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绿色政治和后物质主义的出现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解意识形态化”趋势、“绿化”趋势和官民界限模糊的趋势。社会共同诉求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亚政治”议题成为西方政治中的重要议题。各色政党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底线，党派之间的意识形态界限逐渐模糊。各色政党纷纷接受绿色主张、生态政治与合作政治，左右两极掌控政治格局的局面随着中间力量崛起被打破。市民自治的治理模式快速发展，民有“官”的职权、官员平民化已成常态。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生态的演化趋势预示着后工业社会的政治趋向。
伴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西方各国民众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超出了对阶级对抗的关注，对健康、生活质量、社区发展、公共安全等公共性社会问题的关注超出了对意识形态分歧的关注。民众参与“亚政治”的热情高于对传统政治的热情。由“新社会运动”引发的公共性议题，使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一、当代西方社会出现“解意识形态化”趋势
长期以来，西方政治一直是政党政治和阶级政治的天下。各色政党以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和有强烈阶级特征的纲领存在于西方政治社会。然而，随着绿色政治、后物质主义②的出现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一种超越传统左右分界的新价值观开始出现在当代西方各国。越来越多的人将环境保护、社会公正、公共安全、对他人负责等视为普世价值，越来越多的人从关注阶级冲突转向关注社会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以意识形态画线的政治判断标准已无法适应社会公众价值观的转向。当代西方社会出现了“解意识形态化”(de-ideologicalization)趋势。
1.社会共同诉求超越意识形态分歧
绿色政治与后物质主义的兴起，在推动人们价值观发生转变的同时，也使西方社会的政治理念与政治生态发生变化。
首先，绿色政治与后物质主义为世人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使各种政治派别都看到了人类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其次，后物质主义提出了现代人类文明进程中关系到人类共同利益的议题，引发了社会公众对社会公共安全与共同利益的思考与诉求。绿色政治与后物质主义使社会的公共利益得以彰显，使大多数民众开始“摒弃唯物质主义的生活取向而把对社会和生态承担责任的‘后物质主义’价值置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设想和他们对政治的要求的中心。”在社会公众发现当今世界还有许多远比意识形态纷争重要的社会共同利益和“同质性”价值追求时，人们便会对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斗失去兴趣，便会在“非政治化”或“非意识形态化”的基础上聚集，关注“亚政治”，追求社会共同利益。法国民意测验所(SOFRES)曾对法国民众的政治态度进行了调查。有一组问题是：“你同意以下哪一种观点，一是左右派的概念已经过时，它已不能判断政党和政治家的立场;二是左右派的概念对判断政党和政治家的立场依然有效。”调查结果表明，从1981年到1991年，第一种看法从33%上升到55%，第二种观点从43%下降到33%。这说明，以左右派之分来分析政治生活的做法持续下降，传统的意识形态分歧在西方社会政治生活中在逐步淡化。据一项调查显示，在北欧五国被调查民众中，有83%的人对环境保护有价值偏好，有75%的人对“维持法律和秩序”有价值偏好，有62%的人对打击犯罪有价值偏好。大多数民众开始关注与传统意识形态分歧无关的社会共同利益问题，阶级政治让位于文化政治和生态政治。
随着民众政治聚焦点的变化，各色政党或政治派别也都不得不适应新的政治环境与政治话语，搁置意识形态上的纷争与厮杀，强化对社会共同利益的关注与追求。“为了赢得选票和保持执政或参政地位，绝大多数政党不断地在调整着自己的纲领和政策，在代表本阶级根本利益的同时，积极协调全社会利益，使本阶级、本政党利益与全社会的利益趋于一致，通过大力拓展本党社会基础，以作为更广大民众的代言人。”于是，在绿色政治和后物质主义旗帜下不同党派、不同利益集团形成了“政治共识”和共同话语，都认为维护生态环境、追求健康、高质量的生活和政治参与等价值是“普世”的价值。例如欧洲社会党就高度重视“大众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强调“有责任扩大自己的代表性，以更好地反映社会的多样性”。而英国保守党则“把绿色加入蓝底”，主张改变“我们的政治体系和生活方式”。政党政治的兴奋点已从过去单一的政治斗争目标逐渐转移到经济社会发展中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上。
2.各色政党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底线
