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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现代社会科学门类）编辑宗教学（英文 The Study of Religion） 以宗教和宗教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现代社会科学门类[1-2] ，它是哲学的二级学科[3] 。它是宗教哲学化后以一切宗教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旨在通过对宗教现象、宗教起源、演化、性质、规律、作用的客观研究，揭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规律，宗教学属人文学科范畴[4] 。
1000年前的世界的社会你选择何种宗教对其生活方式也是一种选择当时的宗教对人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也内涵。而现在宗教对于人类的影响已没有如此大的地步，现在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的附属品了。特别是在中国这个从来没有形成过祭祀阶级的国度来说更是成为了一种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消遣。本文重要探讨旅游对宗教文化的影响。 那宗教又是什么呢？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反映，要求人们信仰上帝、神道、精灵、因果报应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天国或来世。据1996年的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宗教信徒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四。其中，世界三大宗教的信徒人数为：基督教徒亿，占世界人口的；伊斯兰教徒亿，占世界人口的；佛教徒亿，占世界人口的6%。其他传统宗教的信徒人数占前几位的是：印度教徒亿；犹太教徒万；锡克教徒约1700万。另外，各类新兴宗教信徒亿。 另据一份最新统计资料，估算至2001年，世界人口亿，其中基督教徒亿，伊斯兰教徒亿，佛教徒亿，印度教徒亿，犹太教徒万，锡克教徒约2368万，各类新兴宗教信徒亿。 那旅游又是什么呢？旅游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现代旅游是一种大规模的各种文化的交流。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新的旅游市场的开拓，吸引了更多的客人前来游览、朝圣和学术考察交流，这些都有利于宗教文化的传播、交流和发展，对宗教文物古迹也起着保护、修缮的作用。 发展旅游业，就要大力开发旅游资源，其中对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是过去和今后的重要任务。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及有关文物保护法规的颁布执行，许多宗教文物古迹都得到了恢复和维修。如承德避暑山庄、敦煌莫高窟等都置于国家的保护之下；云南的筇竹寺、承德的外八庙、北京的潭柘寺等也修缮一新；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的泉州也被列为中国第一批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许多宗教组织恢复了活动，宗教文化遗产得以整理、传播，文物古迹也得到保护和修缮，重现昔日的风采。由于党和人民政府有关政策的贯彻落实，许多濒临消失或年久失修的宗教文物古迹得以保护和修复，重新发挥了作用，而旅游业的发展，也迫切要求对宗教文物古迹进行保护和开发，经过恢复和修缮的宗教。文化遗产如寺庙宫观，使游客可以身临其境，欣赏各种宗教的文化艺术，增长各种宗教知识，使宗教这一人类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传播。而随着海外各种宗教旅游团的到来，为中外宗教界人士提供了许多加强联系互相交流的机会，对宗教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外，随着信徒和游客的不断增多，许多人捐赠钱款，为宗教文物古迹的保护和维修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当然，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宗教文化不只是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一定的消极作用，由于旅游人数的增多，带来了一些人为的破坏和环境污染，如游客在宗教旅游区内乱涂乱刻乱扔东西，大声喧哗，破坏了宗教名胜古迹独有的宁静和超凡的气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也会给宗教文物古迹造成一定的损害。如峨嵋山金顶，198l年旺季时游客蜂涌而上，一些年轻人竞劈床板，扯草垫来烤火；食堂的饭碗也被搞得一个不剩，三天之内，仅金顶一处就造成直接损失一万元。游客造成的火灾使峨嵋金顶被焚于一炬。再如驰名中外的佛教石窟敦煌壁画也由于人数的大量增多，游客的呼吸和汗水所起的化学作用而引起大量剥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由此可见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宗教文化遗产不只是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如何防止和消除这些不利的东西，是我们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有的宗教名胜古迹已制定出相应的保护条例，如在宗教旅游区范围内禁止乱扔乱涂乱刻行为；禁止游客烧烤、野炊、砍伐树木；禁止燃放爆竹、烟花；禁止对各种宗教雕塑、壁画摄影；限制游客人数等等都起到了较好的效果。总之，不能"保"了旅游，而"丢"了宗教文化遗产。 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宗教文化的继承、传播、交流和研究都起到促进的作用。旅游活动是人们需求层次提高的一种表现，能满足人们求知的需要，通过旅游可以增长人们的宗教文化知识，陶冶性情、修心养性。到宗教名胜古迹的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不仅有一般游客，更有朝圣者、宗教信徒和专家学者。因此旅游活动的发展也是人们传播了解、探讨和研究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如古代的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佛教，明代外国传教土利玛窦来华传播基督教。现代旅游更是一座沟通各种宗教文化交流、研究的桥梁。如来华的游客中，就有大量的宗教信徒、朝圣者和专家学者；有的更组成了宗教文化考察团，而国际上还有专事宗教旅游的旅行社。1991年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他们所到之处，就提出对宗教名胜考察和学术交流的要求；同时也带来了国际上最新的宗教文化信息。通过游览、考察和研讨等活动，促进了各国各地宗教文化的交流和研究。 再者，旅游活动的发展也使得一些宗教节日、仪式、用品、教规、音乐和饮食逐渐地传播开来为人们所熟知和接受。当然，旅游活动的发展对宗教文化也有一些冲击，如一些宗教独有的教规、仪式等慢馒地失去了神秘感和特性，有的甚至变成一种纯商业性的娱乐活动。 最后，宗教文化遗产的开发，不仅抢救继承人类的传统文化，而且开辟了人文旅游景观，应该注意的是：宗教文物古迹的保护维修如不与旅游活动的开发相结合，最终只能是“保”了宗教文物，“丢”了旅游，宗教文化、“国之瑰宝”也无法为国家创造出新的财富、发挥应有的作用，宗教文化本身也无法得到广泛的传播和交流。中外成功的实践经验证明：宗教文化的继承、保护和传播离不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也有赖于宗教文化遗产这一宝贵的资源。如西藏拉萨和青海西宁的佛教寺院其规模之大、价值之高是少有的，然而由于地处青藏高原，气候、交通等条件的限制，使得游客无法大量出入，难以领略藏传佛教独有的风采；再如泉州这座“世界宗教博物馆”，其宗教种类齐全是国内罕见的。佛教影响力最大，有“泉南佛国”之称；保存着全国最为古老的伊斯兰教寺--清净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摩尼教遗址--草庵；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现存最大的道教石雕--老君岩；此外还有印度教、婆罗门教的珍贵文物，这些丰富的宗教文化遗产，使得泉州被列为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第一批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十多年来泉州开发这些资源,发展旅游业并使之成为本地经济的支柱产业，既吸引了大量的中外游客，也引起了不少宗教信徒、专家学者的兴趣，从而促进了泉州与外界在宗教文化方面的交流和研究。如近年来先后举办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及在泉州的宗教史迹考察活动、中国泉州南少林武术节和泉州南少林学术研讨会、伊斯兰教文化与泉州学术研讨会等等，不仅有利于宗教文化的传播、交流和研究，而且吸引了大量的海内外游客，促进了本地旅游业的发展。总而言之，宗教文化与旅游业的关系是密切的，是互相结合、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 宗教对未来的世界影响也许会越来越少，相反其他事物对其影响反到会越来越大。也许宗教只是人类在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阶段行产物吧。希望宗教以后不要完全成为旅游或其他事物的附属品。
想了半天好象也很难概括，帮你提几点吧参考一下下：1、宗教文化留下许多富有纪念价值的文化遗产如别具风格的古建筑，各种经卷、风情各异的宗教风俗习惯等各种文化遗产，以此拓展成为旅游资源可以吸引更多游客促进旅游业的发展。2、某些宗教强调了解各种丰富的人文资料，因此出现不少教徒以私人或者教会名义到各处旅行，还有各种学术讨论会等活动，客观上对旅游业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最好有例子自己找吧）3、有些极端的宗教苛刻的教规甚至各种恐怖活动，限制了游客前往，成为当地旅游业发展的障碍。4、宗教文化的传播、交流和研究丰富了当地的文化内涵，使之成为更具旅游价值的地方，吸引大量游客前往。5、。。。想不出来了，，，，这种东西最好要有大量的案例哦。。。加油，毕业论文一般都可以过啦放心，最重要的是字数要够！
之前我写的一些文章，希望对您有帮助。 禅是什么？ 文/槛外白衣 写这个题目是比较难，因为禅是不可以说，说者即不为禅。但以我自己的感受体悟确实想说说。那么就班门弄斧地侃一下。如果说错了大家尽量包含。不昧因果，别落入野狐禅。哈哈！ 禅：（Dhyana）全称禅那又作禅那、驮衍那、持阿那。意译作静虑。静思维。《五灯会元》卷一。：“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柯迦叶’ ”这大概是普遍认同禅宗的由来。 现在的禅宗一般指六祖慧能大师传下来的顿悟法门，禅宗讲的是明心见性，以心印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破除一起执著。历史上禅宗最兴旺的时期是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特别在唐朝从皇帝士大夫，到市井百姓谈玄论妙成为茶余饭后。禅最大的特点是破除执著，破除常见的逻辑思维和惯性思维。一般来说参悟禅主要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我用《五灯会元》卷十七一则语录说明一下：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善知识，有道行的人），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体榭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大众，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这中境界三般见解是什么状态？难言也。前一种是常见。中间一种是扫除一切执著，见到真实。最后一种显然不是同于第一种。而是证得一种更高的真实，这就是禅悟的境界。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是一个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只能通过比喻来说明，而这种比喻又不是通过逻辑能表达的，佛家的比喻往往是追求结果，逻辑思维和惯性思维只是过程。用通常的逻辑思维和惯性思维，来比喻超逻辑的惯性思维的结果，只有开悟的人才能感知印证开悟人。即以心印心。所以说难言也。 关于禅，是不能用通常的科学思维去理解。我们相信科学，禅者也和常人一样适用科学，也尊重科学规律。但是讲到禅，不同于一般的科学，因为科学是归纳法，是把概率作为宗旨，把实验作为依据。立足于外部世界。禅是内部世界，是自我内心世界的学问，如果这种归类只有禅者可以讲出。没有禅实践的人是无法了解的。所以对于学人只能靠前人传的经验来对照自己。至于禅有百千三昧(三摩地)，究竟哪种是和自己相应的，这就要靠自己实践了。但禅究其根本不外乎止（舍摩他）观（毗钵舍那）二字。 经论中有许多关于禅的讲述，有浅显的，有深奥的。一般学人都喜欢浅显易懂的，不去深入探究。正如鸠摩罗什大师说的“秦人好简”（后秦的中国人喜欢简单）。《六祖法宝坛经》之所以得到广传被大家喜欢，正是和我们的口味。大家都喜欢顿悟，恨不得你告诉我一个方法，马上让我开悟。事实上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譬如一个人问月亮在什么地方，佛把手指向月亮说：“在那”。那个人以为手指就是月亮。其实佛是要告诉他顺着手指看。《金刚经》云：“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这句话是说，谁要是把手指看成月亮了就是谤佛，因为他没有理解我所说的。因此我们看禅宗公案不能简单参。其实禅宗公案都是遍学止观经论的大成就者。 在譬如有人问爱因斯坦什么是相对论。他回答说：“当你一个人在等人的时候你会觉的时间过的很慢，当一个美丽的姑娘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的时间过的很快”。那人明白了什么是相对论。其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根本不是他所讲的那么简单。只是要通过一个比喻来说明相对论。如同上面的指月一样。 一次妙境长老在讲《瑜伽师地论》后，回答弟子关于禅方面有关问题的时候说到，“曾经在佛学杂志上，看到一位非常有名的法师讲禅，结果一看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禅，而且讲的道理一大套。非常是可叹！”那是一位居士写信给那位有名法师，请教关于禅的问题，那位法师写信回答了那位居士，此居士认为这篇回信非常好，就发表在佛学杂志上了。后来妙境长老看到了这篇文章。 （注：妙境长老原美国法云寺佛学院院长，妙老讲止观修习方法，及弘扬唯识宗一系堪称当今一位高僧。