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美之间友好关系越来越受到敌对性的论战的考验。对美国不可避免的衰落的推测以及关于中国势不可挡的迅速崛起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场论战。
对美国未来的悲观看法，往往低估了美国自我更新的能力。而对中国崛起持过分乐观态度的人，低估了中国与美国之间仍然存在的巨大差距，不论是人均GDP，还是各自的技术能力。
看似矛盾的是，中国着实令人钦佩的经济成功，正在强化一种对复杂的社会和政治调整的整体性需求，即在崛起的中产阶级要求更多权利的情况下，一个自称共产主义的政府官僚体系，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驾驭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体制。
对潜在的中美军事威胁的过分简单化的焦虑，都忽略了美国的优势，这种优势来自美国两面濒临大洋的非常有利的地缘战略位置，在任何一边，都有隔海相望的盟友。
相比之下，中国在地理上被并不总是友好的国家包围着，而且几乎没有盟友。有时，一些中国的邻国受这种情形诱惑，希望在他们与中国的具体领土主张之争或利益冲突中拉上美国，支持自己。幸运的是，有迹象表明，一种共识正在形成，即这类威胁不应该以单方面或军事手段解决而应该通过谈判解决。
美国媒体用“转向”来形容奥巴马政府把重点向亚洲做相对调整的做法。实际上，美国既是一个大西洋大国也是一个太平洋大国，这个事实从未改变，新政策只是建设性地重申了这一事实。
中美关系的真正威胁，不是来自两国内部任何的敌对意图而是来自亚洲内部。复兴的亚洲可能会滑向一种民族主义狂热，为了争夺资源、领土和霸权，引发类似20世纪欧洲那样的冲突。这种可能性令人深感不安。
有很多潜在的爆发点：朝鲜与韩国，中国与日本，中国与印度或者印度与巴基斯坦。一旦政府煽动或允许民族主义狂热，把它作为一个社会压力安全阀，局面就有可能失控。
在这样一种潜在爆炸性环境下，美国在亚洲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参与，可能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稳定因素。美国目前在亚洲所起的作用，应该与英国在19世纪的欧洲起的作用类似，提供一种“海外”平衡影响，不卷入亚洲的区域对抗的纠缠，不试图在该地区获得统治地位。
美国参与亚洲事务，不能仅仅依靠固有的盟国日本和韩国，还应建立在中美合作制度化的基础上，这样的参与才会有效，是建设性和具有战略敏感度的。
相应地，美国和中国应该有意识地避免两国的经济竞争变成政治敌对。需要的是双边和多边的相互密切接触而不是相互排斥。比如，美国不应该寻求不包括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中国也不应该寻求不包括美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未来可以避免重演20世纪的灾难性战争，如果美国能以稳定器的形式而不是以地区警察的姿态出现在亚洲，如果中国能成为该地区卓越但不专横跋扈的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