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的时代，是一个国际社会日益组织化的时代。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化深层次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也在加快。全球化（全球主义）与区域化（区域主义）作为两股并行不悖的历史潮流正在日益深刻地改变与重塑着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面貌。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安全机制建设是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参与者的普遍追求，其制度化水准往往被视为一体化建设成就的层次性标志。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大国，其面临的安全环境也最为复杂而险恶。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构建东亚区域性多边安全机制，是中国稳定和确保周边安全的理性选择和现实路径。当前，中国在宣导建立东亚区域性多边安全机制的过程中，面临着以下一些现实的困难和潜在的选择。
第一，主观认识和国内政治。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政府对国际制度在促进和实现国家利益问题上的正面认识不断加强和深化，但迄今中国对东亚区域多边合作机制的构想和实践大多限于经济领域，而对于通过多边安全机制来逐步缓和与解决东亚安全问题，考虑和实践得还比较少。这一方面是由于东亚地区的国际政治现实对于区域多边安全机制的形成尚存在掣肘因素（比如美国霸权的影响、台湾问题、朝核问题、历史宿怨等），另一方面也部分地反映了中国政府对东亚多边安全机制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和实现中国的安全诉求存在困惑与顾虑。冷战后，中国相继解决了同大部分陆上邻国的边界问题，但同东南亚有关国家的海上划界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结果。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在领土争端问题上总的原则是：坚持主权、维持现状、谈判解决，核心是维持现状。但是，维持现状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争议双方都要有维持现状的诚意和行动，彼此间能够就谈判解决争端建立互动机制；二是争议双方各自的国内公众舆论都愿意并支持本国政府采取一种比较耐心、比较顾全大局和实际可行的政策。然而，这两个条件事实上很难同时具备。一方面，东南亚个别国家不断在争议地区采取单方面行动，试图用某种「既成事实」打破现状；另一方面，有关国家的国内公众舆论被媒体炒作效应鼓惑起的盲动经常会与不合时宜的民族主义「不期而遇」，从而对政府决策造成压力，甚至是平添羁绊。
第二，台湾问题。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目前已成为在培育和建立东亚多边安全机制过程中难以逾越的政治障碍，不留后患地解决台湾问题成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最大考验之一。自80年代以来，尽管海峡两岸在经贸、投资、人员往来等方面的交流日益扩大和深化，已然形成了某种相互依赖型的关系网，但随着近年来「****」势力的不断膨胀，两岸在政治层面上却愈行愈远。当前，两岸在主权问题上的「零和」博弈有可能会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造成挑战，「****」势力随时有可能葬送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在此背景下，一些台湾政治家和学者从新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以「欧盟模式」促进两岸以和平方式进行「统合」的构想。虽然从长远来看，两岸间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功能性整合有利于营造良性的互动关系，但「欧盟模式」所代表的经济层面的功能性整合却并不一定会自动引发「溢出效应」而导致两岸的政治整合。尽管2005年连战、宋楚瑜的「和平之旅」和郁慕明的「民族之旅」为两岸关系的发展注入了一些新的积极因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党际交流已经启动，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却并未因此而发生根本性改变。与台湾问题紧密相连的是中国如何应对和协调美国霸权在东亚地区影响的问题。当前，在同中国周边安全息息相关的诸多问题中，有相当一部分同美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同中国的东亚地区战略存在着潜在的冲突。虽然中美两国在战略上的相互依存度正在不断上升，但无庸讳言，中国对美国的依存度要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依存度，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占据着主动地位。为此，中国在构建和经营自己的东亚地区战略时，必须始终考虑和审慎对待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和美国的利益需求。目前，尽管中美两国战略对话机制已经启动，但两国尚未制度性地规范各自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军事存在的关系（包括中国与美日军事同盟和美韩军事同盟的关系），这成为中国在构建东亚多边安全机制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
