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是一个年青的城市，它的形成和发展走了一条与其他城市迥然不同的历史。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沙俄以联合制日为诱饵，诱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攫取了在东北修筑和经营中东铁路（也称东清铁路、东省铁路）的特权。1898年6月，沙俄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部三线，同时开始相向施工。并以哈尔滨为发端，加速了对哈尔滨和铁路沿线地区铁路属地的扩张和殖民统治的进程。沙俄殖民者把中东铁路管理局设在哈尔滨，作为东省铁路的建设中心和总埠。从此，哈尔滨由一个古老的城镇，演变为沙俄侵占的殖民地城市。
哈尔滨近代产业工人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中东铁路开工建设，在哈尔滨沙俄等外国资本主义的工矿企业，在旅俄华工中，在中国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企业中产生了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一般认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才开始在中国传播。事实上，在十月革命前，马列主义就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组织）直接传入中国，长期饱受帝国主义欺侮的哈尔滨产业工人，最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较早地觉醒。哈尔滨铁路产业工人和旅俄华工最早接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并与在华俄国工人斗争相结合，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中国工人、俄国工人和革命的护路士兵与沙俄残余势力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
哈尔滨与俄国毗邻，位于东北北部又在西满、南满铁路的交汇点上。由于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以哈尔滨为中心，贯穿西伯利亚的中东铁路成为马列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特殊便捷通道，称之中国革命的“红色之路”。中东铁路火车一响，给哈尔滨送来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途径传入哈尔滨，马列主义的传播比国内其他地区、城市都早和广泛。
一、哈尔滨铁路产业工人是传播马列主义的主力军
中东铁路修筑后，在中国的山东、河北以及东三省招募大批中国工人外，铁路当局还从俄国国内招募了一批俄国工人，据1916年统计，被招到哈尔滨的俄国铁路员工达一万余人，加上从事其他职业者约有三、四万人。
沙俄在修筑中东铁路的同时，在哈尔滨松花江左岸，建设了组装和修理机车车辆、铁路器材的中东铁路哈尔滨临时总工厂(1907年改为哈尔滨总工厂，也称三十六棚总工厂、中央机械厂，即哈尔滨车辆工厂的前身)。总工厂于1907年正式投入使用，设有11个分厂，有中俄工人2000人左右，其中中国工人1600人左右。这部分工人除了被招募来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外，还有来自天津北洋机器局和吉林机器局的工人，他们成为工厂的技术骨干，而且团结性也比较强。这个工厂是当时东北北方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大工厂。哈尔滨铁路机车机务段（俄语音译“地包”，现扶顺街一带）有1500多名工人，其中有一半儿是俄国人。加上部分铁路总工厂的工人，形成了哈尔滨最早的产业工人队伍。
从1898年到1911年，哈尔滨铁路、机械制粉、机械卷烟、电业、电车、航运工人以及生产规模较小企业的印刷、纺织、铁工业工人等产业工人总数达2万余人。随着哈尔滨工业企业的发展，到1930年前后产业工人增至9万人左右。同期，手工业工人发展到2.5万人左右；产业工人总数达10万人上下。哈尔滨的工人阶级队伍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起就富有强烈的反抗性、革命性和斗争性。
俄国十月革命前，俄国的革命者不断到哈尔滨开展活动，对产业工人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中俄两国人民开始建立了革命联系。1905年11月，在哈尔滨俄国工人中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人团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活动主要在中东铁路哈尔滨临时总工厂。这个组织的负责人舒米雅茨基(后担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当时化名西林，在总工厂以车工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此后，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先后建立了哈尔滨临时总工厂和铁路印刷厂等俄国职工联合会组织。1907年在哈尔滨召开工团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由7名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对外以“俱乐部委员会”的名义公开活动，统一领导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各工会组织的革命斗争，并在中国工人中开展了系统的宣传工作。