2003年圆寂） 关于禅要真的谈是非常复杂的，禅有百千三昧，按照三界划分，有欲界的未到地定，色界的四禅，无色界的空四定。按照寻伺划分，色界初禅以下是有寻有伺地，初禅和二禅之间中间禅是无寻有伺地，二禅以上是无寻无伺地。按照修禅次第有师子奋迅三昧，不按照次第修有超越三昧。还有按照功德支分的，按照所缘境分的，按照对治分的，按照九住心分的，按照十六特胜分的，按照七作意分的，按照四十业处得分等等 上面提到的禅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就自己学过的提及一下。至于修末学实在不敢说参禅悟道，只能简单介绍一下，供大家批评指正。 中国汉传佛教八宗个有什么特点？ 文/槛外白衣 中国大乘佛教八宗是律宗、华严宗、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真言宗、禅宗、净土宗。 佛教八宗偈诵： 富密贫禅方便净，唯识耐烦嘉祥空。 传统华严修身律，义理组织天台宗。 此偈简单叙述中国大乘佛法的八个宗派 - 密宗，禅宗，净土，唯识(法相) ，嘉祥(三论) ，华严(贤首) ，律宗及天台宗。 八宗修学各有其特色：密宗仪轨繁复，修法须备佛像法器，金银珠宝，故称之为“富”。禅宗只须参话头，万事皆抛，什么都不须要，故称为“贫”。净土一句“阿弥陀佛” 随时随处可修，故曰“方便” 。唯识名相繁复难学，须耐得住烦。嘉祥宗研究空理，华严为传统八宗之首，律宗着重戒律，天台将经论分门别类以利修学，特种义理组织。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八个宗派修学都可以成就，为便于初学记住这八宗，故有此偈。 此外还有两个小乘宗派。即小乘空宗成实宗，小乘有宗俱舍宗。共成十宗。 1,俱舍宗,以世亲菩萨造的俱舍论为主，发扬诸法的有谛，阐明无我之理。认为宇宙间的业力不灭，所以万法皆是实有。至于人，则系诸法的假和合而成，所以在诸法中，实无有虚妄的我，这法有我空的看法，便是本论的主旨。本论主张以无漏真智，观四谛之理，而证涅槃之果。始祖:梁武帝时真谛三藏。 2,成实宗,以诃黎跋摩法师的成实论为依据，发挥人法二空之理，立我法二空观以断除烦恼及所知二障，人法既空则世间万有悉归于涅槃寂灭之境。始祖:姚秦时僧睿等。 3,禅宗（又名佛心宗）,以不著言论，不立文字，偏重修心，以心传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教义。在印度以摩诃迦叶为始祖，在中国以梁武帝时达摩为始祖。 4,天台宗,以法华经为主，对宇宙万象都用三谛说明。讲修持要断三惑，故立一心三观以断惑。此宗肇始于北齐慧文，而集大成于隋之智顗。 5,华严宗（又名贤首宗）以华严经为依据，显示法界缘起，十玄六相的妙义，表现事事无碍，相融相即的旨趣。始祖:唐初杜顺和尚。 6,真言宗（又名密宗）,以大日经金刚顶经等真言秘教为依据，以六大（即地、水、火、风、空、识六大）四曼（即大、三、法、羯四种曼荼罗）及三密（即身口意）为教义，谓三密相应，可以即身成佛。始祖:唐玄宗时善无畏及金刚智。 7,法相宗（又名慈恩宗、唯识宗、相宗、有宗）,以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及成唯识论等为主要依据，其教义为宇宙万有，悉为识所转变，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晓得了一切事物的实相，就可以转识成智而入佛智。在印度以戒贤大师为祖，在中国以唐时玄奘三藏为始祖。 8,净土宗（又名念佛宗、莲宗）,以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为依据，教人起信发愿，以念佛为行持，以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那里受阿弥陀佛的教导，寿命无限，直到成佛为止。始祖:东晋时慧远大师。 9,律宗（又名南山宗）,以五部律中的四分律为依据，主张遵守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戒律来节制日常的思想行为与观念，久后由戒生定，由定发慧，就可以证得佛果。始祖:唐初终南山道宣律师。 10,三论宗（又名法性宗、性宗、空宗、般若宗）,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理论根据，说宇宙间万事万物皆无固定的自性，是随关系变动的，所谓缘生的，因之说“自性本空”。主张理解佛理，使内心解脱流转，证入真空本性。始祖:东晋时鸠摩罗什。 附注：释尊说法，皆随众生根机，方便立说，初无所谓宗派。大法东来，中国后世学者，见佛法如汪洋大海，为便利修习计，各择一条道路，以求专精，于是乃有各种宗派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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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美术教育中的思想品德教育类
2、 美术课中的欣赏教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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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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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美术教学中的情意教育
19、 中学美术教学中人体艺术欣赏初探
20、 对于传统色彩学的新认识
1.中国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类
2.中国现代花鸟画或山水画、人物画艺术类
3.中国当代山水画与传统山水画比较或花鸟、人物
4.中国当代人物画的创新与继承或山水、花鸟
5.论唐代中国画的变革类
6.对南齐“谢赫六法”的新释
7.中国人文画论 8.禅宗对中国画的影响
9.诗境与画境
10.中国画论新鲜
11.中国画的欣赏美学
12.中国画的意境美类
13.中国诗与中国画的融通类
14.中国画的艺术语言研究类
15.论中国画的寒荒境界类
16.论中国画的线类
17.现代中国画革新的美学反思类
18.中国画的空白艺术类
19.中国画色彩问题研究类
20.中国画的提款与题跋类
1. 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再思考
2. 传统绘画艺术与现代艺术设计
3. 艺术设计的科学性——材料、技术与功能之关系
4. 标志设计与图形艺术的结合
5. 浅论设计中的功能和审美取向
6. 色彩设计与广告宣传效果融合
7. 艺术特性在广告中的把握
8. 造型设计与空间的利用
9. 现代室内设计的发展趋势
10. 浅析家居装饰中的表现艺术
11. 色彩在景观中的应用
12. 室内设计中的绿色生态设计
13. 办公空间设计中人性化的探讨
14. 传统建筑文化在现代空间设计中的应用
15. 商标标志设计之我见
16. 现代包装设计的文化观
17. 包装设计中人文思想的再思考
18. 设计风格在品牌传播中的作用
29. 中华元素在品牌设计中的运用
20. 浅析品牌包装设计
日本的茶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象中国茶文化那样主要受儒道佛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综合影响。日本的茶文化是由中国传入的。在7世纪之前，日本人没有喝茶记录。而在这一文化传入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佛教的僧侣们。他们去中国学习佛教，同时将寺院的生活文化也带了回来。其中之一便是饮茶与茶礼。由此，日本茶文化自开初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饮茶习俗传入日本的初期，饮茶活动是以寺院、僧侣为中心展开的。据史料记载，公元805年日本传教大师最澄从中国带回茶籽，栽种在比睿山麓，形成了日本最古的“日本茶园”。从那以后，弘法大师空海于806年把从中国带回来的茶献给了嵯峨天皇，他还从中国带回了茶碾、茶籽。至815年4月，嵯峨天皇幸游近江时，在唐代生活了长达30年之久的高僧都永忠亲自煎茶献给天皇，嵯峨天皇对此大为欣赏，由此命令近江等地修建茶园。至荣西为止，茶与禅宗的关系可以说是以禅为主，以茶为辅。茶为坐禅修行时的饮料、禅案的素材、行道之资、救国之助等等。这些都只能说明茶与禅宗生活的密切关系，仍不能证明两者之间的法嗣关系。 茶道的集大成者是千利休。利休在茶道圣典《南方录》中说：茶道的技法以台子技法为中心，其诸事的规则、法度有千上万种，茶道界的先人们在学习茶道时，主要是熟记、掌握这些规则。并且将此作为学习茶道的目的。 由此可见，日本的茶道艺术的思想背景为佛教，其思想的核心是禅。它是以禅的宗教内容为主体，以使人达到大彻大悟为目的而进行的一种新型宗教形式。 在日本文化中，禅文化占有很大比重，这是日本文化中最有代表性、有特色的文化现象。禅的思想及禅宗的形式影响到日本文化的大部分角落，如建筑、园林、音乐、茶道、书画、武术等。 在日本，历代大茶人都要去禅寺修行数年，从禅寺获得法名，并终生受禅师的指导，但在他们获得法名之后并不留在禅寺，而是返回茶室过着茶人生活。茶人的生活近似常人的生活，近似艺术家的生活。所以说，茶人虽通过禅宗学习到了禅，与禅宗持有法嗣关系，但茶道有其独立性，是独立存在于禅寺之外的一种“在家禅”。如果把禅寺里的宗教活动叫做“寺院禅”的话，那么茶道与禅宗就是一组平行并行的关系。 久松真一说：“茶道的第一目的为修炼身心，其修炼身心是茶道文化形成的胎盘。无相的了悟为一种现象显示出来的才是茶道文化。茶道文化真是一种内容丰富的文化形式，自己开始研究茶道以后感到惊讶的是，其文化形式有着强烈的独特性，即它是一种由无相的了悟，无相的自己表现出来的形式。未渗透着无相自己的茶道是不存在的，反过来说，茶道中必须渗透着无相的自己。即茶道文化是无相的自己的外在表现。茶道又是一种根源性文化，它修炼人的身心，创造无相的人、了悟的人，即创造文化的创造者。所以说，茶道是创造文化创造者的文化。这些创造者创造的文化反过来又创造文化创造者。茶道是这样一种修炼人的天地，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创造的领域。在此意义上来说，茶道是无相自己的形成及无相自己表现的场所。”如上所述，真正意义上的日本茶道的形成，是以珠光为开山，邵鸥为先导，千利休为集大成者而完成的。 在日本，最纯正的茶道被称之为“草庵茶”。草庵茶的茶道是对高贵、财富、权利的彻底批判，以及对低贱、贫穷的新的价值发现与价值创造。 至今，茶道已成为日本人最喜爱的文化形式，也是最常举行的文化活动。喜爱茶道的人比比皆是。为追求茶道而终身不嫁的女子，为追求茶道而辞去公职的男人屡见不鲜。现在，茶道被认为日本文化的结晶，日本文化的代表。 学术界对日本茶道精神的解释主要使用三个概念：（一）和敬清寂；（二）一期一会；（三）独坐观念。这些概念与禅的思想是相联系的。 “和敬清寂”被称为茶道的四谛、四规、四则。是日本茶道思想中最重要的理念。茶道思想的主旨为：主体的“无”，即主体的绝对否定。而这个茶道的主旨是无形的。作为“无”的化身而出现的有形的理念便是和、敬、清、寂。它们是“无”派生出的四种现象。由这四个抽象的事物又分别产生了日本茶道艺术成千上万种形式，如茶室建筑、点茶、道具、茶点心等。 “一期一会”一词出自江户末期最大的茶人井伊弼所著茶论《茶汤一会集》。井伊说：追其本源，茶事之会，为一期一会，即使同主、同客可反复多次举行茶事，也不能再现此时此刻之事。每次茶事之会，实为我一生一度之会。由此，主人要千方百计，尽深情实意，不能有半点疏忽。客人也须以此世再不能相逢之情赴会，热心领受主人的每一个细小的匠心，以诚相交。 “独坐观念”一语也出自井伊弼的《茶汤一会集》。面对茶釜一只，独坐茶室，回味此日茶事，静思此时此日再不会重演，此刻茶人的心里不禁泛起一阵茫然之情，又用起一股充实感。茶人此时的心境可称为“主体的无”。 由此可见，茶道是一场静心清魂的佛事。茶人不愧为在家的僧人。茶室可比作寺院的佛堂。所以，日本茶道思想是茶与禅的融会贯通。茶中有禅理，禅理又在品茶中深刻体会到。 日本茶道一直可追溯到一千二百年前的奈良时代，由中国唐代的鉴真和尚及日本的留学僧最澄法师带入日本，很快在日本的上层社会流传。 十五世纪初，名僧村田珠光（1423-1502）采用“茶寄合”的大众化形式。吸收“茶数寄”的品茶论证和鉴赏茶具的内容，结合佛教庄严肃穆的仪式。创立了茶道艺术。提倡茶禅合一，旨在清心。以后由禅门逐渐普及民间，形成20多个流派。如内流、乐流、细流、织部流、南声流、宗偏流、松尾流、石洲流等，十六世纪后期丰臣秀吉时代的茶道高僧千利休，集茶道之大成。创立了最大众化的“一派茶道”又称“千家茶道”后来，千利休子孙分三支，又称“三千家”。“一派茶道”在日本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千利休也被日本人尊为茶道宗匠。 所谓茶道，就是有关沏茶，饮茶的礼仪，有一整套形式，用以修心养性，增进友谊和学习礼法。千利休提出茶道的根本精神是“和，敬，清，寂”。称“四规”是茶道的宗旨。 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国，却具有日本民族味。它有自己的形成、发展过程和特有的内蕴。 日本茶道是在“日常茶饭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将日常生活行为与宗教、哲学、伦理和美学熔为一炉，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它不仅仅是物质享受，而且通过茶会，学习茶礼，陶冶性情，培养人的审美观和道德观念。正如桑田中亲说的：“茶道已从单纯的趣味、娱乐、，前进成为表现日本人日常生活文化的规范和理想。”十六世纪末，千利休继承、汲取了历代茶道精神，创立了日本正宗茶道。他是茶道的集大成者。剖析利休茶道精神，可以了解日本茶道之一斑。 村田珠光曾提出过“谨敬清寂”为茶道精神，千利休只改动了一个字，以“和敬清寂”四字为宗旨，简洁而内涵丰富。“清寂”也写作“静寂”。它是指审美观。这种美的意识具体表现在“佗”字上。“佗”日语音为"wabi"，原有“寂寞”、“贫穷”、“寒碜”、“苦闷”的意思。平安时期“佗人”一词，是指失意、落魄、郁闷、孤独的人。到平安末期，“佗”的含义逐渐演变为“静寂”、“悠闲”的意思，成为很受当时一些人欣赏的美的意识。这种美意识的产生，有社会历史原因和思想根源：平安末期至镰仓时代，是日本社会动荡、改组时期，原来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失势，新兴的武士阶层走上了政治舞台。失去天堂的贵族感到世事无常而悲观厌世，因此佛教净土宗应运而生。失意的僧人把当时社会看成秽土，号召人们“厌离秽土，欣求净土”。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很多贵族文人离家出走，或隐居山林，或流浪荒野，在深山野外建造草庵，过着隐逸的生活，创作所谓“草庵文学”，以抒发他们思古之幽情，排遣胸中积愤。这种文学色调阴郁，文风“幽玄”。 室町时代，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竞争激烈，商务活动繁忙，城市奢华喧嚣。不少人厌弃这种生活，追求“佗”的审美意识，在郊外或城市中找块僻静的处所，过起隐居的生活，享受一点古朴的田园生活乐趣，寻求心神上的安逸，以冷峻、恬淡、闲寂为美。茶人村田珠光等人把这种美意识引进“茶汤”中来，使“清寂”之美得到广泛的传播。 茶道之茶称为“佗茶”（不是沱茶），“佗”有“幽寂”、“闲寂”的含义。邀来几个朋友，坐在幽寂的茶室里，边品茶边闲谈，不问世事，无牵无挂，无忧无虑，修身养性，心灵净化，别有一番美的意境。千利休的“茶禅一味”、“茶即禅”观点，可以视为茶道的真谛所在。 而“和敬”这一伦理观念，是唐物占有热时期中衍生的道德观念。自镰仓以来，大量唐物宋品运销日本。特别是茶具、艺术品，为日本茶会增辉。但也因此出现了豪奢之风，一味崇尚唐物，轻视倭物茶会。