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创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也是当时各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模范。有关这块根据地各方面建设的研究,国内外已有不少,然而,战时政治对农村社区的影响的问题,则有待深入探讨。
一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地处同蒲路以东,正太、石德路以北,张家口、多伦、宁城、锦州一线以南,东临渤海,以山西东北部和河北的冀中、冀东为主,包括察哈尔、热河、辽宁三省的一部,行政上划分为北岳、冀中、冀察、冀热辽四个区。区内除冀中大平原外,大多是山岳地带。日军侵占了华北主要的交通要道和大中城市,广大小城市、乡村则均为抗日根据地所有。根据地农村社区内的农民百姓,因世代受官府酷吏压榨和战乱之苦,不仅大都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且终日还要为冻馁死亡所困,对国家政治自然鲜有兴趣,“兵匪一家”则成了他们世代相传的常识。一些昔日政府鞭长莫及的僻隅之地,如河北涿县之三坡区、房川县之龙门台九区等地,农民们还是穿着明朝的服饰,直到1929年才知道天下已是“民国”。自然,“他们不知有祖国,也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唯一的公共活动,是防备“外路人进来[1]”，所表现的仅是一种本能的身家自卫精神与故土依恋之情。就是在现代交通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冀中地区,自民国以来,连年军阀混战,兵燹匪患,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农民们蛰居于联庄会武装和各色帮会武装之下,同样还是那身家自卫和故土依恋情结的体现而已。但是,农民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体力量,能否充分发动广大农民,并使他们的故土依恋情结与身家自卫精神上升为现代新型国家观念和公民意识,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抗战开始之初,华北各地的******军队纷纷南撤,地方政府作鸟兽散。在晋东北地区,败退的******军队和日本侵略军经过的地方,粮物洗劫一空,五台县仅一天就被******军队拉走驮骡“达六、七千头”。那整天“爱国”,“为民”口号震天响的******地方政府及其大小“父母官”们,除五台、盂县二县县长外,均逃散一空。会党蜂起,自古“兵匪一家”,在这里再次现身说法。尽管蒋介石当时也有“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和“抗战建国”之号召,然而,事实却有“国军”所到之处,农民纷纷逃亡的现象,有的地方还甚于逃避日军。对这里的农民,蒋介石的号召显然并未奏效。与******军队和官吏们逃离与掠夺晋察冀边区人民相反,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开入了晋察冀敌后,面对疯狂凶残的日本侵略军和遭受兵匪荼毒的几千万晋察冀边区人民,他们的口号是:“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保家卫国”,“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他们的行动是:痛击日军,肃清与改造土匪,统一抗日武装,严明纪律,宣传救亡,恢复地方秩序。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的言行,一举改变了广大农民长期形成的“兵匪一家”的传统认识。以致八路军所到之处,“瓢食壶浆,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爱戴”。广大农民“把民间的枪枝拿来,连人带枪一齐参加八路军”,八路军也被农民称为自己的“子弟兵”。“阜平营”、“平山团”等部队的出现,就是八路军已扎根于敌后民众之中的佐证。
