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山铜鼓的毕业论文

铜鼓源远流长，影响深远。铜鼓声音洪亮，在古代是传递信息、发布号令的重要工具，作为祭祀、赏赐、进贡的重器，它也是权力和财富的标志。明清以来，随着社会的变化，成为一般的娱乐敲击乐器。人们常在喜庆的节日里敲奏它伴以歌舞，在宗教的活动中祭祀祖先，祈求神灵，人安粮丰。特殊炊具最初铜鼓是作饮器之用(即釜)。它首先是作为特殊炊具使用，即作为装备军队专门解决战时用餐问题的行军锅，因为当时的铜釜还属于十分昂贵的高科技产品，尚不可作为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具。这可以从发掘古墓所获铜鼓与大量兵器共存的考古资料中得以证实；还可以从史籍有关滇、句町、夜郎和骆越的战争，以及东汉马援征南得骆越铜鼓的各种记载中找到答案。国之重器由于敲击铜釜发出的响声宏亮而且传得很远，可以用于报讯集众，于是逐渐演变成了铜鼓。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按本民族意识和习俗要求而精心打造成的铜鼓，便成了国之重器、礼器和乐器。铜鼓之所以称其为重器，是因为它象征着权力与财富，拥有它便极为豪雄，能集众称王，震慑四方，以致群情推服；它价值千金，一鼓可易千牛，获鼓胜获十万军。之所以称其为礼器，是因为壮族在祭祀、祝捷、征战、朝聘、宴享、迎宾等重要活动中都要使用它。神器铜鼓还被神格化而具有宗教属性，成为天地神灵的集合体和人神沟通的宝器，故史籍载：夷僚……击铜鼓、沙锣以祀鬼神；民间传说它还具有驱邪除恶的本领，特别能镇鳄精（蛟龙）；因此人们都认为，通过它可以冲刷心灵的痛苦和烦恼，获得吉祥的慰藉；还可以表达心愿和诚意，并祈神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国泰民安。而且，每逢婚丧庆典或重大节日，壮族都要敲击铜鼓，奏乐起舞，以示天地自然和谐相生，人文情怀长存不息，并表达对和平幸福生活的追求。不管铜鼓派何用途，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欣赏品，其融注着骆越人审美意识的属性始终不变。铜鼓之王迄今为止，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现和收藏的铜鼓有500多面。铜鼓用铜铸造，大小不一，最大的直径在100厘米以上，最小的仅十余厘米，重量自数十斤至数百斤不等，体形凝重，制作精致。鼓面有浮雕图案，鼓身全部有花纹围绕。其中一面直径165厘米，高厘米, 重300多公斤，让一个中等身材的人躺在鼓面上伸展四肢也不会露出鼓边之外，堪称铜鼓之王。铜鼓之王，它体态庞然，花纹精细，鼓面中心有八道光芒的太阳纹，外围用突起的同心圆弦纹分成五道晕圈，各晕圈内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单线旋出的云纹和菱形套的雷纹，鼓身晕圈密而窄，也全饰以云纹和雷纹。密布的云雷纹给人以玄妙莫测之感，更增加了这种权力重器的神秘色彩。铜鼓酒习俗云南文山壮族自治州是云南壮族聚居区，境内铜鼓数量之多、类型之全、使用历史之悠久、制作工艺之精湛、文化内涵之丰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文山壮族是使用铜鼓并沿袭着铜鼓文化的民族之一，许多壮族村寨至今仍保留着祭铜鼓、喝铜鼓酒、唱铜鼓歌、跳铜鼓舞等习俗。 丘北县八道哨乡那红村分上那红村、中那红村和下那红村，三个寨子依山傍水，竹木掩映，是典型的壮族沙支系聚居村落，至今还保持着祭铜鼓、喝铜鼓酒的习俗。 喝铜鼓酒，丘北壮语称“更劳尼”，“更劳”意为喝酒，“尼”意为铜鼓。每年大年初一凌晨祭鼓前，藏鼓者就到村旁的龙潭里取来清水将铜鼓洗净，置于堂屋，上香祭祀。祭品有四盅茶、四盅酒、两个糯米粑、一碗生猪肝。生猪肝是一碗比较特别的菜，是把新鲜的生猪肝剁碎，然后配以葱、姜、花椒等佐料凉拌而成，味道十分可口。凌晨“抢清水”过后，村里每户人家的户主都带上生猪肉或鸡来祭献铜鼓。拜祭者依次上香磕头，然后喝一口寨老倒在鼓面上的酒，以示驱邪纳福、平安健康。村民祭拜完毕，藏鼓人将铜鼓悬挂于堂屋或屋檐下，让寨老敲响开年铜鼓，祈求铜鼓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全村人畜平安。藏鼓者还在院心里置一个大酒坛，酒坛里插着数根金竹制成的吸管，谁想喝可随意喝。这坛酒叫同心酒，意在全村人要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待饭菜做好时，大家聚在一起就餐，谈论着上年的收成和下年的打算，并相互祝福。

