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暖是一场骗局,气候谈判则是一场打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增长势头的阳谋,确实有不少人是这么看待哥本哈根会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便不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待气候变化会议,会议的实质仍然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交锋洗牌,而绝非一次纯粹的、以挽救人类未来为目的的会议。
“不成功”的哥本哈根会议
2009年12月19日闭幕的哥本哈根会议并没有达成最后的决议,最终摆在台面上的,并不是大家一致认可的文本,而是美国和所谓的“基础四国”(即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大国在最后一分钟所商定的“协议”。主要内容包括:把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内,设立发达国家强制减排指标,发展中国家展开自主减缓行动。协议内容还包括,发达国家于2010年至2012年向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100亿美元资金援助,至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援助。
大会最终的决定是“接受”这份协议,希望能在明年下一次大会举行时,通过这份协议。于此,哥本哈根会议不但成不了两年前定下的《巴厘路线图》所设定的谈判终点站,反而是成了另一个谈判的起点,各国是否能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失效之前完成有法律约束力的替代协议,又成了一个颇大的问号。新气候协议的终点站在何方,目前看来谁也说不准。
气候政治的博弈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所以草草收场,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这是大国为了本身的利益钩心斗角,互不相让的结果。
在气候政治的博弈过程中,被提到最多的一条准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于是在全世界范围确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宪法”。在公约中,确定了上述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虽然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最开始是发达国家造成的,也应该由发达国家先来动手解决。
西方工业化国家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者,对气候问题应负历史责任。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数据库资料显示,自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在全球化石燃料燃烧的累计二氧化碳排放中,95%以上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从1950年到2000年间,发达国家仍占77%,发展中国家只占23%。
基于这样的事实,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来帮助自己减缓气候变化。但对发达国家来说,出钱给最贫穷的国家或许还好商量,但出钱给发展中大国来发展清洁能源就比较困难了,毕竟两者存在着巨额的贸易往来。一旦发展中大国建立起高效、节能的生产机制,那么它所生产的廉价商品将进一步摧垮发达国家的工业体系。
美国是累积碳排放量的老大,它不但退出《京都议定书》,还拉拢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部分阿拉伯国家,拖延和阻挠气候谈判进程。后来澳大利亚受到严重的干旱威胁,不得不重新回到“议定书”。在为哥本哈根准备的两次前期谈判上,美国的重点依旧是努力将中国、印度作为其减排乏力的借口。而欧盟已经取得全球“碳政治”的领导权,不但身体力行,单方面宣布到2020年减排20%,还号召全球确立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比1990年减少50%的目标,这自然也受到发展中大国的反对。
在国际气候谈判的分歧中,逐渐形成了几大阵营。欧盟是最为团结的一家,巴西与欧盟走得很近;77国集团和中国结为一家。虽然中国并非77国集团的成员,但是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家立场很相近。(77国集团最初有77个成员,其成员后来增加到130多个,但名称不变。)另外,美国、日本各为一家。
在减排态度上,小岛国联盟要求减得越多越好,如果不减,海平面升高,它们的国家都没了。图瓦卢已经计划整体搬迁到新西兰。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则相对消极、拖延,主要是怕大家都在减排,没人买它们的石油。这两个集团经常针锋相对。
中国是目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国。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需要在减排目标上做出具体量化。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桌上,据说中国有一个绰号叫:Mr.No。意思是在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做出量化减排时,得到的回答总是:No。但在今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协定之外宣布了带有自愿承诺性质的发展目标。在此之前,中国还推出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仅通过降低能耗一项,中国5年内可以节省能源6.2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15亿吨二氧化碳。
中国18000公里的海岸线,2/3的经济总量都在沿海——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如果气候持续恶化,中国的损失要比小岛国的损失大得多。
气候问题上的中美较量
哥本哈根会议体现着大国之间的博弈和角力,中美两国谈判代表的高姿态和毫不妥协的战斗姿态,尤其令人侧目。在针对美国代表托德·斯特恩认为中国手握巨额外汇储备、看不出美国有任何公共资金援助中国的必要的说法,何亚非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听到美方谈判代表评论应否给中国提供资金时,我个人感到惊讶!数分钟前我强调说,发达国家需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但这不代表中国要钱,我们是代表发展中国家而说的……我认为对中国提供资金的言论是缺乏常识的,若非缺乏常识,就是极不负责任。”
这番话,“火药味”已经很浓了。