如果说八路军扎根于晋察冀边区敌后的广大农民之中,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实施战时政治、唤醒民众的第一个胜利,那么,在晋察冀边区敌后建立一个与旧政权完全不同的崭新政府,这对改变广大农民的政治意识和国家观念则意义更为深远。因此,开入敌后的八路军在恢复地方秩序的同时,立即就着手重建收复地区的地方政权,筹备成立统一的边区政府。1938年1月,中共领导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府——晋察冀边区政府宣告成立。接着,各村直接选举了村长,任命了区、县长。1939年2月以后,区、村建立了直接选举的选民代表会,县建立了县政会议。1940年,中共边区党委又决定根据“三三制”原则,在边区建立各级民意机关——参议会,并以竞选、普选、直选的方式,选举村、区、县、边区各级民意代表。边区政府民主制度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虽然,这一工作因日军的频繁扫荡而受阻与拖延,但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还是于1943年1月召开,适应当时环境的各级政府的民主体制也终于逐步建立起来了。与旧政府的****、****、低效相反,边区政府具有民主、高效、廉洁三大特点。边区公民有选举与被选举权,民意代表、政府官吏的产生,是直接的普遍的平等的选举;选举前,“发动老百姓去讨论,然后提出候选名单,举行竞选,宣传并让竞选人发表政见,然后进行正式选举”,选举时也“不是什么‘推选’,而是要秘密的票选方式”,以使农民“选出自己要选的人[1]”;民意机关从议事机关发展为权力机关,拥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民权,成为人民群众的真正代表。政府取消高官厚禄的薪俸制,代之以最低限度的生活津贴,并坚决而严厉地惩处贪污行为,这使村级财政整理之后,“经费支出较前减少了60—70%”,“政府的公费减少到最低限度”。随着简政工作的不断深入,不必要的机构裁汰,庸肿的机关缩小,仅冀中、北岳两区,1941年冬季就“裁减人员先后达4万”。通过简政,边区政府改变与纠正过去多头领导之弊和工作人员的雇佣思想,任上的干部,因有群众的监督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便能养成吃苦耐劳与艰苦奋斗的作风,个个精明强干,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真正成为人民公仆,人民办事方便快捷。如此鲜活的人民政治,在边区农村社区实在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农民们第一次行使选举领导的权利,第一次看到“清官”与公仆的区别,第一次能监督自己的领导,也第一次认识到有自己的政府,从而大大缩短农民们与边区政府的距离。因此,往日对国事、政府持冷漠态度的农民们,今天却踊跃地投入了干部的选举与政府的事务;往昔聊无生气的农村,现在却处于高昂的政治热潮之中。边区农村社区之内,不仅农村男子参选率高达83.9%,就是那千年加受夫权压抑的农村妇女参选率也高达80%以上;干部与群众相互批评、相互学习,农民群众出入于边区各级政府,自己的要求及意见在各级政府的会议上得到反映,同时,对政府的困难“也都愉快的在想办法”。在这里,农民本能的身家自卫精神终于逐步上升到为民族、国家而战的公民意识和现代国家意识。当然,必须正视的是,根据地农村社区的整体文化水平还比较低,农民大多数都还是文盲或半文盲,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也仅是个开始,且还带着浓重的战争时代的气息,村社民主政治建设之路还很长。但是,农民们那追求解放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却表明了,他们已经开始摆脱****制度的束缚。根据地农村社区的社会生活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变化。身历其境的原******山西省党部委员、太平绥靖公署参事刘奠基曾感慨说:我追随******追求民权主义20余年,已陷入失望,万没有想到民主政治“在和敌人炮火斗争当中,竟会实行起来”,“会在今天敌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实现”。可以说,这种村社的初步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启示,在晋察冀边区乃至中国农村社区的现代化建设史上也是个永远不应忘记的良好开端,是中国农民的创举和历史的奇迹。
