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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辅仁大学宗教学系郑志明教授1980-2007发表的期刊论文：1. 列子杨朱篇的意识形态，1980，哲学与文化月刊 7卷 9期2. 疏导台湾当今秘密教派，1980，鹅湖月刊 61 期3. 圣之时者 ─ 谈孔子对时代的回应，1981，鹅湖月刊 67 期4. 台湾瑶池金母信仰研究，1984，台湾风物 34 卷 3期5. 台湾斋教的渊源与流变，1984，台北文献直 67 期6. 台湾民间鸾堂儒宗神教的宗教体系初探，1984，台北文献直 67 期7. 浅论当今台湾民间宗教研究的态度与方法，1984，台北文献直 69 期8. 唐代古文家的天命观初探，1984，鹅湖月刊第 111 期9. 左传灾异说探论，1984，鹅湖月刊 114 期10. 试说无量寿经四十八别愿的宗教精神，1984，中国佛教第28卷第12期11. 唐代永嘉禅师证道歌义理初探，1984，中国佛教 28 卷 6期12. 台湾无生老母信仰渊源探论，1985，台北文献直 71 期13. 从台湾俗谚谈传统社会的处世思想，1985，台北文献直 74 期14. 检验高中新编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中的孔孟「根本」思想，1985，鹅湖月刊 120 期15. 史通在中国文学上的价值，1985，孔孟月刊 275 期16. 销释金刚科仪的义理初探，1985，中国佛教 29 卷 5 期17. 唐代庞居士的诗偈及其宗教境界，1985，中国佛教 29 卷 11 期18. 敦煌写本老子想尔注义理初探，1986，中国学术年刊第八期19. 台北地区弘化院的宗教体系，1986，台湾神学论刊 8 期20. 台北地区夏教的宗教体系研究，1986，台北文献直 76 期21. 从台湾俗谚谈传统社会的宗教思想，1986，鹅湖月刊第 127 期22. 庄子内篇「人」的概念探述，1986，鹅湖月刊 133 期23.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义理疏证，1986，鹅湖月刊 137 期24. 游记类鸾书所显示之宗教新趋势，1987，中研院民族所集刊 61 期25. 醉古堂剑扫的社会人格，1987，中华文化复兴月刊 20 卷 6 期26. 菜根谭的社会思想，1987，科际整合学报第 1 期27. 台湾劝善歌谣的社会关怀，1987，民俗曲艺 45、46 期28. 灶君宝卷的灶神信仰，1987，民俗曲艺 48 期29. 太上感应篇的伦理思想，1987，鹅湖月刊 143 期30. 王爷传说，1988，民俗曲艺 52、53 期31. 试论清静经的「道」，1988，鹅湖月刊 155 期32. 功过格的伦理思想初探，1989，中国学术年刊 10 期33. 当今台湾民间鸾书的文学形式，1990，汉学研究8卷1期34. 唐代传奇的梦，1991，鹅湖月刊190期35. 从残害骨肉事件谈基层社会的文化意识，1991，文化评论36. 关汉卿杂剧的宗教意识，1992，鹅湖月刊 208 期37. 从「户蝇蚊子大战歌」谈民间文学的创作意识，1992，淡江大学中文学报1期38. 山海经的神话思维，1993，淡江大学中文学报2期39. 从杀害骨肉事件谈基层社会的文化意识，1993，鹅湖月刊 214 期40. 台湾民间信仰的济世观，1994，内政部「宗教辅导论述专辑」41. 庄子的鬼神观，1994，鹅湖月刊 233 期42. 台湾「新兴宗教」的名词界定，1995，台湾史料研究6号43. 台湾民间宗教的文化意识，1995，历史月刊86期44. 末世预言与卯劫观音，1995，历史月刊92期45. 信仰族群与族群和谐，1995，宗教哲学1卷2期46. 台湾新兴宗教的现象商议，1995，宗教哲学1卷4期47. 民间信仰与台湾的族群和谐，1995，鹅湖月刊 237 期48. 民间的养生术与民俗医疗，1996，历史月利96期49. 台湾观音信仰的现象分析，1996，宗教哲学2卷1期50. 台湾民间信仰的多重至上神观，1996，宗教哲学2卷2期51. 台湾善书研究的现况与展望，1996，宗教哲学2卷4期52. 台湾妈祖祭典的现象分析，1997，宗教哲学3卷1期53. 台湾「宗教教育」的问题商议，1997，宗教哲学3卷2期54. 唐君毅儒家宗教精神说，1997，宗教哲学3卷3期55. 论傅伟勋佛教生死学，1997，宗教哲学3卷4期56. 从传统宗教生死观谈代理孕母，1997，应用伦理研究通讯（）57. 胡适的宗教观，1997，鹅湖月刊 260、261 期58. 康有为的宗教观1997，鹅湖月利267、268期59. 林清玄学佛散文的教主形象1998，鹅湖月利281期60. 二十一世纪儒学的社会实践，1999，文明探索19期61. 道教的生死观，1999，历史月刊139期62. 台湾新兴宗教的文化特色1999，宗教哲学5卷1、2期63. 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的神人观1999，鹅湖月刊285期64. 儒学的现世性与宗教性，1999鹅湖月刊286期65. 元杂剧桃花女的婚姻仪式，1999，鹅湖杂志288期66. 杨赞儒与圣德宝宫，2000，台湾文献51卷3 期67. 台湾新兴宗教的救劫运动，2000，宗教哲学6卷3期68. 明初张宇初「岘泉集」的生命观，2000，鹅湖月刊295期69. 印顺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2000，鹅湖月刊297期70. 《太平经》的养生观，2000，鹅湖月刊299期71. 《太平经》的性命观，2000，鹅湖月刊300期72. 谭嗣同的宗教观，2000，鹅湖月刊302期73. 从《太平经》谈道教的生命观，2000，中华道教学院南台分院学报1期74. 近五十年来台湾地区民间宗教之研究与前瞻，2001，台湾文献52卷2 期75. 台湾宗教组织化的困境，2001，宗教论述专辑3辑76. 凉山彝族「驱鬼经」的人鬼交感仪式，2001，民俗曲艺（）77. 从说文解字谈汉字的鬼神信仰，2001，鹅湖月刊307期78. 教育的「圣俗」问题，2001，鹅湖月刊309期79. 神观交谈－从多重至上神谈起，2001，揭谛学刊4期80. 社区文化的宇宙图式与神圣空间，2001，鹅湖月刊312期81. 台湾西王母信仰的时代意义，2001，鹅湖月刊218期82. 砂劳越华人社团与宗教互动关系，2001，马来亚大学《学术论文集》6 辑83. 台湾民众宗教信仰的生死关怀与灵验性格，2001，辅大宗教研究3期84. 台湾民众宗教信仰的生死关怀与灵验性格，2001，辅仁宗教研究3 期85. 台湾新兴宗教的宗教对话，2001，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1期86. 民间信仰「合缘共振」与「含混多义」的思维模式，2001，玄奘学报4期87. 从太上洞玄步虚章谈步虚词的神人交感，2001，中华道教学院南台分院学报2期88. 台湾宗教团体经济资源的问题，2002，宗教论述专辑4辑89. 从灵感到修行，2002，宗教哲学8卷2期2890. 谈台湾药签文化，2002，传统艺术19期91. 从《太上洞玄步虚章》谈步虚词的神人交感，2002，道韵11辑92. 华人信仰心理与宗教行为，2002，鹅湖月刊324期93. 从唐君毅《病里乾坤》谈儒学医疗，2002，鹅湖月刊328期94. 巫术文化的哲学省思，2003，鹅湖月刊335期95. 禁忌文化的哲学省思，2003，鹅湖月刊342期96. 唐君毅的《人生之体验》谈儒学的生命教育，2003，新世纪宗教研究1卷3期97. 哪咤神话的生命观，2003，第一届哪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98. 敦煌写卷「患文」的宗教医疗观，2003，普门学报15期99. 台湾灵乩的宗教形态，2004，内政部宗教论述专辑6辑100. 东马德教会的发展，2004，世界宗教学刊3期101. 宗教组织的现代化与对治现代化，2004，宗教哲学31期102. 中国命运观的文化意识，2004，文明探索丛刊37卷103. 佛教与基督宗教社会关怀的省思，2004，文明探索丛刊38卷104. 陈靖姑信仰与法派的宗教形态，2004，新世纪宗教研究2卷3期105. 敦煌写卷「亡文」的生命教育，2004，普门学报19期106. 东南亚大伯公信仰的发展，2004，泉州华侨大学学报107. 对台湾汉人宗教精神领域的研究，2004，高雄道教学院学报1期108.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中的宗教观，2004，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3期109. 老子的医疗观，2005，鹅湖月刊357期110. 「通神」与「神通」的文化意识，2005，文明探索丛刊41卷111. 人性与安宁疗护，2005，宗教与民俗医疗创刊号112. 《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的家庭礼仪与修行法门，2005，宗教与民俗医疗2期113. 佛教经典的胚胎生命观，2005，普门学报29期114. 藏传佛教在台发展现况与省思，2005，普门学报30期115. 台湾灵乩的宗教形态，2006，文明探索丛刊45卷116. 台湾寺院经济资源的运用问题，2006，亚细亚民俗研究6辑117. 《善生经》的生命修持观，2006，宗教与民俗医疗学报3期118. 杂阿含经》的瞻病关怀，2006，宗教与民俗医疗学报4期119. 牟宗三《圆善论》的生命关怀，2006，揭谛11期120. 从《道法会元》谈宋元符箓法派的世界秩序观，2006，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6期121. 林兆恩的生命关怀，2006，辅仁宗教研究13期122. 明代王道渊的性命相混说，2007，鹅湖380期123. 《周易》六十四卦的生死关怀，2007，鹅湖月刊388、389期124. 《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的净土观，2007，妙林杂志19卷10、12月125. 易经六十四卦的生死关怀，2007，中山大学文与哲学报10期
宗教在救灾、救援过程中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在非典时期，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提到过这个问题。我们生活在无神论社会，这个传统已经非常深厚了。但是，当人们碰到巨大的灾难、碰见命运的无常的时候，仍然会非常本能地回落到宗教。一个正常的社会，宗教应该担当维持社会基础性秩序的功能，一个社会要有秩序，那秩序的基础就是安顿人的心灵，构建一个精神的秩序。胜任这个职能的，肯定是宗教，可能其他东西也有，但宗教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理性的因素，是在宗教因素之后才可能涉及到的。尤其是发生这种较大灾难的时刻，宗教的作用会超过所有的世俗因素，不管是政府，还是一般的民间慈善公益机构。因为，它可以直接触及人的心灵。这次汶川大地震后，我们看到，宗教组织是非常活跃的，只不过我们官方媒体都没有报道，只是报道了一些佛教、基督教组织捐款之类的消息。其实，在救灾现场，活跃着很多宗教组织。我听到比较多的是基督教的一些教会组织，现在仍然活跃在灾区从事救灾工作。面对灾难，宗教可以发挥多重作用，一重作用与一般公益组织相同，提供一些物质性帮助。但是，宗教组织除此之外，还可提供精神上的支援。这一点，不论政府还是民间公益组织都不具备，而对于受灾的民众来说，这却是一个最重要的需求。由此延伸到理论层面，基于自由主义立场如何看到宗教和自由社会的关系问题。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对于宗教与自由社会的关系，有非常恰当、精辟的分析。其基本看法是，一个自由社会是不能没有宗教的，离开了宗教的自由社会是不可能的。离开了宗教，自由的秩序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看法被很多声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忽视了。他们恰恰做了与此相反的事情，一门心思摧毁宗教对社会的价值。他们中很多人还在充当社会丑恶势力的帮凶。这是以自由主义之名所从事的非常糟糕、非常阴暗的行径。自由主义当然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传统，但是，自由主义也有一个黑暗的历史。自由主义试图消解宗教，实际上是把人还原到单纯肉体的层面，是一个物质的存在。这样解释自由主义，最终导致我们生活的世界完全物质主义化。现代性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与此有着深刻的联系，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国历史上，自由主义积极地反对宗教，而这与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异曲同工。在中国，如何看待宗教、如何看待传统，更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面临的完全不同。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是一个现代现象，19世纪以后才有现在看到的自由主义。西方形成宪政制度，形成一个好社会的基础性秩序的时候，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另外一套理念，宪政主义。这套理念在自由主义的历史叙事中被忽视了。英国的宪政主义者跟宗教有一个很复杂的关联，我们也可以看看，美国的立宪者是如何对待宗教的，他们是如何看待一个宗教对宪政秩序的价值。我觉得，自由主义应该放宽视野，探究西方在形成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套好社会所必需的优良制度体系时，宗教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是构造这么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梦想的优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立宪。那么，在立宪的过程中，宗教以及宗教组织，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于宗教与宪政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宪政结构里面怎么安排宗教。宪政制度要处理宗教和宗教权利问题、宗教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却是，在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宗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一个是宪政制度发生学中的宗教，再一个就是宪政结构里的宗教。在这两个问题中间，自由主义者更多的考虑了政教分离之类的宪政原则，而没有认真思考，在一个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在现代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貌似保守的宗教，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下面来谈谈儒家或者儒教发挥社会作用的问题。近年来，在救灾的公益活动中，在我们所说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场景里面，儒家的表现大概是比较差的。基督教的表现是最活跃的，其次是佛教，尤其是现在，大陆很多佛教组织学习台湾的人间宗教，积极投身于社会自治事业之中。相对来说，儒家的表现是比较滞后的。这与现在所说的大陆儒家复兴形成了一个反差。