1907年1月9日，是俄国革命二周年纪念日，哈尔滨中东铁路工人为反抗沙俄侵略暴行，举行罢工集会，约占四分之一的中国工人参加了罢工和集会。同年4月，总工厂机车分厂的中国工人吴泰，在工人中宣传俄国工人每年都纪念“五一”节的情形，发动中国工人也纪念“五一”节。5月14日(俄历5月1日)，哈尔滨的中东铁路中俄工人，在松花江江北江心岛（现太阳岛一带）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许多学生、市民赶去参加，有万余人参加纪念大会。会上提出了反对剥削压迫，改善生活待遇，实现8小时工作制而斗争的口号。这是中国工人第一次庆祝自己的节日，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12年2月，俄共（布）党员纳姆·格里戈里耶维奇·布尔特曼被派到哈尔滨，在中东铁路工人中进行革命活动。1921年初，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立后，在哈尔滨设立了驻满联络处，负责人为阿勃拉姆松，兼哈尔滨和中东铁路地区俄共（布）的领导，做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
为了团结中国工人和俄国工人共同行动，俄国布尔什维克，经常在中国工人中进行联络和宣传动员工作。舒米雅茨基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不仅与中国工人联系，在他们中间有计划地经常进行工作。不仅帮助他们提高觉悟，而且还培养他们成为中国人民反对清朝****的先锋队”。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最早得到胜利消息的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的铁路工人，并为之欢呼。中东铁路俄国工人、护路队士兵，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成立了工人士兵苏维埃，组成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从中东铁路白俄局长霍尔瓦特手中夺权，后由于中国当局和各国驻哈尔滨领事馆的干涉，这一计划没有实现。但俄国工人、革命的士兵与沙俄残余势力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11月12日，在哈尔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发布了《告满洲全体公民书》，号召在东北地区的俄国侨民和中国工人：坚决支持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的决定，支持他们对资本家和地主前临时政府的斗争。这一号召，首先得到哈尔滨的工人和俄国革命士兵的支持，11月20日，秋林洋行的全体职工举行了罢工。11月20日，中东铁路工人和革命的俄国护路队士兵召开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决议》。
1918年2月28日，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中东铁路职工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讨论了中国工人的组织问题，号召“团结和联合中国工人，为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敌人，同敌人而斗争。”在其影响下，哈尔滨总工厂的中国工人建立了第一个工会——三十六棚工业维持会（1919年改称三十六棚工业维持会）。这个工会初建期间，与俄职工联合会一起，领导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工人在反对沙俄残余势力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18—1920年间，中东铁路中俄工人对盘踞在中东铁路的沙俄残余势力和白匪军以及外国干涉者，掀起了4次全路大罢工。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的中俄工人，全路大罢工使中东铁路完全瘫痪，特别是发生在1918年9月的第二次大罢工和1919年7、8月的第三次大罢工，使干涉苏俄革命的协约国
军列不能发出，切断了对白俄军高尔察克的后勤供应，有力地支援了苏俄红军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斗争，使苏俄东方战线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苏俄红军进入了西伯利亚。同时全路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沙俄残余势力对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的统治。发生在1920年3月的第四次大罢工，将把持路务17年之久的中东铁路管理局总办霍尔瓦特赶下台。在哈尔滨产业工人运动影响下，其他行业工人罢工斗争也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达百余次。
在这期间，旅俄华工大批回国，也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北方的传播。旅俄华工是沙俄侵华政策的产物。从1898年到1900年7月，据有关史料统计，至少有20万华工分布在伊尔库茨克、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阿穆尔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等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皇政府为弥补劳力不足，又掀起一次招募华工的高潮。1906至1910年，约有55万华工到达俄国，除一部分留在中东铁路做工外，大部分进入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十月革命前，有近100万华工到达俄国。其中先进分子同俄国工人一起参加了一系列的罢工运动，有了一定的革命觉悟。