二 抗战相持阶段,日军困于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的展开,不得不集中兵力巩固其占领区。于是,刚刚在敌后建立起来的农村抗日根据地及其敌后抗日游击战便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弱小的共产党及其八路军如何坚持并赢得抗战胜利,唯一的出路便是充分而严密地将广大发动起来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使广大的敌后农村成为埋葬日本侵略者的战场。中共最早开辟的晋察冀根据地,也正是这样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模范的农村抗日战场。要将晋察冀边区广大的农民充分而严密地组织起来,适应整个敌后农村残酷而艰苦的抗日军事斗争,这必定要改变农村社区的组织状况。八路军共产党初来乍到时,用“一盘散沙”来概括晋察边区农村的组织状况是确切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边区广大农民生活散漫,区内组织松散,相互联系很少。这种状况在那多是山岳地带的晋察冀三省交界的北岳地区,因其交通与地理的阻隔,农民与农民、村与村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少而显得尤为突出。就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冀中地区,自民国以来,“军阀内战,此起彼伏,社会变动无常,没有一个中心统治力量[1]”,“青红帮及各种秘密宗教团体很活跃”,每当战争发生,“乡下即形成无政府状态,散兵游勇到处抢掠,土匪流氓趁火打劫”。抗战初起,******军队南撤之后,“土匪、杂牌军、联庄会、会党峰起,‘司令遍天下,指挥赛牛毛’”。他们自立关卡,滥行征税,巧立名目,随意捐派,甚至押人罚款,掠人勒索,“一切都在无秩序、破坏和崩溃”之中。整个农村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这样无序的社会与焕散的民众,要在敌后组织对日军的有效抵抗是不可想象的。共产党、八路军深入晋察冀边区之后,为了广泛地发动敌后游击战争,按照中共中央全面抗战的路线,提出了“全民总动员”、“实行全民武装”的口号,以各种形式,将边区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首先,在深入敌后之初,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国会、抗日自卫会等半政权性的组织,把分散的农民群众初步组织起来,并使之与八路军共同配合抗击日军,改造各种抗日军队、义勇队、游击队、联庄会及秘密会社,组成统一的抗日武装,恢复稳定农村秩序,建立新的农村地方政权,改变原来的混乱的局面。其次,在农村地方政权建立之后,普遍成立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性组织的同时,建立了军区制度。军区之内,农民抗日武装分为地方正规军、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与不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三部分。其中农村不脱离生产的游击队,吸收了边区农民中17—40岁年龄段的主要部分。他们又根据年龄分为三个层次;17岁到23岁为青年抗日先锋队,20岁到35岁的为基干自卫队,35岁到40岁的为警备自卫队。这种普遍武装农民民众的形式,30年代初期就曾在苏区内实行过,并取得了丰富的成功经验,被称为民兵制度。它与农救会、妇救会、青抗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相结合,通过逐级的升编过程,很好地解决了边区敌后抗战中难以解决的野战部队和正规军的经常补充问题,而且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民众的组织化、武装化,实现了农村社区的军事化与全民总动员,有效地支持了艰苦的对敌抗战。其三,通过劳动互助把农民组织起来。边区农村最早的劳动互助是
