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西方现代性的内涵可以从精神和制度两个维度来理解，笔者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精神气质。在建构中国现代性过程中，我们必须把握三个方向：现代性是多元的；现代性是一种开放的精神；必须立足于实践自上而下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理论创新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过程。
论文关键词：现代性；理论创新；中国现代性建构
现代性问题是当今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它是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但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背景下包含了不同的涵义。西方随着现代化的完成，“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人们发现现代化带来了太多的问题，因此都在批判现代性。而中国的现代化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我们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制度的完善上，都处于不成熟阶段，所以我们要建构现代性。现代性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概念，虽然我们对现代性有了相当的了解，但什么是现代性?我们要建构什么样的现代性?我们要建构的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有什么关系?以及我们怎么建构现代性等都是需要进一步认真思考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将近一个世纪，它已经在中国发芽、生根、结果，并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对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不断的理论创新，不管是对人们思想的解放，还是对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它们起到的作用都是巨大的。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创新推动了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一、西方现代性的两个维度：精神气质与制度模式
西方现代性概念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想中提出的，界定什么是现代性，似乎有些困难，因为在后现代理论中，现代性是以文化哲学、社会批判、文艺审美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同领域的学者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我们不可能单从某一方面来界定现代性，也不可能总结各个方面来界定现代性。所以有的学者就提出，现代性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民主自由，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资本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理性和主体性。现代性概念不仅表现了人们的进步理想，同时也反映了现代化成果——制度形式、组织模式等。
从当代西方现代性的讨论来看，现代性概念中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维度。
第一个维度：现代性是一种追求自由解放的理想和精神状态，亦可称之为现代精神。“现代性是作为一种许诺把人类从愚昧和非理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进步力量而进入历史的”。也就是说，由于人在传统社会中既受到封建制度的奴役，也受到封建迷信的愚弄，人在传统状态下是不自由的。而现代性作为对传统的一种背叛，首先要求思想上的解放，以追求人的自由和理想。这样，摆脱愚昧无知、寻求自我独立和发展就成了主体解放的第一个步骤。黑格尔最早对这种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做出了总结：现代再也不能和不愿从另一个时代的典范中获得它的主导尺度，现代性只能依靠它自己，从它自身中汲取其规范性。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逃避的可能。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开始提升自己为主体，自己创造自己的规则，运用自身的理性制定自己的价值标准，从而不再依赖于传统，放弃了对过去的模仿，这恰恰反映出启蒙运动的核心是把人当做绝对的主体，这种自己决定自己的理性原则即是现代性的根本原则，黑格尔哲学中的核心概念“绝对精神”就是对这种现代性原则的反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德国古典哲学反映了西方现代性的确立和成熟阶段。
按照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一种新的哲学、一个新的时代开始的标志不是某种实存的事物，而是一种新的思想、新的精神状态。因此说现代性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按福科的话说，应该是一种态度。“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独特人民所做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精神气质。”这里福科表达了现代性的三层含义：一是与现实相关联的时代特征；二是区别于传统的标志；三是指为追求某种理想而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这三个方面明确表达了人在确立自己主体地位的同时，立足于当下，追求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现代精神气质，这种现代精神气质的根本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笔者认为，福科的这种表达是按照哲学史的内在发展逻辑对现代性做出的阐释。
第二个维度：现代性是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出现的，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形式。“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这将现代性与一个时间段和一个最初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那些主要特性却还仍然在黑箱之中藏而不露。”吉登斯对现代性的阐释与福科的解释是有共同之处的，他们都认为现代性是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产生的，并且现代性具有永恒的魅力。但是吉登斯更注重的是有形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并且他认为现代性具有明显的时间特征和地域特征。他实际上把现代性看做是西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结果，或者说是依附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特性，社会化、城市化、民主化、理性化、科学化等是其主要内容。在解释现代性的同时，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主要特性是藏而不露的，他没有过多地进行解释，这说明现代性的内涵是复杂的，而从制度模式来解释现代化的成果或许更容易使人理解和接受。吉登斯对现代性的这种解释虽然具有合理性，但我们不难发现，它包含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把一种文化霸权强加给了现代性，现代性是欧洲创造的较高形式的文明，世界各地都应将其作为模仿对象。
现代性的两个维度反映了其内涵的两个层面，都有其合理性。但是笔者认为，现代性是不确定的，是“流动的”，是多元的，因而是一种现代精神。我们不能否认，在落后的条件下，现代化是我们一个多世纪以来追求的目标，我们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等作为借鉴的对象。但是，在积极向西方借鉴的同时，我们不能为西方现代化成功的光环所迷惑，因为当我们在追求西方现代性时，西方后现代主义已经开始批判这种现代性了，难道我们在完成现代化之后，也要重复这种现代性的批判吗?有人说，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是消极的，不具有理论价值，可是，我们能够否认后现代主义批判的科技对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吗?能够否认社会生活中人的生存压力和生存危机吗?所以，笔者认为，现代性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我们建构现代性不能把西方某种既有的东西照搬过来，它应该是也必须是“由独特人民所做的志愿的选择”，而不是对某种文化及其附属物的被迫接受。
二、建构中国现代性所必须把握的三个基本方向
