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歌的毕业论文选题

如前所述，中国辽阔的幅员，为中国传统音乐提供了一个无比广大的传播天地；中国多种多样的地貌气候，促使各地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传统音乐体裁类别。在论及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说明以下几点：(1)所谓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音乐体裁的分布，即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中流传着什么样的音乐品种和体裁，相对而言，它比较简单。所以作者认为它与环境之间是一种“表层关系”。二是指音乐风格色彩的空间分布，由于风格自身的复杂性，加上它的多层面性，所以作者认为它与环境之间是一种“深层关系”。本文将主要论及传统音乐体裁的空间分布问题。(2)首先必须肯定，传统音乐的某些体裁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是无可怀疑的。如高原山区的“山歌”，沿海地区的“渔歌”、“捕渔号子”，种稻区的“田歌”，江河湖海上的“号子”、“船歌”，草原上的“牧歌”等等，它们可以说是特定地理环境的直接产物，二者之间基本上是“一对一”的关系。(3)但是，传统音乐自古以来都是靠传承、传播来维持其鲜活的生命的，尤其是在中国，经过数千年的交流，加上语言、习俗等共同手段的帮助，致使一部分体裁局限于一定的地区，而另一部分则流传很广甚至遍传全国，另外，一些较封闭的地区音乐品种较少，一些开放的地区品种很多，形成分布的“叠压”状态，这就增加了我们研究传统音乐空间分布的复杂性。(4)因此，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一方面选择环境与体裁最直接的那些例证，以便使论述更为鲜明；另一方面，当遇到某地区出现多种体裁“叠压”的现象时，就以我们认为最有地理特征的那些品种作为代表。下面，我们就用以上的原则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作一番概略的描述。（一）北方草原与“长调”和马头琴音乐 众所周知，大小兴安岭以西、阴山以北，由东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到西部的阿拉善和天山北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广阔的天然牧场。长期生活于此的蒙古等民族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劳动中，创造了一种节奏自由，歌腔悠长，上、下句结构的民歌体裁。蒙语读“乌日听道”，汉意为“长调”。作为草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传统音乐品种，“长调”所歌唱的内容几乎都离不开马、羊、骆驼、蓝天、白云，特别是马，枣骝马、圆蹄马、小黄马、小青马，简直是有多少歌，就有多少马，因为马是草原的象征。另外，“长调”包括很多类别，如“牧歌”、“赞歌”、“思乡歌”、“宴歌”，它们的唱词内容不完全相同，但音乐一律是“长调”风格，舒展、开阔、自由，犹如那一望无垠的草原和那自在悠然的羊群。与“长调”具有同等意义的还有蒙古族的乐器马头琴。马头琴的形制、原料、演奏姿势、音色直至乐曲风格，无一不是彻底的草原化的，无一不充满了草原的情愫和韵致。它和“长调”，异“曲”而同工，相互映衬，成为草原音乐文化的两颗明珠。当然，也有人说，除了它们，还有一种又是文学又是音乐的体裁，那就是“史诗”。诚如世界上许多“史诗”都产生于草原民族一样，北方草原也流传着一部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草原，就没有长调、马头琴和格萨尔，草原是酝酿产生这些音乐体裁的源泉；而如果失去了长调、马头琴，则草原也就没有了光彩，二者间的依存关系，没有人能够否定。（二）西北高原与西北山歌 西北高原，即太行山以西的山西高原、黄土高原、陇东高原、青海高原的统称；西北山歌则指流行于这一地区的各类山歌体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晋西北的“山曲”、“烂席片”、内蒙古西部的“爬山调”、陕北的“信天游”和甘肃、宁夏、青海的“花儿”等歌种。西北高原的海拔多在2000-3000米间，属黄河中上游区。其地貌特征以黄土高原为代表。这里没有万丈千仞的大山，而是沟、峁、壑、塬纵横交错，城镇稀疏，交通不便，人们耕地、砍柴、运输，都是个体劳作，这恰恰是传唱山歌的理想场景，也是形成山歌体裁特征的基本前提。