热心于茶道艺术的村田珠光、武野绍鸥等人，反对奢侈华丽之风，提倡清贫简朴，认为本国产的黑色陶器，幽暗的色彩，自有它朴素、清寂之美。用这种质朴的茶具，真心实意地待客，既有审美情趣，也利于道德情操的修养。 日本的茶道有烦琐的规程，如茶叶要碾得精细，茶具要擦得干净，插花要根据季节和来宾的名望、地位、辈份、年龄和文化教养等来选择。主持人的动作要规范敏捷，既要有舞蹈般的节奏感和飘逸感，又要准确到位。凡此种种都表示对来宾的尊重，体现“和、敬”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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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湖南实践研究 2.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湖南民族工作经验研究 3.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湖南宗教工作经验研究 4.全 面小康背景下湖南省“十四五”少数民族事业发展规划研究 5.湖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研究 6.湖南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可持续发展研究 7.湖南地区宗教中国化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案例研究 8.湖南贯彻落实《宗教事务条例》成效与问题研究 9.湖南省民族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差别化政策研究 10.武陵-南岭民族走廊民族信仰与文化交融研究 11.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社区民族工作创新研究 12.湖南民族地区村级教学点现状研究 13.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民族团结教育研究 14.湖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 15.民族宗教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16.湖南少数民族传统艺术应用研究 17.湖南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摘 要：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是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强调宗教的公共性，就是强调宗教团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存在的差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引起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 关键词：宗教公共性；中国传统宗教；当代中国宗教 Abstract：Religion is not hollow but substantial，as an organization to link social this sense，no religion is private or publicity of religion is emphasized here to draw religious groups' notice to public affairs in there is a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to emphasize the publicity of religion，the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Western world of social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environments of existence，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differ i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status quo，China will not tend to take the road of integrating state with a “public”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hurch，the best policy is mutually adapting，sharing woe and weal and harmoniously getting along. Key Words：publicity of religion；traditional Chinese church；contemporary Chinese church 当前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非常热烈。笔者认为，诸如此论的名称皆是处于不同语境下的思想者为了强调某个具体对象(宗教、哲学、神学)之某种性质(公共性)所使用的术语。这些术语在特定语境下有其具体的内涵及意义，不能到处套用，而应分析其适用性和限度。 一、公共性与宗教的公共性 对“公共性”和“宗教的公共性”进行反思，首先使笔者联想起古希腊哲学家的一个故事。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在一起讨论哲学。柏拉图鼓吹他的“型相论”(理念论)，并使用了“桌子性”(tablehood)和“杯子性”(cuphood)这样的名词。第欧根尼说：“柏拉图，我可以看到桌子和杯子，但我看不到你的桌子性和杯子性。”柏拉图则说：“那是因为你有一双看得见可见的桌子和杯子的眼睛，却没有可以用来识别桌子和杯子的本质的理智。”[1]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肯定事物性质的实在，并进而认定事物的性质有独立存在的地位；而第欧根尼否定事物性质的独立自存。我们可以评价说，柏拉图的睿智穿透了事物的表面，达到了对事物性质的一般性认识，但他将事物的性质视为独立自存则是错误的；而第欧根尼认为事物的性质不可能有像实体那样的独立存在，这是对的，但他要是认为人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无法对事物的性质达到一般性的认识，那么这是错的。 现今学界对“公共性”这个概念的解释相对明晰，而在理解“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时若不联系这些名称的具体所指，就会使人感到不知所云。因为，这世上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完全不具有任何公共性?又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不能在特殊意义上给自己冠上公共之名，或称自己为公共的呢?重要的不是一般地判断宗教、哲学或神学有无公共性，而在于联系具体对象，判断它在什么范围内、什么意义上具有公共性。 我们在英文辞典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publicity是形容词public的名词形式。Public的释义有两大类，第一大类：(1) 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2) 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3) 从事公共事务、群众娱乐活动、社会服务的。第二大类：(1) 向大众公开的；(2) 众所周知的。[2]我们要注意的是，publicity虽然是一个名词，但它的所指仍旧是事物、对象的某种性质，而不是某种事物和对象。 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就此而言，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像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的分离等原则的确立使得宗教团体变得私人化或个人化，乃至于使人们生出这样的幻像——可以有完全私人的宗教或者完全私人的神学。然而，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所谓宗教、哲学、神学的私人化(个人化)只是表示其公共性的削弱，或公共程度的压缩，而非完全丧失。 一般说来，使用公共性字眼的学者想要倡导扩大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但正因为公共性的概念太一般了，乃至于我们必须将它与具体的对象联系起来，方能判断这样的倡导有何意义，而在这里，在何种领域中扩大公共性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不同场景下一般性地倡导宗教公共性的扩大是无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 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强调基督教及其教会具有的公共性，教会(ecclesia)的本义就是一个开放的集合(open assembly)，原本就含有“公共”的意思。启蒙时期以前，基督教的社会功能与西欧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基督教的公共性达到极致，而人民的公共生活受到教会的统治和支配，在教会建制(church institution)中私化(privatised)了。默茨在分析基督教传统的私化时把启蒙时期的教会与国家和社会的分开视为基督教目前所处困境的根源。他说：“区别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是有价值的，但似乎并不能弥补基督教所丧失的公共地位与角色。”[3 ] 新教神学家弗勒斯德尔(Duncan )探讨建立一门公共神学的可能性。他说：“公共神学是一门讨论有关神的神学，它具有指向公共可共享之真理，并参与公共讨论及见证那真理对世上所发生的事之正当性及关怀今日人民与社会所面对的严峻问题。它从所受托的传统提供坚定的信念、挑战和见解，而非寻求共同的表述或重述每人的说法。”[4]这样的呼吁有其特殊用意，其主旨无非是要神学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参与社会的改革与建设。 在我看来，这些倡导呼吁公共性的学者们用来解释公共性的那些概念更加值得注意。例如，潘兰特(Raymond Plant)力陈神学本身的公共性，并指出明了神学公共性的关键在于对一般与个别之关系的理解。他说：“一般与个别的张力位于政治神学的核心。神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学科，试图寻求达到某些一般的关于神在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和行为的真理。而另一方面，政治的社团，他们的信仰和价值是非常专门的和个别的。神的本性(至少在古典有神论中)可以被认为是无时间的，无变化的，而政治总是涉及具体的社团在特定的时间和在特定的地点的生活方式。”[5]17他又说：“神学……怎么能够和政治领域相关联呢?政治完全是在一个充满差异的领域中形成的，在其中，不同国家、种族、性别、群体的成员有着不同的、相互之间并不和谐的利益和目标，而这些利益和目标又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得到不同的解释和拥有不同先后秩序。”[5]18这种意思在莫尔特曼那里说得更清楚。他说：“基督教神学的主题就使它成为一种公共的神学。它涉及社会的公共事务。它在对基督的期盼的光明中思考什么是神的王国的普遍关怀。”“公共神学不得不与神学的公共相关性发生关系，这种相关性处于基督徒身份的核心处，它关心的是神国莅临在人类历史的公共世界中。”“没有公众的关联性就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反过来说，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就没有公众的关联性。”[6]可见，强调神学的公共性就是强调神学主题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就是宗教信仰的公共关联性。 总而言之，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它是对传统宗教、哲学、神学的一种挑战，是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全球化以及人类文化多样化和生活世界科技化的处境中建构或重建宗教、哲学、神学的尝试。二、中国传统宗教的公共性 西方学术界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界有影响。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是有一些差异，但并不大，而且这些差异的产生并非语词本身引起的混乱，而是由中外学者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所引起的。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中西差距之缩小，这些理解上的差异将会削弱，不会阻碍中外学者的相互理解。 在现代汉语中，“公共性”一词译自英语publicity。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词法上的最大差别就是喜用双字词，少用单字词。与现代汉语词“公共”最接近的古汉语词是“公”。它作为形容词时的现代释义主要有：(1) 公正；(2) 公有(共有)；(3) 公开。[7] 中国先秦时代的“公”，有三层含义，一是公家、朝廷、官府；二是共同；三是公平、公正。第一层含义是最主要的，而且具有深刻的宗教内涵。那些具有公共身份的国君、贵族就是当然的宗教领袖，是宗教祭仪的主持者。国家、政治、社会、个人、道德、宇宙、自然、宗教、鬼神大都统一在这个“公共”领域(政治统治领域)。 中国古人对宗教的理解也体现出“公”的意思。“宗”指宗族、宗亲、宗庙等；“教”指学说、伦理、规章、教化、教导之意。“礼”亦与今日“宗教”之内涵重合，既有伦理制度、教义思想，亦包括宗教仪式及祭典。“神道设教”更是反映了统治阶级或社会圣贤对宗教公共性的关注。“天”具有先验的公共性与至上性。“天帝”、“天命”、“天意”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精神信仰的基础。它以宇宙观形式，成为古代社会秩序合法性证明的基本方法。正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是“公”的起源。“天”是至善、至公、至大。“公”作为公平的准则而演变为公共、公益、公道、公正。天命就是大公无私的意义呈现。 这样一种“公”的模式，既是政治思维方式，又是社会行为规范；既是宇宙秩序，又是道德精神；既是王权专制，又是宗教崇拜。在这样一种模式的制约下，宗教被纳入公共政治的领域，直接成为统治架构中的组成部分。宗教是一种权力或资源，非私人所能完全拥有。相对于“公”的宗教，那些非官方的、非正式的、不合法的事情，比如祭拜私鬼、私建庙宇、私自入道、私自度僧等等，被列为公共性的对立面，称之为“私”。公、私的区别，在宗教是正统与异端，在政治上是合法与非法，在道德上则是公正与偏狭。