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在对萨提·胡斯里的生平与着作进行了简单介绍后分析了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在民族、民族主义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上，萨提·胡斯里把语言和历史作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基础与构成要素，反对把宗教作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基础。在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关系问题上，胡斯里提出了反对泛伊斯兰主义的“穆斯林统一”，倡导“阿拉伯统一”的政治主张，实际上也就是以泛阿拉伯主义取代泛伊斯兰主义。
关键词：萨提·胡斯里；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教
在20世纪中东阿拉伯世界政治意识形态演变过程中，一直交织着现代政治思想(民族主义)与传统意识形态(伊斯兰教)的矛盾。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的意识形态根源之一就在于回应民族主义的挑战。因此，考察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对于深刻认识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的根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考察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既需要研究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也要分析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还要分析伊斯兰教对民族主义所做出的反应。也曾专文研究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思想挑战。而本文的目的则是通过研究着名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家萨提·胡斯里的思想，从一个侧面分析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这也是笔者近年来所从事的“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一
萨提·胡斯里(Sati al—Husri，1882一1968)出生于也门的一个叙利亚人家庭，是着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家，人称“阿拉伯民族主义精神之父”。他毕生致力于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和阿拉伯统一的政治实践。他早年曾在法国、瑞士、比利时学习，并与青年土耳其党人建立联系，受到了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熏陶。“卢梭、勒南以及赫尔德的文化语言和历史观，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赫尔德和费希特还对他的民族主义理论，起了直接的作用。”一战期间，他曾供职于奥斯曼帝国的教育部。1921年，胡斯里追随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从事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思想研究与实践活动，其思想主要集中在大量的演讲之中。二战期间的1941年，伊拉克发生政变，胡斯里被逐出伊拉克。1947年胡斯里在埃及参加阿拉伯国家联盟工作，并担任阿盟文化部长。1953年他领导创立了阿盟的“阿拉伯进步研究所”，因出版大量着作而被人们称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哲学家”、“阿拉伯的费希特”。他于1966年离开埃及回到伊拉克，1968年病逝。萨提·胡斯里一生着作甚丰，主要包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评论集》(1944年开罗版)；《新作集》(1948年贝鲁特版)；《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评论与演讲集》(1951年开罗版)：《论民族主义的起源》(1951年开罗版)；《阿拉伯主义第一》(1955年贝鲁特版)；《保卫阿拉伯主义》(1956年贝鲁特版)；《阿拉伯主义及其主角与对手之间》(1957年贝鲁特版)以及《何谓民族主义?》(1959年贝鲁特版)等。
二