特别是担负商贸运送的农民，当地称他们“脚户哥”、“赶脚的”或“脚夫”，由于常年奔走于山川沟壑间，在寂寞无助之中，山歌成了他们唯一的精神慰藉品，他们也成了山歌的保存者和传播者。所以，通过这一地区的各种山歌，我们一方面能够谛听到高原环境的空旷、苍茫，同时也能感受到这里民众内心的深沉、凄然。这是只有西北高原这样特定的自然环境才会有的特殊的体裁中表现出的特殊的音乐性格。（三）西南高原与西南山歌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西南高原应包括云贵高原和西藏高原。这里也是中国山歌体裁的一大宝库，如四川南部的“神歌”、“贵州山歌”、云南“风庆调子”、“弥渡山歌”、藏族“山歌”、苗族“飞歌”、侗族“大歌”、布依族“小歌”等。其中，有一部分是汉族山歌，另一部分是少数民族山歌。同为山歌体裁，但由于西北与西南所处的地理位置很不相同，它们的自然环境和植被生态也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常青（部分5000米以上的山地除外）农耕以稻作为主，另有放牧劳动。在这样一个特定的高原环境中产生、流传的山歌，一方面保持了南北方山歌共有的舒展、自由的山野气息，但又蕴藏着本地区自然、气候所赋于的那种清彻、明亮之风。更具特色的是这里有十几个少数民族所创造的“多声部民歌”（它们大多数属于山歌体裁）。所以能够形成这种传统的歌唱形式，自有它多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诸如生产、生活习俗，审美选择等，但基本原因仍与这里的自然气候条件促使各族民众喜好群体性劳动、社交、节庆的传统习惯有很直接的关系。西南高原与西南山歌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不仅证明了地理环境对民歌体裁形成的决定性作用，而且也体现出气候条件对特定地区音乐风格、歌唱习俗的巨大影响。（四）长江流域稻种区与“田歌” 长江流经九省市，除发源地青海外，都是中国的水稻种植区。如前所述，这是一个“带状”地貌，上游是高原，中游是江湖交错的低山丘陵，下游为冲击平原，但因气候适宜，自古以来就以种稻为主。又因为稻作劳动强度大和需要相互协作这两个原因，所以，从汉代就形成了稻农“插田唱歌”的习俗。于是，从云贵高原到长江三角州，凡挖地、栽秧、薅草、车水，必有“田歌”相伴随。“田歌”是各地“秧田歌”的统称，其不同的地域称谓有几十种，如“薅草锣鼓”、“挖山鼓”、“花锣鼓”、“插田歌”、“车水锣鼓”、“薅秧歌”、“喊秧歌”等等。稻农说：插田不唱歌，禾少稗子多。可见这类体裁的鲜明的功能特征和强烈的功利性。如果说，北方草原的“长调”流传区呈现了由东而西的“带状”分布样态的话，那么，西北、西南山歌的分布就是一种“块状”格局。再来看“田歌”的流传情形，则又是“带状”的，而且与“长调”那种星星点点式的“带状”不同，它是沿长江两岸由西而东以相当密集的方式形成的。作为一种民歌体裁，“田歌”既不同于完全受劳动节奏支配的各种“号子”，也不同于个体劳动中唱的十分自由的“山野之歌”，它有时完全由半职业的“歌师”、“歌伯”们站在田头击锣鼓而唱，有时又是劳动者自唱自娱，甚至出现一“领”众“和”的形式。为解除劳作者的疲劳，歌师们很少停歇，所以田歌的结构，多采用“套曲”体，每套包括许多“牌子”，演唱一遍，有时长达一小时左右。（五）戏曲声腔的地理分布 在中国戏曲八百余年的历史中，声腔嬗变是推动其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宋、金、辽时期，戏曲的中心在北方，至南宋又转为南方：明代的余姚、海盐、弋阳、昆山四大声腔系统，从地域分布而言，也主要在南方；最后到了清代，产生了新的“四大声腔”，即梆子腔、皮黄腔、昆山腔、高腔及歌舞、说唱两种类型的地方戏声腔系统。其中，各类梆子腔多数流行于北方（黄河流域）；高腔、昆山腔多半在南方（长江流域，本世纪出现的“北昆”应另当别论）；皮黄腔是南、北互见，但它影响最大的代表性剧种——京剧，则主要在北方。其他如滩簧戏、花鼓戏、采茶戏、花灯戏大都分布在南方，而秧歌剧、弦索戏等又属北方系统。总之，以腔系的分布而言，大都有它们明确的流传地域。这里，我们以梆子腔与高腔为例，说明它们分踞南北，各有所宗的空间分布状况。“梆子腔”是在北方民间音乐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种戏曲唱腔，它因演唱时用两节硬木梆子击节而得名。其中最古老的剧种是陕西的“秦腔”（其前身为“同州梆子”），已有两百年的历史。