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过程,也是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国早期的先进分子在众多的社会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丰富的理论中选择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传播,在“以英美为师”与“走俄国人的路”中选择了后者。早期传播呈现出传播内容的实践性、传播主体的多样性、传播方式的机械性的特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早期;选择性传播;特点
[作者简介]林霞,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210029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09-0006-05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那以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广泛传播阶段。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学术界有不少学者研究过这方面的课题,但多数是侧重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极少有关于选择性传播的论述。因此,本文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作一分析,以期对拓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早期”的界定
国内多数学者将“早期”界定在“五·四”运动前后,或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笔者认为,将早期界定为十月革命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更符合这一阶段的传播特点。在十月革命之前,虽然马克思主义已经进入中国,但只是零星的译介,宣传也是十分零碎杂乱的。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正式传播则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人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愿望更加强烈,马克思主义的着作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这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有条件比较全面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开始初步地比较主动地选择性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但是这个准备并不充分。因为党成立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间并不长,从十月革命算起也只有四年左右的时间。而且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时,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已经成熟,这使得我们党还没来得及从事理论研究,做理论上的充分准备,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救国救亡的革命中去。救亡压倒了启蒙。然而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很快就显现出它严重的后果,即大革命的失败。出现这种情况和早期的传播特点有关。
二、选择性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也是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一)在众多的社会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文化界非常活跃。各种思潮纷繁复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为“五·四”运动以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作为思想启蒙运动,对于冲破封建束缚,提倡科学和民主,解放思想,是有很大作用的。“五·四”运动的爆发,又冲破了思想禁锢。从事新思潮介绍的,有各阶层的各种人物,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资产阶级改良派、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对西方的各种思潮、学说几乎一概介绍的有无政府主义、合作主义、工读主义、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以孙中山、朱执信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赞成三民主义,他们赞成革命,但认为三民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适合中国,幻想通过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国家社会主义,通过阶级调和来消灭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改良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在研究“社会主义”的幌子下以各种社会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来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别内部又有不同的流派。以刘师复、黄凌霜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无政府主义,主张一切生产资料归公,废除财产私有权和货币,一切生活资料都可以自由取用;废除一切政府、军队等国家机器;幻想通过暗杀、暴动****政府和资本家。以俞愉、许绍棣为代表的一派宣传合作主义,希望通过组织合作社,进行生产、分配、社会教育和建立政权,幻想用和平方式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以周作人、黄日葵等为代表的一派赞成新村主义,他们介绍日本的“新村运动”,主张脱离现存的社会制度,另辟一块小天地,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新社会。
从上可知,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传人中国的时候,只是作为众多思潮中的其中一种被介绍到中国来的。而且最初还不是占上风的一家。最初还是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学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同时介绍进来的。如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梁启超流亡日本,作为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并谈到马克思的中国人,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着作。以孙中山、朱执信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曾学习和介绍过社会主义学说。孙中山在研究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后,提出了一些主张,如“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等。当时在知识分子中信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的人,远远多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根据自己的阶级观点和要求来解释社会主义的,不可能真正理解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思想领域发生了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为首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论战中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使科学社会主义在论战中得到了深入的传播,从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还对各种救国学说和主义进行了冷静的反复比较和缜密思考。陈独秀曾对社会主义的五种流派(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为社会主义)进行了详细的比较说明。毛泽东曾在新民学会会议上对当时各种救国方案进行比较。他认为,在各种方案中,社会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保护有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温和方法的社会主义,放任资本家。这些都是“永世做不到”的救国方案。只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所以可以采用。
可见,中国的先进分子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进行传播,而是经过实践的比较、分析以后才最终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某种理论之所以被选择并传播,“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传播,也是因为“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应该细细地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
(二)在马克思主义丰富的理论中选择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但在早期的传播中主要是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这是由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况所决定的。
从1919年开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每周评论》、《晨报》副刊、《国民》《建设》《东方杂志》等各
种刊物陆续刊载、节译或单独发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分子已经能够接触到比较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着作,主要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等。这一时期,早期的先进分子虽然初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由“社会组织进化论”(唯物史观,主要是阶级斗争理论)、“资本主义经济论”(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剩余价值)和“社会主义运动论”(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是无产阶级专政)组成。但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着作多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得出社会主义革命结论的政治性很强的经典着作,介绍和阐述马列观点的着作也多是侧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理论中只有“阶级斗争学说”被充分展现。这种情况的出现和当时中国面临的历史条件及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分不开。通过十月革命,中国人了解到“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找到一个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实践。而唯物史观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阐述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指出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因此解决社会的根本之途,应该首先解决旧的政治经济制度。这对先进的中国人是一个巨大的启蒙,因为长期依赖,先进的中国人是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解释中国与世界,而将社会物质生产、生活排除在认识历史之外,所以革命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在这种情况下,先进的中国人对传播内容的选择始终是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据不完全统计,1919～1920年,国内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达40多篇;1921～1922年达30多篇。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逐渐系统化,为中国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等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在步入马克思主义者之列的同时,又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21年7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但是,此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间还不长,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译本仅四、五本,其余的多为节译片段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介绍,而且这个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建党以前几乎没有提及。因此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理论准备不足,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内容了解不深入,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我党在幼年时期屡犯错误的原因之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明确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有系统地被介绍到中国来。