在民族观方面，胡斯里认为每一个独立的人类共同体和社会集团都需要有不同的社会契约机制，而作为一个民族，“最强有力、最有效的纽带是由共同语言和共同历史形态所推导的民族纽带”。由此可见，在胡斯里看来，共同语言和共同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构成要素。他强调，“共同语言存则民族存，共同语言亡则民族亡”，语言是“民族的灵魂和最重要的因素。它甚至是社会集团各成员之间最重要的非物质的链条……因为它是交往的工具，民族之间主要的区别在于他们不讲共同的语言，它们之间分离的基础也在于此。”胡斯里还认为历史传统对于民族而言同样重要。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忘记历史传统和忘记民族语言，对于各民族都是可悲的。历史传统和语言的复兴，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复兴的开始。历史传统和语言的共同点就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意识。”“一个只保持自己语言而忘记了自己历史的民族，就如同生活在一个无意识的国家之中。”总之，胡斯里认为历史和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征服者千方百计地消灭被征服民族历史传统和语言的动机也正在于此。在胡斯里的民族观中，共同语言和共同历史是民族的主要构成因素和民族主义的基础。他认为：“语言是民族的灵魂和生命，而历史是民族的意识和记忆；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在于它有共同的语言和历史；共同历史和语言的作用在于保证一个民族潜在觉悟的复苏；历史和语言的结合，导致了民族在感情、目的、痛苦、希望和文化方面的融汇。”胡斯里认为，血缘、经济生活、地域、宗教等并不是构成民族的主要因素，他指出：“无论如何，共同的血统不应当成为任何关于民族定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共同的历史来替代更为合适。共同的历史在形成这种精神关系和创造广泛流传、有关共同血缘的神话过程中是最为重要的。”
在民族主义观方面，胡斯里把民族主义理解为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心理状态。他认为，在世界历史上，19世纪是民族主义的时代，是多民族帝国奥地利、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解体和民族国家开始出现的时代。19世纪对世界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这导致了德国、意大利和一系列东南欧国家的出现。他在一系列演讲中都详尽阐述了中欧和东南欧国家出现的历史意义。胡斯里把19世纪看作民族主义的时代，而不把16、17世纪西欧民族国家的建立考虑在内，是有失偏颇的。但胡斯里之所以重视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统一运动，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借鉴它们统一的经验，促进阿拉伯民族的统一运动。他指出，19世纪与以前历史的区别在于“民族思想是19世纪以来民族国家最重要的因素”，“19世纪以前的爱国主义意味着爱国王和王国……当另一个时期一个地区被另一个王国吞并了……该地区的人民就改变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国王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统治的，而他们的可变性完全是上帝的愿望。19世纪以来，这个信仰消失了，一个新的局势被创造出来。民族思想现在在民族国家的建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结论是：“19世纪是民族主义的世纪，但这种民族主义仅限于欧洲。因此，20世纪将是全世界人民的民族主义的世纪。”胡斯里敏感而又正确地意识到了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比较清醒地看到了民族国家忠诚正日益取代宗教忠诚和王朝忠诚而成为国家政治认同形式的历史走向。这种观点与西方历史学家波拉德(Pollard)的观点有相似之处，波拉德就曾经指出“古代的历史在本质上是城邦国家的历史，中世纪的历史是普世性世界帝国的历史，而现代历史是民族国家的历史”。
在民族、民族主义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上，萨提·胡斯里把语言和历史作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
基础与构成要素，反对把宗教作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基础。研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学者巴塞姆·梯比(Bassam Tibi)指出，胡斯里认为只有语言和历史才是社会群体的基础，拒绝把宗教视为社会群体的基础，因为宗教实践通常是由一种语言完成的，因此宗教与语言进而与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只能承认一种可能性，即“民族宗教”。从这个角度来看，只有犹太教对于维系四处漂泊的犹太民族存在是成功的，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些世界性的宗教都是失败的。胡斯里的观点所蕴涵的逻辑是，一旦一种宗教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而从民族宗教变成世界宗教，宗教作为民族纽带的功能也便随之丧失，而伊斯兰教早已从阿拉伯民族的宗教变成一种超国家、超民族的世界宗教，因此也便无法充当阿拉伯民族联系的纽带。他的结论是：“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历史是民族和民族主义形成的基础。二者的统一产生共同的情感、目标、痛苦、希望和文化。……无论如何，宗教、国家、共同的经济生活或者共同的地域都不是民族的基本要素……简言之，语言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灵魂，而历史则是民族共同意识的纪录。”胡斯里关于民族构成要素的理论是值得推敲的，甚至存在着许多偏差，但他否定将伊斯兰教作为阿拉伯民族构成要素的思想意向却是显而易见的。
