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会议的热闹其实是个很大的意外,迄今为止,受到全球最多瞩目的这场会议,本质上并不比此前14年的其他会议更加特殊。最初,主办方丹麦对这次会议规模的估计仅仅为1.5万人,所有气候问题缔约方为此次也仅仅准备部长级会议,而最终,他们都发现自己错了。
事实上,这次会议的注册代表早早超过了1.5万人,据估计总共有超过5万人为了此次会议抵达哥本哈根,这个安静的北欧小城被填塞得像一个中国的城市。而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不得不三改议程,参与到这次举世关注的元首级会议。
国际局势的变化就是如此迅速。要想在国际舞台上完美地演出和谢幕,需要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策略操控能力。否则就会严重失分。
当下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列世界第三,而中国社科院发表的2010年《国际形势黄皮书》中,称中国综合国力已经达到世界第七,而中国军力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中国举办了奥运会,还将举办世博会,全世界都可以买到中国的产品。所以,无论我们如何声称自己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凡有国际游戏的地方,灯光总会打到东方,打到中国。因此,在国际社会这个舞台上,我们也必须迅速地总结和反思,调整策略。否则,输掉的就是国际地位和形象。
中国需要国际化。我们不再仅是通过火车皮、飞机、集装箱,在物资和人力流动上与国际互动往来,我们还需要心态上的全球化,技术上的全球化,了解和接受国际游戏规则,了解国际社会,也让国际社会了解我们。
一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烟花散尽,各家都有不同的解读。而将中国社会的各个部件放在国际考场上的结果来看,这次大会更是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警示我们融入国际游戏尚有不小的挑战。
中国面临的全球压力隐约出现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次在哥本哈根对外的会议场合采访中国人,最常见的回答总是谦虚地说:“我是来学习的。”对于企业家和民间组织而言,这种谦虚无论是真是假,都无可厚非,但是官方代表团是不能来这儿学习的,这里是个残酷的战场。
为应对哥本哈根峰会,中国代表团派出了豪华阵容,其一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带队的部长级代表团,其二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带队的代表团。
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晚近以来,中国更以其日益庞大的经济与人口规模崛起于世界版图。中国在温室气体排放中的总量不可小觑,因此,其在谈判中的一举一动,更是受到各方媒体的关注。
但是,中国在谈判中的外交策略选择颇值得商榷。此次谈判中,中国首先是高调公布了温室气体减排方案,即承诺单位GDP减排40%。同时,中国对于谈判的预期,也是继续《京都议定书》的路线。挑战在于,此次会议前,由于以小岛国为首的国家的行为艺术,尤其是马尔代夫总统运作将内阁会议搬到了水下,以示全球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国际社会对气候议题的关注突然升温。本来可以作为中国联盟的非洲国家、小岛国,在本次会谈中的预期和中国有了严重分歧。而作为众矢之的的美国,也不得不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作出了总量减排4%的承诺。各方面外交策略的互动调整,对中国外交战略的部署造成了重大影响。
而中国的两个规模庞大的代表团,一方面形成规模优势,另一方面,也自然引起了谈判各方的空前关注。在气候谈判最后的首长级会谈中,中方领导人没有出现在谈判现场,因此,中方需要频繁地作出请示。外国代表团对此颇有微词。正像媒体已长篇累牍报道的结局,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终以草草达成无约束力的协议而闭幕。英国气候变化大臣埃德·米利班德在《卫报》上发文,指中国“挟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声称中国政府在气候谈判中以搅局为目的。这种猜测虽然凭空,但中国的作为也并非全无落人口实之处。
