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互文性研究论文

关于互文性在文学中的意义网络及价值 论文摘要：在文学文本中，相似的事件、场景、人物、意象、经验和感觉重复出现，构成了文本创作和阅读体验的基础。任何事实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巨大的事件网络和链条中；任何意义也都不能孤立存在，必须依赖共生的语境和意义。只能用意义解释意义，而文本也只有通过参照文本才能获得意义。在互文中，既不存在意义的中心，也不存在一个超然的观察点。互文性理论可以避免从单一视角或纬度去孤立地对待文本，任何试图分析或解释文本的人，都必须参与文本的互动。 论文关键词：互文性；文学批评；意义网络；价值 一、互文性的背景 互文性，又称文本间性，是指其他文本或知识对当前文本意义的塑造。在文学理论中，互文性意指通过归因发现某一文本(或意义)是从其他文本(或意义)中析取或据以建构的。它着眼于特定文本(或意义)与其他文本(或意义)的联系。互文性是广泛存在的，并非单指文本之间的关系而言，历史的、社会的条件同样是改变与影响文学实践的重要因素，读者先前的阅读经历、知识储备和在文化环境中所处的地位也可以形成至关紧要的互文性。 互文性作为术语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法国学者朱丽娅·克里斯蒂瓦提出的。朱丽娅·克里斯蒂瓦在她的论文《巴赫金：词语、对话、小说》中试图打破关于文本由作者所规定的传统观念，认为文本是它对其他文本、对语言结构本身联系的产品。 “任何文本都是作为引文的马赛克被建构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熔铸与变形”，任何文本都受读者已经阅读的其他文本及读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影响。这一范畴获得了后结构主义者的首肯。巴特探讨了在文学背景中的互文性，得出了任何文本都是过去的引文的新织物的看法。德里达则将互文性确认为文学研究的唯一方式，将文本理解为自我参照的系统。它因此可以理解为一种不求助于传统作者观念的解释文学与非文学的材料的作用的方式。 二、互文性在文学中的意义网络 克里斯蒂瓦提出互文性这个概念的初衷，是在研究语言符号如何在文本结构中派生意义时，注意到了意义的多重性和不可确定性。意义不是由作者直接传达给读者的，而是通过其他文本的转接或过滤形成一系列规则，分别由作者和读者共享。在文学文本中，相似的事件、场景、人物、意象、经验和感觉重复出现，构成了文本创作和阅读体验的基础。 任何事实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巨大的事件网络和链条中；任何意义都不能孤立存在，必须依赖共生的语境和意义。只能用意义解释意义，而文本也只有通过参照文本才能获得意义。克里斯蒂瓦认为：“‘文学词语’是文本界面的交汇，它是一个面，而非一个点(拥有固定的意义)。它是几种话语之间的对话：作者的话语、读者的话语、作品中人物的话语以及当代和以前的文化文本——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互文性的概念代替了主体间性，诗学语言至少可以进行双声阅读。”由于意义的解读存在不同的参照系统，所以意义的多元性也就难以避免。在文学批评框架下讨论互文性，实际上存在三个视角：第一人称视角，即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其他文本的转借和改写；第二人称视角，即读者在解读当前文本时对其他文本的指涉或验证；第三人称视角，即文学批评者对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视角意义的假设与评价。 在后结构主义看来，互文性不仅仅表达了文本之间的关系，而是文本交互后产生的实际生成品，是一种意义的循环和再生。一个主题在过去的文本中反复出现，最终归于沉寂，而该主题在新文本中得到重新发掘，相关意义和经验被唤醒及重塑，并添加了文本创造者新的意义指向和体验，再由读者赋予新的解释和阐发，该主题和意义得到增殖。所以，互文性不仅是其他文本在当前文本中的复制、嵌入、拼接及编织，而是表达了主题及意义通过文本活动的再生和变化。超文本则是通过文本或文本元素的链接，使任何一个文本成为庞大的文本网络中的一个连接点，文本通过链接延展，不仅成为文本网络中横向组合中的一个链条，而且成为纵向聚合中的组成元素。 与互文性相比，超文本体现了文本相互联结、嵌入和拼接的物理关系，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可以独立存在，甚至与作者或读者无关。超文本是强加给文本的外部属性，是现代网络技术通过标记语言对传统文本的“赋码”，超文本的解释者仍然是技术，如各种浏览器。但是，超文本把互文性的部分属性和特征具象化了。互文性具有可描述、可分析及可推解的基本特征，属于一种认识论程序，其基本属性是心理的和抽象的。 互文性的实现需要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共同完成，即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一切莫不归结于对话”，“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超文性与超文本属于两个概念，它指一个文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转换从另一个文本中派生出来，“超文性所关注的是文本间故意地、自觉地被赋予的关系”。实际上超文性关注的是文本与前文的关系，是互文关系的一种。互文性从类型上看，可以分为共时互文和历时互文。在共时互文中，文本处在复杂庞大的共生关系中，各种文本相互指涉，相互依赖，相互参照，其实现程序是作者通过文本编码植入自己的意向，文本本身以及读者在解读文本时自身的知识和经验体系与文本产生互动；文本在共时互文中通过再现与交互得到延伸和丰富。在历时互文中，当前文本对前时文本单向指涉和参照，前时文本通过当前文本得到再生和增殖。各种历史事实和文本通过发掘和整理获得重新解读和观照，时空的交错在当前文本中达到暂时的统一或分解。 互文性实际上是文本的跨文性。热奈特区分了五种跨文性，除了互文性，还有类文性(所谓类文本是由附文，如标题、前言、注释等，和外文，如书评等构成的)、元文性(即一篇文本与评价该文本构成的指涉关系)、超文性以及统文性。这种分类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互文性，是对互文研究的深化。在海明威的作品中，重复出现的主题和人物特征、创伤和挣扎、优雅与失败，罗伯特·彭斯诗中的树林、白雪以及林中的路径等自然意象都为互文性理论提供了验证。 互文性在文学批评中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和应用。黄念然认为，作为一种新型文学理论，互文性理论强调读者与批评的作用，否认文本的终极意义的.存在，强调文本意义的不可知性或流动性，从而更重视批评的过程而不是结果；重视文本间的相互指涉，更看重文本意义的共时性展开；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封闭的研究模式，把文学纳入到与非文学话语、代码或文化符号相关联的整合研究中，大大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形成一种开放性的研究视野。但是，也有研究者过分相信互文性的能量，对互文性理论进行过度的阐释。如有研究者认为：“一个文学文本以编码的语言游戏方式出现，将文本看做是没有主体的流动的象征符号游戏，这种能指游戏消解超验意义，文本的意义消解于无限的能指游戏中，文本从意义的暴政下得到解放，进而释放了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囚笼里的意义多元性。”这恐怕多少有点曲解了互文性的意义。在互文中，文本不是没有主体，只是非唯主体；能指虽然无限，互文的指向却有限，其共生的语境、同现的搭配、意义的交集都在某种程度上框定了互文的指向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互文性限制或框定了语言符号能指的无限性，它只是消解了意义的单一性和强制性，却不能消解意义本身。庞大的互文网络与积极的意义互动促使意义约定形成，不仅限制了文本编码无限的自由语用意志，也限制了文本解读的嚣张趋势。在互文中，无论是作者、文本还是读者都享有有限的自由，否则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前提。但是，在这里，意义的边界是模糊的、动态的，因为意义产生于交互，而交互具有不确定性。

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着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着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着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着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毛泽东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毛泽东《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