一方面自己觉得在复兴，但是，当民众真正需要某些带有宗教情怀的关怀的时候，却看不到儒家的身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儒家的朋友，将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想起两年前，我跟蒋庆在广东开会，争论过儒教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不管是考虑到当下的制度环境，还是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儒教都应该走“社会化”的道路。它应该从参与、组织、领导社会自治开始做起。我们处在一个现代社会，尤其是处在中国这么一个具体的制度架构里，你去幻想和君王对话，或者是直接改造君王，既不恰当，也不可能。这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实践当中是不可行的。我觉得唯一可行、而且正当的做法，就是建立一个“人间儒教”，从民众生活的社区、从民众关心的领域开始，组织其具有儒家价值追求的自治组织，儒者在其中充当自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大概是儒家真正可行的一条出路。如果放宽视野，这本身就是一种立宪的活动。通过广泛的自治上，比如说儒家办学校，办教育，办社会公益事业，文化事业，艺术事业，就成为社会的一个个治理中心。你已经分享了原本属于国家的部分权力，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权力的一个限制。所以，儒家需要在作为一个宪政秩序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我自己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讨论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我觉得，现代儒家缺乏这么一套东西。像现代新儒家发展了形而上哲学，蒋庆发展了公羊家的政治哲学，在这之外，是不是还需要一套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儒教在现代的这种衰落，社会结构的变化应该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比如，城市化，乡村生活解体，家族不复存在。这对儒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儒家，或者儒教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在现代大社会中，在我们通常说的开放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也即，在一个血缘关系并不是很重要的社会里面，你的这一套理念、这一套价值的社会依托究竟在哪里？李鸿章讲，中国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所有诞生于古典时代的高级宗教都曾经面临过这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这个挑战最早是基督教遇到的。传统的基督教也是依托在家庭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现代商业社会发展，是基督教早就面临的挑战。整个教会，从宗教改革开始，一直到罗马教会在当代召开的几次宗教会议，一直都在试图应对这个问题。佛教也是这样的情形。上个世纪初，中国曾经出现过佛学繁荣，可能也是因为面临现代性挑战。而台湾的人间佛教，恐怕就是佛教找到的一个答案，它回答了，在一个现代社会，一个有着3000年或者是2000年传统的宗教，如何找回自己的生命力？我们中国人总认为自己的经历很独特，30年增长以为是奇迹，但其实，现代世界历史上已经发生或几次这样的奇迹了，还有比中国经济增长更好的奇迹，比如美国、德国、日本、甚至苏联。儒家也经常有一种悲怨的心情，认为自己是独家遭遇3000未有的大变局，但实际上，所有的正统宗教、伟大宗教都经历过这样的转折。村子里的宗教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当然是有价值的，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但作为宗教实践是没有出路的。村子里的宗教永远不可能成为高级宗教。这种高级宗教，比如基督教、佛教的出现乃是伟大的神秘事件，基督、孔子、佛陀这种人物是奇迹，因而才能够创造出伟大的教条，具有神秘的吸引力。村子里的宗教永远是低级的。而且，村子里的宗教通常情况下是反宗教的。高级宗教通常要破除这种迷信。历史上，儒家的伟大人物都是要摧毁这些迷信的。你看韩愈，就写过这类文章。正统的儒家是反对村子里的那些迷信的，包括家族中原始崇拜的因素。儒家确实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在汶川大地震就可以看到，在汶川这样一个社会里，似乎没有宗族，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小家庭，一个家庭就是父母和孩子，这个时候，你的那套价值依托何处？你必须要找到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组织方式，让儒家的价值理念在那里体现出来。
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毛思想·毛理想·毛心想·毛梦想·毛遐想·毛感想·毛预想·毛癔想·毛妄想·毛狂想·毛误想·毛错想·毛幻想·毛猜想·毛思想太伟大了——让他自己给拯渺小了毛思想太光荣了——让他自己给拯黑暗了毛思想太正确了——让他自己给拯错误了毛思想太伟大光明正确了毛行动太渺小黑暗错误了
宗教学（现代社会科学门类）编辑宗教学（英文 The Study of Religion） 以宗教和宗教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现代社会科学门类[1-2] ，它是哲学的二级学科[3] 。它是宗教哲学化后以一切宗教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旨在通过对宗教现象、宗教起源、演化、性质、规律、作用的客观研究，揭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规律，宗教学属人文学科范畴[4] 。
1000年前的世界的社会你选择何种宗教对其生活方式也是一种选择当时的宗教对人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也内涵。而现在宗教对于人类的影响已没有如此大的地步，现在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的附属品了。特别是在中国这个从来没有形成过祭祀阶级的国度来说更是成为了一种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消遣。本文重要探讨旅游对宗教文化的影响。 那宗教又是什么呢？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反映，要求人们信仰上帝、神道、精灵、因果报应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天国或来世。据1996年的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宗教信徒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四。其中，世界三大宗教的信徒人数为：基督教徒亿，占世界人口的；伊斯兰教徒亿，占世界人口的；佛教徒亿，占世界人口的6%。其他传统宗教的信徒人数占前几位的是：印度教徒亿；犹太教徒万；锡克教徒约1700万。另外，各类新兴宗教信徒亿。 另据一份最新统计资料，估算至2001年，世界人口亿，其中基督教徒亿，伊斯兰教徒亿，佛教徒亿，印度教徒亿，犹太教徒万，锡克教徒约2368万，各类新兴宗教信徒亿。 那旅游又是什么呢？旅游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现代旅游是一种大规模的各种文化的交流。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新的旅游市场的开拓，吸引了更多的客人前来游览、朝圣和学术考察交流，这些都有利于宗教文化的传播、交流和发展，对宗教文物古迹也起着保护、修缮的作用。 发展旅游业，就要大力开发旅游资源，其中对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是过去和今后的重要任务。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及有关文物保护法规的颁布执行，许多宗教文物古迹都得到了恢复和维修。如承德避暑山庄、敦煌莫高窟等都置于国家的保护之下；云南的筇竹寺、承德的外八庙、北京的潭柘寺等也修缮一新；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的泉州也被列为中国第一批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许多宗教组织恢复了活动，宗教文化遗产得以整理、传播，文物古迹也得到保护和修缮，重现昔日的风采。由于党和人民政府有关政策的贯彻落实，许多濒临消失或年久失修的宗教文物古迹得以保护和修复，重新发挥了作用，而旅游业的发展，也迫切要求对宗教文物古迹进行保护和开发，经过恢复和修缮的宗教。文化遗产如寺庙宫观，使游客可以身临其境，欣赏各种宗教的文化艺术，增长各种宗教知识，使宗教这一人类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传播。而随着海外各种宗教旅游团的到来，为中外宗教界人士提供了许多加强联系互相交流的机会，对宗教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外，随着信徒和游客的不断增多，许多人捐赠钱款，为宗教文物古迹的保护和维修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当然，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宗教文化不只是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一定的消极作用，由于旅游人数的增多，带来了一些人为的破坏和环境污染，如游客在宗教旅游区内乱涂乱刻乱扔东西，大声喧哗，破坏了宗教名胜古迹独有的宁静和超凡的气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也会给宗教文物古迹造成一定的损害。如峨嵋山金顶，198l年旺季时游客蜂涌而上，一些年轻人竞劈床板，扯草垫来烤火；食堂的饭碗也被搞得一个不剩，三天之内，仅金顶一处就造成直接损失一万元。游客造成的火灾使峨嵋金顶被焚于一炬。再如驰名中外的佛教石窟敦煌壁画也由于人数的大量增多，游客的呼吸和汗水所起的化学作用而引起大量剥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由此可见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宗教文化遗产不只是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如何防止和消除这些不利的东西，是我们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有的宗教名胜古迹已制定出相应的保护条例，如在宗教旅游区范围内禁止乱扔乱涂乱刻行为；禁止游客烧烤、野炊、砍伐树木；禁止燃放爆竹、烟花；禁止对各种宗教雕塑、壁画摄影；限制游客人数等等都起到了较好的效果。总之，不能"保"了旅游，而"丢"了宗教文化遗产。 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宗教文化的继承、传播、交流和研究都起到促进的作用。旅游活动是人们需求层次提高的一种表现，能满足人们求知的需要，通过旅游可以增长人们的宗教文化知识，陶冶性情、修心养性。到宗教名胜古迹的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不仅有一般游客，更有朝圣者、宗教信徒和专家学者。因此旅游活动的发展也是人们传播了解、探讨和研究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如古代的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佛教，明代外国传教土利玛窦来华传播基督教。现代旅游更是一座沟通各种宗教文化交流、研究的桥梁。如来华的游客中，就有大量的宗教信徒、朝圣者和专家学者；有的更组成了宗教文化考察团，而国际上还有专事宗教旅游的旅行社。1991年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他们所到之处，就提出对宗教名胜考察和学术交流的要求；同时也带来了国际上最新的宗教文化信息。通过游览、考察和研讨等活动，促进了各国各地宗教文化的交流和研究。 再者，旅游活动的发展也使得一些宗教节日、仪式、用品、教规、音乐和饮食逐渐地传播开来为人们所熟知和接受。当然，旅游活动的发展对宗教文化也有一些冲击，如一些宗教独有的教规、仪式等慢馒地失去了神秘感和特性，有的甚至变成一种纯商业性的娱乐活动。 最后，宗教文化遗产的开发，不仅抢救继承人类的传统文化，而且开辟了人文旅游景观，应该注意的是：宗教文物古迹的保护维修如不与旅游活动的开发相结合，最终只能是“保”了宗教文物，“丢”了旅游，宗教文化、“国之瑰宝”也无法为国家创造出新的财富、发挥应有的作用，宗教文化本身也无法得到广泛的传播和交流。中外成功的实践经验证明：宗教文化的继承、保护和传播离不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也有赖于宗教文化遗产这一宝贵的资源。如西藏拉萨和青海西宁的佛教寺院其规模之大、价值之高是少有的，然而由于地处青藏高原，气候、交通等条件的限制，使得游客无法大量出入，难以领略藏传佛教独有的风采；再如泉州这座“世界宗教博物馆”，其宗教种类齐全是国内罕见的。佛教影响力最大，有“泉南佛国”之称；保存着全国最为古老的伊斯兰教寺--清净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摩尼教遗址--草庵；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现存最大的道教石雕--老君岩；此外还有印度教、婆罗门教的珍贵文物，这些丰富的宗教文化遗产，使得泉州被列为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第一批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十多年来泉州开发这些资源,发展旅游业并使之成为本地经济的支柱产业，既吸引了大量的中外游客，也引起了不少宗教信徒、专家学者的兴趣，从而促进了泉州与外界在宗教文化方面的交流和研究。如近年来先后举办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及在泉州的宗教史迹考察活动、中国泉州南少林武术节和泉州南少林学术研讨会、伊斯兰教文化与泉州学术研讨会等等，不仅有利于宗教文化的传播、交流和研究，而且吸引了大量的海内外游客，促进了本地旅游业的发展。总而言之，宗教文化与旅游业的关系是密切的，是互相结合、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 宗教对未来的世界影响也许会越来越少，相反其他事物对其影响反到会越来越大。也许宗教只是人类在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阶段行产物吧。希望宗教以后不要完全成为旅游或其他事物的附属品。
想了半天好象也很难概括，帮你提几点吧参考一下下：1、宗教文化留下许多富有纪念价值的文化遗产如别具风格的古建筑，各种经卷、风情各异的宗教风俗习惯等各种文化遗产，以此拓展成为旅游资源可以吸引更多游客促进旅游业的发展。2、某些宗教强调了解各种丰富的人文资料，因此出现不少教徒以私人或者教会名义到各处旅行，还有各种学术讨论会等活动，客观上对旅游业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最好有例子自己找吧）3、有些极端的宗教苛刻的教规甚至各种恐怖活动，限制了游客前往，成为当地旅游业发展的障碍。4、宗教文化的传播、交流和研究丰富了当地的文化内涵，使之成为更具旅游价值的地方，吸引大量游客前往。5、。。。想不出来了，，，，这种东西最好要有大量的案例哦。。。加油，毕业论文一般都可以过啦放心，最重要的是字数要够！
