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变迁，美国的对外政策不断发生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因为它所依赖的政治文化基础是相对稳定的。美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新教理念、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等，尽管这四者各自具体的起源、功能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基本价值观是内在统一的。它们对美国外交思想史上的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等四大思想流派都产生了基础性影响作用，而相对来说，威尔逊主义从美国政治文化中汲取了更多的养分，因此它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美国对外政策从建国初期的孤立主义到走向开放的门罗主义，又从一战期间的理想主义到一战后孤立主义重新兴起，再从二战时的理想主义到冷战期间及冷战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织，给世人展现的是一幅变动不居、杂乱无章的画面，以至有学者认为美国对外政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之所以如此，美国著名学者沃尔特·米德认为，自建国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一直深受主张以有利条件融入全球经济的汉密尔顿主义、主张以孤立自保政策来确保国内民主制度安全的杰斐逊主义和既有孤立主义倾向又向往对外战争胜利的杰克逊主义以及主张大力向全世界传播美国价值观与推行民主制度的威尔逊主义这四个外交思想流派的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实际上是这四种思想流派冲突、妥协、博弈和契合的结果。我们认为美国对外政策不仅受到国家实力、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的影响，也确实受到了上述四种主要外交思想流派的左右，但它还扎根于美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受到其深刻的影响。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9页。据此，美国政治文化就是在美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是美国人所拥有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念、民族精神、宗教信仰等的综合反映，它影响着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对外政策。而美国政治文化的内容主要有新教理念、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等。通过对这些主要内容的分析，我们尝试探寻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文化基础，揭示其在美国对外政策生成中的基础性影响作用。这对于深化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理性认识，把握其内在本质，并在对美交往中制定科学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 新教理念
美国是个世俗的国家，但更是一个宗教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几乎每个人都与生俱来地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因为宗教是美国社会中最重要、最广泛、最活跃力量之一。对此，托克维尔曾有过深刻的论述：“在美国，宗教也许不像它早先在某些时期或在某些国家里那样强大，但它的影响力却更为持久。它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发生影响，但这个力量任何人也剥夺不了。它的活动领域虽然只有一个，但它在这个领城里可以通行无阻，并能毫不费力地控制这个领域”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46页。。尽管美国的宗教具有多样性，但是基督教在美国社会中居于主流地位。“1989年至1996年期间的3次调查表明，有84%至88%的美国人称自己为基督教徒。” 转引自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页。而且由于美国独特的发展历史，在美国新教最具有社会影响力，新教文化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美国人国民特性的核心，就是定居者所创立、世世代代所吸收的文化，‘美国信念’就是由它诞生出来的。这一文化的精髓就在于新教精神。” 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在今天看来，新教文化理念不仅是美国国民特性的核心组成部分，更是当代美国政治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同时也是美国政治文化所支撑的对外政策的本源性根基。美国新教理念有着丰富的内容，但总的来说集中体现为“美国优越论”与“天赋使命观”。
新教有三个主要宗派，即路德宗、安立甘宗和加尔文宗。其中，加尔文宗的核心神学思想就是“上帝全能论”与“先定论”。它突出强调上帝的绝对权威，上帝的绝对意志决定着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存在与变化，并在每个人出生之前上帝就预先决定了其命运，预定了哪些信徒是称义而成为选民。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够从上帝的“召唤”中体会到一定的信息，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对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表现加以揣摩分析，以判断自己是否成为上帝的选民。一个人荣获上帝“召唤”而成为“选民”的外在标志是：笃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刻苦努力，热心于社会有益的事业并获得成功;积极参加教会且品德优良。也就是说，拥有绝对意志的全能上帝预先就决定了谁会属于“上帝的选民”，而人们必须努力做好尘世工作，不断完善自身道德，以此实践行动来证明自己是否属于上帝的选民。美国人的成功使他们对美国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国家坚信不疑，更加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具有与众不同的优越性，“美国优越论”便由此产生。