俄国十月革命，使广大华工目睹了俄国工人求得自身解放的光明前途。旅俄华工和俄国工人经受共同的压迫、共同的阶级利益而走到一起了。旅俄华工在现实斗争中感悟到，求得自身解放就得向俄国革命学习、“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俄断交，旅俄华工联合会根据广大华工的要求，曾与苏俄政府谈判华工回国问题，当时北京政府唯恐华工回国带来过激思潮，设法阻挠华工回国。但仍有数万计的华工通过中东铁路陆续回国，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留在哈尔滨谋生。这些华工回国，不仅壮大了哈尔滨的工人队伍，而且还成为马列主义的宣传员，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觉醒。哈尔滨各界民众如沐春风般，较早地感知到了这场革命思潮的到来。
旅俄华工不仅带回了《旅俄华工大同报》、《华工醒世报》、《社会警钟》等报刊和大量宣传十月革命的书籍，这些书籍在哈尔滨流传后，给工人阶级以很深的影响，而且还将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和亲自听到的有关俄国革命和马列主义思想，传播给周围的人。旅俄华工接受马列主义比全国各地在“五四”运动前后出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知识分子接触到马列主义还要早，他们传播马列主义从开始不是为了探求学理，而是为了求得自身解放接受马列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旅俄华工这一特殊群体，通过各种途径与国内的革命者联系，共同播撒革命的火种，成为一支传播马列主义特殊的队伍，并在沟通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建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这期间哈尔滨的工人运动，无论在规模和觉悟上，在东北乃至全国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哈尔滨工人阶级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这一时期的罢工斗争，为支援十月革命和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做出了贡献。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哈尔滨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最先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哈尔滨涌现出一批新文化和新思想以及具有初步社会主义思想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倡导、热心传播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着名教育家邓洁民（黑龙江宾县人）是先进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邓洁民是天津南开学校学生，后留学日本，1917年回国。1918年4月，在哈尔滨道外二十道街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东华学校(现市第二中学)是早期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基地之一。他赞成列宁的主张，具有改革思想，立志把华东学校办成“兼重德、智、体三育，以养成爱国精神，陶铸济世能力，培植社会中坚人才”的摇篮。
邓洁民在华东学校每周末向全校学生作时事报告，进行爱国教育。他还在学生中建立青年会、爱国会、讲演会、季报社等团体；师生间还联合组成国文学会、英文学会、体育会和新剧团等，广泛开展各种进步活动，人们把东华学校称之为第二个南开学校。共同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倾向革命、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师生队伍。
当时协助邓洁民办校的张西曼先生，是留俄学生，毕业后留在哈尔滨铁路交涉公署工作。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他曾多次赴苏俄考察，接触到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着作，回国后向东华学校师生介绍俄国革命经过和列宁主义。1919年7月，张西曼去北京大学和俄文专修馆任教，并同李大钊、陈独秀等组织了秘密的社会主义学说研究会，仍与邓洁民和东华学校保持联系。
1918年7月，留日爱国志士王希天从日本回国来到哈尔滨，投奔邓洁民。王希天与邓洁民都信奉基督教，同在日本留学时被推举为中华留日美以会执事。当时，日本政府向中国段祺瑞政府提出了21条的无理要求，胁迫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军事密约，共同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这激起了留日学生的义愤。作为拒约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王希天来哈，主要是考察帝国主义国家出兵西伯利亚情况，探索俄国革命经验。在哈期间，王希天经过认真考察和阅读马列主义报纸、书刊，使他深受鼓舞。他大声疾呼“基督教徒应接受社会主义洗礼”，称他与邓洁民的友谊为“马克思与安格尔(恩格斯)二人自命呼”相约适当时机赴俄、德考察。
