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和社会的全面转型，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的。而现代化的快速推进、社会转型和融入世界等过程，又使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前所未见。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国家治理现代化来提升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是国家决策层为应对挑战而做出的重大选择。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政治地理空间是一个十分重要且日渐凸显的维度。在国家治理中不重视或忽视政治地理空间的谋划，国家就无法有效应对国家治理由于空间场域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就不可能完善。然而，从目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的情况来看，这又恰恰是一个未引起充分注意或注意不够的问题，这使现实的挑战愈显突出。面对这样的现实，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突出政治地理空间思维，加强政治地理空间维度的研究，进而探求从地理空间维度加强国家治理的良策，就显得十分必要也十分迫切。
一、国家治理必须有政治地理空间思维
国家治理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它指国家运用其权力在国家的范围内动员和配置资源，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的行为和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治理即治理国家，而国家治理的政治地理空间维度，就是从国家政治地理空间的角度来谋划国家治理，以巩固国家的政治地理空间、充分挖掘和发挥地理空间在支撑和促进国家发展方面的功能，使地理空间有效地服务于国家发展目标的一种选择。
国家治理之所以必须考虑地理空间问题，进而形成治理的政治地理空间维度，基于两个基本的事实:一是国家本来就是政治地理空间单位;二是国家政治地理空间在得到有效治理的情况下，才能巩固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首先，国家本来就是政治地理空间单位，具有突出的地理空间属性。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当为社会治理的需要而创造了以暴力为支撑的公共权力并将居民按地域进行管理的时候，国家便出现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不过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政治形式。国家在凭借以暴力为后盾的公共权力对居民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便将国内居民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国家这种政治形式本身以及国家政治共同体，又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展开的，并给地理空间范围打上了自己的印迹。于是，该地理空间就成了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又是政治地理空间单位。
其次，国家政治地理空间只有在得到有效治理的条件下，才能发挥积极作用。国家占据或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就是国家的疆域。疆域是国家形成、存在和运行的基本条件，也是国家治理中可资利用的资源。但是，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被国家占据或控制以后，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能够为国家长期掌控，更不意味着该地理空间范围就一定能够在增强国家实力和提升人民福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国家疆域得而复失或国家疆域的边缘部分衰弱、矛盾爆发而拖累国家发展甚至把国家拖垮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必须对自己占据或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即疆域进行治理。
国家占据或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即国家的疆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首先,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活动的范围呈现一种不断拓展和扩大的趋势,具体展开为一个由陆地拓展到海洋，由地球表面拓展到太空、外太空和深海以及地球内部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国家占据或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也呈现一个逐渐扩大的趋势，疆域的形态也从陆地疆域发展为多种形态的疆域，如海洋疆域、太空疆域、利益疆域等。其次，国家占据或控制地理空间范围的方式也是不断变化的。在国家众多并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占据和控制地理空间范围方面任意而为。国家占据或控制地理空间范围的方式，必然会受到国家关系模式的深刻影响，其中国家主权观念和主权体制的形成，影响广泛而深远。
