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理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它指出，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但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不是一呼百应甚至是不呼即应的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它应该具备微观层次的分析性基础。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理论还原成个体选择理论，认为革命是个人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埃尔斯特、罗默、布坎南等一大批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都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①埃尔斯特的革命理论是其典型代表。
一、囚徒困境博弈：阶级革命的障碍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是一个团体中大多数成员一致性、积极地参与集体行动的过程。从个体角度去分析，每个个体所面临的状况就是囚徒困境博弈。每个个体都有“参加”和“不参加”革命的两种选择，但革命是否成行不仅取决于自己的选择，还取决于群体中其他人的选择。只有大家都选择参加革命，革命才能最终成行，只有选择参加革命的人数达到一定数量，革命成功的机会才会大大增加。革命运动的形式体现为下述囚徒困境博弈：
这是一场某一给定个体与任一他者之间的一种策略游戏。对这些行动者中的每一个而言，两种策略是有效的：“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或者“弃权”。对应任一组策略选择，都有一个“支付”（或称“得益”，即在某种策略选择下的自己所得结果）。在每组支付中，第一个数字代表“我”的支付，第二个是他人的支付。
埃尔斯特指出，与集体行动相关的收益与损失必须用“期望效用”来测定，其效用计算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源于合作的收益，用“所有人都参与集体行动的条件下个体的收益与没有人参与集体行动条件下的个体收益之间的不同”来定义。二是搭便车情况下的收益（免费乘车效用）。这表现为以下的不同：其他所有人都参加集体行动，但他自己不参加时他个人的收益，与每一个人都像他这样想、这样做时他的收益。三是单独行动的损失——这是“没有人参与集体行动的情况下他的收益与他是唯一的参与者或少数参与者之一情况下的收益”360
但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发现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即：个体相互作用的多次重复；激发人们行动的支付并非完全的物质利益；行动并非完全理性。在所有这些条件下，革命行动就会成为可能。［1］360如果按照假定的新规则进行博弈，合作将是博弈的解。
考虑第一种情况，个体相互作用的多次重复。在重复博弈中，这一刻人们的选择将会影响其他人下一刻的选择，因此，威胁或承诺成为可能。这些可形式化为下面这一互动策略，即：“在博弈中，总是选择与对手同样的策略”，以弃权报复对方的弃权，用合作回应对方的合作。在无限重复博弈中，所有的人都将采纳这一策略，结果可能是集体稳定地反对叛逃者，搭便车收益将不会引诱到个体从而破坏集体行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人们逐渐变得相互关心，因此，在支付结构上出现一种被动的相互依赖性。如果依赖性足够强，这种倾向会将囚徒困境博弈转换为保险博弈，其中，合作将是这个博弈的解。
这一方案存在某些限制：首先，参与集体行动的理性依赖于当前所得比将来所得更愿被接受的程度。如果博弈参与人更在意当前的短期利益，而不考虑长远利益，重复博弈难以持续进行。其次，如果交互作用的次数是有限的，并且游戏参与人事先知道这一点，那么，集体行动的个体理性就会被打破。因为如果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博弈，那么，选择合作不可能是理性的，因为这一步的行为不再影响将来的支付。所有参与人都选择弃权，并且所有人都会知道所有人在最后阶段会弃权，讨论又继续回溯到最初回合的博弈上。由此可知，只有当交互作用的数量不确定，或者它是一个随机变量时，集体行动才成为可能。最后，互动策略并不是一个占优策略，即它并不是对对手所能选择的互动策略的最好回应，而仅仅是它选择了同样的互动策略，也即如果一个人有理由相信对方也会同样行动，他将选择这一策略，可见，它是一个条件策略。为此，严格的信息需求必须被满足，即人们必须有理由认为对方像自己一样是理性的，并且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如果对对方存有疑问，弃权就是理性的选择。
这些因素也能解释为什么有时候革命不会发生，如：主体可能有十分强烈的意志而不会受报复、威胁的妨碍；交互行动总有终点；或者，主体对他人无法掌握完全信息。 考虑第二种情况：外在因素的影响。任何人不可能与其他人完全孤立；一个人的选择是能被他人看到的，而这一事实他自己也知道；并且，他也能看到别人的选择及其所得。这些外在客观因素以多种方式影响了主体的动机及其选择。主体可能因弃权而感到羞耻，这将减少或取消搭便车现象；主体也可能从他人所获中获得某些被动效用。如果通过参与到集体行动能提高他们的效用水平，这也可能部分地或完全地抵消自身的损失。假设这些外在因素完全取消了搭便车收益，合作将会成为博弈的结果。然而，这也不是一个占优策略，因为假定单独行动的损失仍在，那么，第一个作出参与革命选择的人将是不理性的。可见，严格的信息需求仍需被满足。实际上，这是在处理“合作的条件偏好”——每个主体愿意合作，条件是其他人也愿意这样做；如果他怀疑其他人不会这样做，他也不会选择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会失败可能有两种理由。一方面，信息要求可能没被满足；另一方面，主体可能没有受到外在性的充分刺激。如果不是参与人太多且彼此间太疏远，而是参与人相互有充分的时间交互行动，他们能够因相互了解而变成互相关心——那么，无论是信息要求，还是动机要求都将会被满足。当然，这条方案的应用也存在例外，如：我们不能指望资本家受到相互关心的利益的驱动；而且，延长相同个体间相互作用，也有可能将差异变成相互敌意而不是达到团结。
这两种方案的共同点是，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去仅仅是以其他人参与为条件的，合作从来也不是一个占优策略。区别是，二者从不同的假设出发，前者假定人们受物质利益的驱动，后者假定物质利益外的其他因素也可作为个体行动的动机。在埃尔斯特看来，前一种方案具有了两大优点：在方法论上，说人们受物质利益所驱动（利己主义）的假定比将他人的奖励带到自己的行为动机中（利他主义）的观点更易接受；在内容上，它不仅可解释工人阶级的行为，而且能解释资产阶级的行为，资产阶级的行为除了用自私性动机外很难用任何其他假定来解释。埃尔斯特暗示了资产阶级的集体行动依赖于在重复博弈中的自私理性，而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更多依赖于效用函数上的外在性因素。