必须看到,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总量日益庞大的强国,仍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亮相,不利于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相反,有讨巧之嫌。眼下,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四国中,中国能否长期坚持其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而赢得战略同盟,已经面临空前的挑战。中国能否长期享受资金转移和技术扩散的博弈利益,已经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无论在气候大会的哪个论坛,“中国”这个词都会反复出现,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承担多少责任,更是被各方反复探讨。
幸而,我们还有转圜的空间与时间,美国和欧洲依然是国际上民间力量主要瞄准的对象。在哥本哈根的贝拉中心,民间组织每天都会评选出一名化石奖得主,以讽刺在会议谈判中最不积极的如同化石一样无所作为的国家。在哥本哈根两周的会议中,中国代表团很幸运的只有一次濒临入选。有趣的是,中国被提名之后,一位来自印度的参会代表很仗义地为中国辩护,“评选现场都没有来自中国的参会者,让他们入选,不公平。”
笔者在现场观察到,中国代表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的观点过于明确,而且没有作出适当的调整和改变,这种强硬的立场,非常容易被认作不积极谈判的表现。中国没有最终入选化石奖,更多还是由于国际观察员还没有大规模地考虑中国因素,在哥本哈根的另一场评选中,对气候变化带来最多负面影响的愤怒美人鱼奖中,欧美的石油公司、航空巨头纷纷入选,而没有一家来自中国的机构和公司入选。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这种藏身之所并不保险。最坏的一种可能是,在2010年的墨西哥气候大会中,欧洲和美国会更多地强调中国在气候变化中的影响和责任,以此来分流舆论的攻击焦点;而非洲国家、小岛国联盟也可能将中国列入一个新的批评目标;民间组织也不一定会继续满足于批评欧美国家和国际大公司。当中国元素日益热门的时候,将批评中国融入政治正确的序列,也可能指日可待了。
因此,在这场关乎全球政治正确高度的国际谈判中,如果稍不审慎造成失分,失去的就是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正确准则。过度的防御性态度,过于强硬的谈判策略,不仅不能维护国家利益,只会造成无谓的纠缠和争论。毋庸讳言,中国所背负的全球压力已经隐隐若现。
“资产阶级代表”一马当先
在哥本哈根贝拉中心内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一个外国记者问来自中国的一位企业家:“请问您对中国在气候减排方面的行动有什么评价?”这位企业家回答道:“和历史相比,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和未来相比,我们做的还不够。”
中国企业家开始登上了国际舞台,而不再仅仅是个“买卖”人。
相比中国政府在国际谈判中的谨慎与防御性心理,中国民间企业家显得格外的开放,而且,在国际规则下显得更加游刃有余。开头这句智慧、圆滑而又得体的回答,让他们的亮相格外精彩。
中国民间企业家发起的环保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2009年10月1日获得了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从此之后,阿拉善SEE 生态协会有了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会议和在会议上发表独立报告的权利。就从这次哥本哈根会议开始,中国企业家开始组团前往哥本哈根,列席参加联合国大会。
笔者观察到,此次中国企业家组团,虽然只安排了短短一周的行程,但是眼球经济已经充分做足了。十多名中国企业家代表,先行乘坐联合国气候列车抵达哥本哈根。而他们的宣传工作在气候列车上就已经开始。
抵达哥本哈根以后,短短一周的时间里,除参加常规会议以外,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又开始马不停蹄地组织各种边会。在主会场组织行为艺术活动,组织“中国商界应对气候变化立场”发布仪式,并发布了《我们的希望与承诺——中国企业界哥本哈根宣言》。
