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外戚研究论文

外戚又称“外家”、“戚畹”，乃帝王的母族、妻族一脉。若是外戚安分守己，作为帝王的亲戚，自能享尽荣华富贵。可惜，历数千年中华历史，偏偏是外戚的野心最为膨胀，甚至远远超过乱臣贼子，其干政乃至篡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叫帝王之家头痛不已。

发生外戚干政事件，尤以汉代为甚，确切地说是东汉。大多数史学家认为，东汉外戚干政颇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小皇帝多，一个是尚书台的设置。

幼帝登基，难以亲政，似乎是历史的惯例。当然，也不乏康熙皇帝这样的异类，因为他碰上了没有强烈野心的外戚，加之自身心性早熟，且拥有治世的莫大勇气。但东汉就不一样了。

东汉幼帝多，根子还在秦始皇那。嬴政确立皇位继承制之后，希望子孙统治万世，虽然秦国未能昌盛千年，但嫡系继承帝位的规矩却被汉代完全吸收。因此，一旦遭逢皇帝英年早逝，其子嗣不管多么年幼，都要继承皇位。虽然西汉时期的帝王大多中年以后亡故，但到了东汉却连续遭遇几代皇帝三十余岁驾崩的情况，其幼子继承皇位，后宫的势力便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

后宫女性不能直接干政，自然是通过扶持本家的势力来掌握政权。然而在汉代，外戚不只是有后宫势力可以依靠，他们还有一个突出的优势，便是大多为有功之臣。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四大家族既是功臣又是外戚，封地广大，势力雄厚，真如豪强慢慢地蚕食东汉的江山。

皇帝年幼只是外戚干政的原因之一，另有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光武帝刘秀遗留的历史问题——尚书台的设立。光武帝刘秀在南方建立政权之后，为了稳固皇权，遏制相权，虽然保留了过去的宰相“三公”之职，即司徒（丞相）、太尉、司空（御史大夫），却将三公的实权抽走，徒留地位和俸禄，而设置名为“台阁”的尚书台掌握实权，由自己直接指挥。

最早的尚书是相对外部朝廷的内部朝阁，由皇帝统管，相当于机要秘书的工作单位。汉武帝刘彻在位时期，尚书被私下称为“内朝”，与三公九卿的“外朝”相对应，没有什么实质的执政权。但是，光武帝却将尚书机构的地位抬高至超过“外朝”的地步。虽然尚书台内的官员品阶不高，但比“外朝”中人更有权力。很快，这样的弊端就凸现出来。一旦皇帝早逝，幼帝登基，便无力掌控尚书台。自然，掌管尚书台的“重任”就落到后宫、外戚的手里。

光武帝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做法，就这样令东汉江山一点点落入他人手中。而外戚专权的直接后果，便是宦官权力的膨胀。因为幼帝唯有后宫宦官近侍可以依靠，长大后宦官帮助皇帝夺回皇权有功，受到土地、俸禄上的巨额封赏，势力便迅速扩大，甚至超过外戚。东汉末年的“十常侍之乱”，便是由此引起。