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佛经属于宗教文献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学者梁燕城访谈：太初有道、道(Logos)是信息的意思。神的话成为万有的根据，也成为万有的规律。当代的量子力学就非常奇妙地发现，万有事实上是根据很多信息的秩序组成。这主要是由戴维•玻姆（DavidBohm）,著名的量子力学大师提出说：万有有一个看不见的秩序，叫“ImplicateOrder”，里面都是非常复杂的信息系统，造成我们看见的秩序，叫作“ExplicateOrder”。中文“道”这个字也有信息、语言的意思。老子那个时候非常奇妙地体会到，宇宙背后是有真理的信息存在。《庄子》里面提到：“夫道，有情有信”。从前后文里还可以看到，庄子心中的神是有位格的。这个传统一直到1911年，就是上帝是没有形像的。天坛里没有偶像，祈年殿里一个偶像都没有，里面只有一个牌子，叫“皇天上帝”。中国祖先本来就相信无形的上帝，老子、庄子事实上是继承这个传统而来。这正是《圣经》里的内容，上帝是个灵、而且恨恶世人崇拜偶像。在牛津的博德莱安图书馆里有一份手稿，作者名叫马斯——乌迪。他在这份手稿中宣称所谓胡夫的金字塔是埃及王苏里特叫人建造的，而这个苏里特是在大洪水前统治埃及的。根据其它文献记载，这位目光深远的苏里特王命令他的僧侣们，写下他们的全部常识，藏在金字塔里，给洪水后的人们留下必要的知识。《圣经》创世记前11章，关于人类早期共同史的记述，在中国古经中几乎都可以找到印证：《周易》也神秘地说：七日来复，天行也；《圣经》说：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淮南子》上说：天下有四水，凡此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圣经》说：伊甸园里有四条河，流出珍珠玛瑙。《山海经》上说：当初有不死树和圣树，圣树又叫睿木，“食之令人圣智也”；《圣经》说：伊甸园中有生命树和智慧树。《尚书》和《国语》上说：人犯了罪，上帝命令重黎堵绝天路，上下不相来往；《圣经》说：人类始祖贪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被上帝赶出伊甸园，并有基路伯和火焰之剑，阻断了人神通路。《老子》说：天地之母，万物之根，众妙之源，从无中生有，乃天地之始；《庄子》说：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圣经》说：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一位伟大的学者在美国神学院读书时，发现《老子》与《圣经》有奇妙相通之处。老子的道，是自有永有者，造化养育者，超越者，启示者，生命者，公义者，拯救者，这七点很像上帝的属性。无神论者把道归于自然神，其实老子的道不乏人格特征，有信实、有恩德、有慈爱、有赏罚、能赦罪、能教化。更神奇的是，惜字如金的老子竟然着重笔墨描述一位道的化身圣人：自有永有者，造化养育者，超越者，启示者，生命者，公义者，拯救者。说他承袭上天大道的光明和永恒，来普救世人。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成为世人认识大道的中介。圣人秉持大道本像，普天下的人都前往归向他，领受平安。他外表粗卑、内怀宝贝，能将众人从过犯中领回来。最后，老子竟然暗示这位圣人要受辱受难，却作主作王，直到永远，是谁?查考世上所有的经典、教门的主子都对不上号，唯独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非常酷似。这2500年前的古人是怎么知道《圣经》中“道成肉身的耶稣”的呢? 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神圣的、跨越时空的谜团。老子说：道是万物之主、是善人的宝贝、罪人的中保。美好的言辞固然可以博取尊荣、美好的行为固然使人得到敬重，然而人的不善怎能被剔除干净呢? 所以,就是立为天子,身为太师、太傅、太保，财宝无数、荣华加身，还不如坐进这大道里呢。古时候为什么重视道呢? 不就是因为在道里面，寻求就能得着，有罪可得赦免吗? 所以道是天下最宝贵的啊！老子的笔墨中展示给人间的不正是《圣经》中上帝的天国、耶稣的救赎吗? 《尚书》、《诗经》都记载着：中国人来自上帝。早在老子古经中便记载旧约《圣经》预言中的“耶稣”。而且两千多年来，举凡太平盛世，竟无一不是遵循了老子之学说。顺天道治国的皇帝，囊括了仅有的几百年辉煌时代。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等。孔子倾注毕生心力宣扬敬天爱人的忠恕之道，当代多个皇帝均尊纯了老子“天道”的统治方式，那么老子的神学知识是那里来的呢？就目前世界不管任何一种教门的国家，他们的统治方式都在努力提高到上帝的道上来，这又是为什么?清皇康熙说：中国人的“上帝”就是真神，天不是物质的天。康熙亲临宣武教堂，题写了“敬天”和“万有真原”两副扁额，又作诗称颂耶稣：“功求十架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在《生命之宝》一文中，康熙明确表示：“天门久为初人闭，福路全是圣子通。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明分得永生。”古人老子、孔子、孟子对“道”的认识，已如此入神境界，实令人难以置信。其代表着中国的古人，代表着中国的文化。他的“道”影响着整个中国尽至世界的每个人的行为和思想。可悲的是现今一辈自己不进去，却连急俗得到真知走进真理的下辈也挡在门口。而至今只能在未接触过这批“贵人”的最低层中找到蛛丝马迹：《广东新闻网》2011年10月21日10:12王华报道：10月13日晚，两岁女童小悦悦在佛山市某市场内被两辆车相继辗过，肇事车辆逃逸。18名路人陆续经过均对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孩子视而不见。让人想不到的是，最后伸出援手的竟然是一位俗世里被视为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捡垃圾的阿婆。期间，阿婆想向附近店主要块纸皮为孩子遮挡有些凉意的秋雨，亦被拒绝。 历史以来，司机驾车交通肇事撞伤了人，伤者都是理直气壮责令司机赔偿，司机都是礼亏连连道歉。可是现今被车撞伤者爬起来就逃，问曰何故?答：我怕又是高校大三的大学生药家鑫！老辈人们看到读书人都会夸耀说：“读书人讲句话都特别有道理，不像我们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文盲，开口就只知道讲女人、男人那一点东西”。可是现今算是文化的中国，耳朵听到的、眼睛看见的，千篇一律。都是男人、女人的那个“爱”。或者几个男的争一个老婆、或者几个女的争一个老公。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杀人的、放火的也是自家园子，通行无阻。现今的文化已经傻到随眼见到的都是胡编乱造，谎话连篇累牍，而真话却无处寻觅的朝代。当然聂耳、洗星海已经死了这是事实，但活着、真正有一定艺术水准、记录写实的近代作品也被挤到角落里，成了葱蒜。古人早已给后人作过警告，就汉字信息也明白罢着：一人二女则是“爽”字，不难发现一人两边颈上是4个“杀”字的头，按麻衣相法用语：即凶多没吉。你若认真地去看一下，也是斜着的罗马人死刑犯用的4个十字架；就国内而论，刚好是冲军犯人戴在头颈的一个枷(锁)。古人说：“万恶淫为首”，冲军路上小心“爽”死。60岁的粗人都知道，古人对这个字的造词指向是十分狭隘的，往往都只两个人、夜里床上才好轻声说的话，可怜的今天打开电视就能听到，“爽XX”、“XX爽”还作为光彩照人的时尚广告。什么话还讲不清楚、刚学说话的婴孩却先会“爽XX”！你若反对恐怕就得挨罚款，因为是国家批准当产品商标的。公安不辞辛苦天天在扫黄，而名牌的幼儿用、小儿科教片打开就听见“谈恋爱啦！” 2010年4月8日《杭州日报》B11版告诉人们：开发商的卖房广告：“卵巢寻找精子”、“如果你不能给她一个名分，那就送她一套房子”、手提红裙露出大腿的靓女画旁“要提，还要往上提”等雷人广告已经出现。60岁的人答不出的有关男女问题，现今6岁的孩童都能回答。不论看的、听的若不加上男的女的哪些事休想出版、上架。历史以来关于男、女哪些事，没有一个朝代能写得如此透彻、细腻，比现今更精粹了。若借着有把“靠椅”就是为了“机不可失”、调节一下精神，倒是情有可原，否则，哪中国的爱国人士该放声大哭了，它所折射的已不只是一付简单的中国画像。2009年8月6日《杭州日报》B7版文章：八岁儿子给他们女班长写情书；2007年3月9日《钱江晚报》A12版文章：11岁女孩遇害，谜底令人震惊，凶手今年12岁。文章说：11岁的小女孩就因为不接受12岁小男孩歪歪斜斜的“我爱你”三个字送了命。更可悲的是，党中央再三强调“社会和谐、人民稳定”的今天，“弱肉强食”斗争“进化论” 新、老剧本通行无阻，而历史悠久极力推行的孔子、孟子、老子优良传统的“天道”实体；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道德源头、中国文化背景；劝人为善、不要犯罪、否认地上“有神论”的《圣经》有关文章出版界成了一条不可碰的红线、上不了架。人啊! 一个失去了心灵的口头道德世界，用子弹是无法收服的。我国祖先文明建设靠的就是： 一直传到今天从未分离的“道德”二字，若没有了“道”还有什么“德”呢?
台湾辅仁大学宗教学系郑志明教授1980-2007发表的期刊论文：1. 列子杨朱篇的意识形态，1980，哲学与文化月刊 7卷 9期2. 疏导台湾当今秘密教派，1980，鹅湖月刊 61 期3. 圣之时者 ─ 谈孔子对时代的回应，1981，鹅湖月刊 67 期4. 台湾瑶池金母信仰研究，1984，台湾风物 34 卷 3期5. 台湾斋教的渊源与流变，1984，台北文献直 67 期6. 台湾民间鸾堂儒宗神教的宗教体系初探，1984，台北文献直 67 期7. 浅论当今台湾民间宗教研究的态度与方法，1984，台北文献直 69 期8. 唐代古文家的天命观初探，1984，鹅湖月刊第 111 期9. 左传灾异说探论，1984，鹅湖月刊 114 期10. 试说无量寿经四十八别愿的宗教精神，1984，中国佛教第28卷第12期11. 唐代永嘉禅师证道歌义理初探，1984，中国佛教 28 卷 6期12. 台湾无生老母信仰渊源探论，1985，台北文献直 71 期13. 从台湾俗谚谈传统社会的处世思想，1985，台北文献直 74 期14. 检验高中新编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中的孔孟「根本」思想，1985，鹅湖月刊 120 期15. 史通在中国文学上的价值，1985，孔孟月刊 275 期16. 销释金刚科仪的义理初探，1985，中国佛教 29 卷 5 期17. 唐代庞居士的诗偈及其宗教境界，1985，中国佛教 29 卷 11 期18. 敦煌写本老子想尔注义理初探，1986，中国学术年刊第八期19. 台北地区弘化院的宗教体系，1986，台湾神学论刊 8 期20. 台北地区夏教的宗教体系研究，1986，台北文献直 76 期21. 从台湾俗谚谈传统社会的宗教思想，1986，鹅湖月刊第 127 期22. 庄子内篇「人」的概念探述，1986，鹅湖月刊 133 期23.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义理疏证，1986，鹅湖月刊 137 期24. 游记类鸾书所显示之宗教新趋势，1987，中研院民族所集刊 61 期25. 醉古堂剑扫的社会人格，1987，中华文化复兴月刊 20 卷 6 期26. 菜根谭的社会思想，1987，科际整合学报第 1 期27. 台湾劝善歌谣的社会关怀，1987，民俗曲艺 45、46 期28. 灶君宝卷的灶神信仰，1987，民俗曲艺 48 期29. 太上感应篇的伦理思想，1987，鹅湖月刊 143 期30. 王爷传说，1988，民俗曲艺 52、53 期31. 试论清静经的「道」，1988，鹅湖月刊 155 期32. 功过格的伦理思想初探，1989，中国学术年刊 10 期33. 当今台湾民间鸾书的文学形式，1990，汉学研究8卷1期34. 唐代传奇的梦，1991，鹅湖月刊190期35. 从残害骨肉事件谈基层社会的文化意识，1991，文化评论36. 关汉卿杂剧的宗教意识，1992，鹅湖月刊 208 期37. 从「户蝇蚊子大战歌」谈民间文学的创作意识，1992，淡江大学中文学报1期38. 山海经的神话思维，1993，淡江大学中文学报2期39. 从杀害骨肉事件谈基层社会的文化意识，1993，鹅湖月刊 214 期40. 台湾民间信仰的济世观，1994，内政部「宗教辅导论述专辑」41. 庄子的鬼神观，1994，鹅湖月刊 233 期42. 台湾「新兴宗教」的名词界定，1995，台湾史料研究6号43. 台湾民间宗教的文化意识，1995，历史月刊86期44. 末世预言与卯劫观音，1995，历史月刊92期45. 信仰族群与族群和谐，1995，宗教哲学1卷2期46. 台湾新兴宗教的现象商议，1995，宗教哲学1卷4期47. 民间信仰与台湾的族群和谐，1995，鹅湖月刊 237 期48. 民间的养生术与民俗医疗，1996，历史月利96期49. 台湾观音信仰的现象分析，1996，宗教哲学2卷1期50. 台湾民间信仰的多重至上神观，1996，宗教哲学2卷2期51. 台湾善书研究的现况与展望，1996，宗教哲学2卷4期52. 台湾妈祖祭典的现象分析，1997，宗教哲学3卷1期53. 台湾「宗教教育」的问题商议，1997，宗教哲学3卷2期54. 唐君毅儒家宗教精神说，1997，宗教哲学3卷3期55. 论傅伟勋佛教生死学，1997，宗教哲学3卷4期56. 从传统宗教生死观谈代理孕母，1997，应用伦理研究通讯（）57. 胡适的宗教观，1997，鹅湖月刊 260、261 期58. 康有为的宗教观1997，鹅湖月利267、268期59. 林清玄学佛散文的教主形象1998，鹅湖月利281期60. 二十一世纪儒学的社会实践，1999，文明探索19期61. 道教的生死观，1999，历史月刊139期62. 台湾新兴宗教的文化特色1999，宗教哲学5卷1、2期63. 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的神人观1999，鹅湖月刊285期64. 儒学的现世性与宗教性，1999鹅湖月刊286期65. 元杂剧桃花女的婚姻仪式，1999，鹅湖杂志288期66. 杨赞儒与圣德宝宫，2000，台湾文献51卷3 期67. 台湾新兴宗教的救劫运动，2000，宗教哲学6卷3期68. 明初张宇初「岘泉集」的生命观，2000，鹅湖月刊295期69. 印顺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2000，鹅湖月刊297期70. 《太平经》的养生观，2000，鹅湖月刊299期71. 《太平经》的性命观，2000，鹅湖月刊300期72. 谭嗣同的宗教观，2000，鹅湖月刊302期73. 从《太平经》谈道教的生命观，2000，中华道教学院南台分院学报1期74. 近五十年来台湾地区民间宗教之研究与前瞻，2001，台湾文献52卷2 期75. 台湾宗教组织化的困境，2001，宗教论述专辑3辑76. 凉山彝族「驱鬼经」的人鬼交感仪式，2001，民俗曲艺（）77. 从说文解字谈汉字的鬼神信仰，2001，鹅湖月刊307期78. 教育的「圣俗」问题，2001，鹅湖月刊309期79. 神观交谈－从多重至上神谈起，2001，揭谛学刊4期80. 社区文化的宇宙图式与神圣空间，2001，鹅湖月刊312期81. 台湾西王母信仰的时代意义，2001，鹅湖月刊218期82. 砂劳越华人社团与宗教互动关系，2001，马来亚大学《学术论文集》6 辑83. 台湾民众宗教信仰的生死关怀与灵验性格，2001，辅大宗教研究3期84. 台湾民众宗教信仰的生死关怀与灵验性格，2001，辅仁宗教研究3 期85. 台湾新兴宗教的宗教对话，2001，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1期86. 民间信仰「合缘共振」与「含混多义」的思维模式，2001，玄奘学报4期87. 从太上洞玄步虚章谈步虚词的神人交感，2001，中华道教学院南台分院学报2期88. 台湾宗教团体经济资源的问题，2002，宗教论述专辑4辑89. 从灵感到修行，2002，宗教哲学8卷2期2890. 谈台湾药签文化，2002，传统艺术19期91. 