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来分析印度崛起的背景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可以看到：在国内方面，印度通过制度变革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减少了实现其发展目标的阻力;在国际方面，印度的崛起有大国背景，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大幅提升，近年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得到稳定发展。印度经济的发展使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获得了实现其政治信念的权力潜能，对中国的发展和中印两国关系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印度保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正在崛起的大国。有的印度学者将印度的崛起比喻为“大象速度”，虽然动作时急时缓，却是脚踏实地。印度的崛起必然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美国学者琼•斯佩罗(Joan E.Spero)认为，国际经济关系本身就是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实力是权力最重要的源泉[1]3。本文拟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印度崛起的背景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一、 印度崛起的国内背景
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将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社会)结合起来，以加深对世界政治经济现象的理解。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深入研究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将有助于理解该国的对外政策。国内制度能够改变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关系的均衡，改变行为体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与收益，从而能够促进政策的转变。因此，当一国需要建立或者强化某种国际目标时，可以通过国内制度的变革来降低阻力，增加支持力量，从而实现本国的对外目标。
印度作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推动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之一，其经济趋向已经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正是在IT产业的带动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以年均近6%的速度持续增长。同时，印度在核工业发展、卫星和航天探索、导弹及远程控制技术、医药和生物工程技术、软件业和汽车工业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步，在法制、教育、扶贫、卫生和消除种姓差别方面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印度官方宣称，到2015年，印度将同中国一起跻身于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体之列。有研究预测，依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在2020年有望成为位居中国、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四经济大国;到2032年印度的GDP将会超过日本，2050年将达278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GDP的4.2倍。印度借助信息产业，实现其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一个奇迹[2]305。曼莫汉•辛格政府所公布的《国家最低共同纲领》提出，印度今后将保持78%的经济增长速度。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印度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从其自身因素来看，主要在于它致力于国内制度的变革，着力解决国内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而降低了实现其发展目标的国内阻力。
独立后的印度在前30多年中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慢，被外国学者谑称为“印度增长率”。印度工业长期处于高关税、严管制的国内市场中，企业效率低，成本高，产品质量差，价格贵，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印度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限制也十分严格，英国《金融时报》曾载文指出，“可能除中国外，印度经济也许是世界上重要经济中控制最严重的经济了。”印度政府把许多重要经济领域保留给公营部门发展，不许私营部门进入。通过许可证法，印度政府规定，从事重要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等活动，事先都必须获得政府有关部门颁发的许可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要实行严格控制。在政治方面，1950年印度宪法所规定的议会民主制度长期以低水平运行。尽管独立后的印度在民主结构和程序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千百万普通民众的思想觉悟、价值观念、文化水平和各种技能的提高十分缓慢，而民主政治结构的良好运作恰恰要求普通大众具有高素质。印度实际上长期处于完全不同的两种传统既印度传统和欧洲传统的交叉口上，没能在民主政治范围内实行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印度式的发展道路没有解决生产问题，更没有解决好分配问题[3]。印度社会各界人士清醒地认识到上述各种问题，并呼吁政府采取措施尽快加以解决。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制定了各种新的政策并采取了相关措施，导致其经济政治结构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