[8] 中国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中国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古代汉语中的“公”的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用于不同的对象，则派生出多项语义，例如公安、公案、公报、公布、公差、公产、公道、公德、公断、公法、公房、公费、公愤、公告、公海、公函、公家、公开、公款、公理、公立、公例、公粮、公路、公墓、公判、公平、公仆、公然、公审、公事、公诉、公堂、公文、公务、公物、公休、公议、公益、公用、公寓、公园、公约、公债、公正、公职，等等。“公”几乎可以添加于任何“在者”，而无论其是实体，还是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上述辨析表明：西方的“公共”概念和中国古代“公”的概念的含义并不完全对称，但经过长期的交流和发展，现代汉语有足够的表达手段转述publicity的各种含义，不会造成太大的误解。[9]相反，倒是这些语词的使用者若是不明了其所指对象的性质，加以滥用或乱用，那么倒是令人困惑的。 三、当代中国宗教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就“公”的主要意义而言，中国的传统宗教并不缺乏公共性，但具体不同的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公共性有程度上的差异。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公”字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宗教的公共性的存在及其表达形式也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简要地说来就是大一统的“公”(官)变成分层次的“公”，原先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弱化，公共空间逐步增大。 新中国建国初期，宗教管理是“内部行政事务”，视宗教为控制性上层建筑，实行了封闭型行政管理方法。正是这种单纯的行政制度安排及管理，依靠少数宗教工作干部，按政策使用行政方法对宗教进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在此制度空间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宗教团体则在此前提下从事各种宗教活动。这种管理方法，基本沿袭了中国历史上“公共宗教”模式，宗教及其活动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共性。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宗教的管理方法，已由单向式行政管理趋向宗教组织的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宗教团体能够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得到初步呈现。宗教事务具有了公共、公开等性质，改变了原来把宗教作为“内部事务”来处理的行政方法及“宗教不对外”的行政习惯。(注：《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指宗教与国家、社会、群众之间存在的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曾经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指出：要把宗教工作靠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内部工作，变为进一步由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社会事务来管理，并把这种管理推向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参见叶小文：《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国宗教》2002年第1期。)这样的公共性成了宗教在中国社会合法存在的标志和必要条件。 在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传统宗教的公共性转换为公共制度问题。宗教的教化功能不再泛化，无所限制，并以社会团体的身份结束了传统公共宗教的发展模式。政府、宗教团体、个人信仰之间的界限得到明确，进而政府与宗教团体各自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系界限得到明确，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现象。[10]在这样的宗教制度变迁中，私人信仰取得法律的保障，而宗教团体则消除政府组织的形式，成为社会团体。 这样的社会化将是中国宗教的发展趋势。中国宗教由此将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性和公益性。这样的发展趋势相对于传统的公共性(政治性、官性)而言，是私化了，但相对于现代意义的公共性(社会性)而言，则是公共化了。政府对宗教由控制转变为依法管理，而宗教团体则自治自理，非行政、非营利、非市场，以社会团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度里，任何一种宗教要想正常地发展，都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与其他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关系。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这就需要宗教团体思考把自己的力量主要用于何处。方立天教授指出中国宗教要走文化宗教之路。他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发挥中国宗教文化内在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对中国宗教的要求、时代对中国宗教的要求；同时，这也为中国宗教开辟了广阔的、健康的、良性的发展道路。”[11]我相信，这条路将给中国宗教带来更多的公共性。
宗教论文题目大全1、英语政治演说辞的宗教色彩2、民族宗教与社会和谐3、宗教化的法律仪式——证人宣誓本源意义初探4、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的调查与思考——基于浙江省几所在杭高校的调查分析5、宗教人类学导论6、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7、论法的品质——兼谈宗教、道德与法律的关系8、当前我国的宗教问题——关于宗教五性的再探讨9、论公民宗教10、宗教与文学11、民间信仰——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传统12、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13、试论宗教与地理学14、论托马斯·哈代的宗教思想15、关于宗教本质问题的思考16、中国宗教的百年回顾与前瞻17、究竟怎样认识宗教的本质18、张承志的文学和宗教19、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宗教的作用
宗教在救灾、救援过程中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在非典时期，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提到过这个问题。我们生活在无神论社会，这个传统已经非常深厚了。但是，当人们碰到巨大的灾难、碰见命运的无常的时候，仍然会非常本能地回落到宗教。一个正常的社会，宗教应该担当维持社会基础性秩序的功能，一个社会要有秩序，那秩序的基础就是安顿人的心灵，构建一个精神的秩序。胜任这个职能的，肯定是宗教，可能其他东西也有，但宗教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理性的因素，是在宗教因素之后才可能涉及到的。尤其是发生这种较大灾难的时刻，宗教的作用会超过所有的世俗因素，不管是政府，还是一般的民间慈善公益机构。因为，它可以直接触及人的心灵。这次汶川大地震后，我们看到，宗教组织是非常活跃的，只不过我们官方媒体都没有报道，只是报道了一些佛教、基督教组织捐款之类的消息。其实，在救灾现场，活跃着很多宗教组织。我听到比较多的是基督教的一些教会组织，现在仍然活跃在灾区从事救灾工作。面对灾难，宗教可以发挥多重作用，一重作用与一般公益组织相同，提供一些物质性帮助。但是，宗教组织除此之外，还可提供精神上的支援。这一点，不论政府还是民间公益组织都不具备，而对于受灾的民众来说，这却是一个最重要的需求。由此延伸到理论层面，基于自由主义立场如何看到宗教和自由社会的关系问题。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对于宗教与自由社会的关系，有非常恰当、精辟的分析。其基本看法是，一个自由社会是不能没有宗教的，离开了宗教的自由社会是不可能的。离开了宗教，自由的秩序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看法被很多声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忽视了。他们恰恰做了与此相反的事情，一门心思摧毁宗教对社会的价值。他们中很多人还在充当社会丑恶势力的帮凶。这是以自由主义之名所从事的非常糟糕、非常阴暗的行径。自由主义当然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传统，但是，自由主义也有一个黑暗的历史。自由主义试图消解宗教，实际上是把人还原到单纯肉体的层面，是一个物质的存在。这样解释自由主义，最终导致我们生活的世界完全物质主义化。现代性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与此有着深刻的联系，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国历史上，自由主义积极地反对宗教，而这与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异曲同工。在中国，如何看待宗教、如何看待传统，更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面临的完全不同。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是一个现代现象，19世纪以后才有现在看到的自由主义。西方形成宪政制度，形成一个好社会的基础性秩序的时候，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另外一套理念，宪政主义。这套理念在自由主义的历史叙事中被忽视了。英国的宪政主义者跟宗教有一个很复杂的关联，我们也可以看看，美国的立宪者是如何对待宗教的，他们是如何看待一个宗教对宪政秩序的价值。我觉得，自由主义应该放宽视野，探究西方在形成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套好社会所必需的优良制度体系时，宗教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是构造这么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梦想的优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立宪。那么，在立宪的过程中，宗教以及宗教组织，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于宗教与宪政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宪政结构里面怎么安排宗教。宪政制度要处理宗教和宗教权利问题、宗教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却是，在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宗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一个是宪政制度发生学中的宗教，再一个就是宪政结构里的宗教。在这两个问题中间，自由主义者更多的考虑了政教分离之类的宪政原则，而没有认真思考，在一个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在现代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貌似保守的宗教，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下面来谈谈儒家或者儒教发挥社会作用的问题。近年来，在救灾的公益活动中，在我们所说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场景里面，儒家的表现大概是比较差的。基督教的表现是最活跃的，其次是佛教，尤其是现在，大陆很多佛教组织学习台湾的人间宗教，积极投身于社会自治事业之中。相对来说，儒家的表现是比较滞后的。这与现在所说的大陆儒家复兴形成了一个反差。一方面自己觉得在复兴，但是，当民众真正需要某些带有宗教情怀的关怀的时候，却看不到儒家的身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儒家的朋友，将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想起两年前，我跟蒋庆在广东开会，争论过儒教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不管是考虑到当下的制度环境，还是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儒教都应该走“社会化”的道路。它应该从参与、组织、领导社会自治开始做起。我们处在一个现代社会，尤其是处在中国这么一个具体的制度架构里，你去幻想和君王对话，或者是直接改造君王，既不恰当，也不可能。这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实践当中是不可行的。我觉得唯一可行、而且正当的做法，就是建立一个“人间儒教”，从民众生活的社区、从民众关心的领域开始，组织其具有儒家价值追求的自治组织，儒者在其中充当自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大概是儒家真正可行的一条出路。如果放宽视野，这本身就是一种立宪的活动。通过广泛的自治上，比如说儒家办学校，办教育，办社会公益事业，文化事业，艺术事业，就成为社会的一个个治理中心。你已经分享了原本属于国家的部分权力，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权力的一个限制。所以，儒家需要在作为一个宪政秩序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我自己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讨论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我觉得，现代儒家缺乏这么一套东西。