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权力的重心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而不断下移。互联网通过“重构社会关系”而“重建社会权力体系”。在现代性意义上，对政治关注的热情是人们对自身生存环境的重视，是对个人权利的关注。然而，政治现代性在新媒体时代被三重悖论所框设：集权化与异议的悖论;民族政治与全球政治悖论;资本政治与人本政治悖论。这三重悖论的解码，成为新媒体时代政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政治权力的变迁
列宁在《论国家》中把由“风俗的统治”(族长所享有的威信、尊敬和权力)到“掌握着某种强制机构即暴力机构”的转变看成是“构成国家实质的东西”。[1]这是对政治权力的表象的一般性共识：以暴力手段为后盾的统治权。但历史发展的脉络一再说明，暴力本身并不构成获取暴力手段的根本原因。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说，“生产技术稍稍进步，农业渐起，军人、宗祝这一类的人渐握权力，从前受制于自然，现在受制于地位较高的人类了。”[2]他认为生产技术的变革是权力转移的重要根据。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则把权力的获得归功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他说，“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3]在马克思看来，权力并非“某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才能构建起权力的大厦。作为一种特殊“关系”，权力由“关系”构建各方的相互作用而使它自己现实化。
作为“关系”的权力必须借助于某种物的外在形式，这个外在形式就是“资源”。由此可以说，权力乃是由于拥有他人或组织所依赖的资源，从而具有使他人或组织做或者不做相应行为的能力。一方面，这种能力的主要根源在于恩格斯所讲的经济资源;另一方面，在经济资源起决定作用的同时，政治生活在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前提下也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个独立性就是政治权力除了经济基础的支撑和决定作用之外，还有政治权力本身的一些构件，比如社会舆论、政治形象、群众期望、治理策略、制度体系等。在政治权力体系的构筑中，与经济基础相比，它们属于次要矛盾。但是，当社会舆论、人心背向、治理体系等发生严重问题的时候，次要矛盾就可能转化为主要矛盾，或者通过影响主要矛盾作用的发挥而使政治权力发生动摇、转移。新媒体的广泛使用无疑强化了这个次要矛盾的作用。2009年12月到2014年6月，我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由289%上升到469%，[4]这样高速的发展趋势，可以肯定在不久以后，社会舆论、政府形象、民意工程等在互联网上将形成优势场域。移动新媒体将成为重要的政治权力工具和制约手段，这个双向作用将见证新媒体对政治权力的巨大影响。
二、新媒体对政治权力的影响
对于统治阶层来说，政治舆论是其巩固权力的重要手段，单凭“暴力”来完成治理国家的任务是困难的。对民众采取各种政治谋略，是一切政治权力得以维持的重要保障。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十分深刻地指出，“当人民体现为一种观念，一种幻觉、幻想、表征——观念中的人民或等级，这种观念中的人民作为特殊权力而立即同现实的人民相分离，——这种情况消除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真正的对立。”[5]这种一直以来被遵崇的政治手腕，使得政治权力在获得观念形式的支持上不断努力。
一方面，表现为观念、幻觉、表征的人民的“特殊权力”约束着统治阶级从自身利益持续发展的角度来权衡具体策略的制定与实施，政府通过这种“体现为幻觉的人民”而达成与自身的融洽;另一方面，人民也通过对幻想中的政府(或者说是某种期待)与现实政府的比照而获得自身与政府之间的现实关系。因此，“树立形象”是现代政府所应该付诸行动的要义。良好的形象赋予政府以“道义力量”，“这种力量使他们有可能掌握政治权力。”[6]网民对互联网应用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提升，明显增加了网民对互联网的使用黏性和使用时长。我国网民上网时间达到人均每周217小时，通过网上政务系统办理各种事项、通过网络事件跟进了解、监督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的言行成为群众认知政府动态、感知政府形象的重要途径。网民采取“围观”、“关注”、“跟帖”、“顶贴”、“转发”等形式对政府形象进行网络再造。新媒体以非暴力方式对政治权力的形成和执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改革论坛何华征：论新媒体时代政治权力的变迁及其现代性悖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7]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马克思特别批注道，“政治的=城邦的，政治动物=城邦市民。”[8]因此，马克思在讲“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9]的时候，恰恰想要表达的是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孤立的个人在社会关系之外进行生产和生活是不可思议的(更何况，市民社会只有到了国家层面才能够发展其普遍性，才能整合个人的任性)。不过，在新媒体时代，这种社会关系进一步指向了政治权力，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得到了极大提高，政治参与的成本和风险不断降低。在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中，广大网民较少担心因言获罪。这一方面是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给网民一种面具下的安全感;另一方面是出于法不责众的臆想，网络事件的起哄和喧腾是万千网民自发形成的团队力量推动的。