从《太上洞玄步虚章》谈步虚词的神人交感，2002，道韵11辑92. 华人信仰心理与宗教行为，2002，鹅湖月刊324期93. 从唐君毅《病里乾坤》谈儒学医疗，2002，鹅湖月刊328期94. 巫术文化的哲学省思，2003，鹅湖月刊335期95. 禁忌文化的哲学省思，2003，鹅湖月刊342期96. 唐君毅的《人生之体验》谈儒学的生命教育，2003，新世纪宗教研究1卷3期97. 哪咤神话的生命观，2003，第一届哪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98. 敦煌写卷「患文」的宗教医疗观，2003，普门学报15期99. 台湾灵乩的宗教形态，2004，内政部宗教论述专辑6辑100. 东马德教会的发展，2004，世界宗教学刊3期101. 宗教组织的现代化与对治现代化，2004，宗教哲学31期102. 中国命运观的文化意识，2004，文明探索丛刊37卷103. 佛教与基督宗教社会关怀的省思，2004，文明探索丛刊38卷104. 陈靖姑信仰与法派的宗教形态，2004，新世纪宗教研究2卷3期105. 敦煌写卷「亡文」的生命教育，2004，普门学报19期106. 东南亚大伯公信仰的发展，2004，泉州华侨大学学报107. 对台湾汉人宗教精神领域的研究，2004，高雄道教学院学报1期108.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中的宗教观，2004，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3期109. 老子的医疗观，2005，鹅湖月刊357期110. 「通神」与「神通」的文化意识，2005，文明探索丛刊41卷111. 人性与安宁疗护，2005，宗教与民俗医疗创刊号112. 《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的家庭礼仪与修行法门，2005，宗教与民俗医疗2期113. 佛教经典的胚胎生命观，2005，普门学报29期114. 藏传佛教在台发展现况与省思，2005，普门学报30期115. 台湾灵乩的宗教形态，2006，文明探索丛刊45卷116. 台湾寺院经济资源的运用问题，2006，亚细亚民俗研究6辑117. 《善生经》的生命修持观，2006，宗教与民俗医疗学报3期118. 杂阿含经》的瞻病关怀，2006，宗教与民俗医疗学报4期119. 牟宗三《圆善论》的生命关怀，2006，揭谛11期120. 从《道法会元》谈宋元符箓法派的世界秩序观，2006，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6期121. 林兆恩的生命关怀，2006，辅仁宗教研究13期122. 明代王道渊的性命相混说，2007，鹅湖380期123. 《周易》六十四卦的生死关怀，2007，鹅湖月刊388、389期124. 《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的净土观，2007，妙林杂志19卷10、12月125. 易经六十四卦的生死关怀，2007，中山大学文与哲学报10期
客家文化发展论文范文
客家宗族的仪式文化
【摘 要】 各种仪式活动不仅涉及传统记忆、文化传承，而且还涉及到对群体的归属和群体教育。尤其是对于一个族群来说，客家族群聚族而居，千百年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一系列的仪式活动在族群的生活中发挥着各自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些还蕴含着丰富与深刻的教育意义。分析和研究这些仪式，对于理解客家独特的仪式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客家;宗族;仪式;教育意义
Abstract variety of ceremonial activities involves not only traditional memory,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to the ownership of the community and education groups. Especially for an ethnic group, the Hakka clan cluster,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o form its own unique cultural system, a series of ritual activ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communities of life, some of which also contains a wealth of and profound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Analysis and study of these rituals, rituals for understanding the unique Hakka culture h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Key words Hakka; clan; ceremony; educational
仪式，即是一套以行为方式和象征符号为要素，通过结合在一起进行表演的一种实践活动。最早有我们所知道的是原始社会人类在战争、播种、狩猎、求雨等活动中所进行的各种仪式。进入文明社会后，虽然涉及迷信和巫术的仪式活动逐渐消亡了，但其它民间和官方的各种仪式活动却不断涌现，如民间的宗教、祭祀、文化仪式活动等，官方的政治、行政、教育仪式活动等，无不在时刻的告诉我们：仪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它们的影响。
客家族群是一个独特的汉族支系族群，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他们习惯于聚族而居，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聚居社区。江西省赣南地区的白鹭村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社区，历经八百多年，形成了一个以人口98%为独一“钟”姓的客家宗族聚集区。在这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仪式体系，其中有一项仪式笔者认为最能反应客家独特的文化以及本文所要探讨的客家宗族的仪式教育，那就是白鹭村的“祠堂仪式”。所谓“祠堂仪式”只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具体说来，即是把祠堂作为族中一个固定的场所举行各种仪式，并且这些仪式能够给宗族成员带来某种程度上的教育意义。
白鹭村“祠堂仪式”中最主要的一个仪式就是祭祖仪式，每到大年初一清晨，族中便有德高望重者带领宗族成员到总祠堂祭祖，准备好祭器，有专人置办三牲等祭祀用品。而后由这些德高望重的长辈主祭，族中男女老少在主祭人的指挥下对着列祖列宗的牌位和画像行叩拜礼，献上祭酒及三牲等果品，然后诵读祭文、鸣炮、吹唢呐、敲锣打鼓。中午祭祖仪式结束后，全体族人会餐，餐席就设在祠堂的大厅里，全族人谈笑风声，一起缅怀客家先祖，追远思源。除此外，还要在祠堂中唱三天“东河戏”(赣南客家剧种之一，由昆曲演变而来)，全族男女老少一同前往观看，甚是热闹。不仅在祠堂唱“东河戏”，族里还要请戏班到村里的庙里演三天的木偶戏，这种习俗在白鹭村世代相沿。
其中第二个主要的仪式便是抢“打轿”，这是白鹭村独有一种习俗。在正月七日晚，在总祠堂里，焚香点烛，礼炮齐鸣，村中各个支房(宗族下面的各个分支，白鹭村有六个支房)派出精壮的后生，每三个房为一支队伍，分成两支队伍，各五至六人左右，分别簇拥在一个“井”字形的粗大木架两边，抓住木架，从总祠堂内开始，各队往各队方向拼命的拉。整个过程异常激烈，双方争斗的架势就像是真的红了眼的恶斗一般，个个身上都要挂彩，用鼻青脸肿、皮开肉绽来形容都不为过。这样来来回回要持续好几十个回合，少则十几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族中各支房的族人都为自己的队伍呐喊助威，场面极其震憾。直到双方抢的精疲力尽，最后看哪一方能把“轿”拉到自己方向的才算赢家。赢得那家不仅能为自己支房带来荣誉，而且还能得到两筒麻饼的奖赏。结束后双方到祠堂开怀畅饮，又是一家人。抢“打轿”有一种说法说是白鹭村村后的山形似五虎，村中人忌讳其煞气太重，抢“打轿”意在敲山震虎。另一种说法说客家人逞勇好斗，一年一度的抢“打轿”活动可以满足族中后生的斗勇之欲，同时还能使族人团结合睦，增强宗族的凝聚力。
最后一个仪式便是在祠堂中举行的各种惩戒活动，客家人历来重视教育，在白鹭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农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所以族中文风盛行，族人都好礼教，特别看重一个人的品行。因此族人待人接物都是规规矩矩，特别注重礼数和教养。但有时也有不懂事的族人会违反礼数和规矩，据笔者所了解的有大致三种情况：一是有偷盗及为非作歹者，二是不尊老爱幼者，三是没有礼数及蔑视风俗习惯者。对于第一种情况，由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将其所做所为广而告之。尔后各支房及族中有头有脸的人把为非作歹者及其亲属叫到总祠堂中来，族人大多在旁围观。要其当着大家的面陈述自己的罪行，同时写下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犯。为了起到警示惩戒作用，还要其脱去上衣跪在祖宗牌位前，其父亲用三根细竹条扎成一把，在其背上施行鞭刑，直至打到皮开出血。最后大家上前将其救起，鸣放鞭炮，以示族人原谅了他，望他从此改过自新，仪式结束时长辈们还郑重要求大家以后不准再议论此事，对受惩戒人需同等对待。而对于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的惩戒仪式则轻微了些，同样是由族中长老们组织，要求受罚者跪在祠堂祖宗牌位前，忏悔反思，当着所有族人的面承认错误，保证改正错误，要全族人当其监督者和见证人。
白鹭村独特的祠堂仪式涉及到社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它们对于整个社区的健康运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增强群体凝聚力，强化群体成员对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宗族所举行的祭祖仪式以及抢“打轿”可以将族人周期性的聚集在一起，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与宗族群体之间的联系，使他们进一步肯定了宗族群体的存在价值，加强宗族的内部团结。而惩戒仪式则能让每个族人意识到人人在宗族里都是平等的，意识到宗族对于每一个族人的宽大仁慈，增强族人对宗族的认同和归属感。
第二，约束成员行为，保证群体规范。
最明显的莫过于祠堂的惩戒仪式了，一些最朴素的道德伦理观念通过这样一种在公众面前的表演仪式得到了传播，同时也保持了族人对于道德伦理规范的敬畏之心，不敢轻易以身试法。族人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在其生活中的各方面发挥效用，最佳程度的保证了群体规范的贯彻落实。
第三，升华成员精神境界，促进群体动员。
在这样一种集体仪式的氛围中，自我的一切，如自私、自卑、胆怯等，被大大的削弱了甚至抛弃了。就像某种宗教仪式样，引导人们对于一种美好境界的精神向往，将美好的品行和修养作为自己言行的标准，努力提升自我的思想境界。这一系列的仪式可以动员整个宗族的成员，同时，也就是动员了整个宗族的资源，这对于宗族想要实现公共目标是非常有利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白鹭村的祠堂仪式并不单单是几个简单的风俗习惯，整个宗族通过祠堂仪式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各种仪式在社区生活中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它们增强了整个宗族的凝聚力，强化了族人对宗族的认同和归属感;约束了成员行为，保证了群体规范;同时升华了成员的精神境界，促进了群体动员。由此可知，我们在接触一种文化时，要充分发掘各种群体仪式背后所隐藏的意义和其所发挥的功能，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维的学科角度上去认识群体仪式对于群体和其成员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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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对客家经济影响的研究
摘 要 本文通过诺斯和格雷夫的理论，简单探讨了客家文化对客家经济的影响，发现客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商业精神的缺失使得有效率的组织无法建立和客家经济秩序无法有效扩展。
关键词 客家文化 客家经济 影响
文化与经济表现一直是经济研究里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诺斯强调文化决定制度变迁，制度影响经济绩效。格雷夫用比较制度的观点来把文化信念化，把信念内生化，用博弈论的方法证明了不同文化环境影响人的行为，不同行为下交易成本的不同导致了组织形态和绩效的不同。所以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广东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影响经济表现的例子，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经过了长足的'发展，但地区间的差异明显扩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日益凸显，尤其是客家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差异尤其凸出。对客家地区的文化进行剖析是必要的，努力分析客家文化中适合经济发展的和阻止经济表现的，做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对客家地区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一、客家文化的界定和主要表现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 L.克罗伯和K. 科拉克洪这样定义文化：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 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 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 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样式。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 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客家人是从中原迁徙过来，随着与当地的融合，交流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点。客家人的先祖多居于“中原旧地”，为避战乱，不断地向南迁徙，曾迁徙到达安徽、江西等地，后来又从福建汀州和江西等地迁到广东粤东北部山区来。客家文化呈现的是山区文化特色。粤东北部客家地区的开发史就是一部开发垦辟山区的历史。为求出路，客家男子苦读求功名和外出谋生，使社会生产的重担落在了妇女的肩上，妇女集樵采、畜牧、灌种、纫缝、炊 爨 于一身，这是客家人一个特别之处。客家文化从本质上是一种农耕文化。传统的农耕文化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重视功名。俗称的耕读传家。实际上重功名是自给自足下的被动选择和相应反应，传统的自然经济，生产的产品大同小异，贸易带来的收益有限，所以重功名是寻求更高收益的出路之一。如果说从中原迁徙过来的客家人有着很强的家国情怀和忠诚。