随着社会公共议题的彰显与被关注，西方大多数民众开始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关注公共议题，其政治理念既不偏于保守，也不过于激进。他们“既不在左，也不在右，而是在前”。正如英国工党著名理论家吉登斯所说：“现代社会出现的许多新现象(如生态问题)，已经是左右两派关注范围所不能涵盖的了。这给中间填充了实质性的内容;中间由虚变实，为中间派提供了新的活动舞台，使之获得了超越传统左右两派的价值力量，进而从温和的中间派发展为积极的中心。”“调查显示，当今年轻一代充满敏感的道德关怀，比过去几代人所关注到的范围还要广泛得多。”他们“不认同那些对生活方式进行立法的传统形式的权威。在这类道德价值中，某些在英格利哈特所理解的意义上是后物质主义的，例如他们关注生态方面的各种价值、人权或者性自由。”
西方社会公众政治态度趋中的变化，使各色政党原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明显与民众的政治心理脱节。长期以来，西方各种政治派别在意识形态上旗帜鲜明，竞相彰显其意识形态的底色。各党派都在社会政治光谱中与其他政党保持足够的距离。这与民众政治态度的“解意识形态化”的变化极不协调。
顺应时代变迁以及为了获得选民支持，西方社会左右翼政党开始不断调整自身定位，修正一些过于激进或过于保守的政治主张，磨去意识形态的棱角。这种调整的结果是两翼党派向中间靠拢，突破原有意识形态底线，党派之间的意识形态界限逐渐模糊。正如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思所说：“在美国，大多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一致。德国和奥地利的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之间以及加拿大的自由党和进步保守党之间，情况也大致相似。法国、意大利、瑞士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策普遍符合这种模式。”
英国工党推出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就是奉行中间价值观的温和改良道路。按布莱尔的解释，“第三条道路”既超越了“老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也超越了“新右派”的撒切尔主义，是介乎二者之间的，“抛开过时的意识形态束缚，采用实用主义立场，解决目前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的道路。19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新中间派”思想，施罗德明确指出：“我既非左派又非右派，我就是我”，“旧的意识形态已被历史的力量所压倒，我对当前起作用的东西感兴趣。”欧洲各国社会党均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原有意识形态底线向“中间”靠拢。
与左翼的“第三条道路”相得益彰的是右翼政党向中间道路的转变。英国保守党、德国基民盟和基社盟等欧洲右翼政党，“认真研究了‘第三条道路’，在抨击其缺乏理论性的同时，承认其实用性”。英国保守党、德国基民盟和基社盟等右翼政党开始改变原有的“贵族党”形象，转向树立全民党形象，纷纷提出“建立中间大众党”的口号。在政治主张上也“不再注重意识形态的传统，致力于具体的社会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多元化、自由化的社会，各种思想、各种政治派别都具有产生与存在的土壤和政治生态条件。因此在当代资本主义各国，各种政治思想、政治派别始终处在相互激荡之中。本文所说各色政党突破原有意识形态底线，是就政治发展趋势而言，这丝毫不影响众多小党在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化。但需看到的是，这些极端化的政党在西方各国是不人主流的，甚至是被边缘化的。他们的存在只是说明，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在一种政治发展趋势形成的同时，也难免会有例外的个别情况;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翼政党趋中的发展趋势同各种政治力量多元化发展并行不悖。
3.各国政党接受“合作政治”
为了适应社会公众政治态度的变化，西方大多数政党也纷纷进行策略调整，走“共识民主”路线。各色政党均开始“强调共识而非对抗，主张包容而非排斥，力求使处于统治地位的多数的规模最大化”⑥。“共识民主”路线使政党的包容性增强，意识形态上的弹性增大。由于包容性的增强，政党之间共同的议题、重合的主张和“同质性”价值理念逐步增多，“合作政治”成了当前西方常见的政治现象。在1986年至2002年期间，法国先后出现三次左右翼“共处”局面。1988年法国社会党人密特朗第二次当选总统，总理却由右翼政党领袖希拉克担任，出现了第一次“左右共治”格局。21世纪初右翼政党领袖希拉克出任总统，社会党领袖若斯潘任总理，这是又一次“左右共治”。除了左右共治，欧洲出现的红绿联盟也是“合作政治”的重要表现。1985年在比利时地方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与生态党联盟组成市政府，开“红”、“绿”联合掌权之先例。1998年，德国出现了红绿联盟的政府。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德国绿党联合执政，社会民主党领袖施罗德当选总理，而绿党领袖菲舍尔担任外交部长。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德国绿党联合执政长达六年之久。
