而产生的文化差别。这里是从文化的差别反过来追本溯源谈意识形态的差别。我们东方的文化之所以渊源流畅从未被外来所灭正是因为先进的缘故。这个先进不是固守不变,而是与时俱进。但是我们还要认识到,西方的文化也非一无是处。在具体的事上西方人的意识形态反映在对待具体问题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更趋于理性。我在前面对比当中一点一点的抛砖引玉都能找到其反映。在音乐上西方人的严谨,东方人的洒脱。在美术上西方人的细致,东方人的升华。在雕塑上西方人的形似,东方人的神似,在文学上西方人的直接切入,东方人的整体概念切入,甚至反映在教育领域上的差异,任何领域都是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差异。那么,我们说哪个更优秀。或者哪个更究竟那?末学认为,在理性意识形态上我们东方的文化优于西方文化,但是由于我们太理性化对感体具体问题上反而不重视。这是我们要学习西方的方面。 在此文浅谈对比最后,末学要说在学习西方优秀文化的同时,我们不能丢掉自己传统优秀的文化。佛法在认识自我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更有深刻的理解。另外关于佛法也不是能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来衡量的,佛法主要讲的是心法,所谓: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心,若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还是借用英国着名哲学家汤恩比博士一句话令世界猛醒:“挽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

什么是宗教?至今仍是一个热烈争论而没有一致答案的问题,任何一个宗教学家的回答都难以取得学界的共识。所以许多宗教学论著干脆把这个问题抛开,仅仅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撰写。由于多数宗教学著作描述的对象都是已被公认的宗教,所以这些著作的合理性一般不会遭到责难。由于儒教问题的特殊性质,即儒教至今仍然被大多数学者认为不是宗教,所以笔者要撰写《儒教通论》,就无法回避这个问题。然而由于自己非职业宗教学理论家,对这个问题能够回答到什么程度,也就不敢有更多奢望了。回答什么是宗教?就是要给宗教下定义。然而定义一个对象之难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因为任何一个对象,都处于许多相互关系之中,人们可以从这些关系的每一种出发,来揭示该对象的本质。如果在定义中再加上主观的好恶等感情色彩,那么,对于同一对象所做出的定义,就会出现无法克服的歧异甚至抵牾。由于宗教在各种社会存在中的特殊状况,要取得一个信教者和不信教者都能接受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本书来说,也只能满足于给出一个不信教者能够接受的定义为满足,虽然这一点也不易做到。在利玛窦时代的基督教神学家们看来,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宗教都不是宗教,而是偶像崇拜,是低级、落后和野蛮的东西;只有基督教才是真宗教。所以利玛窦几乎是不遗余力地抨击佛教,说僧人们如何愚蠢、淫乱,甚至说僧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心甘情愿为了过圣洁的生活”而加入这个“卑贱阶层” 。至于儒教,利玛窦则仅说它是一个哲学派别。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儒服传教,要从名称开始,给儒教留点面子。其实,佛教僧人对于基督教也完全可以用同样的语言反唇相讥,因为早于利玛窦到中国之前一百年,《十日谈》已经出版,其中所揭露的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愚蠢和淫乱,决不比佛教僧侣逊色。因此,站在基督教或任何一个宗教的立场上,来判断其他民族的宗教是不是真宗教,都是不准确的。利玛窦之后,真正的宗教学开始在欧洲发展起来。研究者逐渐地能够用比较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宗教。虽然如此,由于宗教学首先产生于欧洲,许多定义带有基督教色彩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由于看到了各种宗教千差万别的状况和人们对宗教所提定义的巨大歧异,那被尊为“宗教学之父”的麦克斯·缪勒不仅慨叹给宗教定义之难,而且认为定义宗教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我们所能作的,只是提出某些特征:“既然一个适当的定义或详尽无遗的描述对所有称之为宗教的说来是不可能的,那么可能做到的就是提出某些特征……” 。然而,当我们研究了一些主要的宗教类型,并且提出某些共同的特征之后,这共同的特征,就有助于我们认识宗教的本质,因为所谓“本质”,不过是本质的特征。而从这本质的特征出发,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较为接近实际的宗教定义,虽然不敢说这样的定义绝对正确、详尽无遗。就我们目前所知的宗教来看,所有宗教的共同特征可说就是对神只的信仰,而不论这种神只在不同宗教中采取什么形式。其他特征,都是从对神只的信仰中派生的,或者是此有而彼无的,因而不是宗教的本质特征。我们的定义,只能从这个本质特征出发。以前我国学术界责难儒教是教说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儒家不信神。不论有意无意,从是否信仰神只来判断某种社会现象是不是宗教,可说是抓住了要害。在这里,我赞同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原理研究室主任、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光沪对宗教的定义和对任意扩大宗教定义的批评。何光沪在他的博士论文《多元化的上帝观》导言部分,分析了宗教学界从各个角度对宗教进行的定义,得出结论说,这些定义,大多是和对神的信仰连在一起的。而那些和神没有关联的关于宗教的定义,正因为这些定义与神没有关联,所以无法把宗教同其他文化现象加以区分。该“导言”还特意批评了所谓“无神宗教”、“世俗宗教”的概念,认为这些概念是不成立的。有人把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甚至对科学的热爱,对足球的入迷都算作宗教,乃是抹杀宗教同其他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因而也就取消了宗教学。 笔者赞同何光沪教授对宗教本质特征的分析,赞成他反对“泛宗教论”的学术倾向。笔者认为,这种泛宗教论倒是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明,即强烈而执著的感情,并不是宗教才有的特征。那种仅仅把热烈而执著的感情归于宗教、或者仅仅认为宗教才有热烈而执着感情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笔者也和何光沪一样,不赞成所谓“佛教无神”说,即认为佛教是个无神宗教的说法。比如缪勒就说:“佛陀的宗教从一开始就是清一色的无神论” 。然而,这很可能是个极大的误解。因为佛教教义的基础,乃是印度教。六道轮回,是印度教教义的基础,也是佛教教义的基础。佛教的一切努力,就是在追求挣脱这个轮回的锁练。因此,印度教的神只,也是佛教的神只。特别是梵天、帝释天等,不仅在佛祖悟道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佛祖传道的一生直至湼盘,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所不同的是,印度教中的神,比如诸天,没有能够摆脱轮回的锁练,而佛是摆脱了轮回锁练的存在,所以佛是比诸天、比梵天等更大的神,具有更大的神通。信仰神只,是各种宗教共同的特征。然而如果仅仅说到神只信仰,还只是说到了现象。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考察,人们信仰神只干什么?或者说,他们为什么要造一个神只来信仰和崇拜?考察发现,任何一种宗教,之所以要信仰神只,都是要求神只替他们解决那些他们所无力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决不仅仅是心灵的需要。 人们祭祀神只,向神只礼拜和奉献祭品,为的是讨好神只;向神只祷告和祈求,那是要求神只替自己解决问题,给自己以指导和帮助。这些问题,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总之都是那些人们自己无力解决的问题,或者人们自认为无力解决的问题。讨好神只的方式和内容多种多样,可以是物质的祭品和有形的礼拜,也可以是无形的虔诚或德行,但必须以某种方式讨好神只,则是共同的。祭祀和祈祷的形式也可以是多种多样,可以是分散和单独地进行,个人直接和神只沟通;也可以是有组织地、通过神职人员的中介,和神只沟通。也可以没有形式,仅仅是按照神的要求去做,进行一种纯粹心灵的沟通。但是必须和神只沟通、向神只提出自己的要求,则是共同的。如果单是讨好神只,而不向神只提出要求,讨好就没有意义,也没有这样的宗教。那些当时没有祈求行为的固定的祭祀,不过是临时讨好神只的先期感情和物质投资,或者是自认为神只为自己降福之后,对神只的报答。这种报答,仍然是今后若需要神只帮助时的先期准备。因此,宗教和一切社会现象一样,都是以功利为自己的目的的,没有超越功利的社会存在。问题仅仅在于为的是什么样的功利:有的是为了获得财富,有的为了健康,有的是为了拯救灵魂等等。宗教的追求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追求的都是他们自己认为最值得追求的东西。因此,基督教的千年天国和佛教的湼盘寂静都是一种美好的追求。用这种宗教的追求否定另外一种追求是错误的。宗教的组织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在国家组织之外另立门户,有的则和国家组织结合在一起。用一种组织形式否定另一种形式是宗教组织也是错误的。对于灵魂归宿的说法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讲天堂地狱,或类似天堂地狱的东西;有的不讲,但是不能把是否讲天堂地狱作为是不是宗教的标准。至于认为讲出世的是宗教,讲入世的不是宗教,大半也是仅仅以中国的佛教和道教为参照,而且对于什么叫出世,什么叫入世,其理解也未必正确。因此,宗教最基本的特征只有一个,那就是信仰神只,并且祈求神只帮助自己、解决那些自己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据此,我们可以将宗教定义为:借助非现实的力量,或者用非现实的方式,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社会现象。所谓“非现实的力量”,就是“超自然的力量”,或称“超人间的力量”。人们所幻想的这样一种存在,就是神只。自从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后,基督教的上帝鬼神观念也传了进来。依照基督教的说法,则神是完全属灵的存在,不染一丝一毫的物质。所以不少西方宗教学者,也习惯于把神看作灵,甚至认为从来就是如此。在宗教起源问题上的“万物有灵论”,就是这种浓厚基督教背景的产物。鬼神是灵的观念,对我国学术界,至今也还影响深远。随着宗教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宗教材料进入宗教学家的视野。以《金枝》一书作者弗雷泽为代表的宗教学者发现了大量的关于神的材料,依据这些材料,被人们称为神的存在,并不都是纯粹的灵。活的动物、甚至植物,还有活着的人,都曾经被当做神受到崇拜。而他们之所以被当做神加以崇拜,就是认为他们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即超越自身限度的能力。比如一般的狐狸不过是比其他动物聪明一些而已,但成了精的狐狸却可以变为美女。因此,神只的唯一特征,也就是它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在神只是现实的还是非现实的,也就是说,在超自然力量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宗教信仰者永远无法达成共识,而只能互相尊重对方的主张。所谓“非现实的方式”,就是非逻辑相关的方式。比如,要解决干旱问题,只能靠兴修水利或人工降雨;乞求神只,就是非现实的方式。要身体健康,必须依靠实际的医疗保健手段;不依靠医学而乞求神只,就是非现实的方式。要摆脱现实的苦难,必须改良现实,和恶势力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不是这样,而是企望通过自己德行的修养,达到来世的幸福,另一面却听任甚至容忍恶势力的存在,犹如唐僧不许孙悟空打杀妖怪,就是非现实的方式。借助非现实的力量,或者是用非现实的手段,是宗教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方式,也是宗教最本质的特征。有时候,宗教也用现实的方式,比如通过战争去解决争端,但是,它一定要借助非现实的力量,也就是说,乞求神只的佑护。而它之所以认为非现实的方式能够解决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出于对神只的信仰。神只,特别是人为宗教中的神只,一般都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至少是超越人的有限能力的,它能够解决人类要求解决的一切问题。近年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说宗教是一种文化。如果从广泛的意义上,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看作文化,那么,这种说法也是可以的。如果在和政治、经济、军事对立的意义上谈论文化,则宗教就决不只是一种文化。它曾经站在社会生活的顶巅,指导过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宗教战争”、“神学政治”,都是人们熟悉的词汇。但是没有“文艺战争”之类的词汇,因为这些文化的东西之间,无法兴起战争;文艺也无法指导政治。从这个意义上,把宗教仅仅说成是文化现象,是错误的。所以在本书的定义中,没有把宗教说成是“文化现象”,而说它是一种“社会现象”,原因在此。数年前,我们得以和美国哈佛大学宗教学院欧迪安(DIANE B·OBENCHAIN)教授一起,讨论儒教问题。欧迪安教授转述她的导师、也是她个人的意见说,宗教,就是我们相信有那么一个高高在上的存在,我们尊敬它,信任它,并且按它的要求去做 。简而言之,也就是相信一个神只的存在,并且按照神的意志行事。或许,在欧迪安教授看来,神是确实存在的,而我们认为神是不存在的,但在对宗教的理解上,可说我们是基本一致而没有重要分歧。因为人们之所以要按神的要求去做,是因为他相信这样做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因此,当我们碰到一种社会现象,在此范围之内的人们都相信神只的存在,并且乞求神只的帮助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当他们接到自认为是神的指示之后,原则上又认为必须按神的意志行事,那么,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就是宗教。二 什么是儒教何光沪教授在他《多元化的上帝观》导言中,还分析了英语中religion(宗教)一词的本义,指出它源于拉丁文religare或 religio。“前者义为‘联结’,指人与神的联结;后者义为‘敬重’,指人对神的敬重。”也就是说,所谓宗教,乃是人与神的关系。在儒教中,人与神的关系,集中表现为天人关系,即上帝与人的关系。