其四,通过家庭会议和户生产计划工作,把对农民的组织深入到家庭内部。1945年,晋察冀边区党和政府把毛泽东提出的“耕三余一[1]”作为大生产运动的奋斗方向。为保证这一奋斗目标的实现,对农民的生产劳动要有更为严密的组织与具体的要求,于是组织农民家庭会议和制定户生产计划,便应运而生。这是个既具体又复杂的组织工作。干部们奔走于农民家庭不说,各村的劳模也成了作计划的“把式”。他们为了能开好家庭会议和订出户计划,必须先了解这个“家庭内幕”,弄清这个家庭有什么问题,了解家庭成员的“互助关系、每个人的政治觉悟、生产情绪、威信和家庭地位”,其工作之深入细致,可想而知。然而,边区农村社区内的家庭会议与户计划,却具有“广泛性”与“普遍性”,“一般地区的户计划与家庭会议做得是踏实的”,生产计划到户“已成一般现象”。盂县劳模崔维印带领全村96户全部作了计划。经过上述组织方式,边区农民可以说是空前地甚至是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了。农民从家庭到社区,从生产到生活,从政治动员到参战支前,包括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站岗、放哨、运输、慰劳、侦察等一切行动,都在严密的组织和计划之下进行。这使对日抗战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当地党和各种群众团体与组织的配合下,都“能放到战斗上去”。它不仅保证了兵员的补充,军需的供给,同时还将社区内各阶层人员都纳入了边区大家庭中。各种团体与组织可以展开竞赛、互助互勉。头发苍白的老人“成了修滩模范”;妇女垦荒、修滩、种树、挑粪、挖土、认字,“不落男子后”;开荒修滩青年“打先锋”;儿童“更为出色”,站岗、放哨、搞巡查。在黎城县东湖村,拨工队组织集体劳动, 第一次打钟起身,第二次打钟儿童团出动巡查。如果不起来的,小伙子们便将裤子收去,“没有一个不积极”,就是烟鬼、懒汉、懒婆也变了样。通过家庭会议的组织和户计划工作,一些家庭“不团结的和睦了,分家的不分了,离婚的不离了”。边区村社军事化和农民的高度组织化,是适应战时特殊环境的产物,导致的却是农村社区内农民间相互关系的又一巨大变化。它彻底改变了农户传统的分散、无组织状态,使边区农民的抗战有了“全面化、全民化”的特点,使广大农民长期潜藏着的巨大能量得以最大限度地聚集并释放出来,有效地使用于对日军的抵抗,可谓晋察冀敌后抗战伟力之深厚根源在于农民之中。这种农村社区全面军事化与农民高度组织化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在广大新解放区充分地组织亿万农民和充分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力量迅速打败******,也有重要影响。
三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多是交通及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并长期处于被日本侵略军分割、包围、封锁与军事扫荡的艰苦环境之中。日伪军先是“着重强盗式的掠夺、抢劫”,后则“变成惨无人性的、有计划、有步骤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强占与破坏人民田地房屋,鸡犬不宁,草木俱毁……勒索、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日伪过后,“不是家破人亡,就是遍地房塌室坍,废墟瓦砾[1]”。再加上频繁的水、旱、虫灾,边区农村社区生产力遭受了严重摧残,经济受到摧毁性破坏。于是,农村社区之内,一方面,原本不足的生产力资源,因敌人的破坏更加奇缺,许多农户无法再单独维持简单生产;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力投入抗日军事斗争,抗日家属自然要由社区内共同来加以照顾与帮助。而村社之内,支前生产不说,就是站岗、放哨、运输、慰劳、侦察、坚壁清野、破坏交通、收割电线、袭击敌人,样样工作都非一家一户所能单独承担。因此,互助自救、互助共存便成了社区内农民共同的基本要求和中心任务。首先,人民政府、共产党为互助自救、互助共存作出表率。政府的费用、税收,“取之合理、用之得当”;财政上,“尽量缩减开支,反对浪费”,充分照顾人民生活,使群众的“负担减至不可再减的程度”,并“以最少的支出发挥最大的效用”;广大干部均“实行生活费制”,一个公务员每月所取一切生活费用“比不上一个工人的收入”,然而他们却“吃苦耐劳和不避艰难”,“背背包,跑山路,住地窑,深入敌区”,扎根民众,是为农民奋起互助自救、互助共存之榜样。其次,政府通过调控手段,强化农村社区对经济困难的承受能力。政府调控最主要在社会经济政策、商贸政策和税收与负担政策三个方面。所谓的社会经济政策,就是削弱封建半封建剥削势力。