邓洁民为办好东华学校，先后从关内聘请了一些进步教师，多数是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学生，有的是他的同期好友。如赵松年、霍占一和刘天佑等。另外还有北京各大学的学生。张昭德(又名张晋)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曾在北京参加社会主义学说研究会。毕业后，由张西曼推荐来哈尔滨，被邓洁民聘为该校俄文教员。他到哈后仍与北京的李大钊、罗章龙、张太雷等保持联系。在东华学校任教期间，与邓洁民一起学习和研究俄文版的红色报刊和马列主义着作，通过周末时事报告会向全校学生讲解。张昭德还与在哈尔滨的苏俄团体和共产国际驻满代表建立联系，为一些赴苏考察和工作学习的中国知识分子牵线搭桥。
周恩来与邓洁民的友谊是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开始的，以后一直保持联系。1917年暑假，周恩来乘去沈阳看望伯父之便，专程北上来哈看望邓洁民，对其筹办东华学校给予热情支持。
1920年7月，因领导学生运动刚刚出狱，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临行前再次来哈看望邓洁民等校友。这次来哈已经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和马骏等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的周恩来，在东华学校师生中发表演说，介绍“五四”运动情况。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的，是李大钊。十月革命之后，他独具慧眼，首先指出这个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他说，一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历史眼光，努力地去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李大钊与邓洁民是同乡，在日本留学时结为好友，一直保持联系。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一段时间里，李大钊曾经介绍一些赴苏的共产主义者和共产党员路经哈尔滨时到东华学校住宿或求助邓洁民。例如，张太雷几次赴苏往返都住在东华学校，并由邓洁民协助办理出国。
1921年5月，朝鲜共产党在伊尔库茨克举行建党大会，有许多朝鲜代表通过哈尔滨赴苏，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曾被安排住在东华学校，免受日本特务的迫害。东华学校曾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赴苏人员的落脚之地，成为早期马列主义传播的重要基地。
三、以哈尔滨为中心，中东铁路成为中国传播马列主义的“红色之路”
18世纪末，在飞机还没有被运用到民航的时代，中国通往苏俄的交通路线很多，但哪条路线都不如走中东铁路这条路线便捷。由于中东铁路的建成，使中国铁路与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相通、成为连接亚洲和
欧洲的重要交通要道。这条道路与中国革命先驱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一条通往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红色之路”。哈尔滨成为这条红色之路的必经之地。这条红色之路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形成，但真正发挥作用还是在十月革命以后。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迫切需要有一个世界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对各国革命进行协调和指导。在列宁领导下，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于1919年1月在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十分关心东方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同这些国家的革命力量建立密切的革命联系，帮助建立共产党组织。此后经常派人到中国帮助建党和宣传马列主义。
同时，中国的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了学习俄国革命经验，不断从四面八方来到哈尔滨，然后通过中东铁路奔赴苏俄。
最早与李大钊会见的俄共(布)党员纳姆·格里戈里耶维奇·布尔特曼，就经常通过这条红色之路来往于苏俄和天津之间，他1915年随父母由俄国来中国，定居哈尔滨，在哈尔滨读中学，早年从事学生运动。1917年曾在哈尔滨组织青年学生革命同盟，后改为青年共产党支部，布尔特曼为该支部负责人。同年他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不久调海参崴工作。1919年2月又被派回哈尔滨从事革命活动，其间，在哈尔滨中东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五四”运动后去天津，并与李大钊、邓中夏等建立了联系。
旅俄华人杨明斋以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身份来华考察。杨明斋（又名杨好德），1901年到海参崴谋生，后参加俄共（布）领导的工人运动。十月革命后加入俄共（布），在海参崴以华侨联合会负责人身份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3月，共产国际决定派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了解中国国内情况，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同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南亚书记处”。杨明斋以维经斯基翻译的身份一同来华，多次往返于哈尔滨。由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帮助建党的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吴廷康)、库兹涅娃(维妻)、斯托扬诺维奇、马林、优林、达林、越飞、鲍罗廷、崔可夫等，都是通过这条红色之路到中国的，他们都在哈尔滨留下革命活动的印迹。