儒教的经典,最后确定为十三部。孔子当时用来教授学生的,主要是诗、书、礼、乐。《诗经·文王之什·大明》道: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礼记·表记》引用了这段话。郑玄注为:“昭,明也。上帝,天也。”因此,昭事上帝就是事天,事天就是昭事上帝。这是古老的传统,也是孔子传授学生的基本内容。所以到了唐代,孔颖达为郑笺《毛诗传》作疏,将此句释为:“明事上天之道”。依据古老的传统,事神的基本手段,就是向神只献祭。献祭需要一定的仪式,这就是所谓礼。而祭礼,是儒教礼仪中最重要的内容:“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学界普遍承认的、孔子所特别重视的礼,也就是这个有“五经”(五类)、以祭礼最为重要的礼。祭礼中,最重要的又是祭祀上帝。《荀子·礼论》道: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坏。这就是说,向上帝献祭,乃是事天最重要的手段,也是礼最重要的意义。而事天,就是把天当作太祖加以祭祀。《大戴礼记》的文字和荀子相差无几: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礼三本》)《史记·礼书》也几乎是原文不动地记录了这段文字。我们不去辨别《荀子》和《大戴》是谁抄谁,重要的是,我们由此明白,春秋、战国直到汉代儒者们都普遍认为,通过一定的礼仪向上帝献祭,乃是事天的重要手段。“王者天太祖”,是说王者要把天当做太祖加以事奉。到了汉代,这个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天父、地母说。其代表人物,首先是董仲舒。其《春秋繁露》道: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孙畜万民,民未遍饱,无用祭天者, 是犹子孙未得食,无用食父母也,言莫逆于是……天子不可不祭天也,无异人之不可以不食父……(《郊祭》)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为可,今为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异是。(《郊祀》) 这就是说,事天,就是事父的延伸。类似的思想,也载于大、小戴《礼记》中。其小戴《礼记》道:诸侯为藉百亩,冕而青纮,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礼记·祭义》)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故孝子成身。(《礼记·哀公问》)《大戴礼记》载:孔子曰:“丘闻之也: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明也……”(《哀公问于孔子》)孔子蹴然避席而对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是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故孝子成身。”(同上)《礼记》和《大戴礼记》,现代学者多认为是汉代儒者的著作。郭店竹简的出土,说明至少有些篇章,是汉代之前就存在的。至于其中所载孔子的言论,也难说尽是汉儒的向壁虚造。不过这不是我们必须讨论的问题。我们由此可以确认的是,大小戴《礼记》对于事父事天的论述,至少是代表了汉代儒者的共同意见。如果说从《荀子》经董仲舒到大小戴《礼记》,对于事天的意义和重要性还都是停留在口头上,那么,到王莽,则把这种理论贯彻到了国家的祭祀制度中。汉平帝元始五年,王莽上奏:王者父事天,故爵称天子。(《汉书·郊祀志》)后来,王莽又为郊祀事上奏:谨与太师光、大司徒宫、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议,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称天神曰皇天上帝太一(按:中华书局标点本作“……皇天上帝,太一……”)……(同上)光是孔光,歆是刘歆,都是当时大臣,也是一代儒宗。这就是说,主张王者应该把天当做父亲一样事奉的,已经取得了当时儒者的共识。以致被认为是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无神论者的王充,也接受了这样的意见。其《论衡·祭意篇》道: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汉代以后,事天如事父母的言论,在儒家文献中,特别是在那些讨论礼仪问题的文献中,可说是俯拾皆是。就连以诗文著名的苏轼也认为: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则备,事地则简,是于父母有隆杀也。……若独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于事天。(《上圆丘合祭六议札子》)苏轼的话,显然是重复以往儒者的普遍意见。在原始或者早期的宗教中,事神的基本手段就是向神只献祭。献祭的意义,就是供给神只衣食和用品。并且认为,祭品愈是丰富、贵重、愈是洁净,就愈能讨得神只的喜欢。这一点,世界各个民族或者各民族的上古时代,几乎都是一样的。在这方面,最惨烈的事件,就是基督教《新约》中所谓上帝献出了自己的儿子,这是古代国王在必要时也要贡献自己儿子的缩影。在基督教中,由于上帝献出了自己的儿子,所以一劳永逸地结束了献祭的历史。而在儒教中,这样的传统一直保留到儒教的消亡,甚至现在也还有它的影子。如今民间祀神、祭祀死者,都要用祭品,甚至用纸制的车马、家用电器,就是这种古老传统的延续。然而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传统的祭祀观念就受到了批判。人们认为,要使神只高兴,最重要的不是祭品的丰盛、贵重,而是人的德行。在这一时期,对神只的规格以及相应的祭品的数量,都做出了规定。而德行,日益成为取悦神只的主要手段。到汉代,孝在各种德行中逐渐突出出来,成为最主要的德行,因而孝也就成为事天的最重要的内容。《孝经·应感章》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署名唐玄宗的注道:事天地能明察,则神感至诚而降福佑,故曰彰也。宋初儒者邢昺的疏道:又明王之事天地既能明察,必致福应,则神明之功彰见。《孝经》据说是孔子向曾参讲授孝道的记录,在儒经中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据说孔子曾经说过:“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孝经纬》)这话曾在汉代儒者中广泛流传,又被邢昺写入了他的《孝经注疏序》。《孝经》虽然不在五经或六经之数,但它的重要和流传之广,则往往是五经或六经所不能比。因为五经虽重要,但能读懂、能记住的人不多。它们文字多,又难懂。而《孝经》在汉代,是每一个宫廷卫士都要读的。此后的流传程度,也不亚于汉代。可以说,儒教国家把“以孝治天下”推广到什么程度,“事父孝,事天明”的格言也就会流传到哪里。宋代儒者张载说: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诚身,不过不已于仁孝而已。(《正蒙·诚明》)《程氏遗书》记载程氏的话道:问: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义,事天地之诚,既明察昭著,则神明自彰矣。……(《河南程氏遗书》卷18)程颐所说的事天,就是事奉那能够明察的神明。从张、程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至少在宋代,事天就已经不是王者或天子的专利,而是每一个人,至少是每一个儒者都可以、而且必须去做的事。虽然儒者没有祭祀上帝的权利,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德行,实现事天的愿望。到南宋,和程朱见解不同的陆九渊道: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战战兢兢,那有闲管时候。无事时,不可忘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均见《陆九渊集·语录下》)《大训》有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盖斯民之衷,惟上帝实降之。作之君师,惟其承助上帝,故曰天子。……故周公以徽言告成王曰:“……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陆九渊《宜章县学记》)事天的方式,还有所谓“法天”,即“以天为榜样”,或者按天的行事方式、照天的指示去做。“法天”概念的提出,最早见于《老子》“人法天”。《墨子·法仪》有“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管子》中亦有“法天”的概念。在《论语》,则是“则天”:“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其意义是一样的。后来,法天就成为通行的概念。《吕氏春秋》用它,黄老道家也用它。儒术独尊以后,就成为儒者共有的信念,即只有以天为法则,才能搞好人事。所谓以天为法则,就是从人的言行,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制度、设施,都要以天为准。比如明堂,上圆下方,这是法天圆而地方;爵有五等,这是法天有五行。春赏赐而秋行刑,这是法天的春生秋杀。比如天是“藏其形而见其光”,人主也应该“内深藏”而“外博观”,“以无为为道”(《春秋繁露·离合根》)。自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大讲法天之后,“法天”就成为儒教文献中常用的概念,和“则天”一样,成为儒者行为的指南。而“法天”,也被认为是一种事天方式:“法天即所以事天也”(焦循《孟子正义·尽心上》释题)孟子曾经提出了“尽心养性事天”的命题:“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但在唐代以前,由于《孟子》不受重视,存心养性事天的命题也不受重视。从宋代开始,存心养性事天成为儒者们讨论的热门话题。陆九渊论孟子的“事天”道:三极(按:天地人)皆同此理,而天为尊。故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五典乃天叙,五礼乃天秩,五服所彰乃天命,五刑所用乃天讨。今学者能尽心知性,则是知天,存心养性,则是事天。……(陆九渊《与赵咏道书》)所事之天,就是天叙、天讨之天,这样的天,就是上帝。而事也就是事奉。而知天,也就是认识上帝。陆九渊还写了一篇《天地之性人为贵论》的程文,其中说道: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则知天矣”;言“事天”,必曰“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赞天地之化育”,而必本之“能尽其性”……。诚以吾一性之外无余理,能尽其性者,虽欲自异于天地,有不可得也。自夫子告曾子以孝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举所以事天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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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摩尼介绍:佛教的创立者释迦牟尼(佛陀),是古代中印度迦毗罗卫国的释迦族人,他存在于西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期。此时商品经济的繁荣促使了刹帝利阶层的崛起,构成阻碍的传统婆罗门教权威地位被削弱,思想界活跃着包括佛教在内的沙门思潮。释迦牟尼的生平,没有引起早期三藏编者的重视,他们只是尽量详细记录导师的言词;更详尽的叙述和更传奇的故事在后来才被精心编造出来。关于佛陀的形象,相对可靠的是一个基本轮廓。他成长于富裕的环境,娶妻生子后,大概29岁时出家;所学的禅定和苦行都无法解决问题;约35岁时得到佛陀的自觉。余生的岁月,他的足迹遍布恒河流域,向各阶层说法教化。他对外道思想所做的扬弃,纠正了时代文明的某些偏失,也巩固了刹帝利的阶级利益,使他被尊称为释迦族的圣人。佛灭后,圣典先是口口传诵,较晚才陆续出现文字经典;原始经典后来又经各部派的重新编纂。这一系列的过程,佛陀的原说一直被加工。所以在全部藏经中,某些法义以略不相同的面目出现。最多只能在一定程度体现佛陀教说的,是巴利五部尼柯耶和汉译四部阿含所代言的“原始佛教”,其内容结构多为三法印、四谛、八正道、十二缘起、三十七道品等。佛陀的根本原理,是成立于无常、无我的缘起,例如舍利弗皈依佛陀前,只需告诉他:“世尊所说,诸法是因缘的生灭”。故事:初转法轮佛静坐约一个月 (期间有二商人供养麸蜜)后开始游行。他欲寻找离开自己的五比丘。途遇诡辩外道郁婆伽问他师从何人,他表明无所师从而成道,这位异学者只说“也许吧”,摇摇头往另一条路走了。这里暗示为一条邪路,郁婆伽的反应象征有些人还不愿了解这种新的学说。他来到位于波罗奈城郊外的鹿野苑,这里距伽耶城约210公里, 有野鹿自由活动,当时的宗教家聚集于此。他找到五比丘,他们有意表示冷淡。佛表明自己已经证悟,将示法教化。五人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质疑,但最后认可了他并听闻教导。他们在鹿野苑过着集体生活,五比丘一一领会了说法的内容,成为佛的首批弟子。释迦牟尼在鹿野苑的首次说法,被称为“初转法轮”。这段时期说法的内容,一般认为他首先阐明“中道”, 后说“四谛”或“八正道”。对此也有很多分歧,也有人认为“八正道”或“四谛”的系统化此时并未完成。上座部和说出世部的记载 都说后来佛向五比丘作了一番更深奥难懂的讲话,他将经验现象分析为“五蕴”并提出“无我”的学说。前期的教化在波罗奈城的活动:最初说法之后,释迦牟尼暂时留在鹿野苑。波罗奈城当时是水陆交通枢纽,经济贸易很活跃。该国富商俱梨迦长者之子耶舍在听闻说法后决心出家;耶舍父母和妻子也皈依佛教;耶舍的朋友们也纷纷出家,据说有54人。在波罗奈度完雨期后,佛嘱咐他们独自分头游历各地,而他自己独往摩揭陀的优娄频罗聚落。摩揭陀国的初期教化:释迦牟尼返回优娄频罗,事火外道三迦叶及其门徒改宗佛教。皈依佛教的摩揭陀人中,不少是受到三迦叶的影响。佛成道次年到王舍城,频婆娑罗王成为护法居士并赠送竹林精舍。成道第四年,本是诡辩派的舍利弗和目犍连带领同门皈依佛教,二人指导了教团在理论上的重大完善和发展。摩诃迦叶也在此时期皈依,佛灭后他成为教团的实际统领者。憍萨罗国富商须达多,在王舍城投宿期间皈依释迦,此人对后来佛在憍萨罗国的传教起着重要作用。访问释迦国:结束摩揭陀国的教化,佛访问释迦国 (不止一次)。一般认为其独子罗睺罗和异母弟难陀(当时是订婚期)都在首次访问时出家。净饭王表明,从前佛出家他很痛苦,难陀出家也一样,现在罗睺罗又要走,他非常伤心。他要求别让父母不许之子出家,佛加入了这项新规定。佛的堂弟阿难、阿那律、提婆达多等后来均出家;宫廷理发师优波离也出家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宗教学术研究专门机构,成立于1964年,设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和中国民间宗教、儒教、宗教学理论、当代宗教、宗教文化艺术等8个研究室和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以及科研处、办公室等管理部门。下设部门:——佛教研究室——基督教研究室——伊斯兰教研究室——道教和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室——儒教研究室——宗教学理论研究室——当代宗教研究室——宗教文化艺术研究室——编辑部——职能部门与信息资料部门学会及研究中心——中国宗教学会——中国无神论学会——佛教研究中心——道家与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基督教研究中心——巴哈伊教研究中心——儒教研究中心

