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外交政策不仅基于国家利益，同时也坚定地基于一种哲学指导。独立以来印度的国际政治思想既体现出了印度战略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反映了当今国际政治现实的重大影响。可以说，在印度战略文化包装下的基本对外态度和信条，其核心就是“曼荼罗”地缘政治思想、考底利耶现实主义传统、“印度第一”的国家利益观和多中心国际体系构想。为此，均势加搭车成为印度追求世界一流大国地位的基本战略选择，同时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印度只是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有限的挑战者”。
作为一个有着独特思想文化传统的国家，印度的国际政治思想及其基本战略选择具有鲜明的特色。尼赫鲁在1954年11月13日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如果我们以国家为荣，我们就必须自己站稳脚跟，根据我们自己的思维和思想行动。如果印度盲目跟从美国模式，或者俄国模式，或者中国模式，或者英国模式，我几乎不敢想象。这并不是说我不尊重美国、英国或其他国家的模式，我想说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思想和信念行动。”①可见，“印度的外交政策不仅基于国家利益，同时也坚定地基于一种哲学指导。”②换言之，对于渴望重现过去历史荣耀、重塑现代印度国家政治生活形态的印度历届政府来说，其国际政治思想显然深深地打上了印度战略文化的烙印。当然，这并非说印度的国际政治思想就不反映当今国际政治现实，因为国际政治思想既取决于那些影响战略估算的自然倾向，即文化、意识形态、领导风格等，还涉及外部事态和威胁构成的压力。独立以来印度的国际政治思想既体现出了印度战略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反映了当今国际政治现实的重大影响。
一、“曼荼罗”地缘政治思想
“一国的地形和位置是决定一国决策者的战略思维方式的关键要素。这两个要素的重要性太明显了，但它们的影响可以是精细微妙的。例如，在以色列，地理状况的压力是如此压倒一切，以致造成了一种对于安全的执迷。相反，美国在其大部分历史上如此远离重大的外部威胁，以致它能够漠视甚至拒绝均势政治的绝大多数信条。”③威廉·森默里和马克·格利姆斯利的上述论断显然也适用于印度。实际上，印度的战略思维方式同时兼有以色列和美国的特征，即它既执迷于严重的地理上的不安全感，同时又有作为单一地缘政治区域、特别是印度在其中具有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地缘优势和战略抱负，也就是兰德公司一位著名的印度问题专家所说的二元思想——基于地理上的安全感和自豪感，同时又怀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意识。④历史地看，地理深深地影响了印度的历史和文化，因而影响了它的战略思想及其战略选择。“可能比地理本身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和经常无意识地从地理中归纳出印度战略这一态度和思维方式。印度的战略地位、其领土规模和巨大的人口有助于印度领导人相信其伟大前程，在印度洋地区首屈一指的地位，以及它的全球重要性。”①
就地缘政治而言，随着英国于1947年8月撤离，印度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转折。印度次大陆战略统一性被撕碎，地理边界的重新划分直接导致了防务碎片化，由此造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防务和安全上的困难。历史上，兴都库什山脉上的开伯尔山口是大英帝国防务安排中的核心部分，现在划归了巴基斯坦;同样，海湾国家一度作为英属印度安全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今却因地理上临近巴基斯坦而给印度造成了新的防务问题。在北方，西藏曾作为保卫英属印度防务利益的一个巨大的缓冲区。当中国和平解放西藏后，这又被印度视为另一个麻烦。②
在印度看来，正是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对印度安全的威胁可能首先来自地区内相对弱小的国家，而不是区外国家。而最为严重的威胁则是：如果南亚邻国不稳定，可能导致外部势力对南亚这个地缘政治堡垒施加干涉，或者是小国愿意成为外部势力的“代理人”。所以，毫不奇怪，印度作为印度次大陆的优势强权，它把自己的安全视为南亚整个地区的安全，而地区安全要求印度发挥领导者作用。所以，印度也有一种作为区域性大国特有的“门罗主义”思想。尼赫鲁在1947年独立前夕就指出：“门罗总统提出的门罗主义确保了美洲免受外来侵略近百年之久，现在到了将同样的门罗主义运用于亚洲国家的时候了。”③所以，印度强烈反对外部大国对南亚地区事务进行干涉。
尽管印度政府从不曾明确地阐释其安全战略，但印度的战略行为及其实践无疑揭示了印度确实有一种充分体现印度传统战略思维的安全观，即“曼茶罗”(mandala)思想。曼荼罗意指一系列的圆圈或圆环，这一概念源自古印度孔雀王朝大战略家考底利耶的论述。根据这一概念，在各层圆圈中，一个国家最直接的邻国总是被视为敌人，而紧接着的外圈即敌人的邻国被视为朋友，依此类推。主要依据“曼荼罗”理论，美国著名学者乔治·K.坦纳姆这样划分印度的外交政策：“第一圈是印度自身，第二圈包括印度小的直接邻国——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国和马尔代夫，第三圈包括巴基斯坦——惟一敢挑战印度地区军事力量的次大陆国家、中国——印度在亚洲最大的对手、苏联——印度亚洲地缘政治圈甚至世界范围内的最好朋友和伙伴;印度洋地区构成了第四圈，印度相信它既为印度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最后一圈则包括更远的强国和世界上的其余国家。”④