两千多年前开始广泛流传于中国南方的国之重器铜鼓，至今仍在云南和广西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保存着使用的习俗，承载着有形和无形的铜鼓文化，成为令考古学家惊叹的文化活化石。铜鼓是与鼎一样代表我国青铜文明的器物之一。有关部门普查，从27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到100多年前的清代，我国流传下了2300多面铜鼓，其中800多面散落于民间。近年来，考古学家和民俗学者发现，在沿西南边境一线的云南文山、红河、西盟、沧源，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红水河流域等地区，古老的铜鼓仍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山彝族的跳宫节、麻栗坡的荞菜节、壮族三月三祭龙节、广西的蚂拐节等少数民族重大节日庆典仪式上，人们都要请出铜鼓，应和着鼓声，让全寨人载歌载舞，欢庆数日；寨中若遇上重要事情，族人决断时，须有铜鼓作证；铜鼓使用完毕，由村寨中德高望重的寨老保管，焚香擦拭，入土密藏；外借时还要系上魂索，并办理许多繁杂的手续。铜鼓记录着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进程和风云变迁。对于考古学来说，用民族学的内容和事实来解释碰到的难题，比如铜鼓的使用、保管、习俗、所有权等，是出土文物所无法解决的。研究铜鼓近三十年的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李昆声教授这样阐释活化石的意义。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戴氏家族保存着一面传了十二代人的铜鼓。平时用壮锦覆盖，收藏于阁楼上，每年正月初一要举行祭铜鼓仪式，人们先到河边祭水神，取新水为铜鼓洗面、洗身，置于神桌上，烧香祭拜。正月初三、初五，戴氏家族还要将铜鼓抬到村中的老人厅前，跳传统的铜鼓舞。铜鼓见证着这个家族的数百年兴衰，几经战乱仍被视为珍物。诞生于春秋时期的铜鼓，是中国长江以南和东南亚国家最具特质的青铜器。从宏观上看，这一区域民族共同使用着种类各异的铜鼓，从微观上看，铜鼓本身蕴涵了千变万化的传统知识，在民族文化及族缘研究上有着特殊意义。李昆声介绍，关于铜鼓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器物研究进入文化人类学家的视野，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铜鼓学也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让学者们感兴趣的还有铜鼓和铜鼓舞中铭记的民间文学、舞蹈和音乐。彝族、壮族中流传着许多有关铜鼓的传说，彝族歌谣《铜鼓王》，共有20篇歌词，7900余行。铜鼓纹饰中最具民族特色和艺术价值的是蛙纹，在广西红水河流域的青蛙节上，人们把铜鼓和蛙饰看作传神的工具，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一样，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铜鼓文化同样面临衰落之势。铜鼓铸造是一种口传心授的特殊技艺，可是到了近代，这一技艺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了。那些流传下来的古代铜鼓于是显得弥足珍贵。但广西河池地区曾对辖区内87面铜鼓做了抽样调查，发现损坏的占了70％以上，严重破损的大约有十分之一。更重要的是，人们对铜鼓的依赖正在淡漠，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民俗仪式逐渐被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所取代。因此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维持那些活态的文化因素，让悠久的铜鼓文化传承下去。跳出金太阳，舞来银月亮，云雾缭绕的深处，那有我家乡。森林似飘带，南环绕山梁，花开四季遍山野，那是我家乡。铜鼓咚咚响，飞歌多嘹亮，苗家芦笙舞，越跳越欢畅。铜鼓声声响，飞歌传远方，幸福的日子，越过越久长。敲醒了大山，唱醉了草场，一条小径通云顶，那有我家乡。米酒沁芳香，甘泉似琼浆，梦里寻觅千百回，还是我家乡。铜鼓咚咚响，飞歌多嘹亮，苗家木鼓舞，跳过了海洋。铜鼓咚咚响，飞歌传远方，美满的生活，胜人间天堂。