周齐,生长于山东济南,祖籍安徽亳州。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随即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调研处,1985年入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室。主要的研究工作放在明代继而清代佛教方面。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研究室研究员。 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基金项目2001年1月明代佛教政策的基本模式《佛教与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明代高僧之处世取向概观与分析《佛学研究》2001年刊,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明代关于朵甘、乌斯藏的佛教政策《华林》第一卷,中华书局。2001年。明代前期诸儒之儒释观及其政治文化意义《觉群》2001学术版,上海。明代中后期唯识学的流行及其特点分析《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0年,西安。天台“性具实相”义之剖析《21世纪文明与天台思想》 大韩佛教天台宗文化研究院 2000年9月禅宗祖师“坐作并重”主张之意义——佛教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之刍议“禅宗祖庭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中国宗教》2/2001.天台创宗之契理契机的启示《海峡两岸‘世纪之交的宗教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0.“大肚弥勒”所表征之精神意趣略释——由〈兜率龟镜集〉说起“首届弥勒文化学术研讨会”,2000.华严经学与华严宗学分际及理路的发掘与探索《中国佛学》(台湾)99年春季号。五台山佛教文化之“场效应” ——关于佛教名山文化的思考及个案分析《五台山研究》2000年3期.袁宏道净土归趣略析《佛学研究》1999年刊.天然和尚与明季广东佛教《丛林》1998年.蕅益智旭与天台宗──以〈灵峰宗论〉为中心《东南文化》1998,1. 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杂志社试论明太祖的佛教政策《世界宗教研究》1998/3. 世界宗教研究所。明初佛教禅、讲、教之界划《南海》(台湾) 1998。“解空第一”之僧肇《南海》(台湾)1998。佛经导读: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圆觉经如闻出版社(台湾)1997。禅的方法译作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3 一版太原市公交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委员周齐,男,汉族,1963年11月生,四川垫江人,大学本科学历,1998年3月入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市公交公司一公司经理、党委书记,公交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市公交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委员,拟任市属国有企业正职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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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类人口增加,废物、废水、废气排放增加,污染严重导致臭氧层变薄,温室效应加剧,海平面上升未被开发的面积越来越小,野生动植物濒临灭绝人类的生活环境变得恶劣从天气、自然灾害中来阐述因为人类的活动,过度开采矿、水等资源,植被损坏严重山体滑坡、泥石流增加