“曼荼罗”理论不仅提供了一个判断敌友的基本标准，更关键的是，它还提供了一个整体战略观。而最能体现整体战略观的，当数尼赫鲁关于印度地缘地位的经典阐述：“现在，印度处于一种奇特的位置，无论是从地理上看，还是从其他方面来审视，印度既属于东南亚，也属于西亚。这恰恰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待它，因为它刚好是所有这些地区的中心。无论你从东亚还是从南亚的角度看，印度都位于这幅画的中央，所有的国际线路或世界线路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过印度。另外，当你从其他的角度来审视印度时，像贸易，或经商，或防务视角，印度都称得上是南亚、东南亚和西亚的枢纽中心。……历史发展进程表明，印度影响了它周边的所有国家，同时也被这些国家影响着。”⑤当然，尼赫鲁并不完全遵从“曼荼罗”理论，尽管他也试图依据“曼荼罗”理论来构建印度的外交政策，他同时又引入了古代印度教“潘查希拉”的观念，即和平共处思想。⑥
但总体上，在“曼荼罗”传统思想熏陶下的印度战略家和国务活动家们，充分认识到印度有几条排序不同的防线。用印度人民党重要领导人、曾出任外交部长的贾斯万特·辛格的话说，就是要根据地缘政治来思考：(1)如何界定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2)如何处理印度与亚洲新兴大国中国的当前和长远关系;(3)如何处理与北部大国俄罗斯的关系;(4)如何界定印度与美国的关系。①而另一位印度外长则直言不讳地用“曼荼罗”模式来阐释印度外交政策的优先排序。他强调指出：“就像考底利耶谈论的国家圈一样，思考印度外交政策的一个有益的概念框架，就是将印度的外交政策视为围绕着一个轴心展开的三个连续的中心圈——第一圈是我们直接生活的南亚地区，第二圈是更大的世界，而第三圈包括的则是全球议题。”②所以，毫不奇怪，在外交战略中，印度始终都把与邻国的关系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因为世界对印度的评判主要是基于印度邻国的视角。与邻国的敌对关系注定会妨碍印度追求其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例如，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敌对关系成为妨碍印度追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目标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与邻国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印度的安全，包括军事和非军事安全。”③
二、考底利耶现实主义传统
在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历史久远，而且经久不衰。显然，印度也不乏现实主义思想和传统。古代印度孔雀王朝第一代君主的首辅大臣考底利耶，④因主张在对外关系中遵循欺骗法则(Kutaniti)，即非伦理方式而闻名于世。在其名著《政事论》中，考底利耶十分明确地指出，在遵循“鱼的法则”(Matsya—nyaya，即大鱼吃小鱼)的世界里，国王生存的惟一途径就是成为一个拥有无上权势的征服者，因为只有规模和权势庞大且国内不存在任何不稳定情形的帝国，才能遏制大鱼或外来入侵者。根据考底利耶的论断，要成为一个征服者，他必须清楚自己在“曼荼罗”中的位置。
“曼荼罗”基于一种地理假设：征服者的直接邻国最有可能成为其敌人(ari，真正或潜在的敌人)，而紧邻直接邻国的国家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朋友(mitra)，紧接着友好国家的国家可能是一个不友好国家或敌人的友好国家(ari—mitra state)，再接着便是友好国家或友好国家的友好国家(mi—tra—mitra state)，依此类推。就像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一样，在“曼荼罗”体系中，每一国都假设其邻国是非友好的、贪婪的和富有侵略性的国家。为此，一位印度国王要想获得成功，惟有明了怎样在针对邻国的各种方法中做出战术上的选择。有哪些根本的选择呢?考底利耶为我们提供了六种方案：第一，和平共处(Sandhi)：当一国处于劣势时，应谋求与强大的一方协调和共处;第二，战争(Vi-graha)：实力占优的一方应发动战争;第三，中立(Asana)：认为敌人无法伤害我、同时我也不够强大到足以摧毁敌人时，应维持中立;第四，进攻(Yana)：拥有进攻所需的手段的国家应对敌人发动进攻;第五，联盟(Samsraya)：缺乏防护自己所需的实力的国家，应寻求他国的保护;第六，双重政策(Dvaidhibhava)：与一国实现和平，而对另一国发动战争，以实现其目的。考底利耶指出，通过对上面所述方法单独或综合的运用，就能够建立一个足以确保自己生存的强大的帝国。⑤