随着互动媒体的广泛应用，民众对政治的敏感度不断上升。盖洛普2013年6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1%的美国人通过互联网获取新闻资讯，份额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一的是电视新闻，占55%;[10]中国网民在网上搜索的内容中，搜索新闻的网民比例占了608%，高居第一。[11]随着平板电脑与智能手机的大众化，人们对新闻的关注热情更高。济南中级人民法院由于承担了薄熙来案件的审理，其“粉丝”一下子就窜到55万多，这还不包括各种转发和间接关注。在通过Alexa网站对新浪网进行流量测试的时候发现，新浪新闻始终是各子网页中点击量最高的(保持在21%以上)。网民对政治的关注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候，俨然愈来愈逼近“政治动物”。当然，在现代性意义上，这种对政治的关注热情，是人们对自身生存环境的重视，是对个人权利的关注。人们不再在天赋权利的慵懒绮梦中安度余生，而是积极寻找获得更多权利的可能途径，通过舆论干扰和造势，对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施加影响。
三、媒介政治的现代性：三重悖论
新媒体时代政治的发展表现为现代性的三重悖论：第一，一方面是政治权力越来越集中的社会渴望，在莫衷一是的现代社会中树立起确定的社会理想和政治原则显得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个体并不会在这种集权倾向中放弃对私人利益和个性需要的追求，个人的被尊重被看作是社会进步的标尺。在满足个人欲望和尊重个性需求的时候，要同时树立起理性的大旗，为人类制定普遍的法则，以指引社会的前进方向，这是困扰时人的首要悖论。第二，尼葛洛庞蒂老早就许诺的全球政治的一体化依然没有到来，地球村除了在通讯的即时性上得到体现，在政治上的隔阂并未露出任何消除的端倪。普世的法则使一大批专家学者感到惊异和兴奋，也使另一大批学者感到惶恐和不安。民族政治还是全球政治?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在坚持民族政治的时候，如何应对全球政治的影响、渗透和破坏，是每一个国家都在研究和思考的时代难题。这个难题的无解在于民族政治和全球政治在当前出现了共存的趋势，然而它们之间媾和的可能性并不大。第三，随着人们对资本的认识不断加深，作为财富创造的有效工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在利用资本来“生钱”。而资本对利益的追逐使它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利润丰厚的领域，何况像新媒体这样掌控舆论的重要领域。资本一旦在新媒体领域占主导地位，整个舆论环境就可能被市场化，舆论对政治的影响就被资本所操纵，从而变为“资本政治”。那么，以人为本、不断开发人们需要和开放网民利益诉求的新媒体空间就不会在“人本政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对个人价值和利益诉求表示出尊重的人本政治让位于资本政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是，在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决定了人们不可能放弃对资本的倚重，从而使“资本”和“人本”的矛盾相持不决。
(一)集权化与分散或异议的悖论
米歇尔·福柯在《治理术》中认为国家集权化和分散化(包括宗教异议运动)是16世纪打碎封建制的机构以后出现的一个双重运动。在封建制被打碎之后，一方面提出了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在精神上如何得到永恒拯救成为一个问题。[12]工业革命以后，“单个人的封建特权被废除了，但是与这种特权相联系的无限权力却转到了整个阶级手里。”[13]社会集团简单地划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中，“无产阶级是被压迫的阶级、手里没有权力的阶级，要从被压迫的地位、没有权力的地位求得解放，取得权力，非有严肃的纪律不可，必须坚持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保持党的纯洁性。”[14]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意欲形成一个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治集权，并为之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只有“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才会失去其政治性质。[15]新的传播媒介的发展，使工业革命以来求全责备、一统江湖的思想受到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挑战，思想多样化、利益多元化等在互联网时代得到了伸张，任何形式的文化霸权主义都掩饰不了对个人权力侵蚀的野心。持有不同政见和代表不同利益的民众由于对新媒体的掌握在技术层面上获得了无限制的许可，以至于个人的政治伸张会依靠各自的人际网络而得以传播，并在一定范围内发生或大或小的作用，对现实政治权力施加影响。分散的意见和各种异议纷至沓来是新媒体时代民众政治发声的重要表现。然而，人们由此而陷入媒介政治革命的玄想则是一种极为罗曼蒂克的失误。媒介政治以自己的集权方式宣告“个人抬头”(尼葛洛庞蒂语)是有限度的，甚至其负面的灾难会令人感到沮丧。美国棱镜事件的泄露使一个叫作斯诺登的年轻人备受关注，但是人们更为关注的是个人在媒体空间中的隐私何以得到保障的问题。美国政府通过电脑操作系统和各种应用软件截取了大量的公众信息，政府把最广大的网民当作了自己的敌人来严防，集权制已经达到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地步。棱镜计划的内幕一经揭开，整个新媒体世界的那些傲漫的散客立刻变得垂头丧气。新媒体时代的政治集权与政治异议难堪地纠结在一起。
(二)民族政治与全球政治悖论
