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空间发生了剧变，中国的文化自信与价值自信不断消解，中国意识出现了深重的危机。随着中国道路的探索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意识的自觉和自信不断增强。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审视政治文化空间变革背后的实质，以清醒的历史观、文化观、价值观重建当代中国意识，增强当代中国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价值自信。
一、政治文化空间的剧变与中国意识的危机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迅猛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系逐步解体，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是直接遭到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扩张所导致的，带来的后果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空间的萎缩与混乱，整合世道人心的中国政治文化也出现了某种断裂。从此之后中国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价值自信不断消解，中国意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一)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与中国民族危机
西方资本主义向非西方世界的扩张，首先是依靠经济市场占领而展开的，在此过程中相伴随的是军事武力入侵和政治文化殖民。为了掠夺世界市场，西方资本主义不断输入到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西方政治因素不断渗透到中国的政治体系之中，使中国传统政治秩序遭到了解体，中华帝国的天下体系被西方列强以商品贸易和坚船利炮打开，被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马克思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英国人为鸦片走私的利益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的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马克思的分析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将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视为具有世界历史性的社会变革运动，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应为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但考虑到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实际上并非历史的必然;二是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迫使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遭遇到了经济掠夺与政治殖民，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世界秩序必然是一个存在政治经济压迫的不平等世界。显然，马克思的分析包含了“世界历史性”与“世界体系性”的两个维度，深刻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所带来的殖民主义后果。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的政治体系遭到了西方列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巨大冲击，中国传统治理秩序及政治合法性走向了逐步消解的过程，中国政治意识的危机开始弥漫，中国政治的自信逐渐消失，“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中国最强烈的民族呼声。这种空间政治学意义上的剧变打破了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自发演进。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国政治体系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变革，先后发生了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的维新变法和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的辛亥革命。
(二)西方文化输入与中国文化危机
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不仅体现为政治经济的入侵，也同时伴随着文化的入侵。由于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率先发展，便将自身的文化当成了普世标准，不断推进其文化入侵与殖民，使得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了空前的冲击。中国的应对策略是，从开始采取“中学西体”的“调和”逐渐走上了对传统文化的不信任而趋向 “革命”。期间尽管有一些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悲壮地守护着民族文化传统，但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激进主义成为时代的风潮。新文化运动以“新学” 取代“旧学”，正是空问文化意义上的文化占领，以所谓代表“先进”文明的西方文化来取代“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当时新文化旗手陈独秀激进反叛传统，揭露中国政治文化的阴暗面，主张要对传统进行彻底决裂以达到根本革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认为：“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在激进主义西化思潮中，代表性的是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胡适的“充分西化论”或“充分世界化论”，其中最激进的莫过于钱玄同的“废孔学”、“废汉字”和吴稚晖的“打倒孔家店”的主张，主张西化是其基本的文化选择。激进主义西化派以时代性来立论，实际上是以西方为衡量标准来选择民族文化的道路。胡适认为： “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他在文化论战中指出：“我说抗抵西化在今日已成为过去，没有入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中’的议论，看上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陈序经认为中国必须“全盘西化”的理由是：“①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多。②西洋的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是现世的趋势。”因此，他认为文化只有时代性的不同而无民族性之别，他主张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中国的出路只能是“全盘西化”。激进主义西化派认为，国可以不同，粹只有一个;民族可以不同，现代化只有一个。显然，这是以西方现代性为唯一尺度的文化选择。 这种极端化的文化选择实际上忽略了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关系，文化的现代化正是立足于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所实现的现代化转化，一味地抛弃自身的文化传统，不可能有文化现代化的新生。不仅如此，用西方的文化标准来重新定义中国文化，将中国文化定性为“专制”与“迷信”，将中国定义为“愚昧落后”，成为需要被西方先进文明来启蒙和拯救的落后文化。从此以后，西方的文化标准就成为“普世”的文化标准，正常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变成了单向度的文化入侵和扩张，造成了西方文化的霸权。如果说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客观上起到了某种变革的作用，但通过不平等的文化入侵和文化殖民的方式客观上带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使中国人也觉得自身的文化不值得尊重，把落后挨打的命运完全归结到传统文化的头上，以为只有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才能为现代化去掉“阻力”。这种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及文化虚无主义，割断了民族文化传承的命脉。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消极因素，但同时也包含着现代化的促进因素，应保持对传统文化应有的敬意。文化自信实乃民族自信的源泉，背弃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就成了无源之水。在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的转化，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一度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批判走过了头，造成了自毁长城、自挖墙脚的自戕，引发了民族文化自信的丧失，这种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三)西方价值渗透与中国价值危机