环境保护是现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低碳出行。而且让使用电瓶车。

环境保护论文 大家的生活都是离不开生活的,你我的生活都与环境有着息息相关的,谁都离不开谁的。 我校地处工业比较发达的东北塘镇农坝村,这里是镇里的工业园区。前几年,工厂像雨后春笋在农坝村安营扎寨,铸件厂、橡塑厂、印染厂等好多企业虽然是本村的一些老牌企业,也是村里的骨干企业,起步早,根底深,但都是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是废气、废水、废物等污染源的诞生地。在这里,以前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工厂上空,出现一条条“黄龙”,据同学们后来查资料了解到这些“黄龙”里可能隐藏着剧毒的红棕色气体——二氧化氮。它的毒性约为众所周知的一氧化硫毒性的10倍。它能吸收空气中的水分生成硝酸酸雾,刺激人的呼吸器官,轻则引起慢性气管炎,重则经过一系列的光化学反应,是产生癌症的发病因素。因此,人们称它为“污染大气的毒龙”。在农坝村的北面,是一条横贯东西的锡北运河,自从沿河造起了印染厂后,河水就一直没清澈过,河里的水经常脏得不能洗东西,也养不了鱼虾河蚌,老百姓为此没少埋怨过。 为了教育和帮助青少年学生充分认识当前人类所处的环境,从小养成保护环境,美化环境的意识。我校近几年不仅加强了对学生这方面的宣传教育,还多次邀请校外辅导员来校宣讲,举办环保知识图片展,开展大中队主题活动,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到社会上走访群众,实地调查和考察等活动,使更多的学生亲眼目睹了我村的环境变化和整治状况。同学们也为此写出了多篇调查小报告、小论文,建议书,印发给家长和群众。表明了当今小学生对本地环保工作的关心和保护自身身心健康的强烈愿望。 很多来我校就读的学生,主要是一些来自我国边缘山区的孩子,不仅通过上网了解,还在平时生活中切身感受到了无锡这个改革开放城市的现代发展气息,体验到了在经济发展的背后,人类居住环境被污染后所带来的事故隐患和后遗症。我校的一些外来学生以前因长期居住在西北、西南农村,有的来自偏远山区,那里虽然经济条件落后,但周围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空气清新,水质纯净,所以一到我们号称“鱼米之乡”的江南,似乎不敢相信自己心目中的江南,除了人多车多钱多,就是工厂、高楼多,由于遍地都是工厂,各地都有“三废”的存在,有一阵子,市场上很难买到没有被污染过的大米、蔬菜水果,甚至连有的水产品也因水质关系,沾染了异味。就拿我村来说,当初大片大片绿油油的田野再也见不到了,水稻田面积从原来的一千多亩缩减到如今的二、三百亩。走在村道上,眼前见到的除了厂房还是厂房。就连我们的校园也已被周围的工厂几乎包围了起来,学生视野被阻不说,还要常年受噪音、废气的侵袭,人人苦不堪言。有的小学生也会说:“如果靠这样占用农田造厂,污染环境来发展经济,那我们宁愿贫穷一些”。多么诚挚的感言啊!不知我们的一些企业领导听了有何感想?确实,这种状况不光是我们这里有,恐怕其它地方都有,是我国目前普遍的社会现实问题,当前已到了非化大力气整治的时候。 可喜的是近年来农坝村村领导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开展了一系列的环境整治工作。在组织学生到村委和工厂调查走访的过程中,同学们了解到:村里每年都要召开有关环保的座谈会,听取汇报,研究部署整治工作。还经常组织相关负责同志到工厂、家庭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现在村里不仅给多家企业签订了环境整治协议书,还和村里的几十家商店、摊贩签定了清洁卫生责任书。一方面减少了大气污染和污水的排放量,另一方面促使部分企业、店铺化本钱投资改造原有的旧设备,尽力降低污染源的毒性,将“三废”排放降到最低程度。村里还高度重视了本村公共环境设施建设,先后投资数百万元,率先实现了家家通自来水,喝上清洁的太湖水;户户通有线电视和电话,方便老百姓了解新闻动态,及时反映问题。今年,又将条条道路浇上了柏油或水泥,两旁还安装了路灯,使得原本既窄又脏的村道变得既宽敞又整洁。现在村里有农贸市场、老年活动室、多家中型超市,人们出门购物娱乐既方便,又快速。难怪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外乡人,将它误认为是市镇呢。村领导还根据群众意见,在各自然村统一建起了数十只大花坛,里面种植了月季、海棠、紫荆、杜鹃、樱花、香樟、广玉兰等花木,一年四季,各个村落,鲜花不断,香味扑鼻,仿佛置身于公园一样。村里还每年出资对几条主干河道进行淤泥清理,使河道常年保持水流畅通,水质干净。村里还对家庭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排放作了统一规划,在全村布置投放了数百只垃圾箱和塑料粪桶进行集中处理。在村委门口,我们可醒目看到一排用不锈钢建的宣传橱窗,里面不仅经常张贴环保知识资料和图片,还定期公布各单位、各村民小组对于环境整治所做的一些工作和取得的成果。通过一系列的工作,现在农坝村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有了很大改观,老百姓对自己所居住环境的满意度也越来越高。 作为在农坝村工作多年的一份子,而且是肩负培养下一代重任的小学教育工作者。我经历了农坝村这十多年来的变化发展,感慨万分。我想: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对一些主管领导来说,是不是太为难了?但通过农坝村近年来的发展变化,我从内心明白了: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人类不能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否则是以小失大,必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而自食其果。综观历史上全球发生的多次特大灾难事故,那些热衷于靠毁田毁林来开发景观,靠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的“能人”,还不应该清醒吗?其实许多有识之士早在多年前就坦言:从眼前看,重视环境保护,可能会影响当地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但这是暂时的。从长远看,治理污染、保护生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使群众增收。实现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双赢”,途径就是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联想到近几年中,我国各地因破坏生态环境而造成的自然灾难和人身伤亡事故,难道这不是血的教训吗?听说前阶段,国家有关部门已采取相关政策关闭小煤矿、停止小炼焦,健全和发展国有煤矿,扶持开发大机焦,这是煤炭和焦化产业的升级换代,不仅扩大了生产规模,增加了国家和地方税收,还减少了环境污染,可谓一箭双雕,地方和财政皆大欢喜。由此,我们的某些企业不值得借鉴吗? 现在的孩子虽然对环保的意识还比较朦胧,对周围一些涉及环保不力而引发的事故,也可能熟视无睹或者漠不关心,但并不能说明环保与孩子们无关。相反。我们的孩子是环境污染的最大受害者,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保护下一代的身心健康,要从我们每个人身上做起。保护环境,清洁空气、水源,还大自然本来面目,这是所有孩子们的心愿,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童心是最宝贵的,童言是最真心的。我们不能让幼小的心灵因此蒙上阴影。从儿童身上,我们要看到环保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全民动员,人人出力。,~~~~~~~~~~~~~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论文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依旧缓慢,仍处于低速增长的态势。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世界经济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有关世界经济的论文 范文 一: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本章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各方面发展着的贡献,指出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影响作用。并且展望未来,预测中国未来10年至20年将会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但占全球比重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关键词:中国发展世界经济影响性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开展,中国经济持续保持着长期稳定发展的经济势头,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明显减弱,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带来了新的机遇。近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新的突破,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而随着新时期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为世界经济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必须要准确把握中国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贡献,面向国际化不断调整战略定位。