在它之后，又陆续产生了河南梆子（豫剧）、山西梆子（晋剧）、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等，据统计，各地“梆子腔”剧种约有20多种，如山西的蒲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河北的老调、武安平调、平调、怀调、西调；河南的宛梆；山东的章丘梆子、莱芜梆子、枣梆等，它们绝大多数都分布在黄河流域，也呈“带状”格局。“高腔”原称“弋阳腔”，是在明中叶的弋阳腔和稍后的安徽青阳腔的基础上又大量吸收了民间音乐养份以后形成的声腔系统。清中叶以后逐渐成为“川剧”、清戏（湖北）、“湘剧”、“赣剧”、“西岳高腔”、“婺剧”等剧种的基本唱腔，很明显，它的流传是沿长江而“行”的，也呈“带”状分布状态。它与“梆子腔系”，一北一南，互相呼应。当然，作为一种不断传播的声腔，在数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并非永踞一地。所以，在戏曲声腔的总分布中，“梆子腔”过“江”南下，“高腔”过“河”北上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但同上述民歌的分布情形一样，又出现了这种声腔的“带”状分布，它又一次证明中国传统音乐与自然、物候之间存在着某种依存对应关系，而这种规律或曰“法则”，也正是文化地理学所着重探讨并反复求证的。最后，还需指出，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状况，实际上要丰富复杂得多，不仅每种体裁有自己特定的地理分布区域，每种歌种、曲种、剧种、乐种、（歌）舞种有它们相应的地理分布区域，而且，在各“种”“属”内，还有其地域分布的差别。如“川剧”又分“川西坝”、“资阳河”、“川北”、“下川东”等“四条河道”；“秦腔”分“中”（西安）、“西”（凤翔）、“东”（大荔、同州）、“南”（汉调光光）“四路”；晋剧分“中路”、“北路”；豫剧分“豫东”、“豫西”二调；浙江“婺剧”分“西安”、“西吴”、“侯阳”、“松阳”等“四腔”；东北“二人转”分东、南、西、北四“路”；甘肃、青海“花儿”分“河湟”、“洮岷”两系等等。这些以“水”、以“山”、以地域方位命名而体现出的传统音乐空间分布内容，恰恰为我们研究音乐—地理—人三者的复杂关系，进一步描述传统音乐分布的“地图”以至最终建立“音乐地理学”，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三、作为文化地理学的音乐地理学研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注意到音乐文化地理分布的国家之一。在先秦文献中，人们把传说中的歌唱内容分为“南音”、“北音”、“东音”、“西音”（详见《吕氏春秋·古乐篇》）；公元前6世纪问世的《诗经》“国风”也依照地区（国家）编排，一地一“风”，全面反映了北方（主要是黄河流域）各地的民间歌唱；汉魏时代的民间音乐收集者，更加注意它们的地域之别，如“赵、代、秦、楚之声”，如“吴歌”（或称吴歈）“西曲”等，正是因为这个传统，后世的各种民间音乐称谓，无论民间歌曲、民间歌舞、器乐、说唱、戏曲，还是寺庙音乐，都一律要加上它们所产生或流传的地名，大者如“江南丝竹”、“东北二人转”；中者如“广东音乐”、“四川清音”、“湖南花鼓戏”、“徽剧”、“楚剧”、“鲁西南鼓吹”；小者如“西安鼓乐”、“常德丝弦”、“长阳薅草锣鼓”、“沪剧”、“锡剧”等，这种明确的地理区域标示，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传统音乐十分丰富和同一品种不同的地域差别，同时，也说明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较强烈的音乐地理观念。然而，丰富的历史典籍和较强烈的地理观念并不等同于某一学科的正式确立。作为现代人文学科之一的文化地理学，直至本世纪初才由美国地理学家.索尔通过自己的著述从人文地理学中分离出来，并逐步延伸出语言地理学、宗教地理学、文化景观和艺术地理学等分支学科。在中国，由于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人为因素，很多人文学科因受到环境的“挤压”而未能得以健康的发展。只是在80年代以后，它们才逐渐复苏。其中，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受到众多学人的重视，相继涌现了一批具有填补空白作用的专著、专论。它们的出版，无疑进一步推动了各个分支学科的发展。音乐学界有关中国音乐地理的研究就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下开展起来的。