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价值问题，价值作为对是非、善恶、文明与落后等的判定标准，在社会中起着引导和选择的功能。随着西方价值观念的渗透，特别是西方列强借助自身的政治经济实力和文化强势所推行的资本主义价值理念，如主张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鼓吹了一种忽视社会道义的强权逻辑和丛林法则，而与中国传统的德性政治完全背离;西方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与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与道义精神无法融合;西方鼓吹的实用主义与工具理性也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与价值理性难以调和。这显然需要立足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实践，加以取舍，绝不能将西方的价值体系及价值标准强加于中国，否则就会造成中国价值体系的混乱和价值标准的丧失。实际上，近现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价值的迷失与信仰的缺失，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价值体系不再受到信奉而被弃之不顾，在价值信仰上出现了茫然失措的混乱状态。我们并非将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与价值失序完全归结于西方文化及其价值体系的冲击，但必须深思的是，由于未能处理好民族传统价值体系和外来价值体系的关系，丢弃了自己的价值立场，一味盲目追捧外来价值观念，已经造成了延续至今的价值虚无主义，引发了极为严重的价值信仰危机。
总之，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与文化价值的全球扩张，使得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与文化价值体系遭到了巨大的冲击。在两种政治文化空间碰撞与交锋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处理好“古今中外”的辩证关系，在政治文化战略选择上中国出现了激进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立场，中华民族的自主性和自信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价值自信等方面都出现了中国意识的深重危机，这是我们反思中国现代化不得不正视的沉痛教训。西方政治文化空间的全球扩张，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政治权力、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空间扩张，引发了国际政治文化空间的剧变与冲突，给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造成了受侵国政治文化生态的严重失衡。西力‘列强的真实日的并非要帮助中国等非西方世界走向现代化，而是企图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造成东方对西方的依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空间的全球扩张与重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支配下的生产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再生产，隐藏着资本扩张、政治统治和文化霸权的逻辑，这是我们今天在反思现代化政治文化空间剧变时所必须具有的自觉意识。
二、政治文化空间的变换与中国道路的抉择
随着西方政治文化空间的扩张与挤压所引发的现代化剧变，中国如何转换自己的政治文化空间?这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重大课题。中国的战略抉择主要经历了西方化、苏联化与中国化的三个阶段的探索。
(一)西方化的政治文化抉择
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与文化的危机，在第一代“开眼看吐界”的林则徐与魏源他们痛感“技不如人”的忧思中，中国传统文明的危机意识才开始进入到少数国人的自觉意识。这种危机促进了中国传统革新的步伐，中国人开始以世界为背景，来反思中国传统文明的现代性命运.、稍后的洋务运动是中国传统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阶段，开始从器物层面进行现代化变革，在思想领域以冯桂芬、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提出了“中体西用”的主张，企图在保持中国传统文明之“体”的基础上，采用西方现代技术文明来救亡图存。这种主张仍然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未能立足于中国传统文明形态本身进行现代化的革新，虽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但没有实现文明形态的转换与创新，结果导致了失败。甲午战争击破了“中体两用”论的迷梦，以康有为、梁启超、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制度改良派，认识到洋务派的“变器不变道，无以自强保种”，主张从制度层面进行维新变法，通过“托古改制”，实行君主立宪，但由于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复杂性、矛盾性的特点，片面地模仿西方模式的维新变法也未能成功。
维新变法失败后的20世纪初，内忧外患，民族的危亡与文化的危机交织在一起，使一部分知识分子采取了革命的激进立场，放弃了改良模式，而选择了革命方式。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取代改良思潮成为时代的潮流，一方面反抗传统政治文化体系，另一方面把新的出路寄托在西方模式上，使传统与现代彻底对立起来，由此引发了政治与思想的激进反传统运动。在政治方面主要是以孙中山为代表，提出“三民主义”，即通过“民族主义”达到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摆脱列强侵略;通过“民主主义”达到社会的平等自由，推翻封建专制;通过“民生主义”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富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引入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但是由于现代性的变革未能触及当时占绝大多数国民的思想文化观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缺乏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深层的文化基础。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深入到思想文化观念层面进行现代性的变革。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反传统的急先锋陈独秀在创州号上大声疾呼“德”、 “赛”二先生，倡导“自主的而非奴化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多项主张，呼吁“吾人之最后觉悟”。紧接着激进反传统的又一主将胡适留美归来，树起了 “文学改良”和“道德改良”的旗帜，用实证科学方法与自由民主精神改造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喊出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口号。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的鲁迅发动了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抨击旧文学与旧道德，把中国传统定性为“吃人”的历史，提出“文化偏执论”，呼唤改造国民性，企图与传统实现最彻底的决裂。激进反传统主义本来想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来校正和改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系，但与孙中山发动的民主政治革命一样，未能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承和复杂的现实国情，未能从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结构的深层进行现代化变革。由于将自身的传统与现代化割裂，最后的结果是使中国更深地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陷入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状况。