显然，印度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对考底利耶极为推崇。K.P.S.梅农早在1947年就指出，考底利耶的现实主义是对我们在国际政治中的理想主义的一种有益的修正，⑥尽管在整个尼赫鲁时期，阿育王的传统充斥着印度的外交政策，但作为印度外交政策的奠基人，尼赫鲁也充分认识到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指导原则的重大意义。当然，尼赫鲁的国家利益思想更多地被纳入世界合作和印度长远利益考虑之中。前者强调的是印度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的协同，后者则着眼于提升印度的世界大国地位和影响力。而最为重要的是，在国家利益追求上，“印度遵从甘地的原则，即用以实现目的的手段像目的本身一样重要，目的与手段二者都要遵从伦理的法则”，即用正当的手段追求正当的目的。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考底利耶的现实主义传统便黯然失色。然而，必须指出，很少提及考底利耶并不意味着考底利耶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印度的重要性有任何降低。如同我们此前所揭示的，考底利耶成了欺骗法则的同义语，故此几乎不可能在印度外交政策的相关问题上公开提及他的名讳。②一位研究者甚至这样认为，“除了甘地之外，印度所有的著名领导人都为考底利耶所迷倒。”尼赫鲁也不例外，他只不过是根据其政府的和平共处实践来重新建构考底利耶传统罢了。③
也有印度学者不无失落地指出，尽管印度不乏作为大国的自然条件——战略位置、次大陆规模、巨大的人口数量、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近年来强劲的经济增长，但它却缺乏强权欲望(will ofpower)，这部分要归因于英国的传统——安全欲求(will of security)。“强权欲望是一个独立的变量，源于一种富有活力的文化，这种文化表现为国家急切地要求在近邻地区和世界扩大它的权势、利益存在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安全欲求是反应式的、任务明确和内向型的，且仅当国家安全面临真正挑战时，才会激发起安全欲求，政府才清醒过来，采取本应有的一切措施来应对侵略。”④
为了获得和行使权势，印度的战略界也清晰地从道义语言转向现实政治。例如，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就用一种强权政治的语言，阐释如何确保印度在新千年里的基本安全。他说：“在新千年来临之际，仅当印度彻底检讨国家安全的防护措施，明白无误、专心致志地明判和促进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下定政治决心惩罚那些力图损害印度安全的国家，以及以一个负责任、可依赖、值得信任的国家行事时，印度才能有效地应对面临的各种挑战。印度必须采取全部的四种方式——多边主义、地区主义、双边主义和单边主义——来追求其国家利益。”⑤而曾任印度人民党政府外长的亚什万特·辛哈也这样颂扬考底利耶及其现实主义思想：“那些诋毁印度缺乏战略思想传统的人，最好是去看看2300年前一本名为《政事论》的印度古书，其作者考底利耶可能是印度最古老的战略思想家，提出了六种形式的国家政策，称之为国家圈(Circle of States)。他宣称，和平、战争、中立、显示武力、联盟、与一国和平共处而对另一国发动战争，是为国家的六种政策。仔细地分析可以发现，在过去的200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国家间关系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以考底利耶提出的六种政策为基础。我们生活在一个战略极不稳定的时代，国家间冲突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变化了的可能只是我们发动战争和寻求和平的方法。”⑥与马基雅弗利一样，考底利耶的根本信条是：只要事关国家利益，伦理便成为与之毫无关联的一种累赘⑦。显然，这也是印度国际政治思想的基本信条之一。
三、“印度第一”的国家利益观
毫无疑问，“印度第一”(India first)的国家利益观根本上源自印度强烈的“天定命运”意识。一位研究者指出，当中国和印度的精英们论说他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时，他们都有同样的关于他们国家在亚洲或世界的“中心地位”这一概念。“中国人和印度人，无论个体还是整体，都从绝对中心地位出发进行思考和论说……从这种中心观出发来评估世界和全人类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某种优越感。”①一位战略评论家指出，印度人的等级社会观成为他们认识世界的基础。他们相信，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一种婆罗门世界观”。②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结果出现了一位印度学者所说的下述情形：“印度人相信，全世界应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特别是美国，其行为应顾及我们的利益。不仅政治家们和普通百姓这样思考，整个知识界也这样认为。没有一个人问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为什么要按印度的要求去做?”③
显然，要确保印度第一，首先要确保印度的自主决策权。实际上，确保自主决策权是1947年以来印度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例如，印度第一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尼赫鲁在为印度制定不结盟外交政策时，特别强调这不是一种消极的政策，它意味着外交政策上的独立自主。换言之，外交独立是印度独立的真正考验。1949年3月18日，尼赫鲁在一次演讲中称：“独立的组成部分是什么呢?它包含着外交关系，这是它最基本、最根本的组成部分。这就是对独立的考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旦外交关系落入他人之手——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你并没有独立。”④英·甘地总理在论及印度外交政策时也说道，有的人使用“不结盟”一词，并认为它就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全部。某种意义上，不是“不结盟”这个单词，而是“不结盟”这一单词所表达出的我们的信念，即独立判断所有的事情。⑤一位印度大使也这样说：“如果要让我概括印度对自己在世纪之交的外交政策的看法的话，我认为，今天的印度将自己视为具有独立判断和自主行动能力的国家，真正代表了自己人民的利益。我所以提及印度的自主决策，是因为有些学者低估了印度的这一方面，而仅以印度同诸如前苏联或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关系为据来衡量印度。”⑥