像现代新儒家发展了形而上哲学，蒋庆发展了公羊家的政治哲学，在这之外，是不是还需要一套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儒教在现代的这种衰落，社会结构的变化应该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比如，城市化，乡村生活解体，家族不复存在。这对儒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儒家，或者儒教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在现代大社会中，在我们通常说的开放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也即，在一个血缘关系并不是很重要的社会里面，你的这一套理念、这一套价值的社会依托究竟在哪里？李鸿章讲，中国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所有诞生于古典时代的高级宗教都曾经面临过这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这个挑战最早是基督教遇到的。传统的基督教也是依托在家庭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现代商业社会发展，是基督教早就面临的挑战。整个教会，从宗教改革开始，一直到罗马教会在当代召开的几次宗教会议，一直都在试图应对这个问题。佛教也是这样的情形。上个世纪初，中国曾经出现过佛学繁荣，可能也是因为面临现代性挑战。而台湾的人间佛教，恐怕就是佛教找到的一个答案，它回答了，在一个现代社会，一个有着3000年或者是2000年传统的宗教，如何找回自己的生命力？我们中国人总认为自己的经历很独特，30年增长以为是奇迹，但其实，现代世界历史上已经发生或几次这样的奇迹了，还有比中国经济增长更好的奇迹，比如美国、德国、日本、甚至苏联。儒家也经常有一种悲怨的心情，认为自己是独家遭遇3000未有的大变局，但实际上，所有的正统宗教、伟大宗教都经历过这样的转折。村子里的宗教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当然是有价值的，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但作为宗教实践是没有出路的。村子里的宗教永远不可能成为高级宗教。这种高级宗教，比如基督教、佛教的出现乃是伟大的神秘事件，基督、孔子、佛陀这种人物是奇迹，因而才能够创造出伟大的教条，具有神秘的吸引力。村子里的宗教永远是低级的。而且，村子里的宗教通常情况下是反宗教的。高级宗教通常要破除这种迷信。历史上，儒家的伟大人物都是要摧毁这些迷信的。你看韩愈，就写过这类文章。正统的儒家是反对村子里的那些迷信的，包括家族中原始崇拜的因素。儒家确实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在汶川大地震就可以看到，在汶川这样一个社会里，似乎没有宗族，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小家庭，一个家庭就是父母和孩子，这个时候，你的那套价值依托何处？你必须要找到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组织方式，让儒家的价值理念在那里体现出来。
台湾辅仁大学宗教学系郑志明教授1980-2007发表的期刊论文：1. 列子杨朱篇的意识形态，1980，哲学与文化月刊 7卷 9期2. 疏导台湾当今秘密教派，1980，鹅湖月刊 61 期3. 圣之时者 ─ 谈孔子对时代的回应，1981，鹅湖月刊 67 期4. 台湾瑶池金母信仰研究，1984，台湾风物 34 卷 3期5. 台湾斋教的渊源与流变，1984，台北文献直 67 期6. 台湾民间鸾堂儒宗神教的宗教体系初探，1984，台北文献直 67 期7. 浅论当今台湾民间宗教研究的态度与方法，1984，台北文献直 69 期8. 唐代古文家的天命观初探，1984，鹅湖月刊第 111 期9. 左传灾异说探论，1984，鹅湖月刊 114 期10. 试说无量寿经四十八别愿的宗教精神，1984，中国佛教第28卷第12期11. 唐代永嘉禅师证道歌义理初探，1984，中国佛教 28 卷 6期12. 台湾无生老母信仰渊源探论，1985，台北文献直 71 期13. 从台湾俗谚谈传统社会的处世思想，1985，台北文献直 74 期14. 检验高中新编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中的孔孟「根本」思想，1985，鹅湖月刊 120 期15. 史通在中国文学上的价值，1985，孔孟月刊 275 期16. 销释金刚科仪的义理初探，1985，中国佛教 29 卷 5 期17. 唐代庞居士的诗偈及其宗教境界，1985，中国佛教 29 卷 11 期18. 敦煌写本老子想尔注义理初探，1986，中国学术年刊第八期19. 台北地区弘化院的宗教体系，1986，台湾神学论刊 8 期20. 台北地区夏教的宗教体系研究，1986，台北文献直 76 期21. 从台湾俗谚谈传统社会的宗教思想，1986，鹅湖月刊第 127 期22. 庄子内篇「人」的概念探述，1986，鹅湖月刊 133 期23.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义理疏证，1986，鹅湖月刊 137 期24. 游记类鸾书所显示之宗教新趋势，1987，中研院民族所集刊 61 期25. 醉古堂剑扫的社会人格，1987，中华文化复兴月刊 20 卷 6 期26. 菜根谭的社会思想，1987，科际整合学报第 1 期27. 台湾劝善歌谣的社会关怀，1987，民俗曲艺 45、46 期28. 灶君宝卷的灶神信仰，1987，民俗曲艺 48 期29. 太上感应篇的伦理思想，1987，鹅湖月刊 143 期30. 王爷传说，1988，民俗曲艺 52、53 期31. 试论清静经的「道」，1988，鹅湖月刊 155 期32. 功过格的伦理思想初探，1989，中国学术年刊 10 期33. 当今台湾民间鸾书的文学形式，1990，汉学研究8卷1期34. 唐代传奇的梦，1991，鹅湖月刊190期35. 从残害骨肉事件谈基层社会的文化意识，1991，文化评论36. 关汉卿杂剧的宗教意识，1992，鹅湖月刊 208 期37. 从「户蝇蚊子大战歌」谈民间文学的创作意识，1992，淡江大学中文学报1期38. 山海经的神话思维，1993，淡江大学中文学报2期39. 从杀害骨肉事件谈基层社会的文化意识，1993，鹅湖月刊 214 期40. 台湾民间信仰的济世观，1994，内政部「宗教辅导论述专辑」41. 庄子的鬼神观，1994，鹅湖月刊 233 期42. 台湾「新兴宗教」的名词界定，1995，台湾史料研究6号43. 台湾民间宗教的文化意识，1995，历史月刊86期44. 末世预言与卯劫观音，1995，历史月刊92期45. 信仰族群与族群和谐，1995，宗教哲学1卷2期46. 台湾新兴宗教的现象商议，1995，宗教哲学1卷4期47. 民间信仰与台湾的族群和谐，1995，鹅湖月刊 237 期48. 民间的养生术与民俗医疗，1996，历史月利96期49. 台湾观音信仰的现象分析，1996，宗教哲学2卷1期50. 台湾民间信仰的多重至上神观，1996，宗教哲学2卷2期51. 台湾善书研究的现况与展望，1996，宗教哲学2卷4期52. 台湾妈祖祭典的现象分析，1997，宗教哲学3卷1期53. 台湾「宗教教育」的问题商议，1997，宗教哲学3卷2期54. 唐君毅儒家宗教精神说，1997，宗教哲学3卷3期55. 论傅伟勋佛教生死学，1997，宗教哲学3卷4期56. 从传统宗教生死观谈代理孕母，1997，应用伦理研究通讯（）57. 胡适的宗教观，1997，鹅湖月刊 260、261 期58. 康有为的宗教观1997，鹅湖月利267、268期59. 林清玄学佛散文的教主形象1998，鹅湖月利281期60. 二十一世纪儒学的社会实践，1999，文明探索19期61. 道教的生死观，1999，历史月刊139期62. 台湾新兴宗教的文化特色1999，宗教哲学5卷1、2期63. 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的神人观1999，鹅湖月刊285期64. 儒学的现世性与宗教性，1999鹅湖月刊286期65. 元杂剧桃花女的婚姻仪式，1999，鹅湖杂志288期66. 杨赞儒与圣德宝宫，2000，台湾文献51卷3 期67. 台湾新兴宗教的救劫运动，2000，宗教哲学6卷3期68. 明初张宇初「岘泉集」的生命观，2000，鹅湖月刊295期69. 印顺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2000，鹅湖月刊297期70. 《太平经》的养生观，2000，鹅湖月刊299期71. 《太平经》的性命观，2000，鹅湖月刊300期72. 谭嗣同的宗教观，2000，鹅湖月刊302期73. 从《太平经》谈道教的生命观，2000，中华道教学院南台分院学报1期74. 近五十年来台湾地区民间宗教之研究与前瞻，2001，台湾文献52卷2 期75. 台湾宗教组织化的困境，2001，宗教论述专辑3辑76. 凉山彝族「驱鬼经」的人鬼交感仪式，2001，民俗曲艺（）77. 从说文解字谈汉字的鬼神信仰，2001，鹅湖月刊307期78. 教育的「圣俗」问题，2001，鹅湖月刊309期79. 神观交谈－从多重至上神谈起，2001，揭谛学刊4期80. 社区文化的宇宙图式与神圣空间，2001，鹅湖月刊312期81. 台湾西王母信仰的时代意义，2001，鹅湖月刊218期82. 砂劳越华人社团与宗教互动关系，2001，马来亚大学《学术论文集》6 辑83. 台湾民众宗教信仰的生死关怀与灵验性格，2001，辅大宗教研究3期84. 台湾民众宗教信仰的生死关怀与灵验性格，2001，辅仁宗教研究3 期85. 台湾新兴宗教的宗教对话，2001，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1期86. 民间信仰「合缘共振」与「含混多义」的思维模式，2001，玄奘学报4期87. 从太上洞玄步虚章谈步虚词的神人交感，2001，中华道教学院南台分院学报2期88. 台湾宗教团体经济资源的问题，2002，宗教论述专辑4辑89. 从灵感到修行，2002，宗教哲学8卷2期2890. 谈台湾药签文化，2002，传统艺术19期91. 从《太上洞玄步虚章》谈步虚词的神人交感，2002，道韵11辑92. 华人信仰心理与宗教行为，2002，鹅湖月刊324期93. 从唐君毅《病里乾坤》谈儒学医疗，2002，鹅湖月刊328期94. 巫术文化的哲学省思，2003，鹅湖月刊335期95. 禁忌文化的哲学省思，2003，鹅湖月刊342期96. 唐君毅的《人生之体验》谈儒学的生命教育，2003，新世纪宗教研究1卷3期97. 哪咤神话的生命观，2003，第一届哪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98. 敦煌写卷「患文」的宗教医疗观，2003，普门学报15期99. 台湾灵乩的宗教形态，2004，内政部宗教论述专辑6辑100. 东马德教会的发展，2004，世界宗教学刊3期101. 宗教组织的现代化与对治现代化，2004，宗教哲学31期102. 中国命运观的文化意识，2004，文明探索丛刊37卷103. 佛教与基督宗教社会关怀的省思，2004，文明探索丛刊38卷104. 陈靖姑信仰与法派的宗教形态，2004，新世纪宗教研究2卷3期105. 敦煌写卷「亡文」的生命教育，2004，普门学报19期106. 东南亚大伯公信仰的发展，2004，泉州华侨大学学报107. 对台湾汉人宗教精神领域的研究，2004，高雄道教学院学报1期108.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中的宗教观，2004，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3期109. 老子的医疗观，2005，鹅湖月刊357期110. 「通神」与「神通」的文化意识，2005，文明探索丛刊41卷111. 人性与安宁疗护，2005，宗教与民俗医疗创刊号112. 《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的家庭礼仪与修行法门，2005，宗教与民俗医疗2期113. 佛教经典的胚胎生命观，2005，普门学报29期114. 藏传佛教在台发展现况与省思，2005，普门学报30期115. 台湾灵乩的宗教形态，2006，文明探索丛刊45卷116. 台湾寺院经济资源的运用问题，2006，亚细亚民俗研究6辑117. 《善生经》的生命修持观，2006，宗教与民俗医疗学报3期118. 杂阿含经》的瞻病关怀，2006，宗教与民俗医疗学报4期119. 牟宗三《圆善论》的生命关怀，2006，揭谛11期120. 从《道法会元》谈宋元符箓法派的世界秩序观，2006，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6期121. 林兆恩的生命关怀，2006，辅仁宗教研究13期122. 明代王道渊的性命相混说，2007，鹅湖380期123. 《周易》六十四卦的生死关怀，2007，鹅湖月刊388、389期124. 《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的净土观，2007，妙林杂志19卷10、12月125. 易经六十四卦的生死关怀，2007，中山大学文与哲学报10期
宗教在救灾、救援过程中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在非典时期，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提到过这个问题。我们生活在无神论社会，这个传统已经非常深厚了。但是，当人们碰到巨大的灾难、碰见命运的无常的时候，仍然会非常本能地回落到宗教。一个正常的社会，宗教应该担当维持社会基础性秩序的功能，一个社会要有秩序，那秩序的基础就是安顿人的心灵，构建一个精神的秩序。胜任这个职能的，肯定是宗教，可能其他东西也有，但宗教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理性的因素，是在宗教因素之后才可能涉及到的。尤其是发生这种较大灾难的时刻，宗教的作用会超过所有的世俗因素，不管是政府，还是一般的民间慈善公益机构。因为，它可以直接触及人的心灵。这次汶川大地震后，我们看到，宗教组织是非常活跃的，只不过我们官方媒体都没有报道，只是报道了一些佛教、基督教组织捐款之类的消息。其实，在救灾现场，活跃着很多宗教组织。我听到比较多的是基督教的一些教会组织，现在仍然活跃在灾区从事救灾工作。面对灾难，宗教可以发挥多重作用，一重作用与一般公益组织相同，提供一些物质性帮助。但是，宗教组织除此之外，还可提供精神上的支援。这一点，不论政府还是民间公益组织都不具备，而对于受灾的民众来说，这却是一个最重要的需求。由此延伸到理论层面，基于自由主义立场如何看到宗教和自由社会的关系问题。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对于宗教与自由社会的关系，有非常恰当、精辟的分析。其基本看法是，一个自由社会是不能没有宗教的，离开了宗教的自由社会是不可能的。离开了宗教，自由的秩序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看法被很多声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忽视了。他们恰恰做了与此相反的事情，一门心思摧毁宗教对社会的价值。他们中很多人还在充当社会丑恶势力的帮凶。这是以自由主义之名所从事的非常糟糕、非常阴暗的行径。自由主义当然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传统，但是，自由主义也有一个黑暗的历史。自由主义试图消解宗教，实际上是把人还原到单纯肉体的层面，是一个物质的存在。这样解释自由主义，最终导致我们生活的世界完全物质主义化。现代性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与此有着深刻的联系，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国历史上，自由主义积极地反对宗教，而这与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异曲同工。