1923年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除了继续宣传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以外,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不仅翻译介绍了大量唯物史观原着,还写出了研究唯物史观的着作,如1924年出版的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主要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以及对阶级、阶级斗争、国家、政党、领袖、宗教、艺术等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如果说李大钊、陈独秀主要是在社会基本矛盾方面传播了唯物史观,那么瞿秋白则传播了唯物史观的全部内容,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唯物史观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24年出版的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国内传播唯物史观的重要着作。1926年出版的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编写、自成体系、影响较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着作。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在“五·四”时期开始传播,李大钊、陈独秀等对介绍剩余价值学说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当时革命实践的需要,传播和应用的重点是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农村性质的论战的展开,亟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而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引入,才得以对中国社会性质有比较科学的把握。综观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从最早的零星翻译和转译。到集中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着,再从翻译走向编译、研究,这表明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在不断加强。此时已经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定位为诸多西方社会思潮中的一种加以介绍,而是根据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需要将其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进行传播,促进了中国人更加全面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
(三)“以英美为师”与“走俄国人的路”的选择。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先进分子为了挽救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前赴后继,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和探索。但是对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的中国先进分子而言,他们能够提出的救国方案只能是“以英美为师”。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洋务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掀起“求富求强”的运动,但西学融入中国对中体产生了冲击。鸦片战争时期“师夷”的朦胧目标也逐渐地清晰起来。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并进行“百日维新”,试图仿效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严复大力传播西学,向往英国式的民主。而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寻求救国之路的顶峰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以美国为蓝本,以西方传入的进化论、天赋****论和民主共和国方案作为思想武器,投身革命。但是,在西方国家取得过一定成效的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国却水土不服。人们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产生迷茫,甚至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人也产生了怀疑。孙中山“思患预防”的补救设计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中国的先进分子期待有一种新的救国模式出现。“五·四”前后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罗家伦等人在文章和通信中对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作过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法国革命已经过时,代表20世纪新潮流的是俄国革命。“走俄国人的路”就是在这样的比较中作出的选择。究其原因,一方面,十月革命胜利时的俄国,是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其经济、政治条件与“五·四”时期的中国有一定可比性,使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易于认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俄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对于当时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中国人而言,它无疑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此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苏俄,向中国展示了它的友好姿态,与之前俄国的态度大相径庭,令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更有好感。于是,对西方的幻想破灭,从“以英美为师”转向“走俄国人的
路”,成为一大批“五·四”知识分子的选择,这个选择客观上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进程。
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选择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吸收新营养、新见解和扬弃旧事物、旧思想的辩证否定过程。
三、传播的特点与规律
(一)传播内容的实践性。早期,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因而有强烈的实践性。这种实践性和中国早期先进分子的爱国热情,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一开始传播就不是被当作一种只是纯粹的理论和学说,而是被当作一种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和功效的救国良方来指导当时中国社会根本改造的实践。毛泽东曾经说过,哪个主义能救中国我就研究哪个主义。这种实践性始终贯穿在传播过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充满兴趣和向往,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转折点。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把实践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早期以传播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也正是实践性的反映。从文本看,早期以马克思、恩格斯着作为主,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一系列社会主义着作等,随着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又开始积极传播列宁、斯大林的着作。这些着作都具有现实性、实践性的特点。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条件下,这对于直接应用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并服务于现实,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传播主体的多样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就其主体而言,涉及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早期共产主义者。他们大多数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为了其政治活动的需要,不同程度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是最先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经济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动机。他们坚持君主立宪,反对社会革命,他们介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为了借西方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学说指导下开展革命斗争的事实,胁迫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为实现改良主义开辟道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某种彻底实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方案看成是社会主义,甚至借用马克思主义宣传自己的革命学说,他们把民生主义宣布为社会主义正是这个意图。以江亢虎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传播无政府主义时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无政府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优越,进而想说服国人要以无政府主义为理论指南。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拯救中国。由于这些人的共同努力,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随着历史的演进、实践的发展,主体出现了分化。先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少数人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悄悄脱离了联合阵线。真正信仰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只是少数进步的早期共产主义者。
(三)传播方式的机械性。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仅仅是局限于机械的理论传播,未能全面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未能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所以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大革命的失败,有其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方面来说,由于******力量超过了革命力量,实力悬殊。从主观方面来说,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我们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在后期,由于党内没有解决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占据了统治地位,从而使革命遭到了失败。这说明我们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还没有完整准确的了解,没有使两者真正结合起来,探索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突出表现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何对待民主革命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谈到了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态度。他们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一般地讲到了无产阶级应该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讲到了保持无产阶级独立性和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转变的问题。列宁在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中,进一步论述了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的重要性。他指出,革命的结局取决于工人阶级是跟着资产阶级跑,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
中国的一些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没有准确完整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主革命的思想,特别是没有接受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以前,也曾经有过不正确的认识。如中共“一大”只制定党的最高纲领,并宣布社会主义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决定对现有政党采取进攻和排斥的态度,要求党员不得同其他政党和团体有任何关系。这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缺乏正确认识的表现。同时,也反映了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够。如何以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中国革命、中国是个什么性质的社会、能否立刻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经过什么步骤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等问题,他们还认识不清。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独立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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