具体办法是“二五减租”、“一分利息”,既保证了地主的所有权,又减轻了广大抗日农民所受的痛苦。所谓商贸政策,即是通过商品流通渠道实施政府的调控措施,具体办法有:对外贸的统制政策,由对外贸易而统一管理,严禁粮棉资敌,禁止敌方奢侈品的推销,增加必需品的输入。在边区内部,“比较大的商业”“由公家来经营”,使之“成为调剂边区消费的机关”(边区当时虽还有公私合营的较大商业,但公家已为主导,且“要使其向完全公营的路上发展”);同时大发展供销合作社,在各村普遍建立村社,做到一村一社,兼办供给、运销、信用等业务。合作社反对“发财主义”,政府取缔“投机的非法的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在调剂生活日用及食品余缺,平抑粮价,平抑物价,解决军需民食上起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大大强化了边区“自救”、“共存”的能力。在税收与负担上,政府的调控原则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多者多出,少者少出。初期实行的是“合理负担”,贫苦农民设免税点,地主、富农承担税收与负担的51%以上;后来实行统一累进税,富农一般不超过总收入25%,地主一般不超过总收入60%,负担面由农村人口的40%多扩大到80%以上,“使过去集中在地、富身上的抗战负担大大减轻”,并给已经处于贫困的地、富以救济和帮助。同时,政府还通过发放贷款、救济、种子、粮食等办法解决贫民、灾民、难民的土地与生产问题,并通过车运人背、武装护运和建立合作社等办法,调剂边区内平原与山区以及不同农村社区之间粮食的余缺问题,解决因战争兵力集中与生产物反而相对减少的矛盾和减轻农民所受商人之剥削。政府通过上述调控办法,及时地调剂了社会财富,保证了社区内各阶级都能过活下去,大大提高了社区内农民承受经济困难的极限。其三,以发展生产为社区“自救”与“共存”的基础。发展生产是边区解决军需民食的基本方针。前述边区劳动互助,不仅是组织农民的方式,也是发展生产的可行方法。除实行劳动互助外,边区政府还提出“敌来就打,敌退就耕”的口号。农民抓住空隙,抢耕抢种,开展生产自救。不仅消灭了土地荒芜现象,保证不误农时,而且还新开了许多荒田、荒地、水渠、整修了许多滩地。在北岳区,1938年与1939年就形成了垦荒、修滩、开渠的热潮,仅平山、阜平等9县,就开荒25000余亩,1939年到1942年,北岳区29县开渠2272条,可浇地4181364亩,修滩146349亩[10]。11943年,边区政府提出生产发展“三大口号”:“一拨工,二订农户生产计划,三锄地三遍”,得到全区各方面的积极响应。社区内农户大都实现了“耕三余一”的目标,创造了艰苦战争环境下发展生产的一大“奇观”。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收获。组织起来的民众,在武力掩护下“抢割、抢收、快打、快藏”[11],“首先是不让敌人夺去麦子粮食,再才是自己的分配问题[12]”。通过社区的军事化与组织化,村里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开渠、牧畜的全部工作都是党政军一齐动员”,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儿童,男女老幼一齐动手,各尽其能,都在“枪林弹雨封锁沟墙中”“用血汗争取”民族的生存[13]。
其四,开展节约运动。为了保证军政所需和救灾度荒,节约运动在社区内得到了广泛的开展。政府与干部“节省开支,反对浪费”,“自动要求减低生活待遇”。农民们积极支前,但自己采树叶、集野菜、“节衣缩食,准备度荒”,如井陉的印吉子,“原全家每天吃粮二升,在荒旱的情况下,减少半升,多吃糠菜,缝补旧衣,节布一匹”。边区农民勤劳生产,同时又节衣缩食,从而保证了大部分家庭实现“耕三余一”计划[1]。其五,进行生产互助自救运动的宣传教育。应该说,广大农民长期适应的传统个体生产方式及其所产生的“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个人意识,与互助合作的集体劳动是有矛盾的。因此,即使在那大家必须共同“自救”、“共存”的特定环境下,劳动互助也需要在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特别加强群众的教育”。当年,共产党的教育办法是:“通过劳动公约,开会检讨,奖励表扬模范;利用谈话、群众力量、黑板报、壁报来批评落后”,“克服自私的思想”。