西方现代性在冲破封建神学和宗教束缚过程中，在科学与民主、理性与主体性、个体自由与社会进步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们不能否认资本主义发展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也不能否认工业文明制度下人们富足的生活，更不能否认西方现代性对今天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有益影响。特别是现代性对科学精神的确立和对人的发现，是对人类文明最有价值的两个成果。相比之下，我们的文化传统给发展造成了太大的压力和阻力，几千年的封建农业文明不仅在思想上束缚了人民的积极进取精神，而且在生产力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弊端。所以，我们需要现代性的启蒙，迫切需要拥抱现代性。
对现代性概念的界定，并不能完全、真正、全面地说明现代性，有人说马克思所批判的对象就是现代性，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合理性也是现代性，但是具体什么是现代性却是模糊的。我们认识现代性是要人们了解现代性在西方学术中的大体轮廓，以便于解决中国的事情。学者刘小枫在其《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一书中指出：“并没有与欧美的现代性决然不同的中国现代性，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历史的具体性；因此，把对中国的现代性思考引入对欧美社会理论的审理过程是有益的。”这种做法当然是有益的，并且也是我们经常所主张的“洋为中用”、批判吸收的态度。但是，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以西方现代性为目标和参照系的，而西方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说，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这就有碍于我们建构自己的现代性。因此，建构中国现代性必须坚持三个基本方向：
第一，现代性是具体国家和民族的现代性，不同民族的现代性是不同的，现代性是多元的。自近代以来，由于现代化的落后，最主要是农业文明落后于工业文明。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留下了一个情结：凡是“舶来品”都是好的，既包括物质的“器物”，也包括精神的“心智”。比如说在我们的语言中时不时还冒出“洋火”、“洋车”之类的话；又比如很多人认为在我们的学术文章中，少了西方原着的引文，文章“逊色不少”。这些都说明我们的现代性是落后的，全球化的结果迫使我们接受西方现代性。但是这样能说明现代性是一元的吗?我们需要完全接受西方现代性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中西方文化和社会发展背景的不同，使人们在对现代性的理解上产生这种分歧，这是在所难免的，因为现代性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这种状况。发展本身就是民族主义的，而由发展所造就的现代性也是民族主义的，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20世纪上半叶由于欧洲发展的不平衡所引发的世界大战。如果现代性是一元的，世界各国的发展肯定都是平等的，无所谓利益冲突，更没有什么殖民地了，怎么会有战争。现代性许诺给人们的是进步和理想，但是却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有什么理由让人们对现代性充满信心呢?作为现代化后来者的中国，为什么要追随西方的现代性呢?我们的学者在对西方现代性津津乐道的时候，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文明欣喜若狂的时候，能不能保持一种冷静的态度呢?因此，笔者认为，西方的东西拿来并不是全都能用的，建构中国现代性不能什么都以西方为参照系，而要坚持民族主义原则，立足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这是已经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证明了的基本原则。
第二，我们所建构的中国现代性，是一种开放的现代精神。现代性的建构并不是说必须引进先进的文明，否定自己的传统，而关键在于自我的态度。现代性的内涵表征着一种进步理想、一种开放的态度。这首先表现在知识分子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态度上，西方工业文明的传人使我们暴露了传统有太多的缺点，这不仅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内在对立的问题，更显现了人们对待自身发展的态度。面对以科学和理性、民主和自由见长的西方现代性，许多学者对我们文化中存在的封闭、自大、****等封建遗风进行猛烈的抨击，这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我们也可以发现西方学者对现代性轰炸式的批判，多迈尔感叹西方已是“主体性的黄昏”，海德格尔悲观地认为人被困守于“技术的座架”之中。如果说这样做有为自己文化辩护嫌疑的话，那么，西方现代社会的许多现象更能说明道理，诸如个人主义滥觞所造成的富足生活背后冷漠的人情关系，科学技术的发达使人时刻面临核武器爆炸的危险，克隆技术的出现对人的伦理道德观念提出挑战，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面对这些你还能对现代性抱多大的希望?当海德格尔向上帝发出感叹，向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抛出橄榄枝之时，我们又能做何思考?文化对比的差异，并不代表文化之间的优劣，我们要改造不利于发展的文化，并不是没有原则地全盘接受西方，完全否定传统，而是要批判地继承。因此，我们决不能把现代性看做一成不变的万能钥匙，而应把其看成是时代发展对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提出的一种要求，一种开放进取的现代精神。
反过来说，如果从制度模式或者一种既有的东西来理解现代性，那么，只要是现代化的任何一个产物，我们都可以从它里面发现区别于传统的进步，这样就把现代性放在时间的轴线上来进行衡量了，依此类推，我们也没有必要认识西方现代性理论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是人们进行独立选择的态度，特别是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我们要坚持开放的眼光，既对世界开放也对自己开放，在比较中建构。我们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需要学习别人发展的经验，汲取发展过程中的教训，同时，我们还要立足于自己的文化，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不从制度方面建构现代性就不能避免教条主义，把西方的东西不管优劣与否、适应与否统统照搬，那样会损害我们的建设。因此说，我们建构自己的现代性需要有一种独立判断的态度和精神，而不应照抄照搬。
第三，现代性的建构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实践自上而下进行。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整个社会的发展有赖于经济的发展，这是基本的国情。有人主张思想的启蒙应该和社会的发展同步进行，这样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可是，由于我们现代化起步比较晚，如果我们抽象地谈论理性、主体性、个人的自由和解放、政治民主化等西方现代性的内容，幻想使所有的人都能够自由和平等，那么，将不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以，我们要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断在发展中建构现代性。
社会的进步表现在个人的发展上，这也是现代性建构的主要目的之一。西方现代性首先解放的是个人，然后是整个社会不断进步，但是在中国的环境中个人的发展和进步有赖于国家的发展，这要求政府应发挥其主导作用，积极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以整个国家的进步带动个人的发展。这不是说社会进步和个人全面发展是割裂的，建构现代性要求推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统一进行。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建构了中国现代性
建构中国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明确建构什么样的现代性的同时，我们已经开始了现代性的建构。韩庆祥教授提出，中国应追求的是以“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为价值取向，以解放人与规范人为基本内容。以“能力本位”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过程，既是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也是根据中国实践的发展要求创造性地进行建构的过程。他认为，构建中国的现代性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不断推进人性革命；(2)不断推进制度创新；(3)实现教育模式转换；(4)促进社会转型；(5)开展能力建设。笔者认为，建构中国现代性是社会发展处于转型期的一种变革，它既包含了思想上的启蒙，也包括了对社会良性、健康发展的制度建构。制度的建构要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完成，它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而树立一种正确的态度，形成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建构现代性的基本保证。我们认识的西方现代性是结构主义的，它是现代化的结果。