另一位来自中国太阳能行业的企业家黄鸣,也成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的一个明星,他本人不仅接受了诸多国外媒体的采访、参加各种边会活动,还主动在哥本哈根组织了一场国际足球友谊赛,其寓意是各国应当共同承担责任,而不是互相踢皮球。 这些企业家基本上是第一次参加联合国层面的会议。第一次出手,就有诸多亮点,可圈可点。这样高规格的全球气候大会,正是国家、企业和民间组织三方互动的舞台,国家主要关注国家层面的责任和利益,企业关注资金转移和技术扩散带来的商机和挑战,而民间组织则从各自定位出发,笼统地说,则代表普通公民的意见。
但是,企业家参与联合国大会存在身份的问题,因此,在众多民间组织中,有相当数量是企业家发起和组织的游说集团,或是为企业家利益代言的民间组织,带有明确的游说目标。企业家游说团或是在气候变化政治正确的大旗下建立自身企业的品牌影响力,或是要游说各国政府的谈判代表,并为气候责任的分配出谋划策,减轻自身压力,由此争取到更多的投资和商业机会。当然,也不乏直接带着商业目的而来,寻找机会,并推广气候变化下需要的新型能源技术。
从观点鲜明的游说活动来看,和这些国际或地区性的企业家游说集团相比,中国民间企业家尚处于起步阶段,按照流行的客套话,这次确实是“来学习的”。
从战略高度而言,中国民企首先就矮了一截。必须看到,气候变化在国际上成为主流的政治正确标准,并开始拥有强有力的话语权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并且,中国企业在气候变化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中所占有的份额也相当惊人。但是,那些不直接从事碳交易的企业,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气候变化议题将要对企业带来的深远影响。中国国内对此问题确实尚无充分和深入的理解。而从中国企业家的战略利益而言,如果不站在足够的高度思考战略调整,并意识到气候变化促使国际上形成若干有约束力的协议,它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将对中国企业家造成巨大的冲击。国有大中型企业或许不在其中,然而,民营企业绝对是实打实首当其冲。
从2009年开始高度关注气候变化谈判议题起,中国民营企业开始迈出它们的第一步,下一步,则是要学习如何参与国际规则,用好国际规则,为自身利益服务。万科老总王石在参加了此次气候谈判会议后,总结了感触最深的三点:一是气候列车,二是阿拉善SEE现场的行为艺术,三是所参观的能源研究所。但是,对于王石而言,企业的利益如何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话语中最大化呢?这在企业家代表团一行人的参会过程中有零零散散的表露,但是,从笔者的观察来看,这些言论恐怕还无法落实为中国企业家近几年内的主要行动目标。
当然,中国企业家本身游说的意识还是非常强烈的。中国企业家和中国政府代表团住在同一家宾馆,常有偶遇发生,每每相会,中国企业家就会热心给中国代表团支招。
但是,此次来到哥本哈根的中国企业家,仅仅是十多名民企代表,这在约5万多人参会规模的气候大会中,只是微不足道的小零头;在中国千千万万企业家中,更是个小小零头;而中国企业家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的活跃程度,相比于整个气候大会的活动规模,仍然是个小零头。中国企业家的国际化步伐,仅仅是开了个好头。
低调的中国民间组织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第一周,来自中国的企业家们在贝拉中心组织了一场行为艺术秀,他们推出五个一人高的绿色英文“CHINA”字母,以此展示中国的绿色愿景。不过,在排山倒海的行为艺术秀中,这个创意太过于单薄。中国企业家们急中生智,将每个字母解释为一个新的单词,将创意放大到了全球下所有公民的责任,此举一时获得诸多追捧。
相比之下,来自中国国内的NGO代表们,在满场的NGO行为艺术秀中,显得颇为沉默。此行,不算国际NGO组织驻中国办公室的成员,至少还有 20名来自本土NGO的代表在国外基金会的支持下参加了此次活动。此次会议,几乎所有NGO代表都集中参加了贝拉中心的全会,也就是国家代表的谈判战场; 也参加一些边会,也就是企业、国际民间组织对于控制气候变化中的技术性环节的讨论。
本次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中国NGO中,阵容最为强大的是中国民间气候变化网络(CCAN),一共派出了8名代表。CCAN自2007年开始,就有了一个学习网络,学习交流气候变化方面的专业知识,跟踪探讨气候变化议题和行动,分析研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策略。在哥本哈根,CCAN的参会代表每天会分工跟踪不同的议题,记录各国谈判策略,在此基础上,每天再分析总结一次。
从巴厘岛到哥本哈根,CCAN在专业技术领域的积累日益加深,虽然目前尚未高调参与到气候谈判的游说工作之中,但是游说的议题已经呼之欲出。