三
胡斯里不仅提出了自己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思想，而且系统提出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并论证了阿拉伯统一与伊斯兰统一的关系。他坚决反对泛伊斯兰主义和地区民族主义，同时坚决主张阿拉伯民族主义，他在强调阿拉伯民族存在客观性的基础上，提出了阿拉伯统一的政治主张，并且反对埃及和叙利亚的地区民族主义，主张埃及属于阿拉伯民族，并且理应成为阿拉伯民族复兴的领袖。胡斯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阿拉伯民族是客观存在的，阿拉伯民族的分裂是帝国主义占领和人为划分的产物。他认为，“构成民族的基本要素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以及由此产生的共同的情感与性格、共同的希望与哀乐。毫无疑问所有讲阿拉伯语的人，所有阿拉伯地区的人，他们都具有这些基本要素，因此构成一个民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信阿拉伯祖国从大西洋延伸到阿拉伯湾和托罗斯山脉，包括所有讲阿拉伯语的地区。”他认为阿拉伯民族之所以四分五裂，并不是由于阿拉伯人的分歧和利害冲突，而是根据“暴虐的占领者的意愿”和帝国主义的协议造成的，“该地区现有大小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其统治期间争夺、妥协、瓜分的产物。隔开这些现有政治单位的边界无非是帝国主义国家确定势力范围、瓜分战利品时划定的界线。”他据此提出了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思想：“我们反对英国和法国，我们反抗那些控制并试图征服我们祖国的人。”
其次，阿拉伯民族应该而且也能够建立统一的国家。胡斯里主张，“为了造就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民族，恢复其失去的光荣，跻身先进民族的行列，我们应该努力使阿拉伯地区统一起来。”“我坚决认为，为了扞卫阿拉伯人民的生存，阿拉伯统一是必要的。我也认为，对于有漫长历史的阿拉伯民族的生命而言，它的统一是自然的。”他指出，“阿拉伯统一思想已经历幻想阶段、渴望阶段，进入了实施阶段。”他认为在此过程中，阿拉伯民族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克服了重重障碍，尤其是许多阿拉伯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赶走了外国军队，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也日益深入人心，这一切都为实现阿拉伯统一准备了条件。他对完成和实现阿拉伯统一充满了信心，称“我坚决相信，真正的泛阿拉伯主义精神必将冲垮一切障碍，在各个领域取得最后的、决定性的胜利。”
再次，胡斯里反对地区民族主义，特别强调埃及是阿拉伯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充当阿拉伯民族复兴的领袖。反对地区民族主义、主张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是胡斯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埃及，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阿赫马德·阿拉比、穆罕默德·法里德、塔塔·侯赛因等人，或坚持泛伊斯兰主义，或主张西方的自由民族主义，但无不强调埃及自身的民族特色以及法老文化，他们都成了胡斯里抨击的对象。他撰写了许多文章，发表了许多演讲批判埃及民族主义，认为埃及自由民族主义者相信能够创造独立的埃及民族，完全是一种虚幻意识，他认为“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有1200多年共同的历史，只有最近一个世纪左右才囿于现有的边界内。”“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语言相同，文化相同，又有如此长的共同历史，更不用说有共同的利害关系，直接的地理联系……，故埃及人民像伊拉克人民、叙利亚人民、希贾兹人民、突尼斯人民一样，是阿拉伯人民。”埃及无可置疑地属于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无论历史与文化都是如此。”他认为尽管埃及与非洲、地中海、法老、伊斯兰等地理环境和文化有特殊的联系，但都不能否定埃及的阿拉伯属性。他认为非洲仅仅是一种地理归属而不是政治归属，地中海是法国霸权主义的神话，法老文化是古代文化，而近代的埃及文化显然是阿拉伯文化。埃及也不是纯粹的伊斯兰国家，因为埃及有数百万基督徒，因此只有阿拉伯属性才是埃及的民族与文化特征。既然埃及属于阿拉伯国家，而且在政治上最强大、在文化上最发达、在经济上最富裕，地处亚非两大洲的交汇之处，因此埃及理应承担起阿拉伯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值得一提的是，胡斯里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对于战后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
