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民族主义开始向近代民族主义迈进的时候，西方近代思想的传入在近代中国掀起一轮巨浪，特别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进化论的思想促进了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的转变，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进化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士大夫阶层开始探索中国的出路。他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吸收先进的思想。这为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龚自珍借 “三公羊世说”提出“事物的发展都是经过初、中、终三个发展阶段。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1](p16)龚自珍认为历史是在不断变化和进步当中，“自古及今，发无不改，势无不积，实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1](p25)他的历史进步论包含着进化的思想。而魏源在龚自珍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更进一步的观点，他认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历史的发展在不断的革故鼎新，螺旋上升。虽然他们都没有明确指出进化论，但是从他们的思想中可以看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子。因此，他们掀开了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序幕。
戊戌变法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外国的侵略也在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的资本输出，不断瓦解着中国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政治上，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等纷纷站出来，宣传进化论思想。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并且把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观点融合起来，宣扬种族竞争，天演哲学等。维新派大肆宣传进化论的思想，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理论，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解放了他们的思想。中国的进化论思想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台阶。
二、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冲突
中日甲午战争之际，晚清统治摇摇欲坠，人们仍沉浸在传统民族主义情结当中：以“华夷之辩”的民族理念为核心的传统民族主义思想是人们看待一切国际关系的唯一准则。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传统的民族主义信念被迫开始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所标榜的世界主义的冲击。
以夷夏之辨为核心的传统民族主义是晚清以前聚合民族力量的主要动力。它的基本思想是“内诸夏而外夷狄”这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
然而，洋务派和维新运动体现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有志之士开始怀疑传统的闭关锁国是否真的可以保护国家，他们渐渐意识到“师夷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此，近代中国便形成“外夷狄”和“师夷狄”的冲突。而这鲜明的表现为传统民族主义排斥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入，但到戊戌前后这种“师夷狄”的救亡思路似乎已经无力回天。笔者认为，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冲突在于是否以夷夏之辨为核心，而进化论使得“夷夏之辨”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焦点，它指出人类都是动物逐渐进化而来，有共同的起源。它给予人们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如此，夷夏的本源之辩便被攻破。在进化论的引导下，体现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各种变法自强运动如雨后春笋萌发。严复以进化论的“变”、“争”来启蒙近代民族主义，挣脱传统民族主义束缚。
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字所倡导的是人们奋发图强、进行民族救亡抗争。社会进化论的自强竞争观得到许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支持。如陈独秀：与进化论相关的名词屡屡见于陈独秀笔下。《新青年》的创办也离不开进化论的传播。按照进化论的思路，陈独秀等大量引进西方学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2](p57)，进行思想启蒙。
三、严复反对封闭的传统民族主义。