印度第一还意味着要始终以国家利益为准绳。为此，在处理国家安全问题和制定外交政策时，第一步必须是辩识国家至关紧要的核心利益。贾斯万特·辛格就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指出，事关我们至关紧要国家利益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战略边界。但真理是：除非我们对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给出某种界定，否则我们甚至无法使我们的战略边界概念化，其结果也将极为不幸：对这些利益的任何侵害都将完全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于是不可避免地我们的困难将增大，而将来要纠正这一错误也就更加困难。⑦在总结和反思印度外交政策的经验教训时，印度学术界和政界普遍认为，与其他的不结盟国家不同，印度在国际体系中，在政治和外交等方面，整整丧失了几十年的机动性来促进本国的国家利益、维护国家主权以及发展与美国的平等关系。⑧究其根本原因，就是个人的“道义因素”被带入国家外交政策之中，特别是“由于没有区分个人道义与民族道义以及与现实的国家利益之间的种种差异”。⑨因此，印度应致力于一种平衡，“在道义必需和无庸置疑的国家利益必需之间保持平衡”。⑩
要确保印度第一，还必须超越党派意识形态和教派分野，执行一种超越党派利益、教派利益的外交政策。作为一个宗教教派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社会，印度国内在某些外交问题上缺乏共识乃至发生冲突毫不奇怪。但问题在于，如何基于国家利益来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让基于意识形态或宗教教派之上的国内利益集团来影响决策者的决策。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印度政府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问题上早期的模糊立场，部分是因为担心国内的影响。①战争期间，印度国内谴责美国为首的西方的霸权行径，认为其目的是“阴谋控制中东石油”。对此，印度人民党全国执委M.L.松迪(Sondhi)就抱怨说：“非常不幸的是，印度的行动自由被剥夺了，因为印度在西亚地区的目标被迫迎合印度穆斯林的主流观点。不是通过公开辩论来形成国内共识，印度的西亚政策成为对印度国内穆斯林的一种妥协政策，而没有考虑包括印度穆斯林在内的全体印度人的审慎的、合法的利益。”②
四、多中心国际体系构想及其基本战略选择
尽管早在冷战结束前夕就有美国学者认为“单极时刻”已经来临，③但印度对此却不以为然。1992-1993年度印度外交部的报告就指出：“尽管冷战后世界被认为是单极世界，美国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一军事大国，但印度认为，国际形势不能用一维概念来界定。过去有、现在也正在出现多个力量中心，它们对国际关系有着长期的影响和作用。”④印度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世界也正式终结，但国际秩序的演变既不是单极，也不是多极。因为“前者假定惟一的‘一极’(即美国)拥有必不可少的实力，并愿意对世界上其余的183个国家施加控制和影响力。但世界早已证明，世界权势的分化已超过20多年了。多极化概念假设实力大体相当的三个或更多的‘主导性国家’作为其中的‘一极’，对其他国家施加控制和影响。实际上，世界上头等国家的实力明显的不对等。世界秩序正发展演变为一个多中心体系(polycentricsystem)。这种趋势在未来20年还将继续下去。”⑤
在多中心国际体系下，国际社会的现实仍然是“国家中心论”占主导地位，首要的根本关切仍然是主权国家利益和国际影响力，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⑥据此，印度强调指出，其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是与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其他大国发展双边关系，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多极化，以进一步加强印度在亚洲和世界上发挥其作为一个和平、稳定、安全、平衡的角色的作用。⑦实际上，在今天的印度，普遍主张“印度对主要的全球性大国的政策必须与其自身关于其作为一个全球性角色——不管目前的困难和障碍有多大——的观点相一致。同时，鉴于全球秩序的复杂性和区外大国对在南亚扩展地区影响力所怀有的持久兴趣，印度将不得不最优先地与这些国家就双边问题和全球战略、政治和经济问题进行对话，以期达成一种共识。这不仅需要其战略政策选择更加多样性，而且也需要有一种更加主动的战略，以便与直接邻国建立新的合作纽带。”⑧