首先，在同一时期，一些民族音乐学家从陆续翻译介绍的欧美民族音乐学著述中了解到，“把一种音乐与其根植之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考察，是民族音乐学最重要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包含有文化地理学性质的”。（注：沈洽：《民族音乐学10年》（《中国音乐年鉴》，1990卷，山东教育出版社）。）基于这一理论，霍恩博斯特尔和萨克斯曾提出“音乐文化圈”；巴托克、柯达依提出“音乐方言区”；梅里亚姆、内特尔提出“音乐文化区”等等相似的主张。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国音乐学界来说，它们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方法和理论指南。其次，也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文化地理学研究一度成为人文学科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中，有关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有关中国古代地域文化区的形成和划分的研究，有关文化—地理—人三者关系的研究，同样使关注中国传统音乐地理分布的学者获益匪浅，并促使他们严肃地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开始认真思考本领域的同一类学术课题。再次，受到以上两方面的学术成果的启示，不少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者以很浓厚的兴趣深入到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这一领域中去，并相继发表了一系列专论。较有代表性的如：杨匡民《湖北民歌三声腔及其结构》(1980)；江明敦《汉族民歌概论》（部分章节，1982）；乔建中《汉族山歌研究》（见“汉族山歌的分布”一节，1982）；苗晶《我国北方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1983)；李惟白《民族音乐文化色块论》(1984)；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1985)；黄允箴《论北方汉族民歌色彩区的划分》(1985)；杨匡民《民族旋律地方色彩的形成及色彩区的划分》(1987)；乔建中、苗晶《黄河流域东西部民歌区的形成及其风格特征的比较》(1987)；黄允箴《北方汉族民歌中的变宫音》(1987)；乔建中《音地关系论》(1988)等。上述专论在方****、划分依据、学术视野等方面可以说各有所宗，但它们研讨的“焦点”基本上是共同的，即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在短短的七、八年间，能把一个刚刚起步的人文分支学科推进到这样的水准，我们有理由感到欣慰。而且，就总体学术进展而言，它们称得上是中国的音乐地理学研究在学科建设初步阶段的第一批成果。然而，如果以历史留存的有关文化地理乃至音乐地理的大批文献和蕴藏在各类传统音乐中的极为丰富的文化地理学乃至音乐地理学内容衡量，那么，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只能看作是初步的。有鉴于此，为使它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作者本人提出如下建议：（一）搜集、整理有关历史文献。可以肯定地说，现存史书（如二十四史中的“地理志”、“音乐志”、“礼乐志”“律历志”）和类书中，有关音乐地理的论述是十分丰富的，只是较零散，或仅为片言只语，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包含一定的学术价值，为此，我们应该加以全面搜集，系统整理。（二）分门别类、细致深入地积累、研究中国各种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资料，并逐一绘制出它们的空间分布“地图”。以往的“视角”和研究对象，大都集中于民间歌曲方面。而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现象，由于历史积累期的漫长和地区间的相互交流，使得一些地区各类品种（注：这里主要指民间音乐中的民间歌曲、民间歌舞、戏曲、说唱、民间器乐和佛乐、道乐、七弦琴音乐等。）俱全，一些地区仅有其中几类；一些地区以一两种为主，兼备其它，呈现了相当复杂的状况。