在以后的朝代当中，虽有外戚干政现象，但与东汉相比，实在是望尘莫及。

试论《汉书》的文学个性潘定武（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 245041）摘要：自历史散文的进程观，《汉书》在文学史上与《史记》同样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汉书》具有严谨有度而又曲折多变的结构，其语言典则而不乏灵动，情感虽内敛而仍然丰富，其刻画人物，每于细微处显精神。《汉书》在叙事体例、叙事内容及语言锤炼方面更为精当。与《史记》雄放酣畅的风格不同，《汉书》整体上呈现一种在严格法度之下具有的从容娴雅之美。关键词：历史散文；《汉书》；文学个性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794（2008）02-0004-03作者简介：潘定武（1967-），男，安徽舒城人，讲师，博士，黄山学院文学院。《汉书》作为《史记》之后又一部杰出的史著，在史学上的创新之功和文化上的巨大意义有目共睹。自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进程观之，《汉书》在文学史上同样具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然而，对《汉书》的文学评价在当代总体显得低调，文学研究目前仍基本局限于少数名篇，整体性架构相对缺乏，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汉书》的文学成就尤其是文学个性认识不足。从《春秋》到《史记》，历史散文多不同程度地显示了各自的文学个性，有着各自不可抹煞的文学价值，《史记》尤具有无法重复性。因而，恰如诗歌在唐代取得极盛而宋诗不得不另辟蹊径一样，《汉书》只有以其不同于《史记》的面目出现方才有其独立的文学与审美价值。人们对宋诗的认识在经历了一系列曲折之后，以新的眼光的审视与评判，终于肯定其艺术上虽稍逊于唐诗而仍可与唐诗双峰并峙。同样可以相信，当我们以不同于鉴赏《史记》的眼光来品评《汉书》时，也会看到《史》、《汉》在历史散文上的双峰并峙。对《汉书》独特的文学个性，下面试从六个方面予以概述。一、结构于严整中见通达因草创所致，加之司马迁本人多浪漫情怀，《史记》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7sk308) 收稿日期：2007-03-05-4结构虽宏伟而史体时有疏漏。班固经过精心调理，使《汉书》的形式更加整齐，体制更加严密。当然，这也正是《汉书》被人批评为谨固以至板滞的原因。其实，《汉书》的整体结构是严整有度而又通达圆融。《汉书》以高祖创汉始，以王莽覆汉终，且《高祖纪》和《王莽传》无疑正是班固最为着力的两篇。《高帝纪》写得严正雍穆，最能体现天汉气象；《王莽传》则“为全书中第一巨篇，亦为全书中第一变体”[1]（《汉书评议》，P258），其体例集本纪与列传为一身，结构宏大而脉络清晰，传末结以“天下悉归汉”一语一锤定音，不但为一传总结，而且也使全书首尾圆融。通观全书，结构上整饬有度而又不乏通达变化。就单篇来看，《王莽传》洋洋四万言，而以“以诈立心”贯串始终，分言之，又以“外交英俊”、“内事诸父”、“匿情求名”三方面写其“诈”；—自欺以“欺人—— 欺人————自欺”一脉承之，全文结构收放自如。《汉书》中，如《王莽传》一样结构既谨严明晰而又曲折有致者并不少见。《东方朔传》曾被刘知几批评为“委琐烦碎，不类诸篇”[2]（卷 16《杂说上》），然东方朔实为西汉“滑稽之雄”，班固此文也别具风韵。传中所叙诸事，无不理正而语谐，作者将东方朔左右圣主、吞吐古今的滑稽才能置于武帝政治的大背景中多方刻画，无疑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而绝无委琐烦碎之嫌。通篇结构行文奇正相生，堪称《汉书》人物传记之别调。二、叙事于平实中生姿与司马迁相比，班固更具有严谨笃实的个性，创作上追求一种稳重平实的风格。《汉书》叙事追求的是一种典正无华的风格，无论写人述事，都不以铺张扬厉、跌宕雄肆见长，然而，班固的文学才华仍能充分地表现于创作之中，与《史记》相比，《汉书》叙事虽总体平实而仍不乏多姿多彩。《张禹传》只是闲闲道来，但因精选材料，善用白描对比，无限意蕴寓于平淡之中。尤其是张禹分别接待彭宣、戴崇及为幼子求官二节，前一节寥寥数语就典型地刻画出一个官场两面人的形象，而补缀以“及两人闻知，各自得也”，意味更加深长。后一节写张禹趁成帝前来问病之机为其幼子求官，仅“禹数视其小子”一语，就将其身居高位而心底龌龊的实质揭露无疑。《孙宝传》则善于在复杂矛盾中刻画人物，特别是写侯文一段，于极复杂的人情关系之中，将孙宝、侯文、杜稚季均刻画得有声有色。三、写人于细微处见风神《汉书》重点描写人物在百人以上，其中多数个性较为鲜明，不少已成为典型的人物形象。班固同样注意以代表性的事件、在复杂矛盾中表现人物个性，然与《史记》相比，《汉书》叙事不但风格平实，而且更善于叙写琐碎之事，往往捕捉看似微不足道的细事。《汉书》细腻的笔触往往直达人物的灵魂深处，具有传神入画之功。《孔光传》写有人向孔光探问宫中树木如何，而孔光竟以他语答之。表现孔光守法不泄，可谓即小见大，平中见奇。《霍光传》写霍光为人，仅写其日常行止，见之以细微之事，且只有“止进有常处”、“不失尺寸”数字，然而，霍光的端正不苟已有充分表现；又写霍光谒见宣帝，仅以“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一语，就尽现宣帝对霍光的畏忌之深，也为霍氏家族的诛夷作了暗伏。《王莽传》写王莽成名前的曲己邀誉，也是通过其妻布衣迎客这件小事来展现的。尤为精彩的是《外戚传》叙写史皇孙王夫人外家母女相失复相得之经过，将琐琐小事叙述得历历如画，而小人物命运之凄惨与作者无言的感慨也就蕴含其中。