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的本意是创立一门立足于政治实践、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派束缚的“政治科学”。[1]8[2]170这种政治科学通过对具体、独特的社会条件的分析，得出有限的实证结论，以指导政治家的实践。“民情”论即是他创立一门实用的政治科学的尝试。他把民情作为他“观察的焦点”，“全部想法的终点”。 [1]358托克维尔所谓的“民情”属于当代政治学中广义的政治文化范畴。
一、托克维尔政治文化思想的时代氛围
(一)托克维尔时代的社会氛围
托克维尔以一种传道士的语言风格宣称，在当时的基督教世界，“人民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到处都在促进民主。……有的人身不由己，有的人不知不觉，全都成为上帝手中的驯服工具。因此，身份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s)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1]7自十一世纪肇始的西方现代化从启蒙运动以来得到了加速扩张，造成了生产的资本化，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中产阶级化，以及道德的世俗化。现代化重新定位了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分配原则，中产阶级倡导的身份、机会平等逐渐取代贵族阶级仰赖的先赋不平等成为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托克维尔将现代化的过程和后果称之为“平等化”。
在平等化社会，由于人民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依附于他们身上的平等倾向必将战胜自由的习惯、爱好，形成一种以平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由于对平等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平等的民族最终会要求财富、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的平等和同一。“他们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在不能如此的时候，也愿意在奴役之中享受平等。”[1]624过去的经验不能充分解决民主的困境，因为在任何时代溯至远古，并没有可同当代民主相类比的事物。为了捍卫人类自由，维护人类文明，“托克维尔呼唤一门‘新政治科学’(new science of politics)，一门适应平等的胜利所带来的新条件的科学。”[3]762。
(二)托克维尔时代的学术氛围
托克维尔认识到，特定时代盛行的政治哲学思潮也给当时的政治文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19世纪的法国哲学中盛行笛卡儿哲学的变种——唯理主义。“正是法国的哲学思想才对形成其时代的政治文化发挥了最重要的影响，正是法国的哲学思想成了在大部分欧洲流通的思想通货。”[4]163为了改造民主政治文化，必须对民主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唯理主义政治思潮进行彻底的清算。
唯理主义的核心理念是“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2]175这种思维方式通过逻辑的演绎建立起抽象的、乌托邦式的模式，而对真实世界和现实限制不屑一顾。唯理主义者的最终希望是：科学的最终目标是要使一切真理都服从于计算的精确性，适用于自然科学的组合与概率的计算同样可以应用于伦理学与政治学，“它既是赋予它们的结果以一种几乎是数学的精确性而同时又是评估其确凿性或者或然性的程度的唯一手段。”[5]193
托克维尔对唯理主义政治观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唯理主义者本着对完整的立法体系和精确对称的法律的爱好，“遵照逻辑法则，依据统一方案，一举彻底改革机构，而不在枝节上修修补补……。这是何等骇人的景象!”[2]182数学家的理性嗜好不能取代政治学的实证精神。
为了缓和民主化中的过度政治动员对政治秩序的冲击，为了克服唯理主义政治观对民主化负面作用的放大效应，托克维尔为自己的政治科学规定的主要任务是：引导民主的本能，纯洁民主的民情。关于民主社会的民情研究构成其政治科学的基本内容。
二、托克维尔政治文化思想的方法论基础
(一)历史渐变论
托克维尔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在其所处的政治时代要抵制两种政治思维方式的夹击。一方面，以柏克为代表的历史决定论强调历史、传统对政治世界的制约作用，从而阻塞了自由主义渐变、改良的政治改良道路。另一方面，启蒙主义者乃至承其余绪的社会主义者强调人的无限善化能力，主张通过理性设计一举革除人性乃至人类社会的所有弊端。他们的激进政治设计则有可能破坏自由主义者无比珍爱的个人自由及个人权利。
托克维尔认为，人类不是盲目的命定之力(如历史、种族、土壤和气候)的无助囚徒;唯理主义者也没有设计、改造人类社会的无限能力。①上帝为每一个人划出了一个不能逾越的圈子，但在这个范围广大的圈子里，他还是自由的，即人类拥有有限的选择自由。托克维尔以此认识论为基础，认为可以通过创建一门治国科学，在民主时代的政治及社会文化氛围中塑造一种既维护个人自由又促进社会进步的现代公民文化。