为了将来进行整合性的研究，音乐地理学家应首先做的事，就是或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最好是地理的分区）地填写各类音乐的分布情况；或依体裁、声腔、器乐品种、剧种、曲种、歌种为系统，一一绘制出它们的空间分布图。这将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音乐地理分布的“基础工程”。（三）在掌握以上资料的基础上，或从整体、或以某一特定品种进行有关地理—音乐—人三者关系的全面研究。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学术课题。根据作者在《音地关系论》中提出的看法，它们至少有三层关系，即地理地貌与体裁分布之间的“表层关系”；地理地貌与音乐风格区之间的“深层关系”；特定的地理环境与特定的音乐品种或风格之间的“储存关系”。其中，“深层关系”即音乐风格区的形成与划分问题，又进一步涉及到划分的依据、条件等，对此，以往学术界见仁见智，存在着一系列繁难的课题。本领域只有在不断地积累材料、把握整体、细致分析的前提下，才能发现一些接近科学的结论。（四）严格把握本学科在整个学术领域的地位，随时吸收姊妹学科的新方法、新成果，在人文地理学的全面发展中进行本学科自身的建设。在人文地理学中，文化地理学是一个相对后进的学科，而在文化地理学中，音乐地理学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学科，因此，要使音乐地理学健康地发展，就应不断地从包括自然地理学在内的社会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军事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及历史地理学中汲取营养。例如，仅区划问题，就涉及音乐的地理分布与语言、行政、自然物候、民族、经济等区划的关系，我们应该从其相对科学的划分依据中得到某种启示。作者以为，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注意到以上几个方面，那么，我们就会使音乐地理学的研究步入到一个新的层次，而且，音乐地理学学科建设也会随之兴盛繁茂。作者更加相信，中国音乐地理学是一个有远大前途的新兴学科，它的蓬勃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民族音乐学的面貌。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音乐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应用。在乐曲种类中，民歌是最受欢迎的种类之一。音乐民歌是指反映地方或某一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及情感的歌曲。音乐民歌是最为接地气的音乐形式之一，它闻所未闻的不足以形容其巨大的文化和历史价值。音乐民歌常常是通过民间口头传播而流传下来，它赋予了文化的种子萌芽，地区文化的特色和人民生活的文化痕迹都深深地融合在这些音乐民歌当中。音乐民歌在中国各地的文化瑰宝当中占有一席之地。而音乐民歌的形式多种多样，又因地域及各族文化的差异而具有很强的特色和美感。例如，在中国西北地区，有著名的陕北民歌和甘肃民歌；在中国东北地区，盛行锡伯族、满族、鄂温克族等各民族民歌；在中国南方地区，有晨昏钟及环纽舞曲，贴近人们生活的民族歌曲又比比皆是。这些民歌除了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更承载着深厚的人文意蕴，带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人文色彩。在当地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时常通过歌唱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考，同时也通过民歌来传承文化，传递价值观念，从而实现共同体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音乐民歌的价值不仅仅是文化上的，还具有社会价值和教育价值。音乐民歌的创作和演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传统教育的一部分，既象征着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同时亦教育着人们纪律、团结、友爱和自尊心等方面的价值。此外，音乐民歌在传递情感方面也具有纯熟的技艺，让人们感受到更多的情感反应和表达方式。通过对音乐民歌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民族文化、了解民族习惯、理解民族背景和传统。同时，音乐民歌也是一种文化遗产，是我们传承和继承的重要物质财富。因此，保护音乐民歌、发掘音乐民歌、传承音乐民歌是我们在音乐领域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相信随着音乐民歌价值的不断发掘，我们能够更好地体验她的独特魅力和韵味。总之，音乐民歌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重要的文化遗产。通过研究和传承，我们要让音乐民歌继续传递下去，让更多人感受到音乐的美丽和文化的瑰宝。