二、客家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途径
格雷夫( 1994) 从文化信念与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角度解释文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1)经济制度由文化信仰和组织这两个相关的因素组成， 由于文化信仰是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 经济制度的变迁受其历史的影响;(2)制度结构之所以表现出路径依赖， 是因为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社会实施机制的发展， 从而压制了背离旧有行为模式的灵活性。国内学者韦森( 2003) 沿着格雷夫的思路， 系统研究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赖以生存的文化因素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社会制度结构的影响， 指出中国历史上信奉的集体主义文化因子决定了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内卷性(深层次的路径依赖) ， 而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文化因子决定了西方社会制度变迁外卷性( 进化演变) 的路径， 不同的文化传统导致了不同的变迁路径从而也形成了不同的增长路径。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文化因子是欧美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必要条件( 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基于农本文化的客家文化毫无疑问带有集体主义因子，而本着求仕的客家文化又使得客家文化中缺少商业气息。考虑到经济活动是人们之间的活动， 市场扩展则是人们交易活动范围增宽和深化的一个自然结果， 而近现代以及当代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 说到底只不过是市场扩展的一个外在表现。由于市场经济活动归根结底只是一种人们的商品和劳务交换行为的集合， 所以，市场参与者的商业精神和其动机 ， 就成了市场秩序扩展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深层的或者说根本的动因了。
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来分析， 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言， 制度确实是重要的。然而， 制度的发挥是要环境的，文化及其氛围是极其重要的正如历史学家布雷戴尔所述谜题一样，只有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 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方能发挥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这也导致了同样性质的制度， 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精神遗产中的作用链条和绩效不尽相同，且有时差异甚大。客家文化的商业性缺失削弱了市场经济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根据格雷夫(1993)诺斯的思路客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和重仕使得客家组织带有严重的科层色彩，而科层毫无疑问降低了组织的效率。根据诺斯所言经济增长的核心是有效率的组织。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客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和耕读阻碍了市场的扩展和有效率组织的形成，最终带来了低效率的经济表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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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在救灾、救援过程中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在非典时期，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提到过这个问题。我们生活在无神论社会，这个传统已经非常深厚了。但是，当人们碰到巨大的灾难、碰见命运的无常的时候，仍然会非常本能地回落到宗教。一个正常的社会，宗教应该担当维持社会基础性秩序的功能，一个社会要有秩序，那秩序的基础就是安顿人的心灵，构建一个精神的秩序。胜任这个职能的，肯定是宗教，可能其他东西也有，但宗教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理性的因素，是在宗教因素之后才可能涉及到的。尤其是发生这种较大灾难的时刻，宗教的作用会超过所有的世俗因素，不管是政府，还是一般的民间慈善公益机构。因为，它可以直接触及人的心灵。这次汶川大地震后，我们看到，宗教组织是非常活跃的，只不过我们官方媒体都没有报道，只是报道了一些佛教、基督教组织捐款之类的消息。其实，在救灾现场，活跃着很多宗教组织。我听到比较多的是基督教的一些教会组织，现在仍然活跃在灾区从事救灾工作。面对灾难，宗教可以发挥多重作用，一重作用与一般公益组织相同，提供一些物质性帮助。但是，宗教组织除此之外，还可提供精神上的支援。这一点，不论政府还是民间公益组织都不具备，而对于受灾的民众来说，这却是一个最重要的需求。由此延伸到理论层面，基于自由主义立场如何看到宗教和自由社会的关系问题。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对于宗教与自由社会的关系，有非常恰当、精辟的分析。其基本看法是，一个自由社会是不能没有宗教的，离开了宗教的自由社会是不可能的。离开了宗教，自由的秩序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看法被很多声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忽视了。他们恰恰做了与此相反的事情，一门心思摧毁宗教对社会的价值。他们中很多人还在充当社会丑恶势力的帮凶。这是以自由主义之名所从事的非常糟糕、非常阴暗的行径。自由主义当然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传统，但是，自由主义也有一个黑暗的历史。自由主义试图消解宗教，实际上是把人还原到单纯肉体的层面，是一个物质的存在。这样解释自由主义，最终导致我们生活的世界完全物质主义化。现代性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与此有着深刻的联系，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国历史上，自由主义积极地反对宗教，而这与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异曲同工。在中国，如何看待宗教、如何看待传统，更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面临的完全不同。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是一个现代现象，19世纪以后才有现在看到的自由主义。西方形成宪政制度，形成一个好社会的基础性秩序的时候，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另外一套理念，宪政主义。这套理念在自由主义的历史叙事中被忽视了。英国的宪政主义者跟宗教有一个很复杂的关联，我们也可以看看，美国的立宪者是如何对待宗教的，他们是如何看待一个宗教对宪政秩序的价值。我觉得，自由主义应该放宽视野，探究西方在形成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套好社会所必需的优良制度体系时，宗教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是构造这么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梦想的优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立宪。那么，在立宪的过程中，宗教以及宗教组织，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于宗教与宪政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宪政结构里面怎么安排宗教。宪政制度要处理宗教和宗教权利问题、宗教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却是，在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宗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一个是宪政制度发生学中的宗教，再一个就是宪政结构里的宗教。在这两个问题中间，自由主义者更多的考虑了政教分离之类的宪政原则，而没有认真思考，在一个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在现代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貌似保守的宗教，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下面来谈谈儒家或者儒教发挥社会作用的问题。近年来，在救灾的公益活动中，在我们所说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场景里面，儒家的表现大概是比较差的。基督教的表现是最活跃的，其次是佛教，尤其是现在，大陆很多佛教组织学习台湾的人间宗教，积极投身于社会自治事业之中。相对来说，儒家的表现是比较滞后的。这与现在所说的大陆儒家复兴形成了一个反差。一方面自己觉得在复兴，但是，当民众真正需要某些带有宗教情怀的关怀的时候，却看不到儒家的身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儒家的朋友，将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想起两年前，我跟蒋庆在广东开会，争论过儒教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不管是考虑到当下的制度环境，还是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儒教都应该走“社会化”的道路。它应该从参与、组织、领导社会自治开始做起。我们处在一个现代社会，尤其是处在中国这么一个具体的制度架构里，你去幻想和君王对话，或者是直接改造君王，既不恰当，也不可能。这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实践当中是不可行的。我觉得唯一可行、而且正当的做法，就是建立一个“人间儒教”，从民众生活的社区、从民众关心的领域开始，组织其具有儒家价值追求的自治组织，儒者在其中充当自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大概是儒家真正可行的一条出路。如果放宽视野，这本身就是一种立宪的活动。通过广泛的自治上，比如说儒家办学校，办教育，办社会公益事业，文化事业，艺术事业，就成为社会的一个个治理中心。你已经分享了原本属于国家的部分权力，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权力的一个限制。所以，儒家需要在作为一个宪政秩序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我自己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讨论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我觉得，现代儒家缺乏这么一套东西。像现代新儒家发展了形而上哲学，蒋庆发展了公羊家的政治哲学，在这之外，是不是还需要一套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儒教在现代的这种衰落，社会结构的变化应该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比如，城市化，乡村生活解体，家族不复存在。这对儒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儒家，或者儒教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在现代大社会中，在我们通常说的开放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也即，在一个血缘关系并不是很重要的社会里面，你的这一套理念、这一套价值的社会依托究竟在哪里？李鸿章讲，中国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所有诞生于古典时代的高级宗教都曾经面临过这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这个挑战最早是基督教遇到的。传统的基督教也是依托在家庭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现代商业社会发展，是基督教早就面临的挑战。整个教会，从宗教改革开始，一直到罗马教会在当代召开的几次宗教会议，一直都在试图应对这个问题。佛教也是这样的情形。上个世纪初，中国曾经出现过佛学繁荣，可能也是因为面临现代性挑战。而台湾的人间佛教，恐怕就是佛教找到的一个答案，它回答了，在一个现代社会，一个有着3000年或者是2000年传统的宗教，如何找回自己的生命力？我们中国人总认为自己的经历很独特，30年增长以为是奇迹，但其实，现代世界历史上已经发生或几次这样的奇迹了，还有比中国经济增长更好的奇迹，比如美国、德国、日本、甚至苏联。儒家也经常有一种悲怨的心情，认为自己是独家遭遇3000未有的大变局，但实际上，所有的正统宗教、伟大宗教都经历过这样的转折。村子里的宗教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当然是有价值的，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但作为宗教实践是没有出路的。村子里的宗教永远不可能成为高级宗教。这种高级宗教，比如基督教、佛教的出现乃是伟大的神秘事件，基督、孔子、佛陀这种人物是奇迹，因而才能够创造出伟大的教条，具有神秘的吸引力。村子里的宗教永远是低级的。而且，村子里的宗教通常情况下是反宗教的。高级宗教通常要破除这种迷信。历史上，儒家的伟大人物都是要摧毁这些迷信的。你看韩愈，就写过这类文章。正统的儒家是反对村子里的那些迷信的，包括家族中原始崇拜的因素。儒家确实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在汶川大地震就可以看到，在汶川这样一个社会里，似乎没有宗族，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小家庭，一个家庭就是父母和孩子，这个时候，你的那套价值依托何处？你必须要找到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组织方式，让儒家的价值理念在那里体现出来。