在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关系问题上，胡斯里提出了反对泛伊斯兰主义的“穆斯林统一”，倡导“阿拉伯统一”的政治主张，实际上也就是以泛阿拉伯主义取代泛伊斯兰主义。
泛伊斯兰主义是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面对西方殖民侵略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潮，代表人物首推伊斯兰改革主义的着名思想家阿富汗尼，其宗旨和目标是建立一个伊斯兰的“联合政府”，包括什叶派的伊朗在内，团结在伊斯兰哈里发的周围，通过伊斯兰联盟抵制欧洲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和干涉。阿富汗尼将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旨确定为：以《古兰经》为伊斯兰民族的指南和向导，沿着先知穆罕默德的足迹，继承四大哈里发的传统，在统一的伊斯兰民族之间建立公正、安全和自由，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伊斯兰政府，作为所有伊斯兰人民的领导核心，广泛实施伊斯兰教化，追踪先人哈里发的足迹，恢复伊斯兰昔日的荣耀，让伊斯兰的旗帜飘扬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领土上。”泛伊斯兰主义在近代的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曾一度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当泛伊斯兰主义沦为奥斯曼帝国推行****统治和泛突厥主义的工具时，引起了阿拉伯民族对泛伊斯兰主义的反感，并遭到了日益崛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批判。
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关系作出最系统论述的是萨提·胡斯里，“如何处理阿拉伯统一和伊斯兰统一，如何解决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关系，一直是胡斯里着力解决的问题，他在同塔哈·侯赛因的争论中，已把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反对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问题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并竭力证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并不矛盾”。胡斯里关于泛阿拉伯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关系的理论是在分析和批判“泛伊斯兰主义精神之父”——阿富汗尼
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因为“为阿富汗尼创立的泛伊斯兰主义作为对殖民主义的政治和宗教反应构成了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武器”，胡斯里之所以与泛伊斯兰主义进行争论，在于“他看到了泛伊斯兰主义对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挑战”。在如何区分和处理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阿拉伯统一与穆斯林统一关系的问题上，胡斯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胡斯里反对阿富汗尼关于宗教共同体优于民族共同体的观点，对“乌玛”进行了现代的民族化的理解，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超越泛伊斯兰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按照阿富汗尼的观点，人类由不同的共同体构成，每一个共同体都“像个生物有机体，有其特有的架构，直接取决于其独有的灵魂，因此每一个共同体就像每一个人一样，它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它的命运、幸运与不幸都不同于其他的共同体”。阿富汗尼区分了以宗教为纽带联系和以民族为纽带联系的两种社会组织形式，并认为宗教纽带优于民族纽带。对于穆斯林而言，伊斯兰教构成了比任何民族联系都更为不可分割的文化基础。从伊斯兰教产生以来至今，穆斯林的历史表明穆斯林对宗教纽带的认同超过了对任何种族关系和民族集团团结的认同，这也正是土耳其人和伊朗人并不反对阿拉伯人统治的原因所在。尽管阿富汗尼也承认民族的存在，但他通常都强调，对于穆斯林而言，只有伊斯兰教才能构成民族的根基，历史已经证明伊斯兰教是优于其他任何纽带的联系方式。因为在伊斯兰史前时期阿拉伯人不能产生高级的文化运动，也不能以共同的阿拉伯认同为基础完成统一，只有伊斯兰教“能够在短时间内将阿拉伯民族从残暴、野蛮的原始种族提升到智慧和文明的高级水平”。