以夷夏之辩为核心的传统民族主义采取闭关锁国的方法来抵御外来民族的入侵。严复则强调以民族竞争的大势来挽救民族的危亡。他指出，在生物界里，开放的“四达之地”的物种有较强的竞争里，而与世隔绝的“孤悬岛国”的物种，则竞争力较弱，一旦“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类渐湮，新种迭盛。此自舟车大通之后，所特见屡见不一见者也。[3] (p1333)因此，中华民族要走出民族危亡，首要之事，就是要打开门户，向西方学习，把中国至在整个世界的舞台中，而并非是固步自封。对”外来植物，深闭固拒，必非良法，要当强立不反，出与力争[4](p82)严复对传统民族主义的封闭性是持有反对的态度。唯有开放才，才能自立，才能进激发全民族人民力争向上，“中国近日之阽危，论者莫不知由于全国人民不能对外竞争之所致。” [5]总的来说，严复对于传统民族主义的封闭性提出了不同意见，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论断，它使迷茫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新的理论武器，同时也理清阻碍中国进步的障碍，引领人们向西方学习。
四、严复反对狭隘的“排外”“守旧”的传统民族主义
传统民族主义总是把维护祖宗之法和反对以夷变夏联系起来。而近代民族主义则强调民族就往之路是变革，即改良和革命。进化论的支持者康有为，邹容等纷纷站出来，指责这种保守的民族主义思想。其中，严复更是反对这种“排外”“守旧”的传统民族主义。而对于中西文化，严复强调二者各有体用，两者的存在并不冲突。因为学习西学，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译《天演论》自序里，严复写道：“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
严复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是这样描述传统民族主义的排外性的：“宗法社会之民，未有不乐排外者，此不待教而能者也。中国自与外人交通以来，实以此为无二惟一之宗旨。”[7](p136)这指的就是一种狭隘的“排外”“守旧” 的传统民族主义。具体地描述是：“颈欲排外有功，其事必资于知彼，而吾之操政柄者又不能也，故所为辄败。至庚子之役，使通国三十年以往之财力，捆载输之外洋，而国愈不救矣。至今物极者反，乃有媚外之象。然其外媚之愈深，其内排之益至，非真能取前事而忘之也。而自谓识时者，又争倡民族之主义。夫民族主义非他，宗法社会之真面目也。虽然，处今之日，持是义以与五洲之人相见，亦视其民品为何如耳。使其民而优，虽置此义，岂至于灭?使其民而劣，则力持其义者，将如昔商宗之计学，以利国不足，而为粳有余。不佞闻救时明民之道，在视其所后者而鞭之。民族主义，果为吾民所后者耶?此诚吾党之所不及者矣。”[7] (136--137)在严复看来，排外是传统民族主义的“真面目”：“宗法社会之民，未有不乐排外者，此不待教而能者也……而自谓识时者，又争倡民族之主义。夫民族主义非他，宗法社会之真面目也。”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社会进化论则倡导各民族处于世界大民族当中，生死存亡在于其中的竞争。因此，排外保守无法使中国走向世界，也无法使中国在交流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统民族主义的排外与守旧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进化论的出现，让严复看到了“保种”的希望，为他提供了一种思想武器。
严复敲响了亡国灭种的警钟，提出保种的主张。“所谓争自存者……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8](p5)“群”在严复看来是一种集体形象，可以代表“中国”、“黄种”等。“群”是“种”的延伸，是“民”和“族”的结合。而生存竞争包括生物与客观自然环境的斗争，也包括种内竞争与种外竞争。
首先，“盖人之由散入群，原为安利，其始正与禽兽下生等耳，初非由感通而立也。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善群者何?善相感通者是。然则善相感通之德，乃天择以后之事，非其始之即如是也。”[9](p1347)严复主张种群之间的竞争依靠的是各个种族各自的实力，个体的“体合”形成各个群的总体实力以适应外部环境的生存压力。
其次，在这个竞争过程中，形成高级竞争力的是开放的”四达之地” 的物种，而“孤悬岛国”的物种则相反，如有“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湮，新种迭盛。”将这种观念放到近代中国时局中，可以看出进化论的生存竞争观让近代民族主义与“排外”“守旧”相背离。对此严复主张中国失去竞争力皆因无法与世界正常交流。在描述世界大民族的竞争时，严复表现出强烈的“灭种”危机意识：“物类之生乳者至多，存者至寡，存亡之间，间不容发，其种愈下，其存弥难……资生之物所加多者有限，有术者既多取之而丰，无具者自少取焉而音，丰者近昌，啬者邻灭。此洞识知微之士，所为惊心动魄，于保群进化之图，而知徒高睨大谈于夷夏轩轾之间者，为深无益于事实也。”
自严复引入进化论以后，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着力创造一种氛围：一个处于世界大民族处于持续进化过程中。在这一新的历史结构中，中国与其他“种族”处于永恒的竞争状态，而“适者生存”的口号则更加突出了他们思想中对增强中华民族竞争力的迫切与焦虑。晚清的封建君主专制仍紧紧控制着普通老百姓的思想，要变革，则需要重新建立中国社会的道德和政治认同的基础，对腐败的政权进行有效变革;聚合民力，使整个社会通过一系列公平、民主的秩序的建立而有效运行;除此之外，发展国家的综合国力，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并可以维护自身的主权独立，与外界进行正常的交流合作。可是在晚清，这一切看起来希望渺茫。然而进化论提供了一种思想，一个理想：进化论阐明的历史进化规律——人类社会必然要从封建君主专制演进为资产阶级民主制，指导近代民族主义树立了“革新”的信念。康有为表达了维新志士变革传统封建专制制度、寻求中国富强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12]
综上，严复传播的社会进化论启蒙了近代民族主义的烈焰。进化论经由严复之手，变成一种社会思想影响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潮，启蒙了当时的知识分子重新审视传统民族主义和重新构建近代民族主义。世界民族竞争不断叩响中国的国门，严复力主中西交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才可“保种”，反对“排外”“守旧”的传统民族主义。至此，是否以夷夏之辨为主成为民族主义发展的分水岭。进而，严复进一步主张推翻阻碍中国蜕变的满清封建政权，建立民主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