宗族亲情，血浓于水，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优势人脉，基础牢固，时效期长。下面我整理了给宗族同仁的一封信范文，供您参阅! 给宗族同仁的一封信范文一 尊敬的邹堂郑氏宗亲们： 我是邹堂郑氏廿四世裔孙郑炎龙，现就郑清之公在邹堂的信息，邹堂内外族谱和地方存物民谣习惯通报如下，供讨论! 一、郑清之公在邹堂的信息。清之公功高日月!清之公精神永垂不朽!但清之公在邹堂境内至今仍未发现是邹堂郑氏始祖的信息： 1、清之公在邹堂的历代族谱中没有一点记载。 2、邹堂从宋代以来没有流传或记载祖公当过宰相，只有十一世祖郑旻当过贵州省左布政使，这是郑氏全族的骄傲和自豪! 3、邹堂境内节日挂的灯笼，张贴的对联，悬挂的牌匾从来没有清之公的信息! 4、邹堂境内的祠堂或对联写的是南湖、东里、荥阳，因为郑氏入潮三兄弟是从南湖而来的，因而也没有发现有清之公的一点痕迹。 5、邹堂只有一条民谣，大仔大娘岗，二仔创邹堂，三仔坂上郑，四仔里洋村，而且清之公墓碑左边刻上的民谣邹字岗字用简化字，元明两朝，我邹堂墓葬凡用上邹字都写上繁体字，就邹字繁体简体可共用，为何岗字不写岗而写岗呢?据全球郑氏族谱网记载，清之公在中国境内纪念坟墓达数十座，饶平清之公墓只是其中一座。明代以子立碑者有，以民谣立碑只有清之公一例，其它墓葬至目前还未发现第二例。这些问题有待宗亲们研究。 6、饶平坂上族谱没有记载邹堂一点信息(只记载双港村)。 二、邹堂内外族谱记载和地方存物民谣习惯。 1、潮阳沙陇老祖叔公郑恩亨于明宪宗成化十三年即公元一四七七年在潮阳神山家庙手书记载一世徽公，生二子，长房诚公，次房组公(传至七代止)。二世诚公生二子，大房恩公朝奉，二房宥公宣教郎。三世恩公朝奉生二子，大长房创邹堂，大二房生金木水火土。 2、枫美五房清代族谱《邹堂昭穆》有我神山郑氏字眼记载，并阐述接神山辈序内容，从那时起朝至庆巳十二代之久。从那时起钱前村与我邹堂郑氏辈序也相同，因钱前的九世文质公与潮阳沙陇智房的九世婪叟公是兄弟，因而钱前与我邹堂郑氏辈序相同。为什么老祖宗们在研究辈序问题不接饶平坂上辈序，也不接潮阳金浦系辈序，偏偏接上神山辈序呢?这点说明什么? 3、邹堂节日宗亲挂的灯笼，张贴的对联，祠堂悬挂的牌匾都有东里、荥阳、南湖，南湖指郑氏入潮三兄弟从南湖而来，因而也没有清之公的蛛丝马迹。 4、邹堂郑氏九世思诚公自序中也没有提到清之公字眼。清代族人郑国渠手抄本序也没有提到清之公信息，这个时候的族谱记载朝奉公生二子，大房都巡公，二房世业公，倒是与潮阳沙陇智房旧谱序相近! 5、民谣孔安堂邹堂得一半。据民间传说，因二世诚公兄弟二人，其弟组公无后，诚公生二子，朝奉公和宥公，因此，孔安堂只有朝奉公跟宥公共有!因此，孔安堂邹堂得一半就是这个道理。至今邹堂郑氏十一世祖贵州省左布政使郑旻的神牌位挂在孔安堂的大厅，十分严肃端庄，令人敬仰! 6、邹堂乌美娘宫有神山来峙牌匾，在那神圣的地方摆放这样的牌匾值得研究! 7、清代地美都书院因建在邹堂境内(乌美吉祥寺内)叫神山书院。 8、郑智勇主编邹堂郑氏族谱，不是他一个人修族谱，而是族长会长全体理事众宗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到饶平到潮阳，层层发动，处处考究，最后由智勇先生主笔，部分乡贤协编!郑氏族谱时间跨度之大，族亲人员之多，编写过程难免有不足不对之处，但其功大大超过族谱中存在的缺点，应予表彰!但存在的问题可在以后考究中给予更正! 以上两方面的问题请大家讨论。我认为认宗亲可以，认始祖要慎之由慎!邹堂郑氏理事会是我们郑氏一统的领导者、组织者、评判者、决策者!在当前的关键时候，邹堂郑氏祖祠理事会任重道远，重担千斤!我愿理事会要做头脑清醒，会干事，会办事，办成事的领头人!全体宗亲都要在理事会的统一指挥下，投入认祖大讨论中(大辩论火药味太浓，在郑氏族内不宜提大辩论)。大讨论要围绕为什么不认神山系祖宗?为什么要认清之公为始祖?理由何在问题进行讨论!在大讨论中每位宗亲人人平等，人人有权发表意见!坚决反对互相漫骂，互相攻击。我们是一家人，在祖宗面前人人平等。有事心平气和，坚持实事求是，不对就改!谁都会犯错误，说错话，在邹堂郑氏一族中，有事好商量，言语要和善，目标一个就是认好真正的始祖，团结一致，共创振兴邹堂郑氏的美好明天! 在当前的大讨论中，现提几点建议经众宗亲参考: 一、在未做出科学结论之前，暂搁置争议，以思诚公自序为依据认朝奉公从福建莆田而来，暂时保持邹堂郑氏的独立性。并以此为基点，弘扬祖德，继往开来，同心协力，振兴郑族! 二、由始祖祠理事会牵头，协调邹堂、神山、饶平坂上宗亲，各派一百人验DNA，最后谁DNA接近，就认谁为始祖!万一三方都对不上，就以朝奉公为始祖，从莆田而来。 三、由理事会通过有关部门请广东省文物局专家对清之公墓碑刻字年代进行考究，弄清大字小字刻字年代!这是一个有效的做法!本人几年前在理事会和众宗亲的指导下，在不同时期，和智勇、铁栋、广逢等宗亲共同争取有关部门的重视，派出专家对邹堂部分祠堂墓葬进行鉴定，结果，邹堂郑氏祖祠科第世家牌坊被公布为揭东文物保护单位。蜘蛛山南山，逸叟，倒吊金钟山南庄，松岩，虎山谦勉五位祖公列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不可移动历史文物进行保护! 与此同时，经专家鉴定南陇高夫人、乌美朴庵公、枫美纯笃公列为揭东文物保护单位!钱后中书、鼎义，大湖质庵，仙埔东泉及虾亭，枫美谦约六位祖公墓葬列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历史文物!由此可见，请专家鉴定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四、进一步对饶平坂上、邹堂郑氏、潮阳神山族谱进行反复考究，直至弄清始祖来源! 五、我建议众宗亲不要再乱花钱了，要把有限的钱用到刀刃上：蜘蛛山南山公，逸叟公还睡在划定保护范围的荒草中!谦勉公被万恶的垃圾覆没!南庄公、松岩公周围环境恶劣等!这些有谁关心?还有南庄公系：十世祖赣庵公、十一世祖郑旻墓葬在潮州被毁;南陇八世祖逖叟公墓碑被毁，圣堂山五世祖山楼公、六世祖邹隐公墓葬被毁。南山公系：五世祖、八世祖兄弟俩墓葬被毁!等等等!被毁祖公在地府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们今天住在别墅里住在高楼大厦，谁想到他们，谁关心他们?没有祖宗那有我们?我们应怀着感恩的胸怀，立即行动起来，投入抢修祖墓的行动中，切切! 以上是我个人的意见，祈请诸位族老乡贤批评指正! 肃此敬请：金安! XXX 20XX年XX月XX日 给宗族同仁的一封信范文二 尊敬的各位宗亲： 您们好! 枣阳城东枣林店李氏一脉，源远流长，后辈子孙瓜瓞绵延，人才辈出。 我辈正值太平盛世，修谱建祠，已属我族众望所归。这两项工程自2011年5月正式启动以来，至今已近三年的时间。目前，修谱工作正进入试水期，已拿出清样，有待众位宗亲审议酌定，勘误补遗;建祠，我们特地请来了常行走于京、津、沪等国际大都市的风水大师为李氏宗祠选址定位。在经过图纸的反复设计、面向族内公开招投标确定承建单位、举行盛大的奠基典礼等程序后，现已全面开工建设。眼下，我们筹集的工程款项，距离工程预算缺口很大，我们再次请求大家慷慨解囊，奉献热情。此前已有不少的宗亲纷纷捐献，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李超宗亲(训字辈，枣林店小西湾人)，他乐于奉献，勇于担当，丝毫不计个人得失，积极投身宗族公益事业，舍私利、取大义。这次在工程款远远不及的情况下，他毅然接标，自己垫巨资施工，并保证中途不停工，力争建成枣阳市内规格最高、艺术品位最优的宗祠。他的宽胸怀、高境界，长眼光、大气魄，着实令我族全体宗亲敬佩之至!他有句常常挂在嘴边的话：“人在做，天在看。”那意思是说我们的所做所为上天是可以明鉴的，不消我们自己评判和解说。我们也时常听到一些宗亲埋怨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感叹人生苦涩，无缘富贵，从而怨天怨地怨祖宗。其实，也许他从来就没有想过，他自己的失误在哪里;别人辉煌的成就，从根本上说来源于旺盛的人脉，这旺盛的人脉只能取决于自己高尚的境界和宽广的胸怀。人脉的强弱完全在于自己的为人处世，现实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同胞兄弟，其智力不相上下，因各自不同程度的人脉拉开了他们事业成就的差距，这就证明了人脉决定成就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若想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则必先要营造旺盛的人脉，也可更进一步说，即使有了一定的成就不是图报家族，回报社会，而是忘乎所以，从而弃丢了人脉的持续创造和积累，也终会因人脉的衰竭而导致事业的败亡。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是不可胜数的。 家族亲情，血浓于水，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优势人脉，基础牢固，时效期长，自古就有“亲有三代、族有万载”之说，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优势资源。眼下，整个中华大地兴起修谱建祠热，既是历史文化的伟大复兴，也是我们创建大业的良好机遇。若我们视而不见或不以为然而无动于衷，或持观望态度，消极等待，那我们至少是算不得明智的。 古人说：“欲先取之，必先予之。”;“有舍然后方有得。”这实际上是向我们提出了经营事业的策略，这是成就事业的必经程序，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一个假设，来进一步说明人脉与个人成就之间的关系呢?如果某位宗亲缺乏积聚家族人脉的意识，对家族公益事业不愿作点滴的奉献，而是自己画地为牢，像蚕蛹作茧一样把自己封闭起来，自以为是，万事不求人，一旦到了某个关节点上，才想起要向家族宗亲伸手求援。平心而论，平素里不相往来，这人脉的桥梁在短时间内恐怕是很难架起来的。我们这样说，我们是否有利益交换的嫌疑呢?当然，我们兴办的家族公益事业不能离开钱，“无土打不起墙”，钱，在这儿只是我们奉献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在特定的条件下，它能体现我们心意的分量，能让我们全体宗亲感受到大家的奉献精神，这是一种营造人脉的最直接的、最有效的方式。 常言道，人活一世，草活一春，人生在世，必有所图、有所获，那么如何图、如何获呢?有不少成功人士道出了其中的真谛，这是一门艺术，但决非高深莫测，只要我们打开心门，换一种思维方式，就能获得打开这扇艺术大门的金钥匙。有人把社会比作一个庞大的肌体。据此，我们就可以把一个家族比作这个肌体的组织，我们每个人则是这个组织中的细胞，假若我们自己游离于组织之外，其生命力就是极为短暂的。因此，我们每个细胞只有主动投身到组织的怀抱中去，才能借助组织的强大动力，获得永不衰竭的生命源泉。否则，我们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孤立凄清的景象是不言自明的。说到此，还得借用一下李超的话来劝勉各位：“胸怀有多大，路就有多宽;眼光有多长，就能走多远。”佛学大师说过，好运总爱眷顾诚心向佛的人。我们这里所说的“佛”，就是我们家族宗亲的骨肉亲情，因为我们走到天涯海角，最能勾起我们思绪的，就是亲情。身处异地他乡，一旦遇到本族宗亲，立马就会涌起回到家中的喜悦。今天，你献出了一份真情，就是为自己联结了如缕不绝的亲情。有了这个庞大的亲情网络，日后的人生路途就会走得平坦、安稳。 我们应该从观念上把自己武装起来，力争做一个有品位的人，正如华人首富李嘉诚所言：“能主宰自己命运的还是自己。”枣林店李家老湾的李顺国(训)宗亲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率领全家，慨然为家族奉献地皮，并表示还将捐款，还多次接待出公差的宗亲，这至真至纯的情意足以使人铭记终生。然而他的家业也是如日中天。说起李传昌(五房湾北李家老湾人)，不少人都还记得他，打了五十多年的光棍汉，二O一O年鼓号修谱建祠，奔走呼告，为搜寻旧家谱，四下平林，三上太平，不计名利，苍天不负诚心向佛的人，他五十三岁(二0一一年)娶妻，五十四岁得子，妻子身体不好，一家四口吃穿用度，全凭他一人打散工支撑，在家庭生活相当困难的条件下，他节衣缩食，竭尽全力向家族公益事业捐资两千元，筹委会不忍接受，他难过得喉头嘶哑，直把工作人员感动得眼圈发潮。再有吴店桥头的李经宝，平时做些零碎的小包工，挣的都是辛苦钱，刚刚把两个孩子培植大学毕业，他听说家族要修谱建祠，欣喜万分，多次打电话询问工程进展情况，动员妻子倾其所有，毅然捐资一万元，挣得一块功德碑。另有值得一表的工薪族宗亲李顺海(训)，2008年已经内退，他不肯赋闲，放下架子，给别人打工，以此增加家庭收入。对家族的公益事业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毅然接受了筹委会分派给他的工作任务，并率领全家捐献两万元。 以上所述，只是家族宗亲中的几个典型代表，为家族事业捐钱捐物、出力献策的还有很多，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详举，有几位实业家捐献巨资，有专家教授出资献智，有的身居政府要职，不摆官架子，积极参与筹划建设，捐资献策。 各位宗亲，我们殷切希望得到您和海内外广大宗亲及社会热心人士的关爱和支持，您的义举将载入史册，永受族人敬仰。您的捐献不论多少，都表现出您诚挚的心意，都将被镌刻录入功德碑，让族人永久铭记!敬请参阅《李氏家族修谱建祠捐资奖励办法》。 敬祈 各位宗亲马年吉祥，鹏程万里! XXX 20XX年XX月XX日 给宗族同仁的一封信范文三 尊敬的世界曾氏宗亲联合总会： 大家好! 吾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迎来了惠州市惠阳区宗亲期盼已久的惠阳曾氏宗亲联谊会的成立，而且接纳会员，并得知来自世界宗亲联合总会香港九龙分会、山东省、海南省曾氏宗亲联谊会，广东省、四川省曾子文化研究会等区域曾氏宗亲个人恭贺词。吾通过接触和学习曾氏文化，深刻地感受到我们曾氏祖先圣贤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闪烁着无数的光环，给后人留下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吾一直为曾氏血统和我们的祖先感到自豪，同样吾能在人单姓薄，尔虞我诈的环境下，为曾氏两位子弟完成学士学业，增添光环，感到无比光荣。 本人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步入曾氏宗亲联谊会大家庭，继承和弘扬曾子“孝”思想与和谐社会，去淡化不幸的家事——祖先从海外回乡，一厢情愿地建设祖国，苦死在铸造厂，父亲客死他乡。十年“”，一个寡妇背着海外特嫌监视者，逼迫携带子女背井离乡，寄人篱下，客死他乡。母亲生前常言道，姐姐读书最优秀，因社会关系，不能升学，她死不瞑目。幸好她生前两位孙辈完成学士学业，并在她灵柩前跪拜、护陵，她应能含笑九泉。 八十年代，吾乘着改开，消除阶级，人人平等的时代。回乡认祖，并把户籍迁回出生地黄沙村，结束背井离乡的屈辱。于1986年晚婚组成六口人家庭，村里政治和人际活动，积极参加，并得到鼓励和认可。村里土地调整时期，因我单身家庭没有强求责任田地，祖先遗留下来的老果树，担负公粮由我缴纳。在孝的方面，父老乡亲认为我不计旧恶，是屈指可数的人。所以村里没有负担公粮的旱地，荒山野岭与集体土地被征用补偿分红，吾家人口依然按村民分配。彼此家人在精神和物质上感到温暖恩泽。 时代脚步越走越远，人们都跟着越走越远，远离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当人们牺牲道德准则，去追求财富时，这部分区域起到关键的作用。改开放权，村民自治范畴，造成村民利益相争，大姓氏欺小姓氏，村长欺村民现象时常发生。举例90年代，叶某生当村长，村民叶某雄家庭家庭困难，公款捐助数次;张某球父亲死无葬地，屈膝求情无果，流泪诉求，旁亲作担保;今天魏氏当村长，事因吾与叶氏家族发生肢体冲突，老村长原洋纳村委员在村民会议结束后，带着叶氏家族提议分配方案。会后村长兼会计也把我夫妻两作为外迁户或外籍户对待，并剥夺儿子及媳妇的分红权，而村长儿子和我儿子同年出生，同入户村里。村长两位儿子在93年已经通过惠州市公路局征地享受农转非，而且享受城市居民户籍、粮簿等国供待遇。这些人完婚生小孩，同样享受村里经济分红，而我两位儿子分别于87~89年出生入户村农业户籍，从未做迁移户籍，儿媳妇完婚孙女出生落户村里，已经被剥夺村里经济分红权利，甚至永久失去村里分红权利。村长敢冒天下之不可为而为，以身试法，违反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去践踏国家制定保护妇女儿童法。牺牲道德准则去掠夺五十多岁妇女、三岁娃娃护命粮，享受奢侈生活，当你是人单姓薄，同居一屋檐下，被他人厮杀时，怎么抵挡?因此，吾本着曾氏血统和我们的祖先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弘扬曾氏祖先遗风，走和谐之道，向政府请示报告，淡水街道办组织调查组成《答复》文中：农村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属村民自治范畴，建议你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简单说一言问顶，把我家老少妇女儿童的事情踢出政府门外了之。 凭此官方语言举措，当地政府行政部门奈何不了，以宗族姓氏和资本买办理念，所产生的村长，自订制条规，使用公权力是合法的，强制排斥2/3以上村民通过就可使用公权力枯死人单姓薄或老弱病残的村民，这种村民自治条规胜于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以此治天下，我无法招架。因此，吾家庭成员只能告知曾氏血统的世界曾氏宗亲联合总会、国内外的曾氏宗亲联谊会领导，宗亲理事们，以及法律界有识之士，协助指引完我家人的梦。 敬礼! 笔者：曾氏宗亲 20XX年XX月XX日猜你喜欢： 1. 致宗亲们的一封信 2. 写给100年后人的一封信 3. 致宗亲的一封信 4. 致李氏宗亲的一封信 5. 写给全体村民的一封信