如前所述，胡斯里坚持以语言和历史作为民族联系纽带和构成要素，主张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高于一切，他所着眼的是阿拉伯民族的统一，而不是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统一。胡斯里在理论上反对阿富汗尼关于“乌玛”的观点：阿富汗尼提出的“乌玛”是宗教共同体，而胡斯里则认为“乌玛”是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阿富汗尼认为“乌玛”来源于神的意志，而胡斯里则认为“乌玛”是一个自主的实体。从中不难看出，胡斯里对传统伊斯兰政治文化中的“乌玛”概念进行了比较现代的理解，他所理解的“乌玛”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信仰为基础的宗教共同体，而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它是一个起源于欧洲思想的现代术语，尽管它仍然与伊斯兰教乌玛概念的界定具有一定的亲和性……它的运用对于阿拉伯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胡斯里对“乌玛”所作的民族化的理解已经完全超越了传统伊斯兰教和现代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作的“宗教共同体”的理解。这在胡斯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即胡斯里开始明确主张以现代的民族认同超越传统的宗教认同。他指出，“‘阿拉伯家园’(The land of the Arabs)并不仅仅限于阿拉伯半岛……每个将阿拉伯语言作为居民语言形式的阿拉伯国家都是这个家园的一部分。”“所有与阿拉伯国家相联系并且操阿拉伯语言的人，无论他作为公民的国家官方名称如何，宗教信仰如何、祖先与家族历史如何……都是一个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是一个单一的乌玛(a single Umma)：埃及人、伊拉克人、马格里布人都是这个单一乌玛一一阿拉伯乌玛的人民和分支。”“阿拉伯主义……不仅是令人惊叹的过去的繁荣，而且是即将为‘阿拉伯国家联邦’(United Arab State)产生所证明的光辉未来的起点，同时也是复兴的‘阿拉伯乌玛’(Arab Umma)通向伟大的科学与文明巅峰的开始”。
第二，胡斯里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批判了作为奥斯曼帝国统治工具的泛伊斯兰主义及其向泛突厥主义的蜕变。
胡斯里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观点并不局限在理论方面，而是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认为为奥斯曼帝国所利用的泛伊斯兰主义已经完全变成帝国****统治的工具，逐渐蜕变为泛突厥主义而丧失了伊斯兰教的内容，并且引起了阿拉伯人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怀疑和不满，这也恰恰构成阿拉伯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在胡斯里看来，1909年泛都兰主义的兴起是一个历史分界线，从此开始，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失去了它的伊斯兰教内容，而走向了对阿拉伯人‘土耳其化’的转变，这就是中东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兴起的阿拉伯民族运动新高潮的根本原因。”胡斯里的分析不无道理，因为20世纪初期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的直接原因正是以下三个因素：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民族沙文主义政策；奥斯曼帝国的残暴政策；协约国对阿拉伯人脱离奥斯曼帝国的支持和鼓励政策。胡斯里意欲说明的是，奥斯曼帝国作为伊斯兰国家的政府，一方面其残暴的****统治引起了帝国内各民族的反对，而青年土耳其人的“土耳其化”的政策使奥斯曼帝国失去了伊斯兰教的内容，泛伊斯兰主义不仅已经成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工具，而且由于帝国内各民族的独立与自治运动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可能性。因此胡斯里对奥斯曼帝国利用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作为统治工具的意图坚决反对，而对1916年的阿拉伯民族起义以及1918年起义后建立的大叙利亚阿拉伯国家做出了高度的评价，认为1916年的阿拉伯民族起义标志着阿拉伯民族的觉醒和政治觉悟水平的提高，而后者的重要意义在于建立了第一个阿拉伯民族国家。
五
胡斯里在反对泛伊斯兰主义，主张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同时还对阿拉伯统一与穆斯林统一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并且得出了阿拉伯统一优于和高于穆斯林统一的观点。胡斯里认为当时的社会舆论非常关心穆斯林统一和阿拉伯统一的关系，关于二者的关系问题，胡斯里以设问的形式列举了主张穆斯林统一的人们所提出的诸多问题：“为什么你对阿拉伯统一感兴趣?为什么你忽视了穆斯林统一?难道你看不到穆斯林统一远远高于阿拉伯统一的目标，穆斯林统一的力量远远大于阿拉伯统一的力量?难道你不同意东方宗教感情远远高于民族情感吗?为什么你希望我们把精力耗费在虚弱的民族情感之上而忽视强大的宗教感情呢?你相信语言的多样化能够阻碍穆斯林统一吗?难道你没有发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共济会和其他制度把不同语言、种族、国家和气候中的人们统一在一起吗?难道你没有发现上述差别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阻碍产生源于相互接近、为一个计划和信念协商的共识吗?难道你不知道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的每一个穆斯林都相信印度、日本和欧洲的穆斯林都是和他们并肩生活的兄弟吗?”针对上述问题胡斯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了阿拉伯统一优于穆斯林统一的原因所在：