一、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

第一,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之一。根据数据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5年4月14日公布了2014年世界各国GDP排名,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GDP总量万亿美元,较上年增加万亿美元,美国2014年GDP为万亿美元,位居第一;中国GDP为万亿美元,位居第二;第二,“MadeinChina”影响世界。在我国向全球经济大国前进的途中,制造业的崛起尤其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中国完成工业增加值万亿元,占世界比重达,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我国俨然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第三,中国贸易总额占世界前列。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出口国和世界第二的进口国,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度超越美国,跃居榜首;第四,我国是投资大国。2015年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16日在北京透露,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同比增长,继续保持世界第三位。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极大,为全球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中国作用”;第五,我国已跻身于金融大国行列。本国的钱币在世界的影响是提升国家金融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15的境外人民币储量将会不断增加。

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

1.中国经济成为推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国内GDP总值从2005年至2014年不断上升,呈稳定增长趋势。2011年至2014年我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分之一。而在过去的30多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量不断增加,由1980年~1990年的,到2000年~2010年的,以及近四年的四分之一。我们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带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复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有所回落,但是经济总量仍在不断上升;第三,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逐渐超过其他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一。此外,我国在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金融业等方面发展也呈稳定增长趋势。作为制造大国,我国的制造业增长也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2.中国发展促进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呈现“南北”格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占世界经济发展比重较重。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比重基本持平。此时发达国家的GDP是发展中国家GDP的三倍到四倍。20世纪末期,发达国家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上升至85%,发展中国家发展稍显滞后。但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促使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比重急速上升,据估计,到2015年年底,发展中国家GDP将占全球的50%。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也加速全球经济重心向东亚方向迁移。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世界资本和产业很明显的向中国偏移,这也是形成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从整体上看,一方面,全球经济资本和产业的转移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反过来推动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不断加大。

3.中国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

科学技术对全球的经济增长起着推进作用。中国的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提高了技术创新的效率。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一直依靠技术的模仿和追赶提高技术效率,但是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前沿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直是科学技术的创新领导者,其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且广泛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为发达国家扩散科技成果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增加其市场规模和收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吸引了大批的外来跨国公司。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人才资源、健全的产业体系等都为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加速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提高了其经济收益和发展效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也在加大。据报道,我国2014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3312亿元,比上年增长,占国内生产总值。除了加大资金投入,中国现今已成为国际专利申请大国,2014年中国企业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框架下共提交万件专利申请,较2013年增长,中国企业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申请大户。

4.中国发展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有利于稳定全球价格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虽然近年来人力成本略有提高,但是与过去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加上其他的因素影响,使得中国的出口长期保持较低的价格。与其他国家出口价格涨幅较大对比,中国长期的低涨幅必然对控制全球通货膨胀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还能够减弱全球经济的波动。上世纪出现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但是中国经济仍然维持着自己的增长,对促进全球经济幅度、抑制全球经济波动、稳定全球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加大,这种稳定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有研究针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波动程度做了调查分析,研究表明在全球经济发展规模加大的十个国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波动最小,说明了中国经济受全球经济的影响较小,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未来的发展与世界经济

1.中国发展占全球比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预计在中国未来的10年至20年,中国在基础设施、能源原材料工业等领域的投资空间会减小;部分技术创新追赶的后发优势将减弱;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将会导致人力成本的增加。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出现回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步伐将减缓,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制约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这一问题发达国家至今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全球经济也经进入发展相对缓慢时期。虽然中国增速将会减慢,但是仍然保持着相对全球更高的增速,中国未来的发展占全球经济比重将会不断极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加强,未来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2.中国未来的定位。

不断发展是我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战略定位的总体目标时全面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实力,打造互惠共赢的国际环境,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为全球经济增长长期提供正能量。为此我国需要对未来定位做出适当调整:首先,中国未来的定位将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开放,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其次,中国将从贸易大国变成贸易强国,成为世界核心消费市场以及商品、技术等主要供给基地;再次,中国要从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 出国 ,成为全球重要的资金提供国家。最后,中国要发挥大国优势,发挥一体化进程的主导者作用。

四、结语

三中全会做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部署。结合我国发展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当前局势来看,中国将来的发展战略必须准确把握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的根本方向,在全球化市场中合理配置我国战略资源,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构建互利共赢的国家合作体系,大力发挥我国在全球中的大国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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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课题组,赵晋平,胡江云,赵福军.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J].管理世界,2014,10:1-16.

[3]郭晓东.新时期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外部挑战及对策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4.

[4]阎三虎,骆华松,刘云.中国和东盟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分析[J].绿色科技,2014,02:246-249.

[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课题组,赵晋平,胡江云,罗雨泽.中国利用外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J].发展研究,2014,09:8-11.

[6]权衡.开放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迈向一体化互动发展[J].国际展望,2014,05:1-1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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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永杰.世界影响中国发展方向,中国改变世界发展格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J].经济研究参考,2011,49:45-50.