(二)社会政治观
托克维尔政治科学的逻辑起点是从社会着眼探讨政治制度，阐释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对政治与社会关系的观点非常明确：“日久天长之后，政治社会总要成为市民社会的表现和形象。”[1]733社会并不是由政治上的权力——服从关系形成的;相反，社会体制(通过民情)决定和影响着一种特定的政体。探讨政体的成因，应首先从社会体制中寻找原因。
托克维尔从社会体制的角度出发，把政体划分为两种历史形态：贵族制与民主制。贵族制以身份的天生不平等所形成的等级政治参与为基础，贵族掌握着社会政治权力及主流文化风尚。民主制度的核心理念是所有人因身份平等而拥有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资产阶级控制社会政治权力，并主导政治文化的特征及趋向。君主制不是一种独立形态的政体，它只是一种社会转型期的过渡型政体。这种转型期即社会状态从封建不平等向民主平等的转变期。就本质而言，君主制也是一种民主政体，因为它奉行的也是平等精神。 由于托克维尔认为政体主要是由社会体制决定的，政治文化是社会体制发挥政治制约作用的中介力量，所以政治文化根据其社会起源和政治指向也相应地分为两种历史类型：贵族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文化。
(三)阶级分析方法
托克维尔分析历史、研究社会时往往采用一种不太严格的阶级分析方法，并且试图对各阶级作出伦理上的评价。托克维尔认为只有阶级才能占据历史，并在政治舞台中扮演主要角色。他把大革命时期法国的阶级分为贵族阶级、资产阶级，附带还有工人阶级。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没有提出系统抽象的阶级理论，也没有罗列各种阶级的定义和特点。
托克维尔认为，社会与政治趋向平等与民主是社会正义的自然趋势，所以他不赞成旧的贵族秩序。但从小在贵族家庭中长大的托克维尔，对革命的既得利益者——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materalism)、个人主义及其在政治上的鼠目寸光表示反感。为了使伦理原则重返政治舞台，把政治从资产阶级的不良而低级的利己主义中解救出来，他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与政治道德传统。
三、托克维尔政治文化思想——民情论的基本要点
(一)民情的含义
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认为，有助于维护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原因可分为三项：“第一，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地理环境;第二，法制;第三，生活习惯和民情。”[1]320他将这三项原因的重要性作了区别：自然环境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
托克维尔把“民情”理解为“人在一定的社会情况下拥有的理智资质和道德资质的总和。”[1]354从托克维尔使用“民情”一词的语言环境来看，民情是与政治体系有关的特定社会共同体的习惯、思想和习俗的总和，即当代所谓的广义政治文化。其外延涵盖了特定社会中的大众化政治思潮和社会群体政治心理。
(二)民情的重要性
托克维尔继承了古典共和主义者高扬公民道德素质的传统，充分肯定了政治文化对政体运行所起的重要作用。“任何国家的宪法，不管它的性质如何，都要求立法者必须依靠公民良知和德行。……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预先定出一切，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代替理性和民情。”[1]135-136 “我不太重视权力的外在标志，因为这种标志容易转移研究者的视线，对研究者很少有引导作用。”[1]136当代的政治学者往往将比较政治研究同一个民族的社会传统、生活方式相割裂，而当时的托克维尔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政治权力的深层运行机制，为开拓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托克维尔一再警告人们在借鉴外来政治经验时，要注意其相对适用性，但对于自己的民情说却给予了几乎普世性的地位。他一再指出：“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就总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情是一个民族的唯一的坚强持久的力量。”[1]315他确信：“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但民情却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1]358