一

苍翠的六诏山脉，久久回荡着来自中古悠然的风。与铜鼓有关，从鱼米之乡的阿基轻轻响起三七之乡的故事。一面满载群雄崛起战国的铜鼓，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不动声色地展示着砚山充满蛮荒古味而厚重闪光的风流千古。

崎曲的条条古道，斑驳零落的石板，串串马队的铃声，将六诏山脉与云贵高原、与古滇国连成滇桂走廊的一幅幅画卷。击鼓山林，古韵传音。深厚铿锵的铜鼓声与掠空而过的苍鹰，传递着久远的文明。

古代中原三千余年的文明史河中，铜鼓与百越族共生共荣。从百越族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乌蛮族”，成为后来彝族的重要一支。而云南省砚山县大各大村，正是中原彝族变迁发展史中重要的一个历史碎片。

与铜有关的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贯穿着整个中原文明的诞生、发展与崛起。近现代的人看砚山，几乎都单一地停留在“南国神草——三七”上。被愚昧的水泥淹盖的郊址“将军第”门外的青石板砌成的古道、依然与天地同在久久传递着远古气息的平远大山村崖画，连同1997年在砚山县大各大村出土的被确定为“万家坝型”的大各大铜鼓，拨开两千多年前华夏文明挣扎崛起的战国余韵。

二

今天静静躺在文山州博物馆里的大各大铜鼓，古朴、浑厚。把砚山人文历史推向了两千多年前的战国中期，也就是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00年左右。这些铜鼓与1980年在平远大山村岩画一同成为砚山古代文明的佐证，这些文明遗迹、实物的发现，这意味着砚山县的文明史在某些层面是与全国同步的。而在远古时期，砚山就有人类居住。

大各大铜鼓没两百年后的北流型铜鼓那样有着丰富华美的装饰、没有向外放射出光芒的光体，没有精细的制作工艺。它形状朴拙，造型简洁，却同样是令世人瞩目的大古董，十分真实而毫无虚妄。

三

大各大村所处六诏山脉。六诏山，是位于中国云贵高原的一座山脉，地处云南省东南部。六诏山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主要山脉。六诏山主峰为羊雄山，海拔为2502米，位于丘北县境内。六诏山区为喀斯特地貌，山多石多，土地瘠薄缺水，粮食作物多为包谷，也有小麦和少数水稻种植，经济作物最有名的是三七。丘北县与砚山县山水相连，绵延500余公里的六诏山中，砚山县阿基乡与丘北县树皮乡紧紧交接。在砚山县境内长达150公里的`六诏山段，古代植被履盖率较高，地下有丰富的原煤、锰矿、金矿、铅锌矿、膨润土、玛瑙等20种珍贵矿藏。

自古以来，砚山世居民族有彝族、壮族、苗族等，在两千多年的物物交换过程中，砚山县成为连接红河、昭通、四川、贵州、广西等地商业栈道中的一个重要结点，自古就是直通昆明的“特磨古道”和直通广西的“邕州古道”，也就成为“滇桂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史料记载：隋唐时期，滇东南六诏山出现“和蛮”部落。南诏崛起后，各地哈尼族直接隶属于南诏，与滇东北、滇南彝族一起，被统称为37部蛮，其中的因远（元江）、思陀（红河）、溪处（元阳、金平）、落恐（绿春）、维摩（丘北、泸西、广南）、强现（文山、砚山、西畴）等7部均大部分为哈尼族。六诏山区各部哈尼族，以强现部（文山、砚山、西畴）最为强盛，其领主龙海基“素为诸夷所服”（见《新纂云南通志》卷一七四，《土司考·开化府》），统一了各部大小领主，宋皇佑时受宋王朝令世领六诏山区，世代为滇东南最高领主。

四

自有县志记载以来，阿基乡世居民族以汉族、彝族、壮族、苗族为主，史料记载的哈尼族，应该在较早时期向红河迁徙并融入到当地的哈尼族群中。这样的差异或者说是群体性的迁移，目前无据可查。乾隆《开化府志》记载，当时六诏山“土田多美，稼穑易丰”，这样看来，并非“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造成的。大各大铜鼓的出土，直接佐证了当时阿基地区及周边地区人烟趋于密集。