那么，如何看待冷战后的国际体系及一国的战略选择呢?印度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更加不稳定的世界。在基本上是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很大程度上需要自我保护。但它们中的多数毫无选择，只能接受屈从的地位。它们不能依赖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也不允许根据其自身特点壮大本国的实力，来保卫自己的安全。它们毫无选择，只能以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为赌注，急匆匆地接受新的联盟提供的并不充分的安全保证伞。”在印度看来，今天的民族国家较之10-15年前，在控制国内和国际事务方面更加虚弱和无力。这部分归因于全球化进程，部分归因于主要军事和经济大国的战略性质发生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一些得到承认的国际关系和国际行为规范与原则也发生了改变，并主要对第三世界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压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要素就是承认战后建立起来的和现有的国际边界。现在这已面目全非，一些西方国家公开鼓励重新划分战后边界，像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埃塞俄比亚等等，这是导致一个具有多元社会性质的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内聚力遭致危险的重要因素。①所以，抵制西方强权的压力的最根本途径在于自助。
那么，可供一国选择的根本战略有哪些呢?印度前外交秘书拉斯戈特拉(M.K.Rasgotra)认为，主要有三种学说指导着一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选择：其一是帝国征服理论，在印度则表现为考底利耶的“曼荼罗”理论;其二是非暴力外交政策，在印度表现为阿育王放弃战争和进行文化扩张;第三是源于欧洲的国家利益至高无上思想和均势。②也有印度学者认为，在处理与大国关系时，一国可选择“搭车”、均势、不结盟、甚至“规避”等战略。在两极格局中，印度选择了不结盟。在正向多极世界过渡的单极世界里(且经济领域已近乎多极世界)，均势加搭车(bandwagoning—with-bal—ance)应是印度追求独立自主的战略选择。他们认为，由于美国是最强大的国家，搭车显然是一种理性的反应。所以，毫不奇怪，在有关海湾战争、核扩散和经济问题等各种议题上，新德里总是站在华盛顿一边，或者是软化其立场。尽管搭车无可厚非，但缔造均势则是根本之举。③
需要强调的是，朝向大国地位的目标赋予印度某种修正主义角色，因为隐含的假设不仅是印度终将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而且认定目前全球权势等级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妨碍了印度对这一目标的追求。这种思想即使通常不予言明，但尼赫鲁及其继任者们对此都坚信不疑。④当然，印度外交政策制定者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抵制西方霸权图谋时，印度没有必要与西方工业化国家进行任何对抗。即使一个单极世界不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认为拉美或非洲或其他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霸阵营也是极不现实的。⑤
实际上，作为一个在文化和文明方面颇有影响力、政治上日趋成熟、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上升的地区核心国家，特别是其一以贯之的大国抱负及曾经有过的不结盟运动领导者的经历，使人们对印度的世纪性崛起不再有什么疑问。当然，作为一个有着宏大民族抱负的文明古国，印度对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许多价值观念、规则、规范甚至运作机制并不完全认可，并力图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减轻甚至消除这一体系施加的制约。但由于受到国际体系特别是南亚区域体系的诸多制约，以及国内结构性困难的重重束缚，印度从不曾以一个急迫的挑战者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根本上，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印度只是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有限的挑战者”。⑥换言之，尽管印度对世界秩序没进行任何暴力挑战，但它对现有大国推行的几个国际规范严重的不认可。印度的挑战限制在外交手段上，最典型地反映在破坏不扩散体制从而获得核和导弹能力上。⑦印度和美国之间围绕不扩散条约的冲突不仅仅反映了双方在核问题上的不一致，而且也突现了双方在有关全球权势结构的性质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分歧。“印度的目标是避免在世界事务中处于二等地位，和获得与其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拥有近1/5的世界人口的大国相称的地位。因为核武器仍将是权势的主要构成要素，对这种平等地位的追求促使印度改善其制造和发射核武器的能力，除非有核国家在实现一个无核世界方面取得可信的进展。”
作者：宋德星 来源：南亚研究 2006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