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原始社会是没有政治思想的，人类的政治思想是伴随着政治权力的形成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古希腊的城邦是西方早期国家的雏形，系统化的政治观是与以城邦为核心的政治现象的出现而同时产生的。因此说古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发源地在古希腊。在中国，夏商周三代是普遍意义上早期国家的形成阶段，但由于夏代尚未发现系统的文字及有力的考古材料，所以它的政治思想无从得知。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萌芽是在商代，这一时期形成了君主权力来自于天、君主是民众的主宰、民众必须服从君主的统治等论证君主专制统治合法性的观念。
一、古代伦理政治观
所谓伦理政治观是指中西方古代以伦理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观察和研究社会现象而形成的仁义、正义观念为核心的政治观。
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血缘宗法，血缘宗法关系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政治生活，政治伦理化由此而来。不仅原始社会如此，原始社会解体之后，血缘宗法关系变得更加稳定，并且它对政治的影响极为深远，后来发展成为维系奴隶制统治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在周代逐渐完备，形成了宗法制，成为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则。古希腊社会虽然与中国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但血缘在国家生活中也同样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古希腊城邦就是家族的联合体，即家族的扩大，社会关系首先需要传统的、习惯的伦理意识来维系。
中国伦理政治观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为国以礼”的政治立场、“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内圣外王”的贤人政治;西方古希腊时期的伦理政治观则包含着正义国家论、哲学王统治论等内容。古代伦理政治观以道德善恶作为政治观念的基础，集中表现为伦理道德与政治相结合的政治伦理化的倾向，把政治关系归结为伦理道德关系，以道德目的作为政治目的，以道德理想作为政治的理想。以善恶标准作为政治的唯一评价标准，认为道德修养的目的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古代伦理政治观有着开创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它强调道德的政治作用，重视社会关系的调节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在理论上对于建立政治伦理学有积极意义，在当代价值观建设方面，批判地吸收其有益成分，有利于促进人文价值观的现代转化。但是就其阶级属性来说，这是剥削阶级的政治理论，就其指导思想来说，这是历史唯心主义，因此在实践上导致了政治专制和人治社会。
二、中世纪神学政治观
神学政治观是指以神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去观察、研究社会政治现象而形成的以上帝或神权为核心的政治观。它利用基督教神学来解释说明政治，给封建统治穿上了一件神圣且合理的外衣。
神学政治观的经济根源是封建所有制和逐级分封制，它是以封建土地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这种生产关系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以国王为代表的由封建世俗和教会贵族组成的封建主阶级，占有以土地为主体的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者农奴，并通过各种租税剥削具有自由身份的其他劳动者。等级制度引发了各种势力的社会矛盾和激烈复杂政治斗争。神学政治观的政治根源是教权和王权的斗争。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权力，教会通过各种方法干预世俗政权，与世俗君主争夺最高的统治权，企图使封建政权服从神权，使世俗君主服从于教皇。然而，世俗的君主和封建主们不甘心服从于教会之下，纷纷采取措施抗衡，甚至诉诸武力。于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展开了争夺封建社会最高统治权的长期的、残酷的斗争。
中世纪神学政治观从上帝主宰一切出发说明政治问题，要求人们必须服从上帝创造的等级秩序，实际上是要人们服从现实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此外，在王权和教权斗争中，拥护王权的政权派思想家们主张“君权神授论”，认为国王的权力直接来自于上天的授予，因此王权不受教权支配。中世纪神学政治观的理论都来源于《圣经》，上帝创造一切并拥有绝对的权威。以基督教的爱德作为伦理基础，爱上帝成为基本的政治准则。
中世纪神权政治观是继古代伦理政治观之后的一种政治观，它以神学为基础，实质上是中世纪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封建主阶级的政治理论。把上帝作为政治理论的核心，以神学的名义剥削被统治阶级，具有虚伪性、欺骗性、压抑人性、非科学性等，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三、近代人权政治观
人权政治观是指近代西方在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观察、研究社会政治现象而形成的以“权利和权力”为核心观念的政治观。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商业不断发展，因此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兴资产阶级也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加紧了剥削和压迫，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农民、平民和早期无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到17、18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先后发展成熟，逐步取得了经济领域的支配权，但是在政治上仍然无权，已经成长壮大的资产阶级不能容忍封建专制的残暴统治，要求推翻封建等级制度，在政治和法律上确立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保障。
近代资产阶级人权政治观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和“三权分立论”。天赋人权论即认为，自然法赋予人类以理性，人生来就享有生命、自由、平等、追求幸福和财产等权利;这种权利是普遍的、永恒的和不可让渡的;当这种权利受到统治者破坏时，人们有权推翻其统治，恢复自己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观的国家起源契约论，它认为国家和法是由于人们缔结社会契约的结果。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们认为，人类出于安全和其他方面的需要，在自然法的指引下，通过契约结合起来，建立国家以谋取共同利益。近代以法学世界观为基础的人权政治观认为，国家权力应划分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三个部分，由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掌握，通过分权制衡来实现国家的目的和任务——保障人的权利。近代人权政治观是论证个人权利并把政治的基础归结为个人权利的政治理论，它与古代伦理政治观和中世纪社会政治观的根本区别就是以权利为核心。它是从权利出发，又以权利作为最终目的来观察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个人权利始终被放在第一位。
近代人权政治观顺应历史的需要而产生，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对今天西方世界的政治观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总体上来说，近代人权政治观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政治要求，起到了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促进了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进程，并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资产阶级法学世界观把国家和法看成是决定一切的，这还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历史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仍然是不科学的。
上述对政治观的历史分类或者说进程的概括，是从全人类的角度来说。但是梳理中国与西方政治观历史演变的基本线索，不难看出还是有一些不同。虽然在中国古代血缘宗法关系一直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中国古代并非一开始就是古代伦理政治观占主导。在中国历史上夏、商、西周奴隶制时期，神权政治观是主流地位。当时的统治者引导人们将政治看作是按天神的旨意行事，而最高统治者是能直接与天神沟通的人，从神权的角度来探讨和论证政治问题。春秋战国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经济逐渐解体，人们也开始摆脱神权政治观的桎梏，开始以现实的“人事”为出发点，考察、认识和理解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直到清代，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都是伦理政治观占主导地位。诚然，在先秦时期，法家也出现过非伦理主义倾向的法学政治观;宋、元至明中期也出现过功利主义政治观;此外，自先秦至王夫之、顾炎武等思想家时期也贯穿着民本主义政治观，有学者认为这是人权主义政治观的萌芽形式，但是上述都未曾占据过主导地位。从近代以来，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等倡导的法学政治观。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与西方政治观历史演变的顺序并不一致，此外应当承认，每一个时期都有占据主流地位的核心政治观，但是同时也存在着许多或许被成为“异端”的政治观，它们共同丰富了整个政治观理论。
政治观的历史演变，经过了漫长的过程。不同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分别产生了古代伦理政治观、中世纪神学政治观、近代人权政治观，它们彼此之间虽然有着很大的不同，并一定程度上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所进步，但是，本质上它们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以唯心史观为指导的，都是剥削阶级的政治理论，是不科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