天赋使命观的基本含义为：受上帝的委托，美国对于人类的未来发展和命运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和使命。根据新教教义，新教徒以聆听上帝的召唤来到世间是真正的“上帝的选民”，那么他们自然有责任和义务按照上帝所规定的信条改变和复兴世界。新教徒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在世俗世界中建立一个理想的美好社会，以展示上帝的大能与恩典，并给世人树立一个好榜样。为此，他们在欧洲积极推动宗教改革运动，但由于触动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遭受到迫害。为了躲避封建迫害，同时也是为了实现其神圣使命，新教徒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北美大陆。其中的英国清教徒把“天职”宗教价值观也带到了这一片“净土”，而这成为美国“天赋使命观”产生的思想基础。由于北美大陆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早期移民者们意识到北美大陆的特殊性，坚定地认为北美大陆是上帝特为他们实现使命而预留的理想之地。这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气候宜人。他们将在上帝的教导和保佑下致力于把光明和拯救带给全世界。因此，美国人的这种“天赋使命观”源于北美早期移民中新教徒的宗教信仰，而北美优越的自然环境则更加强化了新教徒的“天赋使命观”。它促进了美利坚民族意识的产生，并随着美国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得到强化和完善。“天赋使命观”赋予美国政治文化鲜明的个性，并或隐或明地存在于美国对外政策中。对此，学者于歌有明确的阐述：“要理解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就必须了解美国的主流宗教基督新教，尤其要了解新教中的清教徒派的思想;美国的外交深受其社会性质以及国民的行为方式的影响，而美国的社会性质和国民行为方式又深深地受着美国主流宗教基督新教尤其是清教徒思想的影响;促使美国采取这种对外政策的，是美国人的由来于基督新教的天命意识，起源于基督新教徒的救世主义态度，尤其是清教徒的一些特有的革命性宗教观念，比如后千禧年思想等等，它们又强化了美国人的这种天命意识和使命感。” 于歌：《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可见，若要深入认识美国对外政策的本质，就必须追根溯源到新教理念，因为不论是具有孤立主义倾向的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还是主张对外扩张的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都能探寻到“美国优越论”和“天赋使命观”的踪迹。实际上，不论是主张孤立的对外政策还是主张扩张的对外政策都是‘天赋使命’的不同表现形式。其中，孤立的对外政策是以被动的方式展示‘上帝选民’的魅力，希望世人效仿;而扩张的对外政策则是直接地索取经济利益或者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可见，以“美国优越论”和“天赋使命观”为主要内容的基督教新教理念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的政治文化动力源，它使美国人不仅在对外交往中坚信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最为优越，而且把向世界推广这种价值观和制度视为自己的使命。也正是如此，相对于杰斐逊、杰克逊和汉密尔顿主义来说，具有传教士精神、主张向全世界传播美国价值观的威尔逊主义从新教理念中吸收了最为丰富的养分。
二、 自由主义
美国建国时期思想家基本上继承了欧洲自由主义传统，尤其是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孟德斯鸠的政治思想。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作为其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洛克论证了人的基本权利和政府的基本功能。洛克认为人的基本权利由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三部分构成，而为了保护人的这些基本权利，就要建立权力分立的有限政府。他把政府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联盟权。孟德斯鸠认为一个小共和国会毁于外力，大共和国则会毁于内部邪恶，而由一些小的联邦组成联邦共和国就可以避免内外威胁，应该是最可取的。另外，孟德斯鸠把政府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是对洛克分权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尽管美国政治体制历经两百多年明显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合众国迄今仍然只有基于一套政治理念的一部宪法和一种政府体系。” 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周瑞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美国宪法的基本观点深深根植在美国人的思想观念中。