托克维尔信奉审慎的政治美德，并曾说过：他知道的“唯一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绝对的真理”。[6]xix但他还是认为：“民情的这种重要性，是研究和经验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项普遍真理。” “我觉得应当把它(民情说)视为我的观察的焦点，我也把它看作我的全部想法的终点。”[1]358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情是托克维尔政治科学的基本要素，而民情说则为其政治科学的基本原理。
结合托克维尔时代的政治学的智力背景，人们评价道：“虽然托克维尔并非今日政治学家称之的政治文化的第一人，但他比任何先前的思想家都更严密地用这一概念来分析民主国家。”[7]164还有人认为“他是法国启蒙学派中在现代意义上开创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学者。”[8]43
(三)民情的根源
托克维尔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主要取决于一些可变的原因，而决不只取决于该国不变的地理位置。在这些可变的原因中，社会状况和政治体制的作用是主导的。
托克维尔探讨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状况对一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但他认为社会状况的作用更具有决定性和持久性。他指出，每个时代都存在着一种主导精神，它是人类文明在社会诸领域中表现出的总体的基本发展趋向。这种时代精神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着的因占支配地位而制约其他事实的独特事实。[1]621在民主时代占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份的平等。由此造成了民主时代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对这种身分平等的热爱。即身分平等作为民主时代社会状况中的核心事实，塑造了民主的政治文化。
因此，托克维尔政治文化观的基本要点是：社会决定政治，社会性质决定政治文化性质。托克维尔的政治文化起源观，一方面把握住了物质因素对精神力量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同孟德斯鸠相比)又摆脱了物质与精神关系的机械的形而上学决定论。
四、托克维尔政治文化思想的现实关照
托克维尔政治文化思想的核心是对民主政治文化的观察、思考和预测。托克维尔以民主社会的本质特征——身分平等作为推论的出发点，综合他所观察到的现实民主国家的一些社会状况，归纳出了理想类型的民主政治文化。
(一)个人主义
托克维尔认为民主时代政治文化的核心特征为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托克维尔所使用的这个词并不具有斯图尔特·密尔在其晚期著作《论自由》中所赋予的涵义：即灵魂的独立与力量，托克维尔的意思几乎是相反的。”[9]1266个人主义包括两个方面：“信奉个人理智是意向和信仰的唯一基础和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地关注个人目标。”[10]764首先，民主时代社会纽带的松弛及理性主义思潮造成的脱魅倾向使得人们在进行思考时，摆脱了祖先及权威人物的见解，自己确定价值判断标准，自行得出结论。由此，人们觉得，人的理性能力可以无限拔高，世界可以充分解释、彻底改造，人类社会可以无限善化，理想国是可行的选择。其次，社会纽带的断裂、身份的日趋平等使得人们以个人作为一切情感的中心。人们只关心个人利益的实现，漠视其社会责任感，日益同其同胞疏远，最终成为一个孤独的个体。它在政治上的直接后果就是个人原子化和公共道德的失落。(二)唯物主义
当等级界限被取消，工业化导致财产分散，教育日益普及时，越来越多的个人就会把物质福利作为追求的目标，将物质享乐作为愉悦的中心。托克维尔指出，追求物质享乐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随着它的强大向社会大众扩散。追求物质享乐不会破坏社会秩序，但它会使人类忽略那些可使其光荣和伟大的享乐，从而沦为“兽类”。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受物质欲望的驱使，将会抛弃珍贵的自由，拥抱监护人国家与计划者社会。托克维尔对民主政治文化唯物主义倾向的谴责，成为后现代主义者批判消费文化的先声。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使得托克维尔的思想永远具有新鲜感。
(三)公意至上
民主时代个体力量的弱化和精神权威的缺乏，使得人们转而相信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群众。虽然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理性上与他人平等，但是面对自己同类形成的多数意见时，原子化的个体便感到无能为力。公众意见遂成为个人理性的向导，拥有了至高无上的世俗权力。个人理性在打破了个别权威的束缚后，又被套上“公意”的枷锁。对公共意见的皈依扼杀了智力活动的自由，败坏了创新精神，更有可能导致一种新的暴政——社会专制或舆论暴政。
(四)标准化