有关世界经济的论文范文二:人民币国际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引言

现如今,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人民币币值趋势保持稳定,促使人民币国际地位逐步提升,人民币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伴随人民币在国际范围流通的扩大,人民币国际化俨然得到了我国决策层、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由此可见,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理论意义。

1.人民币国际化含义

人民币国际化指的是人民币不受国际限制在国际范围流通,进一步转变成在国际上获取广泛认可的计价、结算以及储备货币的过程。现阶段,人民币国际上流通已经在诸多国家展开,但这还不能完全说明人民币已经形成了国际化,伴随人民币国际流通逐步扩大,相信势必会促使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真正意义上转变成世界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含义可概述为以下三方面内容:I.人民币在国际上流通需要一定程度流通度享有基础;II.以人民币计价的主要金融产品转变成众多国际金融机构的投资工具,此点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内容,应当逐步对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市场规模进行开拓,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便利。III.在国际贸易中,通过人民币结算的交易额应当达到一定的份额。上述三方面标准主要作用于衡量人民币国际化,且后两方 面相 对更为重要。

2.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现状

分析综合经济实力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年均增长幅度连续多年超过国际平均增长速度。2013年上半年年,全球经济逐步回暖,新兴经济体下行风险提升,一些国家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预期等造成国际金融市场进一步出现不稳定局面,资本流出、货币贬值压力不断冲击着新兴经济体。然而,总体上我国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各项重要经济指标仍旧处在预期的正常区间范围[1]。

金融环境推动进程

经历30多年来国家金融体系逐步转变的冲击,我国金融业在国家金融改革、货币外汇政策管理以及金融风险控制等相关管理获取了极为丰富的 经验 。我国金融环境获得了系统充分的改善,改善的内容分别有提升金融监督力度、提升金融体制改革速度、促进国内金融市场良性发展及加快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等。尽管如此,相较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我国金融经济、金融市场依旧存在显著的不足,而该类情形势必会对我国金融业融资功能、股票市场等快速发展带来不便,这也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切忌操之过急。

“汇改”后脚步放缓

2005年7月21日,改革人民币汇率产生机制体系,我国全面推行基于市场供求,结合一篮子货币展开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1年,摩根大通中国资金及证券服务副主席罗丽莎指出,人民币汇率眼中不再只是美元,而是结合自身对外经济发展实情,认准多种相关货币,附加针对的权重,构成一个货币篮子,在结合市场内外金融发展情况,对人民币汇率展开调节、管理,实现了人民币汇率在科学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2]。

3.人民币国际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货币竞争属于现阶段各个国家相互经济竞争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倘若相较于其他货币人民币的替代性不断提升,这有利于强化对应铸币税利益、转变各个国家储备货币分配格局,并且会对世界经济形成深远的影响。

有利于缓解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国际货币体系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它一方面存在相应的先天缺陷,另一方面显然难以呈现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征,致使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具备对应一定的话语权。由于美国经济发展放缓、日本经济发展长时间不前进、欧元区引发主权债务危机及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迫在眉睫。现阶段国际货币体系亟需展开科学有效的革新,然而要使一些既得利益国家积极投身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存在极大的难度,鉴于此,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脚步得以向前迈进一大步。

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发展、国际货币多元化

在对现阶段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过程中,想要实质性地对美元进行制约,回至金本位或者金汇兑本位等,这显然无法实现,更为合理的手段是借助国际货币多元化和国际货币相互竞争的外部约束来对美元起到制衡作用。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进程中,势必会引出一系列国际化货币币种的出现,如此可有效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作用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期间,中国还能够与亚洲周边国家进行不同种类金融货币交流,探寻建立区域内汇率维稳体系及区域性货币,以为日后亚元的形成奠定良好的基础[3]。就亚洲及世界经济发展而言,不仅能够为中国贸易、投资提供有效便利,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或者以外国家在更大范围内开展经济交流;还能够在人民币升值或者稳定的前提下,其他国家储备人民币是合算的,促进资产保值增值,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为货币储备提供了又一选择。

有利于国际结算

人民币国际化将使得人民币具备主权、信用、稳定性、可用性及便捷等特征。人民币持有者可通过人民币买入任何中国制造的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商品。现如今,已有诸多国家购买人民币作为自身外汇储备,如此说明了人民币国家化发展成效显著。简而言之,人民币国际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就好比一个消费者在百货大楼中购物,倘若只有一种商品可供消费者选择,那么其自然要花费更高昂的成本,倘若出现了多种选择,市场力量便会为其营造缩减成本的机会。人民币国际化将为美国、日本等先进经济体在内的全球货币消费者提供又一种选择。人民币国际化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机遇。

4.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策略

构建综合风险管理体系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应当提升对构建综合风险管理体系重要性认识,并结合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实际情况采取一系列改善规避综合风险策略,包括:有效利用起汇率避险手段,对现有的外汇予以第一时间结算;使用不同币种开展各式各样业务;提升与金融机构合作力度,借助金融机构提供的相关产品与服务,好比外汇期权产品、外汇期货产品及信息咨询财务顾问服务等,有效开展好综合风险规避工作[4]。要对综合风险管理体系功能属性展开全方位认识,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及预期回报率,对对应的人民币国际化规避手段展开选取,注重选取适宜的交易时机,经外汇投资对保值增值提供全力保障。

建设离岸金融市场

伦敦、香港、新加坡、上海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建设,有着不同的优势及特色。鉴于此,在开展发展规划期间,同样应发挥各自优势,相辅相成,确保有效实现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群。应当进一步依赖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域、体量优势,使得人民币产品类型更加丰富,扩展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规模,将伦敦作为中心,将人民币离岸业务扩展至全面欧洲至全球;突出香港作为最庞大人民币跨境结算市场的作用,自服务实体经济角度出发,强化香港与内地及东南亚周边经贸合作力度;全力推进人民币在新加坡离岸金融市场定价权的成形,显现新加坡离岸金融市场辐射优势,提升人民币在东盟区域的使用、交易力度;规范上海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机制,开拓市场规模,推出更多金融产品,基于国内经济发展,提升对人民币的定价权,从而转变成人民币产品定价中心[5]。

资本项目有序开放

人民币国际化一步步深化对资本项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现资本项目逐步放松管制,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鉴于此,要实现资本项目有序开发:I.推进资本项目渐进式开放,在开放期间确保经济金融秩序稳定,有效适应我国国情及全面国际环境要求,同时防止太过谨慎造成的管制成本升高、效率降低,明确适宜的开放顺序、内容,实现人民币有效跨境流动。II.资本项目开放顺序、内容,规范金融市场建设,对发行市场、非居民国内交易进行优先开放,再对流通市场、局面境外交易进行开放,采取稳步推进、灵活调节 措施 ,促进完成以价格调控为中心的资本项目管理目标[6]。

5.结束语

总而言之,人民币国际化属于一个繁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诸多因素的配合。为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有效性,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专研研究、 总结 经验,清楚认识人民币国际化含义,全面分析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现状,“构建综合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离岸金融市场”、“资本项目有序开放”等。积极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有序健康发展,促进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入开展,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与各个国家互惠互利的国际贸易和谐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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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6国际经济形势论文