其中,对农民们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之一是英模学习运动,开展向那些具有忘我无私与自我牺牲精神的典型人物学习,使整个社区内农民形成你追我赶,比学赶帮,积极生产与工作的潮流,从而使边区基本保证了军需民食,“家家有饭吃,有衣穿”。宣传教育还包括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内容,最主要的是集体化方向的宣传,认为今日之劳动互助,仅是“向集体经济过渡的”“初级形式”,将来要“从各方面都使”小农“经济合作化起来”,变成“集体经济”。农村社区内的上述互助自救与互助共存的艰苦努力,一方面削弱了封建半封建势力,社区内各阶层之间的财产关系尤其是土地关系发生了“悄悄的”变革,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土地迅速而普遍地增加,土地与阶级结构都呈现“两头向中间挤”的现象,共产党在农村土地改变的目标大体已经实现;另一方面,根据地内“没有大多数人忍饥挨饿而少数坐享其福,大发其国难财”的现象,同时,“全体军民在共同的顽强斗争里,大家在贡献着每人所能贡献的力量”,军政民团结一致“同甘苦,共患难,都过着吃糠咽菜忍饥受冻的艰苦生活”。这种全社区同甘共苦的艰苦生活与土地和阶级结构“两头向中间挤”的新变化,本质上都是农村社区战时平均主义经济生活形成的体现。正是这种社区战时平均主义的真正贯彻和持久的坚持,在特殊的战时环境中暂时抑制了农民在个体劳动中长期形成的自我发家与增殖私产的欲望,激发了农村社区“自救”、“共存”、“互助友爱的模范精神”,从而在经济上切实保证了敌后艰苦抗战的长期坚持并赢得最后胜利。然而,在这种战时平均主义实施过程中,农村社区内同时也开始涌动着一种社会平均主义的“左”倾思潮。这种“左”倾思潮,是把战时平均主义当作未来社会追求的目标而要加以发展,其表现是:(一)提出了“均产思想”,以土地多少论,“谁家地多斗争谁家”。在解决贫苦抗属,退伍军人生活问题时,随意调剂土地,甚至是“有地即调”。如平山县12区的郭苏村被调剂土地的农户中,70%是中农,还有2户是贫农;有的地方则形成了“平均使用土地” 的局面。因为地多了要调剂出去,少的则可以调剂进来,社会负担又过份地集中于地主和较富裕的农民身上,募捐时又是“不自动不行”、“谁有钱谁拿负担”[10],加上未来社会目标的宣传是单一公有制的“集体化”,于是,“地主纷纷卖地”,富农、中农们“再也不买地了”,“等待分地”[11],并出现了“赔钱送地的现象”[12],导致了农民们“怕富”、“恐富”、求平均的心理,也“不积极和自然界斗争了”[13]。(二)把劳动互助的集体化和供销合作社作为未来社会抑制社会不平均的组织形式。本来,当年解决抗干、抗属、孤寡老弱和难民困难,力争家家有饭吃、有衣穿而发展起来的集体劳动互助,是当时特殊而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实施战时平均主义的产物,但社会平均主义则从追求社会平均的角度认识战时平均主义,要将战时平均主义移植于未来社会,把个体生产劳动简单地看作“封建”、“自私”与“落后”的东西加以批判,认定将来农民的唯一前途是走苏联模式的“集体化”道路,实行集体化劳动[14]。同时,再加上政府组织的供销合作社“垄断商业”,使“人人加入合作社,一切经过合作社”[15],抑制商业流通领域的“剥削”,认为两者结合,就可以克服农民中的分化与不平均,实现社会的平均。对于上述社会平均主义的“左”倾思潮,有时也受到来自共产党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又总是在“批右”和“纠右”斗争中受到限制,很快被中断而停止。当时,农村工作中,毛泽东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是干部开展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报告中认为,贫农尤其是“赤贫”“最为革命”,他们主持农村政权与农会,行动“样样正确”,可以“指挥一切”,“必须不准人批评”[16]。干部们以此“来打通思想”[17],再加上当时党内干部中长期形成了“宁左勿右”的不成文定俗,“怕别人说自己右了……认为越‘左’立场就‘越稳’”,社会平均主义思想就始终没有得到过真正清理和批判,自然也就难以得到纠正。于是,农民们“怕冒尖”、“等着共产”的消极情绪也在社区内滋长[18]。这种社会平均主义的思潮与后来的农村土改和集体化运动中的平均主义错误本质上是相联的。 该文发表在《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