综合多方面的研究，促使印度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内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经济改革为印度经济的长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为了充分发挥混合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印度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就对经济政策进行了一些重要调整，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其经济自由化改革主要包括放松产业规制、减少垄断、鼓励竞争及贸易、投资自由化等市场导向的改革措施，由此培育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以及大量的中小企业，为印度的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 印度的民主政治促进了经济改革。二战后各国学者关于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虽然只是民主化的要素之一，却是举足轻重的。经济水平和民主化之间的相关度在20世纪80年代要高于50年代。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国家如能够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就能为民主结构打下基础，从而增加民主的制度化和合法化的可能性。许多国家的经历都证明，经济发展并非仅取决于财政金融改革或外贸政策的调整，恶劣的、不健全的政治制度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目标的重大障碍。英•甘地指出，在现有民主进程的限度之内，为实现发展和社会公正所必需的经济改革是无法进行的[4]3。为保证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有必要实施政治改革。印度议会民主制的推行和不断改善，使经济改革始终在社会和政治空间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这为印度政治经济的良性互动提供了一个调节器。
3. 努力缓和社会政治矛盾。2004年5月印度国会通过的《国家最低共同纲领》(National common Minimum Programme)提出了六个基本原则，曼莫汉•辛格政府据此规划和制定了印度新的经济政策方向与目标。这六个基本原则强调了要处理和协调好社会各种关系和矛盾：(1)保持社会的协调;(2)保持能扩大就业机会的7%—8%经济增长率;(3)维护人民的福利卫生权利;(4)提高女性的地位;(5)给予社会低层、宗教少数派以平等的待遇;(6)发挥企业家、专门职业者等代表社会生产力的人群的创造能力。印度现政权为了取得印度共产党左派在国会中的支持，《国家最低共同纲领》还反映了其对保障低层人民的利益和权利的要求。
4. 重视就业和农村工作。印度政府从充分保护工人的家庭利益的观点出发，提出解雇工人应由产业界与工会进行协商谈判解决。同时，制定了《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为农村贫困家庭人员一年内至少有100天的就业机会和领取最低工资提供保障。该法案已于2005年8月在国会通过，当年11月起已在印度北部地区的200个县投入实施。印度政府在这方面采取的相关政策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其贫困问题确实已逐步得到缓解，贫困率从1983年的44.5%下降到2000年的26.1%(见表1)。在预期的经济持续增长形势下，印度的贫困问题还有望得到较大幅度的缓解。
大力改善基础设施。长期以来，印度的商用能源匮乏、运输瓶颈严重、电力供应不足，阻碍了其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印度有1/3的企业主表示印度的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落后是影响其企业发展的重要障碍。落后的基础设施降低了投资回报率，因而阻碍了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资金不足是改善基础设施的最大困难，印度的储蓄率只有20%—25%，而且外资流入的规模也较小，2004年印度吸引的对外直接投资只有53.4亿美元。印度政府对此给予高度重视，正在采取各种办法筹措资金，包括：(1)筹集1000亿卢比资金用于特殊项目;(2)延长公路、港口、机场和旅游等项目贷款的期限;(3)减少外汇储备以增加设备的进口;(4)实行一系列措施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5)将所申报黑钱的60%用于认购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种债券，其余40%作为税收上交。
6. 加强能源安全。印度的石油进口占其石油总消费的70%，国际石油价格的暴涨给印度的对外收支产生了巨大的压力。由于石油进口开支的迅速增长，印度的经常账户产生了大量赤字。另外，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变成了石油净进口国，与印度在石油需求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为了加强其能源安全，印度政府正在积极地参与开采外国石油资源并加强国内石油资源的勘探[5]。
7. 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印度的科学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在基础科学、信息技术、核技术、生物制药、空间技术和海洋工程等方面都有较明显的优势。印度十分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自独立以来，逐步加大了对教育的投资力度。“一五”到“八五”计划期间印度政府对教育经费投入从15.3亿卢比增加1960亿卢比，增长了128倍。在加强基础教育的同时，印度还非常重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目前印度的大学生总数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占世界第三位。印度注重人才培养的方针，使得印度拥有一支强大的科研队伍，目前有400万科技人员，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三位。印度知识分子人数为3.6亿，比法国和日本的总人数还要多。印度对教育的大力投入加速了人力资本的形成进程，帮助印度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发展方式。
二、 印度崛起的大国背景
从印度崛起的国际背景来看，突出地体现在其背后有着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影响。
美国因素是印度崛起中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近年来，美国的战略界和领导层越来越意识到南亚的战略潜力，开始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战略部署的调整，其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意在打造“亚洲版北约”，它将由美国联手印度来主导，具有以美国利益为重点的国家主义色彩浓厚的特征。因此，2000年以来，印美关系发展迅速。
印美关系是当今印度外交的重中之重。2000年3月，克林顿成为22年来第一位访问印度的美国总统，双方签署了旨在指导两国关系的《印美关系:21世纪展望》框架性文件，致力于建设新型伙伴关系。2000年9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两国领导人就地区安全、核不扩散以及双边贸易和投资进行了磋商。布什政府执政后，进一步加强了与印度的军事关系。由于印、美两国在亚洲及其以外地区享有共同的战略利益，“9•11”事件后，美国取消了对印度的经济制裁，扩大了与印度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加强两国的情报共享。美国已将印度看作是与中国同等重要的大国，而这正是印度的夙愿。在印度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情况下，美国仍与印度签署了《民用核技术合作协议》，这实际上是美国对印度核国家地位的承认，为今后向印度提供核技术帮助铺平了道路。
美国之所以看重印度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1)印度的幅员、人口与中国相当，目前正在迅速发展，只要给予有力支持，它会很快变为一个强国，成为未来唯一能在亚洲与中国相抗衡的角色。(2)印度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北与中国毗邻，并通过克什米尔连接中亚各国;西靠西亚地区;南濒临印度洋交通要道;东邻东南亚各国。拉住印度，对美国推行亚洲乃至全球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3)中印在1962年曾发生过边界冲突，两国的边界问题至今尚未解决，近年来中印关系虽有明显改善，但相互之间的猜疑和误解依然存在，有利于美国通过印度牵制中国。