经济全球化不仅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波动和政治不稳定。近年来,墨西哥、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的金融危机及其政治动荡,就是有力的佐证。其代价之惨痛、教训之深刻,足当引以为鉴。经济全球化已经叩开中国的大门,在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之同时,也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产生了威胁和影响。我们必须正视挑战,探索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的规律和对策。一、经济全球化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世界交往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作为一种客观的自然历史进程,不断地表现出日益“超越民族国家”的特性。但在实践中资本主义主导了经济全球化,试图按照其面目改造整个世界,使之完全走向“全球资本主义化”。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时具有推动与阻碍的双重影响。它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冲击,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其格局总起来看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是挑战大于机遇。这不仅体现在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挑战上,更集中地体现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稳定与发展的挑战上。首先,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挑战,直接地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其次,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形成了根本性的威胁。第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提出了挑战。第四,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使政治改革过程面临更大的困难、矛盾和风险,孕育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第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文化与思想观念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政治不稳定总之,经济全球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由于存在着“蝴蝶效应”,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微小的波动都可能带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波动与政治不稳定。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客观事实。二、经济全球化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方式和特点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是一种全方位的影响,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现方式和特点。从经济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直接、全面和深刻地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世界市场的全球化,世界市场按照自由竞争原则,自发地调节各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关系。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正在通过世界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链接,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国际经济政治的风险、矛盾和危机,直接引导到中国社会中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稳定发展。其表现有二,一是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发展状况,主要是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经济结构的稳定。二是通过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来影响政治稳定发展。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这些因素同时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形成一种综合影响力,贯穿在我国经济政治发展进程之中。因此,市场机制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最基本的方式。从政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政府宏观控制和对话协商机制来实现各国政治稳定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种跨国公司和企业根据自由竞争原则和全球性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争权逐利,导致了国际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却不对各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负责。因此,维护世界经济秩序和各国社会政治稳定的职责,仍然需要各国政府承担,通过宏观调控、协商对话和国际合作,使市场起到基础性配置全球性资源的作用。但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打着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的招牌,主张通过“自由民主市场模式”,鼓吹和采取政府管制经济自由化政策,来消融中国政府管制经济机制,制约我国政府管理行为过程,直接影响我国的政策稳定和政局稳定。此外,西方国家通过操纵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强调一切按照所谓的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办事,甚至奉行单边主义,把本国法律凌驾于国际关系准则之上,企图迫使中国就范。这种不正当干预我国经济政治事务的“合法”手段,对我国政治稳定的隐性影响更大更深。可见,政府宏观调控、协商对话和国际合作是全球化条件下维护政治稳定的关键。从文化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国际大众文化传播媒介及其渗透整合机制,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我国公众的政治思想稳定和民心稳定。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全球化,也是精神文明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也带来了西方的精神文明,对我国公众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状态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但世界主要大众传播工具却被西方发达国家支配着,少数全球性传媒公司垄断着全球信息的发布权和控制权,这实际上使我国公众处在一种信息不平等和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之中。发达国家借此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推销“西方价值”,妖魔化中国等活动,这对我国社会公众的思想统一和心理稳定,产生和形成了无形的渗透影响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从社会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交往普遍化和生活方式一体化,也是影响我国社会政治不稳定的方式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通过各种世界交往方式,同世界各国人民形成了越来越密切的经济与社会联系,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已经十分普遍地扩大了,我国社会公众生活方式也呈现出不断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趋向。由于中国与各国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与文化差距,人们在融入全球一体化的社会生活过程中,产生了这样那样的不适应性,造成各种各样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从而有可能产生和加剧我国社会政治的不稳定状况。当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在影响的方向上是国际国内双向互动。第二,在影响的内容上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叉渗透、相互转化和全面扩展的一体化发展态势。第三,在影响的机制上是结构—功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第四,在影响的格局上是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共容并存。第五,在影响的趋势上是政治稳定与政治不稳定交替发展。我们以新的姿态推进改革、扩大开放,保证持续稳定发展是回应经济全球化带来各种不稳定挑战的必然选择。这是一种“冲击—回应”互动关系,其运动轨迹和结果总的说来就是一种“不稳定—稳定—不稳定”、不断循环发展以至无穷的过程。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对策选择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实现和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我们提出以下的对策选择。一是不断解放思想,实现观念更新,这是我们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当前,必须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与高度,重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及其意义。二是不断适应形势发展的变化,及时进行社会政治稳定的政策调整,这是我们应对经济全球化,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关键。三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坚定不移地走制度创新之路,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新型体制,是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首先,坚持走制度创新全面发展的新道路,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和文化制度,真正实现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这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其次,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加快新一轮体制改革的步伐。要及时抓住当前世界发展的有利时机,争取在2010年左右逐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文化新型体制。要立足全球,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纽带,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断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及其政治文明,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建立和完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再次,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民主外交路线,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稳定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积极全面参与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推动国际经济政治制度的创新发展,创造世界各国人民的平等、多元、共赢的发展新格局,推动人类文明的和谐与进步,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与发展的根本方向。

08年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从全球通胀升温不止到华尔街金融风暴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世界经济出现二战以来首次负增长,贸易出现大幅度下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我国正日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不容忽视。正确认识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形势,科学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与力度,增强政策的弹性和灵活性,对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形势2010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养精蓄锐、调整力量的转折点,在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和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下,世界经济复苏势头较为强劲,发达国家探底企稳,发展中和新兴国家稳步回升。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进步继续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发达经济体财政赤字攀高,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严峻、迪拜及希腊债务危机等也一再表明: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2011年,尽管国际经济环境短期向好,但是各国经济刺激计划基本结束,世界经济、贸易和工业生产难以保持2010年的反弹性增长,增速可能明显放缓;就业、债务、通胀等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可能继续释放,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也可能进一步分化。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不足,发达经济体私人需求乏力,美国继续受失业困扰,欧元区面临财政紧缩压力,日本则继续面临通缩压力,发展中经济体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对于我国而言,这些新变化、新格局都意味着新的挑战,同时也蕴含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二、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其一,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我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随着金融危机缓解和世界经济复苏,国际社会在危机之初所展现的协作精神有所动摇,一些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观点和做法日益凸显,有的国家口头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行动上则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经济体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全脱离全球经济,单靠自身力量来求得发展,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世界经济还比较脆弱,就业机会还不多,失业率比较高,如果各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贸易格局将发生重大改变,世界经济复苏面临危机,我国对外贸易受到巨大挑战。其二,我国产业结构受到了来自美欧国家的高端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低端挤出。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欧洲等国家是靠金融扩张来支持赤字消费的,他们出口高科技产品,然后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老百姓靠信贷消费。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大于国内需求,生产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只能依赖出口。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去杠杆化,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由此减少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加大了我国出口压力。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洪都拉斯、越南、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也纷纷打入欧美市场,他们利用比我国更加低廉的资源和劳动成本,生产比我国成本更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替代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势头,就像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替代“亚洲四小龙”一样。其三,我国面临着经济下行和通胀压力上升并存的局面。今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依然比较平稳,投资仍是经济增长的主力,但是在经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由松趋紧、出口增速回落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同去年相比,经济增速呈现出小幅回落的趋势,GDP同比增速“前低后高”。而且从去年底开始,我国国内食品价格涨势接连启动,直至目前为止,推动物价上涨的诸多因素依然存在:货币持续超发;劳动力成本继续上升;输入型通胀压力和“热钱”流入不减。这将使得通货膨胀呈现出长期化趋势。据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透露,经过金融危机的调整,我国的货币存量已超过10万亿美元,居全球首位,货币存量与GDP的比重达到200%。他还表示,货币供应超量将导致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形成泡沫,一旦形成的泡沫突然间破裂,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其四,我国就业的总量性和结构性矛盾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骤然爆发,异常尖锐。作为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交汇到一起,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再加上金融风暴的侵袭,企业岗位大量流失,大批农民工失去原有的工作,新增劳动力就业渠道堵塞,加剧了大学生及其他群体的就业困难。不仅如此,应对这样错综复杂的局面,常态下解决就业的措施明显不足,必须依靠宏观与微观、应急和长效、直接与间接等多种组合性政策措施和渠道来解决。三、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首先,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仍是我国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同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短缺资源则可以通过国际交换而得到弥补。而且一国要发展经济不应只注重其经济总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追求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变革,参与全球化就使得我国可以直接利用较先进的科技成果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在较高的起点上发展经济,绕过传统工业化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发挥“后发优势”,在建立现代经济结构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绿色产业在全球的兴起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契机。发展新兴绿色产业不仅有利于我国保护环境、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和推动产业升级,而且由于其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为我国赶上新一轮全球产业调整发展步伐、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供了良好契机。此外,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的发展潜力巨大,为我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市场需求创造了机会。最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将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然而,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仍然不高,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长期处于被动地位。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此消彼长,主要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而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还将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这有利于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实现长远发展目标。四、结语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下,我国面临的依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准确判断未来走势,增强忧患意识,从变化着的形势中捕捉和把握难得的发展机遇,在逆境中发现和培育积极因素,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变经济波动期为发展机遇期,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当今世界形势论文参考文献