(三)苏联化的政治文化抉择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人中国，同中国革命实践及文化传统相结合，实现了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将民族性与现代性结合起来进行探索，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理想。毛泽东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主张，主张对待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应该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批判性的改造和创造性的建设。他明确指出：“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任务就是：“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i日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是中国现代化变革历程中富有探索意义的过渡形态，其倡导的许多原则，对于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基础上向社会主义过渡，开始探索中国传统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现代化道路。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主要是学习和模仿苏联，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应当说，当时学习苏联模式的探索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建立了必要的工业化基础，但由于脱离了国情，特别是由于不够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偏重以阶级斗争为纲，频繁地发动社会运动来变革社会关系，未能及时转变到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上来，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导致既否定传统又否定现代的极“左”后果，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现代化道路的艰难曲折留下了值得我们反思的沉痛教训：一是现代化是一项理性的事业，极“左”的现代化理想成为无法兑现的乌托邦;二是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上犯了截然对立的错误，既否弃了传统又拒斥了现代性，这就离开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三是在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犯了封闭僵化的错误，任何孤立封闭和拒绝学习都不利于现代化的探索，成功的现代化恰恰是古今中外因素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中国化的政治文化抉择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深刻总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教训，主张既不照搬苏联模式，也不照搬西方模式，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此中国开始从乌托邦的空想中转向了现实生活世界，使封闭的中国走向了开放的世界，使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转变到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就为探索当代中国现代化开辟了真实的道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谐社会与多元文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目标，整个社会生活表现出了理性化、多元化的趋势，现代化事业有了更为广泛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基础。应当说，这种中国化道路的探索是立足中国国情、尊重中国传统、符合时代潮流的创新实践，既体现了民族特色，又具有世界意义。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应该自觉地调整并扩大现代化的‘目标的视域’，在模仿或借鉴西方的现代模式的同时，不应不加批判地以西方现代模式作为新文明的标准。中国建构新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一方面，应该不只是拥抱西方启蒙的价值，也应该是对它的批判，另一方面，应该不只是中国旧的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也应该是它的重构。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在艰辛地探索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直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走上了“创造性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闩主型发展模式” 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指出：“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中国从自身国情与战略需要出发，坚定不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保持了与全球化发展的同步，又避免了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依附，实现了现代化的稳健改革，创造了现代化的中国奇迹。回顾现代化的艰辛探索历程，中国道路的探索意义深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不再照搬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不再迷信各种教条，而是继承巾华优秀传统，坚定不移地探索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彰显中国价值，增强中国信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政治文化空间的拓展与中国自信的重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发展，使得中国的政治文化空间得到了窄前的拓展，逐步化解了背离中华传统的中国意识危机，中国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与价值自信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一)重建中国的民族自信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使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了光明的前景，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探索现代化历程的伟大转折。如果说 20世纪是中国在与西方交锋中实现自我反思和重新确立中国道路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中国重构自己的政治文化空间谋求复兴和创新的世纪。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发生改变，中国因素正在成为刷新世界政治文化空问的重要变量。国际社会开始把关注的目光转向快速崛起的中国，普遍关注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话语，近代以来久违的中国民族自信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中国传统帝国在西方现代帝国主义的挑战下崩溃之后，‘中国话语’就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主要由反思、自责、悲愤和救亡的呼声构成，一直到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话语才重新开始了自豪振奋的表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创造了中国的现代自尊。不过，历史原因所导致长期经济落后再次打击了中国话语，一个过分贫穷的国家很难坚持一种过硬的话语，以至于到了改革初期时，仍然非常贫穷的人们甚至在担心中国会被‘开除球籍’.这类极其夸张的奇谈怪论表现了中国话语的又一次低潮。邓小平改革在90 年代终于获得巨大成功，于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话语有了明显的变化，从声称中国可以说‘不’到谈论中国的‘崛起’，可以看出人们激动或者过于激动的心情。同时，人们开始研究使世界吃惊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真正的民族自信并不是妄自尊大的，也不是狭隘偏执的，而是建立在尊重自身历史基础上的清醒的民族自信。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优秀文明，深远地影响了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文明，还将持续地为人类的和谐发展贡献东方智慧，这是我们树立民族自信的竖实的历史根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只有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特别是中国梦的提出，空前激发了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共同梦想，一个饱受苦难而自强不息的东方文明占国将在中国梦的感召下稳健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重建中国的文化自信