出现“左右共治”、“红绿联盟”的深层原因是政党间政策的差异性日益缩小，政治主张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错与重叠。以1980年代以来的法国为例，左右两派政府的大政方针并无根本性的区别。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左派政府不可能选择与右派政府截然不同的政策，右派政府也不可能完全颠覆左派业已取得的社会成就。德国社会民主党1998年执政后坚持深化“革新”思想，对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进行了以走“新中间道路”为取向的改良和修正，并推出“哈茨改革方案”，与其他政党形成了政治妥协。而德国的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联合)也基本上接受了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基本价值。2002年大选时，联盟党的总理候选人、基社盟主席施托伊贝尔在一次演说中12次使用“社会的”一词，明确反对税收改革偏向大资本集团。政策主张差异性的缩小，“同质性”价值的增多，为各党派间接受“合作政治”奠定了基础。
二、当代西方社会出现“绿化”趋势
在西方社会传统政治图谱中，“红”与“黑”是其基本底色。但“新社会运动的广泛发展显示了后物质主义事务(如环境保护主义、妇女运动、裁军和反对核力量)的日益扩大。这种趋势已经导致了西方政治生态的重大变化。”绿色政治与后物质主义政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无论是激进的左翼政治派别，抑或保守的右翼势力均对生态问题、环保问题、健康问题以及生活质量问题给予关注。于是，西方政治图谱在增加又一道亮丽底色——绿色的同时，“红色”政治派别和“黑色”政治派别也都开始“绿化”。
1.各国绿党相继进入政治舞台
绿色政治与后物质主义的兴起，给西方政治生态带来的最直接影响便是绿党的出现及其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相继建立了绿党。2004年2月，来自欧洲29个国家的32个绿党组织签署欧洲绿党(EGP)成立宣言，成立第一个统一的欧洲政党。绿党摆脱了以阶级冲突和意识形态争斗为核心价值的传统政治议题的束缚，集中表达人类对于生态文明和生活质量的诉求，强化着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参加各国绿党的人越来越多，绿党获得的选民支持率不断提高。正如英国一位学者所说：“正在兴起的对环境不满的关切以及一种认为绿色运动能够作为更广泛激进政治工具的观念”使相当多民众的政治倾向“已经从红转向了绿”。
随着绿色运动影响的扩大，绿党支持率的上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绿党纷纷进入政府。1995年芬兰绿党获得6.5%的选票，赢得9个议席，进入多党联合的“彩虹政府”。1996年意大利绿党进入政府，绿党党团负责人爱多·罗奇出任环境部长。1998年，意大利绿党加入中左联盟，再次进入政府，获得两个部长、28个议员、20个市长。1996年，德国绿党在全国进人了12个州议会，1998年成为国内第三大政治力量，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1999年比利时的两个绿党——阿加莱佛党和生态党共同进入政府，总共获得两个副总理、两个部长、两个国务大臣的职位。
绿党登上政治舞台的事实说明，西方社会的政治势力格局发生变化，左右两极掌控政治格局的局面随着中间力量崛起而被打破。
首先，绿党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寻求并非左翼和右翼的中间而是实现这两个阵营最好目标的新视角的新激进中间党。”它秉持后工业社会理论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抛弃传统的阶级政治倾向，以非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非左非右的理念挑战传统政党。“它既代表了新的中间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如清洁优雅的环境、和平的生存空间与和谐的社会秩序等)的利益和愿望”，“也吸引了处于社会边缘和弱势群体的广泛参加”，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全民政治运动。”绿党的崛起意味着，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主题开始转换。生态文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绿色政治或“亚政治”议题正在取代传统的政治议题成为西方政治中的重要议题并“涌人了现代政治的核心地带。”绿色政治与后物质主义
“倡导的主题——环境保护、女性平等、自助、分权化——在政治议程中已经赢得非常稳固的地位。”这些问题关系着人类的发展与未来，关系着人类的公共安全，所以，它合乎逻辑地成为人们第一关注的问题，也成了衡量各种政治派别是否能跟上时代潮流的标尺。随着这样的“新中间”政治力量的崛起，政治博弈的游戏规则在悄然改变。以人们对一些关系人类命运或社会共同利益议题的认同画线，组成时聚时散政治团体的“亚政治”方式成为主要政治内容。