音乐民歌是一种特殊的音乐形式，已经成为了各个文化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这是因为软弱无力的人们通常以其和音乐来传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音乐民歌通常由简单易于记忆的歌曲构成，歌曲经常涉及社会问题，在政治、文化、经济和莫拉尔方面传达着信息。音乐民歌起源于十七世纪，当时许多流行音乐以娱乐为目的。但是，随着技术、教育和文化交流的发展，音乐范围扩大了。从那时起，许多歌手开始在他们的音乐中揭示当地的文化和社会问题，逐渐演变为音乐民歌。音乐民歌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不同的音乐民歌具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和背景，而有些被尊重的音乐民歌如“美洲狮”，“We Shall Overcome”和“Auld Lang Syne”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传。这些音乐民歌能够提高人们的觉知，并成为对文化传统和时代发展的独特见证。音乐民歌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的原因是因为其直观的乐器和歌词能够简单地传达人们的意思和情感，而又不需要学习过多的音乐理论知识，因此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此外，音乐民歌通常具有较低的技术门槛，因此可以在家庭、社区和学校中进行。因此，它成为了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重要载体，并成为了文化传统的重要保护者。最后，音乐民歌已经成为世界的文化宝藏之一。它不仅承载着人们的传统和文化价值观，而且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政治、历史、文化和道德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重视音乐民歌，保留和发扬它们的传统，以赞扬那些用音乐倡导公正、平等和自由的艺术家们。

山歌是产生在大山里面，山歌的文化确实全人类的，为什么还受地域限制，山里的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山歌才对

客家山歌是客家文艺中的奇葩。专家对它的定义是：“客家山歌是扎根在客家地区、在山间野外抒发内心感情、为广大客家群众所喜闻乐唱的一种短小的歌唱艺能。” 客家山歌形式丰富，种类繁多。从形态上看，可以分为“本体山歌”、“山歌号子”、“加头续尾山歌”、“叠字山歌和叠句山歌”、“尾驳尾山歌”。“问答式山歌”、“绝气山歌”等；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爱情山歌、劳动山歌、革命山歌、感叹身世山歌、戏谑娱乐山歌等。但不管是什么内容、什么形态，大多是客家男女在“冈头溪尾，肩 挑一担，竟日往复”即兴吟唱出来的，是客家劳动人民从肺腑流出来的天籁之声。 旧时汀州有“山歌之乡”的美称，一提到唱山歌，大家就来劲了，你听： 要唱山歌只管来，拿条凳子坐下来。唱到鸡毛沉落海，唱到石头浮起来。 要唱山歌就来唱，唱到日头对月光。唱到麒麟对狮子，唱到金鸡对凤凰。 客家妇女与山歌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有道是，“客家山歌最出名，首首山歌有妹名。首首山歌有妹份，一首冇妹唱唔成”，离开了客家妇女，也就没有客家山歌了。 客家山歌中数量最多、最精彩的是爱情山歌。歌者绝大多数是不识字的耕夫农妇，艰辛的劳动和朴实无华的生活是他们创作灵感的来源。歌声缘情而发，天真而又直率。客家爱情山歌语言生动朴素，取譬设喻巧妙，贯穿歌中的感情真挚热烈，抒发男女间的爱慕和相思，表现爱情的悲欢离合，可以与十五国风、南朝子夜歌媲美。 