四、语言之亦雅亦俗对《汉书》语言工雅精练的特点，古人颇多称道，如刘知几赞其“言皆精炼，事甚该密” [2]（卷 1《六家》）；刘熙载则许其“尔雅深厚” [3]（《文概》，P15）。现当代以来，多数学者则评价较低，甚至完全否定其语言成就。或认为 “《汉书》喜用古字，崇尚藻饰，倾于排偶，文辞艰深” [4]（P162），或称“在语言上，《汉书》也不如《史记》自然流利，骈化和雕琢的辞句很多，风格陷于平板沉滞” [5]（P162）。诚然，《汉书》语言不及《史记》口语化，但绝非一味雕琢与追求雅化。受时代风气和作者个性影响的《汉书》，风格严谨醇厚，写人叙事往往以白描见长，语言尔雅而不艰深，句式多整散结合，且大量引用俗语民谚等口语材料，以增加其语言的生动风趣性，整体上可谓雅俗兼得，而很少有板滞之嫌。五、情感之内敛而丰富班固在作史时也是伴随着复杂的情感以至矛盾的心态的，由于政治的高压和班固自身个性的醇谨，形成了《汉书》特殊的情感表达方式，除了个别篇章，如《王莽传》情感表露直接鲜明外，总体而言，显得相对平和内敛，与《史记》的激烈外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论者因此批评班固在著史时不甚动情，甚至贬《汉书》为历史的帐单，这无疑是极为片面的观点。在《汉书》之中，班固内敛而丰富的情感可谓充溢各篇，几乎表现于每个重要的历史人物身上。对于苏武，班固怀有极大的崇扬心情，但《苏武传》中，除末尾论赞引孔子“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之语以直接赞颂外，其余均是通过对苏武自身言行的刻写和与卫律、张胜、李陵等的对比中表现人物并将丰富的情感寓于其中的。通读《苏武传》，使我们不但感受到苏武人格的伟大，而且也感受到作者对爱国主义精神的颂扬以及班固自身的爱国思想。而与苏武形成对照的李陵，班固对其抱则有相当复杂的感情，《李陵传》中，作者既通过客观的叙述，将李陵与匈奴之战的险恶环境以及李陵抗敌的壮烈生动展现出来，又对其兵败而未能杀身成仁表示了极大的遗憾，然而，无论是作者对李陵的同情，还是对他的批判，在传记中都没有直接的流露，只是《汉书》这种内敛的情感表达方式丝毫也不影响我们对其丰富含义的理解。六、娴雅蕴藉的美学风格与雄肆豪放的《史记》相比，《汉书》的美学风格则是娴雅蕴藉，同时在典重之中又不乏灵动之美。《汉书》典重含蓄的特点是与时代风气以及班固严谨的作史态度密切相关的，东汉前期士风儒雅厚重，影响到文风也以醇厚相尚。作为严肃的史家，班固更是本着切于世用的原则，努力客观地展示西汉一代兴衰成败的历史画卷，以垂鉴当世。《汉书》对《史记》文字的改造尽管受到种种批评，但从史学角度观之，不能不说要较《史记》更加严谨。其语言较《史记》为雅洁，其情感较《史记》为含蓄，特有一种文质彬彬之美。如果说《史记》以夺人的气势胜，《汉书》则以沉稳的风度胜。 -5《汉书》在典则之中不时散发出灵动的韵味，自臻其特殊的妙境。林纾曾评论 “《汉书》叙事，较《史记》稍见繁细，然其风趣之妙，悉本天然”，又称 “《汉书》中之情韵，虽偶然涉笔，亦断非他史所及” [6]（《应知八则》），并非虚誉。无可否认，《史记》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而令后世历史散文难以追模，更无法超越，就总体文学成就而言，《汉书》实逊于《史记》。然而，《汉书》独到的文学价值不在对《史记》的模仿与步趋，而在体现时代（下转第 14页）（上接第 5页）与个性特色的创新。文学发展与时代风气实不可分，时运交移，文学风貌也会随之而变。对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断，人们往往只对其作宏观方面的理解，其实，从相对微观的角度来看，也应当如此。如以汉代文学为例，西汉后期文学不同于西汉前期，东汉晚期文学也不同于东汉早期。评判不同时期的文学，应当有历史、辨证的眼光，而不便揆之以简单划一的标准。就总体风貌观，《史记》如浪漫热情之少年，《汉书》如成熟有味之中年；《史记》如挥毫泼墨之写意，《汉书》如精雕细刻之工笔。《史记》如龙门黄河，恣肆腾跃，束缚不住；《汉书》如石雕卧虎，内敛沉静，活力深藏。二书可谓各逞其能，各具特色，各臻其妙，相对于《史记》的纵横疏宕与浪漫奔放，《汉书》最突出的文学个性则是典雅雍容、平整精密，同时又不乏多样的风格。内敛而不滞重，沉静而有活力，谨严之法度凸现，感情之波澜深藏，《汉书》可以当之。而《汉书》文学成就的取得是在东汉经术与谶纬笼罩的氛围之中，在严格的法度制约之下，较之《史记》，更加难能可贵。历来虽注意到《史》、《汉》创作背景及马、班个人等因素的不同，却又往往无视《汉书》历史散文的独立性，这无疑是研究《汉书》文学的最大误区。撇开这一误区的干扰，我们就会看到《汉书》之中自有一片独具特色的文学新天地。 [参考文献 ] [1]李景星 .四史评议 [M].长沙：岳麓书社， 1986. [2]刘知几 .浦起龙通释 .史通通释 [M].上海：上海书店， 1988. [3]刘熙载 .艺概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4]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级集体 .中国文学史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5]吉林大学中文系 .中国文学史稿 [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61. [6]林纾.春觉斋论文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审稿：江文贵；责编：曹小云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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