其次，随着绿党、绿色政治在西方社会影响力的扩大，传统政党的支持率逐年降低。在此背景下，传统政党不得不从绿色政治中吸取营养。正如吉登斯所说：“贯穿整个80年代，绿党已经进入了德国左派的社会化代表之中，给人们的感觉是：实际上后者的各种新思维、政治改革、战略陈述、生活方式……全都是从绿党及其周围发端而来的。”“事实上社会民主主义者通过被迫面对生态保护运动而获得了新的活力。”西方(主要指欧洲)社会左右翼两大政党垄断社会政治生活的格局被打破。多党联合执政、多党结盟执政、多党分享政权成为欧洲社会的常见现象。以德国为例，随着德国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德国传统的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社会民主党垄断的左右翼对立的政治格局已被打破。德国的政党体制出现了小党相对得势、大党相对衰退的趋势。左右翼政党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在欧洲的政治格局中日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各国主要政党开始接受“绿色”主张和后物质主义理念
随着各国绿党影响力的扩大，随着生态问题和后物质价值方面的问题日益得到西方社会公众的关注，西方各国政党，无论是左翼或右翼政党都不得不向绿色政治理念靠拢，都不得不对后物质价值给予足够的关注，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进行政策调整。正如英国学者唐纳德·萨松所说：“新社会运动倡导的许多价值容易被大多数政党所选择吸收，这不仅限于左翼政党。到了20世纪末期，没有哪个保守党或自由党反对如下主张：男女应有平等的权利，或环境需要保护，或少数民族需要保护等。”于是，在欧洲各国出现了一道亮丽的景观：绝大多数政党和政治派别都开始“绿化”。
198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拉封丹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民主党“绿化”的必然性。他指出：社民党不应当一味地追求经济数量的增长和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应当寻求另外一种进步。这“另一种进步叫生态社会主义，它是反对人剥削人的斗争与反对人剥削自然的斗争的结合。”20世纪80年代末，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柏林纲领》，其中确认：自由、公正、团结等观念仍旧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尺度，但要加以补充。“保护自然必须成为所有政治领域的使命”，生态重建“已经成为一种生存问题”。19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进一步提出使效率、社会团结和生态持久协调一致、并驾齐驱、各得其所、休戚与共，并将“红绿合作”作为“我们时代的一项改革工程”。
1996年英国工党发表《受托于未来》的声明，强调环境保护和社会公正能同时实现。工党领袖布莱尔率先接受了“绿色”主张和后物质主义理念。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平衡各方利益——不仅为生产者，也为消费者;不仅着眼于经济发展，也着眼于环境保护。”“重要的是要培养这样一种理念，即环境是建设稳定的人类社会的一块基石。”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其行动纲领中明确规定：环境保护、全面选举权、同失业作斗争、福利国家建设是该党在20世纪90年代的奋斗目标。这一行动纲领鲜明地树立了瑞典社民党的绿色形象和后物质主义的形象。
传统的右翼政党也开始“绿化”。德国的基社盟通过反思和调整，开始接受绿色政治的主张，重视环境保护，坚持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基社盟提出，要给老百姓提供安全的食物，使下几代人都能呼吸到清洁的空气和喝到清洁的水。英国保守党迫于绿色政治及民众广泛接受绿色政治的压力，明确提出：“我们保守党人不仅是地球的朋友，我们还是它的看护者和未来数代人的受托者”，“任何一代人都无权把地球据为己有，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生的租期，但却要以一生的修复做租金。这个政府就是要全面满足这一承租条件。”根据这一精神，1990年保守党政府发表了全面性的环境纲领《我们共同的遗产》，实现了保守主义的“绿化”。
三、当代西方社会出现官民界限模糊的趋势
在绿色政治与后物质主义理念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众主张推行民众自治的基层民主和构建民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市民社会。人们认为：“公民有能力通过积极参与自治，创立一个有爱心、可持续的社群，公民参与自治的过程被称为直接或参与型民主，因这一过程让广大民众介入其日常生活”。市民社会和民众自治管理的发展趋势使西方各国显现官民界限模糊的趋向。
1.民众自治、参与管理的治理格局日益凸显