考虑第三种情况：个体行动是非理性的，或者是根据非理性的信念采取的行动，或者行动本身是非理性的。埃尔斯特认为，在多数情况下，非理性本身是个有待解释的术语，但在有些情况下也是有效的。一方面，它符合现实。在囚徒困境博弈的长期重复中，博弈人会选择合作，甚至在终止点是已知的情况下，尽管从结果看仍是失败。这一点也可解释为个体理性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也与相关的试验结果一致。在试验中，当被问及各种设想情况下的选择行为时，主体都以下面的假设作答——如果我认为自己是一特定群体中的典型代表，我将倾向于断定“如果我行动了，别人也会像我一样行动”。而且这种倾向会逐渐转换为如果人们相信自己是某阶级的典型代表，那么，他也会很轻易地相信通过自己选择合作会魔术般地带动其他人选择合作。也就是说，主体极易混淆原因和预期结果，根据非理性的信念采取行动。
纵观所有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革命理论，实质是在用博弈论的模型分析法对“阶级革命”进行另类阐释。我们发现，通过模型分析所揭示的阶级革命形成的可能途径，恰恰是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法对阶级革命史的经验总结。领导人的信息传达作用、以往革命成功的激励作用、革命信仰的非理性力量，这些都是革命运动中十分关键的因素。现实的革命运动十分复杂，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因而绝不是以上某一种模式就能解释的。正如埃尔斯特所说，“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某一单个的个体层次行动模型在所有集体行动的情况中都是最好的”，并且“相信将来研究中最好的策略是一种混合策略，70%的努力致力于探索宏观联系，另外的30%致力于建构提供微观基础的模型”［1］366。在阶级革命问题的探索上，我们提倡多元化的研究方案，提倡历史分析法和模型分析法的结合、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的统一。
三、评论
阶级与阶级革命理论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重要内容。经典理论认为：阶级是随着所有制建立而自发形成，阶级革命也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自然结果。可见，所有制完成了阶级的划分；基本矛盾既作为革命的动力，也成为支配革命运作过程的潜在因素。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样的解释显得过于简略化。他们坚持，社会现象的宏观解释需要关于个体层次社会进程作用机制的解释所提供的理论支持，支撑社会变化的运行机制主要是个体在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下依据其客观物质利益所作出的理性选择。他们指出，阶级是众多的人类个体组成的利益集团，阶级革命是实现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因而，阶级的形成与阶级革命除了受到宏观社会因素如所有制、基本矛盾的影响外，还是主体参与的过程，具有个体层面的微观运行机制。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将博弈论工具引进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分析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路子，具有方法论创新的意义。经典马克思主义采用历史分析法阐述阶级社会的阶级革命学说，但分析马克思主义却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还须有更微观也是更基础层次的模型分析方法的说明，即在阶级社会人性的基本假定下得出的阶级理论才是站得住脚的理论，它避免了社会理论研究上的特设性。历史分析法和模型分析法的相得益彰才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恰当姿态。同时，博弈论强调有目的、有理性的行为，表明人类不是规律的奴隶，这一点也具有积极意义。而且，这种方法论创新也带来了内容上的创新，如革命实现问题上的个体层次解释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大众政治理论提供了微观基础，极大地丰富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另外，从博弈论视角把握革命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现代社会，新中间阶级的诞生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对马克思设定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形成冲击，关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适用性之争也异常激烈。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博弈论阶级革命论缓和了冲突，在破除劳资对立的同时为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冲突建立了模型。在实践中，把握阶级革命的博弈结构，以行动主义精神为实现群众的集体行动提供借鉴，对工人阶级认识阶级力量和阶级联盟的形成、把握革命形式的发展时机，也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并最终为社会主义和社会平等的实现提供现实动力。
但是，博弈论的应用也是有限的。博弈论通常设定博弈参与人是理性的：行为者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采取某种有意识的评估，在寻找行为路线的过程中运用某些合理化标准，在经历这种行为路线时有相当清楚的目标，在所探讨的几种可选择的策略中能正确评估和决定哪一种能达到目的。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这些设计并不完全共同实施。人们往往并不以符合“理性”的标准来行动，他们的认识能力、优先考虑的重点以及应变能力等，用规范模式的精密要求来衡量，往往是“不理性的”。这样，博弈论形式上的优美就常常有点华而不实，不合实际。另外，对博弈得益的考虑通常只是物质利益，而现实中，个体在参与博弈时往往会受到物质利益外的众多因素的影响，如政治立场、领导者等。从博弈论的应用范围看，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运用博弈论以及其他理性选择模式来分析。例如，博弈论可以分析具体的某次革命运动，而一旦从短期的阶级革命转到它的长期结果，博弈论就无能为力了，因为阶级博弈除了是个体理性选择的过程，还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可见，对阶级革命的分析，一方面要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宏观把握，另一方面，也需要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具体革命运动的微观探究，相互补充才会使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分析更加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