美国在这一问题上一定要“捆绑”中国,是双方较量的重要原因。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在减排方面最为消极和顽固。《京都议定书》一开始,美国看来也是积极的,但最后还不是美国在扯《京都议定书》的后腿。我们知道,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其温室气体和工业废气排放量为全球的四分之一,如果美国加入了《京都议定书》就等于要关闭三分之一的工业企业,各种需求将放缓,上百万人失业。你想他能签这样的有损害本国国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京都议定书》吗?所以当年布什以“科学依据不足”和“对发展中国家没有限制”为由,拒签《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中规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尚不承担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减排义务。
奥巴马上台后,决心要用一种新的方式重新确立美国的领导地位,在减排问题上也不甘落伍,免得失去“道德高地”,“领导世界”就难了。但是美国国内顽固势力依旧,如果要让工作开展起来,奥巴马政府不仅要对世界承诺,而且还要找另一个“垫背者”,既要在减排上获得利益,又要安抚国内的保守势力,一箭双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和排放大国,自然成为其首选对象。
谁都知道,减排会影响经济发展。中国要保证经济发展,美国要保工作机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捆绑中国”,双方的较量想避免也是不可能的了。
“碳政治”引发的国际政治新格局
很多媒体注意到,在哥本哈根峰会上,国际政治格局因为气候问题出现微妙变化。英国《金融时报》说,此次气候峰会已经证明:美国已不再是唯一主角。会议的气氛也彻底浇灭了任何可能存在过的理想主义热情。它已不是世界各国为拯救地球而齐聚一堂,而是沦为富国与穷国之间对骂与相互指责的场所。许多在地图上都难以找到的外围国家,比如玻利维亚以及众多非洲国家,如今它们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也吸引了数量可以匹敌美国、欧盟发布会的记者。如果说哥本哈根会议将定义新的多极世界,那么它预示的可能是一个混乱的未来。
德国德新社就这种会议情景评价说:“由此可以看到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即美国和中国指挥合唱团,新、旧强国主要演唱独唱部分,而其余国家则演唱副歌部分。”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作为气候变化谈判,此次会议的成果不完整,但是如果说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反映出新世界秩序’。”
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直到最后阶段仍召开主要缔约国会议,竭尽全力进行斡旋,但真正给谈判划上句号的还是美中两国领导人的一对一谈判。德新社报道说,在两国领导人大玩“政治扑克牌游戏”的近12个小时里,接近100名的代表只能无可奈何地坐着等待。
不管怎么说,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是个举世公认的事实。这一方面让中国必须在相关问题上作出表态,发出声音;另一方面中国表达自己立场也有经济基础,有底气。也有人说,哥本哈根的争执,是中国的“成人礼”或者“毕业典礼”,说明中国已由此成长为一个大国也不无道理。
“碳政治”下的中国:
国家发展战略的抉择
在“碳政治”问题上,中国的话语策略无疑要因势利导,利用目前西方形成的话语,强调在面对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面前,每个国家应以高度的道德感来共同承担责任。但话语构建绝不仅仅是官方文件的意识形态口号,而是要转化为一整套自我理解和思考问题的观念系统,从而将这个观念体现在文化、政策和法律等各个领域。就回应全球“碳政治”而言,这种话语建构至少应当在以下三方面努力:
第一,在国际关系中,强调在应对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气候问题上,“国际法高于国内法”。在“碳政治”中,国际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类的国际法对我国有利,相反美国通过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以及欧盟国家通过的征收“绿色关税”等国内法不利于我国。我们目前的减排压力与其说来自国际法层面,不如说来自欧美国家的国内法层面。怎么办?
很简单,西方人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普遍担忧和恐惧已经为中国实施“威慑”战略奠定了心理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巨大的排放量也许并不是中国的劣势,反而会成为中国实施“威慑”战略的“优势”所在。中国的国家实力以及与77国集团的密切关系,无疑具备了实施“威慑”的实力。如此,中国就需要将自身立场和意图明确无误地传达给西方世界:在“碳政治”问题上,除非美国和欧盟国家承认国际法高于国内法并严格遵守国际条约,否则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就会采取不合作态度,在未来也不承担任何减排承诺。当然,“威慑”是一种潜在的利益诉求,其目标是为了在谈判中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
第二,一旦把“碳政治”纳入到国际法中,就需要提出于我国有利的法律标准和技术标准。
目前各国“碳排放”的基数计算都以国家为单位,甚至以GDP为单位计算,按照这种计算方式,中国在的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中国由此遭受到越来越巨大的压力。但是,如果我们提出一套新的计算方法,按照人均碳排放量计算,中国目前在世界上排名就会大大靠后。为此,就法律话语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借助西方人熟悉和理解的“自然法”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整个大气属于上帝赋予全人类的公共财产,那么地球上的每个个体都具有平等的“碳排放权”。在确保全人类安全的范围内,每个人享有的“碳排放权”是平等的。按照自然法逻辑,每个国家究竟应当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其计算公式就应当是全球平均每人的排放量与国家人口总和的乘积。
第三,几十年来,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振兴民族的旗帜下,一直奉行现代化赶超战略,如今,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但是毋庸讳言,这个过程也给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自然环境的危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居民健康。2007年春,我国卫生部的调查报告指出,不断恶化的大气和水体质量应该为全国急剧上升的癌症爆发率负责:自2005年来,城市地区癌症患病率上升了19%,农村地区上升了23%。所以,依靠“低环境、资源权优势”,这种发展是绝对不可持续的。
中国必须清楚认识到,无论“碳政治”是西方国家主导的“阴谋论”,还是欧美国家借此打压中国的工具,中国应该将此作为一个历史契机,发展新能源技术,提高科技水平,打破GDP迷信,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和依赖,实现“绿色突围”,扬帆于滚滚涌来的世界生态文明大潮。
作者：强世功等 来源：非常关注 2010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