民主人在行为模式上趋向于标准化或同质化。平等化消弥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平等化过程中，每个国家的人逐渐放弃本阶级、本行业、本家族所固有的思想和感情。同样的举止正在进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行为方式的多样性正从人类社会中逐渐消失。“多样性，个体，进步，这些是托克维尔极力维护的” [11]180他觉得，人类行为方式的标准化、同一性与简单化已对人类文明构成了威胁。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托克维尔所描绘的民主政治文化是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最终导致的社会大众新的思维特征、情感取向与行为模式。民主政治文化实质上是由资产阶级价值观所主导的社会与政治文化。
托克维尔认为，社会大众的主流政治文化倾向是热爱平等，因为只有平等才能给普通人带来福祉。虽然平等也会使人们自然地爱好自由、追求自由，但自由带来的好处只能由少数人享受。当平等和自由发生冲突时，人们就会抛弃自由，宁愿享受奴役之中的平等。因此，民主政治文化有流变为专制主义催化剂的厄运。
他认为，参与政治生活的自由可以使公民摆脱孤立状态，在公共事务中联合起来，抑制民主政治文化中的专制倾向。它可以使人们摆脱金钱崇拜，唤起人们的伟大事业心和公共责任感，阻止人类心灵与精神的普遍堕落。但是，“为了捍卫民主社会的自由，人们应当有自由感，并爱好自由。”[12]164如果不让全体人民通过政治参与获得政治教育，养成自由观念及习惯，那么，最终，“不论是有产者还是贵族，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谁都不能独立自主，而暴政则将统治所有的人。”[1]367
托克维尔不同于同时代其他自由主义者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只有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才能捍卫现代生活中的个人自由;必须有意识地对民众进行政治教育，才能塑造一种以自由精神为主导的政治文化。
五、托克维尔政治文化思想的理论创新
托克维尔的政治文化思想以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现代化为理论背景，从文化角度反思现代性给予政治生活的负面影响，从而获得了独特的理论视角和持久的生命力。托克维尔政治文化思想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政治科学的一般理论方面，托克维尔提出了完善的“民情”论。从他的民情论中可以透析出政治学研究中的两条基本原理：其一，市民社会是政治社会的根源，政治社会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映象。只有将社会研究作为政治研究的逻辑起点，才能深刻地理解政治的本质属性。其二，民情说意味着法律、制度只不过是政治生活的表面现象，政治生活的深层机理存在于社会对政治的不断影响、作用之中。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政治现象，必须以对政治过程的研究取代对政治制度的描述。
在现代化理论方面，托克维尔以传统的而非现代的术语表述了现代化的性质及影响。托克维尔从社会、经济体制的角度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现代化定义为“平等化”。托克维尔较早地发现了现代化给予人类生存状态的影响。现代化造成了人类个体的原子化、同质化、标准化，同时也将世俗主义、理性主义与唯物主义作为现代人的价值定位手段。托克维尔认为，社会的平等化(即现代化)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习惯、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从而使政治活动的价值发生新的定位。在涂尔干、韦伯之前，托克维尔更早地关注了现代化给予人类生存状态的影响，探讨了现代性的政治表现。
在政治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方面，托克维尔的政治文化思想出现了某种新的方法论因素。他的政治文化思想以实际的社会现象的观察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通过现实的社会机制推导出政治文化及政治生活的特征，完全摆脱了机械的类比法与抽象的演绎法的影响。托克维尔的政治文化思想标志着一门以实证研究为方法论基础的现代政治科学的萌芽的出现。
托克维尔生活在由近代政治向现代政治过渡的时代。从形式特征上看，其政治文化思想承袭了传统的政治语言，沿用了自孟德斯鸠、卢梭乃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治思维形式及风格。但从本质特征上看，其学说表述的却是对现代政治的深刻反思及对后现代政治的模糊诉求。
托克维尔的政治文化思想标志着一门以现代政治生活为关照对象的新的政治科学正在酝酿、形成之中。其政治科学立足于现代社会结构及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以社会政治文化为契入点，致力于解决现代政治民主化中的新问题，而给予了我们当代人许许多多的启迪。在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的政治文化思想是属于我们时代的政治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