发端于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尽管有多种来源，但一般认为新教和它是一种“父子关系”。首先，自由主义当中的平等观念起源于《新约》中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观念，既然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那么在人世间也应该是平等的，而人若获得了平等的权利，就意味着奴役人的枷锁就打破了，自由也就随之而来了。其次，作为自由主义核心理念的个人主义起源于新教中“神爱每个人”的思想，既然神爱每个人，个人因此是这个世界的目的，政府作为手段就自然成为每一个人服务的公共事务机构，个人与官员的关系不再是子女与父母的关系，而是主人与公仆的关系，为了保证社会的每一个个人都能行使他主人的权利，作为公仆的政府官员必须由每一个人来任命，具体来说就是每一个个人而不是团体通过投票选举任命政府官员，这就是民主制产生的理由。再次，作为自由主义核心理念之一的有限政府和权力分立的思想同样离不开新教理念。《圣经》中关于人人都有原罪的思想催生了政府的权力应该是有限的、官员应该受到监督和制约的理念，同时为了防止政府侵犯社会中的个人权利，政府机构应该由相互制约与平衡的部门组成，这就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的依据。对此，托克维尔说得很明白：“自由认为宗教是自由的战友和胜利伙伴，是自己婴儿时期的摇篮和后来的各项权利的神赐依据”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6页。，并认为“清教的教义不仅是一种宗教学说，而且还在许多方面掺有极为绝对的民主理论和共和理论”。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9页。
自由主义作为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规范传统较早是由托克维尔提出来的。托克维尔认为，与欧洲的国家相比较，美国没经历过封建社会，没有背负封建传统的历史包袱，由此决定了在美国社会自由和平等思想居于主导地位。自由主义作为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价值规范，决定了美国人对诸多基本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的看法，如：社会进步的方式，稳定政治秩序的来源，合法政治权力的起源，历史演变的规律以及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等，而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又会影响对外交与国际问题的理解。正如布鲁斯·拉西特所言，“人们对国内政治的看法与他们对外交政策的看法是密切相关的。” Bruce Russett，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Princen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p.130.
自美国建国以来其对外政策中的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都蕴含着自由主义价值理念，这一点确实与这四种思想流派都从新教理念中获得基础性思想养料的情况相似。在建国初期，美国的自由主义为主张孤立的杰斐逊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撑。当时，美国自由主义者认为，为了不使美国卷入欧洲大陆的战争纠纷，与这个堕落的“旧世界”保持距离是必要的，以便于使自己能够集中精力在新大陆上尽快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世界”。但随着美国的国力增强，从一战开始到后冷战时期，在这期间虽有杰斐逊主义的短暂复兴，但总体上来说美国自由主义为主张扩张的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提供了更多的理念支持，其中威尔逊主义受益最多，基本上成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主旋律。比如冷战期间，威尔逊主义所要在全球推行的美国价值观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就成为美国政府进行社会动员和号召盟国支持的合法性依据。而从卡特的“人权外交”、 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构想，到冷战后克林顿的“新干涉主义”、小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和奥巴马的“巧实力”外交战略等等都是威尔逊主义外交战略的体现。
三、 民族主义
美国民族主义价值观形成于美国独特的历史文化演绎过程。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是美国文化的一个主要来源，但是它本身并非只是这一文化传统的简单延续，而是早期来到北美的移民者及其后人，在开拓一个新大陆的艰辛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的独特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美国民族主义价值观是欧洲文化传统与新大陆开拓者生活经验的历史结合，也就是说它主要是新教理念与自由主义美国化的产物。美国民族主义价值观的内容非常丰富，比如美国例外论、种族优越论、天定命运观、救世主情怀、自由民主政治信念、实用主义精神、扩张主义使命感等。 在内涵上美国民族主义确实与新教理念、自由主义等概念有交集，看起来很相似，但它们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如新教理念侧重于宗教，而民族主义则强调世俗。实际上，这种民族主义政治文化价值观是美利坚民族特质的有机组成部分。学者刘建飞认为：“独立战争本身便是美国民族主义的产物。而随着美国的发展和强大，民族主义则成了其向外扩张的动力。” 刘建飞：《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载《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第83-84页。 民族主义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是内在而深刻的，它构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共同思想基础，使其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孤立与扩张之间实现了有机统一。