国家应当拥有主权的思想，最早是由法国思想家让•博丹提出，随后荷兰思想家格劳秀斯从国际法的角度进行了全面的论证。不过,国家主权原则的最终确立，是在王朝国家时代由1648年10月签订的西荷和约所确认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实现的。取代王朝国家的民族国家将主权作为国家的基本条件和国家间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通过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建立而巩固了国家主权原则，进而建立了民族国家的主权体制。国家主权体制的确立,不仅对国家发展史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也对国家占据或控制地理空间范围的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国家主权原则确立和主权体制形成以前，国家占有地理空间的行为并不存在主权的约束，只是受到统治者的愿望和国家能力的制约。在主权的原则和体制确立以后，国家占有和控制地理空间的行为才受到了主权的约束，国家拥有主权的地理空间范围就被界定为国家的领土。当然，领土主权规则也通过“先占”、“征服”等方式承认了此前的疆域占有形式。20世纪中叶以后，一方面,在科学技术革命不断兴起高潮的背景下，人类迅速地拓展了自己的活动范围，从而为国家占据和控制更加广泛和更加多样的地理空间范围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形成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主权体制受到了十分严峻的挑战，国家超越于主权的行为和活动也日渐增多。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国家疆域的演变可划分为三个阶段:非主权疆域时代、主权疆域时代和超主权疆域时代。在国家疆域形态不断演变的条件下，国家治理的地理空间谋划或疆域治理必须不断地发展和变革。
二、历史上国家治理中的地理空间谋划
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就能发现，政治地理空间思维在秦统一全国后便开始在国家治理中得到运用。中国是历史上在国家治理中较早具有政治地理空间思维的国家，也是运用政治地理空间思维于国家治理取得较好成效的国家。
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中的政治地理空间思维，是在应对国家治理的现实挑战中形成的。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便构建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王朝,不仅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国家政治共同体，而且面对着一片前所未有的广大疆域。为了对这个广大的疆域进行有效的统治和治理，王朝中央采取先秦就存在的“一点四方”和“五服”、“九服”的观念®，对王朝的统治区域进行了初步的区分，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理方式。具体来说就是，在郡县制的总体框架中，把那些处于疆域边缘的郡以下行政区域确定为“道”而非“县”，采取专门的措施进行统治和治理，从而开了在国家治理中运用地理空间思维之先河。汉朝承袭秦的做法，在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的基础上，对国家的核心区域和边缘性区域的划分加以进一步明确，直接将疆域的边缘性部分确定为边疆，并采取特殊的方式对边疆进行治理，从而在国家治理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地理空间思维。此后的各个统一王朝，在国家力量不断增强的时候，都很重视边疆对王朝的意义，并采取不同的方略和政策进行边疆治理。王朝国家通过特殊的措施治理边疆，不仅形成了内涵丰富的边疆观念和边疆治理观，而且不断丰富着国家治理中地理空间思维的内涵。
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地理空间思维，是为了国家治理的需要而形成的。但它并非纯粹的政治地理意义上的治国思维,而是有着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因素渗透其中，因而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最为突出和显著的便是，将中原确定为国家的核心区，将中原之外王朝国家统治能力所及的区域确定为边缘区——夷狄区。而所谓的“夷狄区”便是其他族群生活并有着不同于核心区文化的区域。对这样的区域，当然得采取不同于核心区的方式进行治理。东汉时的班固就提出“内诸夏而外夷狄”，主张内外有别，“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1]这个被特别区分出来的边缘性的夷狄之区，就是最早的边疆。这样的治理思维以及由此形成的边疆划分和边疆观念，在此后的各个王朝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唐代的鸾台侍郎狄仁杰就在上疏中说道:“臣闻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2]这样的思想认识和观念表明，历史上国家治理中的政治地理空间思维的核心，是将王朝国家疆域内与核心区有着显著差异的边缘区域区分出来，采取特殊的方式进行治理。其实，“古人多以‘华夷’不同文化分布的差异、区域经济开发的强弱等作为划分核心地区与‘边疆’的分野，主要为蛮夷所控制、经济显然落后于核心地区的僻远之地，通常被认为是边疆乃至徼外。
基于这样一种政治地理空间思维，国家治理中具有特殊内涵的“核心一边缘”模式也逐渐稳定下来。在这样的治理模式中，虽然主张“内诸夏而外夷狄”，核心区的发展和稳定被置于最高的地位，因而形成了“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治边方略，®但是，对于疆域的边缘区域并非弃之不顾，而是要以核心区的有效治理去影响边缘区。宋太宗提出的“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4]的思想具有典型意义。在这样的总体思想指导下，各个王朝在具体的边疆治理中形成了朝贡与纳质、羁縻制与土司制、和亲与盟誓、教化与互市、设治拓道与屯垦移民等具体的治理方略。而对于生活于边疆的族类群体，王朝中央又采取了恩威并用的方式进行统治。用统治者的话来说，就是“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5]，或“慑之以兵，怀之以德”[6]。为了将周边的族类群体整合于统一的国家中,“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7]，在它们臣服于中央王朝的情况下，对其采取怀柔政策;在它们敌视中央王朝且反抗强烈的情况下,则采取战争征剿政策。中原王朝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把各个族类群体整合于多民族国家之中。
国家治理中的这样一种结合了丰富文化内涵的政治地理空间谋划，对王朝国家地理空间范围即疆域的扩大来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的君主多有开疆拓土的雄心，他们有的要扬威于天下，有的要披身教于四方，因而使用武力征服周边的国家，从而扩大了王朝的疆域。同时，王朝国家有效的边疆政策，再加上王朝国家在全面治理基础上形成的强大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辉煌文明产生的影响力、威慑力和感召力的作用，周边的其他民族群体建立的政权和政治共同体通过内附、归附、依附等方式，融入到王朝国家政治共同体之中。