1921年1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立后，在哈尔滨设立了驻满联络处，担任该处负责人的阿勃拉姆松也是哈尔滨长大的，曾担任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部主任。驻满联络处主要负责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及其组织的联络工作，采取各种方式护送来往于中苏之间的革命者。阿勃拉姆松还曾兼任对哈尔滨及中东铁路地区俄共(布)组织的领导职务，做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
1920年10月，最早以新闻工作者赴俄考察的瞿秋白和当时被誉为新闻界“释迦牟尼”的俞颂华等人途中在哈尔滨滞留50余天。在哈期间，他们进行了新闻采访活动。瞿秋白通过找在哈的俄国共产党人谈话，采访俄国职工联合会会长，参加俄侨纪念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等活动，他在哈尔滨第一次听到了《国际歌》，使他耳目一新。他在《饿乡纪程》一书说：“在哈尔滨一个半月，先得共产党的空气”。
1921年春，张太雷受中国共产党筹建组织的委派，去苏俄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创始人之一俞秀松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都是路经哈尔滨去苏俄的。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从1921年11月至1924年5月间，路经哈尔滨去苏俄的中国共产党人有30多人，其中有：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张国焘、王尽美、邓思铭、高君宇、邓培、林育南、夏曦等；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第五次和第二次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的陈独秀、刘仁静、王俊、李大钊、王荷波、彭述之和刘清扬等。李大钊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来去都在哈尔滨停留，住在同乡王芳田在道外开设的宏昌茂杂货店里。李大钊还送给王芳田带有列宁像和镰刀斧头图案的苏联建国银币作纪念。向王芳田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经济建设情况，并断言中国革命非走俄国人的路不可。
十月革命后，共产国际鉴于情报和交通联络的需要，在我党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在哈尔滨建立了国际交通局。在哈尔滨及满洲里、扎赉诺尔、密山等国境线地区续建了5个交通站和联络处。这对加强东北地区党组织与党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联系，起了一定的作用。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为保证中共“六大”代表安全赴苏，中共中央指派中共哈尔滨县委在哈尔滨设立了秘密接待站。前后接待、护送了40多位“六大”代表通过红色之路去莫斯科。这一年春天，哈尔滨地下党就在哈尔滨道里外国四道街14号，秘密地开始了护送中共“六大”代表的工作。县委指派中共党员李纪渊负责接待站的工作（李纪渊先后担任共青团北满地委书记、共青团哈尔滨县委书记）此外，党中央还派在中共中央妇委工作的杨之华(瞿秋白的夫人)带着小女儿瞿独伊从上海到哈尔滨，协助哈尔滨县委完成接待任务。
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哈尔滨开辟为商埠，成了资本主义、帝国列强经济竞争、政治角逐的大舞台。哈尔滨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国际性城市，各国政治、经济势力，纷纷涌入哈尔滨设立外国领事馆。俄国于1907年1月最先在哈尔滨设立了领事馆。此后，日本、美国、西班牙．英国、德国、法国等19个国家陆续在哈尔滨设立领事馆。有33个国家的16万余外国侨民聚集这里，最多时曾达20多万人，甚至一度超过了居住在哈尔滨的中国人的数量。由于国际大都市的逐步形成，有相当一部分懂俄文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哈尔滨工作和生活。所以，一些红色的俄文报刊和书籍，成为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媒介。哈尔滨成为马列主义广泛传播的中心。
当时，在哈尔滨出版的俄文报刊最多时达到30余种，1903年全线通车时，哈尔滨出现了《哈尔滨公报》，1905年日俄战争后，沙俄被迫从我国东北的南满撤退，即着手经营北满，为此，陆续出版了多种官方俄文报纸。
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哈尔滨俄国工兵苏维埃和职工联合会的成立，还相继出现了一些红色俄文报刊。人们当时把俄文报刊分成红党、白党和中立三种。其中红党俄文报刊主要有：《劳动之声》(哈尔滨俄国工人士兵苏维埃创办)、《新生活报》(原为官方报纸，十月革命后转变为红色报纸)、《学生之声》(哈尔滨学生联盟创办)、《前进报》(中东铁路俄国职工联合会创办)、《南方社会主义革命者报》(全西伯利亚青年社会主义者在哈机关报)、《通报》(中东铁路职工联合会创办)、《论坛报》(中东铁路职工联合会创办)、《风闻报》(俄共(布)在哈创办)、《回声报》(苏俄在东三省的机关报)等10余种。这些报刊，由于经常宣传革命真理，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使哈尔滨当局十分恐慌，有的报刊出版时间不长，即被当局以宣传“过激主义”予以查封。