民族自信深层的渊源是文化自信。中华文化不仅有着源远流长的辉煌过去，而且至今仍然以其独特的文化深深影响着中国和世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近代以来，我们曾把现代化的失误归结到民族文化的头上，这是需要重新反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帮助中国成就了世界文明大国，而且也维系和助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实际上，现代化的曲折坎坷大多与盲目的全盘西化、割断民族的精神命脉有关。“中国人在最后100多年的文化困惑归根结底是一个如何处理好接受外来先进文化与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能否弘扬我们民族的主体精神，实在是症结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深刻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因此，我们要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守正创新，秉承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优秀特性，不断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文明，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当代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我们有责任守护并传承好这一世界文化财富，以中华文化身份参与全球化时代世界新文化的创造。
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传统的断裂也事实上造成了文化认同的危机和文化合法性的丧失。文化的身份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身份，文化的认同也是一个民族最深层的认同。“文化自身认同在全球化和后殖民状态下变成一个时代的核心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文化自身认同变得含义不清。它不仅产生实践冲突，而且导致思想混乱，有时各方似乎不知道为何而冲突，也不知道为了获得什么。在今天，文化自身认同就好像是一面没有标志的旗帜，却在指引着人们进行各种斗争。”针对现代化的中西比较语境，中国总在把西方作为“他者”进行比较中来认识自己，然而问题在于：“当他者非常强大并且被解释为理想榜样时，就非常可能出现对他者的过分美化，同时也会对自己进行过度反思，从而形成一种爱恨交加的自身认同。例如中国在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及在后来的80年代，曾经两度出现后来被戏称为‘逆向民族主义’的自身认同，即通过‘自由的和奴隶的’、‘进步的和保守的’、‘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洋和土’、‘现代化和传统’等等比较，把各种积极的、成功的、深刻的文化性质都归属给西方文化，而把所有丑陋的性质留给自己，从而形成一种自我折磨的自身认同。”文化认同的危机，曾造成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抬头。在当代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就是要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增进民族文化的自信。
(三)重建中国的价值自信
价值自信是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的灵魂，对民族自信与文化认同发挥着最深层的支撑作用。在历史上，中华传统价值观曾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起到团结凝聚民族、整合世道人心、维护长治久安的重要作用;在今天，中华传统价值观依然成为维系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力量。回顾历史上大国兴衰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发现硬实力虽然是一个国家兴起的重要基础和必要保障，但对软实力的重视和开发程度也极大地决定着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影响及其文明的未来走向。在软实力中，由核心价值体系、思想意识形态等形成的话语权始终处于核心的地位，因为这种话语权不仅作为一种持久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在社会中发挥着示范和引领的作用，而且它作为灵魂从根本上规范着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方向，为国家的发展进行战略定位，从而决定该文明发展的未来命运。
当前，我们正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深层的精神根基也在于中华传统价值观。如果背离了中华传统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缺乏深厚的民族价值根基。习近平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在世界价值形态格局中，中华传统价值体系一直倡导和谐的、和平的、道德的生活理念，为人类文明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深刻的道德启示和精神感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应当成为人类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不能盲日推崇西方鼓吹的价值观念，而是要让中华价值体系在参与全球价值对话中为世界创造新的价值理想。中国梦的提出，从深层次体现了中华传统价值体系与现代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有机结合，为当代中国人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信仰。为此，我们要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引导当代中国人坚守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德尚善的价值追求，促进当代中国价值信仰的建设，并造福于人类。
在政治文化空间转换的视域中，审视中西政治文化的碰撞，反思中国意识的重构，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一是要有清醒的历史观，正确看待中华民族的历史，坚持中国的民族自信，高扬中华民族精神，绝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迷失民族的主体性。没有自信的民族绝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绝不可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二是要有清醒的文化观，要确立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尊重并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否则将会在世界文化激荡中丧失根基。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不可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也不可能看清现实并开创未来。三是要有清醒的价值观，确立高度的价值自觉，尊重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并实现与时俱进的创新。对民族传统价值的虚无主义不仅极易被外来价值所同化，还会带来深层次的精神信仰困惑。一个在价值上不能站立起来的民族，不仅没有自尊而且也不会被世界尊重。在当前世界政治文化的激荡中，要以反思批判的眼光审视政治文化空间碰撞与重组背后的实质，以清醒的历史观、文化观与价值观重构中国意识，增强当代中国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价值自信，建构中华民族的主体自我意识，通过当代中国意识的重建，从精神层次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