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轮钓鱼岛事件所引发的中日之间激烈对抗的民族情绪，或是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的新高点。随着中国的崛起，海外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观察，愈发体现出一种世界的中国焦虑，他们怀疑，中国或许正发展出如二战前德、日那种具有地缘政治性质的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
然而，从此次围绕着中日冲突的诸多表述来看，当下中国民族主义所体现出的特点，并非一种具侵略性力量的举国狂热那么简单。正如关凯文章所指出的，这一轮民族主义运动，其特点根植于大众的生活世界。一方面人们的个体价值，需要更为超越性的意识形态来赋予;另外一方面，人们对于群体意志对个体选择权的剥夺天然怀有一种畏惧。而中国社会中弥漫的戾气，使得各方对于民族主义的不同态度，均以极富攻击性的方式体现出来。但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合法性的加强和不同阶层间的和解，民族主义会是一种资源，抑或是一种新的削弱和撕裂?
就像余亮与郑鸿生的文章所共同展示出的那样，个体自身的诉求，往往夹杂在作为时代精神的民族主义之中。中国激荡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尚未清理的、对近代屈辱历史的悲情。这一特征在中日(以及整个东亚)之间纠缠的历史关系和现实摩擦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无论是在今日之中国大陆，还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台湾。那些曾经走上街头的纯真学生，和今日犯下暴力之罪的底层青年一样，都在寻求着一种政治参与的可能。民族主义并非是某种孤立的价值观念，它其中包含着人们依据现实所生的对优越感和安全的需求。
昔日台湾的保钓运动，为民间的政治参与和一种更为广阔的政治视野，提供了丰厚的遗产。然而，就这一波民族主义运动来说，我们在其中所看到的是，草根阶层的民族主义情绪体现出明显的自发倾向，而精英阶层却对此充满嘲讽和疏离。这对于一个经济上不断崛起、社会却日益分裂的国家来说，是一幅令人担忧的图景。
事实上，现代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的悖论，已经对这一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高全喜文章通过梳理民族主义的历史流变，清晰地指出了它的内在困境：无论在国际政治领域还是民族国家内部，将单一民族国家作为至高利益所在的原则，都已经无法再有效地处理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利益与价值之争。那么，用将个体幸福看作核心价值的自由主义来对民族主义进行驯化的努力，已在二战之后的历史之中，显示出弥合这一纷争的力量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