不过,在另一个民间层面,中国元素完全缺席。实际上,此次哥本哈根不只是开了一个气候大会,而是三个。除了在贝拉中心的主会场外,国际上的民间组织还在DGI体育场共同组织了Klima论坛,以及在哥本哈根的自由城克里斯提安附近组织的非常另类的气候草根论坛。前两个会议,丹麦政府都提供了硬件支持。
Klima论坛不仅仅是民间组织的论坛,更是整个气候大会中民间活动的发动机,民间组织通过对大会进程的判断,发起不同的活动,向会场内的国家谈判代表施压。这里每天激烈地讨论着气候变化中的弱势人群、原住民、受气候威胁的人群们的利益,和如何回应贝拉中心谈判进程的策略。
在Klima论坛,还能看到官方代表的身影。马尔代夫总统、非洲国家代表等等,这些在气候谈判中处于弱势的小岛国、非洲国家,都会积极地在 Klima论坛上寻找来自NGO的联盟,给欧盟等强势团体施压。Klima论坛中的NGO也在贝拉中心旁听全会,他们自诩来自草根民众发表民间的声音,游说国家代表,确保大会的公开透明。因此,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通过各种形式给会场中的政治家施压,将民间的声音更强烈地传递到政治家那里。
Klima论坛的绝大多数民间组织,来自不同的国家,其理念主要是左翼社会运动理论,在他们眼里,中国依然还是左翼运动基地的传奇,越南已有了修正主义之嫌,而古巴的名人更多的还是格瓦拉。
不过,如果中国NGO深度参与其中,是否会让这些同道们失望呢?笔者注意到,来自中国的民间组织极少用左翼运动理论武装自己,而更多倾向赞同市场化、全球化、WTO等等左翼机构反对的内容。就这些机构在国内本土的活动而言,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当之无愧地与弱势人群和草根利益站在一起。但是,进入国际舞台以后,他们和代表草根利益的Klima论坛完全没有接触。
中国民间环境组织在走向国际以后,无论是否批评过政府,其策略都会集中在宣传中国成绩、或者帮助中国政府参与谈判。从对比的角度而言,中国民间组织在联合国大会中的角色,颇类似于企业和政府游说团,而不是代表草根民众利益的组织。
这种角色上的鲜明冲突,也是中国民间环境NGO的特征。不仅社会运动理论尚得不到中国环境NGO的普遍认同,社会抗争和批评亦是在小心翼翼中谨慎展开的。毕竟,国内NGO的活动空间尚待拓展,不能如国外NGO那般天马行空。而且,在活动经费上,也暴露着民间组织的艰难。除了企业家代表团是自费参与哥本哈根大会外,其他所有来自国内的民间组织,基本上财力都不足以支付参加国际谈判的成本,均是在国外基金会或个人的资助下方才成行的。这种资助,也往往是某个特定项目中的资金支持。相对而言,常规性的参加联合国活动的经费,如果不属于行政支出而是项目支出,那么,这种参与的能力是没有任何保障的。
所以,中国NGO近几年来虽然频繁参与,对气候议题的话题也有了十足的把握,但是,进一步的国内政策游说和国际游说能力,仍然孱弱,远低于中国NGO的实际能力。以行为艺术为例,中国企业家们通过行为艺术进行了表达,而中国民间组织还停留在项目执行的阶段,这种主动自觉的表达还远远不够。
因此,不得不很遗憾地说,中国环境民间组织在国际活动中,总体上还不能够完全地进入国际对话之中。至少,Klima论坛中的缺席,就是最大的遗憾。
不过,在哥本哈根的最后一天,中国的官民互动有了亮点。因为参会人数急剧增加,丹麦方面在民间组织的强烈抗议中,取消了民间观察团的参会资格。中国民间代表团在参会无门之际,一位朋友很大胆地向中国官方代表团请求帮助。让他们高兴的是,中国代表团大方地给了他们十张官方代表的入场证。
联合国是人类再造巴别塔的过程,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情面前,各方最终必须站在同一个平台上方能对话。
而融入国际社会,也需要自身的成熟,中国企业家、民间组织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也在于中国企业家和民间组织自身不同的成熟程度。企业家在艰难的环境中成长了30年,这需要充分的生存智慧以及在市场环境下磨打的韧性,但是,他们还缺乏足够的视野和社会活动空间。而中国民间组织十多年的破冰之旅,一直专注于技术的积累和项目的运作,另一方面,则苦于资源的短缺以及政策的空间。
这些因素,也最终决定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特点。或许,从2010年的墨西哥开始,在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期望和压力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单靠政府代表团是不足以在国际舞台上游刃有余的,而企业家代表团和NGO代表团在填补中国在国际舞台的空缺上,依然存在很大不足。
没有中国社会领域的发育,就无法拉近和世界的距离。中国社会发育的程度,将持续地影响中国和世界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