英国学者古丁指出：后物质主义“将个体的人作为天然形成的、道德上应当具备的、自由与自我管理实体的行为主体来对待。从政治上说，那相当直接地蕴涵着绿色的政治代理者理论的核心性议题：在民主地改变他们的个人与社会环境的过程中每一个人充分、自由和积极参与的重要性。”正如古丁所说，西方各国民众越来越注重人的价值的实现，强烈希望“参与塑造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和世界”。为了“参与塑造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和世界”，为了塑造自己、实现自我价值，西方民众对现代政治生活给予极大关注。人们自愿地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政治活动，以此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的决策过程，人们也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志愿服务，每个人都努力为社会和社区做点什么。在西方社会，“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已经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人们一致认为，社会就是民众组织起来的共同体，因而，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也有义务参与市民社会的管理。
于是，西方民众积极参与社区管理与社区工作，绝大多数社区都实行民众自治管理。在这些社区中，民众拥有“官”的权力，“官”则都是平民身份。出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和追求，出于自我实现的愿望，社会公众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或社会公益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与监督。他们利用社团或公益组织表达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开展有价值的工作和公益服务，运用各种方式影响公共决策，参与社会各种事务的管理。“官”民一体的趋势端倪显现。
首先，各类社会团体日趋活跃，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日益凸显。在当代西方各国，社团既是市民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也是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人们借助社团组织，宣传自己的主张，批评政府政策，向政府提出建议或咨询意见，进行游说、抗议或诉讼活动，表达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向议会、政党、政府等决策机构施加影响，以此“参与到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中去”。
因此，大多数西方民众都要参加一个或几个社团。各类社团在各种社会事务中(尤其是在环境保护、慈善事业、教育卫生、妇女权利等方面)，既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服务功能，又通过各种形式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在美国，社区内如果没有教堂、健康诊所、施粥处、医院等机构，民众将难以正常生活。而上述这些机构都是各种社团或非政府组织所建立和管理的。仅新妇女组织(NOW)就承办着上千个强奸危机中心、受辱妇女庇护所、妇女健康医疗站、妇女书店、妇女戏剧团体、妇女学习计划、妇女贷款联盟等。类似这样的社团在美国约有7700多个，约有47%的美国人不定期地在社团中从事志愿服务。
在德国，仅“环境保护—全国自发组织联合会”在70年代初就拥有1000多个网络组织，成员约30万。这些群众组织通过请愿、游行、示威、示范等形式，向决策部门施加压力和影响，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来重视和保护环境。在积极投身绿色运动的同时，社会团体或群众组织也积极承担一些社会公共职能。德国“近一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以前属于地方政府的任务和机构(如游泳池、体育和休闲设施、文化设施等)，被社会组织或社会性私人团体所取代。”大约“有70000到100000个自助团体，包括了大约3000000名成员”，“在地方层面，他们作为服务提供者已经变得不可或缺”。这凸显了民众社团在地方社会事务管理及公共管理中的作用。
其次，民众自我管理、实行自治的基层民主日益强化。在西方各国，有越来越多的市镇开始实行市民自治。决策权从基层开始自下而上地行使，许多地方性的重要决策，均由市民代表协商作出。美国社区组织是自治型的典型代表。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行为相对分离，社区内的具体事务完全依靠社区民众选举产生的社区自治组织来管理。1990年代以来，英国出现了大量的坚持绿色价值观的社区。在这里，人们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按绿色价值理念生活，试图为社会作出示范。有人描述说：“越来越多的、只可以描述为‘部落’的团组正在悄悄地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尽管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身份与目标，但当他们谈到其动机时，这些团组都发出共同的声音。他们谈论着自由精神运动的再次兴起”，他们“回到了生活意蕴的本质”。
在实行市民自治的过程中，民众积极承担一些社会公共职能。如推动环境保护、人道主义救助、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弱势群体权益保障、消费者权益保障、裁军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义务担任陪审员、助选人、志愿消防员、救援队员等。在这些市民自治的地方，官从民中产生、保持民的身份;民有官的权力、从事官的工作，官就是民，民就是官，官民融为了一体。