在中国，如何看待宗教、如何看待传统，更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面临的完全不同。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是一个现代现象，19世纪以后才有现在看到的自由主义。西方形成宪政制度，形成一个好社会的基础性秩序的时候，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另外一套理念，宪政主义。这套理念在自由主义的历史叙事中被忽视了。英国的宪政主义者跟宗教有一个很复杂的关联，我们也可以看看，美国的立宪者是如何对待宗教的，他们是如何看待一个宗教对宪政秩序的价值。我觉得，自由主义应该放宽视野，探究西方在形成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套好社会所必需的优良制度体系时，宗教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是构造这么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梦想的优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立宪。那么，在立宪的过程中，宗教以及宗教组织，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于宗教与宪政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宪政结构里面怎么安排宗教。宪政制度要处理宗教和宗教权利问题、宗教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却是，在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宗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一个是宪政制度发生学中的宗教，再一个就是宪政结构里的宗教。在这两个问题中间，自由主义者更多的考虑了政教分离之类的宪政原则，而没有认真思考，在一个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在现代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貌似保守的宗教，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下面来谈谈儒家或者儒教发挥社会作用的问题。近年来，在救灾的公益活动中，在我们所说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场景里面，儒家的表现大概是比较差的。基督教的表现是最活跃的，其次是佛教，尤其是现在，大陆很多佛教组织学习台湾的人间宗教，积极投身于社会自治事业之中。相对来说，儒家的表现是比较滞后的。这与现在所说的大陆儒家复兴形成了一个反差。一方面自己觉得在复兴，但是，当民众真正需要某些带有宗教情怀的关怀的时候，却看不到儒家的身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儒家的朋友，将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想起两年前，我跟蒋庆在广东开会，争论过儒教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不管是考虑到当下的制度环境，还是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儒教都应该走“社会化”的道路。它应该从参与、组织、领导社会自治开始做起。我们处在一个现代社会，尤其是处在中国这么一个具体的制度架构里，你去幻想和君王对话，或者是直接改造君王，既不恰当，也不可能。这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实践当中是不可行的。我觉得唯一可行、而且正当的做法，就是建立一个“人间儒教”，从民众生活的社区、从民众关心的领域开始，组织其具有儒家价值追求的自治组织，儒者在其中充当自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大概是儒家真正可行的一条出路。如果放宽视野，这本身就是一种立宪的活动。通过广泛的自治上，比如说儒家办学校，办教育，办社会公益事业，文化事业，艺术事业，就成为社会的一个个治理中心。你已经分享了原本属于国家的部分权力，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权力的一个限制。所以，儒家需要在作为一个宪政秩序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我自己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讨论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我觉得，现代儒家缺乏这么一套东西。像现代新儒家发展了形而上哲学，蒋庆发展了公羊家的政治哲学，在这之外，是不是还需要一套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儒教在现代的这种衰落，社会结构的变化应该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比如，城市化，乡村生活解体，家族不复存在。这对儒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儒家，或者儒教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在现代大社会中，在我们通常说的开放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也即，在一个血缘关系并不是很重要的社会里面，你的这一套理念、这一套价值的社会依托究竟在哪里？李鸿章讲，中国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所有诞生于古典时代的高级宗教都曾经面临过这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这个挑战最早是基督教遇到的。传统的基督教也是依托在家庭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现代商业社会发展，是基督教早就面临的挑战。整个教会，从宗教改革开始，一直到罗马教会在当代召开的几次宗教会议，一直都在试图应对这个问题。佛教也是这样的情形。上个世纪初，中国曾经出现过佛学繁荣，可能也是因为面临现代性挑战。而台湾的人间佛教，恐怕就是佛教找到的一个答案，它回答了，在一个现代社会，一个有着3000年或者是2000年传统的宗教，如何找回自己的生命力？我们中国人总认为自己的经历很独特，30年增长以为是奇迹，但其实，现代世界历史上已经发生或几次这样的奇迹了，还有比中国经济增长更好的奇迹，比如美国、德国、日本、甚至苏联。儒家也经常有一种悲怨的心情，认为自己是独家遭遇3000未有的大变局，但实际上，所有的正统宗教、伟大宗教都经历过这样的转折。村子里的宗教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当然是有价值的，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但作为宗教实践是没有出路的。村子里的宗教永远不可能成为高级宗教。这种高级宗教，比如基督教、佛教的出现乃是伟大的神秘事件，基督、孔子、佛陀这种人物是奇迹，因而才能够创造出伟大的教条，具有神秘的吸引力。村子里的宗教永远是低级的。而且，村子里的宗教通常情况下是反宗教的。高级宗教通常要破除这种迷信。历史上，儒家的伟大人物都是要摧毁这些迷信的。你看韩愈，就写过这类文章。正统的儒家是反对村子里的那些迷信的，包括家族中原始崇拜的因素。儒家确实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在汶川大地震就可以看到，在汶川这样一个社会里，似乎没有宗族，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小家庭，一个家庭就是父母和孩子，这个时候，你的那套价值依托何处？你必须要找到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组织方式，让儒家的价值理念在那里体现出来。
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俄罗斯的交通与旅行~
下面是中达咨询给大家带来关于俄罗斯建筑艺术的相关内容，以供参考。俄罗斯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传统的国家。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无论是最初的多神教还是后来持续久远的东正教，都在俄罗斯的广袤土地上找到了繁殖的土壤。它们的传播带给俄罗斯的不仅仅是宗教的信仰，还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诸多方面，并以其强势的姿态给社会和生活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建筑艺术在俄罗斯的繁荣和发展亦是见证了这个铁一样的历史演变进程，并以其各个时期的艺术形式和建筑风格昭示出这种演变的真实风貌。本文正是基于宗教因素介入和指引的思想上，将俄罗斯建筑的辉煌与伟大作一个关联的呈现。重点论述在20世纪之前的俄罗斯建筑发展史及其所受的宗教影响。引言关于俄罗斯东正教和俄罗斯建筑的书目不胜枚举。其中乐峰先生的《东正教史》是前者比较典型和突出的代表作；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教授的译作《俄罗斯建筑史》，应当是关于后者的文献中比较权威的著作之一。北京大学教授任光宣所著的《俄罗斯艺术史》对俄罗斯的建筑也有专门的论述。而将宗教文化与建筑相联系并将这种联系进行研究的著作尚未发现。本文的初衷在于：俄罗斯的宗教文化传统和建筑艺术传统都是非常优秀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而这两种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是如此显著和强烈，每一个欣赏俄罗斯文化艺术的人都不应忽视，而是应当更加真切地用身心去体验它。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强调联系，同样的理论可应用于俄罗斯的宗教与建筑。本文的重点是介绍建筑艺术的发展，而宗教的动力因素被看作建筑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为宗教服务的祭祀建筑——教堂，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俄罗斯的建筑艺术是伟大的，它有着与生俱来的古朴风格，同时在不断的宗教文化势力的影响下，具有了为宗教服务的浓厚性质。本文在简要讲述俄罗斯的建筑历史发展的同时，着重论述建筑中的主流建筑——宗教建筑，即“教堂”的主要艺术取向，历史特征和发展趋势，力图体现建筑艺术所受宗教的影响之深刻。其中从东正教作为中世纪俄罗斯国教的地位来看，它的影响无疑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应当着重讲述。当然，在例举的同时，不免涉及建筑方面的专业术语。本文举其大概特色，尽量避免枯燥罗列，做到有主有次。对建筑主体的描写可能是不全面的，但却会不遗余力地突出中心。建筑是艺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将世界文化划分为21个文明单位，其中俄罗斯文化被称为“俄罗斯东正教”，这非常突出地表现了宗教特别是东正教对俄罗斯文化艺术领域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在中世纪，宗教文化对建筑起过重大的作用。建筑通常是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和自然土壤之中的，但是宗教文化的力量将相距数千公里，政治体制并不相同的国家和地区纳入到一个建筑文化圈中。而这时的主要文明国家和地区被几个宗教势力所囊括：一个是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一个是北非、中亚、西亚、印度和西班牙的伊斯兰教世界，一个是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的印度教-婆罗门教世界。其中，基督教世界又可分为东正教和天主教，后来又有新教的世界。宏观的说，这几个宗教势力范围也便是几个大的建筑文化圈。俄罗斯的建筑艺术光芒虽然不及拜占庭和西欧，但在汲取它们经验并有所创新的基础上，亦有特色鲜明的建筑体现着东正教建筑文化的魅力。第一章历史上俄罗斯的宗教文化与建筑传统俄罗斯的中古世纪从公元9世纪中叶的基辅罗斯开始。在东正教传入俄罗斯之前，罗斯有着自我特色的木建筑艺术。俄罗斯中古世纪的原始宗教文化及其祭祀建筑俄罗斯文化发端于前基辅时期东斯拉夫各部落的独特文化。斯拉夫民族是欧洲最大的民族之一，也是俄罗斯的主要民族。而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东斯拉夫人。他们有着自己传统的宗教信仰——信奉多神教，如太阳神，林神，水神，雷神，风神，畜神等。在基辅罗斯初期，多神教曾经是国教。最初东斯拉夫人没有专门的庙宇来祭祀自己的神灵。后来出现了木教堂建筑。基辅罗斯大公符拉基米尔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便于统治东斯拉夫人，特意在基辅城内修建了多神教万神殿。万神殿是古罗斯多神教时期最早的木建筑物。神殿内有很多木雕，木像等。古罗斯在多神教时期已经有了丰富的木建筑传统。俄罗斯木建筑物的构造方法是，用圆木水平的叠成承重墙，在墙角，圆木相互咬榫。为便于清除积雪，屋顶坡度很陡。这种圆木房屋是粗糙的，但保暖性能良好。由于结构技术和材料的限制，内部空间不发达，所以，比较大的建筑物需要用几幢小木屋组合起来，体形因此相当复杂。两层的房屋，下层作为仓库、畜栏等，上层住人。为了少占室内空间，楼梯设在户外，通过曲折的平台，联系各个组成部分。复杂的组合体形，轻巧的户外楼梯和平台，经过匠师们的精心安排，活泼而又亲切。窗扇、山花板、阳台栏杆等地方点缀着雕花，留着分明的斧痕，染上鲜亮的颜色。体现着俄罗斯人热烈的性格。东正教文化的传入与传统建筑样式的演化公元988年符拉基米尔大公在让罗斯接受基督教（因基督教在11世纪才正式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所以此处称为基督教，实际上就是后来的东正教），并将之定为国教。大公不仅自己接受洗礼，还强行命令基辅居民跳入第聂伯河，接受希腊神父的洗礼，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罗斯受洗”。它标志着俄罗斯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古罗斯接受基督教，一方面，罗斯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向了一神教的形式；另一方面，罗斯开始接近欧洲的基督教文化艺术，在文化发展方面有了巨大的转变和突进。俄罗斯真正的建筑艺术时代开始了。在10世纪以前，古罗斯虽然有了丰富的木建筑传统，却还没有建造大型的石建筑物的经验。自罗斯受洗以后，从拜占庭传入了石建筑技术，开始在古罗斯大规模地修建基督教的祭祀场所——教堂。据说在基辅就建造了大约几百座教堂。