历史上国家治理中的政治地理空间方面的考虑和谋划，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那就是努力把疆域中异质性很强的部分融合在一起:增强它们之间的联系，提高各个部分之间的同质性，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从而形成富有特色的疆域整合。从中国历史上王朝国家的疆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来看，既有疆域一体的时期，也有疆域分裂的时期。而且有意思的是，王朝国家分裂后再次统一的话，国家的疆域往往会比原先统一时期的更大。为了解决疆域不同部分之间的整合问题，王朝国家利用地理空间的规划、布局，采取了相应的治理措施。其中，有两个方面的措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是迁都，即迁移王朝中央所在地。王朝中央所在地迁移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对都城的主动迁徙来调整和改变国家治理的地理空间格局。作为王朝中央所在地的都城，也是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都城迁移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转移,就成为一种把新旧中心所在和影响所及的疆域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二是修筑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华北和华南地区之间自古就存在严重分歧,南北朝曾持续两个世纪之久，要不是因为后来修建了大运河，这很可能已成为永久性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运河曾对中国的统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缓解了唐宋北方征服南方所引发的矛盾，从此使中原地区作为中国这一农业大国的核心地位得到巩固”。
中国历史上从政治地理空间维度进行的国家治理，内容十分丰富并因时因地因势而有所不同。这样的治理方式对于国家疆域的扩大、巩固和国家发展来说，发挥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中国疆域的扩大、国家的统一、人口的增长、国家实力的增强，以及疆域上的所有民族群体最终凝聚为中华民族，都与国家治理的这样一种政治地理空间思维直接相关。同时，在长期的国家治理中运用政治地理空间思维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代的国家治理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
三、国家发展的空间场域拓展及其挑战
历史发展进入当代以后，新中国以一个崭新的民族国家的形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新兴的共和国在国家治理中并没有忽视政治地理空间的维度，依据国家疆域的地理空间结构的特点,持续地开展了边疆治理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的快速发展和日益融入世界，国家发展的地理空间场域迅速拓展，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此一个迅速而巨大的地理空间场域变化，成为国家治理中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量，对国家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辛亥革命推翻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帝，结束了中国王朝国家的历史,开启了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至新中国成立，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基本完成。®从人类国家形态的历史来看，民族国家是一个取代王朝国家并与王朝国家有着本质差别的国家形态。®从中国国家形态演变的过程来看，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是一个巨大转折。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因此，新中国必须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和谋划国家疆域的治理。
新中国根据国家形态的转变和现实的需要来进行疆域治理，涉及的问题和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其中，有几个方面显得十分突出:一是确定了国家的疆域，明确了国家主权管辖的地理空间范围。主权是民族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民族国家主权管辖的范围由边界来确定，国家主权管辖的地理空间范围就称为领土。中国在长期的王朝国家时期，并没有形成主权的观念，也没有体现主权的边界。中国是在与其他主权国家接触和碰撞的过程中被动地接受“边界”这个概念的，而且还与不平等条约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着手划定边界，逐渐解决了国家政治地理空间的界线问题。二是全面运用军事力量守卫边境，彻底改变了历史上有边无防的状况。三是加强了陆地边疆的治理，有效地促进了陆地边疆的建设和发展，不仅巩固和稳定了陆地边疆，而且极大地改善了国内的族际关系。四是逐渐加强了海上疆域的防卫,并逐步把海洋边疆纳人国家治理的总体框架之中。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治理中政治地理空间方面各项政策的实施,有效地促进了边疆的巩固、稳定和发展，这样的地理空间方面的谋划受到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思维的深刻影响，并没有超越传统的国家治理中地理空间治理的范畴。首先，它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国家政治地理空间观，构建起对疆域各个部分进行治理的总体框架，仍然以国家的核心区为中心来看待国家的疆域，甚至把边疆看作是远僻之地，是“民族地区”。其次，重视陆地边疆而轻视海洋边疆，对海洋边疆重视和治理的程度远不如陆疆。很多时候说到边疆指的都是陆疆，即“民族地区”。再次，在国家治理中重核心区而轻边疆，把边疆及边疆治理置于从属的地位，使边疆治理服从和服务于核心区的治理和发展。最后，没有在国家治理的总体框架中确立边疆治理的地位，构建起国家总体的边疆战略，而是把边疆治理置于民族问题的框架中来谋划，并由民族事务的管理机关即国家民委来主管和负责边疆治理。