美国一直认为可以从发展美印双边战略关系中不断获得更多的战略利益。因为，在地缘战略上，美国可利用印度所具有的战略地位更有效地推行其亚洲战略目标，加强美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渗透，扩大美国的战略空间，在南亚、中东和中亚地带建立一个三角战略地带，以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通过巩固和扩大美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空间，既可以挤压俄罗斯等国在南亚的战略空间，又可以达到牵制亚洲地区大国崛起的战略目的，借助印度来遏制、围堵中国，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确保美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在经济上，美国可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印度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市场潜力巨大，其蕴藏的无限商机和在信息技术领域日益增长的投资、参与机会，对美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美印两国加强经济合作，有利于美国在南亚地区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争夺在印度军火贸易中的份额。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认为尽管印度现在还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其潜力不容忽视。印度的人口快速增长，经济的持续增长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一直保持在5%—6%的水平，在未来的10年左右的时间里，尽管有困难，但进一步改革是有可能的，因此其经济增长会达到中国目前8%—10%的水平。在美国看来，印度与中国相比，其市场导向更多一些，而且民主政体充满活力。尽管印度不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印度不会像中国“崛起”那样带来威胁。美国认为，在政治上，印美两国相同的价值观使印度自然而然地会在中美之间偏向美国。在经济上，由于印度经济的相对封闭的性质，使它几乎不可能成为与中国一样大的全球经济因素而对美国构成威胁。
印度崛起的另一个大国背景是俄罗斯。俄印关系近年来有较稳定和快速的发展。瓦杰帕伊政府上台后，印俄关系开始升温。2000年10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印度，两国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在国际组织、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等方面的合作。印俄达成了一系列军火贸易和军工生产方面的协定，俄罗斯并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冷战时期的印苏事实“结盟”关系相比，当今的印度和俄罗斯的合作关系已明显不同，主要目标在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提高各自的国际地位。
2004年12月初，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印度，印、俄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其中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尤为引人注目。除民用核能合作有所进展外，双方还讨论了促进印、俄石油、天然气公司相互投资、合作开采的计划。印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参加了投标俄罗斯拍卖的“尤科斯”公司资产并积极竞标萨哈林三期工程。普京访印前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表示，印、俄正着手扩展两国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合作。印度目前正准备通过国际投标参与勘测开采孟加拉湾大陆架的油气资源，而俄罗斯的主要能源企业也将参与该项目。普京强调，印、俄加强在能源领域的伙伴关系，将使两国共同受益;俄罗斯打算为印度经济增长所需的能源稳定、为发展印度的燃料与能源产业做出贡献[6]。
2007年1月，印度与俄罗斯签署了超大规模的军售协议，充分反映了俄罗斯与印度两国之间充满信任的战略合作关系。比较俄罗斯对中国与对印度的军售可以发现，俄罗斯向印度出售的都是新研制成功的或自己都没大量装备的武器，这与向中国出售的武器明显不同。由此可见，在目前美国“一超独霸”的世界新局势下，俄罗斯在自身还没有聚集起足够的能量之前，它需要极力拉拢一些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如中国和印度，形成一个对美国有制衡能力所谓“战略合作伙伴”阵营。而印度因为和俄罗斯距离遥远，两国之间没有任何历史或现实争端，历史上又一直和苏联走得很近，面对美国极力拉拢印度加入西方阵营的意图，俄罗斯也欲通过进一步加大对印度的军事支援力度，由此坚定印度国内“亲俄派”的信心。
三、 印度崛起对中国的影响
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权力和权力关系在国际事务中起着重要作用，而权力可通过国际关系中军事的、经济的、甚至是心理的形式表现出来[7]13。在当今的印度，成为世界大国已经不仅是少数政治家的理想，而是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
印度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其民族主义者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固有的思想信念，即印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由文化、共同经历、风俗和地理明确界定的国家，其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为印度提供了表达自己民族特性、民族认同和民族精神的机遇。印度认为，凭借其目前的地位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世界应该承认亚洲的未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印度的未来，印度正在成为亚洲的中枢。
印度民族主义随着经济的发展膨胀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有其久远的历史渊源。1998年印度核试验以后，其民族主义又有所发展。印度民族主义的表现是很有特点的，一般其高涨以10年为一个周期，而印度的经济发展也基本上是每10年上一个新台阶。例如，1980年为3.5%，1980—1990年为58%，1992—2000年则提高到6.4%。近几年中有的年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更达到了8.2%[8]。
卡伦•明斯特在其《国际关系精要》一书中指出：“国家权力不仅是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而且是控制后果的能力，其目的是带来不会自然发生的结果。”[9]109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权力取决于每一方的权力潜能。一个国家的权力潜能部分取决于其权力的自然来源，最重要的权力来源是一国的经济发展潜能。印度经济发展所引致的“大国情结”和民族主义对未来中印关系有着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将突出地表现在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