在人类古代的某些阶段，“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别一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16]新媒体催生了新的“世界主义者”，[17]温迪·M·拉恩和托马斯·J·鲁道夫所忧心的民族国家的消失(或者说国家身份的丧失)，也就是尼葛洛庞蒂所津津乐道的政治全球化的结局，即地球村的最后形成。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在哲学家黑格尔那里被作为一种崇高而神圣的理念，可是拉恩和鲁道夫以一系列的数据说明了民族国家已然“被困”，全球化浪潮严重损害了国家和民族作为重要的政治组织的中心地位，美国的年青一代越发失去了对国家的身份认同。在拉恩和鲁道夫看来，这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也是一场损失(甚至灾难)，就遑论说对于其它国家而言了。民族文化和民族政治的独创性受到挑战，新媒体的肆掠毁灭了多样化的政治形态景观，更在融合的过程中使大国文化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冷战以来，由于新媒体的涌现，拉恩和鲁道夫认为，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畸形政府的时代：外部威胁和内部威胁同时并存，这种并存的威胁来自它们对国家情感的瓦解和凝聚力的涣散。他们认为，“民主政体国家需要一些来自公众的忠诚和关爱，以此来保证在没有任何高昂代价和强制机构的作用下也可做到对国家的服从。”[17]353-365新媒体时代权力的下移已经使这种保留民族国家身份的希翼夭折了。游离状态的网众在各自的世界观中做出迥异的举动，以此来印证自己思维的独特性和政治立场的与众不同。所谓的“世界主义”、“普世价值”等等应运而生。对全球化的吆喝不但来自外表强大的美国，而且那些外表弱小的民族国家也掺合进去了，疯狂地追赶着“地球村”的时髦。然而鼓吹“普世价值”最终将会面临一种“原则”的专制，大国沙文主义就会再度兴起。民族国家在新媒体时代留存的希望，也只有在留存民族情感和民族政治特性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民族政治和全球化浪潮决不是可以折中的一对矛盾，但它们在新媒体时代会长期在各自的运转机制中存在：新媒体在解构全球政治统一体的依附性的同时，也在唤醒民众对民族政治的保卫。
(三)资本政治与人本政治的悖论
人民性屈服于资本性，还是资本性服从人民性?这是新媒体时代的一个重要课题。坚持人民性的绝对统治地位，就要允许网民自由表达意愿和参与行动，并且使他们的决定真正表达他们自己的利益需求和期许。而坚持资本的绝对统治地位就不得不放弃对“人民性”的承诺，在市场化的世界中只有利益和利润，而不再有其他。因此，传媒成为受雇者而服务于资本(表现为受到资本占有者的操纵)。资本这个中性工具的放任自流导致工具的“野性”战胜了工具使用者的“理性”。“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不再发生任何可能的关系”。[18]资本以自己的方式构建了一种社会关系，“工业中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土地所有权的属性一样。”[19]资本的所有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它充盈在以交换为目的的市场中，以及全部市场化的社会中。“产品的交换造成了货币的权力”。[20]货币有了万能的权威，货币拜物教在政治领域的横行导致资本政治的壮大。“资本政治”从本质上是一种腐败政治，它以资本的越界为其主要特征，正如陈学明教授曾经讲到的，钱能买到的东西越多，人作为人的东西就越少。政治成为资本的奴隶就会为资本牟利，以至于丧失基本的政治服务功能(它的基本功能都到了需要通过货币交易的地步了)。“人本政治”恰恰相反，它是作为人的东西而存在的，是为了人类的整体利益最大化和以在一定规则中获得和谐稳定为目的的。它不是个人以物的形式来支配他人，而是组织机构以资源分配为目的来协调人们之间的矛盾。“人本政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前景。在新媒体社会初露端倪的时候，尼葛洛庞蒂就对数字化生存的这种“赋权”功能感到兴奋不已。但是，新媒体时代不仅具有媒介发育这一维度的考量，也有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多维考量，在人类尚处于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为主导的发展阶段，“资本”为人类的发展带来了更为殷实的“物”的条件，从而成为无可绕过的现实生存工具。新媒体诞生和成长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它的“人本潜能”就会遭到“资本现实”的不断挑衅;欲望驱动世界的资本性与对这种欲望的合理性进行反复质问的人民性，它们在矛盾中的共存将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结语
新媒体使权力重心下移，信息作为重要的资源，成为新的权力生成的重要根据。信息权力不仅对经济权力、文化权力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也对政治权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信息权力在政治权力的行使和形成过程中，起到阻碍或者促进的作用。当信息权力与政治权力在同一个方向发力的时候，两者相互促进;当信息权力与政治权力在相反的方向发力的时候，两者相互损抑。新媒体时代的社会阶层变迁(草根阶层的扩大)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社会阶层变迁意味着新的权力分配的机遇和可能，阶层变迁与社会权力结构变化有着内在一致的可能性。但是，当信息权力经过不断过滤而遭遇强权治理的时候，政治权力主要受到经济资源的制约而与信息资源的分配失去了内在关联。信息资源成为社会主要领域之外的可有可无的东西而失去对社会的强影响力。总之，就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新媒体对政治权力的影响是巨大的。当然，由于马克思所讲的“物的依赖关系”的长期存在，“自由人联合体”的阶段不会在短期内实现，信息权力的有限性和它的内在张力之间形成了一些难以弥合的二律背反，富有现代性意味的三重悖论正是新媒体时代权力结构演化的内在动力和最后约束。
作者：何华征 来源：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2016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