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起源于17、18世纪的欧洲,已是学界不争的事实。[1]而本世纪两次民族主义浪潮的主体却都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还与强大的全球化趋势相逆反。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民族主义的话语意识到底是如何吸引了发展中国家?
简要考察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就可以发现,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在封建的母胎中孕育而来,是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合乎逻辑的原生物;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则是在反对欧洲和其他殖民大国统治的暴力斗争中产生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前者的影响和派生物。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民族主义一旦在发展中国家生根,就很容易滋长蔓延,赢得政治、文化精英和大众的普遍认同。
要解释这一现象,首先必须弄清楚民族主义的核心话语,即主导的价值取向。 按照盖尔纳的说法,民族主义最基本的信念是“政治与民族的单元应该同一”[2],就是国家与民族同一。实现一族一国的理想模式,是民族主义最初在欧洲兴起时最激动人心的主张。
海恩斯写道,民族主义这个词出现在欧洲之后,大致有四种涵义:第一,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的民族主义,在这一进程中,民族主义成为创建民族国家政治联合体的支持力量;第二,作为一种的民族主义,它是提供给实际历史过程的理论、原则和观念;第三,民族主义包含着一种政治行动,如特定的政治党派的行动;第四,民族主义是一种情感,意指一个民族的成员对本民族国家有着超越于其他的忠诚。[3]
民族主义在核心价值观上的统一性和在表现形式上的多样化,使得它可以被不同的领袖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赋予不同的意义内涵而达到不同的政治目标,换言之,单纯而又复杂的民族主义因其宽泛而成为最“有用”的意识形态话语。
世纪之交,回顾百年曲折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对国际格局最为深远的全球性事件莫过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两极格局的崩溃,有惊人相似的是,两次事件导致了两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前者瓦解了殖民体系,导致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的增生;后者则使一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走向分裂,并在局部地区造成了激烈的动荡与冲突。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原先对立的两大阵营土崩瓦解,不仅是发达国家失去了明确的敌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因为对抗张力的消失而使曾经居于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衰微败落,导致了文化价值的缺位,民众迫切需要新的思想统帅和生活意义的寄托。在这时,民族主义蕴涵的捍卫本民族利益、争取本民族自决的核心价值取向很容易就迎合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需求,而“民族主义生成的团结精神和集体义务在文化衰退的环境中有着很强的动员能量”[4],于是,民族主义呼之即出,成为统治的合法性依据和社会动员与控制的工具。
对于先行一步的欧洲民族国家以及紧随其后的美、日等国,尽管也还存在或多或少的民族利己倾向,但总的来说,民族主义已基本实现了古典的终结,正在走向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化潮流。因为,全球化的进程实际上是把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市场化和政治变革而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推展的过程,它就是西方占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经济秩序和体系的国际化。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由于控制了经济贸易规则和制度安排的渠道,进而可以凭借其技术和资金的全面优势,进一步促进资本物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通过在国际上降低交易成本,达到以自由贸易方式重组全球资源和市场的目的,并获得收益最大化。事实也是如此,最热衷推进全球化的美国,也就是在世界体系中最有“霸权”和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努力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国门,削弱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才是发达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心所在。为此,他们大力倡导和实践的是全球化。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对全球化的抗拒与反动。
尽管民族主义被当做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在具体的做为中,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迫切需要解决的不同,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就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实践。
概括而言,从世界经济体系来看,冷战结束以后,国与国之间被意识形态遮掩的经济利益对立与冲突就鲜明地呈现出来,民族主义被广泛地于在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中谋求本国的利益,这时它是国家利己主义的代名词,我们称其为经济民族主义;从国家内部来看,由于多民族间的发展不平衡,族民与国民的身份认同时常发生断裂,追求本民族政治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就有产生的内在动力,而它的结果则往往表现为统一国家实体的瓦解,这时它是种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名词,我们称其为政治民族主义;而在更深层也更抽象的文化层面,“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6],文化民族主义倾向也在发展中国家以各种方式展开。
面对先进的西方文化的入侵和冲击,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连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有被“文化殖民”的深切忧虑。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赶超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是不得不做的必然选择,但在具体的道路上却常常面临或者放弃民族传统文化以跟随潮流,或者固守传统对抗西化的两难处境,文化民族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复兴,并且表达着东西方文化冲突与抗拒这一持久不衰的主题。
虽然在缺乏政治、经济吸引力的情况下,首先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方式。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因为几乎抵挡不了全球性的消费主义和没有边界的大众传媒而显得有些虚弱和矫情。
综上所述,民族主义成为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价值根源,是发展中国家基于理性做出的选择。但由于当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缺陷,它更趋向于保守而不是开放,趋向于回顾过去而不是前瞻未来,趋向于破坏而不是建设,趋向于民族自利而不是全球共荣,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显然不能长久地做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 面向新的世纪和新的世界发展趋势,只有积极参与,勇于创新,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命运,最终走上国家繁荣和民族兴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