2.官员平民化倾向显露
由于人们越来越注重人的价值的实现，越来越追求人生的意义，致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强化了公民权利意识、自我实现意识，而对滥用公权力或维护官员特权越来越持鄙视和谴责的态度。受此影响，西方社会“官”“民”的界限逐渐模糊。官的特权减少，民的权利扩大，甚至出现了兼职官员、志愿者官员。
据报道，美国洛杉矶地区有近90个城市，除了洛杉矶市长外，其余80多位市长基本都是兼职。“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医生，有的是生意人。他们每周到市政府上班的时间不过一两天”。在法国，一个中等城市会有20多个副市长，原因是法国中小城市的市长、副市长都是兼职。他们平时从事其他工作，一般利用一半的工作时间兼职市长或副市长工作。官民界限在这里已经非常模糊。
目前德国常年有70万名政府官员不拿薪金，只尽义务。他们平均工作时间每周在6小时到80小时不等。这样的“志愿者”分布在上至副市长，下至普通官员的各个岗位，遍布德国城乡。波恩市第一副市长芬格以及该市领导班子的一半成员都是兼职志愿者，不在政府领取工资。同时，政府官员平民化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柏林市文化部官员安亚女士业余时间在餐馆给客人做菜，波恩市副市长芬格兼职太阳能应用公司新闻发言人。杜塞尔多夫市市长约阿希姆·埃尔温每周四下午在办公室接待来访的市民，而周末则给人掏烟筒。由于欧美的官员没有特权，小城市的市长薪金很低，甚至不领薪金，因此，与其说是市长兼职其他工作，毋宁说是民众兼职担任市长。
如果说官员不领薪金仅发生在基层政府之中，那么，欧美社会的高层官员则很少有特权。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出远门时总是同妻子和继女坐火车二等车厢，周末购物或出行时驾驶自己的旧轿车，只有工作时才能乘坐国家配置的豪华轿车。其平民形象跃然纸上。据我国深圳市监察局赴德国、芬兰考察团介绍，芬兰总统每天骑自行车上班。总统住院做手术，要和平民一样正常排队。其他官员上下班及个人出行只能开私家车或乘坐公共交通。
在这里，官员没有特权，完全是平民化的。上班是官员，下班就是普通平民百姓;履行职责时是官员，完成职责后就是平民百姓。官员平民化在西方各国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官无特权、官民平等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一抹亮色，也是市民社会的重要标志。
四、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生态的演化预示着后工业社会的政治趋向
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生态的演化，实质上是西方社会由工业文明进入到后工业文明的必然反映。“解意识形态化”趋势、绿化趋势和官民界限模糊的趋势很有可能预示着后工业社会的政治走向。
首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使西方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掌握现代科技文化知识的“新中间阶层”异军突起。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从工业文明步入后工业文明的重要标志，就是知识资源超越自然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力。掌握现代科技文化知识的专业技术人员将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力量。①与之相伴随，一个数量庞大的“新中间阶层”在西方社会崛起。它包括科学研究人员、设计工程师、软件工程师、生物技术工程师、声学工程师、高级公关人员、投资银行家、律师、房地产经纪人、高级会计师、职业经理人、广告和市场战略分析师、企业领导助手、导演、编剧、出版商、作家、编辑、记者、音乐家、电视电影制片人以及大学教授等等。据统计，“新中间阶层”人数在美国已占职工总数的25%。这个阶层既是劳动群体，又是“有产”群体，既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又是社会政治参与的主要力量。独特的社会地位决定了这个阶层既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意愿，又对传统的阶级政治没有兴趣。他们更关注“亚政治”问题和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这个阶层的出现和壮大使传统的意识形态争斗会趋于淡化，“解意识形态”的公共议题及人类面对的共同议题会趋于强化。
此外，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西方各国“菱形”社会的特征日益突出。处于“中产”地位的白领工人人数已占到全部职工的90%。中间阶层的庞大，弥合了社会中贫富两级分裂的鸿沟，使传统的阶级政治话题减少，“共识”性话题增多。新中间阶层的崛起和白领工人队伍的壮大也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既有较高文化素养、又有“中产”经济地位的社会民众，必然会有“使自我成为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的意愿和行动。