大各大铜鼓的功能，战时或召集部落会议时作为鼓来敲击，而平时也会用于盛物品，这应该是显示社会稳定无战事，部落头人与部落民众长期处于平和的农耕状态。大量的文献记载和一些考古资料证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王贵族或酋长头人，在使用铜鼓时，首先是将其作为权利和财富的象征，铜鼓之于南方贵族，犹如铜鼎之于中原贵族，在表明拥有者身份的意义是相同的。大各大铜鼓也应该证明当时大各大是一个人丁兴旺、家族庞大、农耕发达的地区。

大各大铜鼓初步展示了该地区甚至是整个砚山县和周边地区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的历史风貌。从今天的地质考察显示，砚山境内有史以来是没有铜矿的记载的，而距离四百公里外的东川，则是春秋战国以至近现代整个中国铜矿的最大供应地。今天的砚山县江那镇郊址村民委有座“诸葛山”，相传是诸葛亮所部征战云南时当地百姓给山取的名字。有传说诸葛亮把铜鼓及期制造工艺带到了云南，云南出土的包括大各大铜鼓在内的6面铜鼓，以及广西博物馆263号铜鼓，在各种图案中出现的“孔明将君”的反书和横书，不少专家都证实了这一推测的合理性。然而，以东川铜文化为核心的西南古文明，太多的史料和文物证实：包括大各大铜鼓在内的云南古铜文明，与山西等中原铜文化并不传承关系，而是并列的。也就是说，滇铜文化自成一体。这些铜鼓的铜锡比例配比恰当，冶铸技术高超，在工艺水平方面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高度。

这些铜鼓的铜锡比例配比恰当，冶铸技术高超，在工艺水平方面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高度。

五

穿越悠悠千古，探寻大各大铜鼓之谜，是不能够与当时大各大居民与周边甚至更远地方在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交融的。历史的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各大经济并不繁荣、文化也处于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铜鼓是能够反映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为数不多的文物。当时的大各大交通、水利水平不发达，完全处于一个落后于同期水平的农耕时代。而相传2600年前东川附近的洛尼山来了武老撮的孙子笃慕，包括武老撮在内的11个弟兄“过了河”后分家，各奔东西，只有武老撮留下来传为后来的彝族，之后又有云南昭通彝族“六主分支”的传说，这也可能形成了阿基土著哈尼族整体迁徙、大凉山、楚雄彝族进驻的状况。

红河的锡矿的采冶历史悠久、东川的铜文化同样历史悠久，无论是诸葛亮南平，还是彝族“六主分支”，这些历史因素都为大各大拥有铜鼓文化奠定了历史的可能。

大各大铜鼓展示了砚山上古以来的丰富历史，向人们倾诉着“特磨古道”“邕州古道”和“滇桂走廊”的两千多年历史变迁中族群变迁、文化发展的悠悠过往。苍翠的六诏山脉，久久回荡着来自中古，悠然的风。一面满载群雄崛起战国古风的铜鼓，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不动声色的，展示着砚山充满蛮荒古味，而厚重闪光的风流千古。

六

与铜鼓有关。崎岖的条条古道，斑驳零落的石板，串串马队的铃声，将六诏山脉与云贵高原、与古滇国连成滇桂走廊的一幅幅画卷。击鼓山林，古韵传音。深厚铿锵的铜鼓声与掠空而过的苍鹰，传递着久远的文明。驼着“南国神草”的马帮，留下一串长长的影子，从这里走向大海、走向平原、走向世界。彝家人在倮居黑久远的劳作，壮族儿女隔山的对歌，苗家咪朵动情的芦笙，承载着来年希望和丰收的“草人舞”，凝固成空灵的素描和古老的歌谣。

来自远古时代的平远大山村崖画，静默坚守的歪头营盘“要塞砥柱”，维摩乡“奇缘洞”碑文、砚山“石课盐碑”、江那郊址“将军第”、诸葛山“李应珍墓”，在滇桂走廊的贸易和守卫家园的征战中，传递着铜鼓书写的文明。一缕战国时代的炊烟，飘落在联通世界、通向大海的高速公路之网中；婉转悠扬“三七花开等你来”在远古铜鼓的敲击声中从“三七之乡”飘向远方，渗进两千多年之后更加神奇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