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带来的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的创新,是一场绿色革命背景下的全球技术创新的国际竞争,“碳经济”变成了“碳政治”,低碳就不是倡导环境保护如此简单了。
低碳,英文为low carbon,意指较低(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含义是通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达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997年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三次会议制定、各国签署的《京都议定书》中。
实现低碳,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的创新,它将由此带来产业结构调整,“低碳经济”孕育而生。2003年英国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将“低碳经济”的概念正式提出。
在2007年联合国气候大会最重要的决议巴厘路线图中,“低碳经济”被进一步肯定。但是,此前的十多年来,国际社会并未对其给予充分重视。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美国奥巴马政府将低碳经济与经济拯救联系起来,发达国家纷纷部署和实施“低碳经济”战略,从而使低碳经济在全球范围得到广泛关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更是让低碳及其一系列低碳概念深入民心。
金融危机背景下,低碳经济带来的技术创新,被认为将引导“第四次工业革命”,谁先占领低碳经济的主导权,谁就能成为下一轮工业革命的主要受益者,是一场绿色革命背景下的全球技术创新的国际竞争,但当碳经济变成了“碳政治”,低碳就不是倡导环境保护如此简单了。
高碳让全球变暖是场阴谋论?
在19世纪末,瑞典科学家斯万特·阿尔赫尼斯就提出了温室效应概念,他认为围绕地球的大气层犹如温室的玻璃,不断吸收地球的辐射,同时又不断把能量反射回地球,导致地球变暖,而大气中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就是二氧化碳。
这一理论把全球变暖和二氧化碳联系了起来,但该理论提出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各国科学家对两者之间存在多大程度的因果关系,及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系统研究依然很少。
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召开,期间提出了气候变化问题,但也没有引起科学家的关注。直到欧洲环境政治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兴起,全球气候成为政治辩论的话题,科学家们才开始对这一问题投入关注和研究。
有研究者认为,气候问题、低碳概念正是在政治家们的参与下,才得以进入科学和公众领域。198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这是一个有科学家参与的政治机构。从其成立至今,全世界范围内发布的关于全球变暖的警告都出自这一机构,被视为对世界气候变化最有发言权的权威机构。1992年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也是在欧盟的政治力量推动下得以实现,并于1997年进一步变成了可操作的法律文件《京都议定书》。
正是IPCC连年不断的报告和联合国的公约,让公众逐渐认识到人类活动与气候变暖存在着紧密地科学关系,让公众深信全球气候的不断变暖,终将导致人类毁灭。而人类活动排放的、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气体是这一罪魁祸首。
多年来,公众对二氧化碳与全球气候变暖之间的因果关系深信不疑,但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前夕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导致公众对其客观性和科学性产生了质疑。
2009年11月,距离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还有一周时间,一名电脑黑客窃取英国气候学家之间交流的上千封电子邮件内容,窥探到过去十几年里气象专家们之间私下的思想交流。黑客把电子邮件公之于众,并声称从邮件中可以看出,IPCC这些气象专家研究并不严肃,他们甚至篡改对自己研究不利的数据,以证明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起到巨大作用。换句话说,人类活动影响气候这一说法,也许是谎言和欺骗!