(1)胡斯里指出阿拉伯统一的实现更具有现实可能性，实现的难度小于穆斯林统一的实现，而且阿拉伯统一是实现穆斯林统一的基础。
胡斯里面对人们的诘难，他首先进行了反问，指出“穆斯林统一和阿拉伯统一可以进行如下比较：穆斯林统一是一个可以付诸实施的理想愿望，还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呢?假如选择前者，穆斯林统一的实现比阿拉伯统一的实现是容易还是更为困难呢?(阿拉伯统一和穆斯林统一)这两个方案中的其中一个一定排斥另一个吗?有办法在不实现阿拉伯统一的情况下实现穆斯林统一吗?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加以思考和分析，我们就会清楚地界定穆斯林统一和阿拉伯统一的含义，并且澄清对这两个术语理解的模糊性。”
胡斯里进一步分析指出，阿拉伯统一的实现毫无疑问需要一个所有阿拉伯国家政治联盟的出现，而穆斯林统一的实现需要一个所有穆斯林国家政治联盟的出现。众所周知，穆斯林世界包括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印度的一部分、东南亚和中亚，还没有考虑到欧洲和亚洲的分散的穆斯林，例如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波兰、日本、中国。“任何了解这些事实并且洞察穆斯林世界地图的人，任何注意到阿拉伯世界在穆斯林世界位置的人都将得出结论：阿拉伯统一的实现远比穆斯林统一的实现容易，而后者则不可能实现，即便能够实现，也除非先实现阿拉伯统一。”“任何理智清醒的人都不可能相信把土耳其人、阿拉伯人、马来人、黑人统一在一起而又否认阿拉伯统一的可能性”。“穆斯林统一理想固然比阿拉伯统一更加包容、广泛，但是不推动阿拉伯统一就不可能推动穆斯林统一。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任何反对阿拉伯统一的人同时也在反对穆斯林统一。”因此，胡斯里的结论是阿拉伯统一不仅比穆斯林统一更具有现实可能性，而且是穆斯林统一的前提条件，这在逻辑上是合理的。
(2)胡斯里指出通过历史回顾可以发现，利用宗教所完成政治统一十分有限，随着时代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宗教已经难以完成政治统一的任务。
胡斯里指出，“回顾历史并总结宗教对政治统一的影响，我们发现宗教除了在中世纪以外，并不能把操不同语言的人们统一在一起，即使在中世纪，通过宗教实现政治统一的时间和地域也都非常有限。”在穆斯林世界，政治统一仅仅在伊斯兰教初期存在过，因为环境的变化，伊斯兰统一无法长久地支撑。他指出，在阿拔斯王朝，尽管哈里发在权力和荣誉上都达到了顶峰，但是仍然不能将所有穆斯林统一在自己的政治控制之下。哈里发统治的土地也不能长久而有效地保持政治统一。之后，哈里发对部分地方行省的控制就变得徒具象征意义而不是现实，并且无法阻止一系列地方行省转变成独立的政治实体。在哈里发失去了“有效的统一”和“真正的权力”后，伊斯兰教的传播采取了独立于政治权威之外的传播方式，主要是由商人、圣徒和托钵僧完成的。“总之，在穆斯林世界，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从未在任何时候形成过政治统一。因此，在社会生活十分单纯、政治关系非常原始、宗教习俗控制着人们行为和思想的过去数个世纪里尚无法实现政治统一，那么，在社会生活复杂化、政治问题变得更加棘手，科学技术已经将人们从传统宗教信仰中解放出来的本世纪，更没有实现政治统一的可能。”
(3)胡斯里还告诫习惯于按照宗教方式思考问题的穆斯林要善于区分穆斯林兄弟情谊的道德意义与伊斯兰统一的政治意义之间的不同。
他坚决反对那些以穆斯林团结为借口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人。他声称“那些以穆斯林团结为借口反对阿拉伯统一的人”是“分裂主义者”，“他们憎恨阿拉伯民族的觉醒并且试图通过挑拨宗教情感反对阿拉伯统一的思想”，他劝诫阿拉伯穆斯林不要“被分裂主义分子的神话所欺骗。”与此同时，面对人们以英国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为借口攻击它，胡斯里指出英国极力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但把阿拉伯民族主义说成是英国的阴谋则完全是一种谎言。因为“阿拉伯统一的理念是自然的理念，而不是人为的结果。它是一种本质上源于阿拉伯语言、阿拉伯民族历史和阿拉伯国家密切联系的社会力量。”“阿拉伯统一的理念是一个来源于社会深层的自然概念，而不是来源于国家或个人杜撰的观点。像许多自然与社会力量一样，它已经潜伏了数个世纪，它是许多在这里无法分析的历史因素的结果。”胡斯里坚信：“阿拉伯统一运动已经公开化，而且作为一个巨大的力量显示自身的价值。无疑，它将席卷整个阿拉伯国家，使他们回忆起古代的荣誉与早期的繁荣，并且必将在这些国家里重建最丰富、最强大、最高尚的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