《前进报》，1920年2月下旬，由俄国布路职工联合会名义创办的俄文报刊。该报经常发表俄国国内的工人斗争、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文章，在哈尔滨有很大政治影响。1921年4月，哈尔滨中国当局以宣传过激罪名，逮捕了该报主编海特，该报停刊。
《论坛报》译音《特里布那报》，是继《前进报》停刊后第二个中东铁路职工联合会机关报，1922年8月后，因宣传马列主义曾被“告诫三次，处罚二次”。1925年4月22日，该报以中苏关系为题。揭露“哈
埠要人，不乏与前俄帝制余孽亲善，籍保护政治犯为名袒护白俄。”于是给该报加上“毁谤我中国三省官宪”的罪名。并指责该报经常“任便径过激主义之词，如****资本家，战胜资本主义，均成共产国等”，该报被查封。
除了在哈尔滨直接出版发行的红色俄文报刊外，还有很多是由苏俄国内出版的一些报刊和书籍，通过中东铁路传递和邮局投寄来的，也在哈尔滨民。间传阅。因此，哈尔滨中国当局非常害怕这些宣传共产主义的读物。曾千方百计通过海关搜查，邮件检查扣留销毁。根据文献记载，从民国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十五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扣留了书籍8种，报纸57种，杂志27种，合计3157件。书籍中有《工人俱乐部》、《共产党员之引导》、《共产革命》等，杂志有《共产国际联盟》、《东方之光》、《童子军》、《共产教育》、《共产党员的先导》等，报纸有《列宁真理报》、《工入报》、《莫斯科晚报》、《赤色报》、《共产青年真理报》、《消息报》、《红旗报》、《阿穆尔真理报》、《苏俄真理报》等。
尽管哈尔滨当局实行严格查禁，仍有大量的红色俄文报纸、杂志和书籍流转到哈尔滨，并且还能在哈尔滨的一些俄国人开的书店里买到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着作。通过中东铁路来往于苏俄的这条红色之路，不仅拓宽了马列主义传播渠道，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四、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哈尔滨组的建立
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震惊了世界。哈尔滨和全国一样，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和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委非常重视东北地区工人运动的开展和在东北建党的工作。
1921年末，天津“五四”运动着名领导人之一、中共早期党员马骏（黑龙江宁安县人）来到哈尔滨。马骏也是南开学生，20年代初，曾多次来哈看望邓洁民。1920年8月，马骏借在东华学校兼课之机，向学生进行革命宣传，介绍“五四”运动。他通过授课和组织演讲会、报告会等形式，向学生宣传反帝反封建和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
1921年11月，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约”确认了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中国门户开放”等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侵略要求。消息传来，哈市群情激奋。马骏通过邓洁民结识了进步青年韩铁声，在马骏的启发和指导下，韩铁声等于1922年2月首先发起成立了“哈尔滨救国唤醒团”，提出“唤醒同胞，群策群力”、“取消二十一条”、“反对国际共管中东路”等口号。随后，工、商、学各界也都迅速成立起救国唤醒团，并组成了全市总部。2月10日，哈尔滨救国唤醒团等20余个团体在道外滨江公园召开市民大会，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会后，群众冒雪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国际共管中东路”、“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由华盛顿会议激起的哈尔滨市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持续一年之久。
1921年秋，中共北京地委派地委委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到哈尔滨、绥芬河进行考察。罗章龙回北京后，向中共北京地委提出《关于东北工人的状况和在东北建党建工会的具体意见的报告》，认为北满是东北工业中心地区之一，产业工人较多且集中，较早接受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影响，觉悟程度比较高，工人运动有一定基础，建议派人到东北进行建党工作。
1923年“二七”大罢工后，中共北京地委根据罗章龙的建议，派负责北方铁路工会工作的陈为人和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李震瀛到哈尔滨进行建党、建团工作。当时《哈尔滨晨光》(以下简称《晨光报》)反映民众呼声，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陈、李即与《晨光报》主办人韩铁声取得联系，进入该报社并以记者身份广泛与文化团体、知识界接触，传播革命思想，将《晨光报》作为宣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思想阵地。在陈为人、李震瀛等人的努力下，《晨光报》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发行量剧增，在哈埠占居首位。同时，陈为人、李震瀛等还创立了“哈尔滨通讯社”，开展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宣传教育，为党团组织的成立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陈为人、李震瀛在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中，先后发展汪洁曼、李铁钧、马新吾、陈毅可、刘天佑等5人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1923年7月，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哈尔滨支部，汪洁曼任支部秘书。8月以后，中共北京区委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区委分别派中共党员陈作霖和团员彭守朴到哈尔滨工作，增强了党团组织的力量。