紧接着“气候门”风波,“冰川门”又冒出头。媒体指出,IPCC第四次科学评估报告中称“喜马拉雅冰川到2035年总面积将由50万平方公里锐减到10万平方公里”,其中2035年疑为2350年,并且喜马拉雅冰川实际面积仅有3.3万平方公里,报告不仅引用文献不严谨,而且没有科学研究支撑。
这一系列事件之后,多年来被“二氧化碳排放导致全球变暖”是不可否定而压抑的反对者的声音开始冒头。反对者认为,全球变暖是正常现象,地球一直有温暖期与冰河期,历史上温暖期的温度比现在高很多;而最近十年,地球也并没有全球变暖,所谓“全球变暖”是把气温平稳和下降的数据销毁了或者没有罗列,从而造成了全球变暖的假象。更重要的是,反对者认为,全球变暖太阳才是主因,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二氧化碳与全球变暖无确实因果关系。
还有人认为,地球变暖一定是坏事么?当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未必就只有灾难,在一些海岛被淹没的时候,对一些高纬度国家来说,结霜期会缩短,农作物的生长期就会延长,举例来说,中国东北这个粮仓就是得益者。比如人类历史上在10-13世纪时气候就曾经变暖,于是农耕民族开始大举向北迁移,开垦了大量农田。
基于此,反对者们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超级谎言,制造这个谎言的人试图因此获得巨额的投资甚至投机机会,矛头直指最初推动气候问题全球化的欧洲政客。
有了碳交易,得低碳者得天下
反对者们认为,建构全球气候变暖与高碳的因果关系并不全与政治话语权有关,更有经济利益的存在。“碳资产”,原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它既不是商品,也没有经济价值。然而,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改变了这一切。
在环境容量合理的前提下,《京都议定书》规定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因此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信用)开始稀缺,并成为一种有价产品,称为“碳资产”。《京都议定书》通过法律协定,创造性地将“碳减排”这种实质性的具体行为变成了“碳排放权”这种虚拟的权利或资产,在法律界这还曾被认为是一件稀罕事。
《京都议定书》约定的多种减排方式中,允许两个国家之间进行“排放权交易”,即通过排放额度买卖来完成减排,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一点有失公理。
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许多国家都公布了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但发达国家的“减排”标准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接近。众所周知,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已早早地造成了“温室效应”,如果“过往排碳量”不计算在内,在未来的时间里,发展中国家必然会要向发达国家购买“碳排放权”。
而发达国家对于减排技术的研究也有了新进展,要在同样的时间里,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做到同样的减排标准,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向发达国家购买新能源技术。“减排”的气候问题演化成一场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不断施压的国际斗争。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最终不欢而散。
2009年6月22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这个看似普通的法案,却如平地一声惊雷,迅速在世界各国引发强烈的反响,世界上众多国家都被卷进它所引发的巨大漩涡。
引发巨大争议的原因在于美国第一次提出了“碳关税”的相关条款。根据这一条款,如果美国没有加入相关国际多边协议,自2020年起,美国总统将获权对来自未采取措施减排温室气体国家的钢铁、水泥、玻璃和纸张等进口产品采取“边境调节税”,即可以对这些产品征收“碳关税”。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将来其要发展,要么是购买“碳排放权”,要么花钱购买发达国家的新能源技术。如果两种措施都不采取,到美国则要交“碳关税”。反对者认为,这其实是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资本技术和法律规则的巧妙运用,让全世界为其新技术革命“买单”,即透过知识产权转让把新能源技术开发的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而中国无疑是美国首选的最佳对象。在中美谈判中,两国都表示要在节能减排领域展开合作。而这“合作”的背后,就是中国要支付大笔的知识产权费用。
低碳的政治博弈
从人类历史看,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引发了经济、政治领域的深刻变化,并直接引发国际政治局势的改变。
自2003年英国提出“低碳经济”能源战略,2007年美国提出《低碳经济法案》、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更是将低碳经济作为拯救经济危机来看,欧美等国已在战略上将“低碳经济”视为下一次技术革命的到来。其争先恐后抢占“低碳战略”的做法,似乎在告诉世界,谁先占据低碳经济的主导权,谁就能成为下一轮工业革命的主要受益者。
持“低碳阴谋论”的研究者认为,这其实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世界撒布的烟雾弹,目的只是希望发展中国家来为其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买单。
2001年布什政府曾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还对全球变暖的科学性提出质疑,认为全球变暖由人为因素导致的结论尚未得到科学证明。这是因为相比较欧盟,当时的美国还尚未在“碳政治”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2008年,在奥巴马就任总统不久,政府高调宣布要加入世界气候谈判,要加入这个气候政治的舞台,只是因为美国已经准备好了。在“低碳战略”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同盟给发展中国家不小的压力。
排放二氧化碳和气候变化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科学,依然有待科学进一步研究。我们依然倡导环保,依然提倡爱护地球、保护地球,我们并不排斥低碳,只是反对以低碳的名义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反对以不低碳就是不爱地球的名义来进行道德谴责,从中获得某些政治及经济利益;反对“碳交易”中存在的不公及强权政治。
作者：李 樱 来源：三月风 2010年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