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政党执政都离不开特定的时空环境和社会环境，因此，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需要从执政党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生态的交互作用中寻找其生态化的现实路径。
在政治生态视域下加强和该进党的制度建设是找准党在市场经济中的“生态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实现党权的生态分化，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也是惩治腐败，构建廉洁政治生态环境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多元化、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的执政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对传统的党的建设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党的制度建设显得重要而迫切。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发表了“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的重要讲话，指出认真学习、严格遵守党章，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提出建立健全党内制度体系，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
全党开展了对党章的学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的自觉性不断增强。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提高制度的执行力，一把手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和规矩办事，日益成为全党的共识。
一、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在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者和推动者。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它同样需要遵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
市场经济的规范性，必然要求党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领导方式，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方面，以及在内部体制方面都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规则，加强自身活动和党的领导工作的规范性。
党要成功的领导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做出适应性变革，找准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经济功能的定位。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明晰自身的“生态位”。生态位是指生态次体系或生态要素在生态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借鉴生态学的生态位概念用于政治学理论，我们可以说，“不同的政治次体系或政治要素，适应不同的政治生态环境，各自寻求适于自身发展要求的生态位置。
诸次体系及其要素各有自己相应固定的“生态位”，并在这个位置上履行各自职责和功能。如果相关主体或角色“各就其位”，即处于一种良性生态。相反，如果政治社会体系中，由于某一主体或角色出现越位、错位或缺位，则会引发政治职能位移，导致政治生态的失衡。”①在党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中，党和市场经济可看做两个独立的主体，党要明晰自身的生态位。
党的领导方式须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由原来计划经济条件下党统揽一切转向主要通过决策发挥作用，由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转变为间接的协调和引导。
所以，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功能主要定位在统揽全局，制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发展战略，通过国家权力提供政策支持和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
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可以对党的权力边界进行有效明确的界定，实现党与市场经济的适度分离和两者功能的合理分化。所以说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以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来规范党的领导方式，界定党的权责界限是十分必要的。
二、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
中国走的是“以党建国”的国家构建路径，权力高度集中到党，党权是各种权力的核心。这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享廷顿曾说过，一党制在大幅提升国家能力的同时，却会对后来的政治参与造成阻碍。因此，需要对党权进行分化。
“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分权是一种民主形式，民主基本上都是分权与自治，因而凡是分权化改革都具有民主化性质。”
政治生态理论认为，政治体系要保持长远稳定和充满活力，能够适时进行自我调适，那么政治体系内部组成和外部环境因素一定是多元和复杂的，是在多元和分化基础上的统一。根据生态原理，分化并不是意味着政治系统的分裂和不稳定，相反，体制内的分化具有激活政治体系机制、促进政治体系创新的功能。
“稳定来自复杂性”。政治生态分化最本质的问题是政治权力的分隔与制衡。在中国，公共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在横向国家权力体系中，虽然存在着政党、人大、政府、司法(纪委)四种权力机制，但主要的控制力量是共产党机构，执政党的权力是权力结构的核心，党权往往以高度集中的权力干涉经济、司法、社会等各个独立活动领域，使很多结构不能产生自身的功能性。
长此以往，形成党权的恶性膨胀，造成结构关系的僵化和变异，使社会处于一种权力垄断状态。为了实现政治结构功能的生态化，分化党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用制度来限定党权边界，确定执政党政治行为所及的范围，将其作用范围匡定在规定领域。
用科学合理的制度来分化与监督党的权力，进一步调整党政关系，逐渐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机构重叠、职责混淆等问题，并进一步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的关系。因此，在宪法框架下，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制定科学合理的制度来规范党权，制约党权，监督党权，仍是改革的必由之路。
三、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构建廉洁政治生态的治本之策
廉洁性是政治生态的重要表征，政治生态化与政治腐化不相容。腐化的政治一定是非生态的政治。在西方人性理论的发展中，“性恶论”始终占主导地位。
代表人物有马基雅维利、斯宾诺莎、霍布斯、休谟、孟德斯鸠等。他们的观点共通之处在于认为人皆有私利和贪婪的本性，要制定社会契约，法律，规则等来抑制人的与生俱来的“恶”。孟德斯鸠曾断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人一旦掌握权力，便会将权力使用到极限。
休谟和孟德斯鸠在设计政府体制和若干制约机构时对人性做了充分的考量。基于西方性恶论的理论支撑，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缺乏监督的权力容易滋生腐败。党在拥有高度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又缺乏有效监督同时，严重贪腐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
另外，任何制度本身都蕴含着一定的伦理追求、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制度本身就是通过已经确立的规则方式，对政治生活的中利益关系加以固化，从而体现出制度的价值与利益取向。正如邓小平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所以说，科学合理的制度才是反腐倡廉，建构廉洁政治生态的治本之策。
作者：唐美红 来源：决策与信息·中旬刊 2016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