1923年10月，陈为人、李震瀛、陈作霖建立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哈尔滨组(亦称“中共哈尔滨独立组”)，陈为人为负责人。此时，哈尔滨有党员3人、团员6人。中共哈尔滨组的成立标志东北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进入了一个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崭新阶段，为灾难深重的哈尔滨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同年11月，陈为人、李震瀛创办了“哈尔滨青年学院”，吸引很多青年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参加学习，为发展、壮大党团组织创造了条件。
1925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直属的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任区委书记，领导包括东北三省在内的北方党务工作。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同时撤销。为进一步加强对黑龙江地区党组织的领导，10月，北方区委派刚从苏联回国的吴丽石到哈尔滨从事党的工作。吴丽石到哈尔滨后，首先整顿了党团组织，将5名党员组成一个小组，由马新吾任组长。之后，吴丽石、马新吾以小工身份进入中东铁路机车车辆总厂和铁路机车机务段，在产业工人中开展工作，成立“东铁青年协进会”作为党领导工人斗争的公开组织，并在工人中先后发展张有仁、郎勋臣、赖永卿、王光录等4名党员，成立黑龙江第一个工人党支部——由吴丽石任书记的中东铁路工人党支部。在此期间，唐山、郑州、济南陆续转来姜文周、王麟书、刘金安、韩心怦、刘湘益等中共党员，也在铁路总工厂和“地包”分别成立了三十六棚和“地包”两个党支部，书记分别由马新吾和姜文周担任。吴丽石还在大中专学校中开展学生工作，先后发展中俄工业大学学生吴宝泰、高诚儒，以及医科专科学校学生李作非、潘连山等入党。党组织除在工人、学生中加强工作外，还在店员、手工业工人以及妇女中也开展了大量工作，并在斗争中发展共青团员，成立共青团店员支部，支部书记为纪幼柏。还由进步女青年才镜石等人发起成立“哈尔滨妇女协进会”，开办女子商店，以此为阵地，教育组织妇女开展“争取男女平等”、“拯救失业女同胞”等革命活动。
1925年末，中共哈尔滨支部改组成立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吴丽石任书记，高洪光任技术书记(秘书)。1925年末至1926年初，又有共产党员楚图南、海涛、苏子元、何安仁相继到哈尔滨工作。此时，哈尔滨特支有三十六棚和“地包”两个支部、党员20余人，主要分布在车辆厂、工业大学、政法大学、医专等单位。哈尔滨特支隶属于中共北方区委。
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在工作基础较好的哈尔滨成立北满地委。1926年4月，中共哈尔滨特支书记吴丽石在马家沟比乐街召开特支扩大会议，改组哈尔滨特支，成立中共北满地方委员会(亦称哈尔滨地委)，吴丽石任地委书记、高洪光任组织部长、海涛任宣传部长。会议同时决定成立共青团北满地委，团地委书记为杨韦坚(杨宁涛)。中共北满地委领导长春以北、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党的组织，地委机关设在哈尔滨。
1926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东北三省党组织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任命吴丽石为中央驻东北特派员兼北满地委书记。到1926年底，北满地委已建立了一些基层组织。哈尔滨市有“地包”工人支部、三十六棚工人支部、大学生支部、皮鞋工人支部、警察支部、道外混合支部；中东铁路沿线有双城、安达、长春、吉林、牡丹江、横道河子等6个支部。1926年11月，北满地委有党员73人，到1927年初，党员已发展到130人。
中共哈尔滨组成立时，还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政党组织，但中国共产党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它所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它从诞生时起，就充满着勃勃生机和活力，预示着光明和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哈尔滨人民的初期革命斗争，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唤醒了广大民众，播下下了革命的火种。在斗争中，共产党人得到锻炼，党的组织得到发展、扩大，使党在人民群众中建立了基础，并成为群众运动的领导力量。为实现劳动人民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状况，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