1、关于定，看佛学辞典的定义就知道：止心于一境，不使散动，曰定。心性之作用也。有二类：一生得之散定，二修得之禅定。修得之禅定者，为色界无色界心地之作用，必勤行修习而得之者也。如三学中之定学，六度中之禅定波罗蜜，即指修得之禅定。梵名三摩地，译言定，或等。等持者，平等保持心性之义也。个人体验，无论行立坐卧，均可以得定。80年代，在下曾学过气功，会打坐，能入定。90年代，学念佛，也有念佛得定的情况，后来结婚建立家庭，得定的情况就少了，这也说明依戒得定确实是真理。入定的体验难以直接描述，只能说两件实例：其一，1988年，上大学期间，有一天上午，我感觉身体有些不适，遂逃课上山欲练气功，在一树下，背风而立，观看远处时，突然有气往下沉之感，我知道要入定了，遂不作任何思想，任运自然，低眉垂目，站在那里约有半小时之久，周围微风轻拂，风吹草响，任何微细的响动了然于心，而身心不为所动。如果不是有意要出定，恐怕能站上更长的时间。其二，我祖父早逝，父亲是遗腹子，父母亲经常梦见穿长衫人，疑为祖父求超脱。我从1989年起学净土宗念佛法门。1990年春节，按农村习俗，要看祖坟。我想趁机为祖父念佛，于是在坟上静心，念起佛号，不经意间，佛号起处，契入定中，一念即有十来分钟，十来分钟只念了一句佛号，历历在心，清清楚楚。如果不是有人喊叫要走，相信此定可以维持更久。由此，我印证了一个道理，一念，并非一句，也并非一直念，而是真真切切只有一念，时间长短没有固定的。这些体验，仅为个人体验，目前还没有任何善知识为之印证，我自己绝不敢作为圣解，也请楼主及观者勿作圣解。2、关于法器方面的知识，有一本《佛教器物简介》的书，可以参考。下面摘录一些：法器又称为佛器、佛具、法具或道具。就广义而言，凡是在佛教寺院内，所有庄严佛坛，以及用于祈请、修法、供养、法会等各类佛事的器具，或是佛教徒所携带的念珠，乃至锡杖等修行用的资具，都可称之为法器。就内义而言，凡供养诸佛、庄严道场、修证佛法，以实践圆成佛道的资具，即为法器。法器的种类十分的繁多，而各种法器的用途、型制、大小也差异极大，因此在不同的时空因缘中，也产生了许多的变化。即使是相同名称的法器，也因为时代、国家区域乃至宗教的不同，而在形式、材料及制作方法上，有极大的差异。在佛教的工艺美术中，也往往都是以法器为代表。法器如果以用途来区分，一般大约可分为庄严具、供佛器、报时器、容置器、携行器及密教法器等六种。但在本书中，为了使读者能更深切的了解这些法器，所以将之分为八种，做更为细密的分类。其中，除了分出禅门的特别法器之外，再从密教法器中，分出藏密使用的特别的法器，如此一来，读者将更能了解这些法器的原貌及运用情形。这八种法器的分类如下：一、庄严道场的佛具：这是指庄严佛堂、坛城、道场的器具，包括：佛坛、须弥坛、幡、盖、经幢等物。二、供养用的佛具：这是指日常以供养诸佛菩萨本尊的器具，包括：灯、华、香、香炉、衣（左示右戒）、阏伽器等。三、梵呗赞诵用的法器：用于寺院日常行事或临时集会敲鸣用的器具，及唱诵、法会及各种仪式中领众之用。包括木鱼、钟、鼓、磬、云板等。四、古代比丘生活用器具：此类用品为古代大乘比丘随身所持及生活中所用的器具，包括：钵、三衣、澡豆、头巾、手巾、齿木、滤水囊、念珠等。五、禅门的法器：此类是指禅门中，除了生活上的实用性之外，亦常为禅师悟入学人的器具，如：拂子、如意、竹篦、蒲团等。六、置物用的法器：此类法具指可收藏或装置修行用的器具，如：佛龛、舍利塔、经箱、戒体箱等。七、密教的法器：此类法器指密教修法时经常使用之法器，包括曼荼罗、金刚铃、金刚杵、法螺、护摩器具等。八、藏密特别的法器：此类法器是指西藏密教中特别的法器，如：唐卡、哈达、食子、八吉祥、七宝、颅器、嘎乌等。法器其实是实践佛道的器物，同时也是实践佛教礼仪与佛法生活的器具，是与修行相合为一的。因此，法器除了在佛教工具艺术上，有著极高的价值之外。对于修行者而言最重要的当然是要体会法器的内在精神，而应用于佛法的修行上，以实践圆满的佛道，这才是法器真正要展现的风貌。佛教的法器，又称为“佛器”、“佛具”、“道具”、“法具”。举凡佛坛，用于祈祷、修法、供养、法会等各类佛事，乃至行者所携行之念珠、锡杖等修道之资具，统称为法器。在《华严经》（入法界品·宝髻长者章）中说：“如诸菩萨得不思议功德宝藏，乃至修无分别功德道具。”又<观自在章>云：“善财作如是念：善知识者，至一切智，助道之具。”在《中阿含经》中说：“所蓄物可资身进道者，即是增长善法之具。”而在《菩萨戒经》也说：“资生顺道之具。”《禅林象器笺》卷十九中也说：“凡三衣什物，一切资助进道之身物，具名为道具。”法器的内容依诸书所记，并不一定，但一般均将修行修法等所用的器物类，称为“法具”或“佛具”。依《古事类苑》<宗教部>所记载，古称之道具，即三衣六物、独钴、如意、拂子、坐具等僧众所持的资具类，也称为僧具。而花瓶、火舍、香炉、灯台、斗帐、盖、花幔、幡、磬、铃、法螺、木鱼、铙、钹、金鼓、钟等物，则总称为佛器、佛具或法具。法器的种类非常繁多，其用途、大小、形状等各自不同；即使是同一名称的法器，也会因为制作材料、手法，或宗派、时代的差异，而在形式上完全不同。如果以法器的用途来分类，一般约略可以分为庄严道场的佛具、供养佛菩萨的法器、梵呗法器、置物用的法器等六种。（1）庄严道场的佛具，如：幡、天盖、伞盖、宝幢等，可以用来庄严佛堂道场之器物。（2）供养佛菩萨的法器，例如香花、香炉、灯笼、净瓶、衣（祴）等可用作日常勤行供养之器具。（3）梵呗赞诵的法器，例如钟、鼓、磬、木鱼、云版等，可供寺院日常行事或临时集会之敲鸣用，或于唱诵、法会、仪式中领众之用。（4）置物用的法具，如：舍利容器、经箱、经箧、戒体箱等，可收藏或装置有关习道之器具者。（5）古代比丘生活器具，指古代大乘比丘生活中必需之物，如：钵、锡杖、如意、尘尾、拂子、念珠等日常随身所持之物。钵为比丘游化乞食所用，依个人食量差异而有不同大小，材质则以铁钵、瓦钵为主。锡杖则是为了托钵时避免打扰施主，而于门口振锡，代替敲门。锡杖之杖头为金属所制之轮状宝珠形，其间有数环相接，振之即相撞鸣，僧侣持之，既为圣智威仪之表帜，且可于荒野行脚时，振动警觉，驱遗毒蛇等物。（6）密教的法器，包括了修法、灌顶及护摩时所用之法器。例如羯磨杵、金刚杵、金刚铃、金刚盘、六器（火舍、阏伽器、涂香器、华鬘器、灯明器、饭食器），及结界所用之金刚橛。以上，总称为大坛具。羯磨金刚又称羯磨杵，亦单称羯磨，呈三钴十字之状。金刚杵有独钴杵、三钴杵、五钴杵、九钴杵等诸种，其各钴（股）形状或呈鬼面，或为人形，钴之上方则呈握状，可供行者手持之用。金刚铃亦有独钴铃、三钴铃、五钴铃之别；若将以上三种铃安置于塔顶宝珠形之上端，则称为塔铃、宝铃。金刚盘为修法时安置金刚杵、金刚铃等物者。此外，尚有藏密特别的法器，如：唐卡、食子、摩尼轮、八吉祥、七宝、曼达、嘎乌等。密教的法器，除了修法所用之外，由于其制作十分精美，亦常被视为艺术品珍藏。3、佛教经典的翻译，可以参阅《古今译经图记》和《续古今译经图记》，在大藏经里有。我国的译经事业，从东汉明帝的摩腾尊者开始，至唐朝开元年间的金刚智禅师止，之后就鲜有人敢贸然翻译经典。具体的翻译人和所翻译的经典名称，请看书，内容太多，不可能列举出来。
多少字？
这个可以吗？
嫘祖与中华母亲文化 刘海峰 （黄淮学院 天中历史文化研究所，河南 驻马店 463000） 摘 要：中华母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今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嫘祖为中华人文之母，中华母亲节应以嫘祖为母体。嫘祖文化具有丝绸文化、服饰文化、科技文化、婚姻文化、旅游文化、母爱文化等丰富内涵，而中华母亲文化则是以母亲为主体、以慈爱为核心的中国女性根文化。新时期应大力加强嫘祖与中华母亲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 关键词：嫘祖；母亲文化；中华母亲节 当今世界，在国际上稍有影响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母亲节，而号称“礼仪之邦”、“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却缺失自己的母亲节，“中华母亲文化”也一直为社会和学界所忽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失。嫘祖为中华人文之母，加强嫘祖文化研究，对推动中华母亲文化研究、中华母亲节的设立以及当今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嫘祖文化与中华母亲文化 2011年11月17日，首届嫘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郑州举行，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嫘祖文化与母亲文化”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与交流，一致认为，应该围绕嫘祖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母亲文化。 母亲节是传承母亲文化的重要载体，它肇始于古希腊，至今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现代的母亲节则发端于美国，1913年5月，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决议设立母亲节；1914年，美国国会正式命名“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时至今日，设立母亲节的国家已达40余个。 1988年5月，广州市借鉴香港、新加坡母亲节经验，开始庆祝母亲节，所取日期却与美国一样，即“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受广州影响，上海、武汉、深圳等众多城市也开始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自发欢庆“母亲节”，尽管是“洋节日”，但却表达了人们对伟大母亲的无限崇敬和弘扬母亲文化的自觉心愿。 2006年10月，全国政协委员李汉秋教授联名16位专家学者倡议设立“中华母亲节”，李教授认为：“不同文化的母亲节形象代表有不同的文化个性，流淌着本民族文化的血液，承载着本民族的民族精神。当中华儿女吮吸母亲节的文化乳汁时，这位母亲代表的却是洋妈妈，这样的事不宜再继续下去。”“要维系中华文化血脉、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就需要自己的中华母亲节，维护中华文化的主体性。”[1]222007年“两会”期间，李汉秋、凌孜等100余位全国政协委员，汪纪戎、郭新志等数十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案，要求设孟子出生日——农历四月二日为中华母亲节。 尽管李汉秋等人以孟母为母体设立中华母亲节的提议暂时没有得到国家的正式批准，但却得到山东省的积极响应，2007年4月，青岛、莱西、泗水、邹城、日照等市县相继举办中华母亲节活动。一石激起千层浪，继山东之后，湖北、山西等省的专家学者提出以女娲为母体设立中华母亲节，而四川与河南的有关专家学者又提出以嫘祖为母体设立中华母亲节。2011年，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的人赞同中国人过自己的母亲节，其中的人表示‘非常赞同’”[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尊重母亲、关爱母亲、宣传母亲、歌颂母亲、回报母亲早已成为时代文化潮流。面对广大民众对母亲节强烈的文化诉求，学术界、理论界应该积极回应。 二、中华人文之母——嫘祖 李汉秋等人关于中华母亲节的提议之所以没有得到国家的正式承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孟母为母体的中华母亲节难以满足海内外广大炎黄子孙对母亲文化的需要。因此，设立中华母亲节首先应找准母体定位。 中国的神话传说滥觞于中国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中华 民族早期的祖先崇拜多尊“女祖”。伏羲氏族所崇拜的祖先神是华胥，神农氏族所崇拜的祖先神是安登，有熊氏族所崇拜的祖先神是附宝，少皋氏族所崇拜的祖先神是女节，陶唐氏族所崇拜的祖先神是庆都，有虞氏族所崇拜的祖先神是握登，夏后氏族所崇拜的祖先神是修己，早期商族所崇拜的祖先神是简狄，早期周族所崇拜的祖先神是姜嫄。时至今日，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仍流传于中国大江南北，此为中华母亲文化之根基。 然而，中华人文始母应该属谁？何人最有资格担任中华母亲节的母体？我们不妨作一些学术上的争鸣： 女娲：女娲之名最早见于战国时的《楚辞・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西汉应劭《风俗通义》曰：“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以此知，女娲是战国至西汉时期逐渐形成的神话传说人物。 西王母：西王母之名最早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山海经》成书于春秋战国至西汉初期，以此知，西王母亦为先秦时期的神话传说人物。 华胥：华胥的名字最早见于《拾遗记》：“春皇者，庖牺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神母游其上，有青蛇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即伏羲）。”《拾遗记》为西晋学者王嘉所著，以此知，华胥是西晋时期文人创造出来的神话传说人物。 任姒：任姒之名最早见载于《太平御览》，其卷七十八云：“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登，主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首牛身。”《太平御览》为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以此知，关于任姒的神话传说产生于北宋。 附宝：附宝之名最早见载于《河图・稽命征》：“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权星，照耀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黄帝轩辕于青邱。”《河图》、《洛书》是宋人根据《山海经》、《大戴礼记》等先秦文献演绎出来的，从战国时期到北宋，《河图》、《洛书》经历了上千年层累的创造过程。 