例如，一对男女初次相识，互相有了好感，男方就用山歌试探对方的心意： 十八老妹嘀嘀亲，浑水过河不知深，丢个石子试深浅，唱支山歌试妹心。 女方出于慎重，同时因为娇羞，迟迟没有开口。男方急了，再送过一首山歌，把女方的嘴巴比作铁打的荷包，盼望有一把利刀去打开它： 心想上天天咁高，心想恋妹妹咁刁。铁打荷包难开口，石头破鱼唔似刀。 于是女方终于开口了，也用巧妙的比喻，婉转地道出了自己心中喜悦，但不敢贸然表示的心情： 刀子斫柴筢子筢，老妹有事藏心下。老妹唔曾同郎讲，好比杨梅暗开花。 等到了解了对方，心中主意已定的时候，姑娘便敞开了心扉，用最美好的语言赞美情郎： 十八亲哥笑融融，肉色笑起石榴红。牙齿赛过高山雪，眉毛赛过两只龙。 于是双方互表心迹，男方唱道： 郎有心来妹有心，唔怕山高水又深。山高自有人行路，水深自有摆渡人。 女方唱道： 六月食冰冷津津，老妹喊哥放下心。亲哥好比杨宗保，老妹好比穆桂英。 进而是双方互赠定情礼物，也用山歌表达。女方送的是亲手编织的草鞋，新颖的式样，绵密的针脚，蕴涵着姑娘的浓情蜜意： 郎有心来妹有心，做双草鞋打钩针。鞋面斜起胡椒眼，鞋底打起鲤鱼鳞。 男方送的是特意新买的凉笠，寄托着小伙子对姑娘真切的关心： 新买凉笠四块绸，送给老妹抵日头。这得日头档得雨，唔怕大风吹烂绸。 情人眼里出西施，情人之间总是希望长相守，一刻也不分离。对于这样的道理，客家人喜欢用人们常见的事物来打比方。有一首上杭客家山歌唱道： 春天里来插菜秧，妹妹好比月光光，阿哥好比星子样，夜夜陪妹到天光。 客家妹子大多是直性子，她们主张追求爱情要直爽、热烈，不喜欢畏怯迟疑、遮遮掩掩。你听，汀江岸边浣衣的客家妹子唱得多么豪爽大方： 你要莲花快向前，你要恋妹莫挨延，世间只有船泊岸，盲曾见有岸泊船。 正在汀江中弄潮的客家小伙子同样是快性子，你看他竹篙一点，船儿箭一般朝岸边驶来，汀江上立即回响起他热情幽默的歌声： 撑船撑到大路边，唔晓老妹要搭船。妹要搭船开句口，亻厓哥立即就泊船。 客家妹子认准了心上人，就全副身心地投入到爱情中，爱得缠绵、执著、死去活来。你听这首长汀山歌： 郎是岭中长年树，妹是岭中百年藤哎，树死藤生缠到死嘿，树生藤死死也缠，咧嗨哟。郎是岭中长年树，妹是树边长生藤哎，树生藤死永唔离嘿，藤长树生万万年，咧嗨哟。 这首歌热烈、朴实，甚至带点野性，表达了对生死不渝的爱情的追求。另有两首上杭山歌，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郎有情来妹有情，两人有情真有情；两人好到九十九，麻衣挂壁不丢情。郎有情来妹有情，两人有情赛赢人。黄鳅生鳞马生角，铁树开花不丢情。 生也魂来死也魂，死喱两人共墓坟；周年百日共碗酒，纸钱烧落两人分。 麻衣挂壁、扫墓时烧纸钱、设酒祭奠等都是闽西客家的民俗，歌中将这些民俗事象吸收进来，又巧妙地运用“九十九”、“麻衣挂壁”、“共碗酒”、“两人分”、黄鳅生鳞马生角，铁树开花等民间象征永恒和友好的词语，反复渲染双方生生世世恩爱相守的感情，造成强烈的艺术魅力，感人至深。 对于劳动人民爱情生活的方方面面，闽西客家山歌都有所涉及，都留下了动人的篇什。下面这首《老妹连郎望久长》，表达的是男女青年因同劳动而生情，进而希望能结成夫妻，白头偕老： 三月莳田行对行，阿哥莳田妹送秧。阿哥莳田望割谷，老妹连郎望久长。 有的表露等待情郎的细腻深沉感情，如《老妹低头等亲哥》： 一坡过了又一坡，坡坡竹子尾拖拖。竹子低头食露水，老妹低头等亲哥。 还有一首《老蔗总比嫩蔗甜》，是一位热恋中的女子用巧妙的譬喻，向比她年轻的恋人表达心声： 芋子细细芋叶圆，老妹咁大哥唔嫌。好比入园摘蔗子，老蔗总比嫩蔗甜。 由于封建礼教布下的天罗地网，自由恋爱困难重重。下面这首山歌反映的就是女子爱情受阻左右为难的心情： 左也难来右也难，好比鱼子在深潭。上潭又怕鸬鹚打，下潭又怕网来拦。 送郎送到大路边，送郎送到古井前。古镜上尘难见面，头顶笠麻隔重天。 但是也有一些“野性”男女，敢于冲破一切阻力，敢于用热血和生命为代价，去追求诚挚的爱情。下面这首山歌，就是一位热血女子发出的冲破封建罗网的呐喊： 生爱连来死爱连，唔怕官司在眼前。杀头好比风吹帽，坐监好比逛花园！ 诸如此类的客家情歌不胜枚举。有人说“山歌又几乎是情歌的同义语”，虽有夸张，也还近实。根据调查，客家男女团唱山歌情投意合而结成夫妻的情况并不多，唱山歌表达爱情又常常被人认为淫荡、不正经，受到种种阻挠和束缚。因此可以说，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下，在各种畸形婚姻的牢笼中，客家人大量的爱情山歌只是以此浇心中的块垒。客家爱情山歌的蓬勃兴盛，正好折射出客家人婚姻的普遍不幸。也就是说，至少在晚近以来，客家人有较自由的社交，有压抑不住的爱情，但在旧时代，爱情是爱情，婚姻是婚姻，由爱情走向婚姻的毕竟是极少数。

是啊 ！是丁明明个七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