国家治理的政治地理空间维度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方面，这是当时的时代条件造成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世界范围的新科学技术革命浪潮仍在酝酿之中，全球化时代才刚刚起步，人类活动空间范围的拓展才刚刚开始。随着一大批民族国家的建立而逐渐巩固的全球主权体制的刚性虽在不断加强，但当时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而日渐封闭。因此，我们只有在领土的范围内来谋划国家的疆域治理。另一方面，也受到了自身发展水平的限制。新生的共和国由于总体实力有限，只能有计划地在条件较好和对国家发展支撑性较强的若干区域——主要是核心区和沿海地区——搞建设，尚不具备把疆域内的各个区域结合起来进行总体谋划并全面建设的条件。
然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家在综合实力迅速增强的同时，也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越来越融人世界，国家的活动遍及全球，国家利益已经溢出领土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既要从领土范围内不同区域间的空间结构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地理空间范围，也要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角度以及维护国家海外利益的角度来谋划国家的治理和发展。这样一来，国家的治理和发展便被置于一个巨大的空间场域之中。
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推动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发展，国家的综合实力迅速增强。因此，国家既有条件、有实力也有必要投人更多的资源来开发和建设边疆，把边疆的开发和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新增长点。这样，边疆及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总体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尤其是海洋边疆，更是凸显为国家治理和国家崛起的关键性区域。因此，需要把包括陆地边疆、海洋边疆和其他形态边疆在内的边疆区域与核心区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和谋划国家的治理和发展，从而把陆地边疆、海洋边疆与核心区联成一个整体。
其次,也是十分关键的一点，那就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的。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深地卷人到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因而也越来越深地融入了世界，国家利益溢出领土范围而遍及全球已经成为趋势。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必须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来考虑治理和发展的问题:一是要按照通行的国际规则来管控好属于中国主权权利范围的地理空间区域，尤其是要维护好专属经济区等超越于领土的疆域;二是要维护好国家的海外利益。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国家利益溢出领土的现象越来越突出，海外利益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也越来越突出，某些特定利益聚积区或节点性区域已经成为国家的核心利益所在。能否有效地维护好这样的利益聚积或节点性区域，直接关系到国家发展，因而必须将其纳入到国家发展的地理空间范围内来考虑。
最后，在科技革命高潮迭起和全球化全面深入的条件下，人类活动的地理空间范围迅速拓展，国家占据、控制和使用地理空间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家的疆域观和疆域形态随之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仅仅将国家的疆域局限于主权管理的范围即领土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今天形势的发展。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国家占据或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就是国家的疆域。其中，国家拥有主权的区域即领土,是疆域的核心部分。除此之外,那些虽然国家不拥有主权，但却实际地占据或控制的区域，也属于国家疆域的范畴。当然，这样的区域是超主权的疆域。®一些西方大国在利用新的形势而占据、控制和利用领土外的地理空间方面已经走在前头，并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在这样一种全新的形势下，中国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而必须充分利用全球化时代国家疆域空间形势变化带来的有利时机，与时俱进地调整自己看待国家政治地理空间的思维和方式，确立与今天的世界形势和疆域观变化形势相适应的地理空间观，准确认识中国今天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地理空间场域。
如此观之，中国的国家发展就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地理空间场域之中，既有主权性疆域，也有超主权的疆域。这样的空间场域变化，既是全球化时代国家疆域变化的结果，也是中国国家发展在实力增强基础上的疆域整体结构凸显的结果。但问题并不在于这样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而在于它确确实实地出现了，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从地理空间范围的角度来看，中国是当之无愧的大国。
然而,这样的机遇对于从传统中走来的当代中国来说，也是前所未遇和前所未见的。对于这样的现象，许多习惯于传统思维的人总是很难适应。那些率先调整自己的地理空间思维并充分利用这种形势变化带来的有利条件的西方国家，大都曾经奉行过帝国主义的海外政策，它们对领土外的地理空间的利用或运用，也或多或少地渗透着帝国主义的思维和观念，如利益边疆的概念和政策，就与帝国主义国家瓜分海外“利益范围”的做法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许多人在考虑国家的政治地理空间思维调整的时候，尤其是看待自己的海外利益疆域的时候，总是会对落入西方帝国主义观念和政策思维心存忌讳而举步不前。