问中国周边形势论文参考文献有哪些:中国周边形势论文参考文献有以下五个。1、王日庠:《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第119页、16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2、宫力:《中美关系热点透视》,第286页~287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3、《2009形势与政策论文》,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4、《周边安全形势与中国安全战略选择》,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5、《09中国周边形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6、《论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答:①王日庠:《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第119页、16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⑤宫力:《中美关系热点透视》,第286页~287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答:到图书馆找找,按索引,关键字都行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共同作用,推动事物发展。事物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相反相成”,而且表现为“相辅相成”。矛盾同一性所要求的统一体的稳定状态,是事物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和谐是我国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和谐是人类永恒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矛盾着的对立面又斗争、又同一,两者共同作用,推动事物的发展。在矛盾推动事物发展中,同一性和斗争性各有其作用。其中,矛盾同一性所要求的统一体的稳定状态,是事物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促进事物发展、特别是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中,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我国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是自觉利用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作用的具体体现。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说明,事物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相反相成”,而且表现为“相辅相成”。这在方法论上的根本要求,就不是强调一方克服另一方而使自身获得发展这一解决矛盾的方法,而是强调用缓和、化解矛盾的方法解决问题,努力寻找各方利益的共同点,求同存异,兼顾各方利益,以达到互利共赢。 一、和谐是我国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原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 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我国社会发展。 1、运用矛盾同一性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取得了抗日战争、民主革命的胜利 运用矛盾同一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一切困难,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1](P608)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团结各个阶层和政治派别,并同其他阶级、阶层、政党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了政治联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推翻军阀的黑暗统治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反封建的民主统一战线,创立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国民党的大一统,形成了工农民主的民主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口号,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最广泛的,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一切赞成革命的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其他中间力量、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抗日武装力量得到很大发展,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运用同一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又使我们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从而建立了新中国。 2、运用矛盾同一性实行以人为本,保持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社会的快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社会结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体制的变革,不仅带来了社会各阶层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且也带来了利益要求的复杂化。特别是由于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引发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譬如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失业问题、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事业滞后问题等相继出现或加重,已经对我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同的负面效应。运用矛盾同一性,坚持“以民为本”,从广大群众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这一共性出发,关注弱势群体,解决三农问题,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正确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改善就业环境,解决困难群体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逐步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维护每个社会成员的权益,帮助落后的部门,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需要,使每个公民在履行社会义务和责任时,享有法定的权益、合理的收益、均等的机会和公正的待遇,调动每个社会成员、每个部门的积极性,激发社会活力,使经济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党的一系列亲民、爱民、帮民的人性化政策,深得人心,一种五十六个民族心连心的大团结的局面日益加强,使人震憾。 社会的持续发展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无论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还是精神文明的进步,都是依靠人(但绝不仅仅是单个的人)来实现的。只有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人们才能心情愉快,干劲十足,才能形成合力,也才能不断发挥创造能力,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才能得以实现。如果人与人之间不和谐,相互提防、互不信任,甚至发生持续不断的矛盾、冲突,人们就会把大量时间耗费在应付这些矛盾或冲突上,哪还有心情做好工作、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合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只靠少数人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要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形成全体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各展其才、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又和谐相处于一个大家庭中的局面。 3、运用矛盾同一性锚定“和而不同”的外交思想,为我国取得了社会快速发展的和平外部环境 党中央审时度势,在国内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在外交上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和谐世界的主张主要包括:第一,“和而不同”。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不同的文化、种族之间和谐相处。各国人民有权决定自身的发展模式,不能“同而不和”,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将自己的价值观、政治体制和社会文明强加在别的民族和强行移植到不同社会中去。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保持全球社会、政治和文明形态之多样性,要承认和接受世界多极化,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继续遵守“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相互借鉴,相互包容,使不同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第二,通过对话求安全、通过合作谋发展。武力不能建立和平,强权不能确保和平。无论小国、弱国还是大国、强国,战争和冲突带来的都只是灾难。人类只有生活在和平环境中,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追求幸福生活。不同文化、地域、民族与国家之间应进行对话和加深理解,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纷争,通过合作与发展缩小差距、隔阂,求同存异。2005年中国与美国、欧盟关于纺织品的争端最终得以解决就是一个例证;第三,执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我们与俄罗斯、越南解决了边境纠纷问题,建议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南亚国家与我国联合勘察、开发中国南海的石油并已进入了实质性的行动,我们与东盟十国结成了战略伙伴,与非洲四十余国成了兄弟。地理位置虽然相距遥远,但已成了好兄弟、好朋友、好伙伴,和谐世界初露端倪,令人振奋;第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第五,实现全球经济和谐发展。各国应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经济全球化,消除贫困,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努力缓解发展不平衡问题;积极推进区域和国家经济合作,共同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维护经济安全;以相互开放取代彼此封闭,努力建立开放、公平、规范的多边贸易体制,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使所有国家都从中受益。 二、和谐是人类永恒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现代的科学理论认为,一个系统只有不断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才能维持自己的有序性,增加“负熵流”,促使系统向更有序的方向演化。如果系统不与环境交流,处于封闭状态,系统内部的“熵”就会增大,系统就会无序化。 1、国与国的和谐相处,是各国求发展、谋和平之必需 从各国的发展来看,每个国家都必须对外开放,相互利用。邓小平一再提出,封闭必然导致停滞、落后,“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封闭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一国的发展离不开其他国。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是双方利益仍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或交叉性,完全可以在互利互惠的原则下,相互利用对方的优势发展、完善自己。经济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优势等有利的方面,加快发展。 国与国之间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肯定会产生矛盾。但是,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旋律的当代国际社会中,和平模式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首选的和最基本的模式。从1928年的《巴黎非战公约》开始,现代国际法逐步地、同时也是坚定不移地确立了这样一个毫不动摇的基本原则: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一律处于平等的地位,平等地享受国际权利和承担国际义务,如果遇到争端,应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禁止任何国家将争端诉诸战争或违背《联合国宪章》规定非法使用武力。世界和平是世界和谐的前提。只有世界各国都安宁了,然后加快经济与社会建设,和谐、幸福也就随之而至了! 因此,不同的国家、民族、人种,只有互视对方为地球村的村民,从大局出发,“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互相帮助、互相支持,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世代友好相处,才会维持世界的长久和平,共同消灭贫穷,使整个世界变成和谐的世界,人们安居乐业,幸福生活,其乐融融。有政治家认为,这可能是真正消除恐怖主义的途径。 2、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之必需 首先,人类本身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马克思说:“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2](P167-168)人的存在首要的就是要解决衣、食、住、行问题,而不管是哪一个方面,都得依靠自然界。如人类食物的90%来自自然界中的20多种动植物,人类呼吸的空气、喝的水等是自然界给予的。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要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生产的对象来源最初就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各种资源,人类的生产空间也是自然界提供的。因此,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P95) 其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自然界才能得以持续发展,人类社会也才能有持续发展的前提。 1972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地球,只有一个适宜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但今天的人类社会发展时期,正是物种灭绝的高峰期,物种灭绝的速度是自然界死亡的100-1000倍,一个物种消灭之后,就永远不能恢复了,它还导致邻近10-30种生物的生存危机。[3](P110)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不能不作用于自然界,但是要想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在作用于自然界的同时,考虑自然界的持续发展问题。因为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必须以自然界持续不断地供应物质资源为基础。在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时,自然界就能持续不断地向人类提供各种资源,人类的生产就能持续不断地进行,社会的持续发展也才有可能。如果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不和谐相处,在短时间内从自然界过量获取各种资源或者不顾后果的破坏自然,超出自然界的承受能力或再生产的能力,自然界就不再能够提供丰富的资源,人类的生产就会受到限制甚至无法进行,社会的持续发展就会受阻甚至不可能。所以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一要意识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处于积极的、占主导地位的是人,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化的是人,扭转人与自然紧张趋势的也只能是人。人们曾认为“人定胜天”,自然界完全受人类的支配,因此亳无顾虑地向大自然索取,大规模无序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急剧消耗,对大自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结果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劣。如土地沙化、河流断流,沙尘暴频繁发生,这实际上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恩格斯早就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4](P304-305)今天,我们已经无法为自己的为所欲为而沾沾自喜了,人类已清醒的认识到人在自然界面前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改造自然、从自然中获取物质资料、破坏自然原有的平衡状态时,一定要保护好自然,使自然恢复平衡;二要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用科学的认识指导我们的行动,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合理改造自然,充分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人类再也不能胡乱行动、不遵循自然规律。恩格斯说过:“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4](P305)自然界的很多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且是不能再生的,一旦用完,人类就无法继续开发了,即使是可再生的资源,多数都需要有一个很长的恢复时期。所以,人类不能把自然作为任人宰割的对象,一定要把自己的行为控制在自然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三是人类已经对自然造成了太多的破坏,单靠自然的自我恢复是很难的,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采取有效手段,科学地恢复自然。十多年前,1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共同呼吁:“人与自然正处于迎头相撞的险境,人类的活动为环境和资源带来无可逆转的伤害——人类必须彻底改变管理地球与生命的方式;才能逃过未来的苦难。”[5]总之,各种和谐的实现,有赖于人们对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同一性的运用,有了人、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社会的每个系统才能得到良性发展,进而促进其他系统的良性发展。 和谐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矛盾同一性推动我国的持续发展、推动人类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落实科学发展观20题》 ­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 转引自曾迎红.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 .科学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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