第三，朝核问题。始于90年代初的朝核问题堪称当今世界上最复杂、最敏感、最棘手的地区性多边问题。自2002年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为解决危机所作的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从2003年至2004年，由中、朝、美、韩、俄、日参加的三轮「六方会谈」未能就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尽管历时二十天、历经前后两个阶段的第四轮「六方会谈」经过艰苦谈判达成了《共同声明》这一自「六方会谈」机制启动以来最为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取得了令人欣慰的重大进展，但美朝两国在战略上的不信任感并未实质性消除，《共同声明》中相关条款的履行仍存在诸多变数，有关各方能否切实将西方关心的以核问题为代表的所谓「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同朝鲜方面关心的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等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并制定出相应的履行机制，将直接决定未来朝核问题与「六方会谈」的走向。中国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未来东亚地区的安全机制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从「六方会谈」中产生新组织，二是从现有的地区组织和论坛中衍生出新组织。但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其最终形态和成员范围都将取决于本地区主要大国的利益关系。从近期来看，朝核问题为本地区大国创造了一个发掘利益交汇点的平台，有关各方正在试图以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为契机，构建东亚地区的安全框架及其保障机制。冷战后，中国通过一系列规范性、制度性的权力安排，积极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北亚邻国开展安全合作，在东亚地区安全领域确立了积极的建设性影响。这一方面使中国应对周边突发性事件的能力有所增强，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东亚安全环境的整体改观。但目前中国与有关国家尚未建立起一种旨在维护和巩固本地区长久和平与安全的成熟的多边机制，中国通过多边管道在东亚安全合作进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第四，中日政治关系。近年来，中日政治关系的持续紧张与恶化已成为东亚多边安全机制建设中的重要障碍。日本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样的结果对中国不利，对日本同样也不利。尽管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近来出现了某种强硬的趋势，但中国政府始终对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抱有最大的诚意，始终按照「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致力于稳定、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始终没有放弃敦促日本政府以实际行动为改善两国关系营造积极气氛、创造有利条件的努力。当前，在互不信任、相互抱有戒心的政治关系下，中日两国对东亚合作领导权问题都十分敏感，特别是日本。在当前国际环境和现实国力的背景下，中国要谋求成为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领导者，必然会承担巨大的风险和成本，助长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的「搭车」心理和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中国在未来东亚合作进程中的理想角色应该是成为事实上的「主导者」，而非现实中的「领导者」。今后，中国应继续支持东盟在「10＋3」进程中发挥主要推动作用，同时也应主张中日韩三国在各自具有优势的领域发挥更大的建设性影响。对待领导权问题，中国应突破「零和思维」的局囿，不妨欢迎日本在诸如建立亚洲货币稳定基金等一些具体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中国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正是在东亚合作的进程中，孕育着突破当前中日关系瓶颈的可能性。东盟与中日韩三国的「10＋3」机制为中日两国的沟通与交流提供了一种制度性安排，为两国间的双边活动创造了平台。
第五，能源问题。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与日俱增，能源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当前，中国对能源某种程度上的「执迷」正在显着地增加其同邻国间关系的复杂性，增多和增大其与有关邻国间，特别是同中国有领土和领海争议的国家间过分竞争乃至对立的可能，这不利于中国宣导的东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形成和建设。当前，围绕能源问题的一个现实而具体的困难就是中国与有关国家在南海和东海这两大具有巨大经济价值地区的划界争端。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一贯奉行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由于能源争端「零和博弈」的性质而在事实上并不具有太多可行性。「丛林法则」在上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盛行表明，有关各方围绕南海和东海能源问题而展开的竞争尚缺乏制度性约束。中国以能源需求为导向开展的东南亚地缘经济外交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和塑造本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图景，目前尚不明朗。
尽管如此，在东亚区域性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过程中，对中国而言也并非一点儿「利好」消息都没有。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启动了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这既有利于进一步深化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也为呼之欲出的「东亚共同体」打下了实实在在的桩基。现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计画已进入「早期收获」阶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政治互信发展到了新水准，东亚合作由经济领域走向安全领域的趋势已经明确且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有理由相信，拟议中将于2005年底在马来西亚举行的首届「东亚峰会」将作为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新的里程碑而被载入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