冷静并客观地来看,今天中国的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以及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梦，都将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空间场域中展开和实现。这是历史提供的一个难得的机遇。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谋划得当，国家发展就能乘势而为和乘势而进，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反之，就会错失良机。可是，当前，国家治理中现行的政治地理空间方面的谋划并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传统的地理空间观念或疆域观念过于内敛，总是囿于领土的范围并从核心区角度来看待国家地理空间范围，不愿意或拒绝从超越于领土的角度来看待国家的地理空间场域。这与国家发展不相适应，而国家发展的地理空间场域的拓展已经向国家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四、国家治理亟须政治地理空间的规划
国家发展的地理空间场域迅速拓展以后，如何适应这样的形势变化并采取恰当的方式来对应，这是中国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之一。在中国社会迅速转型和越来越深地融人世界的背景下，国家发展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越来越突出，国家发展过程中遇到和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问题中国”成为一些学者描述和分析此种现象的常用概念。国家的发展、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梦的实现，就是在应对这些挑战和化解面临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的。为了应对现实的各种挑战，国家最高决策层已经做出顶层设计,那就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而加强国家的治理。那么，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或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尤其是在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规划中，就必须将地理空间因素及其变化考虑进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确立政治地理空间的维度。换句话说，中国构建适应形势变化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必须有地理空间方面的考虑。
作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之一维的地理空间谋划或规划，涉及的内容不仅十分广泛，并且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但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是必须涉及和重点考虑的：
第一，要充分认识国家发展所处的地理空间环境，尤其是要看到中国的发展已经处于一个巨大的地理空间场域当中。这样的地理空间场域，是国家谋发展、实现崛起和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条件。这个地理空间场域，也就是国家的疆域,总体上又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主权性疆域。这是与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的疆域形态，具体又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领土，即国家主权管辖的地理空间，国家对其拥有完全的排他性的主权，即领土主权，包括主权管辖的陆地、水域、上述陆地和水域的底土以及上述陆地和水域之上的空气空间，即领陆、领水、领空和领底土;二是主权权利区，这是邻近中国领土并由中国通过行使主权权利而进行管理、管控的区域。这样的区域只存在于海洋，并且由国际海洋法进行规范。另一方面是非主权性疆域。这是国家对其形成某种程度的控制但却不享有主权管辖和主权权利的地理空间区域，以及基于地理范围的其他形态的空间范围，具体又可分为两种形态:一是国家控制的非主权地理范围，如国家在南极地区、北极地区、国际海底区域、外层空间等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形成对某些区域的实际控制或管理，从而形成了国家控制的非主权地理空间范围;二是国家具有实质性影响力的基于国家利益的地理空间范围，即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海外利益，运用国家力量对利益聚积区施加影响进而形成对该区域的实际控制，从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疆域形态。®中国的发展就是在如此一个巨大的地理空间场域中展开的。这个地理空间场域由多个区域组成，但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论哪一个区域都是不可或缺的，哪个区域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国家的总体发展。
第二,要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确立政治地理空间思维，把地理空间场域的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迅速拓展的空间场域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但这个空间场域中的各个部分并不会自动和自然地服务于和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尤其是主权性疆域内的边疆，如陆疆、海疆，以及超领土的疆域，只有通过国家有效的规划和治理，才能发挥其地理空间效应。因此，国家治理的总体布局中，应该把地理空间方面的谋划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