建构中国现代性不能以此为出发点，我们要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中国的现代性，它所面对的只是一个起点问题。因此说，建构一种脚踏实地的现代精神是当前的根本，而这一建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过程中将逐步显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掘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智慧和创新勇气，不断克服在社会主义探索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风格，这也同时对马克思主义能够适应不同国情的顽强生命力做出了有力的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也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这实际上是对建构中国现代性最有力的表现。中国能够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断取得巨大的成就，就在于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实践中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的指导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所表现出来的理论创新风格，恰恰就是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所需要的精神和品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同时，它们对人们的思想启蒙、精神建构以及社会各种制度模式的建立和完善也是非常明显的，对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着重大的历史作用。
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围绕群众路线进行革命和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是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创立自己理论的，其根本的理论支点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工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一对阶级矛盾的斗争展开论述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学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坚定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它有着鲜明的阶级性，是为无产阶级大众服务的理论。因此，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必须走群众路线。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了几千年，封建意识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人民群众生活在贫苦的社会底层，被旧的观念束缚得太死。如何打破这种传统的枷锁呢?毛泽东认为，人民当家做主是破除传统束缚的最好办法，这要比单纯的思想启蒙要彻底得多。自“五四运动”以来，“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传播已久，可是它们只是知识分子启蒙运动的旗帜，却没有在社会底层产生共鸣，所以，中国革命直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和建设的时候，才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也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从现代性的启蒙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思想符合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吸取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教训，这也对现代性起了建构的作用。
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围绕实事求是进行不断探索。在毛泽东之前，有许多“科班出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指导了中国的革命，但是他们都失败了，原因就在于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教条，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当然也不可能挖掘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邓小平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明确提出当前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正是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才能够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不断创新发展。围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逐步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国两制”的构想、“三步走”和“两个大局”的现代化战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等一系列的思想路线和方针，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伟大的贡献。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之中。邓小平理论对推动社会发展，增强人民的建设热情起了极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对建构当代现代性至关重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围绕“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不断锐意进取。邓小平理论是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它为我们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向纵深方向发展，这对我们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站在时代最高点，对我们党提出了要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代表最先进的文化发展方向，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三个要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的科学回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三个结合”即把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结合起来，把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把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结合起来，体现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不断深化和飞跃的过程，实现了党的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规律的有机统一。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能够不断与时俱进、锐意进取，这与我们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创新，推动了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理论创新过程，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脉相承的理论品格，即紧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在这一创新的过程中，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各项制度不断完善，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健全。三次理论创新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是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的过程，因此，也是一个现代性建构的过程。同时，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我们就会失去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推动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