这对今后的古罗斯的石建筑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宗教成为了古罗斯建筑艺术等的动力因素，建筑的发展与宗教地位的演变是分不开的，因为包括建筑在内的罗斯艺术大都受到宗教文化的浸染和极为深刻的影响，这些艺术于是具有了为宗教服务的性质。第二章东正教文化对建筑艺术的影响及宗教建筑教堂的发展在十月革命给俄罗斯带来巨大变化之前，俄罗斯的建筑艺术遵循着稳定的发展脉络，在同样的东正教文化圈里，继承和引进了拜占庭和西欧的东正教建筑艺术，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发展和提高。虽然不如同时期西欧的建筑艺术那样辉煌，但其精神性和艺术性在俄罗斯的建筑艺术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十月革命和其后的建筑由于宗教文化的改变和宗教势力影响的减弱甚至消失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艺术取向和建筑特征，以及所采用的建筑材料和建造的不同性质的建筑物等。东正教在古罗斯的传播和教堂建筑的兴盛东正教在古罗斯各公国地位的确立和新的建筑因素的传入11世纪，基辅罗斯确立了封建关系，生产力和生产水平都得到了提高。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将东正教作为为自己服务的对象，进行了大力的扶植。陆续出现了教会、修道院，他们不仅是纯粹的宗教组织，更是占据了大片田地，有着雄厚的物质基础，全面地控制了罗斯建筑业的发展。他们从拜占庭输入石建筑技术，开始在基辅大规模地修建东正教的祭祀场所，包括崇拜性建筑物，教堂和修道院。989年，由希腊建筑师营造的第一批石头建筑的代表——基辅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奠基。大公把自己的十分之一收入作为教堂的费用，故得名为十一教堂。这座教堂有内部阳台和露天的走廊，内部装饰着壁画，十分气派。基辅的圣索非亚教堂（1037-1057）是基辅罗斯的一个艺术丰碑，是11世纪古罗马建筑艺术的一个高峰。它是由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建筑技术的方法和建筑细部的处理上都带有拜占庭东正教堂建筑的特征，同时保有自己的建筑特色。建筑气势博大，十分壮观。教堂内部的墙壁镶嵌着壁画和马赛克，体现出当时的建筑艺术和绘画艺术水平。俄著名历史学家格列科夫写道：“跨过索非亚门坎，您立即会被它的宏伟和壮丽所迷惑。当您细看和深思所有情形，并明白这个最大的建筑和绘画作品的创造者的全部意境以前，内部空间宏大的规模，严整的对称，豪华的马赛克和壁画，以其完美的技巧，定会使您倾倒。”基辅虽然是古罗斯最大的城市，基辅城的教堂代表着古罗斯当时的建筑水平，但是基辅不是这个国家唯一的文化艺术中心，而且索非亚教堂也不止在基辅才有。基辅罗斯建筑学上的另一重要作品：诺夫哥罗德的索非亚大教堂（1045-1050）也于这时期诞生。诺夫哥罗德是古罗斯的又一个文化中心，这个城市不像基辅那样受拜占庭的影响较大。它的文化艺术发展更依赖于自己的传统。未来诺夫哥罗德建筑流派的某些特征在这座教堂上有所体现，它比基辅严谨很多。教堂有五个按照象征性秩序排列的拱顶。墙壁用当地的石灰岩砌成，显得分外庄严肃穆。教堂内部没有鲜艳的镶嵌画，只有壁画。而且也没有基辅流派的动感。在这里，明鲜的多神教古风的装饰性图案与结绳型图案融为一体，体现出多神教广泛而久远的影响力。11-12世纪，在基辅和其他城市里建造的索非亚大教堂，其目的是为了确定基督教在古罗斯的国教地位并在这些教堂里进行基督教的种种祭祀活动。而这些教堂代表着古罗斯的宗教艺术水平和建筑所受宗教影响之深刻。封建割据时期的东正教和教堂建设12世纪中叶，古罗斯进入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即封建割据时期。各地的封建主随着实力的强大，开始同大公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这样一来，统一的教会便开始转变为各地有实权的小教会，他们拥护各地的王公，大力发展教徒。而王公为了取得教会的支持，为增多的教徒建立新的宗教活动场所。不惜耗费巨资，大兴土木，建造大教堂。这些教堂建筑基本保留了11世纪的建筑风格和原则，但其结构趋向了简单化。同时却具有了更加美观漂亮的外观造型和更加实用的结构。特别要提到的是一位弗拉基米尔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他在弗拉基米尔建城，开创了艺术新流派——弗拉基米尔罗斯文化。并将这种文化在他钟情并呕心沥血的建筑艺术上发挥的淋漓尽致。他的建筑规划始于1158年，代表性的建筑物当属弗拉基米尔的圣母安息大教堂。它们富有新意，别具一格，为这个学派的经典之作。12世纪后半叶，古罗斯出现了塔式教堂，这是拜占庭祭祀建筑对古罗斯建筑影响渐渐减弱的表现。其中斯摩棱斯克的天使长米加勒大教堂就是这种教堂的早期范例。古罗斯各个公国的教堂在继承拜占庭和基辅建筑艺术的同时，又有各自的地区特色。这个时期宗教建筑的一个明显现象是形成了俄罗斯祭祀建筑的圆筒型塔式教堂建筑模式。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的教堂建设13世纪下半叶，因为蒙古鞑靼人的入侵和罗斯周边封建主的扩张，大量建筑精品被毁掉，罗斯的建筑业进入衰落和停滞状态。但是在没有破坏的城市诺夫哥罗德等地仍然进行着宗教建筑的建设。由于教堂很多是由大贵族，大商人出资兴建的，因此建筑在继承古罗斯传统时，有了一些新的表现方法来适应定制人的不同要求。科普纳的尼古拉教堂正是这种探索的表现。教堂正面摈弃了原先的棱柱间隔方式，而是一个整体，墙皮也由原来单纯石灰墙皮变成石灰加石子墙皮，半侧祭坛由三个减到一个。教堂坚实有力。体现出诺夫哥罗德建筑艺术的风格。但此时的东正教教会与当地王公一道效忠蒙古人，奴役俄罗斯人民，为人所不耻。莫斯科公国兴起时的教堂建筑14世纪下半叶～15世纪，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高涨，建筑文化也得以复兴。由于莫斯科公国领导了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库利科沃会战，使罗斯在针对蒙古人的斗争中反败为胜。莫斯科在全罗斯的主导地位被各地所承认。这时的东正教会鼎立扶持莫斯科大公，加强他们的政权力量。大公因此对东正教会非常依赖和提携，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进行干涉，强迫他们放弃多神教，信仰东正教，并在各地建立了很多东正教堂。石头建筑在莫斯科崭露头角，莫斯科的石砌大教堂受弗拉基米尔的建筑影响较大。建筑物墙壁主要用白石砌成，规模并不是很大，属于内部有四根柱子，带十字架的单圆顶教堂。当然莫斯科亦有自己的创新。它不尚华丽，而更注重实用性。其特色在于：尽量去除立方感，并通过梯级拱顶建立新的向上的结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后的教堂文化15世纪末～16世纪，罗斯从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下彻底解放出来，俄罗斯部族形成。这是俄罗斯历史文化的转折点，真正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历史从16世纪开始形成。依仗莫斯科历代大公的武力，进行着俄罗斯大地统一的进程。此时正在形成的全俄罗斯文化服从于为“沙皇事业”服务的任务。东正教会也积极配合沙皇对外扩张并在教堂建设上中止了近两个半世纪的全封闭状态，开始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艺术接触。来自意大利的建筑大师和俄罗斯本土的设计师们一起，将这个时期的教堂建筑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开创了新局面。此时期的建筑也体现出俄罗斯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莫斯科成为了俄罗斯统一国家的首都，也理所当然的充当起东正教的堡垒。它的建筑艺术和技术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集中体现了这个时期俄罗斯最优秀的建筑工艺水平。以教堂建筑为重点和中心的莫斯科新克里姆林宫的建设，标志着以莫斯科为首都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确立。整个建筑群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全部竣工。这个时期的建筑业开始采用砖头和赤陶。克里姆林宫的白石墙换成砖墙。新的圣母安息大教堂按照弗拉基米尔的安息大教堂修建而成，它以比例匀称、艺术手段简练而闻名遐迩，为16世纪大教堂的经典之作。此后是一系列教堂的落成：大公的家庭教堂——报喜大教堂，安葬大公的天使长大教堂等。克里姆林宫还修建了一些世俗建筑：大公的宫殿（多棱宫是留存至今的其中的唯一建筑），宫的建筑中心——立柱状的伊凡大帝钟楼等。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整个建筑群体现了统一俄国的强大和雄伟的思想。教堂建筑也林立于其他城市。许多地方的宏伟大教堂拔地而起。与此同时，小教堂建筑流派也在发展。此时，发明了用砖头封顶的新方法，使建造无立柱的小教堂成为可能。教堂的世俗成分也开始明显起来。角锥式教堂的出现是16世纪俄罗斯建筑的最高成就，它最大限度的体现出基于木头建筑学的俄罗斯传统的民族特色。早在15世纪，俄国的建筑师就有一种建筑倾向：希望教堂顶部挺拔向上，高耸入云。这种倾向的发展导致了俄国祭祀建筑的角锥风格教堂的诞生。这种角锥型教堂风格与拜占庭的圆顶教堂建筑风格完全不同，它标志着俄罗斯祭祀建筑民族化的开始，是16世纪俄罗斯建筑的一个巨大成就。在鲍里斯??戈都诺夫执政期间，俄罗斯各地建造了许多角锥型塔式教堂。最早的角锥式教堂是在莫斯科的克洛缅斯克耶村建造成的，名为主升天大教堂。这座教堂有着高达62米的高度，由上下两层外加尖锥顶组成。1555-1561年在克里姆林宫附近建造的波克洛夫大教堂是俄罗斯中世纪建筑的一座丰碑。教堂本为木制，后改为砖石结构。实际上是一建筑群。8个色彩绚丽的塔顶围绕中央教堂的高大锥形尖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金色、绿色为主色的穹顶，雄伟壮观，中央塔顶的高度达到65米，象征着永恒的欢乐。这些角锥教堂有着建筑风格的相似性，概括起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单顶无柱式，另一种是五顶四柱式。就整体而言，16世纪的建筑无论从其规模还是从多样性、独特性来看，都是俄罗斯建筑史上的辉煌时期。17世纪初是俄罗斯历史上的“混乱时代”。战争的失败，沙皇特辖制的实行恶劣的影响着俄罗斯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而波兰-立陶宛和瑞典又对俄罗斯进行公开的入侵，这一切使俄罗斯面临着失去自己民族独立的危险，大大影响了俄罗斯文化艺术的发展。1612年，俄罗斯人民取得了对敌斗争的胜利，一年后，罗曼诺夫被选为沙皇。这两件事对俄罗斯恢复经济和促进国家政局稳定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之后，俄罗斯逐渐开始恢复自己的艺术文化的发展。17世纪，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渐渐取代中世纪旧的价值观，文化艺术开始强调人的作用。这种观念引起了社会思想的重大变化，文化艺术中的世俗成分加强了，并渐渐向着世俗化道路发展。1649年编纂的法典大大地限制了教会的法律特权和土地所有权，减弱了宗教机构对祭祀建筑、教堂壁画和圣像画的控制。这样，文化艺术的世俗化开始成为17世纪俄罗斯艺术文化的一个特征。在这个混乱时期，建筑技术落后、建筑人才和建筑材料缺乏，但建筑业却没有停滞下来，建造了不少新的建筑物。这个时期建筑物的主要特征是追求建筑外形的美观，强化建筑的装饰，弃绝了宗教祭祀建筑的严峻冷酷，并且祭祀和民用的建筑形式在趋同。这种世俗化的建筑成分被人们称作一朵“妙不可言的雕花”。这个术语体现出对大量采用装饰性图案的偏好，直至引进东方和西方的形式。建筑的装饰性体现在：大量采用各种各样色彩鲜艳的饰物，成型砖头，建筑物内外都用彩色瓷砖。此种富丽堂皇的建筑风格被称之为“莫斯科的巴罗克”或“纳雷什金风格”。流派特点为：结构清晰，对称，多层，细部考究，装饰性的白石雕刻。正面的彩色花纹，彩色瓷砖和建筑物明显的向上动感等等。教堂建筑的世俗化曾经引起教会的极力反对。牧首尼康甚至下令禁止修建角锥形教堂，而把东正教的五圆顶教堂定为规范。然而，这种阻止的企图是徒劳的，因为此时的世俗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17世纪末的莫斯科巴罗克风格及其方法和形式对后世的建筑都有影响。它的出现说明俄罗斯建筑艺术一直在积极地寻找自己的民族风格，是建筑艺术从中古世纪向18世纪的过渡，因此具有过渡时期艺术的探索特征。俄罗斯帝国的建筑艺术18世纪是俄罗斯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纪，也是俄罗斯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俄罗斯从此走出了中古时期，并为迎接19世纪国家的繁荣强盛做好了准备。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代。当然这个时期的开端与伟大的彼得大帝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彼得大帝将国号定为：“俄罗斯帝国”。体现了他富强国家的思想。他还对宗教教会进行了改革，削弱教会权力，增强国家政权力量。因此这个时期的建筑的主角开始发生了变化，教堂虽然仍在建设，但为数不少的宫殿和城市公共建筑崛起在俄罗斯帝国的大地上。在彼得大帝学习借鉴西欧的重要国策指导下，18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努力学习欧洲建筑艺术的基本规律。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对以往的建筑结构、建筑风格、建筑语言、建筑思维等进行了一定的变革，以适应西欧刚刚产生的古典主义建筑风格。俄罗斯的建筑从此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中突出的典型是在泥泞海滩上新建起来的彼得堡。彼得堡的建筑特征体现出彼得大帝的强国思想，建筑大都规模宏大、十分气魄，也表现出建筑师已经掌握了高超的建筑技术。18世纪中叶，莫斯科的建筑师创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巴洛克建筑风格。这是在俄罗斯的宗教艺术范围内形成的一种风格。这个时期的建筑物当属以巴洛克风格建成的宫殿和教堂。其中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建筑师拉斯特雷利。他将大胆想象与朴实外观、装饰精致与造型合理进行了有机结合。他的教堂建筑将四个侧圆顶与主圆顶紧紧相连，使五个圆顶连成了一片，使其具有一种紧凑感和坚实感。18世纪下半叶，巴罗克风格开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古典主义建筑时代的开始。古典主义艺术思想要求艺术家遵循一种基于理性基础上的创作规范和原则。在学习欧洲古典主义时，俄罗斯的艺术家将理性和良知进行了和谐统一，因此，其中的感性因素占有相当的地位，具有自己的本民族特征。古典主义的特征是建筑物结构的鲜明逻辑性，建筑正面的严格对称性等。18世纪的俄罗斯建筑全面精确的表现出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和思想追求，体现了启蒙主义时代大胆、创新的建筑思想。