一方面，从理想与现实的角度划分，美国对外政策中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与威尔逊主义这四大外交思想流派可以大致地分为两大类，即威尔逊主义属于理想主义，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则属于现实主义，而民族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结合的基础。在美国的现实对外政策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是相互交织的，道德理想与政治现实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老布什就曾说过：“一个国家的理想主义观念不一定与它的利益相冲突。” 理查德·N.哈斯著：《新干涉主义》，殷雄、徐静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美国的前国务卿舒尔茨亦有类似主张：“在人权与现实政治之间做出有效选择的两难处境可以达到一个双赢的结局。” Sara Steinmetz，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Human Rights：Perspectives on U.S.Foreign Polic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 p.210.实际上，在美国外交史上，纯粹的理想主义对外政策是不存在的，同样纯粹的现实主义对外政策也是不存在的，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都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只不过有时会更加侧重于理想主义，有时则更加侧重于现实主义，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所追求的现实目标价值指向都统一于民族主义。
另一方面，从倾向于孤立还是对外扩张的角度，美国对外政策中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这四大外交思想流派也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大类，即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有较强的扩张性，杰斐逊主义与杰克逊主义则显得孤立性居多，而民族主义使得美国对外政策中孤立与扩张情怀达到完美统一。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独具特性的国家而言，其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是高度一致的，而国家利益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至于采取“孤立”的还是“扩张”的态度对待世界，主要取决于利益需要、实现利益能力以及当时形势等多个维度的综合考量。“就历史来看，我们的国家利益——就防卫安排这个意义上——是不断扩展的。它们从北美大陆延伸到加勒比海，又到整个西半球，到西欧，到我们的太平洋属地和盟国，并且，至少在理论上说，到世界实际上的任何非共产主义国家。” Robert H.Puckett，America Faces the World：Isolationist Ideolog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Y.：MSS Information Corporation，1972，pp.82-83.确实，从美国“国家利益”的世界扩展史中，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美国对外政策在这一点上的根本一致性，不论是强调对外扩张的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还是倾向于孤立的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都是如此。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不论是主张推行理想、勇于扩张的威尔逊主义，还是强调现实经济利益、主张经济扩张的汉密尔顿主义，抑或是重视现实利益、有孤立倾向的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更重视军事实力和胜利)都能在民族主义这块土壤上安身立命，但是由于威尔逊主义在美国外交史上的长期处于领军地位，它在这块土壤上相对于另外三个流派来说自然是树大根深。
四、 实用主义
著名学者拉斯基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导言中明确指出：“美国人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民族，不大善于思考。他们凡事考虑眼前的利益，而不大追求长远的利益。他们所重视的，是够得到、摸得着、切实存在并能用金钱估价的东西。”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册)，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54页。这里实际上阐述的正是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处世哲学。通常，人们把实用主义视为生于美洲本土的一种哲学，是美国精神在哲学上的集中体现，它对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实，照此逻辑，实用主义同样存在于政治文化领域。我们认为，作为政治文化的范畴，实用主义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政治哲学，而在外交活动中，它为美国对外政策提供了基础性的方法论支撑，并在主观上规制了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们的基本思维框架。