其次，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使西方社会民众步入了“无风险”社会，“两极”政治的经济背景发生改变。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西方社会(特指西欧)形成了横向上覆盖全民，纵向上“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的长期实施给西方民众带来了如下结果：其一，社会福利为全体民众设立了“安全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业有救济、多子女有补贴，民众(即使是社会底层)生活无忧。每一个人都“能从这块共有的蛋糕中取得更大的一份来满足自己需要填充的胃”。几乎所有社会成员均能享有体面的物质生活。其二，社会福利推动社会公平指数的提高，缩小了贫富差距。社会福利制度的长期施行，使西欧、北欧成了当今世界上最为“公平”的社会，有的国家甚至走向了“共同富裕”。据最新统计，奥地利的基尼系数为0.23l;丹麦的基尼系数为0.247;瑞典的基尼系数是0.25;挪威的基尼系数为0.252;芬兰的基尼系数为0.256;德国的基尼系数为0.28l;英国和法国的基尼系数略高，也只有0.36和0.32。
贫富差距的缩小、生活无忧的现实，使人们的生活方式趋于同质化。人们在衣食住行方面几乎无大差别，绝大多数人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一位美国学者说：“如今，美国已向‘无阶级’社会迈进了巨大的一步，各种各样的美国人所过的奢华生活足以令他们的祖父母瞠目结舌，社会的多样性早已抹去了很多旧时的阶级痕迹。现在想要从美国人的衣服、开的车、投的选票、信仰的宗教以及不同的肤色上辨别出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说西方已是“无阶级”社会肯定不对，但物质生活同质化却是事实。
不难理解，同质化的生活方式自然会形成同质化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话语，“无阶级”的社会现状自然会使阶级政治的价值淡化。此外，物质生活的同质性使人们追求物质生活更奢华的心理明显降低，使绝大多数人更希望彰显自身的才华与教养，更追求参与社区治理及社会公益活动，丰富个人的阅历和内涵。于是，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广泛的社会领域，如环境保护、社会救助、政治参与、公共安全、公益活动等，人们更期待“能够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再次，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全球性生态问题凸显，“亚政治”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工业文明时代，西方各国在取得巨大物质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留下了隐忧。他们无节制地向地球索取资源、排放工业废弃物，经多年累积，在步入后工业时代后，生态环境问题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资源锐减、环境恶化，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威胁人类的生存。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调查，“从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就已经开始超过了地球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全球人均‘生态足迹’是2.2公顷，而大自然只能再生相当于1.8公顷的人类生存资源。”“2003年，人类‘生态足迹’已经超出地球生态承载力的25%。”工业社会将“原始森林夷为平地;天然草原剥得精光;处女地的土壤变成贫瘠;煤和金属、石油和天然气——所有蕴藏的动力资源——都被浪费和耗尽;连河流也弄成涸地”。目前地球上的森林面积每年以1800万公顷的速度在消失，每年有600公顷的土地沦为荒漠。在过度消耗资源的同时，环境破坏也十分严重。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99年公布的报告：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6年接近239亿吨的新纪录，是1950年的4倍。到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向大气中排放的氟利昂已达2000万吨。南极臭氧层衰退已达到极限。除赤道以外其他地区上空的臭氧量急剧减少，中纬度地区近30年来平均减少8—10%。北极上空的臭氧含量累计减少60%以上。
生态环境危机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恶化，使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了共同的话语，公共安全成为人们的一致诉求，人类的共同利益得以凸显。这推动了西方社会政治基调的转变：“亚政治”接替阶级政治、全球性问题接替意识形态的两极纷争、“绿化”趋势取代“物质主义”趋势。
作者简介：胡连生，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210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