凸显国家治理中的地理空间维度，核心是谋求国家发展的有利地理空间，并加以维护而使其巩固，进而通过有效的规划和治理，充分发挥这个地理空间不同部分对于国家发展的功能，使其在国家发展中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同时，也要力避疆域的某些部分出现问题。如疆域的边缘部分即边疆，就很容易出现问题的，而且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殃及国家的整体利益，甚至会迟滞国家崛起和中国梦实现的步伐，因此，一定要通过有效的治理(包括管控)去维护它。具体来说，疆域规划、边疆治理、利益边疆与战略边疆的结合、地缘政治环境的营造等，都属此范畴。
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多个维度的。如谋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维度，实现社会及政治稳定的稳定维度,谋求文化繁荣的文化维度，维护国家安全的安全维度,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国家关系维度，以及地理空间维度。因此，应该将国家治理的多个维度结合起来进行统筹考虑,使各个部分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应通过这样的综合谋划，确定地理空间维度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第三，要在对国家发展的整个地理空间范围进行全面审视和规划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治理战略，并使国家治理的其他方面的战略与之相适应并相互促进。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确立地理空间维度，并不是简单的理论构建或研究模型，而是必须也完全可以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的具体步骤，是要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构建起地理空间维度的框架和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制定国家的疆域治理战略和地缘政治战略。前者涉及领土内的核心区与边缘区即边疆的治理和发展、领土外区域的治理和发展等方面，后者则涉及地缘政治范围和条件的构建和维护。
第四，要对领土范围内各个地理区块的发展进行总体规划,充分发挥领土地理空间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对国家发展的整个地理空间范围进行的整体规划，涉及的内容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领土范围的地理空间规划,二是领土之外可纳人国家疆域的其他地理空间的规划。其中，领土范围的地理空间的规划又具有基础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领土广大的国家。而领土内的各个地理区块之间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基于地理条件而形成，但又不限于地理因素，还有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在国家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新中国成立以来，受制于有限的国家能力，国家对领土范围各个区域的开发和建设只能是有重点地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采取的是先东部沿海再中部、西部的发展战略，以及“两个大局”的总体布局。这样的战略无疑是得当的，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问题是各个地理区块之间随着发展差距的拉大，其内涵的一系列矛盾也被引爆。一方面，处于低端的边疆地区的社会矛盾激化后,族际关系矛盾频频暴发，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各个区块间由于差异的增大而造成的国土空间整合度降低，又影响到领土空间整合功能的发展，削弱了领土空间对国家发展的支撑作用。今天中国的国力已经能够支撑对整个领土范围的整体谋划，而且打造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也需要对领土空间进行整体规划。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该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规划和运筹各个区域的发展，首先是要提升领土地理空间的整合度，加强各个区块之间的内在联系，把各个区块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化的地理空间，进而提升其对国家发展的支撑和促进作用。
第五,要凸显边疆在国家发展的整个地理空间中的地位，充分发挥边疆对国家发展的支撑和促进作用。边疆是多形态的——既有主权性的边疆，也有超越于主权的边疆。前者又可分为陆地边疆、海洋边疆(含领海、主权权利区)，后者又具有利益边疆、战略边疆、太空边疆等形态。这些都是依据全球化时代的疆域观念和疆域规则而纳入国家疆域范围内的边缘性区域。在传统的国家治理体系关于地理空间的谋划中，都把核心区的治理置于首要地位，把边缘区即边疆的治理置于次要地位，并使边缘的治理与发展服从于、服务于核心区的治理与发展，从而形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核心一边缘”模式。但从今天国家发展的地理空间整体化的角度来看，作为边缘区的边疆在国家治理和发展中的地位极大地凸显,对国家的整体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此，重视边疆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加强边疆的治理,就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凸显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核心内容是加强边疆治理，首先是要加强对主权范围内的陆地边疆的治理和海洋边疆的治理，并把陆疆治理与海疆治理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统筹考虑;其次是重视并加强对利益边疆的治理，并根据利益边疆的治理而建立和配置战略边疆，以战略边疆支撑利益边疆;再次，要将主权范围内的陆地边疆、海洋边疆的治理与利益边疆、战略边疆的治理与发展结合起来，以一个完整且强大有力的边疆，促成国家发展地理空间的完整和有效，为地理空间支撑和支持国家的发展创造条件，进而构建国家治理体系中“核心一边缘”的双向互动模式，为国家发展提供更大的支撑力和促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