美国实用主义孕育于美国非常富有独特性的历史文化。首先，美国实用主义中注重实际效果的理念就源于其特有的开拓边疆传统。对于早期拓荒者们来说，开拓边疆是非常艰辛的，时刻充满困难和危险，这使他们十分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率和效果，而非常不屑于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和不讲效率做法。“不讲空话，不必客套，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一般美国人都奉行的准则。” 陈尧光：《美国人的文化价值观——美国文化考察札记》，载《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7期，第21-26页。在拓荒中获取的实际效率的生活体验，随着早期开拓者们在北美大陆逐渐站稳了脚跟，这一观念也深深植入了他们的内心，并被转化为一种定势思维而流传于后世。其次，美国的拓疆历史也培育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创造精神。在拓荒年代，移民者们用来改变自身生存条件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发明创造实用技术，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崇尚创造的传统而被后人继承。当美国人大举进行“西部大开发”时，为了解决每日面临的新问题，他们大胆地进行尝试，于是为满足现实生活需要的新发明和新创造就连续涌现。这种依靠发明创造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精神被广泛传播，逐渐成为美利坚民族的鲜明品质。另外，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理念还有着深远的宗教渊源，比如其注重功利观念、务实精神等就与早期移民奉行的基督教新教伦理有着密切联系。基督教新教主张教徒应在尘世活动中表现出对上帝的虔诚，用他们在尘世所取得的成功来证明其得到了上帝的恩赐。这样一来，新教伦理就把得到了上帝拯救的人们，从虚幻的来世拉回到了现实生活中来。人们要想成为“上帝的选民”，就必须依靠务实精神，经过自己努力拼搏来取得成功。无论是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威尔逊主义还是杰克逊主义都深受实用主义的影响，因为践行每一种对外政策都要从现实出发考虑实际效果。杰斐逊主义之所以主张孤立是考虑到美国在建国初期国力太弱，若卷入欧洲事务非但不能在国际上推广民主，反而会损害本国的民主制度，而一旦美国国力强大，杰斐逊主义者同样支持威尔逊主义的扩张政策;在美国工商业发展初期，汉密尔顿主义主张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而在美国工商业具有较强竞争力的20世纪初，其则转而支持自由贸易政策;高举理想主义大旗的威尔逊主义在二战时，为了打败世界头号敌人——法西斯主义，就与自己价值观尖锐对立的苏联相联合，同样在冷战期间为了与最危险的敌人——前苏联相抗衡，毫不犹豫地与自己价值观相对立的中国联合起来。如今，出于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和制约中国崛起的现实需要，美国正在实施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区域转移，显然其矛头的指向是中国。 我们认为二战之后威尔逊主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由此可见，美国对外政策受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影响，其在处理国家战略关系中往往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与实用性。
应当指出的是，不论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还是以标榜理想而与现实主义学派相对立的威尔逊主义都包含现实主义的成分，因为它们在方法论上都受到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但区别在于前三者的现实主义成分较为厚重，而由于威尔逊主义具有强烈的宗教情怀则其所蕴含的现实主义因素相对单薄一些。
结 论
从上述我们对新教理念、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新教理念为后三者提供了价值基础，而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实用主义都有着深刻的新教渊源，并且正是新教理念强化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对以个人主义、自由、平等、民主等为核心的美国信念的认同。实用主义作为方法论虽然强调灵活机动、讲求实效，但其终极目标还是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信念”。可见，尽管新教理念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起源、功能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却有着强烈的内在统一性。
既然新教理念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价值观上是浑然一体的，那么扎根其上的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等外交思想自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也就是说，正是美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塑造了美国人观察世界、理解世界的独特思维视角，形成了他们与世界交往的独特行为方式。尽管上述四个对外政策流派观点分歧且常常争斗，但它们相同的政治文化血脉决定了其万变不离其宗，相争不忘其本，所有纷争都聚焦于美国的战略目标，统一于新教理念支配下的美国利益基础之上。
美国外交史清楚地表明，上述四个对外政策思想学派对实际对外政策的影响力度不仅受到政治文化的影响，还受到国家实力以及国际形势的制约。建国初期由于美国国力较弱，杰斐逊主义与杰克逊主义就占了上风，但随着美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汉密尔顿主义与威尔逊主义就自然成为主导力量;二战之后，美国国力在国际社会独占鳌头、长盛不衰，从而使在美国政治文化土壤中汲取力量最多的威尔逊主义如虎添翼，在对外政策中长期处于战略主导地位，而发挥战略从属作用的汉密尔顿主义与杰克逊主义紧随其后，至于杰斐逊主义，总的说来只起着战略制衡作用。
目前，我们还看不出美国综合国力衰落的迹象，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综合国力仍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此，主张向全世界推广美国价值观的威尔逊主义将依然会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居于战略主导地位，对此我们应该要有清醒的认识。
作者：张宏志 郑易平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4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