在政治方面，中印关系在不断趋于改善的同时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1981年，中印两国启动了副外长级边界会谈，后来专门设立了“边界问题联合工作组”，并兼有非正式安全对话的功能。1993年9月印度总理拉奥访华，中印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协定规定：中印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双方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双方严格尊重和遵守现存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把实际控制线地区各自的军事力量保持在与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10]94。1996年11月，两国政府又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11]120。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双方商定重新开放连接中国西藏和锡金之间的贸易通道，为双边贸易开启了绿灯。在边界问题上，双方除了启动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谈机制外，还签订了《关于扩大边境贸易的备忘录》，即开放乃堆拉山口，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印在边界问题上取得某些进展。2004年3月，中国的新版地图和2003—2004年版《世界年鉴》中锡金都没有出现，而此前中国一直没有承认1975年印度对锡金的合并。2005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印，提出两国共同致力于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将2006年确定为“中印友好年”。这标志着中印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12]。
但与此同时，印度决策者认为，如果接受中国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的主张，就等于屈从中国的压力，损害印度的大国形象。所以，中国越是积极主张进行边界谈判，印度方面越是敏感。基于这种观点，拒绝中国有关边界谈判的建议就是一种必然的逻辑。2006年1月11日，印度外交秘书西亚姆•萨兰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演讲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说：“应从印中关系的战略角度看待边界问题，而不应把边界问题单纯视为一个领土问题……”。有关专家认为，萨兰这话的潜台词是：既然中方提出建立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中方就不应太看重领土问题，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就应多做一些让步。印方知道，想将自己单方面确定的边界线强加给中方是不可能的，今后的目标是要力保在边界东段已经占领的土地，即保住它通过武力或偷偷挪动临时界桩在东段所占领的属于中方的9万平方公里领土。由于中印双方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主张存在较大差异，双方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磋商和协调过程。而且随着印度经济的加快发展并使其民族主义思潮的进一步强化，加强中印政治合作和解决两国边界问题还会遇到一些新的波折和阻挠。
在经济方面，中国和印度都是新兴的能源消费和进口大国，两国在国际能源格局中有着相似的处境，这也决定了两国在许多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与利益冲突。中国自1993年起成为能源净进口国，能源进口目前大致占国内消费的1/3，印度的能源进口至今已占国内总消费的70%以上。中、印两国近年都出现了能源消费的迅猛增长(印度为8%，近年已取代法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石油消费国)。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占世界总需求量的7%，并在2003年达到40%的增长幅度。印度目前能源进口增长速度达到11%，但如考虑到印度进口石油占其消费量的2/3、而中国只占1/3这一情况，印度的实际处境显得更为严峻。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两国能源的对外依存率仍在不断攀升。目前得出中、印即将为获取海外石油资源展开激烈竞争的结论也许还为时过早，但中印为获取海外能源而展开的角逐已经开始。2004年10月，由于中国开列的条件更为优惠，印度在安哥拉的石油开采项目竞标中输给了中国[6]。
在经贸关系方面，除了政治方面存在着制约中印经贸关系发展的因素外，中印都是发展中国家，两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贸易结构，决定了两国在经贸领域既有互补性又有竞争性，而且从总体来看是竞争性要大于互补性。从中印双方各自的外贸对象国分布结构来看，两国都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作为主要的外贸合作对象，这种结构在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如印度传统的出口商品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已由1950年的70%左右下降为目前的20%左右，中国也早已经以制成品出口为主。在占印度出口总额20%左右的初级产品出口中，中印两国具有互补性;而在占印度出口总额近80%的制成品出口中，虽然在制成品内部也可以找到中印双方相互需要的部分品种而展开双边贸易，但总体上说互补性不强。1996年10月，印方以中方对印“倾销”化学品使印方国内工业蒙受损失为由，宣布对进口的中国化学品征收“反倾销”关税。1998年10月，印方又宣布对进口的中国焦炭征收反倾销税以保护印度国内的相关工业[13]。在信息技术领域，印度更是成为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与中国相比，印度在这一领域的主要优势是投资项目管理能力强，这种能力是以往印度在接受了许多来自欧美企业的大型项目定货的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印度的软件行业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占居优势，一是在于它拥有大量的优秀的(包括英语掌握能力)信息技术领域技术人员，二是具有成本优势，三是管理质量高。印度拥有雄厚的受过理工科高等教育的人材，这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而对于中国来说，仅靠大学的扩大招生并不能赶超印度所拥有的持久优势。
总而言之，如同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不可阻挡一样，印度的崛起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一方面绝不能小视印度，要看到印度具有超过中国的潜力和优势，要努力防范和消除印度崛起对我国发展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应致力发展中印两国良好的政治经贸合作关系，共同为促进世界进步繁荣作贡献。发展中印关系需要耐心，在两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如边界谈判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经贸合作起步比较晚，起点也不高等。克服这些问题需要两国更好地解决好自己的国内问题，进一步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当然也需要有一个大的国际环境的转变。由此才能实现共同崛起，优势互补，合作双赢。
作者：黄 河 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