女枢：女枢之名最早见载于南北朝沈约的《宋书・符瑞志》：“帝颛顼高阳氏，母曰女枢，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己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由此可知，女枢为南北朝时期文人创造出的神话传说人物。 嫘祖：嫘祖之名最早见载于《山海经》、《世本》、《大戴礼》等先秦古籍。《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汉书・表第八》载：“累祖，黄帝妃，生昌意。”以此知，嫘祖为历史人物。 太任：《汉书・列女传》载：“大任（太任）者，文王之母……大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太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实施胎教的母亲，比西方亚里士多德提倡胎教要早700余年。 孟母：孟母之名最早见载于西汉文景时期的《韩诗外传》，“但其事未为《史记》所采取，晚生于司马迁七八十年的刘向作《列女传》，于《母仪传》卷一《邹孟轲母》篇中，再次完整地叙述了孟母教子的故事”[3]102。可见，“孟母教子”故事形成于西汉中期。 纵观以上人物，选择嫘祖为中华母亲节的母体才是最合适的。 第一，中华母亲节的母体应该在历史人物中去寻找。母亲节体现的是祖先崇拜，而不是宗教崇拜，更不是自然崇拜和地祇崇拜，即使是西方的母亲节也很少选择圣母玛利亚。既然是祖先崇拜，中华母亲节的母体就应该抛开神话传说人物。在以上人物中，女娲、西王母、华胥、任姒、附宝、女枢皆为神话传说人物，应在首先排除之列。接下来就是嫘祖、太任和孟母等，而太任的事迹除了“胎教”以外，其他较为单薄，孟母事迹则是西汉中期儒家学者出于“为圣人立言”、“为亚圣树像”之目的而创造出来的民间故事文化，犹如古代开国帝王之母“神龙育子”一般。假如以孟母为中华母亲节之母体，那么，孔子之母置于何地？因此，以太任与孟母为中华母亲节之母体皆不合适。众所周知，“中华人文之父”为黄帝，嫘祖为黄帝正妃，又是脱离神话传说而入中国正史的女性，最有资格担任“中华人文之母”。 第二，中国皇室一直有祭祀先蚕嫘祖的文化传统。《隋书・礼仪志》引后周制：“皇后乘翠辂，率三妃、三嫔、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内子至蚕所，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4]94至于“先蚕”为谁？古书颇有争议，有嫘祖者，有菀窳妇人者，有寓氏公主者，有黄帝者，有马头娘者，有马明王者，有青衣神者，有三姑者，等等。但除了嫘祖外，其他均为后世之民间传说，史无依据，故元代著名史学家王祯在《农书》中已有断言：“尝谓天驱为精，元妃西陵氏始蚕，实为典要。若夫汉祭菀窳妇人、寓氏公主，蜀有蚕女马头娘，又有所谓三姑为蚕母者，此皆后世之溢典也。”[5]2元代以降，皇室每年祭祀“女祖”皆以“先蚕嫘祖”为对象。历朝历代已经把先蚕嫘祖作为女祖供奉祭祀，千百年来约定俗成。中华母亲节以嫘祖为母体实际上保持了中华传统女祖文化的连续性。 第三，只有选择嫘祖作为中华母亲节的母体才符合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华文明史的开端应从黄帝、嫘祖时代算起，黄帝、嫘祖时期是中国第一次大发展时期：生产工具方面，始穿井，作舟，作乘马，作驾，作服牛，作弓，作矢，作杵臼，作镜，实现了从原始渔猎到农耕文明的过渡；服饰方面，作旃冕、作旃，作冕，作履，作衣裳，作丝衣，实现了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社会文化方面，作文字，作图，作书，定婚姻，实现了从结绳记事到文字时代、家庭婚姻时代的过渡；自然科学方面，占日，占月，占星，作调历，作甲子，作五行，作算术，实现了从敬畏自然到认识然然的过渡；音乐方面，作律吕，作鼓，作钟，作磬，作笙，作簧，实现了从劳动号子到伴奏音乐的过渡；等等。 当今，海内外黄皮肤之华人皆称自己为炎黄子孙，因此，黄帝为中华人文之父，嫘祖实为中华人文之母。 三、嫘祖文化与中华母亲文化的主要内涵 嫘祖文化的内涵比较丰富，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一是蚕桑与丝绸文化。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养蚕缫丝的国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已有论述。丝绸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四大发明同等重要，以致古希腊人称东方的中国为“丝绸之国”，而这一贡献应归功于嫘祖。嫘祖首创养蚕织丝，开启了中国源远流长的丝绸文明时代。二是服饰文化。《通览外纪》载：“西陵氏之子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养蚕，治蚕丝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织帛制衣是中国伟大的发明之一，这个发明也是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根本转折点，它结束了古人以树皮、毛皮为衣的愚昧时期，而进入麻衣、葛衣和丝绸并用的文明服饰时代，“以衣遮羞”、“尚衣尚美”是中华文明进入成熟阶段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三是婚姻文化。史载嫘祖“定嫁娶”，禁止部族内部通婚。从“血缘婚”到“族外婚”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阶段，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四是科技文化。嫘祖首创养蚕缫丝，堪称中国古代伟大的女科学家，其发明创造的丝绸技术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五是旅游文化。《汉书・律历志》引汉代崔寔《四民月令》：“道神，黄帝之子，曰累祖，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之以为道神。”北宋人丁度《集韵・平脂》载：“黄帝娶西陵氏女，是为嫘祖。嫘祖好远游，死于道，后人祀以为行神。”以此知，嫘祖因身为黄帝正妃，常年伴随黄帝四季迁移、东征西讨、南巡北狩，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许多地方，并死于道路之中。“行神”、“道神”即今日旅游之神，嫘祖开启了中国旅游时代。 嫘祖作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以此判断，嫘祖当是一位教子有方的伟大母亲。作为后世中国母亲的楷模，嫘祖母亲文化外延为中华母亲文化，并赋予中华母亲文化诸多优良传统。 什么是中华母亲文化？中华母亲文化的内涵有哪些？由于与母亲日常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洗衣、做饭、相夫、教子等家庭平常事、琐碎事，加上“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长期对妇女的歧视与偏见，导致母亲文化一直不为学术界、理论界所重视。所谓母亲文化，就是以母亲为主体，以慈爱为核心，以家庭性、本能性、无私性等为特点，以吃苦耐劳、坚强韧性、聪颖智慧、深明大义、无私奉献为主要内容的女性根文化。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中华母亲文化的核心是“慈”。仁慈，即仁者爱人，慈者爱子，仁与慈皆出于天性与本能，母爱无边。《大学》、《中庸》要求男子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孝经》要求母亲“修身、齐家、阃范、礼仪”，培养“治国、平天下”之才。孟子之母以“孟母择邻、孟母断织”而成就亚圣孟轲；文伯之母敬姜“教文伯戒轻狂”而使文伯成为鲁国一代名臣；孟仁之母“为子做厚褥大被”，使孟仁成为三国时期吴国的一代廉吏；欧阳修之母郑氏“画荻教子”使欧阳修成为北宋一代名相和唐宋八大家之一……古代中华母亲用善良、温婉、慈爱和宽厚的品性，孕育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名人贤士。 中国古代社会，乾为父，坤为母；男主外，女主内；男人的天是社会，女人的天是家庭，担负着赡养父母、相夫教子、兴旺家庭的重任。自古及今，母亲都是任劳任怨、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以女性孱弱之身躯扛起和睦家庭、稳定家庭、兴旺家庭的重任。皇甫谧之婶母不辞辛劳教育侄子，使皇甫谧成魏晋一代名医；李密之祖母刘氏含辛茹苦抚养孙子，使李密成西晋一代名臣；王昭之母变卖手镯为儿买书，使王昭成为北宋一代名吏；尹焞之母陈氏省吃俭用供养其子，使尹焞成为南宋著名理学家。作为文化回报，中国传统的二十四孝，其中的闵子骞单衣奉亲、睒子鹿乳奉亲等十五孝都是孝敬母亲的。 《广雅》云：“母，牧也，言育养子也。”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古往今来，女性天生坚强与韧性，母亲又最具坚强与韧性。不论家庭是穷是富，母亲总以其坚强与韧性教育子女之刚毅、果敢、坚韧、忍耐、自立与自强。郑善果之母崔氏，“恒自纺绩，夜分而寐”，以实际行动教育儿子，使善果成为一代名臣；程颢、程颐之母侯氏，躬身力行教育其子，使二程成为理学一代宗师；刘安世之母，教子捐身报国，使刘安世成为宋代一位大学问家；张浚之母计氏，含辛茹苦抚育张浚，使张浚成为南宋一代抗金名将和名相；叶适之母，“赶子出门”，使叶适成为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林则徐之母陈氏，以剪纸供养儿子读书，使林则徐状元及第并成一代民族英雄；舒庆春之母马氏，以帮人做佣工供应子女上学，使老舍成为当代人民艺术家……母亲是子女的第一任也是终身的老师。母亲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直接或潜移默化地将自己的文化、观念、思想传给下一代。 “心灵手巧”是女性的专有词汇，“巾帼不让须眉”则是世人对女杰的赞誉，母亲总是以其细腻、聪颖之智慧推动家庭进步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嫘祖教人养蚕缫丝，使世界步入锦绣服饰时代；太任以“母教”奠定周礼之基础；楚国江乙之母，不受万两黄金，以“有其母，必有其子”而洗刷儿子冤情；赵括之母，以“括不可以使将”而讽劝赵王力避纸上谈兵；孙策之母吴夫人，“倚井教子”，使孙氏占据江东；武则天以大智大勇而成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黄道婆以改进织机技术而成布业女祖。 母亲是子女的楷模，识大体、顾大局是母亲教育子女的应有要义。子发之母，闻子得胜而“无入吾门”，终使子发成楚国一代名将；田稷之母，不受不义之财，使田子成齐国一代贤相；王陵之母，以死劝子，使王陵成汉初一代名相；翟方进之继母，倾家荡产伴子求学，使翟子成西汉一代名相；东汉范滂之母，以“名寿不可兼得”，使范滂名垂青史；赵苞之母，勉子抗敌，千古流芳；岳母刺字，使岳飞成为南宋一代抗金名将；虞潭之母刘氏，励子远征，使虞潭成为东晋一代名将；北宋初年佘太君，满门忠烈，祖孙四代为国尽忠，终使杨家将流芳百世；中国有“父母在，不远游”之古训，但徐霞客之母却鼓励儿子远游名山大川，并亲自为儿子缝制远行冠，使徐霞客成为著名的地理学家。 母亲总是以自己的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和负重奋进，无私奉献家庭，无私奉献亲人，无私奉献社会。韩愈之嫂郑氏，长嫂为母，以“大丈夫志在四方”激励叔弟，使韩愈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元稹之母郑氏，不辞勤劳教育其子，使元稹成为唐代著名的大诗人；周樟寿之母鲁氏，以身边仅有的八元钱送儿子外出求学，使鲁迅成为中国当代大文豪；沈雁冰之母陈氏，“誓守遗言，管教双雏”，殚精竭虑抚育儿子，使茅盾成为当代著名的革命文学家。 《诗经》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罗曼・罗兰说：“母爱是一种巨大的火焰。”世界上什么最伟大？母爱！ 四、嫘祖与中华母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我们把祖国、大地、大海、党等比喻成伟大的母亲，最初的学校是母校……在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不能也不应数典忘祖，而应大力弘扬中华母亲文化，以传统中华母亲文化促进当今的和谐社会建设。 我们倡议：嫘祖是炎黄子孙共同的母亲。尽管嫘祖的真正故里在河南西平，但嫘祖传说和嫘祖文化遍布全国各地，嫘祖实为炎黄子孙共同的母亲。人们应该摒弃狭隘的地域之见，以母亲般的博大胸怀，共同保护、继承和发扬中华母亲 文化，赋予中华母亲文化更丰富的时代精神。 我们呼吁：尽早设立“中华母亲节”。设立母亲节对于传承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母亲伟大，母爱圣洁，母亲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敬和关爱，建议政府尽早以嫘祖为母体设立“中华母亲节”。 我们建议：为大力弘扬嫘祖与中华母亲文化，应筹划实施“八个一”工程：(1) 成立科研基地，加强嫘祖与中华母亲文化的历史研究；(2) 创建嫘祖与中华母亲文化精品网站；(3) 撰述嫘祖与中华母亲文化系列丛书；(4) 创作嫘祖与中华母亲文化传统舞台剧；(5) 创作嫘祖与中华母亲文化影视剧；(6) 发行嫘祖与中华母亲文化专题邮票和纪念币；(7) 在嫘祖文化集中地筹建嫘祖与中华母亲文化主题公园、文化产业园；(8) 在嫘祖文化集中地先行举办“中华母亲节”。 参考文献： [1] 杨光．倡议中华母亲节[J]．新天地，2008(6)． [2] 陶焘．的人赞同国人过中华母亲节[N]．中国青年报，2011-04-26． [3] 张延龄．从最早记载看孟母教子传说[J]．齐鲁学刊，1994(6)． [4] 魏征．隋书[M]．中华历史文库本，2000． [5] 王祯．农书[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朱占青〕 Lei zu and Chinese Mother’s Culture LIU Hai-feng (Huanghuai University, Zhumadian Henan 46300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mother’s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the important part of today’s advanced culture. Lei zu is considered as the original mother of Chinese culture, she should be the symbol of Chinese Mother’s Day. Lei zu culture has a rich content such as Chinese silk culture, clothes culture, invention culture, marriage culture, tourism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mother love. Chinese mother’s culture is the female radical culture which is the matrix of mother and the core of love. Today, we should carry out measures to research, protect and inherit Lei zu and Chinese mother’s culture. Key words: Lei zu; mother’s culture; Chinese Mother’s Day
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