转折时期的建筑特色19世纪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大转折时期，资本主义开始急剧的发展，并与沙皇专制体制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东正教会虽然极力维护沙皇的统治并增建大量教堂以巩固教会和封建势力，但革命的暴风雨已经迫不及待的酝酿并爆发起来。农奴制改革，十二月党人起义，卫国战争的胜利等这一切加快了俄罗斯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让俄罗斯人对社会和对人进行重新的审视，促使了文化的空前发展和繁荣，成为艺术发展的重要时代，也是各种流派并存的时代。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互相作用、渗透、影响。这在建筑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此时的建筑倾向不再仅仅是只注重建筑物的自身，而且也开始注意建筑物与其周围空间，与周围其他建筑物、广场、街道的相互关系。建筑的风格也主要考虑到建筑物造型的严谨、规模的宏大、结构的合理和外形的美观。建筑师的注意力更多的转向建造一些实用的、具有功利意义的建筑物上，使得教堂为主体的城市风貌发生了变化，教堂不再像中世纪那样受到最大的重视，而城市建筑变得更加丰富多样，色彩斑斓。虽然如此，教堂的杰出作品依然是反映建筑风格变化的前沿。例如著名的彼得堡的救世主复活教堂就是当时最流行的仿俄罗斯样式的代表。十月革命时的东正教和苏联时期的教堂命运十月革命是20世纪俄罗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它揭开了俄罗斯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于东正教的法令和政策。其中的“土地法令”宣布一切土地，包括教会和修道院的土地为全民财产，削弱了东正教在经济上的实力。而“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废除了一切民族与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结束了东正教会在宗教中的统治地位，结束了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国教地位，教会势力受到重创。在社会动荡的革命和战乱年代，大兴土木的机会是很少的，这时的建筑物主要以改建为其要务。而为纪念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纪念碑的修建则是如火如荼。例如原先纪念沙皇和皇家的方尖碑改做纪念著名的国际活动家。教堂建设不再继续，而且还受到极大的破坏，有些教堂被烧毁，有些被改作其他用途的建筑，教堂大量应用于非宗教活动。总之一切为革命和社会主义服务。当代俄罗斯东正教与教堂现状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国家对宗教逐渐采取了宽松的政策。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是世俗国家，任何宗教都不能被定为国教或必须信奉的宗教。但同时承认在俄历史上，在俄罗斯精神及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东正教所起的巨大作用。俄罗斯恢复了延续了千余年的宗教传统。政府主张复兴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东正教，赞同把教堂全部归还教会使用。在苏联时期被破坏的教堂建筑也陆续得到修复。一些教堂的围墙用白色大理石重新砌筑，重建的救世主大教堂就是显著的代表。教堂的大堂比过去更加巍峨气派，5个洋葱头形的大圆顶金光闪闪、耀眼夺目，远远超出昔日的辉煌。整个教堂给人以独特、高大、敦厚、明快、新鲜的美感。教堂内还增添了许多现代化设施，如照明、音响、空调等，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当代俄罗斯的教堂艺术在继承原有俄罗斯教堂艺术风格的基础上，正迈向现代化。结语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和建筑史界公认的标准来看，俄罗斯的教堂建筑风格被称作斯拉夫式教堂艺术风格，以与拜占庭式教堂艺术风格相区分。它是拜占庭式教堂艺术与罗马教堂艺术、古罗斯神庙建筑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包括了的三个时期不同风格的教堂艺术，即古罗斯、俄罗斯和当代俄罗斯特点的教堂艺术。有记载的古罗斯时期建造的东正教教堂有400多座，它们都是古罗斯教堂艺术成就的结晶。而具有俄罗斯特点的教堂则可数以万计，它们也都是俄罗斯艺术家和匠师们的精心创作。当代的俄罗斯教堂则以修复为其主要任务，同时糅合了现代因素，如新型材料的使用和照明设施的配置等，颇具现代风格。俄罗斯各地耸立的教堂似乎在诉说着昔日宗教势力强大而无所不能的辉煌时代。我们在仰望与赞叹它们高超的建筑艺术的同时，不能不联想到历史上对建筑发展起到推动和取向作用的东正教等宗教因素。正是宗教的发展推动了艺术载体与现实需要的教堂建筑的不断创新与超越。更多关于工程/服务/采购类的标书代写制作，提升中标率，您可以点击底部官网客服免费咨询：
转载1997年，俄国家杜马又通过了《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强调“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俄罗斯精神和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可见自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将东正教引入罗斯之后，东正教对俄罗斯的政治体制、社会生活、传统文化，建筑工艺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东正教对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影响。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两任总统都迅速抛弃了共产主义信仰，不但成为虔诚的东正教徒，而且成为东正教复兴的有力推动者，其中的原因首先在于东正教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辅佐政权的特殊作用，当局一方面希望东正教能够重新整合民族精神，为国家再度振兴效力，另一方面也意在通过东正教来抬高自身的统治地位。 第三，东正教对文学、编年史的影响。弗拉基米尔大公正式接受东正教为国教,为罗斯书面文化的快速发展及世界性传播创造了条件。文学是10世纪末和东正教一起传到罗斯的。这是文学活动较为活跃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创作为以后几个世纪的罗斯文学提供了文学形式和体裁的范例。《法与神赐说》是俄罗斯文献中古老的杰作之一,它由神父伊拉里昂写于11世纪30—40年代。这是一部爱国主义作品,是拜占庭传统中的一篇光辉的宗教哲学论文。最早的俄罗斯编年史是《往年纪事》,它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重要位置。它的作者是修士涅斯托尔。 第四，东正教对俄罗斯教育的影响。东正教的传播要求大幅度提高神职人员的数量,为此开办了大量的学校,主要是培养为完成圣礼和“教区管辖下教徒的科学教育”所必需的神甫。这些学校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五，东正教对俄罗斯建筑和工艺艺术的影响。俄罗斯的建筑艺术在10—11世纪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宗教成为罗斯建筑艺术发展的动力因素。10世纪末,东正教的传入不但促进了石建筑艺术的发展,而且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随着东正教的传入,罗斯的画师们掌握了拜占庭的艺术风格和几百年来锤炼的画技。 第六东正教还影响到习俗和道德。东正教禁止祭祀,同贩卖奴隶作斗争、限制奴役。社会第一次了解了在多神教世界观中所没有的“罪孽”的概念。接受东正教后,对欧洲人来说罗斯不再是蛮荒的国度,它成为平等的欧洲国家中的平等的一员,其国际地位的巩固反映在大量的皇家婚姻中。 总之俄罗斯的东正教不但为人们认识该民族的宗教精神、民族文化提供了生动有力的论证,而且揭示了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对于认识俄罗斯人文精神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东正教对俄罗斯的影响 苏联的解体使人们长期奉行和遵守的行为规则及价值观念骤然过时,俄罗斯国民信仰出现危机。作为信仰真空的填充物,东正教在俄急剧升温。目前,东正教已是俄联邦最大的宗教组织。深入分析一下,可以说东正教的复兴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俄罗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是社会改革的伴生物。从文化动因上看,它蕴含着俄罗斯国民对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信仰的怀恋与回归。同时,东正教的复兴又对当今俄罗斯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俄罗斯国家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东正教作为一种信仰已经融入到俄罗斯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构成俄罗斯民族性格不可或缺的因素。东正教信仰对于俄传统文化的形成乃至国家道路的选择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王权与教权统一、救世主观念有助于俄中央集权的加强 西方基督教世界,王权和教权分离,一个管世俗世界,一个管灵魂世界;东正教世界则与之相反,王权和教权不分离。拜占庭时期就是如此,而俄罗斯则更进一步将这一体制巩固下来。王权与教权高度统一,其后果不仅是教会成为皇帝的统治工具,而且在人们精神上培育了这样一种观念:皇帝不仅是世俗的最高统治者,而且是圣者,是上帝的代言人,是人民的保护者。东正教还承认“皇帝等同于使徒”,给皇帝罩上灵光圈,不仅认可他在政治上的统治,而且认可他在灵魂上的指导,承认他是灵魂的拯救者。皇帝一身兼二任,无人可以超越其上,不像西方世界的君主要时时受制于教会。这样一种观念与东正教的救世主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渗入民族意识中,形成了人民,尤其是农民中顽固的“好皇上坏领主”的思想。人民身受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却不怨恨沙皇,而认为那都是领主的罪恶,皇上则是好的、善的、是圣者;他不仅才能卓著,而且品德圣洁高尚。人民对救世主的期盼常常变成对好皇上的期盼。这种将沙皇等同于宗教救世主的观念直到19世纪后半期才被逐渐打破,但是,对救世主的期盼,对既具政治才能,又具圣洁高尚品德和精神力量的全知全能全善的领袖的期盼,并没有随之消除。这种长期积淀下来的宗教心理,虽然不再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但它在世俗的形式中依然顽强地延续着。 苏联解体后,在追溯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过程中,俄决策层意识到信仰的凝聚力对国家振兴的重大意义。于是,官方有意同教会接近,政教之间重新建立起一种较为默契的协作关系。1997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宗教法》规定,俄联邦为世俗国家,国家不持宗教偏见及不干预宗教组织内部事务。但是,国家在承认公民享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权利的同时,专门对“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俄罗斯精神和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给予了特别的强调和肯定。俄现行宗教法的实施表明,东正教是俄目前各信仰中影响最大、最受领导层重视的宗教。东正教会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意识也比苏联时期明显增强。教会机关刊物的舆论导向一直与国家政权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东正教牧首频频出现于外交场合,参加政府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为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出谋划策。俄两任总统的就职仪式都是在牧首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表面上看,普京的就职仪式是由前总统叶利钦为其佩带一枚象征总统权力的一级祖国勋章而达到高潮的,牧首似乎只是以嘉宾的身份出现,然而,东正教牧首在总统就职仪式的幕后策划中所起的作用依然像旧俄时期那样非同小可。据俄新闻媒体透露,普京总统就职仪式的程序完全是“由俄罗斯东正教会按照地道的法国总统就职仪式的风格设计的”[1]。在普京就职仪式上,莫斯科和全俄牧首阿列克西二世还亲自将两幅著名的东正教圣像赠送给克里姆林宫。2000年5月末,普京总统颁令设立行政专区,改组政府各职能机构,以加强中央的垂直领导。俄东正教牧首立即发表声明,阐述了支持总统的立场和态度。可见,复兴后的俄东正教在国家中仍发挥着传统的政治职能,它是俄联邦中央集权的忠实维护者。 二、东正教的“第三罗马”观有助于俄罗斯主权尊严的维 护东正教自命为基督教之正统,因而理应成为普世教会的中心。自15世纪以来,俄东正教又称莫斯科为“第三罗马”,并努力营造新的东正教中心。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俄东正教也的确成为所有东正教会的核心。这一事实与这种观念在俄罗斯人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效应,它使俄罗斯人认为自己的民族是上帝选来承担特殊使命的民族,当基督教遭异教徒(主要是穆斯林)凌辱和不肖之徒(主要是天主教徒)扭曲之际,只有俄罗斯民族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体现者和捍卫者。因此,只有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和俄帝国的强大才能使基督教复兴,才能使上帝的事业光大。这样,俄罗斯民族的宗教特殊使命便与俄国家的力量和伟大联系起来。因此,每遭外敌入侵,东正教会作为俄罗斯人信仰的载体在国民意识中就成为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纽带。在长达近两个半世纪的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罗斯的东正教文明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国难当头,东正教神职人员与王公共商国是;通过布道等形式安慰国民,号召罗斯人结束内讧,一致对外,恢复民族主权。教会的活动加强了民族凝聚力。正是在为祖国和信仰而战的精神力量的激励下,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罗斯终于摆脱异族的奴役,国家主权得到了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